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論文范文精選

一、諾貝特•埃利亞斯的學術生涯及其《宮廷社會》的出版

1933年他向法蘭克福大學提交了一篇名《宮廷人物：宮廷社會學、宮廷社會和專制君主的構建》的職稱論文，使他獲得了在德國大學任教的資格。但因納粹上臺而被迫開始了流亡生涯，他先是逃到法國，隨后奔赴英國。1954年他成為英國萊斯特大學講師，在其57歲高齡時才開始其大學教師的職業生涯。1962~1964年，在他正式退休后，他到西非成為加納大學社會學教授，在此期間他收集了大量非洲藝術品。在1960年代中期，他在德國和荷蘭擔任客座教授。1978年到1984年他成為德國比勒費爾德跨學科研究中心終身研究員。1990年死于阿姆斯特丹，享年93歲。諾貝特•埃利亞斯的職稱論文最初寫的并不是關于宮廷社會的題目，而是在阿爾弗雷德•韋伯指導下寫的《近代自然科學的譜系》。這篇論文的寫作提綱是在他死后在阿爾弗雷德的文件中發現的，主要探討的是意大利的文藝復興，他對自然科學和藝術發展之間的關系著力尤多。在他以后關于知識、科學和藝術的著述中這個主題反復出現，但這篇論文卻并未完成。在1930年他成為卡爾•曼海曼的助手時，他中斷了與阿爾弗雷德職稱論文的合作計劃，改變了他的研究主題，轉而開始寫作關于宮廷社會的職稱論文。他向法蘭克福大學提交了這篇關于宮廷社會的論文后便開始了流亡生涯，因此這篇論文一直沒有發表。直到1960年代他退休后他才發現了這篇論文的打印稿，并在此稿基礎上于1969年出版了德文版《宮廷社會》一書。那篇德文的職稱論文現已遺失，它與該書的異同難以考究，不過該書的第一章《社會學與歷史學》是為1969年出版該書而專門寫的；關于散見書中的對社會學的批判和附錄1等內容都是后來才寫的。

二、諾貝特•埃利亞斯主要的社會學觀點

諾貝特•埃利亞斯在《宮廷社會》一書中對宮廷社會的研究反映了他在后來的一些著述中表達的社會學觀點，即對人與社會關系的思考和長時段的歷史觀。他對個人與社會關系的思考集中在《個體的社會》一書中，在書中他將個體的人置于社會與歷史中來認識，認為人是一定社會關系和歷史發展的產物。他認為“單個的人，從他出生之日起就被置于某種具有完全特定結構的職能序列中，他必須使自己適應這個職能序列，根據它來塑造自己，并且以它為出發點適時地發展自己”，而否定“天地初開，惟有一人，而且是孤零零的一個已成年之人”，這樣，人的本質便是社會關系的構成和歷史的構成。埃利亞斯不同于同時代多數社會學家，他主張在長時段中考察社會發展，反對社會的靜態研究；同時又反對社會發展的目的論，強調社會發展與生物進化之間的區別。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以孔德為代表的社會進化論影響很大，他們認為社會制度的發展同生物有機體一樣存在著某種規律，人的自然特性決定了社會的發展，社會達爾文主義甚至認為社會發展的決定因素是生存競爭和優勝劣汰。對此，埃利亞斯一方面采取了社會進化論的長時段研究傳統，反對靜態的社會研究，例如他反對他的主要競爭理論帕森斯的共時功能主義；另一方面他又否定了社會進化論的目的論和決定論，強調社會發展與生物進化之間的區別，認為社會發展是能夠走向倒退的。對個人與社會關系的理解和其長時段歷史觀使他提出了“構型”的概念，并在分析宮廷社會時頻繁地使用這個概念。埃利亞斯的“構型”，是指“彼此相互依賴的個人之間的網絡，網絡之中的權力均衡始終處于變動不居的非均衡狀態。”這個概念有兩層含義，首先強調人是處于相互依賴的網絡，即社會關系之中的，網絡由人構成，一旦形成便無法離開它；其次，強調了網絡內部的不穩定性、變化性，因此網絡或社會關系是一個歷史性的變動的結構，需要對此進行動態和歷史的研究。這樣，“構型”這個概念便整合了他的兩個主要的社會學觀點。他在《宮廷社會》一書中最早應用了這個概念來研究西歐尤其是法國的宮廷社會。

