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體育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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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體育論文范文第1篇
一、少兒英語教育
“孩子是成人之父”(Thechildisfatheroftheman)是英國湖畔派詩人華茲華斯的詩歌《我心雀躍》(MyHeartLeapsUp)中的詩句，意思是“成人應以孩童為師，讓天性永存”。筆者在這里意在強調兒童正處在學習外語的最佳時期和關鍵期，很多語言習得現象只有在兒童語言習得過程中才有所體現，兒童的語言習得對全面了解語言習得的過程、解決語言習得中的諸多問題有很多的啟示。換言之，若不關注和研究兒童外語學習的過程而高談闊論語言習得問題，則空口無憑、缺乏證據。為此，下文將主要探討當下基礎英語教育尤其是少兒英語教學中的幾個突出問題:外語學習的最佳起始年齡，小學階段開設英語課程的利弊，基礎英語教育中的教材編寫、教學和測評等。關于外語學習的最佳起始年齡，學術界眾說紛紜，尚無定論。談及該問題時不可回避的一個理論就是著名的關鍵期假說(CriticalPeriodHypothesis)，關鍵期假說認為從嬰兒出生到青春期(2—13歲)，左右腦半球都參與語言學習，對語言極其敏感，只要有足夠的語言輸入，人們就能毫不費力地學會一門語言，但是錯過了這段時間，伴隨著大腦的側化(lateralization)，人們很難掌握一門語言［6］12－13。盡管關鍵期假說存在不少爭議，但是有一點人們基本上是達成共識的，即從長遠來看，在具備一定條件的前提下，二語學習者的年齡還是越小越好。此外，語音習得方面，Kuhl指出嬰兒剛出生時就具備識別人類不同語言的語音的能力，但是這種能力從出生六個月后開始減退，到一周歲時這種能力基本喪失，兒童只具備識別自己母語語音的能力［7］。鑒于此，目前一般認為，少兒外語學習的最佳起始年齡一般在6—10歲，這時母語已經基本定型，而且語言學習的敏感性還很強。基于上述共識，教育部在2001年頒布了《關于積極推進小學開設英語課程的指導意見》，要求全國各地小學逐步開設英語課程，小學開設英語課程的起始年級一般為三年級。這種做法充分利用了少兒學習外語的生理優勢，有助于少兒高效地、輕易地學到地道的英語。然而，我國幅員遼闊，地區差異和城鄉差異顯著，全國范圍內開設英語課程存在著一定困難，如師資缺乏、教師自身語言素養不高、教學資源匱乏、語言環境缺乏等。事實上，兒童英語教學在許多方面的要求比成人更高，因為少兒是一張白紙，全憑教師涂抹。在條件不具備的前提下，開設英語課是徒勞無益的，對少兒來說甚至會貽誤終生。由于主觀和客觀的原因，當下基礎英語教育的教材編寫、教學及測評中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首先是“教材”或“教科書”的問題。當下流行的大多數主流小學英語教材內容過于簡化，只有一些相互之間無必然聯系的孤零零的句子、短對話，這其實是大多數教材編纂者按照成人對少兒語言能力的理解而主觀臆斷的做法，一方面低估了少兒的超強語言能力，另一方面也不符合語言習得的常識性規律。語言的習得不是信息越少、越孤立越易習得，而是恰恰相反，信息越多越容易建立起相互之間的聯系進而越易習得(當然這里有一個度的問題)。此外，英語國家一些語言學家的做法亦印證了這一點，如英國語言先驅JacquesRoston先生創辦了靈格風英語(Linguaphone)，靈格風英語的教育理念就是不論年齡大小，所有的學習者一視同仁，學習的內容都是日常生活中真實的(authentic)語言素材，不對其簡化加工。錄格風英語效果卓著，享譽世界。此外，“教科書”(textbook)這個詞本身就告訴人們其中的素材應該是以“語篇”或“篇”(text)為主，因為無論是漢語的“篇”還是英語的“text”，它們都要求所選的素材是前后聯系緊密、上下文一氣呵成的具有“語篇性”(texture)的篇章。下面參照《義務教育英語課程標準》(2011版)提出的語言知識、語言技能、情感態度、學習策略、文化意識等五項課程目標，探討基礎英語教育教學中的一些問題。長期以來，人們強調最多的是其中的語言知識和語言技能兩項，這兩項的問題最為突出，由于篇幅問題，這里僅就語言知識方面的問題展開討論，其他方面的問題日后詳述。就語言知識而言，少兒英語教學首先遇到的便是語音問題，少兒英語學習者要想起好步，首先便是要接受正確的、嚴格的語音訓練，這對少兒日后的語言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語音訓練必須是正確的，否則只能是一遍遍地重復錯誤，從而貽誤終生。此外，如果教學不當，學生會以錯誤的理解代替本有的直觀感受，會漸漸失去模仿的本能，于是聽錄音就不起作用了。再者，母語雖有一定的參照意義，但負面影響更為嚴重，對此應高度警惕①。少兒語音教學方面的另一個問題是音標是否要教的問題。少兒在接觸了一段英語之后音標是應該教的，不僅僅要知道每個音標，更重要的是能正確地發音。社會上一部分功利主義者出于商業化的目的倡導英語國家少兒語言學習中的自然拼讀法(即所謂的見詞能讀，過目不忘)，而不學習國際音標，這其實是一種誤導。自然拼讀法的前提是要有大量的語言環境，但對于外語學習者而言這個前提是不具備的。此外，英語學習者到了一定階段自然就能夠見詞能讀，詞的讀音是沒有必要刻意去教的，事實上，即使掌握了自然拼讀法，若沒有一定的語言基礎，仍然是不奏效的。少兒英語語法教學中的問題是語法是否要教和怎么教的問題。語法規則是對大量語言現象的規定，語法問題其實是一個邏輯問題，比如其中的時態問題其實就是時間概念的問題。對少兒來說，如果不影響理解，便沒有必要講解其中的語法現象。即便到了一定年齡段出于應試等目的需要專門學習語法，這時也要講究方法，即在透徹分析語法現象的基礎上把握其內在聯系、培養語法意識，而非一味地死記硬背語法規則而不會運用。少兒英語詞匯教學首先要注意的是詞匯的三要素的順序應該是音、義、形而非音、形、義，這更加符合少兒的認知習慣。在講授時，不宜過早提出拼寫的要求，不宜過于追求拼寫的準確性。單詞教學可以采取如下的步驟:先聽單詞、讀單詞，然后根據圖片或實物說認讀單詞、把單詞與圖片或實物對應起來，最后才進入拼寫的教學。此外，少兒英語詞匯教學還應注意提供豐富的語境，加強學習者對詞匯的感知、理解和記憶。
