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和諧社會三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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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提出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命題，在國內外引起高度關注。理論界在展開熱烈討論的過程中，提出了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

思考之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根據何在

中央為何現在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任務？哲學界、經濟學界、政治學界、社會學界從不同角度進行解讀。

有的從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源之一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葉十九世紀初發表的《全世界和諧》一文中找根據；有的從共產黨的“圣經”《共產主義宣言》中找來源；還有的從先秦時期諸子百家提倡的“天下大同”，到秦始皇統一中國后，設郡縣制、統一律令和度量衡，直至封建社會歷朝歷代“盛世”，都是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角度進行論證；還有的甚至從思想文化史和文字學的角度來考證“和諧”的思想內涵。

誠然，從不同角度對構建和諧社會進行解讀，都是不無裨益的。但是，更應該深入研究的是中央提出構建和諧社會這一重大命題的現實根據。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不僅解決了億萬人民的溫飽問題，而且促使越來越多的城鄉居民步入富裕階層的行列。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改革的深化，新的社會問題與社會矛盾不斷出現。中國雖然走出了共同貧窮的時代，卻也進入了一個矛盾凸顯期，社會不和諧因素增多。這種現實，才是中央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最根本的原因所在。因此，研究構建和諧社會，最重要的是研究存在哪些不和諧的問題，以及如何解決問題。

思考之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根本在經濟基礎

市場經濟框架和經濟基礎的建立，所有制結構、分配形式和利益主體的多元化，提出了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即如何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形成一種利益均衡機制，從經濟基礎上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根本保證。

具體而言，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市場，一個是再分配。

如何在市場內部形成利益均衡的機制，當前是一個迫切的問題。這在現實層面上表現為勞資關系，表現為確保勞資關系大體均衡的種種具體機制。在利益分化和利益主體多元化社會中，市場經濟中的利益均衡不可能像計劃經濟體制時由政府統一進行安排，在相當程度上，是來自相對均衡的社會力量之間的博弈。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國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十幾年時間里迅速擴大？貧富懸殊的利益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其深層原因是不同群體在表達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的失衡。

再分配中的利益均衡機制主要涉及三個方面。第一，國家對企業的征稅。就目前情況說，中國企業稅負不輕。問題是不同性質企業之間稅率不公，稅收效率不高，企業偷稅逃稅現象嚴重，這實際上減少了國家可用于再分配的財力。第二，個人收入所得稅。這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對高收入群眾稅收征繳存在很多漏洞，個稅很難成為調節貧富差別的有效機制，甚至起的是相反的作用（如將農民負擔看作是一種變相的個人收入所得稅的話）。第三，國家財政用于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的資金比重較小，大量資金用在政府直接投資、改善投資環境和行政支出上。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首先要改善國家的再分配。近幾年，國家再分配有向農村和城市弱勢群體傾斜的跡象，但力度仍然有限。現在迫切的問題，是要增加政府財政對社會保障（同時需要改變目前保富不保貧的社保模式）、農村基礎教育及醫療的投入。

思考之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關鍵在政治體制改革

建立和諧社會的問題，從本質上是一個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

從政治上說，要實現和諧社會，關鍵是讓各個社會階層、特別是主體階層，有它的渠道來參與對制度和政策的制定、監督及完善過程，而不是僅僅被動地接受制度。特別在我們這樣一個有著八億農村人口的大國，作為人口主體的農村人口（包括進城的農民工）的政治參與程度如何，是衡量國家政治生活開明和制度健全的重要標志。根本的問題是尋求建立一種使農民能夠成為現實政治的積極參與者的制度和機制。這是解決近年來頻頻發生的嚴重社會問題及社會沖突，比如礦難、農民工工資拖欠等問題的根本途徑。只有建立一種公平的政治機制，才會達到政策上和制度上的平衡，從而達到社會的和諧。而這只有通過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