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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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分析范文第1篇
今年一季度，我國經濟整體形勢好于預期。從發展趨勢判斷，二季度，我國經濟出現“過熱”和“偏冷”的可能性均比較小，經濟運行在比較正常的綠燈區，但通貨膨脹的壓力進一步加大。通貨膨脹是當前經濟穩定運行的最大威脅，抑制通貨膨脹成為當前宏觀調控最緊迫的任務。在國內外不確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今后幾個季度宏觀調控政策要保持穩定性，重點做好現有政策的落實，暫時不宜出臺進一步緊縮政策;為防止可能出現的經濟過快下滑，應著手準備應對預案;政策的緊縮與擴張都要堅持“有保有壓”，推進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升級，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地發展。
今年一季度，面對國內遭遇歷史上罕見的低溫雨雪冰凍災害，國際次貸危機不斷蔓延和加深的嚴峻復雜形勢，我國經濟繼續保持了較快發展的勢頭，經濟增長偏快的狀況有所緩解，結構調整取得新進展，整體經濟形勢好于預期。但也存在物價上漲過快、外需明顯減緩以及“熱錢”加快流入等需要高度關注的新問題，給我國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增加了不確定性。
當前宏觀經濟走勢預測
根據當前形勢和趨勢判斷，隨著雪災對電力供應、交通運輸等短期影響的消除，二季度工業生產出現反彈；同時，投資和消費的強勁增長將抵消出口減速的不利影響。總體判斷，今年二季度經濟增長可能會小幅反彈;同時由于國際價格上漲幅度較大、新漲價因素增多，通脹壓力不降反增。
（一）新漲價因素增多，通貨膨脹壓力不降反增
今年二季度，促使物價上漲的因素比一季度有增無減：一是國際農產品價格大幅上漲、石油價格高位震蕩，輸入性通貨膨脹壓力增加。據商務部監測，一季度國際農產品價格持續大幅上揚，漲幅達14.6%，尤其是糧食價格上漲更為迅速。在前幾年上漲的基礎上，今年糧食價格繼續攀升，目前大米已突破每噸1000美元大關，年漲幅超過3倍。由糧食漲價引起的全球性恐慌正在迅速蔓延，包括越南、印度、埃及等在內的許多糧食出口國開始限制或者停止糧食出口，發達國家已將糧食作為類似石油的戰略物資。國際糧食供求矛盾突出，將使糧價上漲的壓力繼續加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多米尼克警告說，糧食價格的持續上漲將產生“可怕”后果，包括數十萬人被餓死，甚至導致戰亂。盡管世界經濟減速會減少石油需求，但新興經濟體需求旺盛、地緣政治和投資基金等因素抵消了這一因素，石油價格將繼續在100美元左右的高位震蕩運行。國際糧價和石油價格上漲，將對國內價格的上漲產生較大的壓力。
二是貨幣流動性增大，物價上漲有貨幣條件。根據貨幣主義的觀點，通貨膨脹無論何時何地都是一種貨幣現象。二季度，促進貨幣供應增加的因素很多。首先是“熱錢”流入增加，一季度外匯儲備增加額中除了貿易順差和FDI外的不可解釋的部分達850億美元，規模遠大于前幾個季度，說明外資流入正在增加，增大了國內貨幣供給和流動性。隨著人民幣的進一步升值和中美利差的進一步拉大，外資流入的步伐難以減緩。其次貨幣供應增長依然較快，一季度期末狹義貨幣供應量(M1)余額增長18.3%，廣義貨幣供應量(M2)同比增長16.3%，均維持在較高水平。
三是投資需求高位運行，投資品價格上漲加快。在投資持續旺盛、原材料和工業品價格較快上漲的影響下，自2007年以來，投資品價格指數持續走高，今年以來上漲進一步加快，一季度漲幅達到8.6%，高于去年全年4.7個百分點。根據歷史經驗分析，投資品價格增長一般滯后投資增長半年左右。由于當前投資繼續在高位運行，預計投資品價格在二季度還將保持高位。
四是供需變化使國內糧食價格上漲壓力持續增大。(1)盡管我國糧食生產形勢比較穩定，庫存比較充裕，但也存在一定的缺口；(2)農資價格持續上漲。根據農業部監測數據，今年以來各種農資價格均出現大漲，絕大部分農資價格居歷史最高水平。農資價格上漲增大了糧價上漲的預期和壓力。(3)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工業用糧也將增加；(4)隨著居民收入的提高和消費結構的改變，人們對肉、禽、蛋等副食品的需求將日益增多，從而導致飼料用糧增加。另外，耕地面積減少、土地質量下降以及國際糧價飆升的影響也不容忽視。
五是生產領域價格上漲向消費領域傳導的壓力正在加大。從2007年第四季度開始，包括工業品出廠價格、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幅度都有所擴大。另外，新勞動法的實施及其他一些因素，使得勞動力成本上升較快，勞動力成本上升通過增加企業成本推動了企業商品價格的上漲，將進一步增大消費價格上漲壓力。
六是翹尾因素影響依然很大，消費價格漲幅將維持高位。初步測算，一季度CPI上漲8%中，翹尾因素占5.2個百分點，二季度翹尾因素占4.9個百分點，僅比一季度下降0.3個百分點。根據一季度新漲價因素對消費價格的影響幅度及二季度新漲價因素可能的變化情況，消費價格漲幅將維持高位。
總之，促進二季度物價上漲的因素很多且比較復雜，既有國際的，也有國內的，既有生產和供給方面的，也有消費和需求方面的，通貨膨脹的壓力還在持續增大，在這種情況下，防止物價由結構性過快轉向全面通脹的任務絲毫不能放松。但隨著季節性變化和促進供給政策作用的發揮，肉、蛋和蔬菜等食品價格上漲會比一季度有所放緩，使消費價格可能比一季度會小幅回落。預計二季度物價將增長7.5%，上半年增長7.8%，漲幅比一季度放慢0.2個百分點，同比提高4.6個百分點。二季度物價漲幅中新漲價因素比重比一季度有所提高。
（二）國內需求強勁，經濟增長小幅反彈
多因素促進投資增長加快。二季度，既有促進投資增長的有利因素，也有抑制投資增長的不利因素。有利因素主要包括：（1）地方政府換屆，投資增長的體制性沖動依然存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數據表明，在政府換屆的第二年，我國投資都會出現一次加速增長。在政績考核體系尚未發生根本性變化之前，換屆效應刺激投資的體制性因素依然存在。今年是新一屆政府的開局之年，我們預計各地發展經濟的積極性依然會比較高，這將對投資增長產生巨大的促進作用。（2）多數行業企業利潤增加較快，資金到位情況良好，為投資擴大奠定了良好的資金基礎。盡管一季度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速下降，但剔除石油加工和電力等四個行業之后，其他行業利潤增長（37.5%）依然在加快，同比提高了6.1個百分點。另外，一季度投資資金的到位情況也比較好，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到位資金增長25.2%，仍然保持較高增速。（3）災后南方受災省份基礎設施的修復和重建，也將增加新的投資需求。（4）企業家信心指數保持高位。全國企業景氣調查結果顯示，一季度企業家信心指數（140.6）繼續處于景氣高位并與上季度持平，有56.0%的企業家對2008年所在行業的總體運行狀況持樂觀態度，61.1%的企業家認為2008年企業生產經營狀況保持良好，表明多數企業家對當前及未來宏觀經濟發展仍然充滿信心。
影響固定資產投資的不利因素有：一是受銀行加息、能源原材料漲價和勞動工資提高等因素的影響，企業投資成本增加，降低了投資盈利預期，影響投資者的積極性;二是出口減速會對服務于出口的投資需求起到降溫作用。
結合以上分析，我們預計二季度固定資產投資將加快增長，當季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名義增長26%，比一季度加快1.4個百分點；上半年名義增長25.5%，比上年同期放慢了0.4個百分點。其中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名義增長27.5%，比一季度加快1.6個百分點；上半年增長27%，比一季度加快了1.1個百分點，同比放緩0.3個百分點。
