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社會各階層矛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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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是由矛盾組成的，矛盾的存在是客觀的，是無處不在的。尖銳復雜的敵我矛盾雖然不再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但存在于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廣泛的人民內部矛盾仍然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一種力量。只有科學揭示這些矛盾，努力消除和化解這些矛盾，才能使社會主義建設取得更大的勝利。

新時期工人和農民之間的矛盾

改革開放以來，農民階層正在迅速地分化瓦解。許多人已經長期從事工業、商業和他非農產業，許多農民已經成為企業家、科技工作者、城市個體勞動者和依靠出賣一技之長的專業勞動者。無論農民怎樣演化，工人隊伍怎樣擴大或縮小，存在于工人與農民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傳統意義的工農矛盾在政治上主要表現在參政程度的矛盾；在經濟上主要表現在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所反映的利益的矛盾；在文化教育上主要表現在教育程度和精神產品的享有和消費水平的差異；公共社會設施水平和生活質量的主要差別主要表現在城鄉建設速度不一致的矛盾。工農之間的差別主要反映在城鄉之間的差別上。

(一)工人和農民之間矛盾的主要表現

1.政治上，由于城鄉民主政治建設的進程不同步，農民居住分散，管理上的困難，干部的素質參差不齊，造成了一些新的矛盾。(1)農民日益強烈的平等要求與某些黨政機關和干部中的腐敗作風形成尖銳矛盾。有些黨政機關和黨政干部以權謀私、欺壓百姓，農民對這些腐敗現象切齒痛恨；(2)改革開放以來，農民民主意識和政策觀念普遍增強，可是有些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官僚主義嚴重，不傾聽群眾意見，引起農民的強烈不滿；(3)農民安居樂業的要求與社會治安嚴重失控之間的矛盾。近幾年農村社會治安秩序混亂，使農民失去穩定安全感，他們既痛恨犯罪分子橫行，又深怪國家懲治不力。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2.經濟上，黨的三中全會以后，首先考慮到在農村解放生產力，實行了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包產到戶和經營權到農戶的"大包干"政策，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也最大限度地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但是由于我國長期存在?quot;城市"與"農村"的二元化結構，農村占比重大，城市占比重小，用城市的工業去背農村的手工勞動和八億農民，是難以承受的。現實的選擇只能是先發展城市，先富裕工人，然后逐步帶動農村，逐步促進農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盡管這是一種迫不得已的必然選擇。但其具有很大的不公正性是顯然的。

由于農產品價格與工業品價格的比例長期在一個極不合理的水平上，對農民利益的損害是嚴重的。據國家統計局測算，從1990年到1998年，糧食價格上漲1.2倍，而工業價格卻上漲了3.5倍；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4倍。國家給予農民的利益眉鄹癲罡窒恕W?990年到1998年，農產品與工業品的剪刀差無償剝奪農民總價值在12000億元以上。在用電、用水和稅賦政策上，對農民也實行了不平等待遇。城市道路都是由國家出錢修造的，而農村修路多數由農民集資修建；農村基礎設施投入幾乎是零。大型水利建設也考慮到城市防洪、工業用水和居民用水等。據有關資料顯示，國家用于農業的投入逐年減少。"六五"期間占全部投資額的10％，"七五"下降為5％，"八五"期間下降為1.9％。農業投資總額僅相當于國有單位房地產投資額的14％左右，這說明國家重視農業發展的問題沒有落到實處。相差的決不是一星半點。

3.在公民應享受的基本待遇上，工人與農民也有很大的差別。盡管我國憲法規定，全部公民享有共同的教育權益。實際存在很大的差異。現如今在落后的農村，九年義務教育達標率遠遠低于城市。人均擁有的教師、醫生相差3倍以上。在農村，不但教學條件差、學習條件艱苦，而且考大學也受到極不公正的待遇。同樣的高考分數，農村學生可能難以達到建檔分數線，而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卻能上很好的大學。例如1999年北京地區高考錄取比例已高達82％，而在四川、安徽、河南、甘肅農村，高考入學率僅有5％。許多很好的農村學生，分數很高也上不了大學。還有許多考生經過艱苦努力考上了大學，也因家庭交不起學費而輟學。這就是農村與城市在教育上的不平等。

4.工人與農民的負擔不同。中央一再強調，農民負擔不得超過上年人均收入的5％。事實上，自從這一政策出臺至今，多數地區農民負擔一直高達10％以上，甚至20％。部分地區基層領導沒有認真貫徹中央的方針、政策，他們隨意挪用農業資金，或用于工業等開發項目，或耗巨資等蓋辦公樓、買豪華轎車，給農民的勞動報酬卻是打白條，擠農、挖農、坑農等惡性事件大量發生，國家供給農民的糧棉“掛鉤”平價化肥和柴油被截留倒賣等問題反復出現；一些基層領導干部忘記了自己的人民公仆的身份，不關心群眾疾苦，只知道運用行政手段強迫農民交納各種稅款，等等。

由于工業、城市的發展忽視了環境保護問題，也給農村、農民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損失。據農業部調查：目前，全國被污染的農田達1000萬公頃，每年損失糧食120億公斤；江河湖泊的82％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2800多公里河段的魚蝦基本絕跡，265萬公里的河流水質污染超過漁業水質標準，全國每年因污染造成突發性魚、蝦、貝類大批死亡達20萬噸。由于一些企業領導管理不善，沒有嚴把質量關，生產的生產資料如化肥、農藥等質量不合格，甚至故意以劣充優，以次充好，把一些假冒偽劣產品賣給農民，結果給農民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這些都引發了農民對工業及工人的矛盾。

