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現階段黨和農民關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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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與農民的關系,是世界上最大的執政黨與中國最大的社會群體的關系。從我國人口的城鄉結構看，全國13億人口，60%以上在農村。從我們黨的組成成員結構看，全國*萬名黨員中，半數以上在農村。國情黨情決定了我們黨必須高度重視和認真處理與廣大農民的關系。黨和農民的關系，既包括政治上的同盟和合作關系，也包括經濟上的互利互惠和共贏關系，還包括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和諧關系。回顧歷史，我們在處理黨和農民關系的問題上，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深刻的教訓。審視現實，黨和農民的關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既有令人鼓舞的積極因素，也有令人憂慮的消極因素。只有用新的思路、新的方式處理好現階段復雜的黨和農民的關系，才能使農民認同黨在新時期的綱領、路線、方針和政策，堅定地擁護黨的領導，繼續跟著黨走，成為黨的牢固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也才能保證黨對農民的領導，更好地組織農民，服務農民，實現和維護農民的根本利益，使農民與黨同心同德，為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目標而共同奮斗。

一、黨和農民關系的歷史經驗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年來，始終高度重視農民問題。雖然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黨和農民關系的基礎、內涵及聯系紐帶不斷發生變化，但始終保持密切的聯系。

革命戰爭年代，黨是以實現共產主義為遠大理想，以奪取國家政權為階段目標的革命黨。黨和農民有一個共同的奮斗目標，就是推翻剝削和壓迫人民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制度。黨從中國實際出發，把農民問題作為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把農民當作無產階級最廣大和最忠實的同盟軍。*年，發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明確指出農民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提出了依靠農民，建立以農民為主體的人民軍隊開展武裝斗爭，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道路。這個時期，黨為了把農民從水深火熱之中解救出來，不惜拋頭顱撒熱血。農民更是真心實意地用生命和鮮血支持黨領導的武裝斗爭。黨引導農民走向翻身解放，黨與農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建立了血肉相連的關系，為新中國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革命勝利后，黨滿足農民群眾平分土地的強烈愿望，實行，3億農民無償獲得7億畝地，給了農民最大的回報。

和平建設時期，黨變成了一個既要鞏固國家政權，又要搞好經濟建設的執政黨。指出我們現在有兩個聯盟：一個是同農民的聯盟，一個是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但是同農民的聯盟是主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特別指出“農民的情況如何，對于我國經濟的發展和政權的鞏固，關系極大。”黨為了鞏固發展工農聯盟、建設繁榮富強的國家，依然高度重視農民問題，一方面大力發展集體化，把農民組織起來，引導農民走向當家作主；一方面大力發展工業化，要農民為工業化建設提供積累。由此，構筑了城鄉社會二元結構，設置了城鄉區別的制度體系，形成了城鄉、工農之間的差別；在農村又相繼推行了合作化、、等一整套左的路線，造成了生產上的“大呼隆”、分配上的“大鍋飯”和平均主義；特別是實行工農業產品剪刀差政策，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回報又極低，將農民搞得太苦。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很多地方農民的溫飽都沒有了保障。對此，一些有識之士一再提出批評：中國革命受益于農民，但建國后有愧于農民。盡管如此，農民群眾依然毫無怨言地把幾乎是全部的農業勞動成果貢獻出來支持國家工業化建設。據專家測算，從*年到*年46年間，共有約3.*萬多億元資金、價值從農村流入城市。，全國一片混亂，各行各業停工停產、唯有農民還在為城市提供口糧，保證了社會的安全。黨和農民依然保持著魚水般的關系。