消費需求穩定增長，實際增速有所加快。二季度，促進消費的有利因素有：一是居民收入繼續保持較快增長。隨著提高農民工工資、增加離退休人員工資和建立新型合作醫療等一系列政策效應的逐步顯現，今年以來城鎮和農村居民的收入均實現了較快增長，將有力促進消費增長；二是就業狀況繼續改善，將對增加居民收入、穩定收入預期、擴大消費支出產生重要影響;三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進程加快，勞動者報酬有望整體提高。今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國家將“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這將對擴大消費需求產生持續性作用。
不利因素主要包括：一是資本市場調整的“負財富效應”。去年年底以來，滬、深股市深度調整（幅度超過50%），相當部分股民、基民的個人資產大幅縮水，而這部分家庭又是消費市場的主力軍。資本市場深度調整導致的負財富效應將使更多的人減少開支；二是取消“五一”黃金周長假。由于國家今年取消了“五一”黃金周長假，外出度假、旅游和購物的人數必將大幅減少，從而影響假日消費的增長;三是高物價降低了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的消費能力。以食品為主的價格上漲將降低中低收入者（如農民和城市低保戶等）的實際購買能力，食品等方面支出的增加會“擠占”對其他商品的購買。
綜合分析，預計二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名義增長20.5%，與一季度基本持平，但由于物價漲幅小幅回落，實際增速（約12.6%）將略高于一季度（約12.3%）；上半年增長20.5%，實際增長12.4%左右。
出口進一步減速，但外貿順差規模由減轉增。二季度，引起出口減速的因素較多：一是世界經濟放緩，外部需求減弱。隨著美國次貸危機的持續蔓延，世界經濟將明顯減速，對我國出口的負面影響將進一步顯現。IMF最新預測2008年全球經濟僅增長3.7%，比2007年下降1.1個百分點。受金融市場持續惡化、房地產市場繼續調整的拖累，一季度美國經濟近乎零增長，甚至不排除負增長的可能。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將今年歐盟與歐元地區的經濟增長率分別下調至2%及1.8%，均低于過去的預期。
二是人民幣快速升值對出口的影響。受美元走軟、利率倒掛和外資流入增加等因素影響，今年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升值速度明顯加快，一季度升值幅度達到4.3%。由于匯率變動對貿易影響有一個滯后期，預計人民幣升值加快對我國出口的影響將越來越明顯。
三是政策性因素和要素成本上升的影響。受人民幣升值、新勞動合同法、出口退稅、稅率調整等政策效應的逐步顯現，以及土地、勞動、資金等要素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響，出口企業成本迅速上升，增加了出口難度。在近期舉辦的廣交會上，廠商的訂貨情況明顯不及往年，說明未來出口增速仍然可能下降。
相反，引起進口加快的因素卻比較多：一是國際大宗商品如石油、鐵礦石等價格大幅上漲，并且主要以美元計價，這會提高我國進口的名義增速；二是中國經濟增長較快，國內需求依然強勁，對能源、資源性產品進口繼續擴大；三是實際匯率上升也有助于進口的擴大。
綜合判斷，二季度出口放慢、進口加快，貿易順差將繼續減少。初步預計二季度出口增長20%，同比回落7.4個百分點；進口增長25%，同比提高7個百分點；二季度貿易順差680億美元左右，同比增加18億美元。
基于當前情況和趨勢預測，預計二季度我國經濟將保持快速穩定增長，國內生產總值增長10.8%，增幅略高于一季度0.2個百分點，上半年增長10.7%。GDP增速處在我國潛在增長率附近，經濟由偏快轉向過熱的風險有所減緩。
宏觀調控政策建議
從發展趨勢判斷，今年二季度，我國經濟出現“過熱”和“偏冷”的可能性均比較小，經濟運行在比較正常的綠燈區。但物價漲幅中新漲價因素的比重比一季度提高，通貨膨脹的壓力較大。因此，通貨膨脹是當前經濟穩定運行的最大威脅，抑制通貨膨脹是當前宏觀調控最緊迫的任務。
在國內外不確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今后幾個季度宏觀調控政策要保持穩定，應重點做好現有政策的落實，暫時不宜出臺進一步緊縮政策。同時，為防止可能出現的經濟過快下滑，應當著手準備應對預案。政策的緊縮與擴張都要堅持“有保有壓”，推進投資結構、產業結構、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主要政策建議有：
繼續運用數量型從緊手段，停征存款利息稅。針對當前熱錢流入導致的貨幣流動性增大，要繼續運用存款準備金、信貸規?？刂坪凸_市場操作等數量型貨幣政策手段，堅持大力回收流動性。同時，由于物價高位運行，當前居民存款實際利率為負，使居民存款大幅縮水，使從緊的貨幣政策大打折扣。建議國家停征利息稅，以增加居民利息收入，提高消費能力。
堅持“有保有壓”，調整和優化投資結構。我國的經濟周期本質上是投資周期，固定資產投資的穩定增長是防止經濟由偏快轉向過熱和防止經濟過快下滑的關鍵一環。無論對投資總量和速度的調控是防反彈還是防下滑，“有保有壓”都必須堅持。這幾年對固定資產投資控制過程中，我們注意了“有保有壓”，取得一定成效。為應對可能出現的經濟過快下滑，現在就應當著手做好擴大投資需求的預案，擴大投資需求更要注重“有保有壓”，決不允許高能耗、高污染項目卷土重來。
加大財政補貼的范圍和力度。針對物價上漲給特定行業和居民生產生活帶來的影響，政府已經對出租車司機、生豬和糧食生產、在校學生伙食進行了補貼，對穩定社會物價發揮了重要作用。當前我國財政狀況良好，收入增長較快，并且補貼政策造成的扭曲比行政干預要小得多，因此可以考慮進一步加大補貼的范圍和力度，充分發揮財政政策在增加供給中的優勢和作用。比如，在發電企業自身消化部分因電煤漲價增加成本的同時，國家可考慮適當提高上網電價，提高發電企業生產的積極性；同時對電網企業提供補貼，暫時不提高電網銷售電價。
宏觀經濟分析范文第2篇
一、宏觀經濟運行中的內外需結構性平衡問題
后危機時期,宏觀經濟運行中的內外需結構關系成為經濟學界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劉偉等通過國民資金流量表核算資料,對近年來中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趨勢及其對國內總需求結構的影響程度進行了分析,發現當前投資與消費的結構性矛盾與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失衡有密切關系。他們分析了這種失衡的制度性背景,認為改善這種失衡是提高我國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宏觀效率的重要保證。[1]
王晉斌認為,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路徑是要平衡內需與外需之間的關系,而不能采取簡單的替代關系。在改革內需結構的同時,要加快自主創新的步伐,規避高新技術產品的低附加值化現象以挖掘專業化的潛力,并通過穩定人民幣幣值和人民幣“走出去”戰略,實現金融政策與貿易政策的融合,發揮金融促貿易的功能,以形成擴展外需的新增長極。[2]
文貫中認為,面對外需增長的下降,中國急需提振內需,然而,中國現行的土地制度已經造成兩種結構性扭曲:第一種扭曲表現為中國未能在農業比重急劇下降的同時相應減少農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嚴重滯后和城鄉收入差的惡化;第二種扭曲表現為中國未能將其服務業的就業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農村的普遍隱性失業和集聚效應的浪費。中國必須改革其土地制度以降低高昂的城市化成本,才能提振內需,走上可持續增長道路。[3]
楊圣明針對人民幣匯率在國際上面臨升值,而在國內又面臨貶值的雙重壓力矛盾對立現象進行了研究,認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同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高低懸殊、社會勞動生產率高低懸殊、中國國內價格水平過低等。指出,提高我國的社會勞動生產率是減緩壓力的根本;推進新一輪的價格改革是減緩壓力的關鍵;改善中美貿易結構是減緩壓力的重要舉措;人民幣國際化是減緩壓力的必由之路。[4]