5.工人與農民在流動上自由程度不同。在加速工業化和現代化過程中，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然而，由于我國長期城鄉分割，限制人口自由流動，當開放程度擴大和人口自由流動增大后，城市設施不能適應需要，上百萬外地流動大軍在經濟發達地區的城市徘徊，不僅增加了社會成本，也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使一些地方政府極容易采取帶有濃厚地方保護主義色彩的措施。他們過分夸大外地勞動力流入帶來的問題，采取一些轟、堵、罰的政策，如在就業問題上采取“先城市、后農村，先本地、后外地，先本省、后外省”的“三先”政策，以保護城市和地方利益，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農村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引起農村流動人口對城市的不滿情緒。

由于法制不健全和管理上的疏忽，民工們的利益得不到可靠的保障。如：一些企業為壓低農村勞動力工資，經常以招學徒或新招工的名義招工，發低工資，三個月試工期后絕大部分都不被錄用，又新招學徒工或新工人；企業要求民工加班加點的事經常不斷；農村勞動者的安全衛生、醫療保障等問題難以得到有效解決，尤其是安全衛生方面，存在著嚴重的問題；一些企業還采取緩發工資、扣工資等手段控制工人；民工的人身安全在一些企業成了問題。

同時，也應該看到，流動人口急劇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給治安管理造成了困難。由于勞動力流動帶有一些盲目性和無序性，外地人口進入發達地區的城市后，在其就業需求得不到滿足、沒有可靠的收入來源的情況下，易產生犯罪動機。據1999年北京市調查，北京市外來人口達450萬，在所有該年犯罪案件中，由外來人口作案的占56％，在外來人口聚居地所發生的案件中，外來人口作案的占70.8％，而在浙江村更高達91％。另據《光明日報》報道：外來人口犯罪案件在全部刑事案件中的比例，上海占53％，深圳達97％。城鄉矛盾在我國社會結構中是很復雜的。歷史的因素和現代的因素都可引發我國的城鄉矛盾。解決好我國城鄉矛盾，對我國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工農聯盟是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保持政治穩定的力量源泉和可靠保證。在社會進入全面轉型的新時期，由于在新舊體制的轉換過程中，利益主體多元化，利益關系明朗化，物質利益成為人們行為的主要驅動力，使工農、城鄉之間出現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問題，直接影響到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影響到我國的政權鞏固、社會穩定。正確地對待、分析這些問題，找出解決問題的出路，成為一項刻不容緩的任務。

(二)工農矛盾、城鄉矛盾的原因分析

1.這是轉型期二元社會結構分化的必然表現。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我國開始進入了社會轉型期。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進一步加快了我國社會轉型的歷史進程。傳統二元經濟結構的典型特征是：一極是以大工業為主體的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經濟；另一極則是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村經濟。這種利益差別最直觀地表現為城市與鄉村的差別和對立。工農產品的"剪刀差"是城鄉差別的首要表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這個問題更顯得嚴峻。近年來，在農產品價格下降的同時，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指數卻不斷上漲，導致了農民增產不增收這樣一種結果。工農產業競爭力的強弱直接表現在工農產品的價格高低上，進而表現在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上。如果在城鎮居民收入中加上各種補貼和勞保福利，農民純收入中扣除各種不合理攤派和用于擴大再生產的費用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更大。在經濟差距不斷拉大的同時，其它方面如文化教育、醫療衛生、勞動保護、環境治理、娛樂設施及其它社會公共福利措施等方面差距更大。農民們的社會地位大大降低，工農矛盾加大，工農聯盟日益松散。

2.這是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初期的無序所引發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初期，由于市場運行規則、市場機制不健全，由于人們對市場經濟認識上的偏差，出現了許多不正常的無序經濟行為，進一步激化了工農、城鄉矛盾。

首先，農業生產對氣候、土壤、地形、森林等自然生態環境以及水利、交通、倉儲等基礎設施的依賴性都很強，而對自然環境的改造和農業基礎設施的建設、改造投資大、涉及面廣，個別生產者和個別單位無力承擔或不愿承擔。

其次，在市場經濟利益機制的作用下，農業作為比較效益低的產業，不但吸引不了外部資金的投入，在農業內部也難以阻止資源向非農產業轉移。

第三，由于市場體系發育不健全，宏觀引導和市場信息服務滯后，農戶的微觀經濟活動與大市場的對接還存在一定難度。由于廣大農民的文化素質較低，他們中的大多人并不了解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往往只能被動地適應市場，盲目性較大，常常被市場無序狀態所誤導，這勢必造成農民經濟利益受損，造成農業生產的滑坡。于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的收入與收成并不成正比，在價值規律的作用下，農產品增加時，往往農民收入反而下降；農業減收時，農民的收入反而增加。這種收入和收成的逆向運動，只有靠政府建立有效的宏觀調控機制來解決。

