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思想范文精選

傳統古代文學在時代的發展中逐漸演變，律動著天地人相融相洽的發展基調。由于建筑在古代一般是禮制的象征，所追求的為中庸之美，意在將傳統思想文化融入于建筑中，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倡導外在屋頂、斗拱、柱廊與典籍、詩文的有機融合以及虛實相生。本書主要將《紅樓夢》中的園林、建筑等結合在一起，依據人物的住所劃分，詳細地描繪出古典園林的藝術美感。對此，了解傳統古代文學與建筑設計的融合對于明確國內現存的古典園林建筑的差異性及共性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古代文學與建筑設計的聯系

在建筑設計過程中，需要對建筑結構布局進行長期規劃，還需要對建筑結構基本特色進行確定，將世界觀、人生觀以及價值觀融入于設計理念中，凸顯不同時期的建筑設計風格。其中坐北朝南的設計理念是自古以來流程下來的，與社會關系以及文化發展息息相關。而古代文學中的建筑設計典型的為以下兩種:1）樓閣傳統古代文學中，大量的詩歌是以樓閣作為媒介物，通過描寫此時此地所發生的一系列事情，闡述作者的觀點。例如，范仲淹所撰寫的《岳陽樓記》便是以閣樓作為開頭描寫物，通過洋洋灑灑一系列詞句將岳陽樓壯麗的景觀刻畫的生動形象。為何傳統古代文學中會多次出現建筑物？或許是因為建筑物的情態以及美感，主要是指中國古代文學中比較講究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例如，古代建筑往往坐落于竹林深處或者是河流湖畔，意在與周圍的景色融為一體，從而形成“有山、有水、有人家”的美好格局。2）欄桿欄桿也是傳統古代文學中出現頻率較高的一個意象，且是建筑設計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建筑設計結構中的欄桿往往是用竹子或者木頭制作而成，設置在亭臺閣樓或者是路邊等進行遮攔用。

二.傳統古代文學與建筑設計的融合

曹雪芹所著作的《紅樓夢》所涉及到的內容繁多，其中園林和建筑的描述更值得人們深究。正是由于乾隆年間是中國園林建筑發展的成熟時期，也是中國園林建筑發展史上的末期。書中所涉及到的寧府、榮府以及大觀園等建筑描述將建筑環境與傳統文學思想融為一體，尤其是更加倡導外在屋頂、斗拱與詩文、書畫的巧妙交融。以《林黛玉進賈府》這一段為例，通過對賈府各道門的描述將國內的封建等級思想以及儒家禮制思想講述的淋漓盡致。雖然林黛玉作為史太君的外孫女是老祖宗很喜愛的人物，但也僅僅只能從角門入賈府，主要源于大門往往用于正規禮儀。而大觀園中所描述的桶瓦、泥鰍脊等在當前也是具有一定等級的貴族才能夠實現的建筑設計。在《紅樓夢》中描述的重要儀式和節日時，則大門才會打開，且要經過多道門，即為“從大門、儀門、大廳、暖閣、內廳、內三門、內儀門并內塞門，直到正堂”。對于建筑院落而言，傳統古代文學中所描述的院落均前后相連，以表現古代社會中“長幼有序、內外有別”的文化內涵，反映了社會結構、經濟結構、文化結構的基本特征，更是將儒學規范、禮制滲透其中。由于大觀園是《紅樓夢》中的人物生活的重要區域，在其建筑結構配置上，亦是遵循中國傳統建筑設計藝術的規律，將山、水、植物合理配置，意圖應用植物所具有的情感賦予建筑園林設計不同的品格。例如，怡紅院中的紅香綠玉的色調則與文中賈寶玉的性格特征相稱；瀟湘館中的植物配置也與林黛玉孤高潔雅的性情相合；蘅蕪苑中的奇花異草更是襯托出薛寶釵的樸素外表；紫菱洲水中多分布著水生植物則詮釋了迎春懦弱無能的性格；秋爽齋中所種植的梧桐芭蕉等植物則暗含探春豪爽的性格等。建筑設計的巧妙之處直接體現在能夠將文學中人物的個性特征展現得淋漓盡致，其在《紅樓夢》中并非獨立存在，而是紅樓藝術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曹雪芹在文學作品中將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于建筑設計中，致使各部分相協調，從而塑造出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正是由于國內傳統建筑文化中所蘊含的“合和之美”以及“中庸之美”，把人工美與自然美巧妙結合，這與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個性相稱，才能夠達到一種相融合的狀態。綜上所述，《紅樓夢》中建筑既將皇家園林建筑體量大、裝飾豪華、色彩金碧輝煌等體現出來，更是將虛實相間的庭院與沿著某種軸線關系而組成的建筑群的結構在作品中借由人物的視覺描述出來，將傳統建筑設計中的“有無相生”的審美思想滲透其中，又蘊含著江南園林建筑的特有風格，讓人們在閱讀文學作品時也能更好地研究古代建筑設計結構。筆者正是從這一點作為切入點對紅樓的建筑設計進行分析，為推進對中國古代建筑設計的研究做出貢獻。

