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去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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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去飛范文第1篇

關鍵詞： 問題意識 科藝活動 幼兒教育

19世紀的哲學家、科學家亞歷山大?馮?洪堡認為：“直覺知識與理性知識的最崇高煥發，叫做藝術和科學，它們既不同又相互關聯。”隨著現代科技發展和對思維科學的研究，人們發現科學和藝術有許多相通互補之處。幼兒園科藝有機融合活動作為我園課題研究的核心方向，融科學與藝術教育于一體，以“真、善、美”辯證統一理論為基礎，從幼兒性格思維特點出發，選擇可直接感知的自然科學現象，主要以“科藝小實驗”、“科藝小玩偶”、“科藝小造型”等活動形式依托科藝集體活動、科藝區角活動等平臺開展，目標在于培養幼兒的探究力、想象力和創新精神。

幼兒愛模仿，可塑性強，他們的學習興趣與情感、意志等非智力因素密切相關，讓幼兒積極參與活動，培養興趣是關鍵。喚起幼兒的活動興趣，才能啟迪他們的非凡智慧。而我園科藝有機融合活動無疑是最適合孩子們滋生活動興趣、萌發探究愿望的一塊沃土。

一、培養幼兒的探究興趣，營造寬松的學習環境，提供豐富的活動材料。

從人的服裝到電腦電器、從天上的星星到地上的電燈等，無不吸引著幼兒的注意。讓幼兒積極感受科藝的教育真諦，寬松的學習環境，以及豐富的活動材料很重要。

心理研究表明：母親會使嬰兒感到足夠安全。教師為孩子創設具有安全感的學習環境，需要對他們好奇好問的探索加以鼓勵支持。如一次飯后散步，幾名小朋友在樹底下發現了一個小洞洞：“這是誰的家？螞蟻嗎？”我鼓勵他們：“那我們就按自己的猜想試一試吧。”在科藝區角活動中，孩子們帶上好吃的食物撒在洞口并耐心等待。通過觀察，他們驚奇地發現：螞蟻怕冷，氣溫升高了才會出來。有孩子不小心踩死了螞蟻，怎樣才能既方便觀察，又不傷害它們呢？孩子們經過反復嘗試，制作了各種各樣的螞蟻觀察器，并在里面放上了螞蟻喜歡的食物，放到經常出沒的地方。通過探究，又有了一些新發現。一次次有價值的探索，孩子對螞蟻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這樣寬松的學習環境中真正有了收獲，也進一步培養了孩子的探究興趣。

玩中發現、玩中探索、玩中創造是幼兒學習的天性。給孩子提供材料，調動多種感官，不斷動手操作探索、動腦思考，使孩子主動獲得知識經驗。他們經歷操作、發現、合作、交流和創造的科學探索過程，感受到自己的發現和成功，獲得愉悅的情緒體驗，從而萌發不斷探究的興趣。如科藝小實驗“玩磁樂”活動中，我提供了多種活動材料，讓他們自己動手操作，給予他們充分的探索時間。最后孩子們得出結論：磁鐵會相互吸引，也會相互排斥。在實際操作中發現磁鐵的新秘密――能隔著一定厚度的物體吸鐵，他們還用磁鐵玩起了科學小實驗“沙中尋寶”等游戲。孩子們親身感受事物的發生、發展、變化及成功的喜悅，對探究興趣的培植有良好的促進作用。

二、呵護幼兒的探究興趣，滿足好奇心和探究欲，培養問題意識。

愛因斯坦曾經指出，提出問題比解決問題更重要。瓦特發明蒸汽機、牛頓發現地球引力都是從發現問題開始的。好奇心是孩子們智慧燃燒的火花，是創造的種子，是培養問題意識的根本之源。

在科藝小造型“小小降落傘”活動中，教師問：“為什么有的傘兒降落得快，有的傘兒降落得慢呢？”浩浩說：“可能一個上面破了？”迪迪：“是一個傘重，一個傘輕。”天天叫起來：“是橡皮泥，橡皮泥重！”磊磊：“橡皮泥重，傘兒一定降落得快嗎？相同重量的橡皮泥，為什么傘兒降落速度不一樣？”丁丁：“那我們怎樣才能使降落傘降落速度更慢一點呢？”這些問題的提出，巧妙地將孩子制作和探索科藝小造型的興趣進一步升華了，小小降落傘成了引領孩子走向科學殿堂的“阿拉丁神燈”。

“為什么太陽白天出現，而月亮晚上出現？打雷是怎么回事？”孩子越好奇，提問就越多，這是他們探究世界的焦點，是新的認識需要與自己已有的心理水平不相適應的具體表現。教師應持呵護鼓勵的態度，在解決這些問題時，引導孩子們自主探究。著名教育家斯賓塞說過：“應引導兒童自己探討推論，給孩子講得少些，引導他們發現得盡量多些。”對一些稍加點撥就可以得出答案的問題，可適當對孩子進行反問引導加以揭曉；對于通過簡單操作探索可以獲取答案的問題，可鼓勵孩子通過探究發現答案；對于有一定難度的問題，可啟發他們通過進一步探索合作、交流學習找出答案，培養幼兒發現、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激發幼兒的探究興趣，點燃思維的火花，啟發想象力。