第四，農業基礎地位不穩，國家政策失控、地方政策失當。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村問題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重要戰略問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農業的比較效益偏低，因此，容易出現忽視農業的現象，使農業的基礎地位受到沖擊。從領導層來看，領導農業的力量削弱，從黨政領導到一般干部，都忙于跑資金、找技術、上項目，把注意力放在見效快、收益大的產業，普遍忽視農業生產；從投入角度來看，對農業投入的資金減少，農業已成為國民經濟中最薄弱的環節，用于發展農業和收購農產品的資金被占，打白條現象屢禁不止；從糧食播種面積來看，1997年減少1700多萬畝，1998年減少2400多萬畝，1999年減少了3000多萬畝，有的地方亂占耕地、棄山撂荒現象嚴重；從農民的勞動成果來看，由于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幅度過猛、農產品價格相對較低，再加上各種不合理的集資攤派，農民勞動一年，所剩無幾，這就大大影響了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上述現象的產生，與國家政策失控、地方政策失當有很大關系。首先，農村經濟政策缺乏約束，落實與否全都一樣，甚至還會出現誰認真落實誰吃虧的現象。近幾年，雖然黨中央特別強調重視農業，特別是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對農業改革又專門作出了決議，延長農村土地承包30年不變。但是農業的現代化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而是要靠大量的資金投入，要靠農民比較效益的提高，要靠廣大農民積極性的提高才能解決的問題。解決中國工農之間的矛盾，必須加大政策的力度，必須有新的思想解放，必須認識到中國農村問題的嚴重性。

(三)解決工農矛盾的政策思路

1.必須加大調整農民利益的政策力度。

農村，農民的根本問題是農民收入太低，特別是中國經濟進入快速發展時期，必須讓農民的收入水平逐步得到提高。改革開放以來，農民人均年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長到1998年的2162元，增長了4.5倍（按不變價格計算），而城鎮居民人均由1978年的343元增長到1998年的5425元，增長了3.3倍（按不變價格計算）。但是絕對額相差很大。1978年僅相差210元，到1998年相差3300元，相差的絕對數1998年是1978年的15倍。農民的比較利益下降驚人。

2.根據中國的實際大幅度提高糧食價格。

現在糧食價格與生產資料價格之比嚴重失調。盡管我國糧食價格同外國糧食價格已經接近，但是我國屬人多地少的落后手工作業方式，決定了糧食的基本人工成本是剛性的。中國糧食價格成本是由中國的人口與土地比例及農民務農收入的唯一性現實所決定的，決不能簡單與國際的糧價相比較。任何國家均對農業生產有各種各樣的優惠政策和財政補貼。農副產品的國際貿易競爭是十分激烈的。我國農產品的價格相對于自身的成本，相對于工業品的價格，相對于農產品的生產資料價格，總體來說仍然偏低。種糧無利可圖，種糧不賺錢的現象仍然存在。適當提高農副產品價格，是提高農民收入的重要手段。國家的糧食政策應該有新的重大改革，大幅度提高收購價格，提高存貯能力，加大補貼力度，嚴格管理糧食是當前的重要政策。

3.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步伐。

我們歡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中國八億農民找到了解決溫飽的出路。但是如何讓8億農民富裕起來，這道難題將是全世界21世紀的第一號難題。中國的自然條件決定了中國不可能承受如此大的人口壓力。這么龐大的低素質人口從事簡單的農業生產，怎么可能走向富裕、走向農業現代化呢?這一點必須有充分的估計。我們從鄉鎮企業發展規律和趨勢可以看出，人口的教育素質和科學技術水平決定了包括鄉鎮企業在內全部產業的命運。而全面提高8億農民的文化教育水平，需要二代人的艱苦努力。這是決定中華民族未來興衰的大事情，這一點中央的政策仍需要加大落實的力度。

4.國家財政應加大對農村和農業的投資力度。

農民一方面收益能力低，一方面負擔重。除了千方百計提高農副產品的價格之外，另一個有效的辦法是盡可能減輕農民的負擔。中央財政可從這樣幾方面讓利于農民。

第一、加大農村、農業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水利、公路、灌溉系統全由政府投資，不要讓百姓攤錢。這一點應該像城市一樣，水、電、氣、通訊應該享受同等的待遇。特別是電價應該合理的收取，甚至應該讓利于農民，比城市用電、工業用電還要低很多才對。對農村興辦的各種符合環保條件的工業，應該加大優惠的力度，給予免征各種稅收的政策。

第二，在農村應該真正實行全部的義務教育，讓每個青少年不支出任何費用均能享受良好的教育。國家應專項作出農村教育經費預算，甚至學生的生活像和文具基本消費應由國家全部承擔。這樣能形成一種農村比城市更優越的政策環境，讓全部適齡兒童都能受到很好的教育。

第三、徹底免除農民的一切不合理負擔。所有鄉村干部、教師、公安和全部管理人員的經費均應來自上級財政，不向農民伸手要一分錢。這一點完全能夠做到。每天喊減輕農民負擔，每天都在向農民身上“揩油”。國務院規定不得超過5％的提留款，一些鄉村干部巧立名目，變換手法地向農民勒索，讓農民痛恨不已。若真心為農民著想，就應該全力支持農民盡快致富，讓農民覺得在農村照樣生活得很好。這樣一方面可以減輕城市的壓力，另一方面可以從根本上解決農村的發展問題。當然我們國家今天的財力是否允許這是一個極其現實的問題。首先國家每年應該有這方面的財政預算，可以逐年逐步實施。這同扶貧計劃還有區別。農村的整體機制，應該從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出發，先予后取，扶植發展是至關重要的。一些政策可以先從貧困的山區試點開始。