二、附帶習得與刻意學習
“附帶習得”(incidentalacquisition)這個術語最早見于20世紀初實驗心理學的文獻中。在語言習得領域，直到1985年，Nagy、Herman和Anderson等人才在兒童母語習得中提及這個概念［8］。從詞源的角度來看，“附帶”(incidental)中的cid源于拉丁詞根cadere，意為“降落”之意，“附帶”(incidental)有“做其他事情時帶來的非主要的收獲”之意。“附帶習得”意即學習者在完成學習任務的同時，無意中獲取了某些其他的知識，這是一種隱性的(implic-it)學習行為。與附帶習得相對的便是“刻意學習”(intentionallearning)，即學習者在完成某項學習任務時，事先已被告知有明確的學習目標，這是一種顯性的(explicit)學習活動［9］349－381。從本質上講，英語學習的過程是一個語感培養的過程，要以附帶學習為主，同時輔之以適當的刻意學習。適當的刻意學習是必要的，然而當下各個層次和階段的外語教育由于受傳統文化及應試教育的影響，刻意學習方式盛行。如在語音學習中，學習者沿用“音素———語流音變———重音———節奏———語調”的模式，過于分離地、刻意地進行語音訓練，一些語音的韻律特征(如重音、節奏、語調等)學生很難有效掌握。事實上這些方面的習得需要在刻意訓練的基礎上輔之以大量的聽音練習等附帶學習形式，以使學生形成良好的語感。在語法學習中，很多學習者可以自如地應對考試中的語法單項選擇等試題，但實際的語言運用(如英語寫作、漢英翻譯)卻難以盡如人意，連基本的“主謂賓意識”都不具備，不能寫出一個完整的句子，更不用說進行有效的(effective)、地道的(idiomatic)英語表達了。詞匯學習也存在不少誤區。一方面，掌握一個詞并不僅僅是知道其相對應的漢語意思。詞的意義是語境賦予的，離開了語境而孤立地記憶詞義并不奏效，即使大致知道某個詞的漢語意思，使用的時候還是很難激活;另一方面，詞語方面的知識是多維度的(multi－dimensional)，如語義特征、發音、拼寫、詞性、搭配、語義韻(semanticprosody)、類鏈接(colligation)、語用意義、詞頻的直覺(intuitionsoffrequency)等，上述知識中的語義韻、語用意義、詞頻的直覺等很難通過刻意學習的方式來掌握，必須大量接觸語言，進而去感知詞語的這些豐富內涵。
三、教無定法與“后方法”
近幾十年來，盡管應用語言學界關于教學法的研究不斷地推陳出新，如“語法—翻譯法”、直接法、聽說法、全身反應法、詞匯法、自然法、沉默法、暗示法、交際法、認知法、內容依托法、全腦法、全語言法(whole－language)、后方法(post－method)等，然而在以英語作為外語的中國，各級各類外語教學機構過分強調通過閱讀、學習語法、文學欣賞、改寫(paraphrase)、翻譯等方法學習外語，“語法—翻譯法”等傳統的教學方法仍然大行其道，“講單詞、講語法、講課文”的模式仍然是外語教學的主流模式，外語教學“費時低效”的問題依然突出。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人們想當然地以為語言教學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采用什么樣的教法。從上世紀70年代起，人們逐漸意識到外語教學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很難使用某一種或幾種方法解決問題，同時，受西方后現代思潮(post－modernism)的影響，外語教學逐漸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也就是“后方法時代”，“后方法”與我國傳統上提的“教學有法、教無定法、貴在得法”如出一轍［10］。“后方法”的主倡者Kumaravadivelu(2003)在前人相關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后方法的三大參數和十條宏觀策略。其中，三大參數指的是“特定性”(particularity)、“實踐性”(practicality)、“可能性”(possibility)，十條宏觀策略包括創造最大學習機會、使師生理念錯位做到最小、注重語言輸入的語境、綜合多種語言技能、激發學生進行直覺探索(例如借助語料庫)、促進教學中的協商互動、促進學習者自主、保持與社會的關聯、提高文化意識、培養語感等十個方面［11］41。庫氏的三大參數與十條宏觀策略為外語教學提供了一個整體框架，具體的外語教學實踐可以在這個框架的指導下有效地開展。當下外語教學中與上述框架中提到的一些參數和策略相違背的一些做法，勢必影響教學效果，如精讀課中的“改寫”(paraphrase)就與宏觀策略中的第一條(創造最大學習機會)相違背。