王保安從經濟發展戰略、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相關經濟政策與制度建設等方面,對結構失衡的深層次原因進行了詳細的剖析。研究認為,我國經濟結構長期失衡與矮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要從根本上解決結構失衡問題,需要創新完善促進科學發展的制度環境與體制保障。[5]
二、經濟周期性波動問題
王成勇等運用STAR模型理論探討了我國經濟周期階段的劃分、經濟周期波動的非對稱性和持續性以及經濟在各個波動階段之間轉換的內在演化機理。實證研究表明,把經濟周期階段劃分為緊縮、恢復和擴張三個機制已經能夠較好地刻畫我國經濟增長的非線性動態結構,但是劃分為緊縮、恢復、擴張和衰退四個機制,在整體擬合效果和對經濟增長結構的解釋能力方面都有顯著提高;經濟在各機制之間的平滑轉換速度和機制狀態是否平穩,闡釋了我國經濟周期階段較強的非對稱性及其內在演化機理。[6]
張成思運用隨機波動模型分析了1980年1季度~2008年4季度中國經濟周期波動性特征的動態變化。實證結果顯示,20世紀90年代末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周期波動趨向平穩化的分水嶺。研究認為,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不斷發展與完善增強了實體經濟抗沖擊的能力,推動了經濟波動趨向平穩化轉變。[7]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周期表現出某些既不同于發達國家,也不同于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特征:一方面我國居民消費波動的幅度大于產出波動;另一方面,我國的就業波動較為平滑而投資和資本波動過大。陳曉光等建立了一個RBC模型對此進行了解釋。模型引入了異質性消費者和異質性廠商以及部分消費者和部分廠商在金融市場上所面臨的信貸約束;鑒于我國政府在宏觀經濟調控中的重要影響力,模型還引入了政府消費,以反映政府支出對消費者和廠商的外生沖擊。研究發現:信貸約束是解釋中國經濟波動特征的一個重要傳導機制,而政府消費沖擊則是一個重要的波動源。[8]
高士成運用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長期識別條件,通過引入貿易依存度等外生變量,采用SVAR方法對影響中國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的沖擊進行分解,并討論了中國短期總供給和總需求曲線的斜率。研究結果表明:中國短期經濟波動的主要影響因素為需求沖擊,同時,總需求和總供給曲線的斜率也與理論基本相符,不存在“斜率之謎”。[9]
中國經濟波動可能是由多種沖擊因素共同引發。李猛等沿著“條條塊塊”思路對中國經濟波動沖擊源進行完整的分解。研究表明,中國經濟波動有大約30%的部分來源于地方政府沖擊。研究發現,官員腐敗對地方政府短期化行為的影響具有顯著性,而現有文獻所強調的財稅激勵和政治晉升激勵對地方政府短期化行為的影響并不顯著。[10]
三、政府的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問題
中國經濟增長和宏觀穩定課題組通過經驗分析,對經濟波動和宏觀調控進行了國際比較,突出了中國宏觀調控的特色。通過省際分析揭示了中國特色宏觀調控及其與主流經濟學反思所形成的交集,特別是“結構性”調控作為中國經驗的意義。提出了后危機時代中國宏觀調控的新思維:①把握宏觀調控主線:突出供給管理,加快結構調整;②完善宏觀調控的基礎:推進市場化改革,減弱政府性驅動;③轉移宏觀調控的重心:從工業化到城市化;④拓寬宏觀調控的視野:關注世界發展中的中國因素,加強國際政策協調。[11]
李連發認為,當前宏觀調控面對的形勢是資產價格過快上漲和通脹預期逐漸形成。在跨期轉移購買力方面,人民幣作為跨期價值儲存載體的吸引力下降,而房產等有價資產的吸引力上升,這是推動通脹和資產價格過快上漲的主要原因。行政性的局部的結構性政策可能仍然會有些效果,但有效性將隨時間推移而下降,這些措施可能難以緩解中長期通脹和資產價格過快上漲的壓力。確保我國經濟中長期平穩發展是硬道理,短期內將控制通貨膨脹作為首要的政策目標,回歸穩健的貨幣政策,進一步發揮利率在管理通脹預期中的重要作用。[12]
2010年我國的宏觀經濟運行和調控面臨極為復雜的局面,既要防止經濟刺激政策可能引發的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又要防止經濟刺激政策過早退出所帶來的經濟增長率下滑,對宏觀經濟形勢的準確判斷和把握好政策調控的尺度是非常重要的。柳欣提出了與主流經濟學的“實物經濟”理論完全不同的“貨幣經濟”的分析方法,表明我國宏觀經濟面臨“滯脹”的危險,提出以16%的名義GDP增長率作為宏觀調控的目標,在保持高速經濟增長的同時,通過加速城市化進程調整失衡的產業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13]
劉偉等回顧了“十一五”期間我國宏觀經濟狀況,認為,2006年~2010 年中國的經濟發展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但同時也產生了深刻的結構性矛盾,這就要求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與宏觀調控也發生深刻的變化,尤其應該注重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的結合,實現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研究指出了現階段加強供給管理的必要性以及應該采取的主要措施。[14]
黃益平等研究了我國通貨膨脹的決定
因素。他們分別運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和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SVAR)分析了月度同比和月度環比數據。研究表明,過剩流動性、產出缺口、房價和股價對通脹會產生正向影響。結構脈沖響應分析表明沖擊的影響主要反映在前5個月,10個月后基本消失。研究發現,過剩流動性和產出缺口是影響通脹的重要因素。研究認為,考慮到資產價格對通脹的溢出效應,中央銀行應密切關注資產價格走勢。同時,管理流動性的措施仍然是控制通脹的主要手段,進一步推進利率和匯率的自由化進程至關重要。[15] 張曉慧等通過構建一個全球化背景下基于“兩部門悖論”的簡單模型框架,對全球通脹變化及其機理進行了經驗分析。研究發現, 近年來全球通脹呈現幾個突出特征:一是“結構性”價格上漲已經并很可能在未來成為通脹的主要表現形式;二是由金融投機引發的初級產品價格暴漲成為導致 CPI 、PPI大漲的重要原因;三是CPI 、PPI明顯上漲時,往往已處在經濟金融泡沫最后破裂的前夜,因此在衡量周期變化上CPI特別是核心CPI會相對滯后。研究認為,鑒于全球化背景下經濟運行和通脹機理所發生的變化,在宏觀調控中更加關注更廣泛意義上的價格變動,探索更為科學合理地衡量整體價格水平的途徑和方法。[16]
四、非均衡運行中的財政政策及其有效性問題
為應對金融危機,我國采取了擴張性財政政策。2010年,對擴張性財政政策及其有效性問題研究成為一個熱點問題。張延運用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模型對政府購買支出與物價水平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通過對 1992年~ 2009 年中國宏觀經濟時間序列數據的實證分析,發現,政府購買支出與物價水平有兩期滯后的正相關關系,中國的財政政策具有兩期滯后的“通貨膨脹效應”。[17]
王立勇利用HP 濾波方法估計了我國潛在產出和產出缺口,并測算出我國通脹缺口,進而從目標實現角度定量分析了財政政策在促進經濟增長和穩定物價方面的有效性。研究結果表明,1996 年后財政政策在促進經濟穩定增長方面的績效明顯改善,財政政策調控掌握了一定的提前量,且效率仍處于不斷提高進程中。研究認為,在穩定物價方面,財政政策績效不容樂觀,我國財政政策的主要調控目標是經濟增長,而非物價穩定,通貨膨脹主要還是一種貨幣現象,應該主要利用貨幣政策來調控。[18]