三、歷史學與社會學的比較諾貝特•埃利亞斯

在《宮廷社會》中對宮廷社會的論述首先是從社會學與歷史學的對比開始的。作為社會學家的他研究的宮廷社會并不是他所處時代的宮廷社會，而是舊制度下尤其是路易十四時代法國的宮廷社會，因此他的研究既是社會學的研究，也是歷史學的考察，兩者區別明顯卻也密不可分。他首先認識到了社會學研究的不足。他對宮廷社會的研究并非像普通社會學家那樣對其作橫切面的研究，而是將其放入較長歷史時段中來考察，“社會結構的社會學考察如果離開許多國家宮廷社會的長期發展將是無任何意義的，”惟有如此才能解釋“在構型中相互依賴的人們如何使統治者在少數人幫助下維持他們對壓倒多數臣民的長期統治”這個問題。歷史學的研究對此的解釋是諸如路易十四之類的君主采取某些策略而維持了自己的權位，社會學的研究則將君主和臣民置于某種相互關聯的網絡中來考察，認為他們的地位是由某種社會結構決定的，但這種社會結構卻正是個別君主策略長期發展的結果。這樣，離開歷史學研究的社會學研究是目光短淺的、狹隘的。他對歷史學研究的局限性也給予了相當的關注，他認為歷史學研究通常更強調事件的唯一性和不可復制性，“傳統歷史學（實證歷史學）的研究將孤立的不可復制的資料置于研究的中心位置，缺乏系統的或可作證的架構。”即歷史學的個別研究不能說明問題，而只是資料的堆積。于是他發出了這樣的反問：“文獻之類的原始資料難道就是歷史的本質？”對他來說，沒有對社會結構的分析，歷史人物是很難評判的，只有將人物放在特定的社會結構中，才能理解他們的價值和意義，這才是歷史的本質。即缺乏社會學研究的歷史研究是沒有價值和意義的。因此，他認為對宮廷社會的研究必須將社會學與歷史學的研究結合起來，即用“構型”理論來解釋宮廷社會。他認為，“宮廷社會并不是一種獨立于構建它的個人之外的現象；個人一旦構造了它，無論是國王還是仆人都不能獨立于他們共同創造的社會之外。”因此法國宮廷社會這個“構型”由路易十四等君主構建后，在較長歷史時期內維持著穩定，少數人長期維持著對多數人的統治。在諾貝特•埃利亞斯看來，個人是不可復制的，但是構型卻是可以復制的，這就是構型形成后個人不能脫離它的原因。但構型并不是一個永遠穩定的結構，其內部力量對比常有變化，一旦內部力量對比失衡構型便被打破；法國宮廷社會的終結便是構型內部階級力量對比發生變化的結果。

