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理念論文范文精選

摘要：我國憲法規定中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我國的國情決定了我國法治化建設中首要應當解決的問題是國家和公民對私權的確認和充分保護，而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國長久以來民法理念的普遍缺乏。目前正積極開展的民事立法工作，可以很好地促進民法理念的產生，從而加快我國的法治化進程。

關鍵詞：法治；民事立法；民法理念

一、法治以及我國的法治化建設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條第一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中國共產黨的十五大報告也對依法治國的含義作了科學界定：“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在依法治國的基本要求當中，“有法可依”又是一個基本前提，也是一個首要的環節，它是指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需要法律調整的領域和方面都有良好的法律可資依據和遵循。有法可依已不僅要求立各種各樣的法，更重要的是要求所立的法是良好的法，即符合人民的利益、社會的需要和時代的精神的法。

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中國進入了所謂的“立法爆炸”時期，先后通過了《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通則》、《行政訴訟法》、《民事訴訟法》等法律，這些法律經數次修改后仍沿用至今。可以說，中國早已成為了一個“法律國家”，但是，固然法治必須要求有良好的法律秩序，但是它更多的是一種內在法律精神和法律價值的理念。因此，即使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也只是法治的一個基本前提，法治的實現更多的是依靠法治理念的灌輸和熏陶，中國離法治在社會中的實現還有相當長的一段距離。

【論文摘要】本文亦同意許霆成立盜竊罪的判決，但不敢茍同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對許霆定罪的判斷標準。犯罪構成是犯罪成立的唯一標準，而在該判決中卻采用了另外一個標準一犯罪三個特征。本文從這個角度出發，分析了該現象產生的原因，初步探索了解決該問題的理論出路。

【論文關鍵詞】犯罪的三個特征；犯罪構成理論；統一性；犯罪構成模型

法院最終判決許霆為盜竊罪，筆者贊同法院的判決結論，但不敢茍同法官的論證邏輯思路，判決中法官從犯罪的三個特征論述了許霆盜竊罪的成立，搶占了犯罪構成在定罪中的地位。

1初探犯罪概念與犯罪構成的存在意義

各個國家都使用犯罪概念，犯罪概念在各國有不同的立法例：第一種是不規定犯罪的一般定義；第二種從形式上規定犯罪的一般定義。這類定義強調了犯罪的法律形式特征；第三種立法例從實質上規定了犯罪的一般定義。1在50年之前，中國與前蘇聯建交友好之際，引入了前蘇聯的刑法理論，建立了關于犯罪的實質定義。1979年我國重新修訂刑法之后，仍然保留了這種實質定義的立法例，在新《刑法》中第13條設立了犯罪的實質概念，從此分解出了犯罪的三個特征：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和應受刑罰處罰性。

罪刑法定原則是刑法的生命，其思想基礎是民主主義和尊重人權主義，其意義在于可以保障人民的預測可能性，從而保障人民自由的實現。犯罪構成理論是罪狀的概括，其框架和內容都有刑法規定，其解釋也不得超過法律條文所包含的最大意域。秉承罪刑法定原則，我國的刑法理論將犯罪構成規定為犯罪成立的一切主觀和客觀的條件。相比犯罪概念，犯罪構成更集中地體現了罪刑法定原則。那么，是不是犯罪概念應被取代或取消呢?