閆坤等認為,在良好復蘇背景的支持下,沉淀在經濟中的擴張性政策效力被激活,通貨膨脹的壓力驟然增大。總體上我國主要稅種的收入呈增長趨勢,財政收入體系的自動調節功能得到完善,財政支出重點逐步向社會事務轉移,形成了由經濟外延性擴張向社會外延性擴張的轉變。為防范通貨膨脹,支持經濟快速復蘇,應采用帶有內部收斂性的政策協同,在推動經濟復蘇增長的同時,有效防止和控制通貨膨脹就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首要目標。[19]
郭杰從固定資產投資的資金來源入手,實證研究了國家財政預算內資金、企事業單位自籌資金與貨幣供給、工業品銷售率以及銀行間7天拆借利率之間的動態關系。通過分析我國經濟制度方面的識別條件,構建五因素的SVAR模型。研究結果表明,政府投資對私人部門投資的影響并不顯著,私人部門投資對總需求變動敏感,政府投資通過影響總需求會對私人部門投資產生影響,從而揭示了政府投資對私人部門投資的影響路徑。[20]
王智強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一個權衡了經濟穩定增長和抑制通貨膨脹兩大目標的整體目標變量,然后用隨機前沿模型分析中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率水平以及對整體目標的影響。研究發現,財政政策的效率邊界水平更高,采用財政政策實現經濟目標更有效,而貨幣政策的效率邊界水平較小,對其使用要更為謹慎。面對經濟危機,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更為合理和有效,而貨幣政策更多情況下應該配合財政政策,起到穩定和輔的作用。[21]
五、非均衡運行中的貨幣政策及其有效性問題
萬曉莉等利用對數據穩定性沒有要求的Bounds Testing方法,系統地考察了我國貨幣需求在 1987年~2008年20年間的特征。結果發現,在考慮匯率(預期)和外部因素的條件下,我國在長期里才有穩定的貨幣需求。雖然我國的資本賬戶還未完全放開,但是貨幣替代和資本流動效應表現明顯。人民幣貶值(升值)預期將顯著減少(增加)居民和企業對人民幣的需求,這意味著央行在對匯率進行控制的條件下要進一步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的難度將越來越大。[22]
李成等通過建立開放經濟條件下包含多個非有效資產市場的動態宏觀經濟模型,理論推演得到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反應函數即最優利率規則。研究顯示,利率調控不僅需要對產出與通貨膨脹的動向做出反應,還要對資產價格及匯率變動有相應的調整。利用中國數據的實證檢驗顯示,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調控整體上遵循了最優利率規則,該規則能夠為中國貨幣政策實施提供一定的參照尺度,衡量貨幣政策的松緊變化;我國利率調控主要針對產出和通貨膨脹,對資產市場價格及匯率變化的反應系數相對較小或不顯著,說明中央銀行沒有對資產價格等因素給予過多的關注。[23]
王立勇等對開放條件下的VAR模型進行非線性檢驗后發現,我國貨幣政策具有非線性特征。應用LSTVAR模型分析發現,低增長狀態下,信貸正負沖擊的產出效應和利率正負沖擊的價格效應都具有顯著非對稱性;高增長狀態下,利率和信貸的正負沖擊對產出具有顯著非對稱效應,貨幣、利率和信貸的正負沖擊對價格皆具有顯著非對稱效應;在正向沖擊方面,貨幣和信貸的產出效應以及利率和信貸的價格效應在不同經濟狀態下具有顯著非對稱性;在負向沖擊方面,信貸的產出效應和價格效應都具有較明顯非對稱性。而且,低增長狀態下,信貸的產出擴張效應和貨幣、信貸的價格擴張效應較強;高增長狀態下,貨幣的產出緊縮效應和貨幣、信貸的價格緊縮效應較強。[24]
彭方平等應用非線性平滑轉換面板模型,從微觀層面對我國貨幣政策成本效應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我國貨幣政策存在顯著的成本效應,即在短期內加息可能引起通貨膨脹;貨幣政策的成本效應具有顯著的非對稱性,相比經濟過熱時期,經濟蕭條時期的貨幣政策成本效應更顯著。上述結論所蘊含的貨幣政策建議在于:在宏觀經濟復蘇基礎尚未穩固、通貨膨脹較為敏感的背景下,對待加息要慎重,以免造成經濟滯脹。[25]
黃武俊通過修正后的Karras產出與價格模型,對開放經濟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①中央銀行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動機在開放經濟下受到制約,經濟開放度的提高對中國保持較低的通貨膨脹水平起著積極作用;②經濟開放度的提高主要通過金融市場和影響工資—價格調整速度兩個渠道影響貨幣政策效果,兩個渠道對貨幣政策效果影響機制不同;③貨幣政策對產出的影響會隨著經濟開放度的提高而減弱,對價格的影響會隨著經濟開放度的提高而增強。研究認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應逐漸由數量性指標向價格性指標過渡,最終應確定為以穩定物價為單一目標。[26]
范從來考察了實踐中貨幣政策目標由多目標向單一目標收斂的現象,指出了我國貨幣政策目標的重新定位問題,認為,我國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不應該包括經濟增長目標,但是中國失業問題的特殊性與復雜性決定了我國的貨幣政策目標應該涵蓋充分就業的目標。[27]
張雪蘭等利用1996年~2009 年的經濟金融季度數據,對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進行了經驗探查。結果表明:我國貨幣政策傳導過程中并不存在很明顯的時滯,但操作目標、中介目
標、最終政策目標間的相關性不強,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夠通暢,繼而影響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研究認為,要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應從建立良好的政策實施環境著手,改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宏觀和微觀基礎,并加強其與其他經濟政策的搭配與協調。[28] 六、中國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可持續性問題
中國經濟增長與宏觀穩定課題組從經濟資本化的角度,對中國資本積累、技術選擇行為及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研究。研究認為,中國經歷著一個漸次推進的經濟資源存量快速資本化過程。在20世紀80、90年代,經濟資本化表現為實體經濟中的資本形成。新世紀以來,資本化則伴隨人民幣升值,資本市場向國際接軌,土地等要素價格重估而推進。經濟資本化對于經濟趕超和效率改進有正面激勵效應,但對于技術創新卻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導致中國的TFP增長率在低水平波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小。當前經濟資本化出現偏移,資源向資產部門過快集中,出現了資產價格快速上漲、產能過剩和實體經濟創新不足等問題。只有對現行制度和政策進行調整,才能有效激勵內生技術進步,轉變發展方式,保持經濟可持續增長。[29]
湯向俊等運用 1970年~2008 年間跨國面板數據,研究表明在二元經濟結構轉變過程中,由于勞動者獲得的報酬低于勞動力的邊際貢獻,GDP中資本形成率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型特征。1978年~2008 間省級面板數據分析表明,政府生產性傾向以及國有部門較低的融資成本,使中國較高的資本形成率得以持續。研究認為,我國應繼續推進二元經濟結構轉變和金融業的改革,改變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為實現高投資增長模式轉變提供微觀基礎。[30]