一、中介說和內化說對外語教學的啟示

中介是最重要的概念，因為社會文化理論是以這一假說為基礎的:人類活動(包括認知活動)通過語言、識字等所謂的符號化人工產品(更高層次的文化工具)和物質化人工產品搭起中介性的橋梁。在社會文化理論里，人類把符號作為工具使用來調節心理活動以及控制心理過稱。這種控制是不自覺的，這使人們能夠關注某些事情、做出規劃以及理性思考。人類擁有的主要工具是語言，這一工具是人們能夠與環境發生聯系。調節是中介的一種形式，隨著兒童學習語言，他們也學會了用語言調節自己的活動，通往自我控制一般經歷三個階段:物體調節、他人調節和自我調節。社會文化理論的另一個核心概念是內化，內化指人們把交際活動中的符號產品轉化為心理產品來調試(中介)自己的心理活動的過程。這個過程使人們能夠把個體與環境。“內化概念是指從社會關系或更為具體說是社會相互作用逐漸向個人內心品質轉化的過程，并使個人掌控自己的思維生物器官—大腦”。兒童在教師系統指導下獲得的科學概念，通過內化在問題解決及問題預測中發揮其中介作用。而對知識的內化并不是一個被動吸收的過程，社會情境是學習者認知與發展的重要資源，學習者帶著不同的先前經驗，進入所處的文化和社會情境進行互動，通過學習者之間的合作、交流、相互啟發、相互補充，增進對知識的理解。認知理論把任務看作是促進交際的工具，促使學習者在互動性任務中進行意義的協商，并調整L2語言輸出，不同的任務影響學習者L2語言輸出的不同方面，如:流利性、準確性和復雜性，而社會文化理論認為:L2學習者們根據自身的社會經歷和目標共同構建所進行的社會活動(任務)的意義，即是學習者們共同塑造任務，而非任務塑造學習者，因此應該對語言學習者完成任務的整體過程加以關注。L2語言的發展不只是攝入信息與掌握知識(內部)，還有社會活動的參與(外部)，學習者參與的外部的、社會的互動活動是內部認知機制發展的主要來源。

二、最近發展區和支架理論對外語教學的啟示

Vygotsky(1978)將“最近發展區”定義為“兒童獨立解決問題的實際發展水平與在成人指導下或在與能力更強的同伴合作中解決問題的潛在發展水平之間的差”。“最近發展區”展望個體未來的發展，即個體在幫助下解決問題的能力預示著他將來獨立做事的能力。“支架”這個概念是Bruner(1985)等在新Vygotsky學派提出的，被廣泛應用到他人調節中的協作式交談和Vygotsky“最近發展區”中新手與專家的互動活動中。“支架”指任何成人與兒童或專家與兒童的協作行為。兒童和新手還不能獨立運用某知識或技能，但可以通過談話借助對方給予的“腳手架”的幫助獲得期望的結果。根據最近發展區概念，教師在語言教學中，不僅要關注語言輸入，同時還要關注語言學習者，因為他們不僅要向學習者提供合適的語言材料，還要為他們創造有利于主動建構與發展的語言環境。意義是通過共同的活動建構的，而不是由教師傳授的。教師不是把知識傳遞給學生，而是幫助他們把在課堂環境下通過不同方式所獲得的內容，通過意義建構來轉化成為真正的知識。教師提供的這種幫助既包括知識層面的又包括學習策略與方法等方面的，換言之，就是幫助學生學會學習。學習者的語言發展過程中也存在最近發展區，支架在幫助學習者避免石化、促進其語言最近發展區的變化方面極為有效，是促進認知發展的一種高級訓練形式。支架理論對語言教學的重要意義在于它證實語言學習者在復雜的任務完成過程中，需要通過與教師或同伴進行互動來獲得支持，這一概念與傳統的由教師向學生提供單向的指導不同。支架的搭建是一個建立在以學生需求為基礎上的共同的合作過程。

三、結語

Vygotsky的社會文化理論認為，語言是社會現象，與文化無法分割，語言學習者運用語言參與社會交際活動，獲得語言和文化知識，轉而成為個人腦力活動的材料。這一理論消除了語言學習和語言使用的界限，把對語言學習者的關注從喬姆斯基理想的聽說這世界和實驗室轉移到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包括真實的課堂環境)，這無疑為外語教學和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社會文化理論對語言教學的重要貢獻在于，它從社會互動理論的角度強調語言發展在個體間的社會互動中產生，認為語言習得只有在學習者和對話者之間的互動過程中才可以獲得。與其他互動觀點不同的是，社會文化理論的觀點不僅強調語言學習中互動的重要性，同時還賦予語言習得互動作用更加深刻的含義。社會文化理論對語言教學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是它強調在學習新語言時，語言和其他符號系統作為思考與認知發展的中介工具。語言的獲得可促進學習者認知的發展，語言作為中介物幫助學習者建構自己有關世界的知識，并隨后對這一知識進行檢驗和反思。語言可用于進行社會性的互動與活動，這種社會性的互動正是文化共享與傳遞的主要途徑，同時也是學習者進行認知和掌握語言的基礎。單純的語言教學并不是真正的教育，教育應該使學習者學會怎樣學習，教育要能豐富學習者的經驗。