總之，中國的現代化，最終的標志應該看農業是否能實現現代化。農村、農民問題解決好了，中國的現代化才算真正實現了。我們的政策方向應該著眼于農民這個大群體，應該切記農民的利益，這是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

先富階層與貧困階層的矛盾

鄧小平理論中一個很重要的論斷就是：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通過誠實合法的勞動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然后達到共同富裕。黨的富民政策的確造就了一大批中國新富翁。據國家統計局抽樣調查，1998年，中國年收入10萬元以上的富裕家庭約有500萬戶。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一項調查估算，中國目前家庭資產超過百萬元的約有1000萬戶。據國家統計局對城鄉居民儲蓄余額分析得出：1998年末銀行居民儲蓄余額53407.5億元中，其中81.5％的余額是由19.6％的富人存入的。最高的浙江省的溫州地區人均儲蓄額為7萬元，與最低的貴州的黔西南地區為210元相差350倍以上。中國有個先富者階層這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有些學者對先富者階層分?quot;暴富"和"先富"兩個群體。對暴富者要采取打擊的手段。合法富者應給予鼓勵。

(一)先富階層的心理分析

通常人們所說的富裕階層大致分這樣幾種先富群體：

1.個體戶和私營企業主。他們中許多人已成為名符其實的企業家，其資產高的已達幾億元。例如，東方集團張宏偉、希望集團劉永好、長沙遠大集團張躍等。

2.部分各類企業的承包者。企業經營者階層。前些年他們利用租賃、承包和承銷等手段，得到了很多的豐厚收入。現在許多承包者已成為老板，擁有了自己的企業。

3.外商企業、三資企業的管理階層或白領員工。他們的經理層平均年收入在5～15萬之間，高的達50～100萬元，一般員工平均年收入在3萬元左右。

4.部分影視名星、歌星、小品和劇創作者及演藝圈里的穴頭，他們收入通常是普通工人的幾倍或幾十倍。

5.部分獲得發明專利，技術轉讓、遺產、饋贈等特殊富有者。有海外關系的一些人士，一些華僑家庭收入靠外界供給者。

6.一些有權勢、有關系、有門路的"能人"，他們依仗各種錯綜復雜的關系網，依靠"炒批文"、"炒貸款"、"炒股票"、"炒房地產"、"炒外匯"、"炒產權"而獲得暴利者。他們的資產是巨大的。有專家僅就全國銀行信貸利差分析，每年國家將損失2000億元以上。大約每年國家銀行的信貸規模在5萬億元笥遙冶曜祭⒃嘉?0％～15％，也就是5000億～6000億元。以往企業要付出比國家法定利息高出1倍的價格才能得到貸款，也就是實際企業所付利息約在1萬億左右。國家入庫的利息僅有5000億～6000億元上下。銀行多收的5000億～6000億元利息，大約是三分之一用于銀行自身建設和投資，另三分之一用于大家的福利和小金庫開銷，剩下的三分之一將以各種各樣的名目和手段注入到個人的腰包。約2000億元的資產要養出上萬名"先富者"。這里有銀行系統的貪官，據不完全統計，10年間共有1100名各級行長被捕入獄，也有各級領導干部被法律制裁。近期查處的浙江寧波市委書記、中央候補委員許運鴻案件，實質也是一起金融案件，包括寧波市常務副市長謝建邦因在金融管理上利用職權大肆受賄，重用壞人，使國家蒙受巨額損失。金融、證券業的腐敗最為嚴重，給國家造成的損失巨大無比。

7.利用國家體制變革時期的管理漏洞，大搞走私販私、貪污受賄、偷稅欺詐。特別利用價格雙軌制的漏洞，轉手倒買倒賣，有人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親朋好友及夫人子女謀私利。

林林總總，先富者階層有一些是利用誠實的勞動而致富的，有一些是國家稅收政策的特殊照顧故意放寬而產生的致富者。許多個體經營者或私營企業若按照正常的稅收政策，其私人財富積累不會達到如此快的程度。

在怎樣對待“先富階層”的問題上，社會上有兩種截然對立的態度。有人認為先富者絕大多數是靠合法致富渠道成功的。現在過嚴地去追究怎樣致富，將會影響黨的富民政策的貫徹，不如正確引導致富者合法把資金用于投資社會生產，擴大社會就業，創造新的社會財弧R燦脅糠盅д呷銜雀徽咧杏邢嗟幣徊糠質強糠欠ㄊ侄沃賂壞模遣徽5摹氨└弧閉呷禾澹鞘巧緇岬摹岸玖觥保怯Ω貿溝濁逅愫統迷綺摹6雜誥蠖嗍儺綻此擔雜諞勻彼健⑻拔凼芑摺⑼鄧奧┧啊⒆咚椒匪健⒌孤襞摹⑻踴閆愕姆欠ū└蝗禾逵兇漚仙畹某鶚雍偷幸狻6雜誑坷投賂壞娜禾澹燦芯磁搴脫瞿降某煞幀?