不可否認，“改寫”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原文，但是，提倡去背誦“改寫”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為它僅僅是我們通向“更好的理解”這個“目的地”(destination)過程中“一座臨時的橋梁”(aprovision-albridge)，一旦到達了彼岸，就應該將其拋在腦后，即對待“改寫”應該持一種“過河拆橋”的理念。“新批評”理論認為任何試圖借助“改寫”來鑒賞詩歌的嘗試都會不可避免地曲解或改變原文［12］86。又如過分強調“聽說讀寫譯”分離的做法與第四條(綜合多種語言技能)相違背。科學抽象(analyticalabstrac-tion)是必要的，但是語言是一個活生生的整體，因此我們需采取“整一論”(holistic)②或“全語言”觀點來把握諸多技能之間的聯系，從而恢復英語的實際面目，促進英語實際運用能力的培養。
四、外語教育中思辨能力的培養
培養思辨能力(criticalthinkingability)是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的核心目標之一。“特爾斐”項目組提出的雙維結構模型認為思辨能力包括認知能力與情感特質兩個維度。認知維度又可分解為分析、推理與評價三項核心技能，情感維度包括好奇、自信、開朗、靈活、公正、誠實、謹慎、善解人意等［13］。大量的研究表明，外語專業學生的思辨能力不強，相對于其他專業學生尤其顯得不足，外語專業要想進一步發展，就必須在學生思辨能力培養方面實現突破，主要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首先，外語教育從業者要認真研讀各級英語課程標準或教學大綱在教學目標方面的要求，在教學實踐中不僅注重語音、語法、詞匯、語篇等語言知識層面和聽、說、讀、寫、譯等語言技能層面的目標，更要重視智力、能力、情感、態度、價值觀等方面的目標。情感、態度、價值觀等是和知識教育、自我反思、自覺修煉等成人化行為聯系在一起的，要重視這些方面的目標，以重塑外語教育的靈魂，培養有健全人格、全面發展的人，否則，大學的外語教育與培訓班就無兩樣了。其次，大力推行“通識教育/博雅教育”(liberalarts)，“liberalarts”源于古希臘，是非常古老的教育傳統，與儒家的“君子之道”不謀而合。教育要突出全面訓練，培養博學多才的人，人文、社會、自然三方面的知識缺一不可。哈佛大學的“通識教育”有18門必修的核心課程，范圍廣泛，涉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各個方面。當下外語專業學生思辨能力不強，直接的原因就是外語教育中忽視了學生人文素養的培養及自然科學思維的訓練。再次，改革現行的教學測評方法和手段，促進學生思辨能力的培養。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借鑒西方外語教育中的“一條龍”體系，制定統一的語言能力標準，各類升學考試依據該標準確定的等級提出相應的要求，要減輕學生在語言學習中的應試壓力，突出其思辨能力的培養;二是重視形成性評估(formativeassessment)，逐步形成“以形成性評估為主，終結性評估(summativeassessment)為輔”的測試體系，重視“為了學習”和“作為學習”的測評，通過“形成性評估”來促進學生思辨能力的培養。
五、結語
國外體育論文范文第2篇
作者：耿傳輝 單位：吉林大學學院 吉林省金融文化研究中心
美國金融危機與金融倫理缺失
在這場危機中首當其沖的投資銀行更是面臨著整個業務全面萎縮乃至消失的危局。受到金融業的影響，美國和歐洲的股市紛紛發生大幅度的下跌，各股指連續跌破歷史紀錄。金融機構與股市的糟糕表現對實體經濟也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從事汽車、建筑、房地產等行業的企業紛紛出現大規模的虧損與破產，其他各行業也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影響。如今，美國的次貸危機、歐洲的債務危機已經從單純的債券市場危機演變為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很多國家因此受到波及和影響，經濟陷入衰退。各國開始聯合行動，試圖找到解決危機的辦法，但是到今日，這些行動和方法還是乏善可陳，沒有對危機的緩解起到決定性作用，金融機構的風險依然巨大，投資者的信心依然在冰點之下。是什么使得花樣繁多的歐美金融衍生品被不加限制地濫用？是什么讓無數金融界的精英敢于冒著巨大的風險去持續追求超乎想象的高額利潤？是什么使得本應該堅不可摧的法律與規則在這場危機面前變得脆弱不堪？答案也許有很多，但其中長久以來有一個被人們忽視的問題就是金融倫理的缺失。從金融倫理的視角分析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可以說在金融服務行業、金融創新與金融衍生品、政府機構監督與干預方面均不同程度地存在金融倫理缺失問題。（一）金融服務行業的金融倫理問題作為金融市場的主要參與者和金融市場委托——關系中的人，金融服務行業的金融倫理問題將直接影響到投資者的利益和整個金融市場的穩定性。由于金融服務是以一種合同關系提供給客戶的，大多數的倫理難題都與公司對客人的義務有關。在這種客戶與服務提供者的關系中，有些做法與實踐顯然是不道德的，甚至是非法的，有些則具有相當的爭議性，并且每種做法與時間都有一個灰色區域。在這個灰色區域內，可接受行為與不可接受行為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而正是這些模糊的灰色區域，成為金融市場中最危險的地帶，并成為誘發金融危機的原因。