一、多維度的研究成果

1.婚姻家庭、女性性倫婚姻、家庭、女性、性倫是社會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領域。梁景和的《五四時期社會文化嬗變研究》和《現代中國社會文化嬗變研究》均以婚姻、家庭、女性、性倫等問題為切入點，可以說是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姊妹篇。前者對五四時期“個性主義文化觀”予以重點考察，指出“個性主義”“就是主張和強調個人具有自由、平等、獨立、自主、自信、自立、自強、自尊、自我、奉獻、義務、奮斗、享受的權利”。作者不僅揭示了它在近代中國演變的源流，而且辯證地明確了“個性主義”在人類精神進化中的核心意義。有人指出:“作者采用重構歷史現場的方法，引用胡適、梁啟超、蔣夢麟等人的言論，提出了健全的個人主義=個性主義=個人命運和家國盛衰相互依存這個等式。這樣就有力地駁斥了某些固有的偏見，從而還原了歷史真實。”后者通過對人人平等、個性解放、生活幸福感等價值的關懷和探究，進一步認識和理解這段歷史時期的社會風貌和生活狀態，以期讓讀者從理性上感悟那個時代。李慧波的《北京市婚姻文化嬗變研究》一書從婚姻制度與婚姻文化互動的視角出發，通過對共和國成立后十七年間，北京市不同職業群體擇偶模式、婚姻確立方式等方面的分析，總結出北京市婚姻文化的嬗變主要體現為:“民眾從服從家庭權威向服從國家權威過渡;家庭內部權力從家長向個體成員過渡;男女兩性的社會權益和婚姻權益從不平等逐漸趨向平等;人們婚姻文化觀念的變遷反映了人性的自我完善過程。”在研究理論和方法上，作者借助了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的相關成果，充分運用第一手的口述史資料，試圖用“民眾的聲音”表述民眾的歷史記憶和感受，努力將婚姻制度與婚姻文化聯系起來，解釋社會結構變遷中婚姻文化的傳承和演變。

2.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的關系問題是社會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問題。羅檢秋在《文化新潮中的人倫禮俗》研究中，運用多元豐富的史學資料，多角度、多層面地研究了精英思想與大眾文化的交替和互動，條分縷析地揭示了人倫觀念轉化為社會禮俗的過程。作者認為:“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內容同異互見，兩者既有差異性，有些內容又不能決然兩分，精英文化蘊含了大眾文化，反之亦然;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在某一時期畛域分明，但經過漫—53長的歷史演變，其屬性可能發生轉換;兩種文化與正統、異端的關系并非固定的、一成不變的，文化一旦與政治發生關系，其地位便有正統與異端之分。”導論娛樂生活是民眾日常生活的一項重要內容，而女性走進演藝界，直接參與大眾娛樂，影響大眾文化的發展是20世紀的新現象。姜進等著的《娛悅大眾—民國上海女性文化解讀》聚焦“女性與演藝”這兩個20世紀上海城市文化空間中最為活躍的部分，搭建了由女性主義史學、大眾文化史和文化的社會史這三種視角和方法交叉構成的總體框架，通過對20世紀上海都市文化和現代城市公眾空間的性別和階層問題的探討，對上海都市大眾文化展開了深入的研究。作者發現:“上海大眾文化的女性化特征十分明顯。從民國初的女子文明戲，到旦角和女演員先后在越、滬、淮等劇種中成為臺柱，再到全女班越劇的興盛，這些都是中國女子社會地位和角色變化的一個突出體現。”

