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與小攤販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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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與小攤販相互對峙，發生沖突，甚至出現流血事件，這正成為全國很多城市管理者的難解之困。有人戲稱這種現象是城管與小攤販利益的博弈：前者要“好看”，后者要“吃飯”。如何處理“好看”與“好吃”的關系已成為社會問題。

兩年前，這樣的問題也同樣困惑著山東省臨沂市的城管部門，然而，臨沂的城管在與小攤販較量了兩年之后，情況發生了變化。城管轉變了執法理念，并成立城管執法置業服務中心，對小攤販進行幫扶行動……兩年后的今天，城管與小攤販的“貓鼠游戲”在臨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兩者和諧同存。或許，臨沂市城管的這種“轉身”，可以成為中國式城管的范例。

提心吊膽的日子

*月7日傍晚，臨沂市區的天空陰沉沉的，一陣風刮過，讓人不禁打起寒顫。

在紅旗路旁邊的一條胡同內，劉富民專心致志地為兩位女孩做餅夾菜，他的妻子郭香秀在一旁為一位女孩做奶茶。做完奶茶，郭香秀把手伸到烤燒餅的火上烤了烤，然后，幫劉富民拉了拉領口，以免風鉆進他的衣服。

在劉富民夫婦的左邊，是賣麻辣串的攤販，右邊是水果攤。在這條百米長的胡同內，共有30多個小攤販，多數攤販以賣小吃和水果為主，其中，也有賣襪子、拖鞋和小日用品的。所有攤販都把攤位擺放在胡同兩邊的臺階上，買東西的客人都站在臺階下。胡同內人流不斷，時不時還有汽車通過。

劉富民是江蘇連云港人，4年前，他帶著妻子和兒子來到臨沂，兒子在臨沂一家工廠打工，他和妻子便在此處做起了小生意。除了劉富民夫婦，胡同內的小攤販還有來自安徽、江西、河南等地的，以及臨沂當地人。

劉富民夫婦算得上這條胡同內的“老攤販”了，回憶起剛到此處時，劉富民還有些后怕。“那時為了躲避城管整天提心吊膽，一邊要花心思做生意，一邊還要時刻提防著城管，生怕城管來了收我們的東西。”劉富民說，剛開始，他和妻子是有分工的，“我忙時，她就不停地去路口轉悠，看有沒有城管過來；她忙時，我就去放哨，我倆要是都忙心里就很不踏實。”

劉富民向記者講述，*年9月的一天中午，正值下班時間，他和妻子的生意都很好。“沒顧上到路口放哨，城管人員突然出現，我倆推著車就跑，只顧慌著跑，也沒看路，我被一塊石頭絆了一下，摔在地上，把膝蓋摔破了，城管看我受傷了，沒有收我的東西，只是說了我幾句，沒想到那一摔讓我在家歇了十幾天，現在還有后遺癥，一到天冷，膝蓋就會疼。”劉富民摸著左腿膝蓋說，“想換個地方吧，可一打聽，到處管得都很嚴，這個地方也熟了，就沒有換。”

“老劉的經歷，我們這里的很多商販都有，城管來了我們就跑，城管走了我們再出來，整天提心吊膽的。”旁邊的水果攤主鄧先生說。

“鼠貓游戲”逐漸結束每月交納管理費，可以有一個固定位置經營

臨沂市區內這條普普通通的胡同對劉富民夫婦來說，有著特殊的情感，也讓他們體會著生活的酸甜苦辣。一方面，他們靠胡同內來來往往的人流維持生計，另一方面，為了躲避城管，他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在這條并不平坦的胡同內進行“百米沖刺”。

劉富民現在已經記不清，他和妻子在這條胡同內進行過多少次“百米沖刺”，也記不清有多少次沒能跑過城管，只是記得“那種日子太難受了”。

好在，“難受”的日子從*年開始，得到了逐步改善，小攤販和城管的“鼠貓游戲”也開始逐漸在臨沂消失。

*月7日晚上9時多，像往常一樣，劉富民夫婦和其他商販開始收拾東西，準備結束當天的經營。

他們推著小推車，走了十幾分鐘后，來到一個城中村內，在一處6層高的樓下，劉富民說：“我們租的房子就在這個樓的二樓。”把推車放好，他提上做餅夾菜和奶茶的原料上樓了，妻子郭香秀跟在后面。

他們租的是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房間內除了幾把凳子、一張桌子和一臺14英寸的黑白電視機，再沒有其他東西。“我倆一個房間，兒子一個房間，一個月房租350塊，水電費自理。”劉富民扔下手中的東西，邊說邊從一個塑料袋中拿出他事先做好的5個餅夾菜，郭香秀倒了兩碗開水，在昏暗的燈光下，夫妻倆開始吃晚飯。這也是他們一天中最清閑的時刻，但晚飯后，還要準備第二天的原料。