改革開放時期，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為目標，成為一個改革開放的黨。在鄧小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引下，黨尊重農民首創精神，不斷推進城鄉經濟體制和管理體制改革，制定了一系列富民政策，維護農民的根本利益，引導農民走向富裕。農村實行了家庭承包制，推動了農業市場化、產業化，帶動了農村工業化、城鎮化，拉動了農村經濟形勢迅速發展、農民收入水平顯著提高。村民自治使農民享受了更多的民主權力。農民的經濟、政治、社會地位發生明顯變化。然而，這期間損害農民利益的問題也不斷出現，農產區打白條現象屢禁不止，特別是過高估計農民富裕程度，無休止地向農民集資、攤派、收費、罰款，無數頂大蓋帽圍著一頂“破草帽”。有些地方因農民負擔加重發生多起干群沖突，逼死人命等惡性案件也時有發生，嚴重影響黨和農民的關系。有的地方農民就曾經說：“第一步改革分田，第二步改革收錢”，“水田旱田責任田其實不甜……”。不能否認，這一時期黨群之間產生了一定距離。個別地方干群關系緊張，“魚水關系”變成了“油水關系”，甚至變成了“水火關系”。但絕大多數農民群眾仍然迫切希望黨加快改革開放，全面實現小康和現代化，真正給農民帶來幸福，仍然堅定地跟著黨走，對黨保持充分的期待。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在中國無論革命戰爭還是建設事業，農民都是成功的關鍵。重視農民是我們黨的傳統和政治優勢。重視農民就是充分尊重農民的地位和創造精神，用共同理想動員農民、組織農民投身黨的事業；就是切實維護農民的利益，以平等姿態親近農民，傾聽農民呼聲，解除農民憂患，與農民保持密切聯系；就是不斷提高農民的素質，帶著感情以先進的思想文化教育農民，使之成為黨的重要力量和堅實基礎。

二、新時期黨和農民關系的深刻變化

經過26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已經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正處于劇烈的社會轉型期。執政黨面臨長期執政、改革開放和知識經濟化、經濟全球化等多重考驗，農民已經成為構成復雜、分化劇烈、訴求多元的龐大群體。黨和農民的關系賦予了新的內容：一方面，黨和農民都有著全面實現小康，加快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國家的共同理想；另一方面，黨和農民的經濟、政治、文化等關系需要不斷加以調整。在經濟上，隨著國家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必須補償農民，“少取多予”，建立讓農民更多地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的共贏關系。在政治上，按照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要求，必須在共同管理國家中形成黨代表農民利益、農民擁護黨的領導的關系。在文化教育和社會福利上，按照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資源不能長期向城市傾斜，必須建立城鄉統一的使農民逐步享受文化教育和社會保障權利的平等關系。

進入新的歷史時期，新一屆黨中央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現代化建設為目標，堅持科學發展觀，努力構建和諧社會，提出了把解決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的重要思想，并在總結世界發達國家的經驗和我國工業化發展歷程的基礎上，明確做出了兩個趨向的重要判斷，提出了城鄉統籌發展戰略，采取了一系列城市帶動鄉村、工業反哺農業的重農舉措和補貼農民、支持農村、反哺農業的新重農政策，一步一步突破了長期以來重城輕鄉、重工輕農的城鄉二元結構，走出了千百年來重農民之力，忽視農民之利的傳統重農思想的誤區。特別是*、*、*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連續三個一號文件，明確提出“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把增加農民收入、保護農民權益放在突出地位，把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總抓手，努力把新農村建設變成全黨全社會的共同認識和共同行動，變成惠及億萬農民利益的“民心工程”，加大力度實施“兩減免”、“三補貼”（減免農業稅、取消農林特產稅、對農民進行種糧補貼、良種補貼、農機具補貼）等政策，與過去向農民“要錢要糧要命”的做法形成鮮明對比。使農民受益最多的、最受農民擁護的是總理明確宣布*年起全國免征農業稅，延續了千年的封建稅制、集中體現城鄉之間不公平不合理的區別稅制已成為歷史。在經濟關系上黨對農民由索取型變成了補償型。在文化和社會關系上，農民得到了越來越多的平等權利。