很多科學發現往往源于某種基于形象的想象，如阿基米德浮力定律、牛頓萬有引力定律等，都是從某個場景的形象或意象出發觸發了靈感。愛因斯坦說過：想象比知識更重要，如果把大腦比做一顆恒星，想象就是恒星四射的光芒。

在幼兒園科藝有機融合活動中，往往要求教師“返老還童”，設法熟悉孩子的心理，窺孩子之所想，施孩子之所樂，善于捕捉和點燃幼兒思維的火花。如科藝小玩偶“蝸牛”活動中，孩子們自編了一首兒歌，邊畫邊念。在設計“小蝸牛去旅行”路線時，有孩子把蝸牛畫到了地圖線的外面，我順勢引導，打破原來的畫紙局限，放開讓他們痛痛快快地“畫”，讓蝸牛想去哪就去哪，讓孩子想象的火花隨性綻放。

教師還要善于做“導游”，嘗試啟發和引導孩子的想象能力，為他們打開想象和創造的閘門。如大班科藝小造型“自制噴泉”活動中，在看、想、討論、嘗試等環節對孩子進行激發想象，最后，活躍的思維和靈巧的雙手使孩子創作出了神奇而獨特的噴泉造型，孩子們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不容小覷。由此可見，在幼兒園科藝有機融合活動中，啟發引導和激發孩子的想象力尤為重要。

激發孩子的興趣是活動關鍵，而引導孩子動手動腦探究是整個活動的核心。唯有喚起孩子的活動興趣，才能啟迪他們的非凡智慧。實踐證明：科藝小玩偶、科藝小實驗、科藝小造型等幼兒園科藝有機融合活動，作為激發孩子興趣的手段非常成功。活動中，我們與孩子一起感受生活中的千姿百態，聆聽大自然的各種神奇，共同探索身邊的科學秘密，豐富自己的感知和藝術創造體驗。科藝有機融合活動讓心靈自由綻放，更讓興趣與智慧獲得比翼齊飛的動力。

參考文獻：

一起去飛范文第2篇

雖然我們同在一個城市，同一個單位，工作也一樣，但是我真的不能和你一起去喝咖啡。因為我的家在農村，鄉下還有年老多病的父母需要贍養。而且，我也沒有那么多的時間——我需要加班，需要讓嚴厲的老板對我有個好印象，別讓我卷鋪蓋走人。請別用那樣的眼神看我，不是我愛表現，也不是為了給苛刻的老板獻媚，因為這份對你可有可無的工作，對我來說真的很重要。如果我們一起丟了這個飯碗，你可以心安理得地到父母家蹭飯，而我，只能吃昨天的那點積蓄。

還有，雖然我們的收入基本相同，甚至我比你還要高一點點，但是我真的舍不得一杯咖啡幾十塊錢的消費。當然，我知道咖啡廳里的輕音樂，會使人心情得到放松，感到愜意。但是你可知道，幾十塊錢去喝一小杯咖啡，對我來說是多么的奢侈。當端起咖啡時，你聞到了濃香，可是我卻看到了父母餐盤中那水煮的青菜。本是去消遣的，我卻會心生愧疚。

請不要說我的心思太重。你不知道，你的工資負擔的只是你自己小家的日常開銷，時不時地還能享受到父母的補貼。可是相同的工資，我要拿出一部分給父母日常開銷，還想照顧一下哥姐家的生活，因為當年是他們自動放棄了上學，我才有機會享受到城市的陽光。剩下的我還要攢起來，因為我的父母沒有醫保，我需要有一點積蓄，給他們作應急的救命錢。除掉這些，你是知道的，我還有多少錢來享受生活？

一起去飛范文第3篇

區域經濟從字面上看也許不新鮮，“七五”計劃時期提出的“梯度規劃”以及東

中西部劃分都包含區域經濟的概念。“但是只有中國發展到目前的水平，區域經濟才成為一種現實，并使區域經濟規劃成為一種迫切的需要。”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袁鋼明認為，從內容上說這是對封閉的自然經濟的真正超越，“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市場發育結果。”

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經濟運行與發展研究室主任王小廣說，區域經濟崛起表明，中國經濟正在發生一個質的變化，也就是城市化、工業化從小板塊向大板塊集聚，市場發展產生了統一的需要，產業發展產生了規模集聚的需要，資源組合產生了配置效益的需要，城市化標志的人口集中、工業化標志的產業集中將使我國現代化從“點”向“面”的發展飛躍和提升。

“省際壁壘”：區域經濟的最大障礙

有關部門發現，目前地區保護行為已經由過去禁止本地資源外流為主轉變為限制外地產品進入當地市場為主；保護手段由直接下發“紅頭文件”轉變為制定一些只有當地產品才具備的所謂技術、質量、環保或安全標準；保護范圍也從產品擴大到勞動力、資金等生產要素。

