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和諧作為一種思維方式思想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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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為治國理政的一種理念，體現了當代中國不斷發展的內在要求，充滿了與時俱進的政治智慧與勇氣。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觀察和分析問題，樹立正確的思維方式，有利于我們在實踐中少走彎路。

思維，指的是理性認識或理性認識的過程。人類在發展進步的過程中，總是根據不同的社會環境和任務，選擇、轉變或創新思維方式。概括地講，人類的思維方式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矛盾性思維，或者叫壓倒式思維；另一類是和諧性思維，或者叫共生式思維。存在決定意識。不同的思維方式正是紛繁復雜的客觀世界在人們頭腦中的不同反映。我們的世界是一個既矛盾又統一的世界，因此這兩種思維方式都具有合理性，問題在于在何種情況下應當主要運用何種思維方式。

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民族矛盾，階級對立，戰亂災荒，內憂外患，使中國人民飽受磨難、備嘗艱辛。為了擺脫壓迫與剝削，爭取民族獨立與解放，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奮起抗爭、寧死不屈。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為武器分析中國社會，鮮明地堅持矛盾性、壓倒式思維方式，帶領中國人民與國內外敵人展開了英勇頑強的斗爭，并取得了最后的勝利。“有敵無我，有我無敵”，“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就是矛盾性思維方式的體現。

一切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這是唯物辯證法的一個基本觀點。講思維方式的時候，同樣必須堅持這一點。按說，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應當適時轉變思維方式，集中力量搞建設。但是，由于種種復雜因素的影響，卻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仍然延續了矛盾性、壓倒式思維方式，甚至把它絕對化，搞“以階級斗爭為綱”。這給黨的事業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損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重新恢復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正確總結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要求全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其中就包括思維方式的轉變。

為什么必須實現思維方式的轉變？從根本上說，是客觀條件變化的要求。一方面，冷戰結束以后，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今世界的主題，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和現代科技的突飛猛進，使國家與國家、地區與地區之間的依存度越來越大，出現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局面。另一方面，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階級斗爭雖然仍在一定范圍內存在，但已經不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我們的主要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逐步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在這樣的國內外情況下，我們想問題、辦事情就必須依循符合時展和實踐需要的方式方法，善于以和諧的思維方式觀察和分析問題，在處理對外關系時做到在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在解決國內問題時做到統籌兼顧，努力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

實現社會和諧，建設美好社會，始終是人類孜孜以求的社會理想。崇尚和諧，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顯著特色，也是中華民族的重要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在社會生活中，許多人把“和為貴”作為為人處世的重要準則，做生意講“和氣生財”，過日子講“家和萬事興”。這也啟示我們，把和諧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對于構建和諧社會是多么的重要和必要。當然，正如講矛盾的對立性不能不講矛盾的統一性一樣，講和諧性思維方式也不是否定矛盾性思維方式。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不是沒有差別、沒有矛盾的社會。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各種違法犯罪和消極腐敗現象是不可避免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同這些現象作堅決斗爭。這是實現社會和諧的必由之路，也是堅持和諧性思維方式的題中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