“雖然日子很累，但我現在很滿足，最起碼不用東躲西藏、提心吊膽了，想掙個錢哪有那么容易，干啥都不容易呀。”劉富民一邊吃餅夾菜一邊說，從*年3月開始，城管部門給他們小攤販統一劃定了經營地點，只要辦理一個證件，每月交一點管理費，就可以在劃定區域內安心經營。劉富民喝了一大口水說：“終于安寧了，再也不用跑了。”

劉富民告訴記者，就他所在的胡同，只要在臺階上的固定位置經營就可以，根據不同位置，每月交納100至200元管理費。“我倆的位置都比較好，所以，每個月的管理費都是200元。”劉富民說。

劉富民還向記者算了一筆賬，他們夫婦倆，平均每天可以掙到100多元錢，一個月下來是3000多元錢，除去管理費、房租、水電費和伙食費，每個月有1500元到2000元可以裝進自己的口袋。

“我倆掙的不多，每天要起早貪黑，很辛苦，但是我們很安心，不用再擔驚受怕，所以很知足。”劉富民抿抿嘴，臉上露出了笑意。

城管部門為攤販帶去不少實惠

劉富民夫婦從“提心吊膽”到“安心”的轉變過程，也是臨沂城管部門完成“轉身”的過程。在與小攤販“追”與“跑”的游戲中，讓臨沂市的城管部門認識到，必須改變管理理念和方法。

臨沂市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提供的資料顯示，*年5月10日，臨沂市在原市容管理局的基礎上組建了城管執法局。在與小攤販近兩年的較量中，臨沂市城管執法局認識到，一味的限制不但效果不好，還容易激化矛盾，于是，便開始了轉變管理理念和改變管理方法的嘗試。

*年，臨沂市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成立了“城管執法置業服務中心”，為下崗失業人員、特困職工、農村進城務工人員解決就業問題。只要提出申請、符合條件，置業中心就幫助申請人尋找合適的經營地點，簽訂規范經營協議，發放登記證并負責聯系新聞媒體，免費為經營戶刊登“一句話”式廣告。就連售貨車和攤位設備都是執法局通過廣告贊助免費提供的。攤主必須按照在市城管執法局登記的地點、范圍、品種、時間出攤，亮證經營，攤主的周圍環境必須保持整潔衛生，露天攤點所經營的食品衛生質量、食品進貨渠道等必須符合國家有關衛生規定。

此外，臨沂市執法局還開展了“幫一扶十帶百活動”，要求每個執法中隊一年中幫助轄區1個特困戶脫貧，幫助10個困難戶致富，帶動100個經營戶自覺守法規范經營。

臨沂市執法局在管理小攤販時，還顯示出靈活的一面。比如，在對待自行車修理攤點時，就沒有要求攤點要集中在一起，而是把修理點分布在各個路口。

在一些繁華地帶，執法局與辦事處聯合，搭建簡易帳篷，由廣告公司統一設計和制作攤位，廣告公司可以在攤位上廣告，辦事處成立服務公司，將攤位租給小商販，除了租金，商販不用再交納任何費用。

盡管如此，小攤販依然希望城管部門能夠給予更多的實惠。與劉富民同在一個胡同做生意的胡全來自安徽，他希望“能夠降低管理費用”。

從根本上解決矛盾須出臺一部全國性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獨立法規

和小攤販一樣，城管人員也有一大堆苦水。

“當城市執法人員可不是件好差事，是個痛苦、心靈受折磨的工作。”臨沂市執法局蘭山分局的執法隊員王學鋼苦笑著說。

王學鋼從事執法工作已有3個年頭了。“對城管干部的工作，群眾并不理解，他們往往看不到我們的一次次勸說，只看到矛盾激化時的一幕，只要一出現矛盾，人們總是站在弱者一邊。”

如何對待小商販，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城管人員，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是情與法的煎熬，情與法的博弈。

“對弱勢群體，我們同樣有同情心，但我們作為執法者又要維護社會正常秩序。事實上，我們多次告訴商販們應該到哪里去擺攤，不受限制，可往往是我們剛走，他們又回來了。”王學鋼顯得有點無奈，“不過，這兩年好多了，很少有追著小攤販跑的場面。”

2007年3月，上海改變以往對馬路無證攤販一律進行打擊的做法，改為在市民同意的基礎上允許小販在某些路段擺攤。這項對馬路設攤“開禁”的政策一經宣布，立即贏得各方稱贊。隨后，南京、江陰等地都相繼調整了對小攤販的管理辦法，并取得了不錯的效果。

山東大學法學院李明教授認為，臨沂的措施很好，值得借鑒，但缺乏保障。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城管與小攤販的矛盾，就必須出臺一部全國性的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的獨立法規。地方政府試圖通過完善市容和環境衛生管理條例，讓城管人員依法履行職責，想法是好的，卻難以達到預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