陳彥斌等使用附加人力資本的增長核算模型考察了1978年~2007年的中國TFP增長率和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研究認為,中國經濟增長過于依賴資本投入,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需要完成向集約型經濟的轉型,在 2000 年以后突出表現出來的出口導向增長模式很可能在未來難以為繼,人力資本、科技進步和制度改革應該是未來中國經濟保持健康持續增長所需要依賴的主要動力。[31]
鐘水映等利用 1990年~2007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構建空間計量模型,采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對人口紅利、空間外溢與省域經濟增長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認為,人口紅利的顯著增加促進了省域經濟增長;從區域來看,人口紅利對東、中、西的省域經濟增長均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但彼此之間存在明顯差異,東部存在顯著的人口紅利外溢,但中西部的外溢效應不顯著;從區際來看,東、中之間存在一定的空間溢出效應,而其他區域之間均不顯著。同時還發現,地區之間、區域之間的經濟增長均存在顯著的空間外溢。[32]
陳詩一基于方向性距離函數對改革以來中國工業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了重新估算,發現正確考慮環境約束的實際全要素生產率比傳統不(正確)考慮環境因素的估算值低了很多。改革以來中國實行的一系列節能減排政策有效地推動了工業綠色生產率的持續改善,特別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本世紀初,中國工業綠色生產率增長最快并達到頂峰,且重工業生產率、效率和技術進步增長首次全面超過輕工業,初步彰顯環境政策綠色革命成效。雖然2002年以后重化工業膨脹暫時惡化了工業生產率,但基于國家對節能減排與發展新能源和低碳技術的高度戰略重視,中國新一輪綠色工業革命為期不遠。[33]
宏觀經濟分析范文第3篇
關鍵詞:可持續發展;企業投資項目決策;宏觀經濟統計
可持續發展是經濟發展的重要議題，對企業發展策略制定有直接的影響，企業投資項目決策中宏觀經濟統計分析應當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入手，發揮宏觀經濟統計分析數據對投資項目決策的重要性，從而保證企業健康發展。
1可持續發展理論內容
可持續發展理論要求企業注重發展模式的科學性，合理分配資源，保證企業獲取持續的發展動力，隨著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人們開始思索規劃經濟發展模式，力圖建設自然－社會－經濟共同發展的運行規則，在發展中保護現有資源，可持續發展理論也延續到企業投資項目決策中。從理論方面來看，可持續理論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首先是要滿足人們的需要，注重生產力提升，通過科學決策來維持企業快速、健康和穩定發展，將企業未來發展納入到滿足人們需求的高度上。
2企業投資中經濟統計分析
企業投資項目決策時企業發展的核心，利用科學的決策方法將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相結合，針對投資項目的特殊性制定可執行的方案，對方案中的參數進行經濟統計分析和估算，選定最優的決策方案，實現項目決策的科學性。投資項目決策中宏觀經濟統計分析注重對經濟環境的分析，在宏觀背景下來統計項目的可執行性和經濟性，保證項目決策的可持續性發展。企業投資項目分為微觀和宏觀兩個方面進行分析，微觀性是指在企業方面展開項目分析和評價，從經濟收益的角度出發分析投資項目的經濟風險性，保證投資項目可以創造更好的經濟效益。投資項目宏觀經濟分析應當從更加寬泛的角度出發，把社會經濟效益納入到項目決策可行性，確定項目投資對社會的影響。投資項目宏觀經濟分析從社會角度出發，對項目背景、內容、目標進行綜合性評價，同時要綜合考慮項目對社會貢獻，確定項目實施對社會帶來正面作用，從而兼顧資源消耗和經濟發展，促進項目經濟效益發揮。再者投資項目決策經濟分析要包含直接效益和間接經濟效益，重點從環境破壞和資源利用來評估項目可持續發展性，從全局的角度出發分析項目的決策方案，把人類的可持續性放在首位。
3企業投資項目決策中宏觀經濟統計分析實施
3．1注意事項分析
宏觀經濟環境對企業發展產生重要影響，企業管理和決策要基于經濟環境的前提背景下，因此投資項目決策要注重發展目標的設置，在長期發展、穩固前進及高效推進的基礎上對項目決策的宏觀經濟進行統計分析，將項目中每一個目標參數進行評估。同時企業項目投資決策要根據實際情況來制定相應的經濟統計模式，根據市場動態發展來制定執行方案。宏觀經濟統計對企業投資項目決策具有科學的指導意義，深入分析市場信息可以了解企業在行內的定位，并預測項目實施的可行性，統計信息顯示了當前宏觀市場環境的現狀，預測經濟中各個因素對企業項目投資的整體性影響。
3．2實施建議
宏觀經濟統計分析對企業投資項目影響體現在統計數據的指導作用上，企業要保持可持續發展，就需要對企業管理工作進行科學規劃，尤其是投資項目關系到企業未來發展，這需要企業強化宏觀經濟統計的觀念，從社會的角度出發來進行項目預測和判斷，社會經濟的發展是在一個動態的平衡基礎之上，面對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的確定性的基礎，應該加強對市場動態發展的綜合分析，充分的利用所以運用數理統計等相關的科學依據，為企業的決策，在最大程度上降低企業的風險概率，逐漸優化企業發展模式，在可持續發展指導理念下參與經濟市場競爭，為企業發展注入強有力的驅動力。
3．3大數據時代背景下宏觀統計分析
當前社會發展進入了大數據時代，在這樣的宏觀背景下，企業要重視數據信息的統計，其投資項目決策要依賴于宏觀環境大數據，企業加強宏觀經濟統計分析應當從信息網絡和硬件設施建設入手，聯合各部門的數據信息平臺，把大數據轉化為有規律的統計數據，從海量的數據中完成對宏觀經濟統計數據的整理和分析。企業投資項目決策要從生產效率、勞動報酬、資本回報、能源消耗及科技創新等方面數據統計，做好能源消耗方案規劃。再者投資項目決策要重視科技環境的統計，增強項目創新性可操作性，帶動產業價值鏈，提升項目的創新性，增強產業間的輻射帶動能力，推動綠色項目的發展。
4結語
綜上所述，可持續發展背景下企業投資項目決策要重視度宏觀經濟的統計分析，強化對行業信息和市場信息的了解，從而制定相應的戰略決策方案，協調企業利益和社會利益，保證企業投資項目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促進企業項目健康發展。
作者:宮來金 單位:池州學院數學與計算機學院
參考文獻:
［1］梁證嘉．從可持續發展看企業投資項目決策中的宏觀經濟統計分析［J］．經營管理者，2015(25)
［2］趙艷云．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發展的基本問題［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3(05)
宏觀經濟分析范文第4篇
摘 要： 步入21世紀以來，世界格局已經由過去的歐美繁盛轉瞬間變為亞太繁榮，全球的目光都聚焦在亞太這塊新興的繁榮大陸上，而次貸危機的席卷更讓這種關注變得無可取代，在亞洲，中國的崛起在世人眼中無疑是驚人的，而中國的經濟發展更是讓許多西方國家望洋興嘆，在過去10年中，中國依靠正確的宏觀經濟調控引導使得其發展進入了飛速時期，經濟增長總值更是一路領先。通過對我國長期經濟發展的不斷摸索與研究，發現我國宏觀經濟的相關調控在當前依舊面臨著很多問題，而這些問題尤為突出的特點是它們并非短期之內可以馬上得到解決，而是需要通過長期的努力才能得到徹底的解決，而過去急速發展的模式讓一些未能及時得到妥善解決的問題都在發展之后集中的爆發出來，如何妥善的解決這些問題，對于中國的經濟發展來說值得深思。
關鍵詞： 總需求管理 市場經濟與動態均衡 總供給與發展模式轉變
乍看之下，因為無論何種經濟體都會面臨著宏觀經濟所帶來的問題，而以中國宏觀經濟問題作為標題就會顯得不太合乎邏輯，但是仔細琢磨就會發現這種問題的確是當今世界經濟范圍內普遍關注的方向。對于中國而言其經濟發展已經連續30年走高，而擺在我們面前的經濟問題到底是短中期還是長期，值得每一位經濟學者做出思考。
