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關系論文范文精選

[論文關鍵詞]經濟法民法差異分界點

[論文摘要]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宏觀調控經濟活動中形成的經濟法律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民法是調整市民社會關系的法,是調整作為民事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非法人組織之間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經濟法與民法之間不僅存在差異、分界點,經濟法干預與民法干預也有所區別。

一、經濟法與民法的差異

(一)起源差異

民法是商品經濟的產物。從事交易的人們漸漸需要一個共同遵守的交易規則來維護交易秩序,保障商品流通,于是,商品交換的習慣產生,進而習慣發展為法。這就是民法的起源。民法既然以保護交易利益為主要內容,因而必須適應商品交換的要求,即人格之獨立性——能以自己獨立意志從事交易,所有權之確定性和訂立契約的自由。

經濟法則是商品經濟高級階段的產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生產社會化與個人壟斷產生矛盾。此時無論是采用民法的平等手段或者行政法的強制手段都難以解決矛盾,必須以市場之手與國家之手的結合來解決。因此經濟法作為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而產生。它是社會化生產與社會關系矛盾運動的產物,是經濟管理的社會化與現代國家介入經濟生活的必然產物,是無形之手與有形之手的協調產物,是縱向經濟關系與橫向經濟關系平衡結合的產物,是經濟集中與經濟民主對立統一的必然產物,也是法律、法學包括經濟法自身發展的必然產物。可以說,經濟法的產生改變了社會利益的配置模式,它從極為宏觀的角度維護著社會經濟利益。

[內容提要]城市與鄉村及城鄉經濟是學術研究領域不同分支學科的研究對象與重點內容之一。如何科學處理城鄉關系是所有發展中國家在實現經濟發展過程中普遍面臨的重要問題。中國城鄉關系及其由此引起的矛盾和二元社會經濟結構比一般發展中國家更為突出。本文對國內外城鄉關系問題的理論研究進行綜述，以期為中國在新時期實踐科學發展觀，統籌城鄉發展和促進城鄉和諧社會的構建提供理論參考和政策依據。

[關鍵詞]城鄉關系；二元結構；研究綜述

一、城鄉關系問題的提出

城市和鄉村是構成社會兩個密不可分的組成部分。城鄉關系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社會大分工的產物，自城市產生后，城鄉關系便隨之而產生。城鄉關系是廣泛存在于城市和鄉村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普遍聯系與互動關系，是一定社會條件下政治關系、經濟關系、階級關系等諸多因素在城市和鄉村兩者關系的集中反映[i].城鄉關系包含相當廣泛的內容，如城鄉發展關系（產業發展關系、經濟發展關系）、城鄉經濟關系、城鄉文化關系、城鄉社會關系、城鄉生存關系、城鄉運行關系等。查閱現有的城鄉關系研究文獻，可以發現不同領域的研究者重點從城鄉線性經濟關系來考察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城鄉發展與規劃問題，并且形成了相當豐富的研究結論，如發展經濟學中的二元結構理論、核心—邊緣發展理論，城市經濟學中的城市空間擴散理論和城鄉邊緣區理論。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并不把城鄉關系作為它的重要研究對象。在完全市場競爭和信息充分的嚴格假定下，它只是專注于研究資源配置的價格理論，無需考慮城鄉差別及其相互關系[ii].瑞典經濟學家俄林從區域分工和貿易出發分析了生產要素價格和商品價格的均等化趨勢最終會導致區域差異的消失，可以隱約發現對于城鄉關系的區域均衡分析思想。總體上看，中外學者對城鄉關系及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理論研究成果是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中國城鄉關系的理論基石，也是我國統籌城鄉發展、構建城鄉和諧社會的重要依據。

二、國外城鄉關系研究進展與述評

產業革命以前，城市與鄉村的經濟性質并未徹底改變；機器大工業的產生，撕裂了“農業和工場手工業的原始的家庭紐帶[iii]”，出現嚴重的城鄉二元分化，城鄉關系的相關研究初步彰顯。從歷史上看，各國在發展初期都經歷了城鄉關系失衡的非良性互動狀態。不過，在發達國家，由于城市化過程在較長時間內消化了一部分流入城市的農村人口，使得城鄉對立的矛盾得到緩解，城鄉關系的理論研究成為區域經濟尤其是城市經濟的一部分。然而，在廣大發展中國家，一邊是現代化的大城市，另一邊卻是貧困、落后、分散的廣大鄉村；原有城市缺乏對農村人口的吸收能力，新城市缺乏發展壯大的動力，加之政府“城市偏向”與城市居民的“鄉村歧視”，城鄉之間的二元結構十分突出，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及其區域二元社會經濟文化結構問題的研究在較廣泛的領域和視野展開。