一、經濟法理念

(一)經濟法理念研究初始期

此階段的學術著論始見“理念”二字,但將經濟法理念作為經濟法律制度內在精神進行解讀的文章很少,李金澤、丁作提的《經濟法定位理念的批判與超越》是發表于期刊雜志上關于此主題較早期的文章之一,為經濟法的獨立性飽受疑義時的作品,該文所指的“定位理念”圍繞經濟法調整的社會關系之特點展開,文章指出:“經濟法定位的本體基礎”是“多元化、立體化和復雜化的社會經濟關系”[5]。這樣的理念研究模式在今天的學術界已不再使用,原因在于以社會關系為角度的探析并不是符合理念本義的研究路徑,但該探索方式在經濟法生死存亡的關鍵時期運用,具有特定歷史意義。何文龍的《經濟法理念簡論》明確解釋了經濟法理念的定義:“是關于經濟法存在和發展的各種內在規定性的歸納,是經濟法諸項制度的靈魂。”并指出經濟法的理念涵蓋“本體論”、“本位論”和“價值論”三方面[6]。本體論包括作為經濟基礎的經濟本體和作為國家經濟職能的政治本體;“本位論”兩分為主體本位和利益本位;價值論中兼納經濟安全、經濟秩序、社會正義、整體效益和經濟自由。該文展呈了一些很有價值的理念蘊義:“經濟法因立足于國家經濟生活而以整體為本位(或稱社會本位)”;“經濟法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追求和促進公法上的社會正義,致力于促進整體效益”;經濟法“以犧牲少數人的自由去爭取大多數人乃至社會整體的自由”。但文章在經濟法理念的內容認識上糅入了經濟基礎、經濟職能、價值等并不類屬于理念內涵的概念,這樣混雜的表達讓人困惑;同時,該學者把經濟法作為“國家經濟生活為本體的公法”之觀點也不足取。

檢視此階段的經濟法著作,談及經濟法理念者亦寥寥。1999年出版的《經濟法原理》對經濟法理念進行了界定:“所謂經濟法理念,一般說來就是關于經濟現象產生、發展、變化規律和相關的各種觀點學說的理性認識?！痹摃鴮洕ɡ砟畹闹苯咏沂咀プ×死砟畹谋举|——一種主觀性的理性認識,但其“經濟法概念既是經濟法理念之源,又是其核心”[7]的表述在今天看來卻是不恰當的,它打亂了理念與概念的序位層級。

(二)經濟法理念研究雛形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頒行前,經濟法和民法學界就經濟法的對象、體系、經濟法與民法的關系等問題展開過熱烈的討論,這些討論旨在確立經濟立法的發展方向,即是采用部門經濟法調整體制還是民法和行政法的綜合法律調整體制,“縱橫經濟法學說”、“縱向經濟法學說”、“綜合經濟法學說”和“經濟行政法學說”

中國刑法學人經過近三十年的努力，使中國刑法學的研究呈現了繁榮的景象，并促進了刑法立法和司法的發展，與此同時，也對中國刑法學的未來發展產生了迷惘。

近年來，中國法理學界在熱議中國法學走向何處去，我國刑法學界也有人在議論著中國刑法學的發展走向。

中國刑法學走向何方？對于這一刑法學論題，筆者認為，它主要涉及幾大問題：（一）中國刑法學的基本理論框架的走向問題。中國刑法學的基本理論框架是以現在的基本理論框架為本，還是以德、日大陸法系的理論框架為本，或是以英美法系的理論框架為本，抑或是以其他的理論框架為本？（二）中國刑法學的研究重點問題。在將來，中國刑法學是以研究刑法基本理論為重心？還是以研究刑法分則個罪為重心？（三）中國刑法學的研究方法問題。在往后，中國刑法學應重視思辨的理論研究？還是應重視經驗的實證研究？抑或是兩者的結合？此外，比較研究法及其他研究方法應走向何處？（四）中國刑法學分支學科的發展及相關學科相互促進的問題。中國刑法學分支學科如何劃分？刑法哲學如何發展？注釋刑法學如何前進？刑法社會學如何建立？其他與刑法學相關的邊緣學科如何建立？刑事政策學、犯罪學、監獄學等刑事學科如何促進刑法學發展，以及如何開展刑事一體化研究？等等。在這幾大問題里，由于中國刑法學的基本理論框架的走向問題會直接地影響到中國刑法未來的立法和司法，因此，這應是中國刑法學人著重思考的問題。