一、宏觀經濟理論的長期分析方法
對于長期宏觀經濟問題的討論，因為其具有很大的抽象因素，所以一般在討論時可以將其分為兩部分以便更好的解析。
其一是交易理解的實際產出與生產要素投入之間的關系。如果對所使用的技術不加以改變，而是單純的投入，其產出也應該同比增高，但是受到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等相關因素的相互干擾，就會使得投入增長對產出增長的貢獻變為動態下降（理論上甚至可以降至為0）。這種理論看似過于抽象，但也并不是沒有實例（例如在前蘇聯解體之前，政府雖然對經濟的投資不斷增大，但是其經濟還是陷入了無法挽回的境地）。而與之對立的，是一些發達經濟體雖然沒有過快的增長速度但是卻依舊保持著較為理想的活力，主要原因就在于這些發達國家的技術進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資本與勞動之間的投入遞減效應。
其二便是更為抽象的解析了，一個健康成熟的經濟體可以利用價格自由調整的市場經濟機制作為其發展的基礎，并依照市場當下的選擇預判出最優的消費儲蓄比率，最終使得可以將今天儲蓄轉化為明天消費的靈活市場體系。而病態的經濟體制則是一種不顧市場經濟導向，以超前消費為理性選擇地盲目之舉，這種現象如果不加以遏制就會發展成現實中美國次貸危機的真實寫照。
二、中國長期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
首先，可以將中國30年來的經濟發展進行展開似的簡要分析。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對于資本的需求要遠遠大于對于勞動力的需求，這就使得在那個年資的收益十分的高，而當時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不僅滿足了高速工業化對勞動力的需求，同時也形成了低工資與高增長之間的循環，也將進一步將高收益與低工資之間的循環做到了強化。這種不太健全的雙重循環交叉的推動，支持了我國經濟持續30年在高投資低消費的軌道上運行。這種發展模式在其他一些發達國家之前也出現過，
其次，這種發展模式是否可以得到長期性的持續？如果無法持續，那其主要的癥結又體現在哪里？例如過去中國廉價的勞動力讓中國成為低端制造品基地，而通過手工制造中國也獲得了很大的經濟效益，但是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過去低廉的勞動力已經變得越來越稀缺，直接變相的提高了商品的價格，隨之引起的是市場對商品的需求減少，這些變故都最終導致中國過去的低價勞動力已經成為一去不返的標志。
最后，資本動態的無效與生產過剩之間同樣有著緊密的聯系。一種良好的生產方式會因為其具有巨大的增長空間而促使市場表現出非理性的亢奮，直接的表現就是會將過多的投資盲目的引入其中，而這種過多的投資會不會引起收益縮水便成了不得而知的未知數。
三、中國經濟保持長期穩定增長的對策
時至今日，新興崛起的金磚國家在經過一段時期的發展后，都已經逐步進入了發展的調整階段，這其中雖然中國的經濟發展境況更為強勁，但是需要做出調整的事態已經無法阻擋。通過對別國經濟發展道路的借鑒，不難發現市場是最為敏感的經濟試驗田，中長期的經濟調整計劃對于未來的發展更為有利。在過去的發展道路上，中國經歷了讓世界為之矚目的創業潮，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走上了自主創業的道路，而這些新鮮的血液也大大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飛速崛起，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過去一大批新興崛起的企業公司都面臨著逐漸老化的趨勢。而要想在這種老化的大流中生存下來，就要學會不斷的尋求創新與突破。其次是關于規范經濟體制建設的問題，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對于經濟發展體制而言同樣如此，只有一個規范合理的經濟發展環境，所有的經濟起步才會得到根本性的保障。最后是當地政府與創新關系之間的問題。長期以來，對于市場經濟而言政府所起到的作用似乎只有管制，但其實科學合理的政府決策是可以起到幫助經濟發展的作用的。
四、結語
通過上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經濟若想長期保證發展，需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調控好農產品的市場價格，加快對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的調整步伐。積極構建包括煤、電價、天然氣及成品油等在內的資源性產品的價格形成機制價，徹底來改變資源要素價格長期不合理的情況。第二要不斷加快壟斷行業及部分國有企業的改革步伐，可以通過完善現代企業制度來在國有企業內部推行公司治理制度，還可以積極引導民間資本能夠進入到部分壟斷行業的領域中來。第三在我國經濟內在增長動力不夠強大和世界經濟復蘇不到位的大形勢下，國家為了刺激經濟發展采取的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要過早停止，相反還要繼續采取更多的必要的財政政策來刺激當前的經濟發展，以確保我國的經濟能保持持續回升的發展態勢，同時能有效緩解經濟發展的壓力。 （作者單位：鞍山市委黨校）
參考文獻
[1]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2010-2011年中國宏觀經濟報告――流動性回收與新規劃效應下的中國宏觀經濟[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1，（1）：5-17
宏觀經濟分析范文第5篇
所謂一般均衡，是指在充分競爭的市場經濟中，一個國家的居民、廠商和其他經濟當事人，根據各種產品和各種要素的相對價格不斷對各種產品的供求關系和各種要素的供求關系進行適應性調整，從而使一個國家或經濟體內生產的各種產品或服務，在供給與需求上達到均衡，從而形成均衡的價格和產量。一般均衡體現在三個方面:1．消費者均衡。它是指居民以給定的收入所購買和消費的各種產品的數量，已使各種產品的價格之比等于它們的邊際效應之比，在這種狀態下居民實現了效用或消費者剩余最大化。各種產品的需求量和價格都將穩定在均衡的水平。2．生產者均衡。它是指廠商生產的各種產品的產量，已使各種產品的價格之比等于它的邊際成本之比，達到這種狀態后，廠商實現了生產者剩余，即利潤總量最大化。這時若沒有其他因素沖擊，各種產品的產量和價格都處于穩定的狀態，沒有變動的趨勢。3．勞動、資本和土地等各種生產要素市場達到均衡。各種要素的價格等于該要素的邊際收益產品，在這種情況下，要素供給者和要素需求者的利益達到均衡。在沒有其他因素沖擊的條件下，各種要素的供給量和需求量都不會發生變動，生產要素就實現了最優配置。上述分析表明，消費者均衡實現后，所有居民實現了效用(即消費者剩余)最大化，他們不會再增加或減少任何產品的消費量。這時居民消費的最終產品的需求總量將穩定在均衡水平，不再變動。生產者均衡實現后，所有廠商實現了利潤最大化，增加或減少供給量都會使廠商們的利潤受到損失。于是，各種最終產品的供給總量也將穩定在這一均衡水平。消費者均衡、生產者均衡和要素市場的均衡都實現后，最終產品的總需求量將等于總供給量，總產量GNP會穩定在均衡水平。我們以圖1中的AD表示一國生產的各種最終產品的總需求曲線，以AS表示各種最終產品的總供給曲線。在E點各種產品的總供給與總需求達到均衡，價格水平為P*、總產量為Q*。在收入給定，且消費者對各種產品的消費偏好不發生變動，沒有新產品發明的情況下，總需求曲線AD的位置不會變化。它既不會向左下方移動，使各種產品的需求總量減少，也不會向右上方移動，使各種產品的需求總量增加。在各種產品的生產技術條件不變，即沒有技術進步和生產成本不變的情況下，總供給曲線AD的位置也不會改變，既不會向右下方移動，降低各種產品的供給價格，增加各種產品的供給量﹔也不會向左上方移動提高各種產品的價格或減少各種產品的供給量。在AD和AS都不變時，價格水平和總產量也都不會發生變動，價格將穩定在P*的水平，產量將穩定在Q*的水平。這里要特別強調的是，在一般均衡實現后，如果供給方面和需求方面的條件不發生變化，各種產品的產量以及總產量將不會發生變動。