3.國家、社會與文化文化是國家和社會互動的中介。韓曉莉的《被改造的民間戲曲—以20世紀山西秧歌小戲為中心的社會史考察》，以山西鄉村社會影響廣泛的秧歌小戲為研究對象，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對百年來民間戲曲的變遷過程進行考察。20世紀以來，以秧歌小戲為代表的民間戲曲經歷了一次次的改造，作者認為:“戲曲改造的背后是政權力量以文化為中介開展的社會改造。通過對小戲改造，國家權力進一步滲透到鄉村社會，實現了對鄉村社會話語權的掌握，進而加強了對鄉村社會的控制和領導。”在梳理時代變革下秧歌小戲變遷軌跡的同時，作者尤其注重揭示文化背后各種“關系”的調整，這樣的研究思路恰恰體現了社會文化史所強調的從社會的層面考察文化，從文化的角度理解社會的學術追求。突出文化的能動性，重視文化與社會的互動，不僅會為社會事象賦予文化意義和內涵，避免研究的“碎化”，也為社會史所關注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探討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間。茶館是下層民眾活動的一個公共空間。王笛的《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把茶館視為城市社會的一個“細胞”，并在“顯微鏡”下對這個細胞進行分析，使讀者對城市社會的認識更加具體深入。正如作者所言“當我們將微觀視野放在民眾、日常、街頭、茶館等問題時，精英、國家、政治運動等也不可避免地會納入我們的討論之中。”所以《茶館》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對茶館的關注和研究，它更關注的是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注國家是怎樣逐步深入和干涉人們日常生活的。另外，黃東的《塑造順民—華北日偽的“國家認同”建構》一書對抗戰時期漢奸及其政權所致力的統治“正當性”建構、對治下民眾的“國家認同”建構進行了探索，從建構的旨趣、內容、方法等方面對華北偽政權的“國家認同”建構進行了客觀的分析，促使人們謹慎地重新審視現代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的“敵人的價值”。

4.書院、教育與社會書院研究歷來是史學研究的重要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書院是一種文化的符號。肖永明在《儒學·書院·社會—社會文化史視野中的書院》一書中，廣泛吸收社會學、文化學、傳播學等多學科的研究方法與理論，以社會文化史的視野對千年書院進行全面地透視，將書院這一特殊的文化教育組織，放入社會大系統之中進行研究，以進一步認識書院，了解書院制度的特色、地位、功能，進而對千年以來書院的歷史進行了立體、宏觀的研究。可以說“該書是近年來書院研究中最為重要的理論創獲之一，也是人們認識書院文化最佳讀物之一”。教育是社會發展的基礎。《民國社會教育研究》的作者楊才林認為，社會教育是與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相對應的教育形式，對個體實現社會化，對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推動社會進步有重要的作用和價值。本書探究了民國時期新式學校教育存在的主要弊病:“教育制度多抄襲;教育不脫科舉精神;學問不求實用，畢業即失業;新式教育都市化，對鄉村無所增益。”16那么，為了培養“新民”，彌補學校教育的不足，政府和社會團體推進社會教育三十多年，其間開創了哪些事業?經歷了怎樣的曲折?成效如何?本書都一一做了解答。