新的時期，黨進一步加強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進一步推進農村基層民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擴大農民的政治民主權利。黨在農村擴大基層民主，先后實行了村民自治制度,完善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一些地方農村基層黨組織先后嘗試了村支部選舉的“兩票制”、“公推直選”和鄉鎮黨委書記及其成員的“海推直選”、"兩推一選"（即由群眾推薦，黨內推薦，黨代會差額選舉），進一步擴大了農民群眾的政治參與權。所有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緩和了農村日益尖銳的干群矛盾，改善了黨在農民心目中的形象，消除了一部分農民對黨的怨言和情緒，增加了農民群眾對黨的認同，改善了黨同農民的關系。毫無疑問，這一時期是黨對農民工作最為務實、最有成效的時期，也是建國以來農民受益最多、心情最好的時期。

三、進一步密切黨和農民關系面臨的問題

據重慶、湖北、廣東三省市對黨群關系現狀的調查，由于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懷有明確的重農思想，實施“多予少取”的補農政策，一些尖銳的矛盾和沖突得到緩和，農村黨群關系基本上處于穩定狀態。群眾認為當前黨群關系總體上是“好的、較好”的占81.1%；認為對群眾反映的熱點難點問題能夠及時解決的占73.4%。認為干部執行上級政策與群眾意見相沖突時，能夠“做群眾工作，爭取群眾支持”的53.2%，能夠“聽取群眾意見，結合實際創造性地執行”的39.1%，能夠“通過法律程序，依法執行”的28.7%……。但不可否認的是，改革過程中農民的政治訴求、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利益需求及對文化教育社會福利等方面的平等要求日益強烈，加之深層次、結構性的矛盾日益暴露，新的問題不斷出現，舊的矛盾沖突不斷升級。對我們這個執政黨來說，如何處理農民和國家利益、農民和其他階層的利益、農村內部各群體之間的利益難題是一個新的考驗，而哪一個問題處理不好都會影響黨和農民的關系。深入分析農村各種矛盾和農民的意見，可以看到影響黨和農民關系的主要問題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贊成黨的執政理念，但對基層組織和黨員干部的形象有所不滿。

我們黨與時俱進，提出了“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這是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黨和農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系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證。農民對我們黨的宗旨和執政理念是認同和贊成的。對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重視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更是贊成和擁護。他們所不滿意的只是農村有些黨組織不能把自身建設成適應時代要求的具有先進性的戰斗堡壘，不能真正解決好農民的切身利益問題和農村發展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

農村黨組織是基層組織中的“龍頭”，是黨在農村的“前線指揮部”。一些基層黨組織過去在“壓力型體制”下，全面干預鄉村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把一些敢抓敢打，甚至有惡名的所謂“狠人”拉到黨員干部隊伍中來，使用粗暴、強硬的手段向農民要錢要糧，某些文藝作品把基層黨員干部描寫成目不識丁的呆傻形象，催錢催命的債主形象，揩油沾光的無賴形象，拆房扒糧的兇神形象。近年來，一些農村基層組織也沒有按照建立服務型組織要求加強自身建設。一方面黨員干部隊伍年齡老化，素質薄弱，缺乏戰斗力和凝聚力，缺乏領導能力和先進性；一方面基層組織在征用農民集體土地等方面，仍然干著違背農民意愿、損害農民利益的事，缺乏“人氣和心氣”。加之黨組織的領導體制尚未完全理順，黨的領導權、行政管理權、農民自治權不斷發生摩擦、較量。尤其在村一級“兩委”奪政，黨支部要么事無巨細、一統到底，不容村委會插手；要么軟弱渙散，領導權威受到嚴重挑戰，無法發揮“領導核心”作用。農村黨員是黨的化身。農民判斷我們的黨，主要看身邊的黨員。農村黨員干部與農民的關系就是農村黨群關系的晴雨表。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下，一些農村基層組織的負責人理想失落，信念動搖，只管利益，不管“主義”：要么好大喜功，熱衷于政績工程和表面文章；要么只顧自己發家，而不愿帶領群眾共同致富。還有一些黨員干部黨性意識淡忘、腐敗問題嚴重，個別黨員參與賭博械斗，甚至聚眾鬧事，直接參與黑社會活動，參加“”等邪教組織……，凡此種種，引起農民群眾不滿和反感。以致部分農民對黨員干部產生逆反心理，出現“仇干”、“仇官”心態：只要是黨員干部說的，無論是否正確，都認為不正確；干部要求群眾這樣做的，偏偏那樣做；群眾與黨員干部在工作中“頂牛”、“唱對臺戲”現象屢見不鮮。在農民看來，黨員干部“不象話”。而干部，則認為農民“不聽話”。