在金融市場上，金融服務行業可能出現的違反金融倫理的行為有很多，具體來說，有以下幾種：虛假與誤導性聲明；欺詐；隱瞞相關重要信息；炒單；不進行合適性推薦與風險公布。這幾種行為違背了金融市場對于金融服務行業基本金融倫理的要求。而在這次金融危機中，主要的金融機構都或多或少地出現了上述一種或多種違反金融倫理要求的行為，并最終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爆發。［3］這次美國金融危機產生的導火索是次級抵押貸款市場的崩潰。次級抵押貸款是指一些貸款機構向信用程度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貸款。美國次級按揭客戶的償付保障不是建立在客戶本身的還款能力基礎上，而是建立在房價不斷上漲的假設之上。在房市火爆的時候，銀行可以借此獲得高額利息收入而不必擔心風險；但如果房市低迷，利率上升，客戶們的負擔將逐步加重。當這種負擔達到極限時，大量違約客戶出現，不再支付貸款，造成壞賬。此時，次級債危機就產生了。自2005年四季度以來，美國的住房市場出現低迷，新開工量、新建房和存量房的銷售量開始下降，房價也開始走低，住宅市場的周期波動不僅影響著美國經濟，也給銀行和金融業帶來不小的沖擊，其中，次級債危機成了引發美國及全球金融市場危機的導火索。［4］商業銀行作為次級抵押貸款的發放者，在貸款發放之時并沒有充分考慮到次級抵押貸款可能存在的風險，也沒有向自己的存款人及投資者說明這種風險的存在。商業銀行為了盡可能地提高利潤與收入，完全沒有按照委托——關系中的要求保護委托人的利益，而是將委托人的資產置于巨大的風險之下。這種風險在不久之后隨著以投資銀行為主的金融機構的金融創新的不斷進行，各種基于次級抵押貸款的新型債券的發放與銷售，使這種風險迅速傳至美國的信貸市場。近年來美國旺盛的信貸需求使金融機構的整體風險意識普遍淡化，為提高收益而忽視操作風險的傾向在業務擴張中亦不斷強化。違約事件集中暴露后，許多金融機構陷入了不良資產激增、抵押品贖回權喪失率上升和資金周轉緊張的困境，加之對美國經濟增長預期放緩，一些金融機構提前催收可疑貸款的措施進一步增加了違約事件的發生。信貸資產質量問題的暴露又很快傳導至資本市場。在上面整個過程中，包括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共同基金乃至保險公司的各個金融機構都對這次金融危機的爆發負有金融倫理層面的責任。這些金融機構違背了自己在委托——關系中的義務，在委托人并不了解的情況下將委托人的資產大規模地投入到具有高風險的次級抵押債券及其衍生品市場之中試圖賺取高額利潤，而當最終信用泡沫破裂時，委托人的資產均受到了巨大的損失。在這里值得一提的是保險公司，作為為金融市場中可能存在的違約現象提供保障的金融機構，美國的保險公司為了獲得高額的利潤不顧投保人的利益，將大量的保險金投入到次級貸款及其衍生產品的市場，通過為這些產品提供擔保來獲取利潤。而當危機爆發，借款人無力償還時，巨額的保險賠償直接導致了大量保險公司的破產和投保人利益的損失。以美國最大的保險服務提供者美國國際集團(AIG)為例，據AIG2007年底的數據，在CDS產品上，AIG擔保的總金額高達5273億美元。也就是說，在最差的情況下，這是AIG要賠付的最高金額。除了AIG的金融產品部門“販賣保險”以外，AIG的人壽保險部門還同時購買了大量的MBS(房貸證券化)產品和CMBS(商業房產按揭貸款證券化)產品。據AIG2007年年底數據，整個2867億的投資包里，CMBS占4%，MBS占了27%。以此計算，AIG人壽保險在這兩塊資產上的風險敞口也達到近890億美元。如此巨大的風險敞口已經將曾經的保險業巨頭AIG一次又一次拖到了破產的邊緣。［5］（二）金融創新與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倫理問題在這場由次級抵押貸款引發的金融危機中，金融創新以及由此產生的金融衍生品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由次級抵押貸款所衍生出來的各種債券的爆炸性的運用最終導致了資本泡沫的形成。所謂金融創新是指變革現有金融體制，增加金融工具，目標是獲取現在無法取得的高額利潤。金融創新一般要借助金融深化來實現，目的是為了提高金融運營效率，其手段是通過銀行運用貨幣乘數效應和金融市場效應，加大對實體經濟的貨幣供給，加快財富的積累速度。在這個過程中，宏觀上是金融組織、金融制度的創新，微觀上主要是金融工具的創新，根本目的是節約資本量的使用，加快資本的周轉，實現風險的緩釋、對沖和轉移。這個過程是通過使用金融杠桿、金融產品來實現金融市場間風險的轉移。但金融杠桿若被隨意、過快放大，且風險的轉移和傳遞得不到有效監管，就極易導致金融泛濫，這正是此次金融危機的導火索。金融機構在進行金融創新、創造新的金融衍生品的過程中，同樣要受到金融倫理的制約。首先，從委托——關系的角度來說，作為委托——關系中的人的金融機構在進行金融創新、創造新的金融衍生品時應當充分考慮到委托人的利益。一次金融創新帶來的金融衍生品是否可能為委托人帶來過高的風險，這種衍生產品的運作方式與風險情況能否被委托人所理解和掌握，委托人的利益是否會因這種衍生產品的廣泛運用而受到損害，這些都應當是金融服務行業所考慮的內容。而在這場金融危機中，這樣的考量顯然被金融機構所忽視了。具有較高風險的次級抵押貸款，以及由其衍生出的信用違約掉期合約(CDS)、住宅抵押貸款支持債券(MBS)及相應的保險服務等各種金融產品不斷地被設計出來并投放于市場之上。這樣的行為本身已經違反了金融倫理對人義務的要求。