[摘要]我國法律主體制度的不完善，仍是我國法律理論和實踐面臨的一大問題，尤其是商事主體與經濟法主體問題。本文揭示出二者的含義，對其予以界定并進行比較分析，然后提出了完善我國市場經濟主體制度的一點思考。

[關鍵詞]商事主體經濟法主體法律關系商事主體體系國有企業

民法是規范商品經濟的基本法，現代商法是市場交易的基本行為準則。民商法旨在依法確保市場主體通過的自身力量，本著私法自治原則來實現主體交易合作。經濟法作為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活動的基本法律形式，與民商法這種克服市場失靈、節約交易費用的市場主體“內部化”法律方法不同，它主要是依法確保市場主體以外的主體（政府）通過的政權力量本著協調為主，強制為輔的原則來實現主體交易合作。[1]（P122）但是，兩者又相互融通，聯系緊密，缺一不可。這主要表現在某些情況下國家意志和政府職能對商事關系的調整作用，以及體現這種作用的制度和規則進入商法。表現在立法上，即商法中有經濟法規范，經濟法中含有商法內容。而商法和經濟法分別是商事主體和經濟法主體得以確立的法律依據，從這個意義上說，商事主體與經濟法主體具有某些相似性，不易區分，本文將對它們予以界定和比較。

一、商事主體與經濟法主體之界定

（一）界定和比較商事主體與經濟法主體的意義

由于我國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原因，我國市場主體法定化存在許多問題，如市場主體外延界定不明，市場主體分類標準不一，各類市場主體的市場競爭力不均衡等。這些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從理論上對商事主體和經濟法主體異同的研究。

一、經濟法理念

(一)經濟法理念研究初始期

此階段的學術著論始見“理念”二字,但將經濟法理念作為經濟法律制度內在精神進行解讀的文章很少,李金澤、丁作提的《經濟法定位理念的批判與超越》是發表于期刊雜志上關于此主題較早期的文章之一,為經濟法的獨立性飽受疑義時的作品,該文所指的“定位理念”圍繞經濟法調整的社會關系之特點展開,文章指出:“經濟法定位的本體基礎”是“多元化、立體化和復雜化的社會經濟關系”[5]。這樣的理念研究模式在今天的學術界已不再使用,原因在于以社會關系為角度的探析并不是符合理念本義的研究路徑,但該探索方式在經濟法生死存亡的關鍵時期運用,具有特定歷史意義。何文龍的《經濟法理念簡論》明確解釋了經濟法理念的定義:“是關于經濟法存在和發展的各種內在規定性的歸納,是經濟法諸項制度的靈魂。”并指出經濟法的理念涵蓋“本體論”、“本位論”和“價值論”三方面[6]。本體論包括作為經濟基礎的經濟本體和作為國家經濟職能的政治本體;“本位論”兩分為主體本位和利益本位;價值論中兼納經濟安全、經濟秩序、社會正義、整體效益和經濟自由。該文展呈了一些很有價值的理念蘊義:“經濟法因立足于國家經濟生活而以整體為本位(或稱社會本位)”;“經濟法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追求和促進公法上的社會正義,致力于促進整體效益”;經濟法“以犧牲少數人的自由去爭取大多數人乃至社會整體的自由”。但文章在經濟法理念的內容認識上糅入了經濟基礎、經濟職能、價值等并不類屬于理念內涵的概念,這樣混雜的表達讓人困惑;同時,該學者把經濟法作為“國家經濟生活為本體的公法”之觀點也不足取。

檢視此階段的經濟法著作,談及經濟法理念者亦寥寥。1999年出版的《經濟法原理》對經濟法理念進行了界定:“所謂經濟法理念,一般說來就是關于經濟現象產生、發展、變化規律和相關的各種觀點學說的理性認識。”該書對經濟法理念的直接揭示抓住了理念的本質——一種主觀性的理性認識,但其“經濟法概念既是經濟法理念之源,又是其核心”[7]的表述在今天看來卻是不恰當的,它打亂了理念與概念的序位層級。

(二)經濟法理念研究雛形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頒行前,經濟法和民法學界就經濟法的對象、體系、經濟法與民法的關系等問題展開過熱烈的討論,這些討論旨在確立經濟立法的發展方向,即是采用部門經濟法調整體制還是民法和行政法的綜合法律調整體制,“縱橫經濟法學說”、“縱向經濟法學說”、“綜合經濟法學說”和“經濟行政法學說”

