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與辯論;希臘雄辯與修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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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臘時期的雄辯之風曾聞達于世。在她造就的許多智者當中，很大一部份是雄辯家和演說家。公元前6世紀的雅典青年熱切期望傾聽成年人的辯論并模仿他們的講話方式，這是他們有義務參加社會活動的一部份。同時，他們也在激烈的辯論中尋找快樂，就像我們今天從體育競技中尋找樂趣一樣。雅典雄辯家的演說，非常善于運用修辭的魅力。那些善長修辭的演說家之間的辯論往往吸引大批的聽眾，他們有的來自遙遠的村落，甚至從希臘以外趕來。他們所要聽的，當然不是像今天某些政治競選或企業(yè)改革中的那些華而不實的“高調(diào)”。
最早，亞里斯多德的《修辭學》把修辭定義為“在特殊的事例中發(fā)掘出可用于說服的本領。”哈佛管理者必備的素質之一就是培養(yǎng)良好的口才，以便“更恰當、更合理地向公眾宣傳揚自己的主張，從而達到說服人的目的”，可見是受到了亞氏的影響。
亞氏認為為增強說服力有三個要點（我曾經(jīng)在《現(xiàn)代管理中的希臘智慧》一文里提到）：一是演講者要有道德可信度（ethos）；二是喚起公眾的情感（pathos）；三是在辯論的主題下展開有力的邏輯論戰(zhàn)（logos）。
當時人們辯論哲學問題是為了尋找真理，而說服的基本功能就是要找到事實真相和聲張正義，這就是“經(jīng)典修辭”的基本內(nèi)容。這三點已經(jīng)成為許多銷售企業(yè)說服消費者的法寶。
其中，亞氏強調(diào)道德是最重要的。例如，我們今天聽人這樣評價：“我怎么相信那家伙所說的？”演講者的說服力就大打了折扣。還有評論如：“問題不在于說話的藝術，而在于說話人的心態(tài)。”說明貼近聽眾的重要。春秋戰(zhàn)國時代，中國的辯論之風曾經(jīng)盛行一時，懂得說話藝術的專家被稱為“辯者”，而“名家者流蓋出于辯者。”（馮友蘭）此類名家非常善于運用邏輯，而在儒雅者看來卻不屑一顧，普通口服心里卻并不信服，名家最終失去了聽眾市場。孟子雖然雄辯，但并不死摳邏輯，而在言語上的氣勢，養(yǎng)“浩然正氣”；他不是不得已也不辯論，所謂：“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和亞里斯多德不同，柏拉圖認為，修辭與哲學背道而馳。哲學探討真理，而修辭卻教人“花言巧語”，不過是贏得辯論的勝利。有人主張在法庭上應該使用平淡的語言而不宜使用修辭的方式混淆事實。對于現(xiàn)代科學，也有一種看法：修辭作為一種說服的演說，和證明的方法水火不融。例如，現(xiàn)代科學主張用準確的語言客觀地描述，不應采用道德化或人格化的語言，甚至采用數(shù)字、數(shù)據(jù)、符號、公式等。牛頓在他的《光學》里說道：“該書的含意不包括猜測、類比、比喻、夸張或任何會等同于修辭技巧的其他辦法。”姑且不論科學描述的語言是否運用了修辭，但人們相信科學與科學家的人格擔保和自愿承諾有很大關系，作為一個整體，科學家的人格增強了他們的說服力。
有人說“修辭是一種對文辭的加工、修飾”，也有人說“修辭是對語言的一種美化”，還有人說“修辭是調(diào)整語辭使達意傳情能夠適切的一種努力”；西方也有人把修辭作為“一種外在于言談內(nèi)容的包裝”，這都只說明了修辭外在的一部份。
古希臘善于演說者常常把人格、聽眾和邏輯這三者融合在一起，如政治家伯里克利（Pericles）的演說，在許多好的事情中偶然說一說不足，使人們看到國家的整幅圖像，感到振奮和希望，其《論雅典之所以偉大》流傳至今；德莫斯特尼斯（Demosthenes）天生口吃，18歲時的演講曾多次被人轟下講壇，后來卻成為卓越的雄辯家和著名的政治家。他主張可以適當?shù)卣務撟约汉妥约旱某删停?jié)制，讓聽眾信服為什么他們要相信你的論點。