目前地方政府間的競爭主要表現在土地價格“優惠”和減免地方稅上，且愈演愈烈。土地方面，沿海地區工業用地競相壓價的結果是每畝地價僅為開發成本的一半左右；稅收政策方面，各地主要在地方企業所得稅減免時間長度上攀比。

以鄰為壑、競相讓利，導致一些地區可利用土地迅速減少，國家和地方稅收流失。在出口貿易中競相壓價導致企業利潤壓縮并頻遭“反傾銷”，還造成生態環境損害，危及可持續發展。

區域經濟與政府轉型相輔相成

區域經濟的發展不僅考驗著區域內各級政府的職能轉變，也考驗著整個國家的宏觀經濟管理能力水平。“東部區域經濟騰飛的條件已經成熟，但是它們能否成為中國的‘火車頭’，很大程度上還要看如何與中西部地區更好互動，否則無法形成新一輪‘中國雁陣’，也談不上起飛。”袁鋼明說，“中央提出的‘五個統籌’中，最重要的是區域統籌，因為它能夠涵蓋所有其他方面。東部區域經濟是‘水桶的長板’，而‘水桶的短板’才是決定性的。在合理的區域經濟體系中，應該通過市場競爭形成‘龍頭’來推動整體發展，這是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重大課題。”

一起去飛范文第4篇

關鍵詞：綠肥;光葉紫花苕子;箭舌豌豆;播種量;播種期

中圖分類號：551.0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4）23-5713-03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4.23.023

綠肥是一種優質有機肥料，對改良和培肥土壤有較好的作用，又是可再生的生物資源，是作物高產優質的基礎[1]。煙田翻壓綠肥能使烤后煙葉常規化學成分更加協調，對提高煙葉產量、改善煙葉品質均有較好的效果[2-6]，綠肥與化肥配施能明顯提高土壤微生物量碳、微生物量氮和土壤的供氮能力[7]，提高土壤脲酶、酸性磷酸酶、蔗糖酶、過氧化氫酶的活性[8，9]。近年來，中國的云南、四川、湖北等煙區大量引種苕子等綠肥，取得了較好的效果。研究遵義煙區綠肥適宜播種量與播種期等栽培技術對提高當地綠肥生產與利用水平具有重要意義。

1 材料與方法

1.1 試驗基本情況

1.1.1 綠肥播種量試驗基本情況 試驗設在貴州省仁懷市中元管理區，海拔1 100 m左右，供試綠肥品種為光葉紫花苕子和箭舌豌豆，每個品種針對高粱-綠肥模式和烤煙-綠肥套作模式各安排了一個試驗，試驗地土壤pH及基本養分狀況見表1。

前作為烤煙的試驗地在烤煙采烤期間，將雙行壟的地膜揭除，并將種子撒播在壟面上后進行松土鋤草，深度3～4 cm，播種時間為2010年9月10日，2011年3月27日調查各小區綠肥鮮草產量。前作為高粱的試驗地在高粱收獲之后翻耕松土、碎土，每公頃施過磷酸鈣150 kg，綠肥種子撒播，覆土深度3～4 cm，播種時間為9月15日，4月4日調查各小區綠肥鮮草產量。

1.1.2 綠肥播種期試驗基本情況 試驗設在貴州省仁懷市中元管理區，海拔1 100 m左右，針對光葉紫花苕子和箭舌豌豆各安排一個試驗，兩試驗安排在同一塊試驗地，其土壤pH 6.2，有機質18.20 g/kg，堿解氮113.23 mg/kg，速效磷18.28 mg/kg，速效鉀152 mg/kg。前作玉米。試驗于2011年播種，光葉紫花苕子的播種量為每公頃60 kg，箭舌豌豆的播種量為每公頃75 kg，以2012年4月5日綠肥鮮草翻壓量作為最佳播種期的評價指標。

1.2 試驗設計

1.2.1 播種量試驗設計 光葉紫花苕子播種量設5個水平，每公頃播種量分別為30、45、60、75、90 kg。箭舌豌豆播種量亦設5個水平，每公頃播種量分別為45、60、75、90、105 kg。前作為高粱的試驗地各處理不設重復，前作為烤煙的試驗地各處理設3次重復，隨機區組排列。

1.2.2 播種期試驗設計 每個品種按播種時間設9個水平，分別為8月10日、8月20日、8月30日、9月10日、9月20日、9月30日、10月10日、10月20日、10月30日，不設重復。

