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政績用干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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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政績用干部”“憑政績用干部”的標準在人事行政領域中較為通行。由于計劃經濟思維定勢的限制，以及缺少科學嚴密的理論論證和制度設計，這個原則在有些地方已經被貫徹得走了樣，出現了偏差。

質疑之一：政績評價中嚴重缺乏對政府運行成本的核算

受計劃經濟觀念文化的支配，現在看一個地方領導干部有沒有作為，只看施政成效，不計施政成本。只看架了多少橋，修了多少路，栽了多少花，種了多少樹……，至于成本，這么多的錢是從哪里來的，是從什么渠道來的，以什么名目來的，老百姓是否能夠承受，卻從來沒問過。他們從來就沒有事事計算成本的傳統。

雖然政績的投入與產出之間的關系不像經濟活動的投入與產出的關系那么直接，那么容易掌握，但是政績也應該被看作是扣除成本之后的盈余，公共行政也要追求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社會效益。如果一項最不經濟和效率低下的行政決策即便能增進公共利益，我們也不認為這是一項好的或善的決策，即正義的決策。

在不計成本的政績評價的鼓勵之下，現在有些地方政府和行政官員為了盡快出“政績”，以實現政績利益最大化，不惜付出巨大的政績成本。有些基層干部最害怕的就是領導急于出政績，害怕動不動就發起“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事情人民辦”的活動。特別是如此創造政績的行政官員被提拔之后，就會有更多的后來者效仿他們。

質疑之二：政績評價中忽視對行政官員的能力評價

政績產生要受到各方面客觀條件的限制，有能力的人未必有條件創造政績，而有條件創造政績的人則未必是有能力人。能否創造出有形的可視的政績，往往受行政官員所處的工作崗位、工作基礎、工作環境條件的制約。

特別是中國目前大多的社會資源都是由黨政部門通過權力來配置的，而運用權力對行政資源、社會資源進行配置的時候，又總是按照政績效益最大化的原則去進行。在這樣的情況下，那些沒有權力或者權力較小者，哪怕本事再大，能力再強，也難以做出那種需要各種行政資源或社會資源作為載體的政績。

在政績評價中，不注意對能力的評價，只對那些運用權力配置資源從而取得政績利益最大化的行政官員給予高評價，勢必會壓抑行政官員提高行政能力的內在需要，而一味去追逐權力。這個循環是權力———政績———權力。只有與能力評價聯系在一起的政績評價才會鼓勵人們去發現和開發自己的潛能，能力本位應該是我國人事行政改革的重要價值取向，也是政績評價的重要價值取向。

質疑之三：政績評價背離行政道德原則

政績和道德有一致的一面，也有不一致的一面。有的政績是出于道德的動機運用正義的手段取得的，但有的政績的取得手段不正義，動機也是不道德的。

現在有些行政官員，年富力強，有文化，有才干，比較注重政績而不太講政德。為了能夠多出政績達到升遷的目的，他們熱衷于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他們急功近利，報喜不報憂；他們玩弄數字游戲，制造假典型，假經驗，假政績以求得上級認可。在他們看來，為官一任，政績顯赫，提拔重用才有希望，至于行政道德包括政治理論修養和道德修養么，是無所謂的，他們認為政績突出了，自然會被認為“政德”高。他們為了盡快出“政績”，有的人搞短期行為，有的人只干面子活，更有甚者，不惜采用欺騙手段瞞天過海制造虛假政績。政績一旦離開正義原則，其虛假性、盲目性就會日益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