但是，如果出現了新產品發明、生產和供給方面的沖擊，那么消費者的偏好將會發生變化，消費者對他們強烈偏好新產品需求量的擴大，將推動總需求曲線AD向右上方移動，從而增加實際總產量。另外，如果出現了生產技術的進步，生產成本必然下降，總供給曲線AD將向右下方移動，從而增加實際總產量。關于新產品的發明、生產和供給如何擴大總需求、增加實際總產量，本文第三部分將有專門的分析，而對生產技術的進步又如何增加總產量，筆者將另撰文解釋，恕不贅述。對一般均衡理論應當有正確的解釋。所謂一般均衡，實際上是指在充分競爭市場中，各種產品和各種要素的供給與需求，都要在相對價格的調整下走向均衡，從而形成穩定的最優產量和價格。它不能被解釋為所有產品和所有要素在某一時刻“同時達到”供需均衡。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經濟學教科書中寫到:“經濟系統的一般均衡要求找到各種商品和各種投入品的價格，使每種商品的需求量等于供給量，以及每種投入品需求量等于供給量。一般均衡要求價格、工資和資本收益確保所有的產品市場、勞動市場和資本市場(以及其他生產要素市場)同時出清?！保?］221斯蒂格利茨的這種解釋顯然不符合實際經濟運行的經驗。由于各種產品發明和成功進入市場的時間不同，以及人們對它們的消費欲望的強烈程度和供給條件等方面的差異，達到均衡的時間必然會不同。因此，所有產品和所有要素“同時出清”，“同時實現均衡”根本不可能。只要認真觀察經濟運行中的實際經驗，就很容易驗證上述結論。各種產品由于在發明和成功進入市場的時間不同、生產和供給條件不同、人們購買和消費欲望的強烈程度等方面存在差異，因而它們將在不同的時間點實現均衡。而不是像斯蒂格利茨所說的那樣，在某個時間點所有產品和要素的供給與需求在某一時間點同時達到均衡。哈耶克、希克斯提出，阿羅和德布魯充分論證的“時際均衡”模型，對各種產品將在不同時間達到均衡作了恰當的解釋。“時際均衡”模型把確定nt市場出清價格作為目標。它從任一給定的短期出發點開始，在基本時間t期內，n項商品的價格會使這幾項商品的產量達到均衡。在此期間，不僅相同的產品在不同時間價格不同，而且資本也會在不同時間有不同的利潤率。“時際均衡”在宏觀經濟分析方面有一個極其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分析不同時期結構變動和總產量增長以及周期性波動等重大的宏觀經濟問題。
二、一般均衡與庫茲涅茨定律
1971年，庫茲涅茨在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同時，又出版了《各國的經濟增長:總產值與生產結構》一書。在這本傳世之作中，他通過對21個國家(其中14個發達國家和7個發展中國家)100—150年中系統的經濟統計資料的分析，得出了一個極其重要的結論:“發達國家現代增長時期的總體增長率和生產結構的高變換率都比他們在現代化以前要高得多，更不用說比欠發達國家在最近一個世紀到一個半世紀的總體增長率和結構變換率要高得多了。按人口平均的產值和生產率的高增長與生產結構的高變換率之間的歷史聯系，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中得到肯定的證實，而為欠發達國家的經驗所否定”［4］360－361。上述結論可以稱之為庫茲涅茨結構變換和總量增長定律。它可以簡單地表述如下:生產結構變換率決定經濟總體增長率。對不同的國家來說，生產結構變換率高的國家，總體增長率和人均產值增長率就高;反之，總體增長率和人均增長率則低。而對于同一國家來說，凡結構變換率高的時期，總體增長率和人均增長率就高，反之，經濟總量和人均產量增長率則比較低。衡量一個經濟理論模型是否正確的基本標準，就是要看該模型對經濟運行的解釋是否符合真實經濟運行的實際，而符合與否，則要經過系統的經驗數據的驗證。庫茲涅茨是現代國民收入、國民生產總值計量和統計方法的奠基人，是國家經濟增長數量分析和研究的先驅者。他從21個國家100—150年間系統的統計數據的分析和研究中得出的結論顯然是可信的。庫茲涅茨定律給了我們一個深刻的啟示，應當沿著結構變動—總量增長的思路分析和解釋宏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的核心目標是分析實際產出總量GNP的決定因素和變動規律。實際產出總量是一國生產的各種產品的產量之和，GNP則是該國生產的各種產品的增加值之和。只有通過生產結構的分析恰當解釋了一國生產的各種產品產量的變動規律，我們才有可能合理地解釋總產量GNP，以及與之相關的總就業的變動規律和趨勢。因而我們不能像凱恩斯學派那樣用空洞的總需求理論以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筙，來分析和解釋總產量、總就業等宏觀經濟問題。遺憾之處在于，庫茲涅茨并沒有對生產結構的變換與總量增長之間關系做出系統的理論解釋。本文則要運用一般均衡這一基本的經濟學分析工具解釋和說明，市場經濟中的各種微觀主體，即居民、廠商以及其他經濟當事人，為了實現利益最大化，如何不斷地調整各種產品供給與需求之間關系，改變各種產品的產量，調整生產結構，從而促進一國實際產出總量的增長。
三、新產品發明、生產結構變換與總量增長
所謂生產結構，是指一國生產的產品的種類以及各種產品的增加值在總產值GNP中所占的份額。一國生產的產品種類的增加和各類產品在GNP中所占份額的變動，是該國生產結構變換的兩個最基本因素。新產品發明、生產和供給是推動生產結構變動，以及總產量增長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而也是決定和影響宏觀經濟的最重要的變量之一。但是，時至今日這一重要因素并沒有被納入宏觀經濟學的分析體系之中。雖然索洛把技術進歩引入經濟增長的分析之中，用來解釋投資、儲蓄和消費的關系，以及它們與總需求間的關系;基德蘭徳—普雷斯特的真實經濟周期理論用技術進步等供給方面的沖擊解釋總產量和總就業的變動，但是，他們所說的技術進步主要是指生產技術的變革和改進，沒有分析新產品的發明和供給對總產量增長的獨特作用。本文將分析新產品發明、生產和供給如何增加一國的產品種類，調整生產結構，增加實際總產量。新產品發明、生產和供給是增加一國產品種類的基本途徑，也是推動生產結構變換的最重要的因素。
我們很難設想，如果沒有新產品發明、生產和供給一國生產的產品的種類增加，它的生產結構變換率會提高?在現代市場經濟，即資本主義以前的幾千年甚至一萬多年中，人類在其生產活動中的新產品發明很少，產品種類的增加非常緩慢，因而生產結構變換率很低，實際產出總量和人均產出量增長率也很低。進入資本主義之后，經濟活動的普遍市場化激發了人們強烈的謀利動機。相當多的人把新產品發明和生產看成是增加個人財富的最有效的途徑，從而使新產品的發明和生產迅速增加。自18世紀60年代英國工業革命以來，資本主義制度所煥發出來的強烈的謀利動機，催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新產品發明。這些新產品的發明、生產和供給增加了英國、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生產的產品種類，加快了生產結構的變換，提高了實際總產量和人均實際產量增長率。羅斯托在《經濟發展的階段》一書中，把汽車業的出現看成是現代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這里我們以汽車產業為例來分析新產品的發明、生產和供給將如何改變生產結構，從而提高實際總產量和人均產量的增長率。出行和旅游是人們生活的基本需求之一。在19世紀末期之前的幾千年中，馬和馬車是人們出行、旅游和運輸的基本工具。1876年德國人奧托設計和制造出第一臺汽油內燃機之后，歐美工業化國家的居民普遍向往能有一種更便捷的“不用馬拉的車輛”。1886年戴姆勒在巴黎街道上把他發明和制造的一輛簡陋的汽油車拿出來做表演。幾乎在同一時間，德國人卡爾•本茨做了同戴姆勒一模一樣的實驗。接著，法國帕卡德—勒瓦索公司在戴姆勒專利的基礎上進一步改造、設計出了性能更好的汽車。它在結構方面可算是我們現在所熟悉的汽車的原型:發動機裝在車身的前部，車體上配有制動器、齒輪箱和傳動系統。自此，汽車的發明和制造風靡歐美各國。19世紀末，法國的汽車產量遙居世界之首。但由于沃爾茲、利蘭和福特等人的努力，美國的汽車業在20世紀初期后來居上，超過了法、德等歐洲國家。汽車這種新產品的出現促進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發達國家生產結構的變化和經濟的高速增長。一般均衡理論可以恰當地解釋汽車這種新產品的發明、生產和供給上的沖擊，如何改變了19世紀末至20世紀40年代末歐美國家的生產結構，并帶來了經濟總量的快速增長和繁榮。