作者:劉樂 單位:湖南工商大學

目前，由于我國地域環境的復雜多變，因此常常造成區域間經濟、文化發展出現不平衡的狀況。但是也因此，文人將不同地域的風俗習慣、社會背景等方面有機的融入文學創作中，形成富有個性的地域文學，同時也產生了特有的地域文化。充分體現了我國古代文化與地域文學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

一、古代文學與地域文化

古代文學由歐洲古代文學和中國古代文學這兩大部分組成。歐洲古代文學主要化分為古希臘文學和羅馬文學這兩方面。而中國古代文學則按時間進行分類，其中涵蓋了秦漢、魏晉南北朝、唐代、宋遼金、元明清等方面的文學。在我國地域文化通常指的是某區域別具一格、源遠流長、傳承至今并且仍在發揮積極影響的文化習俗。是各個特定區域的民俗、藝術、傳統等方面的文明體現。并在固定的區域內與地理環境有機融合，充分體現出了其地域文化的獨特性。地域文化中的地域，是文化產生的地理背景，不同的地域文化涉及到的范圍大小都是不同的。其中的文化則可以分為單要素和多要素。地域文化的形成是要經過漫長的過程，并且時刻受各種因素的影響，其發展趨勢在不斷進行變化。古代文學與地域文化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有著不可忽視的聯系，需要我們通過不斷的研究和分析，從而使兩者之間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二、古代文學與地域文化的類型和范式探究

（一）綜合研究

對于古代文學與地域文化本質聯系的研究，要從不同角度去思考，深入分析古代文學問題，進一步探討古代文學的發展歷程。正確掌握古代文學與地域文化的類型和范式的關鍵問題，注重探索古代文學的形成和演變，以及古代文學與地域文化的類型和范式有機結合的積極影響和密切的聯系。古代文學與地域文化本質聯系的研究，需要參考和依據人文和文化地理學的理論研究來開展，從而更加深入的認識和探究古代文學和地域文化的類型和范式，準確掌握古代文學與現代地理和環境學之間的有機聯系，能夠充分了解到,古代文學家關于文學創作和地域地理分布間的思考。并深入認識到地域文化、環境對于古代作者創作的個性化影響，對古代文學和地域文化類型和范式形成的較為深遠的影響，對于古代文學作品主題、題材、語言風格的影響。主要研究的方法，就是將古代文學和地域文化看成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并且以其整體的發展趨勢和方向作為出發點，著重研究兩者之間存在的互動性、差異性、整體性。通過分析研究古代文學作品的主題、體裁、語言風格等方面，在不同地域環境中的產生和發展，以便能夠對于兩者之間進行較為綜合性的研究。這項研究不需要著重針對某一個地域或是文化發展階段，也不需要特別針對具體的時代的文學風格進行研究，只是將其當做古代文學與地域文化的類型和范式的案例去認識和區分。