德莫斯特尼斯還是一位愛國者，他在聲討腓力二世時大聲疾呼：“當雅典的船尚未覆沒之時，舟中的人無論大小都應動手救亡。一旦巨浪翻上船舷，那就一切都會同歸于盡，一切努力都是枉然。”這是一個巧妙的比喻，十分具有感染力。
林肯也曾經(jīng)用到一個形像的比喻：“一幢裂開的房子是站不住的。我相信這個政府不能永遠保持半奴隸、半自由的狀態(tài)。我不期望聯(lián)邦解散，我不期望房子崩塌，但我的確希望它停止分裂。”這都是在說服他人時嫻熟地運用了修辭技法。
我們都知道，善于把握“文字游戲”。據(jù)《東方時報》記載，1945年秋，有人問若重慶談判失敗，有沒有信心戰(zhàn)勝。回答：
國共兩黨的矛盾是代表著兩種不同利益的矛盾。接下來開始玩“文字游戲”：至于我和蔣先生嘛，蔣先生的“蔣”字是將軍頭上加一棵草，他不過是一個草頭將軍而已。又說：我的“毛”字，可不是毛手毛腳的“毛”，而是一個“反手”。
換句話講，戰(zhàn)勝國民黨“易如反掌”。
羅馬時期最著名的演說家西塞羅（Cicero）深受亞里斯多德思想的影響，他曾經(jīng)到希臘學習修辭和演講術，并且終生都是德莫斯特尼斯的崇拜者，晚年在羅德西亞島上教授修辭技法。他的特點是善于激起狂熱的憤怒，并熟練地運用反詰把對方逼到難以回答的境地。他在500人的陪審團面前與伊斯金尼斯（Aeschines）辯論，結果受到五分之四的支持，使伊斯金尼斯遭到放逐。
主要用于演說與論辯中的古希臘修辭，不僅是強化語言表現(xiàn)力和打動聽眾的手段，而且也可用來揭露事實。西塞羅任執(zhí)政官時，接連在元老院發(fā)表了四次演說，揭露了喀提林那的貴族叛亂的陰謀。他批評對手善于運用理智和情緒兩手，在確鑿證據(jù)的基礎上加以證明。
美國人注意到古希臘、羅馬的演講不同于今天美國的總統(tǒng)競選。約瑟夫諾蘭（JosephNolan）的《如何競選》一文對今天的美國總統(tǒng)競選批評道：“混亂的修辭在大地回響，很難找到競選演說實質性地增加了公眾對關鍵問題的理解和處理的辦法。它們更多的是模糊而不是明了，更多的是詆毀而不是澄清。”作者進一步說：也許注入古希臘和羅馬的修辭、風格和實質能夠使競選辯論活躍起來，把它們提到高得多的智力水平，使它們對于選民來講變得更加有趣并且增進知識。這段話可以我們的企業(yè)領袖來講同樣適合。
這說明現(xiàn)代的“政治修辭”和傳統(tǒng)的修辭已經(jīng)相去甚遠。《美國傳統(tǒng)詞典》里這樣說的：修辭曾經(jīng)是哲學的重要一支和值得嚴肅學習的藝術。但是現(xiàn)在這個詞主要用來說明一種輕蔑的感覺，指膨脹的和浮華的語言。但是接受傳統(tǒng)用法的人稱這些新的變化為“空泛的修辭”，指政治家闊談解決問題的方式，結果得到卻是空洞的濫調(diào)。
所謂“政治修辭”，托克維爾曾經(jīng)評論過一種“文學政治”：“連政治語言也從作家所講的一般語言中吸取某些成份；政治語言中充滿了一般性的詞組，抽象的術語、浮夸之詞以及文學句式。這種文風為政治熱潮所利用，滲入所有階級，而且不費吹灰之力，便深入到最下層階級。”這是對“政治修辭”的絕好寫照。
修辭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藝術，政治家使用它、廣告商使用它、小說家使用它、律師使用它、情人使用它、管理者也使用它，目的都在于說服。西塞羅曾經(jīng)意識到有好的修辭和壞的修辭、有肆意煽動和治國大略的區(qū)別，有把公眾利益放到首位的，也有只牟取私利的，需要人們?nèi)ケ孀R。修辭可能是一個華而不實的陷阱，也可能是成功的一把利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