5.疾病與文化梁其姿教授的新著《從癘風到麻風:一種疾病的社會文化史》是一部值得關注的疾病醫療史和社會文化史方面的力作。作者將麻風病在中國的歷史置于全球史的背景下，用麻風病在中國的歷史給一直以來為歐洲經驗所左右的現代化敘事提供有益的替代，從而實現中西學術的對話。梁著出版后，凱博文(ArthurKleeinman)、艾爾曼(BenjaminA．Elman)、班凱樂(CarolBenedict)等著名學者紛紛為其撰寫書評，刊登在不同領域的權威雜志上。楊璐瑋和余新忠結合已有評論“將該書置于中國的學術背景下，對其中一些內容予以重點介紹和評論，藉此彰顯該書的價值、意義以及可能存在的問題，并進而就如何書寫中國的疾病史問題作一探討”。除專著外，五年來出版了一些社會文化史研究的編著。主要有梁景和主編的系列社會文化史學術輯刊，包括《婚姻·家庭·性別研究》《社會·文化與歷史的思想交匯》、《社會生活探索》《中國現當代社會文化訪談錄》和劉永華主編的《社會文化史讀本》等。《婚姻·家庭·性別研究》有兩個突出特征:一是錄用研究性學術論文的篇幅長短不限，比如第二輯收錄的《十七年“家務勞動”話語研究》一文約有15萬字的篇幅;二是注重共和國成立后的社會文化史研究。在已經出版的4輯當中，共收集了20篇學術論文，其中18篇是研究1949年共和國成立以后的社會生活的，甚至有一篇是研究21世紀最初12年的婚姻問題。本書旨在推進中國社會文化史研究，為今天和未來的生活提供借鑒和啟發，鼓勵人們去創造新的生活方式，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社會·文化與歷史的思想交匯》和《社會生活探索》均屬于交叉學科學術輯刊。為博采眾長，進行多學科的對話和交流，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中國近現代社會文化史研究中心組織了系列學術講座和沙龍活動，邀請歷史學、倫理學、文學、社會學、法學、教育學等多位學界精英進行講座，并將講座內容整理為《社會·文化與歷史的思想交匯》進行出版，以加深研究者對社會文化史的多角度理解。同時，作者認為社會生活就是一個應該從多學科視角，運用多學科的理論方法綜合探討歷史與現實問題的具體領域，基于這樣的理念，編寫了《社會生活探索》系列輯刊。《中國現當代社會文化訪談錄》的內容主要是共和國成立后中國普通百姓與基層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該書以“訪談錄”而非“口述史”命名，是因為編者認為:“訪談錄和口述史不是一個概念，不能把兩者混為一談。”這四輯訪談錄主要包括:有關農業合作化運動，醫療衛生制度，“”時期家庭政治化，個體生命史，1949年至1966年北京地區婚姻文化變革，共和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的婚姻、家庭、娛樂等文化變革的采訪。隨著時間的推移，訪談錄的史料價值會越發的突顯。劉永華認為，“社會文化史不同于社會史、文化史的地方，就在于這種方法強調在具體的研究實踐中應結合社會史分析和文化史詮釋。”基于這樣的認識，編寫了《社會文化史讀本》，該書按主題分成五編，即認同、神明信仰、宗教儀式、歷史記憶、感知和空間及其他，基本涵蓋了社會文化史的重要論題。為便于讀者全面地了解中國社會文化史的研究領域與研究進展，編者特地編輯了“延伸閱讀”論著目錄，并作了簡要的批注，是一本初學者入門的必備讀本。

[內容提要]作為兒童能力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能力不僅影響著兒童的個性發展和社會適應性,而且還影響著兒童未來的社會生活。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社會能力培養的研究受到美國教育界的高度重視,關于社會能力的理論和實踐不斷得到拓展,并在促進兒童的社會性發展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本文著重介紹美國社會能力培養研究的發展以及社會能力研究發展的新特點,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美國社會能力培養研究對我國素質教育的啟示。社會能力(socialcompetence)是兒童能力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兒童的人際交往、心理健康、學習以至于未來的社會適應都有重要的作用。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社會能力培養得到了美國教育工作者的廣泛重視,形成了以社會技能訓練為中心的社會能力干預與培養模式。在其后的幾十年中,社會能力研究不僅在理論和方法上得到不斷擴展,而且社會能力培養也逐漸從針對特殊需要兒童的教育干預轉向常規課堂的教學培養上來,在促進學生的個性和社會性發展上積累了許多經驗。我國對社會能力培養的關注始于20世紀90年代,社會能力培養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研究西方國家社會能力培養的發展,并從中吸取經驗與教訓,勢必對我國素質教育的開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社會能力與培養研究在美國的興起和發展社會能力的實證研究源于研究者對兒童同伴關系的研究興趣。20世紀初期,一些著名學者如弗洛伊德、艾里克森、皮亞杰等就提出社會群體對個體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