國家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必須要營造一個讓富人榮耀的社會環境。對先富者不能一概而論全都扣上“暴發戶”和“非法暴富”的帽子。但也不能讓依靠非法致富者逍遙法外。勞動人民辛辛苦苦創造的財富讓一些不勞而獲的貪贓枉法者任意踐踏，這是社會主義制度所不能允許的，也是勞動人民所不能答應的。有人簡單地把“暴富”群體的出現怪罪為黨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決定，這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允許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允許剝削和雇傭工人的現象。這是憲法和法律允許的，但這同“違法致富”不是一個概念。私有制的存在，靠資本的增值賺錢，靠投資的分紅、靠股票的股息和銀行利息致富，這就是允許剝削現象的存在，這就是政策所允許的“不勞而獲”。從客觀上講，社會主義在轉型時期，由于整個經濟秩序要大調整，社會關系要大變革，經濟結構也要大重組，出現一些違背規律的現象也是意料之中的。關鍵是采取什么樣的態度和政策去規范、去取締、去懲治。在分析我國的先富群體時，一定要認真研究體制轉型時期，在哪些政策領域容易被暴富者鉆空子。我們只有不斷完善市場機制手段，逐步取消經濟運行中的雙軌制，制止和杜絕權力進入市場，完善各種經濟法律法規，才能有效制止各種犯罪行為。決不能因為產生了暴富者群體這個消極的東西，就懷疑我們市場化改革，懷疑我們的多元化所有制結構，這是不正確的。

對先富者群體大致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躺在財產簿上貪圖享樂，只消耗財富，不再創造新的財富。其心理狀態是，有錢就花掉，生不帶來，死不帶走，應該盡情地享受玩樂。有些人怕政策變或怕自己的錢被沒收，把財產轉移到國外去，帶著孩子老婆到國外享受去。還有些先富者干脆把錢存在銀行吃利息。這類靠吃利息生活的先富者，給社會帶來的財富僅僅是自己的“消費支出”和“銀行存款”。另一類先富者，把財富作為自己大展宏圖的一個條件，作為資本金再投入到社會，其主觀上是為了賺取更大的資本，但客觀上已經為社會創造了新財富，提供了就業機會，創造了新的國家稅收。這種投資我們應該給予積極鼓勵。存在于先富階層中的財產轉移現象很值得重視，許多先富的老板以到國外辦廠的名義，把資產轉移到國外。這種情況的出現反映出兩個重要問題：一是部分私營企業出資者擔心國家的政策有變，認為轉移到國外更為保險；另一部分人的資產來源確有不合法的因素，擔心總有一天會暴露出來。現在當務之急是引導先富者階層把積累的財富拿出來為全社會所用，增加社會就業，創造新的財富。對于一些違法犯罪分子，應該依照國家的法律給予嚴肅懲處。

對于轉移資產到國外的私人企業主應該有兩方面的分析：第一、中國企業走出國門創辦企業應該認為是一件好事。他們在國際競爭領域更能使企業進入快速發展的階段。無論從技術、管理和經營能力多方面將會學到許多先進的東西，促進企業的成長，提高企業經營者的素質。但是也有可能受到國外高手的競爭，生產經營陷入新的困境，甚至在不長的時間內就會被淘汰出局，被迫破產。第二、部分先富者本身就不想再有大的作為，到國外純粹是為了貪圖享樂。他們羨慕資本主義社會的燈紅酒綠，利用前半生的“勞動成果”好好去享受一番。無論哪種情況，在世界經濟逐步走到一體化的今天，出國辦企業都是允許的，也是應該鼓勵的。若要留住部分企業把資金投向國內，有效的辦法是讓投資者感到中國的政策最適合企業的發展，最適合資本的增值，最適合企業家能力的發揮。事實上，自90年代以來，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具有吸引力的國家之一。中國已成為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之一。中國的市場是一個發展型的市場，中國經濟已連續20年保持了9.7％的增長率，居全世界第一位，這是因為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由于實行了"市場化"的改革，使經濟發展充滿了巨大的活力，社會經濟一片繁榮。現今全世界500家最大的企業，70％的已進入中國市場，許多企業在中國的投資已達到相當的規模。美國通用、IBM、摩托羅拉，德國的大眾、奔馳和日本的三菱、三井等著名的跨國公司都在中國建立了工廠，投資上億美元甚至幾十億美元。許多跨國銀行的總部也搬到了中國。中國無疑成為世界上最后一個巨大的市場。因此，企業發展最為有利的地點之一就是中國大陸。吸引國內外投資者最大的政策應該是對全部企業實行平等一致的國民待遇。這是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性措施。

(二)消除先富者與貧困者矛盾的政策思考

自從先富者階層的出現，社會相對貧困者的“仇富”心態日趨激烈。不斷惡化的社會治安，也有“仇富”者心態失衡因素的影響。相當一部分人沒有正確認識“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重要意義。也有一部分人對于“平均主義”、“大鍋飯”仍然有些津津樂道。他們看到自己的收入與一部分人的收入相差如此懸殊，心態極不平衡。特別是前些年出現的“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現象出現，“富了許多不該富的人”，“窮了一些有知識、有文化、有能力、有水平的人”。這些現象更是引起了許多人的不滿。更進一步激化了民眾對“先富者”的仇視情緒。科學制定一套合理的分配政策是正確貫徹“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政策的關鍵一步。

1.嚴格規范國家的稅收政策

縱觀“先富者”的財富積累，許多一夜之間產生的暴富者，除了有政策漏洞之外，很重要一點是我國稅法不健全造成的。

在發達國家，每個人的收入明細表是極為清楚的。每一筆收入均有政府監督下的透明帳目。依據每筆收入，國家首先審定其收入的合法性，然后依法征繳應交的所得稅。如果我國每個公民都按照國家稅法所規定的所得稅依法納稅，那些億萬元富翁、千萬元富翁是不可能產生的。因為國家所得稅法規定，萬元以上的收入要按45％的稅率上交所得稅。那些年收入幾十萬元至上百萬元的高收入者和私營企業主，他們按期交納所得稅之后，所積累的財產將成倍減少，資產積累的速度也會急驟下降，不可能產生出那么多的百萬富翁和千萬、億萬富翁。