（二）擁護黨的改革政策，但對貫徹落實政策情況有所不滿。

政策是黨的生命。黨和農民的關系如何，關鍵看黨的政策是否符合農民的心愿，能否帶給農民實惠。當代農民是一個龐大的復雜的分化和流動加劇的群體。黨的政策要得到農民的擁護，不僅要傾聽農民的呼聲，切實制定好政策；而且要根據農民的實際，切實貫徹好政策。從農民的反映來看，絕大多數農民是受益者，對黨的政策是衷心擁護的，他們說“黨的政策像太陽，照到哪里哪里亮”。但也有一部分人對黨的政策適時調整缺乏理解，說“黨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當然還有一些人是有意見的。如他們說“黨的政策像激光，只照富人那一幫”。此外，還有不少人對有些地方宣傳政策不力、執行政策走樣極為不滿，如他們經常說“中央政策是好經，都叫地方的歪嘴和尚念歪了”。

建國初期，我們實行城鄉分割的“一國兩策”，在決策思想上向城市傾斜，農民在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受到種種不平等待遇。所有這些已在農民心中留下深深的傷痕。改革開放后，我們黨制定了一系列符合農村實際、旨在調動農民積極性、實現農民共同富裕的方針政策深受農民歡迎。尤其是新時期我們實行了重農補農的政策，更是深受農民群眾衷心擁護。但是，面對各種新的矛盾、新的問題，各級政府出臺的許多經濟和社會政策仍有不少都是短期的，或者是不完善的，需要經過實踐檢驗并反復修正。比如農民原本是土地的受益者，但在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國家沒有及時制定旨在維護農民合法權益的新的規范化的征地政策，以至于部分農民大量的耕地被占用，而大多被占用耕地的補償不到位。其中相當一部分農民失去土地既得不到公平補償，又未得到妥善安排，成為“務農無地、上班無崗、低保無份、創業無本”的“新貧農”這樣一個特別需要關注的社會群體。從政策貫徹落實的情況看，總的情況是好的，成效是顯著的。但也有一些地方、一些干部執行政策不堅決、不認真，照搬照抄；也有的各行其是，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如中央一再強調要穩定土地承包，但有些地方偏偏違背農民意愿，想方設法改變承包關系，強行收回土地，高價發包；或者隨意縮短承包期限，多留機動地，提高承包費，以至于群眾強烈不滿，甚至引發了大量的群體上訪事件，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這無疑對黨和農民的關系造成損害。

（三）支持黨的發展目標，但對城鄉差別、社會不公等有所不滿.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堅持科學發展觀，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廣大農民對此非常擁護。從目前情況看，農民不滿意的也正是農村和諧社會建設不能回避的問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城鄉差別、社會不公和農民發展環境不斷惡化。