【內容提要】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文學的“自覺時代”，這時，文學意識日趨明確，文學在社會識形態領域中已取得獨立的地位和價值，這時期是文學觀念從模糊到比較明確和自覺的時期，也是我國古代文理論發展的轉型期。而魏晉時期的文學理論，可以說是實現這個轉型的過渡階段。曹丕的《典論·論文》開創了文批評的新風氣;陸機的《文賦》是文學創作理論專著;阮籍的《樂論》、嵇康的《聲無哀樂論》是音樂理論;摯虞、李充、葛洪等的文學思想也都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和文藝主張。深入研究這個歷史時期文學理論的發展，對認識我古代文學理論發展的來龍去脈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魏晉文學理論;曹丕;陸機;嵇康;摯虞

魏晉南北朝①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在我國古代文論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我在《論六朝文學理論發達的原因》一文中，對這個問題作了較系統的分析。我認為:“魏晉南北朝時期①，是我國古代文學理論發展的轉型期，也是從文學觀念的模糊到比較明確和自覺的時期。而魏晉時期的文學理論，可以說是實現這個轉型的過渡階段。”[1]所以，深入研究這個歷史時期文學理論的發展，對認識我國古代文學理論發展的來龍去脈，具有重要意義。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而已集》一文中，論及曹丕的文學見解時，有一段極其精辟的論述，我們從中可以獲得深刻的啟示。他說:

孝文帝曹丕，以長子而承父業，篡漢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歡文章的。……他說詩賦不必寓教訓，反對當時那些寓訓勉于詩賦的見解。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檣?是為藝術而藝術(ArtForArts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詩賦很好，更因為他以“氣”為主，故于華麗以外，加上壯大。[2]

所謂“自覺時代”，是指文學意識的日趨明確。也就是說，在社會意識形態領域中，文學己取得獨立的地位和價值。文學自身的藝術特征及其藝術規律，已逐漸為人們所認識，并在創作實踐中得到體現，從理論上得到總結和表述。魏晉南北朝文學理論的發達，正有力地說明了這點。所以，我們研究這一時期的文學理論，就應選擇一個能反映本質特征的****點，去考察這時期文學理論繁榮的現象。

茶文化起源于中國，是歷史悠久的文化符號成為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古代文士以茶為主題進行文學作品的創作，不僅包含了茶文化的普遍元素，更加意味著以茶文化為延伸的道德規范被廣大的人民群體所接受和推廣。茶與酒不同，作為品行高潔的飲品，與佛教文化的“茶禪一味”構建出的文化意義互相成就，從非日常性走向日常性，從佛教空間到世俗空間，中國茶文化在不斷構筑下，逐漸成為一項有詩意、有審美、有哲思的高層次文化。無論是古人還是現代人，對飲茶活動的認識已經上升到了體會其隱藏內涵的全新高度，從而實現人與茶葉之間進行精神傳遞與交流的目的。