在研究中國刑法學的未來發展方向時，自然離不開對外來理論和本土理論的相關問題的思考。我們對外來理論應持理性的態度，應認識到外來理論扎根本土后，是可以內化為本土理論的。在沈家本清末修律前，中國本土并無科學的犯罪構成理論，在其他的刑法理論里，許多理論也是不科學的。沈家本主持修訂《大清新刑律》時，刑法學家給我國引進的是當時的德、日大陸法系的刑法理論。在新中國建國后，我國引進的刑法理論是原蘇聯的刑法理論，并在原蘇聯刑法理論的指導下制定了1979年刑法典。從1997年刑法典制定至現在，我國的主導性刑法理論是對原蘇聯刑法理論進行適度改造并借鑒了大陸法系刑法理論后而形成的刑法理論。在這一刑法理論指導下，我國刑法立法和司法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梢?，外來理論在與國情相結合以及經過發展改造后可以成為我們的行動指南，并為廣大民眾謀福祉。目前，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我國對原蘇聯刑法理論進行改造后而形成的刑法理論，已經成為我國目前的本土理論。從近現代中國刑法學發展歷史看，外來刑法理論深深地影響著中國刑法學的發展。外來理論合理地內化為本土理論后往往具有較強的生命力，因此，中國刑法學不應拒絕外來刑法理論，而應合理地引進先進的外來理論，通過論證后，吸收其合理內容，并克服其缺陷。在將來，我們仍需要借鑒外來的、科學的刑法理論,并結合我國國情來建構我國的刑法理論體系。

由于刑法典的制定是在占主導地位的主流刑法理論指導下進行的。刑法典頒布后，司法者一般也是在主流刑法理論指導下來處理刑事案件的。因此，中國刑法學在未來發展中應選擇科學的、適合國情的刑法理論為其主流刑法理論。中國刑法學的基本理論框架的發展走向問題，實際上是，中國刑法學在未來發展中應以哪一種刑法理論作為其主流刑法理論來構建其基本理論體系。

目前，我國一些刑法學者在討論中國刑法學未來的基本理論框架走向問題時，主張完全推翻現在的刑法基本理論框架，而主張完全以德日大陸法系刑法理論為本，重新構建我國的刑法基本理論框架。這一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摘要：出于國家追訴的權威性和對嫌疑人的權利保障，我國刑事訴訟法采取了程序型偵查發動模式，傳統法理也主張較高的刑事立案標準。作者認為，一方面，立案程序無力承擔嫌疑人權利保障的厚望，權利保障的關鍵時機在偵查階段，關鍵舉措在于對權力的動態司法審查；另一方面，過分強調立案程序的價值和較高的立案標準，還會引發理論上的惡果和實踐中的頑疾。因此，從認知規律和刑事訴訟規律出發，我們應當堅持相對較低的立案標準。

關鍵詞：刑事訴訟；立案；立案標準

對立案標準的理解，從根本上取決于立案程序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在隨即型偵查啟動模式的國家，立案程序并不獨立，它只是包含在偵查程序中的一個簡單的登記手續，也沒有被賦予過多的權利保障訴求。因此，關于立案標準的討論不足以引起理論的關注。

一、傳統法理對立案程序的定位

根據各國刑事訴訟法對偵查程序的不同規定，偵查發動可分為隨即型偵查發動和程序型偵查發動。兩種模式各有特點：前者發動隨機，有利于追究犯罪的及時迅速；但是，控權機制設計不當會使嫌疑人的基本權利面臨侵害威脅。后者雖然在及時迅速性上不如前者，但借助立案程序可以實現更好的控權功能。在程序型偵查啟動模式當中，立案程序處在刑事訴訟的最前端，發揮著初步排查的功能。它的這種功能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錄入功能，即通過立案程序將有犯罪事實發生、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件納入刑事追訴的軌道，實現打擊犯罪的國家目標。一是排除功能，即將案件線索中虛假情形、以及不需國家追訴的情形排除在外。這既是國家刑事訴訟資源有限的必然要求，也是保障無辜者不受刑事追訴的人權保障要求。我國刑事訴訟法采取了程序型偵查啟動模式。本論文由整理提供至于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受到了前蘇聯立法模式的影響，另一方面是符合了我國文化當中力圖結構完整的追求。最重要的原因則是：它符合了我國法律體系中權力限制和權利保障的需要，滿足了我國刑事訴訟通過程序保障人權的訴求。具體來說，這項制度意圖解決三方面的問題：第一，我國偵查權獨立性高，擴張傾向明顯；第二，我國偵查權只受內部控制，不受司法審查，擴張空間大；第三，偵查階段當中，權利對權力的對抗不力。

因此，依靠立案程序的錄入和排除功能，既保障了國家揭露、查明、打擊犯罪的權力，又有效地防止了在初始階段對公民進行刑事追究的冒失，可以有效避免錯案發生，能夠切實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這成為立案程序獨立的法理支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