從另一個層面上來說，這種不負責任的過度金融創新與金融衍生產品的開發也導致了整個金融市場風險的增加和不穩定性的提高，對公共利益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金融衍生品既有分散風險功能也有放大風險作用，極具兩面性。華爾街投行對金融衍生品的過度創新，事實上是加大了金融市場的風險和波動。次級抵押貸款、CDS、MBS等一個又一個衍生產品以追求高利潤為目的被創造出來，這種過度的創新與形式上的復雜化，導致了金融衍生品與實體經濟嚴重脫離，使得整個金融市場結構變得脆弱不堪。盡管如此，把金融創新和金融衍生產品作為這次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未免太過苛責。真正應該為金融危機負責任的，是開發和買賣這些衍生產品的人，他們違背了金融市場中金融倫理對他們的要求，過度追求短期內的高額利潤，而忽略了這種行為可能對委托人和整個市場帶來的影響。因此，在加強對金融創新與金融衍生品監管的同時，也應當重視金融倫理在金融市場中所起到的作用。（三）政府機構監督與干預的金融倫理問題政府機構作為金融市場上法律與規則的制定者和監督者，在這場金融危機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政府機構在金融市場上的參與主要分兩個層面，其中政府監管是基本形式，也是最主要的形式。它是政府借助一系列市場制度設置，引導市場發展方向，規范市場行為，實現市場健康發展的必要保障，也是政府矯正市場失靈與調控市場發展的重要渠道。除了政府監督外，政府干預是政府介入市場的特殊形式。它是金融市場出現系統性風險隱患或金融危機時，政府對政府監管失效或監管失敗進行的補救行為，即通過政府采用的特殊方式和手段，使金融市場由非常規運行回復到正常有序的發展狀態。作為金融市場的成員之一，政府機構同樣也受到金融倫理的制約，這種制約主要體現在危機爆發前的監管與危機爆發后的干預兩個方面。［6］在政府對金融市場進行監督的過程中所面臨的最重要的金融倫理問題就是效率與公平的取舍。效率與公平的取舍是金融市場上金融倫理的一個關鍵問題，也是作為規則的制定者政府首先需要考慮的問題。如何平衡兩者的關系，找到最佳的公平效率均衡點，并依據此制定出相應的法律與法規是政府的重要職責。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正是美國政府以及相關的機構偏離了金融倫理的要求，過分偏重效率在金融市場上的作用而忽略了公平的重要性，才導致了衍生品市場上監管的缺失。政府監管的缺失導致了金融市場信息失真，市場參與者行為失范與市場運行失序，不同程度地破壞了金融市場的運行機制，抑制與削弱了市場機制的活力和作用。這些都是這次金融危機爆發與深化的原因。在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政府立刻開始積極地介入金融市場，進行政府干預，所使用的主要干預手段有兩種，一是修正相關的法律與法規，重建金融市場的秩序；二是對在這場金融危機中受到嚴重打擊的金融機構給予救助。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機構依然面臨許多金融倫理問題，而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則是政府救助的公平性問題。由于此次金融危機的波及范圍非常廣，受到影響的行業除了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行業外，許多實體經濟行業如建筑業、房地產業和汽車業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盡管美國政府拿出數千億美元對金融機構進行救助，但是對于大量處于破產邊緣的金融機構來說仍然遠遠不夠。而每一家金融機構都代表了眾多投資人、存款人以及投保人的利益，因此，在政府救助的過程中，難免會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這就是政府救助的公平性問題。事實上，在政府救助的過程中，更多考慮的是獲得救助的金融機構對于整個金融市場和國家經濟的作用，這也是為什么美國政府屢次斥巨資救助美國國際集團的原因。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在進行救助時不得不以公平性為代價，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來保持整個金融市場的穩定，從而使金融危機得到緩解。
美國金融危機的啟示
目前，對于這場金融危機爆發的分析大多集中在技術層面，如次級貸款的泛濫和貸款標準的惡意降低；衍生金融交易過度發展和缺乏監管；信用評級機構缺乏內在約束機制，將大量按揭貸款資產評為AAA級，誤導投資者；金融機構杠桿比例過高；金融機構資產和債務期嚴重錯配(以短期債務來發放長期貸款和購買長期資產)；金融機構過度擴張；華爾街盈利模式存在問題等等。而這些技術層面的弊端，其實都是全球金融制度安排內在缺陷的結果。制度層面的原因主要有四個：（1）所謂“華盛頓共識”導致許多國家不顧本國需要和監管能力，實施金融開放和資本流動自由化，導致短期債務急劇增加和國際投機資金到處沖擊各國金融體系，這就是金融全球化的巨大弊端；（2）美國首創的股權激勵機制導致企業高管片面追求短期盈利和不惜一切手段推高股價；（3）美聯儲2002-2003年的錯誤貨幣政策（連續降息）直接導致信用泡沫和資產價格泡沫、埋下了禍根；（4）國際貨幣體系的美元本位制和浮動匯率體系導致全球流動性泛濫。其中的核心是美元本位體制和浮動匯率體系，這個霸權貨幣體系的本質是讓全世界為美國的錯誤買單。