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外貿法修訂對我國外貿制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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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中期開始，我國把“推行外貿制”作為外貿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為此，原外經貿部于年出臺了《關于對外貿易制的暫行規定》作為開展外貿制的指導性規范文件，1994年的外貿法中也就外貿問題專門列了一條（第十三條），對之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規定。但是，至今“外貿制”推而不行，成效不大，究其原因，除了我國運行外貿制的宏觀經濟體制外部環境和企業微觀基礎尚不具備外，還與外貿經營權尚未放開以及我們對外貿制存在一些誤解有關（至于推行外貿制是否屬于外貿體制改革范疇的問題因不屬本文范圍，這里不作討論）。
外貿作為商事行為的一種，是兩個民事權力平等的權利人之間在對外貿易業務上的一種民事委托活動，這種活動必須屬于法律上的有效要求。而若構成有效，委托人與人都必須是在其各自的權力范圍之內開展委托和活動，即委托人授權的事項必須是其本身當時有權力開展的事項，人的行為也必須是其有權進行的行為。委托人無權進行的行為不能授權他人，同理，人也不能在自身的權力范圍之外從事行為。因此，原外貿法第十三條中的規定（沒有對外貿易經營許可的組織或個人，在國內委托對外貿易經營者在其經營范圍內代為辦理其對外貿易業務）在法律上實際上就屬于無效。這種非對外貿易經營者的委托在《民法通則》中找不到依據，缺乏相關上位法的支撐，與國際上通行意義上的概念也不一致，即使引用“行紀”、“間接”等概念進行解釋，在法理上也難以自圓其說，給人以牽強之感，多年來外貿制因此一直處于不倫不類的尷尬狀態。
這種外貿制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上也帶來了混亂。在外貿公司無外貿經營權的生產企業的業務中，無外貿經營權的生產企業由于本身沒有對外簽約、報關、報驗、報運、結匯、投保等相應從事外貿業務的必須權力，也就無法承擔相應的義務，故國內的“外貿”業務一旦出現對外糾紛，作為人的外貿公司就不可避免地要以第一責任人的身份對外承擔主要的責任。
*年7月1日正式實施的新外貿法在許多方面都作了修改，其中與外貿制有關或對外貿制會產生間接影響的修改主要有兩點：一、第九條，將外貿經營權審批制改為外貿經營資格備案登記制。二、第十二條（即原第十三條），除了文字內容有了大幅度的簡化外，并將原來的“沒有對外貿易經營許可的組織或個人，可以在國內委托對外貿易經營者在其經營范圍內代為辦理其對外貿易業務”的內容，改為“對外貿易經營者可以接受他人的委托，在經營范圍內代為辦理對外貿易業務”。
這里，第一項修改是一項實質性的改變，實行外貿經營資格備案登記制，標志著我國的外貿經營權管理體制改革向著貿易自由化的目標又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它使企業更加容易地獲得外貿經營權，也就是說可以有更多的企業通過外貿經營資格備案登記的途徑獲得經營外貿業務的平等權力，并有資格和條件承擔起相應的涉外商事義務和責任，擴大了外貿委托業務的合法當事人的數量與規模，增加了實施規范性外貿行為的可能性。但同時我們也應看到，外貿經營資格備案登記制還是有條件地放開外貿經營權管制，離完全放開還差一步，外貿經營權作為企業的天賦之權還未全部還給企業。沒有辦理外貿經營資格備案登記的企業仍是沒有經營對外貿易業務的權力，從法律上講，這些企業仍不具備合法的外貿業務委托人資格。在登記制實施后，沒有外貿經營資格的企業仍將是企業中的多數，因為自己有直接開展對外貿易業務能力的企業畢竟是少數。在這種情況下，期望規范化的外貿業務會有大規模的出現是不現實的。我們只能期待在下一次修訂外貿法時這個問題能夠得到徹底解決。應該指出，全部放開外貿經營權只是在全國范圍內大規模實施外貿制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必要充分條件，除此之外，計劃經濟政府行政管理模式的徹底摒棄和企業運行模式的高度市場化，也都是外貿制正常運行的必要條件，而上述條件的基本實現預計至少還需10年以上。
第二項修改后的文字中只列明了外貿人的權限，至于委托人的權限是什么？委托人是否限于對外貿易經營者？包括不包括沒有辦理外貿經營資格備案登記手續的非對外貿易經營者？則未予明確，因其內容不全面且不明確，此條款變得可有可無，沒有多少意義。
目前，國內存在的對外貿易經營者對非對外貿易經營者的所謂進出口業務，實際上即不是，也不是自營，而是兩者的混合方式，因對其很難找到貼切的名稱，姑且稱之為不完全。在不完全中，對內，“人”的利益獲得基本比照方式，對外，其承擔的責任范圍又往往被法院認定為屬于自營方式，須承擔近乎100%的風險，形成外貿人的權利大大小于責任的不對等結構。這種混合方式是在目前特定時期、特定條件下的一種特殊現象，是向規范業務形式發展轉變過程中的過渡形式，暫時還難以改變。當然，并不是說現在的不完全外貿業務有風險就絕對不能做，畢竟這種不規范業務在目前條件下還有是由其存在的市場和需求的，不可能人為地阻攔或禁止。只是企業在操作時應提高警惕，加強防范，嚴加審核，規范操作，盡量減少和躲避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