2 結果與分析

2.1 光葉紫花苕子及箭舌豌豆適宜播種量試驗結果

2.1.1 光葉紫花苕子不同播種量對鮮草產量的影響 光葉紫花苕子不同播種量試驗結果（圖1、圖2）表明，無論是高粱-綠肥模式還是烤煙-綠肥套作模式，隨光葉紫花苕子播種量的增加，綠肥鮮草產量表現出先增加后降低的趨勢，前作為高粱的試驗以每公頃播種量75 kg處理有最大值，前作為烤煙的試驗以每公頃播種量60 kg處理有最大值。對于高粱-綠肥模式，光葉紫花苕子的播種量（x）與鮮草產量（y）存在以下關系：■=-7.146x2+1 090x-504 2（R2=0.978）;對于烤煙-綠肥套作模式，光葉紫花苕子的播種量（x）與鮮草產量（y）存在以下關系：■= -6.968x2+1 002x- 585 0（R2=0.973）。

由表2可知，前作為烤煙的試驗光葉紫花苕子每公頃播種量60 kg處理與45 kg處理的鮮草產量差異達到顯著水平，與30 kg處理的差異達到極顯著水平;當每公頃播種量超過60 kg時，鮮草產量反而表現出緩慢下降趨勢，但處理間的差異未達顯著水平。

對于光葉紫苕子，播種量相同的處理，高粱-綠肥模式的鮮草產量比烤煙-綠肥套作模式的鮮草產量增加幅度為12.7%～25.4%，平均增幅為20.5%。

2.1.2 箭舌豌豆不同播種量對鮮草產量的影響 箭舌豌豆不同播種量試驗結果（圖3、圖4）表明，無論前作是高粱還是烤煙，隨箭舌豌豆播種量的增加，綠肥鮮草產量表現出先增加后降低的趨勢，且每公頃播種量75 kg處理有最大值。對于高粱-綠肥模式，箭舌豌豆的播種量（x）與鮮草產量（y）存在以下關系：■=-8.480x2+1 485x-29 753（R2=0.896）;對于烤煙-綠肥套作模式，箭舌豌豆的播種量（x）與鮮草產量（y）存在以下關系：■=-6.511x2+1 129x-20 309（R2=0.976）。

由表3可知，烤煙-綠肥套作模式下，箭舌豌豆每公頃播種量75 kg處理與60 kg處理和45 kg處理的差異均達到極顯著水平，當每公頃播種量超過75 kg時，鮮草產量反而表現出緩慢下降趨勢，但處理間的差異未達顯著水平。

對于箭舌豌豆播種量相同的處理，高粱-綠肥模式的鮮草產量比烤煙-綠肥套作模式的鮮草產量增加幅度為10.6%～26.7%，平均增幅為20.6%。

2.2 光葉紫花苕子及箭舌豌豆適宜播種期試驗結果

2.2.1 光葉紫花苕子鮮草翻壓量與播種時間的關系 光葉紫花苕子播種時間試驗結果（表4）表明，光葉紫花苕子翻壓時的鮮草產量及其與雜草的總鮮重均隨播種時間的延遲而下降，9月30日以前播種的處理，綠肥生長旺盛，能抑制雜草的生長，10月10日以后播種的處理，綠肥對雜草的抑制作用明顯減弱，翻壓時雜草的鮮重隨綠肥播種時間的延后而增加。光葉紫花苕子翻壓時的鮮草重量（y）與播種時間（x，8月10日即x=0，8月20日即x=10，依此類推）存在以下關系：■=-425.8x+43 732（r2=0.96），回歸方程達到極顯著水平。根據回歸方程，若要使綠肥鮮草翻壓量不低于22 500 kg/hm2，則播種期不能遲于9月29日，若要使綠肥鮮草翻壓量不低于15 000 kg/hm2，則播種期不能遲于10月16日。

2.2.2 箭舌豌豆鮮草翻壓量與播種時間的關系 箭舌豌豆播種時間試驗結果（表5）表明，箭舌豌豆翻壓時的鮮草產量以及其與雜草的總鮮重均隨播種時間的延遲而下降，9月10日以前播種的處理，綠肥生長旺盛，能抑制雜草的生長，9月20日以后播種的處理，綠肥對雜草的抑制作用明顯減弱。箭舌豌豆翻壓時的鮮草重量（y）與播種時間（x，8月10日即x=0，8月20日即x=10，依此類推）存在以下關系：■=-639.3x+48 289（r2=0.960），回歸方程達到極顯著水平。根據回歸方程，若要使綠肥鮮草翻壓量不低于22 500 kg/hm2，則播種期不能遲于9月19日，若要使綠肥鮮草翻壓量不低于15 000 kg/hm2，則播種期不能遲于10月1日。

3 小結與討論

無論是光葉紫花苕子還是箭舌豌豆，適宜的播種量對構建合理的群體結構和提高鮮草產量有積極作用，遵義煙區光葉紫花苕子每公頃播種量60～75 kg為宜，箭舌豌豆每公頃播種量75 kg為宜。

在遵義煙區煙葉采烤結束之前，將壟面進行適當處理后播種綠肥種子，雖然比高粱-綠肥模式下整地后再播種的鮮草產量下降20%左右，但仍然能為下季烤煙提供一定數量的鮮草翻壓量。

從8月10日至10月30日，播種越早，次年綠肥鮮草翻壓量越大，且箭舌豌豆的的早播效果好于光葉紫花苕子，而光葉紫花苕子晚播的效果好于箭舌豌豆。因此，建議在海拔1 100 m左右的煙區，箭舌豌豆的播種期最好在8月10日至9月19日，最晚不遲于10月1日，光葉紫花苕子播種期最好在8月10日至9月29日，最晚不遲于10月16日。

參考文獻：

[1] 孫聰姝，王宏燕，王兆榮，等.長期培肥定位試驗耗竭階段各培肥物質對土壤有機質持續效應的研究[J].東北農業大學學報，1998，29（1）：11-20.