1茶文化的發展史

為了更好的研究茶文化與古代文學作品之間的聯系，首先應該梳理茶元素與茶文化的發展歷史。從相關的研究看，茶的起源有三種假說：食用說、飲用說和藥用說。食用說即指將茶葉揉碎作為“羹湯”的食材與其他調味品相互交融化為美食；飲用說即指最初的茶葉的使用以煮泡為主，目的是為了獲得更高品質的飲用水，這是基于古代飲用水的過濾技術不成熟的條件下而采用的烹煉方法。陸羽在《茶經》中提到：“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相傳神農氏嘗百草而發現了“茶”的藥用價值，這是最受學界支持的觀點。將歷史推溯到南北朝時期，茶的種植和受眾具有地域性，中國南方地區將茶作為日常飲用品，但在中國北方地區還未能找到發展空間。《洛陽伽藍記》中王肅的“飲品革命”則打破了“茶與酒”的地位之爭。飲茶現象逐漸發展為南北共同的生活習慣，在唐玄宗時期以前，茶還僅僅只是功能性的日常飲用品，本身并不具備任何的文化符號意義。茶始于漢代，興于唐代，盛于宋、明。這一時期（唐玄宗開元年間）茶則在眾多的文學作品中被延伸，構建了茶文化。茶馬古道和南方的海上絲綢之路中，對外輸出的不僅有瓷器、絲綢、茶葉等商品，同時伴隨茶葉輸出的還有中國精湛的茶文化。茶圣陸羽《茶經》中“精行儉德”專一踐行自律品德，則明確提出了茶文化中自覺踐行的道德自律問題。茶文化以“茶德”為中心，強調重視人的群體價值，協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對于賦詩作對的中國文人而言，“酒”和“茶”兩大飲品是再好不過的“文學意象”，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中國古代文人在酒和茶的身上下了不少功夫，茶開始與酒一樣具有了特殊文化象征意義。酒常被引用在具有儀式色彩的場合，而茶則不然。酒很早就被采用為詩文的意象，而茶直到唐玄宗時期才有了深遠的意境。作為日常飲品的“酒”和“茶”，酒具有迷人心智且價格昂貴的特點，而茶則有清醒明目價格低廉的特色。作為佛教五戒的酒找不到突破的端口，而茶這種清新自然，清雅和儉的植作更加適合寺廟的生存環境，于是“茶禪一道”的理念貫穿始終，奉為信仰，茶文化由南至北，也理順了“茶道”的佛教空間脈絡。《茶酒論》中作為“百草之首”的茶，“千劫萬劫，諸佛相欽”，借茶之口與酒爭斗則明確了茶文化已經被當作佛教空間走進世俗空間的重要工具。唐朝是外傳佛教迅速發展并興盛的時期，本土道教也同樣如此，并且由于道教的出現及統治者的偏向，佛教的發展空間被極限壓縮。佛教開始借助茶文化相互影響并最終奠定了發展的經濟基礎。文士雅客因茶文化而愈發接近佛教空間，陸羽與皎然均為佛教中人，李白、杜甫和王維等人開始將層層構建的茶文化內涵傳播并注入到知識階層，此時的茶在獨特的審美趣味下獲得了文化共識。

2中國古代專著中的茶文化

茶是勞動生產物，是一種“品味”哲學。茶文化以茶為載體，成就了茶與文化的有機融合，并構筑了一定時期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國茶道講究五境之美：即茶葉、茶水、火候、茶具、環境。基于實用價值出發的中國古代茶專著如蔡襄《茶錄》、宋子安《東溪試茶錄》、黃儒《品茶要錄》，宋徽宗趙佶《大觀茶論》等，尤為重要的作品則是陸羽的《茶經》，以茶的根生元素為基礎，介紹采茶、選茶、泡茶、飲茶等工序方式，后兩部作品則增加了關于茶道、茶精神的論述，這一內容是除了茶具、茶器之外與茶相關的茶文化理念、精神境界和藝術體系，稱之為茶文化的派生元素。茶專著的寫作目的是幫助讀者獲取認識和體驗茶文化的間接媒介，通過閱讀茶專著作品能夠提前獲得鑒賞和先驗的技能。中國古代文學專著大多數以某一話題為核心，詳盡介紹與主題相關的特性，這種清晰直觀的表達方式使得茶專著類似于茶文化的“工具書”。另一方面，《茶經》提出的“精行儉德”理論，則在實用價值的基礎上更進一步，直接將“茶德”作為“品”人的工具，通過茶文化的理念使得百姓感悟茶內斂淡泊的性格，以道德自覺的方式催使百姓恪守傳統道德精神，以實現統治者對天下的治理目的。同時，作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茶文化，以茶馬古道、絲綢之路為等方式實現了對外文化交流的功能，不僅為西方世界帶去了飲茶之風，同時也使得西方世界遠隔千里便可感受到中國人傳統內斂、穩重大氣的風采。

3中國古代詩詞中的茶文化

一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文學的自覺時代”