［7］金融倫理的缺失是這次美國金融危機爆發的一個重要原因。以華爾街為代表的金融服務行業人士對于委托——關系中人義務的違背、以追逐高利潤為目的的金融衍生產品的濫用對于金融市場公平性的破壞、金融市場上普遍的金融倫理問題導致信用鏈條的斷裂、政府監管過程中對于金融倫理的忽略成為金融危機出現和發展的原因。而從更深層的方面來看，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金融制度和國際貨幣體系所蘊含的金融倫理問題——不公平性，才是這次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盡管在較短的時間內，重建國際金融制度和貨幣體系并不是一個現實的選擇，但是對于金融倫理的忽略卻必須得到所有金融市場參與者的重視。無論是從整個市場層面，還是以金融服務行業作為整體，抑或是作為個體的金融人士來說，金融倫理都有著重要的意義。而對于金融市場的另一個重要參與者——政府及其相關機構來說，無論是政府監督還是政府干預，金融倫理都應當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內容。當前，美國金融危機未見緩解，歐債危機已經越過意大利大有蔓延到法國之勢，整個歐元區面臨著解體的考驗，而金融領域的危機已開始向實體經濟傳導，這場危機對中國的影響也是長久而深重的。中國金融業當務之急應重視并大力加強金融倫理建設，全面提升金融業核心競爭力。
國外體育論文范文第3篇
1.1 組織績效水平與高管繼任
Dalton對“高管繼任”和“企業績效”之間關聯性進行論證，結果發現：在績效水平較低的企業中，高管變更發生的概率較大，此結果也說明了企業績效對企業高管變更決策有重要影響。此外，Laker從委托-理論視角出發，認為企業與高管之間是委托關系，但是由于兩者之間信息不對稱，人（高管）的經營行為具有“不透明”性，所以委托人（企業）需要投入監督成本來防止高管的“偷懶”行為，或者將高管的利益與企業利益掛鉤來規避高管的負向產出行為。如企業一般以企業經營績效的水平來衡量高管的努力程度，即將高管利益與企業績效之間掛鉤。
1.2 公司治理結構與高管繼任
1.2.1 股權結構與高管繼任
Brunnello以意大利的上市公司數據為樣本進行研究，結果顯示：企業股權結構中大股東持股比例與高管繼任之間關系并不是顯著，而筆者認為這種關系的不顯著主要與樣本量相關。當高管占有企業大部分股權時，高管變更或繼任的概率較低。此后，Volpin和Denis兩位學者都以不同國家的數據為基礎進行了相關研究，結果也表明了“高管繼任的概率，與其對業績敏感性，以及與高管的持股比重之間存在一種負相關關系”①。
1.2.2 董事會結構與高管繼任
Jensen認為董事會規模越大，董事會中董事發生“道德風險”的概率增大，也就是“委托-”的問題也會增多，例如董事會決策的“搭便車”問題，決策效率自然降低。一旦高管成為大股東，董事會決策也可能會成為高管自身決策，董事會的權限會由高管掌握，并且成為一種“象征”性的擺設，也就不可能有效監督高管的行為。對此，Fama認為企業決策效率還跟董事會中外部董事比重有關，外部董事由于不會與企業內部經理人之間存在“合謀”的可能性，在決策方面更具有效率，他們更加關注企業高管在經理人市場中聲譽，更加關注高管對企業股票價格上升的貢獻。
1.2.3 市場環境、控制權市場與高管繼任
Defond使用了美國上市公司數據，研究發現不同企業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差異導致高管繼任頻率和模式的差異，越是在競爭程度的高企業中，高管繼任發生頻率越高，因為企業關注并不僅僅是關注企業績效提升，也關注與其他企業績效之間差距，一旦這種差距超出了預期，企業可能就會選擇能力更強的高管來替代現任高管（與“替罪羊”假說觀點一致）。Manne認為通過這種方式，企業獲得的“公司控制權”可以帶來意外的收益，可以為新企業注入優質管理隊伍而獲得收益，也可以為股東分配新的股權，并可以為母企的管理效率帶來提升。Conyan認為高管的年齡與企業的高管繼任決策之間存在關聯性，年齡越長，高管越有權力影響董事會決策，則強制繼任的概率較大，反之相反。
2 高管繼任模式的相關研究
2.1 高管繼任模式
高管繼任來源是指當企業需要解聘現任高管時考慮的替代者是來自企業內部，還是選擇外部（或者同一個產業領域，還是不同產業領域）等。Shen（2002）②認為企業選擇高管繼任者有三種渠道：一是企業內部類似崗位繼任者；二是企業內部崗位下屬崗位；三是外部繼任者。而Rajagopalan（2003）③認為企業的高管繼任模式主要有：既定高管繼任、非既定高管繼任和外部繼任三種。
2.2 高管繼任來源影響因素
2.2.1 經營業績
企業什么情況下最容易發生高管變更呢？很多學者的研究證實了當企業經營績效處于困境時，他們極易實施高管繼任決策。當處于績效困境的企業現任高管來自企業內部時，董事會則更傾向于選擇外部繼任者，因為可以帶來企業戰略的變化，帶來更多的創新之舉④。當企業經營業績達不到董事會預期時（如董事會對未來績效提升有更高的預期），董事會考慮實施高管繼任政策。由于內部繼任者往往與現任高管之間存在著種種顯性或隱形聯系，內部繼任之后的績效提升空間也較小。所以選擇外部高管成為董事會的最優選擇，外部繼任者可以帶來變革，企業績效改善的可能性也因此增大。不僅如此，股東們的收益都是來源于企業的經營績效，一旦績效水平下降，他們會懷疑現任高管的能力，也會對高管所帶領的團隊有所懷疑⑤，并且認為內部繼任者也無法改變這一現狀（因為內部繼任者往往來自現任高管團隊），這些都表示了企業選擇外部候選人來繼任高管的概率較大⑥。
2.2.2 企業規模