[1]在兒童時期,兒童的同伴關系對兒童的發展至關重要,20世紀30年代研究者著手進行兒童同伴關系的實證調查,研究兒童同伴群體的性質和兒童的特點與他們在群體中的地位的關系問題,其中社會行為與社交地位的相關研究是最早有關社會能力的實證研究。

[2]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中斷了研究者對社會能力的研究。直到20世紀60年代,關于動物和人類的社會行為研究重新激起研究者對社會能力的興趣。哈羅(Harlow)對幼恒河猴的研究發現,由母恒河猴飼養但剝奪了同伴聯系的恒河猴未能發展其基本的社會技能,進而影響了以后與同伴的交往;研究還發現年幼時恒河猴的同伴交往可以補償由母性剝奪造成的社會行為缺失。根據相關的研究,研究者假設:同伴在人際能力的社會化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本論文由整理提供通過這種方式獲得的技能影響了個體的長期適應。這個假設被同時期的一系列追蹤研究和回溯性研究進一步證實。為了說明生命后期社會問題的起源,研究者收集了大量關于潛在問題兒童的前因后果的材料,結果一致表明兒童期不良的同伴關系往往是后來社會性發展異常的原因。

[3]同伴關系研究成為該時期的研究熱點,與同伴關系的改善、建立和發展相關的能力研究則構成了20世紀70、80年代社會能力研究的基本內容。

一、調查結果與分析

1.社會實踐開展現狀

大學生參與社會實踐的次數過少。調查結果顯示，有33.54%的大學生沒有參加過社會實踐，33.10%的大學生參加過一次，18.67%的大學生參加過兩次，參加過兩次以上的大學生相對較少。高校對于大學生開展社會實踐的經費支持不足。僅有32.30%的大學生在開展社會實踐的過程中得到了學校的經費支持。大部分學生參與社會實踐的自主性和積極性不高。調查顯示，26.80%的大學生是自覺參與社會實踐，25.33%的大學生參與社會實踐的初衷是因為學校組織，15.11%的大學生是因為完成大學的課外學分。大學生開展社會實踐的方式大多為實習和兼職。針對用人單位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53.85%的企業接收過前往企業進行實習的學生，38.46%的企業接收過前往企業進行兼職的學生。

2.對社會實踐的認識

第一，大學生對社會實踐的認識。大學生在開展社會實踐的過程中存在諸多問題。分別有45.74%、45.13%、36.61%的大學生認為當前大學生開展的社會實踐廣泛性不夠、持續時間短、操作不規范。導老師對大學生社會實踐指導力度不夠。56.42%的大學生認為社會實踐過程中指導老師的指導對他們的影響很大，但指導老師的實際指導次數有限，指導效果不明顯。大學生社會實踐沒有得到社會的足夠支持。63.14%的大學生認為他們在社會實踐中沒有得到社會的支持和認可。第二，用人單位對社會實踐的認識。大學生參與社會實踐的積極性不高。46.15%的用人單位認為制約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蓬勃發展的主要因素是學生參與率不高。社會實踐普遍存在持續時間短、廣泛性不夠、操作不規范、功利心過強的問題。65.38%的用人單位認為當前學生在開展社會實踐的過程中持續時間過短，未能達到實效，19.23%的用人單位認為大學生社會實踐廣泛性不夠，且操作不規范，23.08%的用人單位則認為社會實踐的過程中大學生的功利心過強。社會實踐內容缺乏創新、規劃不夠科學。42.31%的用人單位認為當今大學生所開展的社會實踐主要問題在于社會實踐內容形式缺乏創新，34.62%的用人單位認為主要問題在于社會實踐缺乏科學規劃且社會實踐制度落實不到位。社會實踐后期宣傳工作呈現良好態勢。數據顯示，僅有11.54%的用人單位認為社會實踐后期宣傳不力，說明用人單位高度認可當前社會實踐的宣傳效果。

3.社會實踐的實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