一、當今經濟全球化的新質量

(一)當今經濟全球化的定義是其新質量的一個反映

對當今經濟全球化,人們所下的定義真可謂成千上萬,但大致上依然可以把它們歸為三類,即制度論、網絡論和傳統論。

1.制度論。制度論者的共同點是,他們都從制度的角度觀察當今的經濟全球化,不過彼此也有所差別,從一般生產關系論到美國主使論,一層比一層更加尖銳。第一種制度論者認為,全球資本并不是不停地在全球范圍從一個國家流到另一個國家的民族資本的代數總和,而是一種有機的、超國家的和生產的社會關系。第二種制度論者著重考察的是全球市場經濟。阿蘭•伯努瓦在《面向全球化》一文中指出:“用卡爾•波拉尼的話來說,最好這樣來界定全球化,它是從國際經濟向真正的全球市場經濟的轉變。前者被認為是運轉方式和管理方式各不相同的民族和地方經濟的總和,后者則是由統一的規則體系所控制的”(阿蘭•伯努瓦,1996)。第三種制度論者則直截了當地指出,經濟全球化乃是資本主義體系在世界范圍內的擴展。喬治•索羅斯寫道:“全球經濟實際上應被視為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喬治•索羅斯,1998)。埃倫•米克辛斯•伍德認為:“資本主義已經成為一種真正的全球現象。”所謂全球化,指的就是“資本主義本身的普遍化,它的社會關系、它的運動法則、它的矛盾的普遍化——商品經濟、資本積累和追求最大限度利潤的邏輯已經滲透到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埃倫•米克辛斯•伍德,1996)。赫伯特•吉爾施在德國《明鏡》周刊上寫道,全球化只是一個用于發展已久的過程的新名詞,在這個發展過程中,資本主義將其經濟方式擴展到了世界的邊緣地區(《明鏡》周刊,1999)。《紐約時報》則載文強調,“全球化的意思是,資本主義正在向一度是社會主義統治的地方擴展”(《紐約時報》,1998)。第四種制度論者的觀點更加尖銳。他們認為,全球化只是正在擴展而遍及整個地球的西方市場的帝國主義化過程,這是一種由全球化的受害者使之內在化的帝國主義。全球化是對西方經濟行為大規模摹仿的結果。第五種制度論者則是把全球化判定“是美國激發的一場取消全球經濟管制的運動”(《國際先驅論壇報》,1997)。

2.網絡論。網絡論者認為,經濟全球化既是一種狀態,又是一種過程。這個過程是網絡化的增長。對于這一網絡化的發展進程,有些學者比較側重從全球視角進行考察,另一些學者則強調全球化乃是世界中心區域的網絡化。德國科隆大學教授于爾根•弗里德里希斯代表前一種觀點,德國左翼學者約阿吉姆•比朔夫主張后一種觀點。于爾根•弗里德里希斯認為,網絡化過程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第二,轉移范圍越來越大。無論是服務與監督職能機構的轉移,還是各項生產要素的轉移,這些轉移的范圍都越來越大。第三,權力集中于少數國家。約阿吉姆•比朔夫的觀點同上述觀點有相通之處,只是他更強調全球化主要指的是世界中心區域的網絡化。比朔夫寫道:經濟全球化被說成是現代資本主義的一種重要發展趨勢。這里說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各大洲、各民族都處于一個聯系緊密的生產、商貿、信息和通訊網絡之內。然而,這種網絡化主要指的是世界中心區域的網絡化,它反映著(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結構變化。全球化“與其說是指由于世界范圍內一種新的質的變化而把所有地區都納入市場和市場發展,不如說它指的是資本主義中心區域經濟空間的一種更為緊密的聯結。絕對不會由于全球化而使一個多世紀以來形成的、在資本主義區域和邊緣地帶之間使前者居于主導優勢的世界經濟結構瓦解。相反,由于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的崩潰,這個資本主義的優勢地位加強了。因此,全球化是反映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結構變化的一種現象”(約吉阿姆•比朔夫,1996)。

3.傳統論。傳統論者用來界定經濟全球化的概念和判斷其進程,主要是借助于國際貿易等等一系列重要的經濟指標。他們認為,對全球化最貼切的概念理解是以貿易聯系的密切程度為基準。根據這種見解,世界出口率越高,貿易額在世界生產中所占的比例越高,世界經濟就越是全球化。從這個意義上說,20世紀下半葉事實上是一個持續不斷的全球化時期,因為世界出口率已從1965年的9.1%,上升到了1998年的24.3%,2005年將進一步擴張到大約28%(OskarLafontaine、ChristaMueller,1998;《世界報》,1999)。有的學者更強調國際貿易自由化是經濟全球化的基礎。在當今的經濟全球化中,國際金融市場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重要性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