Furtado就認為企業在內部培養一個高管繼任者需要一定的成本，且需要產品市場規模的支持。當企業經營規模或人員規模下降時，企業負擔各種形式的成本壓力會增大，此時從外部招聘高管的成本低于內部培養，繼而使得企業傾向于選擇外部繼任。Dalton對此也表示贊同，他認為與規模較大的企業相比，規模較小的企業一般都是選擇外部人來繼任現任高管的，因為這種繼任成本遠遠低于內部培養繼任。
2.2.3 董事會工作經歷
對此，Helmich認為石油企業中董事會成員數量與企業高管繼任模式相關，且與外部繼任高管數量及其在總數中比例有直接關聯⑦。Borkhovich則將董事會中董事分為內部董事和外部董事兩種，認為外部董事占的比重越高，企業的外部高管繼任概率越大，并且概率隨著比重增加而提高⑧。
3 高管繼任的結果產出研究
3.1 結果之一：戰略調整或變革
戰略是現代企業持續生存的關鍵，經營管理者（包括高管）的職責主要是制定和執行與企業特征相匹配的戰略，讓企業在競爭中受益。一旦企業陷入困境，董事們會寄希望于下一任高管的管理和經營，期望他們能夠調整或變革現有的發展戰略來以提升企業績效。一般情況下，高管繼任后企業的經營戰略會發生調整或變革，或為銷售戰略、財務戰略和生產戰略等，此類調整或變革會直接帶來組織架構調整，讓企業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模式⑨。Miller對內部繼任和外部繼任兩種模式進行研究，發現外部繼任更能夠給企業帶來變化，尤其是戰略的變化更為明顯。
3.2 結果之二：高管團隊晉格
高管的能力不能夠通過他一人體現，一般情況下，他的各種經營和管理是由他所帶領的團隊共同來實現的。企業的高管繼任事件往往伴隨著大量的高管隊伍的升級或被替代。這種替代在外部繼任事件上更為明顯，因為內部繼任往往是高管一人的替換。一旦企業選擇外部繼任高管，原有的高管團隊可能會發生三種形式的變化：一是解除前任高管團隊中對新戰略有“反對之意”的個體或群體，組建凝聚力高的新團隊；二是用新的戰略來俘獲原有高管團隊的成員，讓他們盡心投入到新戰略的執行過程中；三是從外部引入新成員組建新的高管團隊⑩。
3.3 結果之三：績效改進
學術界關于繼任高管對企業績效是否有改進之處觀點也存在差異，不同學者形成了不同的流派。總體來說有三種：“改進論”、“消極論”和“平行論”。Helimich支持第一種觀點，他認為“企業的高管繼任事件是對原績效一種改進，繼任之后的企業股票市場表現較好，經營績效得到明顯改善”。所以，當企業績效處于較低狀態時，通過高管變更來提升績效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手段，且可以被大多數企業采用。與第一種觀點相比，“消極論”則認為企業進行高管繼任是對企業現有運作體制一種打擊，每一次的繼任可能會導致企業績效的下降，例如組織架構和人員的調整等都會帶來企業經營市場上低狀態表現。
注釋：
①Hambrick，D.C.，和 Mason，P.A.Upper Echelons：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9（2）.
②Shen， W.，和 Cannella，J. A. A. Power dynamics within top management and their impacts on CEO dismissal followed by inside success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45（2）.
③Greiner， L.，Cummings，T.，Bhambri，A.When new CEOs succeed and fail：4-D theory of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J]. Organization Dynamics （winter）， 2002.
④Hambrick， D.C.，和Mason， P. A. 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 9（2）.
⑤Boeker，W.，Goodstein，J.Performance and Successor Choice：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Governance and Ownership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3（36）
⑥Zajac，E.J.CEO selection， succession， compens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A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0，11（3）.
⑦Greiner， L.， Cummings， T.， 和 Bhambri， A. When new CEOs succeed and fail： 4- D theory of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J].Organization Dynamics（Winter），2002.
⑧Hannan， M. T.， 和 Freeman，J.Structural Inertial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s[J].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1984（29）.
