農村稅費改革探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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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省為統計單位的村均債務超過100萬，一定會引起整個社會的驚訝與不解。一個村，一千多村民，一年負擔的稅費總額還不到10萬元，如何可能有百萬元以上的債務？如何承擔得起百萬元以上的債務？何況還是以省為單位的村均。整個社會也一定因此關心，這么多的村級債務是如何產生的？為什么會產生？村民、村干部及鄉鎮干部在干什么？我不太清楚全國村均債務的具體數字，也沒有人搞得清楚。但我知道，以省為單位的村均負債接近甚至超過百萬元的不是少數。這些負債自1990年代中期開始積累，用了10年的時間，到目前基本控制住了進一步增加的勢頭。

自1990年代以來，自上而下的各種文件，要求地方完成各種達標升級任務。最下面一級的鄉鎮被要求到：“采取什么措施我不管，政策不能違背，但任務必須完成，否則追究領導責任(鄉村干部們稱之為“九十年代在全國鄉鎮流行的最‘經典’的縣市領導語錄)?！弊罱K自上而下的各級任務都被完成了，但后遺癥卻留了下來，其中之一就是，鄉村為完成自上而下的任務，而不得不想辦法加重農民負擔，變賣集體資產及向各方面高息借貸，以得到完成任務所需要的資金。

鄉鎮的上面各級不清楚也不太關心村級負債，而鄉鎮一級則很清楚村級負債的原因，因為其中很多村級負債，簡直就是由鄉鎮一級設計出來的。鄉鎮究竟如何使村級負債的呢？為了完成自上而下的各種任務，鄉鎮不能不加重農民負擔。加重農民負擔終會引起農民的反彈，即便是農民不去上訪告狀，中央電視臺的焦點訪談和新聞聯播節目，村民也都可以看到。在這種情況下，村干部即使要向農民收取正當的稅費，都會受到質疑，何況鄉鎮的確希望在正當的稅費以外，加收更多的錢以完成自上而下的各種達標任務，村干部便要為此付出格外多的代價。于是，村民對村干部的不滿，借茬不繳稅費，或指桑罵槐，或躲著不繳，甚至將村干部的草垛燒掉、耕牛毒死等等。村干部工資很少，而且還是由村民選舉產生，他們卻要花費如此大的精力和風險幫助鄉鎮收費，村干部的積極性于是成了大問題。

鄉鎮知道村干部的心思。面對必須完成的任務，為了調動村干部的積極性，鄉鎮不得不默許村干部借鄉鎮下達的收費任務，向農民搭車收費。有些鄉鎮甚至將村干部應該搭車收費的百分比都計算好了，一并下達到村，村干部收費后，將搭車的部分留下來作為獎勵。

而一旦村干部可以從協助鄉鎮收費中獲取個人利益的好處，他們的積極性就會被調動起來，村民的不滿也會增加。村莊社會被是一個半熟人的社會，村民不可能不知道村干部收費可以獲得的個人好處。村民因此更加抵制村干部的收費，加之農民負擔越重，村干部收費越難，而收費越高，村民越不滿。各個方面相互疊加，事情就終會有個了斷。這個了斷就是：越來越多的村民拒絕交費，村干部越來越不能完成鄉鎮下達的稅費收繳任務，鄉鎮越來越以完成稅費任務作為評價村干部工作好壞的惟一標準。因此，那些可以從農民那里收上來稅費的狠人、惡人陸續當上村干部，而對于可以收上稅費的狠人、惡人村干部，鄉鎮本能是予以保護。

這樣的狀況一直持續著。到了1990年中后期，地方到了鄉村兩級，再增加農民負擔的空間已經沒有了。這時，可以想出的辦法有二：一是將村集體財產拍賣變現；二是以村集體的名義貸款、借錢，只要能借，多高的利息都行。而無論以上哪一種，只要村干部還有辦法可想，鄉鎮就會要求村干部首先滿足稅費任務的上繳。而鄉鎮要讓村干部將想辦法弄來的錢上繳，就會進一步默許甚至誘使村干部借想辦法的過程撈取個人好處。將集體資產變現的過程，也是一個容易撈到好處的過程。筆者在2000年的農村調查中發現，村集體借貸的高息一度達到月息五分，即年初借1萬元給村集體，年終還本息1.6萬元。常見的利息大多為月息2分，年息24%。

一旦村干部不能及時收齊鄉鎮下達的稅費任務，而不得不總是通過變賣集體資產或借高息來上繳稅費時，村級財務就會越發混亂。而終有一日，村集體所有資產已經賣完，村干部無論如何再也付不出高息借貸的利息時，村集體的信用便會破產。鄉鎮下達的稅費任務便無法完成了。

正是這個時候，農村形勢的拐點出現了。上面各部門發現，無論多么巨大的壓力，農村都無法完成達標升級的任務(最讓鄉村干部苦惱的任務是所謂教育的“普九達標”)。鄉鎮以前一直以為可以指揮得動村干部，現在發現已指揮不靈。村干部以前以為好處多多，現在發現基本工資都無保障，最糟糕的是，巨額村級債務突然出現，村民因此憤怒，鄉村因此尷尬，村莊因此瀕于破產，而農村的稅費改革因此終究要歷史性地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