長期以來，我國農民階層與其他階層之間始終存在極大的地位之差、權利之差、能力之差和收益之差，反映了農民與其他階層之間在經濟、政治、文化教育及社會的許多方面存在著不平等。農民最不滿意的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這是城鄉差別的主要標志。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改革初期一度縮小，但是近年又逐漸拉開，而且比改革前還大。如果按購買力算城鄉收入差則高達4:1以上。按照國家統計局某位負責人的說法：城鄉收入實際差距要比賬面差距大得多，應該在1∶5甚至1∶6之間。*年農民收入增長幅度雖然達到6、8%，仍然低于城市居民收入7、7%的增幅。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形成如此差別，其根源主要在于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政策的不平等，在于城鄉居民之間的發展機會和基礎條件的不平等。農民政治地位低下，民主參與層次不高，是城鄉差別和社會不公的又一個重要標志。近10多年來，各級人代會幾乎已經“官員化”、“干部化”，占總人口60%以上的農民代表只有幾個“點綴品”，與農民占總人口的比例無法相比。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中的農民更少。實行村民自治，農民在基層的地位和民主權力有所提高，但也只是在最基層的干部選舉中有“一票權”，還沒有選舉更高一級干部、參與更高一些層面決策的民主權力，使得農民也在某種程度上積累了不滿情緒。文化教育、醫療保障和社會公共福利等長期存在嚴重的不平等待遇，同樣也是城鄉差別和社會不公的重要標志。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決定新增的財政支出主要用于農村，但國家財政實力畢竟有限，農村公共實施和公益事業又欠帳太多，而農民則在更多地要求公共產品、公共福利的共享權。因此，較長一段時間內，雖然黨和國家大力推進新農村建設，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事業建設，但城鄉之間文化教育、醫療保障和社會福利事業的失衡狀況仍然會存在，農民的不滿情緒也還會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農民歷來都是缺乏競爭力的弱勢群體，在知識經濟化、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又面對如此嚴重的城鄉差別和社會不公，發展環境不斷惡化。當前生存和發展環境最令人堪憂的，一是失地農民，二是進城農民工，需要我們黨給予特別關注。一些無助的農民、無奈的農民、無辜的農民、無望的農民，為了生存和發展，越來越多地走上上訪求助、打官司討公道的道路。如果我們關注不夠，處理失當，就會發生群體性的激烈的矛盾和沖突，嚴重影響社會穩定和黨的形象。特別是農民工。*年底，全國流動人口數量已達到1.4億，超過了全國人口總數的10%，約占農村勞動力的30%。他們進城務工困難重重，生產生活環境較差，生老病死缺乏保障；工資水平低，經常被拖欠，迫切要求建立利益訴求的渠道，獲得平等的發展機會，享有公平的服務和社會權益。

四、黨在新時期處理農民關系問題的基本思路

面對新時期黨和農民關系發生的變化，要解決影響黨和農民關系中的問題，和農民建立起新型的牢固而又密切的關系，必須理清思路，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思想為指導，圍繞實現、維護、發展農民利益這個核心，完善黨的重農政策，增強黨服務農民的功能，暢通黨和農民的聯系渠道，贏得農民的心，凝聚農民的力。

（一）牢固樹立新重農思想的觀念

無論站在鞏固黨執政基礎的政治高度，還是站在現代化建設的發展大局來認識現階段農民問題，都不難發現解決農民問題乃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難點在三農、重點在三農的角度看，農民是農村的主體，是農業的主人，解決三農問題實質就是解決農民問題。我們黨重農本質上說就是重視農民，就是要把農民利益作為第一選擇，把農民滿意作為第一標準，從農民的需要出發決策和行動。

重視農民問題，核心是實現、維護和發展農民利益。這是黨的宗旨的集中體現，也是解決農民問題，發揮農民積極性、創造性的重要前提。革命時期我們領導農民打土豪，分田地；改革年代我們實行家庭承包，推動農村工業化、城鎮化，都是為了實現農民的利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黨要密切和農民的關系，更要重視農民利益。具體地說，就是帶領農民走共同富裕道路和可持續發展道路，長富于民、藏富于民，實現農民“有其利”；就是尊重農民的主人地位，逐步實行城鄉統一的經濟、社會制度，賦予農民平等的人權、經營自主權、財富分配權和公共產品、公共福利的共享權，給農民國民待遇，讓農民當家做主，實現農民“有其權”；就是加強農民知識技能培訓和民主法制教育、文明道德教育，提高農民文化素質和思想修養，實現農民“有其教”；進而既富農民“口袋”，也富農民“腦袋”，使農民成為知識化的現代公民。