[2] 徐祥玉，王海明，袁家富，等.不同綠肥對土壤肥力質量及其煙葉產質量的影響[J].中國農學通報，2009，25（13）：58-61.

[3] 胡衛東，袁 芳，靳志麗，等.綠肥對烤煙產質量影響的研究[J].湖南農業科學，2009（4）：70-72.

[4] 國涵，吳文昊，梅東海，等.不同光葉紫花苕子翻壓量對烤煙產量和品質的影響[J].中國煙草科學，2011，32（增刊1）：82-86.

[5] 張會芳，劉喜平，崔文藝.綠肥在烤煙中的應用及其對煙葉品質的影響[J].安徽農業科學，2007，35（29）：9291-9292.

[6] 王 巖，劉國順.綠肥中養分釋放規律及對煙葉品質的影響[J].土壤學報，2006，43（2）：273-279.

[7] 李 正，劉國順，敬海霞，等.綠肥與化肥配施對植煙土壤微生物量及供氮能力的影響[J].草業學報，2011，20（6）：126-134.

一起去飛范文第5篇

關鍵詞：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地域結構；戰略

二戰后，由于國際形勢的變化和科技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異軍突起，成為改革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國際經濟秩序的重要力量。特別是2O世紀8O年代之后，隨著全球化的加強，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在國際直接投資中的比重不斷上升，改變了世界對外直接投資格局，也證明了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已經成為國家參與國際分工、推行全球戰略的重要手段和動用全球資源、啟用全球投資回報最高區位、獲得國際經濟競爭能力、控制能力的關鍵。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可分為貿易性和非貿易性兩種，其中非貿易性對外直接投資是企業最主要的對外投資形式，也是企業大力推行R＆D、開發新產品和新技術、驅動企業發展的最根本的動力源泉。

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1979年8月13日，國務院提出“出國辦企業”，第一次把發展對外投資作為國家政策，從而拉開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序幕。20世紀90年代以來，企業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發展速度加快，但仍顯不足。根據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遵循世界對外直接投資規律，適度發展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是中國廣泛參與國際競爭，增強國際競爭力的有效途徑。而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區位是企業投資階段的重要表征和取得投資成功的關鍵，加強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在全球空間分布和變化趨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域結構特點

1.地區集中性。中國企業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在區域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北美（僅指墨西哥以北的美洲，下同）、大洋洲、亞洲等地區。截止1997年，累計在上述三洲的投資分別占總投資的22.08％、31.45％、18.05％，共計71.58％；而在拉美、非洲、歐洲分別僅為10％、11.07％和7.35％。從國別分布看，投資主要集中在一些發達國家和新興的工業國及少數石油、鐵礦等自然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如到1997年底，我國企業在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累計投資超過2000萬美元的有19個，累計存量投資占到總投資的90％。

2.資源指向性。中國自然資源種類相對齊全，總量大；但人均量少，開發成本高，有些資源還比較短缺。因此，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資源導向性明顯。1988年，中國17家最大的跨國經營企業中，有10家屬資源開發型。1985年以來，中國一些企業在摩洛哥、尼日利亞、美國、印尼、阿根廷、加蓬等20多個海洋資源豐富的國家投資漁業開發，已經運回數十萬噸漁貨；中信等公司在北美、拉美、非洲、南太平洋地區開發林業資源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運回了大量的木材；上海輪胎橡膠集團在泰國南部的合艾橡膠園附近開辦合作公司，累計已向母公司運回1萬多噸天然橡膠，滿足了母公司的需要；中國治金進出口公司在澳大利亞總投資2.8億澳元開發鐵礦，在以后30年內將運回2億噸高質量的礦砂。

3.發達國家占主導。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在發達國家占有主導地位。1979—1990年，其投資總額在發達國家占67.09％，在發展中國家占32.91％；其中企業平均投資規模在發達國家為576.95萬美元，在發展中國家128.91萬美元。當然，近年來，中國企業在發達國家的投資比重趨于下降，企業平均投資規模減小；而在發展中國家的比重趨于上升，企業平均投資規模增大；但從總體存量投資看，發達國家依然占優勢。如1979—1997年，上述兩項指標在發達國家分別為51.61％和428.49萬美元，在發展中國家分別為48.39％和138.43萬美元