消費者均衡導致了汽車這種新產品以及與之相關的石油產品、橡膠制品的需求量的擴張和需求結構的變化。在汽車這種新產品未出現之前，人們已在食品、衣物等傳統產品消費上大體實現了最優均衡。人們花在每一種傳統產品上的每一元支出都帶來了相等的邊際效用，達到了最優均衡。最優均衡達到之后，人們在這些傳統產品的消費上就實現了凈剩余總量，即福利總量最大化的目標。在這種情況下，增加任何一種產品都使他們的凈剩余總量受到損失。然而，我們應當看到，凈福利總量最大化目標的實現雖是可喜的，但也存在值得憂慮的地方。因為當最優均衡達到時，人們將不再增加產品的需求和消費量，他們的凈福利總量不會再增加。這也意味著總產量和實際收入將處于停滯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只有當市場出現一種人們更偏好的新產品時，才能擺脫上述困境。只要把錢花在汽車購買和消費上，就能進一步改善自己的福利。居民在汽車和其他傳統產品上的效用和價格方面的比較，激發了人們購買和消費汽車的強烈欲望，使汽車的需求量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40年代末呈現迅速擴張的趨勢。生產者均衡促進了汽車產量的增長和生產結構的變化。與任何能引起人們強烈偏好的新產品進入市場初期的情況一樣，19世紀末期剛剛上市的汽車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處于嚴重的供給不足的狀態。原因在于以下幾個方面:其一，企業規模小。最初生產汽車的都是像戴姆勒、卡爾•本茨、沃爾茲和福特這樣的發明者創辦的小企業，生產規模小，產量低。其二，掌握新產品生產技術的有經驗工程技術人員和熟練員工少，生產效率低，產量小。其三，生產汽車零部件和組裝整車的專用設備還沒有出現，效率普遍較低，產量上不去。其四，最初生產汽車的都是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小企業，其資信狀況使他們很難獲得一般社會資本的支持，不容易從普通商業銀行取得貸款，也難以在公開的證券市場上融資，因而增加產量缺乏足夠的資本支持。上述的種種條件限制了上市初期汽車產品的生產量和供給量。迅速擴張的需求和相對于有限的生產及供給能力，使上市初期的汽車市場處于供給不足的狀態之中，即S汽車＜D汽車，或S汽車－D汽車＜0，存在著巨大的供給缺口。這種供求關系必然會反映在價格與成本的關系上，使汽車的價格高于邊際成本，即P汽車＞MC汽車，或P汽車－MC汽車＞0，價格與成本之間的差額帶來了正數值的利潤。供給缺口越大，利潤越豐厚。只要增加產量就能增加利潤總量，這必然激勵廠商努力增加汽車的產量，汽車業的產岀量大幅增長。同時，與汽車生產和消費直接相關的產品，如橡膠、玻璃以及石油煉制等產品的產量也大幅增長。1880—1948年這68年間，汽車、石油和橡膠制品的產值總共增長了近589倍。除了汽車及其相關的新產品之外，這一時期還出現了無線電收發報機、電冰箱、電視機、空調等曾引起人們強烈消費欲望的新產品。這些新產品的產量也有較大幅度的增長。汽車等新產品產量的快速增長，使歐美發達工業化國家的生產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庫茲涅茨把美國1880—1948年制造業各行業的產量在整個制造業總產量中所占的份額的變化，按開始期的增長速度做了分類統計。這份統計表反映了1880—1948年美國制造業生產結構的變化。［4］362－364生產結構的變換體現在各種產品在全部產品總值中所占的份額變動之中。1880—1948年68年中，美國38類制造業產品的總產值中，A類組(包括橡膠制品、汽車等13類產品)中的產值所占的份額從3．2%上升到35．6%，其中汽車分組(包括汽車、橡膠制品、石油煉制三個分組)的產值則從0．5%上升到19．4%;B類組(其中包括面包及糖果、紙、鋼鐵等7類產品)的產值從15%上升到26．3%;C類組(包括棉織品、服裝、農機等9類產品)的產值份額反而從24．8%下降到22．0%;而D類組(包括面粉、米、紡織品、鞋靴、木材等9類產品)的產值份額則從原來的56．7%大幅降到15．2%。上述的產品種類和生產部門的分類盡管沒有充分顯示出新產品和新興部門的產量份額變動，但庫茲涅茨指出，A類組的產值份額的快速上升，都是新產品發明和重大技術變革的結果。
可見，新產品發明和技術變革是生產結構變換的基本動力。生產結構的高變換率帶來了總體經濟和人均產值的高增長率。在汽車這類新產品沒有發明和生產之前，它的產量為零，在該國的實際總產量即GNP中所占的份額也等于零。在新產品發明和生產岀來后，這種新產品的產量就是該國GNP中的新增產量。如果某一時期發明和生產的新產品種類多、產量大，則這一時期的生產結構變換率就快，總產量和人均產量的增長率就越高。新產品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包括兩部分:一是直接貢獻;二是間接貢獻。所謂直接貢獻，是指新產品供求達到均衡時累計的最大產量。在產品的供給與需求未達到均衡之前，它處于供給不足的狀態。在供給不足的情況下，新產品的價格高于成本，P＞MC，P－MC＞0，有正數值的利潤。這時，只要增加產量就能增加利潤總量，廠商必然會增加產量。因而在供給不足時期，新產品的產量會持續增加。但是，當供給與需求達到均衡時，價格等于成本，P=MC，P－MC=0，即利潤率為零，利潤總量達到最大化。這時如果再增加產量，則會使價格降到成本以下，P＜MC，P－MC＜0，即利潤率為負，增加產量反倒會使利潤總量減少，廠商將不會再增加產量?？梢?，供需均衡時的產量是新產品的最大產量。從新產品上市直至達到供需均衡期間的累計產量，是新產品對GNP增長的直接貢獻。新產品對GNP增長的間接貢獻，是指由新產品產量增加產生的乘數效應引致而來的傳統產品產量的增加額。新產品產量的增加必然引起工資、利息、租金和利潤等收入的同步增加。在收入增加后人們不僅會增加對新產品的需求和消費數量，而且還會增加一些傳統產品的需求和消費數量。在新產品進入市場前，傳統產品已經基本實現了消費者均衡和生產者均衡，其產量不會再增加。但在收入增加之后，傳統產品需求量則會增加，當需求量增加時，這些產品的產量將隨之增加。
由收入和支出增加和乘數效應而導致的傳統產品產量增加，是新產品對GNP增長的間接貢獻。圖2可以解釋新產品的生產和供給沖擊所導致的生產結構的變動和GNP總量的增長。圖中的AS為總供給曲線。AD為新產品沒有生產之前所有的傳統產品的需求曲線，同時也是這一時期的社會總需求曲線。也就是說，在新產品沒有岀現以前，社會總需求曲線為AD，總產量GNP為Q。AD1是新產品的需求曲線。新產品的需求是社會新增需求量，因而在新產品進入市場后社會總需求曲線也就從AD向右上方移動到AD1的位置，這時社會總產量GNP將增加到Q1。AD2是新產品產量增加而產生的乘數效應所導致的傳統產品的新增需求曲線。若把乘數效應考慮進去，社會總需求曲線將移動到AD2，均衡總產量將增加到Q2。新產品的生產和供給上的沖擊首先使一國的生產結構發生變化。在新產品沒有出現之前的生產結構，GNP=OQ，其中，OQ表示該國各種傳統產品所占的份額之和。新產品出現之后生產結構為OQ+QQ1+Q1Q2，其中，OQ表示該國各種傳統產品所占的份額之和，QQ1表示各種新產品所占份額之和，Q1Q2表示乘數效應新增的傳統產品份額之和。同時，新產品生產和供給上的沖擊還導致了實際產出總量GNP的增長。新產品沒有生產之前，GNP=OQ，其中，OQ表示各種傳統產品的總產量。生產新產品以后，GNP總量=OQ+QQ1+Q1Q2。其中，OQ表示各種傳統產品生產總量，QQ1表示新產品的最大新增產量，Q1Q2表示乘數效應帶來的各種傳統產品的新增產量。從對實際經濟的觀察和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均衡與非均衡是市場經濟中任何國家經濟運行的一般趨勢。在市場經濟中，居民、廠商和其他經濟當事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適應性調整，必然會使現有生產技術條件下生產的既定不變的各種產品的供給量，等于其需求量，達到一般均衡。在一般均衡實現后，每種產品的價格等于其邊際成本，每一種要素的價格將等于其邊際產品價值。在這種情況下，每個生產者實現了利潤最大化，每個消費者實現了效用最大化，而整個社會的生產資源得到了最優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