（二）完善惠農補農的政策

重農政策是我們黨重視農民利益的具體體現。歷史經驗證明:黨什么時候重視農民利益，黨群關系就密切；什么時候忽視農民利益，黨群關系就產生距離。新一屆中央領導決定實行“兩減免、三補貼”的惠農政策，廢除了歷史延續下來的按人頭、按田畝攤派“皇糧國稅”的封建稅制，廢除了體現城鄉之間不平等的區別稅制，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然而，農業稅廢除了，并不等于惠農政策就完善了。農民不交農業稅，不等于“零賦稅”，而應和每個公民一樣，按統一的平等稅制納稅。所以，我們黨還要依照按收入納稅、平等納稅、依法納稅的原則構建新的科學的城鄉統一稅制，切實防止分配差距拉大和社會不公。黨重視與農民的關系，考慮農民主體的利益，實行向農民傾斜的政策，與此同時，還要兼顧不同群體的多元化利益需求。黨的政策必須健全配套，把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有效地整合起來。比如農業稅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牽動著多個制度和體制，相關的配套改革，如財政體制改革、農村義務教育供給體制改革、鄉鎮機構改革等必須整體推進，才能實現各種群體利益的平衡，確保農民的利益落到實處。這樣，讓農民既感到黨對農民的關心，又感到黨在堅持社會公平，進而自覺地團結在黨的周圍。

（三）增強服務農民的功能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以家庭經營為主的農民，面臨著許多一家一戶解決不了的問題，缺乏市場化經營需要的投資能力、管理能力、技術能力和各方面的競爭力，黨代表農民利益有責任加強對農民的服務，為農民排憂解難。我們不僅要在思想認識上增強服務農民的觀念，而且要在行動上增強服務農民的本領。中國農民最重實際，要使農民真正受益,黨必須具備服務農民的功能，為農民辦好事辦實事。首先，努力解決經濟發展中農民遇到的難題，如興建農村水利、道路、電力、通訊等基礎實施，保護農村生態環境，改善農業生產條件，提供融資服務和信息咨詢服務等等。

其次，努力解決農民群眾最關心的突出問題，比如農村義務教育、醫療救助、養老保險、再比如失地農民權益保障和長遠生計問題，農民工的就業指導、技術培訓、子女教育、勞動保障和權益保護問題。此外，努力解決農村弱勢群體的生產生活問題。如改善五保戶、殘疾人以及各種原因導致的特困戶。

（四）暢通黨和農民的聯系渠道

我們一直為革命戰爭時期黨和農民之間的魚水關系而欣慰和自豪，但在和平建設時期黨通過什么樣的途徑與農民對話和溝通卻一直在探索。實現村民自治，選舉成立了村民委員會，使農民在村里有條件與黨組織進行對話溝通。但黨組織與村民自治組織的關系難以理順，兩委矛盾突出，始終找不到好的解決方式。鄉鎮人大制度是農民參政議政、行使民主政治權利的載體，也是黨通過人民代表與農民保持聯系的一種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反映農民呼聲，與農民進行溝通的作用，但在農民群眾中的反響并不大，農民的民主政治權利并沒有得到充分實現。成立農民協會等組織，更是困難重重。有人認為黨就是領導農民的，不需要農民組織；有人認為成立農民組織，增加了機構，加重了國家財政負擔。不能不說這是一個令人遺憾和擔憂的問題。中國各個社會階層都有自己的組織，惟獨農民沒有全國性的組織體系。這是不可思議的。黨組織和農民組織畢竟是兩個不同性質的組織，是不能相互替代的。那么多群眾組織都在吃國家財政，并沒有撤消它，為什么單單怕農民組織吃國家財政呢？