天元。

4.形成三大核心投資區。中國企業累計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形成三大核心區：（香）港澳（門）、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1979—1990年，在這三個核心區的企業數和投資額比重分別為17.48％、18.47％、5.99％和11.15％、33.18％、30.26％，三者合計分別占41.96％和74.51％。1991—1997年分別為5.16％、13.99％、4.41％和15.09％、29.19％、3.83％，三者合計分別占23.56％和48.11％。1979—1997年分別為8.76％、15.6％、5.22％和11.28％、30.95％、15.88％，三者合計分別占28.61％和58.01％。

5.投資重心呈階段性轉移。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明顯的階段性：（1）1979—1984年為自發探索階段。此階段興辦企業113家，年均不到20家；投資1.27億美元，年均2100萬美元；主要分布在港澳和發展中國家。（2）1985—1991年為起步階段。1985年，對外貿易合作部制訂了海外開辦非貿易企業審批辦法，1987年國務院批準中國化工進出口公司跨國經營試點，促進了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僅1987年就興辦海外企業124家，投資4.1億美元，為前8年的1.7倍，出現了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第一次。到1991年底，累計興辦企業1008家，投資13.95億美元，主要分布在美國、澳大利亞、德國、日本、巴西、新加坡、原蘇聯等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比重大大降低。（3）1992年后進入快速發展期。1992年國務院批準首鋼擴大海外投資和經營權，標志著中國海外投資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1992—1998年，開辦企業1288家，投資12.02億美元，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比例分別為25.56％、49.39％和74.44％、50.61％，呈現出發展中國家投資所占比例上升，發達國家所占比例下降，投資重心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發展態勢。

6.投資行業和存量增長的空間分異日益明顯，投資地區不斷趨向多元化。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中國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多以專業貿易公司為主，地區多選擇在出口市場集中的東南亞和少數發達國家，且主要投資餐飲、服務業。這是由投資主體的實力有限所決定的。80年代后期，投資主體從專業貿易公司發展到大中型工業企業，由鄰近發展中國家向亞非拉其他發展中國家和歐美等發達國家輻射，投資結構轉向資源開發、機械制造、交通運輸等。1992年小平南巡講話后，投資進一步向東歐和韓國等國家拓展，地區、行業亦更加多樣化。在發達國家主要投資機電、高新技術研發；在發展中國家以資源開發和紡織、玩具、摩托車、自行車、電視機等行業為主。從投資增量上看，亞洲持續走強，非洲、拉美等投資日益加速，歐洲、北美緩慢提升，澳大利亞及若干國家近年則呈現存量投資遞減的趨勢。1979—1990年，在亞洲、北美、大洋洲的累計投資分別占總投資的33.72％、31.23％、19.30％；在拉美、非洲、歐洲的投資分別占5.10％、4.90％、5.66％。1991—1997年，在亞洲、非洲、拉美、歐洲的累積投資分別占24.21％、15.59％、13.88％、8.69％，比1990年的累計投資分別增加4.91、10.60、8.22和3.03個百分點；北美、大洋洲的累計投資占29.64％和7.63％，比1990年分別減少4.08和23.60個百分點。1998年對亞洲和非洲的投資分別達0.68億美元和0.9億美元，占總投資的22.4％和34.6％。在智利、日本、澳大利亞等8個國家的存量投資比上年凈減221.4億美元。從國別分布看，1979年開始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到1990年投資國家和地區達106個，美國、加拿大、香港等8個國家和地區累計存量投資比重為82.42％。到1997年擴展到146個，香港、美國、加拿大等前8個國家和地區的投資占總投資的68.3％。

二、成因分析

1.地緣政治和歷史文化因素。地緣政治和歷史文化因素對投資影響很大。美、日、歐洲諸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都選擇地理上接近或歷史文化聯系密切的地區，中國亦不例外。港澳及東南亞在地域上與祖國大陸或我國毗鄰，華人、華僑集聚，對中國文化有很深的認同感，歷史上同中國的經濟往來就十分頻繁。因此，中國許多跨國經營企業對港澳和東南亞地區的投資環境較熟悉，在對外直接投資初級階段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不十分明顯的情況下，在此投資有利于回避風險、積累經驗，推動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提高投資績效。所以中國對外投資初始階段的首選區位在該區。同時，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員，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外交關系融洽，投資的制約因素較少。因此，對外投資最初多選擇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

2.經濟技術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戰略因素。對外直接投資的結構與國家經濟、技術發展水平密切相關。中國并非資本剩余國，經濟結構層次和技術水平不高，僅有少量的OIL優勢，處于對外直接投資的初級階段，投資量不大，且囿于信息和便于管理與調控等因素，呈現不平衡的集聚狀態。同時，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在國際形勢趨于緩和的情況下，中國為實現趕超戰略，開始注重向發達國家投資，來學習和借鑒國外技術，因此投向發達國家的資金大量增加；而隨著經濟不斷發展而引發的資源環境壓力逐步增大，大量利用國外自然資源，強化對豐富的發展中國家投資成為中國企業的重要選擇。所有這些都促進了中國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格局的形成。