不僅文學創作豐富，而且文學批評繁榮，文學逐漸擺脫功利的束縛，不再僅僅強調文學服務于政教，而是開始慢慢重視文學的審美功能，并通過具體作家作品的評述逐漸擺脫儒家經典的束縛，形成獨立的文學經典觀。魏晉時期，思想活躍，儒學式微，道家、佛學等各派宗教盛行，這樣寬松的思想環境為文學觀念的解放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為文學擺脫經學的束縛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此時對于經典的觀念，也出現了巨大的轉變。劉勰的《文心雕龍》是此時期文學理論最高成就的體現，其對于經典的看法也最系統和深入。《文心雕龍》在前人基礎之上，將原道、征圣和宗經的思想進行了全面總結和發揮，在中國古代經典問題的討論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和前人一樣，劉勰依然是首先從思想上肯定儒家經典的思想價值，他認為，文章是道的表現，而道是文的本源，古代圣人創作文章是為了表現道，其最終目的是為了用于教化、治理國家。其在《文心雕龍•原道》中云:爰自風姓，暨于孔氏，玄圣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取象乎河洛，問數乎蓍龜，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揮事業，彪炳辭義。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滯，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同時，劉勰又認為，經典不但是后世文章的淵源，而且還在思想及藝術上為后世文學作品提供了標準，是后世文學作品的典范，將經典的文學意義提到了比較高的位置。其在《宗經》中云:“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盟檄，則《春秋》為根:并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啟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又云:“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可以看出，劉勰不僅詳細地剖析了后世各體文章與經書淵源，而且還明確地提出了文學創作審美角度的六標準，即其所謂的“六義”之美:感情深誠而不虛假，風格清朗而不繁雜，記事信實而不荒誕，思想正直而不回曲，體制要約而不蕪穢，文采美麗而不淫濫。因此，可以說文學意義上的經典及明確的藝術標準始于《文心雕龍》。鐘嶸《詩品》為南朝文論又一力作。此書是中國文論史第一部詩學專論，總共評述了漢魏至齊梁的122位詩人，且將這些詩人分為上中下三品，其目的就是為了通過對詩人的品評，樹立良好的準則，對當時的詩歌創作起指導作用。鐘嶸對所評詩人進行品第的區分本身便體現了一種文學經典意識，被其列為上品的詩人如曹植、陸機、謝靈運等，都是鐘嶸心中經典詩人的代表。鐘嶸秉持的是文質兼備的文學經典原則，因此，在推崇他心目中經典詩人的同時，依據這一原則，對他們表現出的藝術風格進行了總結和評價，無形中也就樹立了他的文學經典標準。如他贊曹植“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真正做到了思想和文辭的完美統一，是經典詩人的最高成就代表。

《詩品》還突破了儒家經典的束縛，站在文學發展的歷史高度正視并高度評價五言詩的成就，其云:“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于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者邪?”這無疑是對以往論詩以《詩經》為標準、重四言的傳統詩學觀的修正和挑戰。可以說《詩品》是第一部以文學經典的視角分析詩歌的著作，在古代文學經典及經典觀的形成與獨立中意義非凡。魏晉六朝時期崇尚古代經典雖然是主流，但也同樣有別調。代表性人物是東晉葛洪，葛洪繼王充之后，又對崇古抑今的風氣進行強烈批判。其《抱樸子•尚博》云:又世俗率神貴古昔而黷賤同時……雖有超群之人，猶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也;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不及前代之遺文也。是以仲尼不見重于當時，《太玄》見蚩薄于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許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重所聞，輕所見，非一世所患矣。他甚至認為今勝于古，其《抱樸子•鈞世》云:“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贍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他覺得《尚書》、《詩經》等儒家經典在文辭方面遜于兩漢魏晉時期辭賦。一方面抨擊了貴古賤今的傳統，對古代經典提出質疑;另一方面，也突出了對文辭的重視，從文學的角度對著作進行評判，頗具進步色彩。