從目前情況看，農民群體處于劇烈的分化、融合和重組之中，是一個十分巨大的社會弱勢群體。如果有效地組織起來，就是巨大的人力資源；相反，農民遇到問題既沒有與黨和政府對話的管道，無力保護自己的利益，還可能逐漸邊緣化，成為一個巨大的壓力集團，最終成為社會發展和穩定的隱患。因此，黨和農民之間必須建立緊密的聯系渠道，切實保證“心靈通、言路通”。當務之急是把農民組織起來，提高農民的組織程度，既讓農民有利益表達的渠道，有與黨對話溝通的橋梁，又給農民知情權和發言權；不僅給農民民主管理政務、財務、社會事務的權力，還要給農民監督的權力；不僅使農民有機會參與村務、鎮務管理，而且有機會參與縣務、省務乃至國家事務。最好的辦法：一是根據新時期的條件和農民的要求把農民納入相關的組織中去，同時與農民團體建立正常化的溝通聯系制度。通過探索“支部加協會”等做法，一方面把農民意愿集中起來，使黨的決策更加符合農民的利益，一方面把農民組織中的精英吸收到黨內來，特別是把群眾公認的領袖人物推薦到黨的領導層來。這既增強黨的群眾基礎，又體現黨的先進性。二是重構鄉村治理結構，理順黨對農村的領導體制。黨組織應當通過推薦候選人參加鄉鎮村行政負責人競選，經過法定的民主程序，實現黨對農民的領導，把黨的領導和農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統一起來，

五、密切黨和農民關系，關鍵是加強黨的建設

進入新時期，農民成了國家的主人。農民不是奴隸主皮鞭下的家奴，也不是封建帝王眼中的子民。執政黨接受農民授權，成了管理農村的公仆。對于執政黨來說，黨和農民是主仆關系。因此，黨要提高對農民的影響力、凝聚力，必須根據新的形勢，按照提高黨的執政能力、保持黨的先進性的要求，以改革精神加強農村黨的建設，創新領導方式和工作方法，加強自身建設。

（一）創新黨的領導方式

新的時期農村黨組織面臨新的環境、新的變化，要求我們必須創新領導方式。過去農村黨組織的主要任務是貫徹落實上級黨委文件，完成上級布置的各項任務，是上級指示的執行者；現在則要求按照中央的精神，創造性地解決黨在農村面臨的具體的實際問題，解決影響黨和農民關系的問題，服務群眾，凝聚人心，實現、維護、發展群眾的利益。過去我們搞工業化建設要農民支持，基層黨組織是“指揮員”，向農民伸手多；現在黨對農民實行補農政策，要求基層黨組織向“服務員”轉變，幫助農民致富發展。過去黨組織的領導包攬一切，管理一切，從生產、經營到分配，從經濟到政治、文化、行政社會事務樣樣都管；現在則要求把工作重點放在傾聽群眾意見，整合各種利益，吸納優秀人才，推薦領導干部上，動員組織群眾發展經濟，領導支持群眾當家作主，團結凝聚群眾共同建設和諧社會。

（二）改進黨的工作方法

新形勢下，黨要做好農民工作，必須把握新的特點和規律，探索新的途徑和方法，不斷提高組織農民、宣傳農民、教育農民、服務農民的本領。首先，要務實。農民重實際不重口惠，要多為農民做好事、辦實事，為農民提供有效的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解決好農民要求最迫切的和帶有根本性的利益問題。其次，要帶頭。最重要的是帶頭富，帶動大家一起富。黨員領導干部要做給農民看，帶領農民干，引導農民賺。讓農民看得見，學得會，干得好，愿意跟著黨員走。再其次，要深入。最關鍵的是深入農戶解決問題，變群眾上訪為干部下訪，了解農民群眾在想些什么，在干些什么，有什么困難，有什么愿望，把農民問題解決在家門口。