國外體育論文范文第4篇
孫丕平1989年開始參與殘疾人體育工作至今，在專業媒體發表有關殘疾人體育論文數篇，并為北京殘奧會志愿者培訓做了大量的工作。
關于夢想
“一位登不上賽場的殘疾人對我說，我有一個夢想，我要實現。”
孫丕平所說的這位運動員名叫向清要。在殘疾人射擊領域并沒有他的名次，但是他始終有一個體育夢。曾經是是部隊神的他因為見義勇為而被飛馳的卡車截去下半截身子。人們總想，這個人能活下去就已經不容易了，而向清要心里想的，是去實現一個夢想――他要參加殘疾人射擊隊，他要參加北京殘奧會。有一天，人們驚異地看到這個半截身子的漢子重新像部隊戰士一樣，手上綁著磚，拿著一把玩具槍去練習瞄準。向清要說，我有一個夢想，我要實現。
人生并不總是如意，向清要的成績并沒有讓他登上2008年北京殘奧會的賽場。但是他還是那句話――“我有一個夢想，我要去實現。”
體育夢，人生夢，皆為了一個證明。
奧運賽場上，人們不斷用身體的極限去挑戰一個個數字，殘疾人體育賽場上運動員留下每一滴汗水與淚水卻是更加的沉重。牙買加選手博爾特創造百米跑世界紀錄9秒69，在第七屆全國殘疾人運動會上，天津的腦癱女運動員張磊跑完 100米卻用了 2分43秒67。她在百米跑道上跌倒了又爬起來，跑幾步又跌倒，卻一直堅持到了百米的終點。伴隨她跌跌撞撞奔跑的，是全場數萬人經久不息的雷鳴般的掌聲。當記者問她為什么非要這么艱難地堅持跑完一百米時，她沒有豪言壯語，只是平靜地回答：“因為我是運動員。”
每個人都有夢，當張磊為了夢想而登上賽場，我們怎么能夠以失敗者來稱謂這最后一名選手呢？向清要、張磊不是賽場上的勝利者，也不是失敗者，他們是眾多追尋夢想的殘疾人中的一個。張磊用頑強與毅力抵達了終點，向清要還在為跨進賽場而努力，人們記住的該是什么呢？是成績？是精神？是感動？
每個人記住的不同，但是相同的一點是：是否殘疾并不應該影響拾起夢想――追夢的人，終會到達終點。
關于殘酷
“國內一位著名的射擊運動員對我說，殘疾人在水里不叫游泳，叫做掙扎。”
“殘疾人體育很殘酷”，這是殘奧專家孫丕平一直在糾正的一個錯誤觀點，他從1991年就開始講解殘疾人體育的美與價值，一直講到了2008年，17年前，也正是孫丕平第一次親身接觸到殘疾人體育的時間。當時正在籌備第六屆北京遠南運動會，這是中國第一次籌辦國際性的殘疾人體育賽事，也成為了殘疾人體育運動被社會廣泛關注的一個契機。一時間，關于“殘疾人殘疾體育賽事是否殘酷”的質疑成為了社會上爭論的話題。“當時，一位著名的射擊運動員對我說，殘疾人在水里不叫游泳，那叫做掙扎。我想，如果連專業運動員都這么看，普通人對殘疾人體育的誤解更會大于了解了。”現代殘疾人體育運動起源于二戰后為傷殘士兵舉辦的運動會。它是伴隨著戰火和硝煙誕生的，是對于殘酷的戰爭帶給人們傷害的一種補償。“殘疾人練習書法不殘酷，外出經商不殘酷，為什么練習體育就殘酷了呢？”如果僅僅看到殘肢的無力，忽略掉殘疾人也有進行體育運動的能力與權利，才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如果說殘酷，那一定不是體育本身帶來的。
天津有一位著名的盲人游泳運動員名叫楊博尊，他的人生經歷是命運開的一次殘酷玩笑。曾經是天津中考狀元的他身高1.86米，外表英俊，彈得一手好吉他，有一個漂亮聰明的女友為伴。當似乎所有的好運都給予了這個小伙子時，僅僅一次厄運便將他擊倒了――他因急性青光眼突然間失去了光明。那是一天的早上，當他再次醒來便墮入了一片黑暗。不甘、恐懼、掙扎還是詛咒，無論你以什么心態對待命運，命運依舊還是命運。楊博尊的女友說，雖然你看不見了，我要做你的眼睛，繼續和你一起生活。楊博尊不同意，他知道，他們人生已是岔路，他們不再是同路人，便毅然決然地選擇了分手。有一天，楊博尊接到了電話，說她出車禍了，當趕到醫院的時候，她對他說：“咱們這次算是扯平了吧。”楊博尊哭了，淚水中依舊是一片漆黑，他依舊看不到女友的摸樣，盡管這已是她生命中最后一刻。淚水無法阻擋一個生命的消逝，他的女友永遠走了，命運再次給了楊博尊重重的一拳。
人生還要繼續，但自己還能做什么呢？當悲傷無以復加，當前方似乎無路可走，體育給了他一個方向，一段新的人生之路從他躍入泳池的那一刻便開始了。全盲的他缺少平衡與方向感，碰壁、撞線，一次次泳池的水線將他的身體劃破，但這又算得了什么？在刻苦的訓練下他用超人的成績來證明自己的人生。當金牌掛在他的身上，他笑了，過去無法抹掉，但可以選擇開始；命運無法左右，人生卻可把握。
殘疾人體育殘酷嗎？當你的人生真的處在某一種境地的時候，你會發現，體育恰恰能夠給“殘酷”以救贖。
關于寬容
不能說維納斯因為殘缺而變得美，但她并沒有因為殘缺而變得不美。
在采訪孫丕平的會議室里，一整面墻上都掛著殘疾人運動員的攝影圖片，激情勃發者有之，駐目凝神者有之，這些瞬間并沒有讓人覺得殘疾是阻礙傳達“美”的障礙。孫丕平說：“比如斷臂維納斯，多少人試圖為她安上臂膀，都會破壞原來的美感。美是一種習慣，一種認可。如果原來看到的是完整維納斯，那么現在的斷臂維納斯也不會被廣泛接受的，這是一個角度問題。”在日常生活中，由于種種原因人們不會經常地看到殘疾人，一旦殘疾人運動會出現，種種獵奇的眼光便會出現，人們首先看的不是比賽，不是韻味，而是觸目驚心于殘肢，這又怎么會出現美感呢？當然，這也是一種直覺反映，造成的原因也是多種多樣的，國外對于殘疾人的寬容度就要好很多，而這種寬容也體現著社會文明的進程。
試著將心態脫離開獵奇，將視線離開殘肢，殘疾人體育會將獨特的美感與感動，傳達到你的心底。
美在于外，美在于內，美在于你是否接受這種美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