二隋唐至宋，經歷了三次比較大規模的文學復古運動

其焦點就是如何對待以往經典的問題。在這幾次文學復古運動中，人們對文學經典的認識更加深入，自覺性也更強，而傳統儒家經典的文學經典地位，也得以凸現和鞏固。第一次大規模的復古運動發生在詩歌領域。經歷六朝詩風和文風的浮華之后，初唐陳子昂首先舉起復古大旗，其在《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言:“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征者。仆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嘆。竊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這里，陳子昂表達了對晉宋以來，尤其是齊梁頹靡不振詩風的不滿，大力提倡風雅、風骨與興寄，要求保持《詩經》的風雅傳統，學習漢魏詩歌剛健、質樸的風格。很明顯，他是將《詩經》、漢魏詩歌當成詩歌創作的楷模，即他心目中不可動搖的文學經典。他的矛頭是對準初唐盛行的片面強調文采的浮靡詩風，因此，經典不僅成為文學創作的典范和法則，同時也成為一種革新的手段。陳子昂大力提倡復古對唐詩的風格走向產生了深遠影響，從此以后，復古與革新便交織在一起，對唐詩創作高峰的到來產生了積極影響，很多盛唐名家都主動從傳統中尋求汲取創作營養，如李白就是陳子昂復古論的直接繼承者，他一生鐘情古風，而且也是其詩歌創作中最具影響力的部分。其他詩人也是從傳統中找到了創作的突破口，由此一來，詩壇為之一振，盡掃齊梁余風，這不得不說是復古運動帶來的積極影響。第二次復古浪潮在中唐開始席卷，這一次是在散文領域展開，矛頭指向了六朝以來產生的一種新文體———駢文。先秦兩漢的散文語言質樸，內容充實，而且極富思想性，為后世的散文創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礎，并且提供了很好的榜樣。然而，六朝時期，隨著駢文這種片面追求語言形式美的新文體的產生和興盛，先秦兩漢的散文傳統喪失殆盡，這種不良文風一直延續到中唐。面對社會的矛盾、文風的凋敝，韓愈、柳宗元發起了聲勢浩大的古文運動，反對浮華艷麗的駢文，提倡學習先秦兩漢的古文。韓愈首先吹向復古號角，他在《答李秀才書》明確表達了他的主張:“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又說:“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其辭;通其辭，本志乎古道者也。”很明顯，韓愈提倡古文，不僅僅是學習古文的文辭和表達方式，更要學習古文之道，即里面所承載的思想內容，尤其是指儒家思想。韓愈十分推崇先秦兩漢古文，在《答李翊書》中提到自己開始學習文章時，“非先秦兩漢之書不敢觀”，同時他還在《進學解》中，對他認為的前代經典有更為具體的說明:“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

《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云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于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很顯然，韓愈主張的學習面很廣，不僅限于儒家的《五經》，還提倡學習《莊子》、楚辭、《史記》、揚雄等作家作品。以先秦兩漢經典古文為標準，對文學思想性和藝術規范雙重要求是古文運動的一個顯著特點，同時，此次文學復古運動開創了一種新的雄奇瑰麗的藝術風格，為后世散文創作提供了新的典范。第三次大規模復古運動是發生在宋代的詩新運動。此次運動貫穿整個北宋，經歷了三個階段，前期代表人物是柳開、王禹偁、穆修、石介、姚鉉、孫復等人，中期以歐陽修為領袖，響應者有范仲淹、李覯、尹洙、石延年、蘇舜欽、梅堯臣、宋祁、歐陽修及王安石、曾鞏等人，是此次運動的高潮。后期是詩新運動的完成階段，以王安石、曾鞏、蘇軾、蘇轍，以及黃庭堅、秦觀等人為代表。此次運動以復古為旗號，以革新為目的，他們最初反對的目標就是盛行于宋初詩壇的西昆體和晚唐五代延續下來的頹靡文風。為了達到革新目的，他們主張學習古代經典:散文領域提倡學習先秦兩漢及韓柳古文，詩歌方面則以《詩經》、《離騷》、兩漢樂府、建安詩歌及李白、杜甫等杰出詩人詩作為標桿，主張以復興古道改革文風與世風。從這個角度來看，其動機和背景與韓柳的古文運動頗為相似。以歐陽修為例，他非常重視文與道的關系，提倡從前代經典中追尋古道，《答吳充秀才書》云:“圣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很顯然，對文學思想性的強調與韓愈是一致。因此，歐陽修對韓愈古文極為推崇，他在《記舊本韓文后》中敘述自己讀韓文的經歷和感受:“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嘆曰:‘學者當至于是而止爾!’”詩新運動的領袖都如此，其他人對道與古文的重視可想而知，因此詩新運動可以說是韓柳古文運動精神的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