我們黨歷來重視對農民的思想政治工作。新時期建設和諧社會，思想政治工作大有可為。關鍵在于思維要創新，方法要創新。過去我們引導農民走向解放，在喚起農民反抗剝削和壓迫的革命性教育方面取得明顯的成功。“三個代表”教育活動，讓干部受教育，農民得實惠，一改往年干部只會教訓人，農民就得做貢獻的思路，講的道理順了農民的心愿，平了農民的情緒。但更多的時候，我們搞的是實用主義。農產品少了，就講政治，動員農民種愛國糧、愛國棉；農產品多了，就講市場，讓農民自找銷路。農民說這是騙人的“政治經濟學”。農村改革28年，農民的生產生活方式、思想觀念、精神面貌都發生了廣泛而深刻的變化，但落后的腐朽的僵化的東西對農民的影響仍然不可低估。鑒于農村“文化的貧困”，鑒于農民小農意識濃厚，貪圖享受，見利忘義，講求迷信，缺乏公德等缺陷較多，針對農民在市場經濟中面臨的難題和困惑，以及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等錯誤思潮和腐朽思想的蔓延，基層黨組織應以全新的現念，把勤勞、善良、講修養等中華傳統美德和民主、科學、講公德等現代文明意識統一起來教育農民。黨要增強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增強農民對黨的政策和組織的認同感：一要以理服人。要農民做什么，不允許做什么，都要擺事實講道理，循循善誘。二要平等待人。有在思想感情上同農民融為一體，才能使所做的工作、所講的道理得到農民的理解和認同。三要對癥下藥。認真體察農民的思想情緒，不要講些空話、大話、套話、虛話和假話，否則什么樣的思想政治工作農民也不會買賬。

（三）加強基層組織建設

進入新時期，農村基層黨組織普遍存在無所適從、無所作為的狀態，使得部分農民對黨逐漸失去認同，失去信心，甚至出現信任危機，致使黨在群眾中的向心力明顯下降，黨在農村的基礎嚴重削弱。福建省委組織部的調查顯示，“愿意跟著黨中央走，不愿跟著基層黨組織走”的大有人在，對地方（基層）黨組織不信任的占53.28％。

針對農村基層黨員年齡老化，發展黨員中存在著一些錯誤的做法，必須建立優進劣出的機制。有的地方長時間不發展黨員，有的地方只發展本家族的人入黨，使得一部分優秀的農民拒之于黨組織大門之外，使得年富力強的黨員干部和青年黨員偏少，嚴重缺少活力。要大力吸收年紀輕、文化高、能力強、富有開拓精神的農村“能人”，以實現農村黨員隊伍的新陳代謝。

有的地方黨員外出流動越來越多，不少黨員宗旨觀念淡化，甚至感到入黨吃虧，受約束，嚴重缺乏戰斗力，必須建立農村黨員長期受教育，永保先進性的長效機制。一方面健全民主制度，保障黨員權利；一方面積極利用信息化等手段，有效地開展黨的組織生活，做好黨員教育管理工作，提高農村黨員干部的素質、能力和競爭力。黨組織既要強調黨員在急、難、險、重工作中起帶頭作用，更要強調在平常工作中發揮模范作用。

農村一些黨員干部利用手中特權搞不正之風，假公濟私，損公肥私，橫行霸道，魚肉鄉里；一些地方家族、宗教組織活動猖獗，干擾地方基層組織的正常工作，而基層黨組織又不能有效地改變局面，以致部分農民群眾對基層黨組織越感失望，凝聚力更是日益下降，必須建立整治懲處機制。一方面按照黨紀國法認真查處腐敗黨員，改變黨員干部隊伍形象，清除在群眾當中造成的惡劣影響。一方面整頓癱瘓半癱瘓的黨組織，強化基層組織班子建設，選好賢人、能人，同時壯大實力，走出人氣、心氣、財氣不旺，公益事業無錢興辦，公共工程不能興建的尷尬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