3.目標國外資政策、市場及開發潛力。外資政策對外資的進人至關重要，中國對外投資存量分布和與中國簽訂了經濟貿易協定、雙邊投資保護協議的國家和地區基本一致，也說明了這一點。發展中國家一般資源比較豐富，且資金、技術短缺，多處于賣方市場，外資政策寬松，歡迎有利于增加就業的資源開發等勞動密集型投資，這正符合我國的投資特點。發達國家的投資環境穩定，技術先進，市場廣闊，對外資開放領域有嚴格限定，資金需求主要在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領域。因此，隨著各國產業結構升級、市場需求轉變、外資政策調整及中國投資實力增強，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不斷進行地域分化和整合，投資歐美的產業，技術含量日益提高；勞動、資源密集型投資轉向發展中國家，并隨著對外直接投資增多，呈現地區多元化和布局趨向平衡的特點。這是適應全球一體化和國際政治經濟結構轉化的重要舉措。

三、區域戰略分析

1.投資區位選擇的戰略目標取向。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認為在產品的成熟階段，對外投資主要通過開拓市場，擴大規模來降低成本，應選擇收入和消費水平接近的東道國；到標準化階段為進一步降低成本，應選擇勞力成本較低的東道國。小島清的比較優勢理論則認為，對外投資應選擇邊際產業，向具有比較優勢和貿易帶動優勢的地區投資來促進出口和產業結構優化。折衷理論首次提出了區位優勢是跨國企業對外投資的關鍵因素，企業應充分利用東道國的資源、技術、資金、優惠政策，發揮比較優勢，獲取收益。上述理論從發揮和尋求比較優勢的動因上解釋了對外直接投資的目標取向。因此，中國企業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的布局亦應基于多重目標：（1）增加企業綜合競爭能力。投資于自然資源豐富、勞動力廉價、市場廣闊的東道國，擴大生產規模，提高效益，培育企業與世界跨國公司抗衡的能力。（2）帶動出口。我國是一個貿易大國，今后出口對國民經濟增長的作用將會繼續增大，對外投資應選擇能帶動本國設備、半成品出口的國家，并繞過貿易壁壘，減少貿易摩擦。（3）促進產業結構優化。遵循“投舊引新”的原理，把輕紡、傳統化工、機械等“邊際產業”投向一些發展中國家，重新獲得發展優勢；同時，立足長遠，向發達國家投資，學習、引進先進技術，突破各種限制獲得資金和市場，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促進經濟結構優化。（4）增加可持續發展能力。我國人均礦產資源折值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許多礦產資源已經或者即將制約經濟發展，環境壓力日益增大，應投資于國外資源豐富區，以獲取資源，減輕國內環境污染，贏得新的發展空間，促進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

2.總體戰略。對外投資按投資方向可分為向發達國家的上行投資和向發展中國家的下行投資。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在區位選擇上應以下行投資為主，兼顧上行投資。這由對外直接投資可能對生產和貿易的經濟效果產生的影響所決定。發達國家有完備的市場體系，經濟發展水平高，投資環境優越，投資于發達國家可以獲得先進的技術、管理、信息。但發達國家產業結構層次高，我國的相對技術優勢和管理優勢難以發揮，在市場上尚難同它們直接競爭。廣大發展中國家與我國有良好的政治關系，經濟結構相似，文化環境接近。它們工業化水平較低，從生產原料、工具到成套設備都需要進口。我國擁有的小規模優勢、適用技術與發展中國家現有的廉價勞動力資源與優惠政策相結合，有利于拓展多元化市場。同時，對發展中國家投資還可以旁敲側擊，利用東道國的配額和優惠政策主攻歐美市場。如通過投向一些非洲國家，利用它們享受西歐的特惠關稅，主攻西歐市場；對拉美直接投資，可利用北美對該區的優惠政策，廣泛利用北美的資金、技術和市場。

3.不同區域的投資戰略。（1）穩定提高亞洲的投資。如前所述，中國在亞洲的對外投資具有地緣政治、經濟、文化等有利因素，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削弱了大多數亞洲國家的經濟競爭力，但增加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優勢。亞洲豐富的自然資源，如東南亞的森林資源，西亞、中亞的石油、鐵、鉀鹽等對我國有著巨大的吸引力。而且無論是中國的小規模優勢、適用技術優勢還是特色技術優勢，如陶瓷、刺繡、園林、中醫中藥等都適合于在本區投資。同時在本區投資也易于推行“投舊引新”的戰略，優化我國的產業結構，突破因產業結構趨同導致的貿易壁壘和摩擦。本區的港澳臺和東南亞人口眾多，市場潛力大；該區各國和地區為吸引外資制定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投資環境較好。東南亞地區的國際合作開發不斷推進，瀾滄江一眉公河流域的共同開發得到了沿河各國和聯合國開發署的高度重視；中亞地區的經濟開發已收到了一定的成效，這都有利于中國拓寬對亞洲的投資領域。因此，亞洲不僅是中國過去和現在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陣地，還將是今后加強投資的重要地區。