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家快速的形成和快速的發展，也不是個人資產的快速增加，而是隨自己的公司財產日益擴大，是自己控股的企業資本的壯大，而不是自己的個人收入增大，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除個別有特別技術專利型的智力公司如：比爾蓋茨之外，許多公司的資產并不是屬于某一個人。公司董事長和總裁也是年薪制，他們也將交納數額很大的個人所得稅。其收入與公司的增長并不成比例，相差的很遠。而在我國，許多私營企業、承包型企業、假集體企業、有限公司往往把公司的全部盈利都算在一個人身上，說他自己擁有多少億資產。其實法人財產同個人的實際財產所有權并不是一回事。這需要另行分析和核定，并不是企業法人代表一個人完全所有的。

許多依靠鉆國家政策的空子而獲得的巨額收入，例如靠金融詐騙、土地轉賣、倒賣國家批文、走私販私、非法經營而獲得的收入，也屬于逃避國家稅收的問題。因為國家對于個人收入的監督不到位，資金的流向不明確，個人的消費不加強管理，使許多公款私用，公款報銷，公款私存，許多問題普遍存在。高收入者的來源問題不查不問，使許多非法暴富者長年逍遙法外，并且繼續以非法手段肆無忌憚地侵吞國家的財產，踐踏勞動人民的辛勤成果。嚴格稅法，特別是依法完善“個人所得稅法”是制止暴富者階層產生的重要途徑之一。

2.進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健全各項經濟法規制度

當前我國立法制度和立法程序已比較規范和完善，相繼出臺了許多經濟法規。但是，現今仍然存在兩個很重要的問題。一是有法不依的問題比較嚴重。各地執法的水平和政法隊伍的素質都存在很大差距。另一個問題是法律的配套體系和全方位的改革需要抓緊解決。出現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來自于經濟體制問題。由于政策上的偏差和政策法律體系的不配套、不完善或者部分領域出現了“真空”，就有許多不法分子利用各種機會大肆侵吞國家財產。例如：金融信貸政策問題，藥品和各種建筑承包、發包回扣問題，土地批租問題，設備和物資進出口問題等都需要法律的配套完善和嚴格執法，才能使不法收入者無機可乘。

3.堅決杜絕權力進入市場中國經濟出現混亂的主要根源在于："權力進入市場"，這是極其可怕和危險的。在我國"權力腐敗"是人民群眾切齒痛恨的，也是同社會主義制度格格不入的。權力腐敗是掌權者拿人民賦予的權力在地下搞"錢權交易"，運用人民的信任搞損害國家、損害人民的丑惡勾當。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有這樣幾個出路：第一、完善和嚴肅黨紀和法紀。對于踐踏黨的紀律，損害黨的形象的各種腐敗分子，無論職務有多高，無論過去功勞有多大，都應該像處理建國初期"劉青山、張子善"案子一樣，一點不能手軟，堅決果斷地給予嚴厲懲處。第二，要建立和完善黨和政府的約束監督制度。這一點至關重要。僅有現在的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和行政監察部門還遠遠不夠。要有獨立的監督機構，讓人民群眾和新聞界介入監督序列。不要怕執政者出丑，不要怕出了幾個敗類而損害自身的形象，越是從嚴治黨、治軍、治政，廣大人民群眾越擁護。"實事求是"是中國共產黨的靈魂，如果我們能堅持有錯必糾，有惡必辦，人民群眾就會內心佩服，就會從根本上支持我們的各項事業。第三，加快產權制度改革，提高經濟立法執法水平。為了讓資源盡可能通過市場去配置，必須加強產權法人人格化的改革。國有企業實行產權主體、資產增值、受益分配多方面的全面改革，使權力在經濟活動中的角色逐步弱化。政府采購徹底去掉其神秘的面紗，增加透明度，真正實行公正、公開的招標競爭方法進行。特別應對金融、證券、建筑工程、行政執法部門和部分權力部門實行嚴格的監督管理。對于各種侵吞國家財產，以各種名義浪費和踐踏國有財產的現象和行為實行更加嚴厲的制裁懲治辦法。這樣才能保障國家經濟秩序的正常運行，才能使市場經濟切實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產生重要的基礎作用。

4.加快中西部地區的發展速度

現今所形成的貧富差距，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區差異而引起的。由于受自然條件和歷史的影響，我國東西部差距自改革開放以來正逐步擴大。據1999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統計數據，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最高的上海已達到28400元，而貴州省僅為2424元，相差12倍。若按小地區計算，差得更遠。我國的深圳、溫州等發達地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達10萬元以上，而相對貧困的陜西省的商洛地區、貴州的畢節地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有1500元左右。相差50倍以上。因此解決地區差距問題至關重要。中央政府已經在近些年把財政投資方向逐步轉移到向中西部地區。特別是"八五"以來，國家財政的基礎性投資，中西部的投資總額盡管比東部地區小了很多，但是其增長速度比東部地區仍高出2至3個百分點。這充分說明國家利用財政轉移支付手段，正在逐步培育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點，使中西部的資源優勢逐步轉化為

經濟優勢，在未來的發展事業中，實現全國經濟的均衡發展。

腦力勞動者同體力勞動者之間的矛盾

盡管隨著社會的發展，許多行業的工作崗位已不再有嚴格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分，知識分子的界線越來越難分清，但是廣大人民群眾依然是社會進步和社會發展的主要推動者和創造者。鄧小平把科技稱為第一生產力，正說明科技在我國乃至在整個世界都是至關重要的。如何在重視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的同時發揮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主力軍作用，是我黨歷來處理各種主要矛盾的一個焦點問題。目前知識分子群體和其他社會群體仍然存在差別和矛盾。腦力勞動收入和體力勞動收入倒掛是這一矛盾的主要表現。腦力勞動是知識分子階層區分其他社會階層的標志。腦力勞動是復雜勞動和高效益勞動。為了取得這種能力和機會，腦力勞動者本人及家庭不斷地進行了大量的投入。對此，社會應當予以補償。但在事實上，現在體力勞動者的收入比一般腦力勞動者的收入高，有的甚至高出好幾倍。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報酬的倒掛，表明了分配關系倒掛。分配關系的扭曲，其結果直接影響了人們的價值取向，導致腦力勞動者急功近利，忽視甚至放棄本職工作，造成人才往國外流動和人才內耗；同時造成“讀書無用”再度泛濫，影響新一代的腦力勞動者的成長。

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收入倒掛在目前是很嚴重的。1952年前后，知識分子與工人收入是大體平均略有差別。教授最高工資是機械工人最高工資的2．4倍，一般知識分子比同齡工人的工資高出10％左右。1957年以后，腦體工資逐漸拉平。1977年以后，工資幾次調整，知識分子的平均工資有所提高，但由于體力勞動者有活工資，包括獎金、計件超額工資、各種津貼和加班費，收入增長幅度更大些，腦力勞動者收入相對下降。盡管有資料顯示，高學歷者相對收入已有所提高，但就全國而言，這種狀況還沒有得到徹底

的改變。腦體勞動收入倒掛挫傷了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加深了知識分子階層與其他社會群體的矛盾。目前，由于腦力勞動者收入水平太低，教育戰線出現了“老年的要退，中青年要走，大學生不愿意來”的現象。科研人員要求調離科研單位，機關干部的工作積極性也普遍受到影響。有學歷、有學位、有才華、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大出國，學成不歸，高級人才大量流失。知識分子工資待遇下降，意味著知識貶值。過去的“讀書無用論”是因為有人說“知識越多越反動”，新的“讀書無用論”是因為群眾從收入對比中感到“讀書越多越吃虧”。

適齡兒童不愿入學而去當童工，新文盲人數大量增加，有的地方高達30％。中小學生流失、輟學的人數劇增，大學生厭學相當普遍，研究生退學從商屢見不鮮。社會需要知識分子，但又不給他們適當的報酬，是不行的。

在談到知識分子階層同社會其他階層的矛盾的時候，還不能不指出知識分子階層同干部階層的矛盾。這兩個階層部屬于有較高社會地位和文化水平的階層。但是，由于歷史和現實各種因素的制約，干部階層的處境和實惠要比知識分子好一些，甚至還在某種程度上存在著干部階層相對于知識分子階層的優越感。但是，面對著改革開放的新形勢，面對著干部“四化”的新要求，干部階層中的不少人開始動搖，而知識分子中的不少人躍躍欲試。但我們沒有像一些國家那樣，在這兩個階層之間建立起聯系，以便使他們之間便于流動。中國知識分子歷來的理想是關心政治，“學而優則仕”，因而在事實上對干部階層的地位威脅最大的是知識階層。這就使雙方的階層矛盾在所難免。

今天我們也欣慰地看到許多像王選教授、柳傳志教授等一大批優秀知識分子，率先走出院所，用科技贏得市場、贏得成功。現在中國第三代先富階層中，依靠技術、管理、經營而成為億萬富翁者已不在少數。知識經濟的時代，標志著知識分子將成為21世紀經濟發展中的一支主力軍。知識分子依靠其高智能的勞動贏得更實際的高收入已成為新的趨勢。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個體勞動者和私營企業主與其他階層的矛盾

個體勞動者和私營企業主是兩個在勞動方式等方面區別于工農兩個基本階層的獨立階層。他們為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在實現社會閑置資金、技術和勞動力的結合從而形成社會生產力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他們本身的不成熟，也由于畢竟他們多少是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所以與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其他階層難免會發生矛盾。就目前而言，這些矛盾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社會對個體及私營企業的存在和發展缺乏正確的認識。傳統觀點認為，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就是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把資產變成社會成員的共同財富，社會實行直接的勞動交換，不再存在商品貨幣關系，這樣個體和私營經濟也就不復存在。但歷史的發展充分證明，在公有制占主體的情況下，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多種經濟成分，商品經濟不但不能取消，還必須充分地發展。但是，有些人現在還對發展個體經濟及私營經濟難以理解，以至在實際工作中，有關個體私營經濟的許多政策和規定，在一些地方、部門得不到很好的貫徹落實。例如，歧視、排斥、刁難、打擊個體勞動者合法權益的現象還時有發生。一些個體勞動者思想上仍有顧慮：怕露富，怕政策多變，怕生老病死無保障，怕經營不下去重新就業困難，等等。這就難免使他們產生對其他階層，特別是享有“國家人”身份的干部階層、工人階層的抵觸心理，從而引發為階層矛盾。