（2）有重點的發展對歐美、大洋洲等發達國家的投資。歐美一直是全球科技創新的領導者。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和新興的市場經濟國家注重對歐美的投資，目的是追求美國高技術，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以求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取得領先地位。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世紀，中國跨國公司更應在這方面有所作為。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市場容量大，資源豐富，投資環境優越，與我國經濟聯系強，是中國重要的貿易伙伴和順差的來源國，在本區投資有利于沖破貿易壁壘，廣泛利用外資，學習先進技術、管理方式，獲得豐富的信息，增強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提高國民經濟素質。目前，我國在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投資主要以開發資源、低水平加工業居多，無法發揮中國企業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今后應改善投資結構，以長遠利益為主。由于中國發展階段和水平的限制，對上述地區投資規模不大，因此必須突出重點，有所為，有所不為。

（3）積極發展對拉美、非洲、中東歐國家的投資。這些地區不僅有我國緊缺的若干自然資源，而且我國產品和服務在這些地區也比較適銷對路，市場前景較好。我國的家電、服裝、紡織、皮鞋、絲綢等輕工產品和餐飲業在中東歐很受歡迎，而該區豐富的石油、天然氣等資源對我國企業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拉美的巴西、墨西哥、智利、委內瑞拉、秘魯等國的石油、鐵、鉻、銅和森林資源豐富，投資基礎良好，市場潛力大，易于發揮我國企業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非洲總體上經濟落后，工業化水平低，但利比亞、尼日利亞、南非、扎伊爾、贊比亞等石油、銅、鉻、鐵等礦產資源和森林資源豐富，與我國的經濟互補性強，前景廣闊。當然，該區一些國家政治動蕩，經濟混亂，但大部分國家投資環境較好，整體的潛力較大。

（4）加強對區域經濟組織內部的投資。目前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等緊密性區域組織已經形成，它們的貿易活動以經濟區域和經濟實體內部循環為主，外部循環為輔，實行嚴格的有差別的內外政策：區域內實現了商品、資本、勞務自由流動，取消關稅和貿易壁壘，統一工業和產品標準，而對區外進口則缺乏優惠條件。這些區域性組織的對華貿易保護日益加強，如1990年代以來，歐盟對華反傾銷愈演愈烈，截止2000年1月，歐盟對華反傾銷達20多種，覆蓋了從日用品到家電到工業品，北美自由貿易區對華反傾銷也不斷增多。因此，傳統出口很難進入。但中國企業在歐、美仍有很大市場空間。應通過強化投資，繞過關稅壁壘，將貿易摩擦變成跨國公司內部的交易，分享經濟集團內部企業的優惠待遇，開發這一廣闊的市場。另外，還要注意在更深、更廣的層次上對環太平洋國家投資，深化與本區的貿易、金融關系，繼續以港澳為依托構建21世紀的對外直接投資格局，防止被排除在亞太圈外。

四、建議與對策

1.加強宏觀調控。政府支持十分關鍵。首先，要制定優惠的稅收、信貸政策，并加快人世為企業的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創造條件，還要通過制定海外直接投資法、產業引導法等，輔以有效的匯率、還貸能力管制，加強區域性和全球性的戰略管理，規范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行為；其次，實施技術情報支持政策，設立專門機構對重點投資目標的政治前景、市場潛力、制度、勞動力市場進行及時分析，引導對外直接投資布局；第三，制訂區域和產業相協調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強化支持重點投資區的重點企業，推動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戰略。對中小企業和“邊際產業”主要強化信息支持和投資方向引導，使其發揮最大的比較優勢，獲得投資收益。

2.加快培育跨國公司和專門人才。大跨國公司多施行全球戰略，力求區域和產業投資最優化。加快組建中國的跨國公司，形成一批強大的投資主體，是改善對外直接投資結構的重要舉措。同時，人才是企業實行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的關鍵，世界上許多一流的跨國公司都確定了以人為本的制勝戰略，如英特爾、西門子、松下等。我國應加強人才戰略，培育出更適應于不同地區發展創業的專門人才。這些人應了解當地政治、經濟、文化及其瞬息變化的市場、金融、政局，科學決策，及時規避風險，推動投資布局合理化。

3.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華商網絡的“窗口”優勢。根據我國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不同的產業和不同類型的企業集團，選擇最優的東道國。力求產業結構和地區結構協調，并隨著經濟發展階段和行業優勢的轉變，使投資重點向經濟增長速度快、潛力大、綜合投資環境好的地區轉移。注重利用基于“親、地、神、業、文”五緣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華商網絡，發揮它熟知當地工商界狀況、法律、經營習慣等“世界”優勢，選擇經濟效益高、投資風險小的行業和國家，促進海外投資的地域結構優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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