個體勞動者及私營企業主的素質相對而言不是很整齊。從社會來源看，構成我國城市居民主體的是國有、集體企事業單位的工人、專業技術員、干部、管理人員、辦事員、商業服務人員等。在以往的時期，他們一般有較穩定的工薪收入、勞保福利、公費醫療條件以及根據連續工齡計算而獲得的住房、退休金等有利條件，因而，脫離這個群體而做個體經營的人數比例一直不高。構成個體及私營企業主階層的主體是待業人員、退休人員、社會閑散人員等，甚至包括大量“兩勞”人員。素質過低導致他們在與其他階層交換勞動、交換商品的過程中，比較容易出現非規范行為，如強買強賣、缺斤短兩、欺行霸市。他們與其他階層的矛盾，往往是由這些矛盾引發的。

稅收政策不當等因素造成的個體戶和私營企業主收入過高。盡管個體戶及私營企業主的社會來源及教育地位決定了他們素質較低，但沒影響他們獲得高收入。他們的高收入、高消費給其他階層的成員造成了強大的心理壓力，強烈地刺激著其他社會階層，激發了其他階層的不滿情緒。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社會矛盾是不可避免的。

從另一個角度看，由于受保守觀念影響和階層、個人利益因素的制約，其他各階層對個體、私營者的高收入也有不能正確對待的問題。不少人對個體私營經濟的高風險低保障等因素認識不足，而總是從自己的身份優勢出發去看待他們的收入優勢，難免造成心理不平衡，從而加劇階層矛盾。

干部階層與其他各階層的矛盾

在整個人民內部矛盾的復雜體系之中，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矛盾(干部與群眾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的主要表現。正如劉少奇所指出："人民內部的矛盾，現在是大量地表現在人民群眾同領導者之間的矛盾問題上。"社會利益分配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要通過管理與被管理的矛盾體現出來。社會主義是一種社會組織功能很強的社會制度，在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關系上，各級官員往往成為利益分配工作的操作者。這樣，各級領導就處在許多矛盾的焦點上。由于改革是對原有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社會結構的重新調整，難免要觸動一些社會群體的利益，而各項改革政策都需要各級領導來貫徹，因而這一矛盾就顯得更加突出。例如，我國原有的價格體系已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價格體系改革勢在必行。而這體系的每一次調整，又都會影響相當一部分群眾的利益，這樣，社會情緒就會直接指向政府，而政府的政策、法律、制度的執行者又是領導者。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近年來，一部分領導干部嚴重的腐敗行為，又加劇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矛盾。

黨和國家工作人員中的官僚主義者以及以權謀私、貪污受賄的嚴重違法亂紀等腐敗分子，雖然為數不多，但嚴重危害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引起廣大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和反對。

由腐敗現象導致干部與群眾的矛盾，在相當一些地區和部門日益激化，其主要表現有兩方面：

權力腐敗現象引起了廣大群眾的強烈不滿，導致黨和政府威信的下降。首先應當肯定，我們的黨員干部，包括領導干部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腐敗分子只是極少數。但是同時應該承認，由于面臨改革開放和發展市場經濟的考驗，與我們黨和國家以往的歷史時期，特別是50年代、60年代相比，人際關系日益出現金錢化趨向，商品交換原則已經比較顯著地侵入黨內政治生活和國家公務活動中。因此，程度不同的以權謀私的腐敗現象相當普遍。其中觸犯黨紀政紀，進而觸犯國法的盡管是少數，但他們的行政級別、人數、大案、要案均有逐年上升的勢頭。這些黨政干部雖然是少數，但卻嚴重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引起了群眾的強烈不滿。

相當一部分干部嚴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致使干群關系緊張。權錢交易、以權謀私的權力腐敗盛行，嚴重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的腐敗作風是毒害我黨肌體的大敵。如原泰安市委書記胡建學，在大搞權錢交易、以權謀私(5年之間受賄66萬元)的同時，為了繼續往上爬，以獲得更大權力，大搞浮夸虛報、嘩眾取寵的一套騙術。1994年泰安市村及村以下產值實際是40多億元，他卻報出260多億元；財政收入5億多元，他吹成12個億。下級上報的數字他不滿意，就指示再去好好算算，看能不能算出新的數字來，其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形式主義腐敗作風多么令人吃驚!更為普遍的事情是，許多領導干部、領導機關只顧為自己子女、家屬、親友和小團體謀福利，而很少想到基層廣大的老百姓，特別是那些還處于貧困狀態的老百姓。正如有的群眾批評他們坐的車子越來越豪華，通訊手段越來越發達，但卻距離老百姓越來越遠了，了解老百姓的疾苦越來越少了。他們主要靠聽匯報指導工作，而匯報的水份又往往非常大。即使坐車子下去，也是走馬觀花，根本無法了解實情。總之，過去我們黨的干部和群眾之間的那種親密魚水關系，在相當一些地方和部門已經變成了若即若離的油水關系，這是我們不能不正視的事實。端正黨風，密切群眾的聯系，牢記我黨的宗旨，深入進?quot;三講"教育，是當前我黨的一項中心任務。

今后，隨著社會階層進一步分化，各種階層矛盾仍會存在，并且有可能形成一定范圍內的階層沖突。因此，在這種矛盾不可避免的情況下，如何正確處理這些矛盾就成為更加重要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