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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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投資范文第1篇

1.企業人力資本投資風險類別

企業人力資本投資風險分為環境風險和管理風險。

環境風險是指企業在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時,因對外界環境因素的突發性變化認識不足而導致投資損失的可能性和投資收益的不確定性。包括:宏觀政治經濟形勢變化、法律法規調整、產業政策調整、科技進步等;

管理風險是企業在人力資本投資過程中因對人力資本特性認識不透、管理不當所導致的收益的不確定性或損失的可能性。分為管理者行為風險和被管理者反應行為風險。管理者行為風險包括:預決策風險、人力資本形成風險以及人、職匹配風險等;被管理者反應行為風險包括:職業道德風險、人力資本激勵與約束風險以及人力資本流失風險等。

2.企業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界定

企業人力資本投資風險是指企業投入一定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開發人力資本,然而在投資過程中由于對人力資本屬性認識不夠、利用和引導不到位,加之各種難以預料、控制的外界環境變動因素作用而導致投資收益的不確定性或投資損失發生的可能性。表現為未來若干年投資者的實際收益低于預期收益的可能性或收益不能補償投資成本的可能性。

二、

人力資本是凝結在人體內,可以提高生產效率和促進經濟增長的技術、知識和管理能力等。在知識經濟時代,當危機來臨來時,越來越多的企業意識到樹立人力資本投資觀念,完善企業人力資本投資風險防范體系,成為企業抵御風險,提升競爭力的關鍵。

三、人力資本的成本計量

人力資本的成本計量根據不同的需求可以分為歷史成本、重置成本和機會成本三種。

1.人力資本歷史成本法

歷史成本法是指對相關的招募、甄別、錄用和培訓費用全部資本化,在資產使用有效期內進行費用攤銷,按照資產類別確認虧損,或按照增加資產未來收益的任何額外耗費增加資產的價值。當數據可以確認時,這種方法是客觀可行的。

2.人力資本重置成本法

重置成本就是估計替代公司現有人力資本成本。它包括:招募、甄別、錄用、培訓、安置和發展新員工達到現有員工勝任工作水平所需支付的成本。其優點是找到了資產的市場經濟價值參照,局限性表現為其主觀性。

3.人力資本機會成本法

人力資本的價值可以通過公司內部競價過程產生,投資中心經理會對他們需要招募稀缺的員工進行競標。競標結果實質是對員工分類定價。這種方法有利于公司人員優化組合,實現高效益。[

四、企業人力資本投資風險防范體系構建

1.做好職務分析,預防人、職匹配風險

職務分析是對企業各崗位職務的設置目的、中心職責、工作內容、權限范圍、結構關系以及工作環境、工作條件等進行全面的分析、描述和記錄,是現代企業HR管理所有職能的基礎和前提。制定科學的崗位配置計劃,做好人事測。評工作,根據崗位要求,將最合適的人配置到最合適的崗位。企業以市場為導向實現企業與員工的動態協調和適應。

2.完善培訓機制,預防人力資本能力衰退風險

培訓需求分析是確定培訓對象、培訓內容和培訓方式的基本依據。科學的培訓需求分析要綜合運用人員測評和工作分析等技術,從整體戰略發展、工作和員工個人三個層面,結合企業外部環境調查,全面深人展開。謹慎選擇培訓對象。建立培訓風險管理機制以降低企業人力資本流失風險。

3.健全激勵機制,預防人力資本流失風險

健全激勵機制,對員工提升工作主動性和創造性具有促進作用,包括:物質激勵:制定薪酬政策、改善福利待遇等;情感激勵:加強與員工的情感溝通,尊重員工等;精神激勵:榮譽激勵、目標激勵、自我實現激勵、成就激勵等。重視人力資本產權在精神和物質方面給予員工合理的獎懲使員工產生激勵效果,避免員工流失。

4.做好投資收益分析,預防人力資本專業性投資風險

由于人力資本的能動性和不可轉讓性,使得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的不確定性較大,因此企業在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時應當做好人力資本投資成本核算,運用戰略發展思路來取舍項目,自覺規避投資風險,選擇通用性人力資本即復合型、綜合型人才,防范專業性投資風險。

5.確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指標,完善風險識別和預警、預控體系

人力資本投資風險預警,是指企業人力資本投資系統預防、糾正或回避人力資本投資失誤與投資波動方面所具備的一種功能。從人力資本投資過程帶來的結果入手,設計人力資本投資預警指標體系;根據人力資本投資過程內容及表現,按照其投資過程的特點及分類來構造預警指標,建立有效的風險識別和預警、預控系統。

參考文獻:

[1]張攀平.企業人力資本投資與競爭力提升[J].合作經濟與科技,2009(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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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侯金良.淺議企業人力資本及其計量方法[J].經濟師,2009(2):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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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靜.人力資本投資風險及規避措施[J].商場現代化,2009(3):291.

資本投資范文第2篇

關鍵詞投資決策投資期權

將期權理論引入資本投資決策的理論研究越來越引起國內有關學者的關注。但從目前研究的情況看，國內學者大多否認以NPV法為核心的傳統投資決策方法，而從其他途徑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相反，近年來國外學者卻并不完全否認傳統的投資決策方法，而是將其與期權理論結合，對其進行改進，從而更好地解決資本投資決策問題。這種改進方法的關鍵是確定基于期權理論的資本投資決策準則。本文將利用資本投資決策的期權特性來對投資決策重新進行評估，從而為投資決策提供依據。

1現階段投資決策的特征分析

1.1投資的不可逆性

所謂投資不可逆性是指當環境發生變化時，投資所形成的資產不可能在不遭受任何損失的情況下變現。資產專有性是造成投資不可逆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資本所形成的資產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專有性，而專有性資產在二級市場上的流動性較差。換言之，這些具有某個企業或行業特性的資產很難為其他企業或行業使用，投資后很難收回而變為沉沒成本。現階段投資的不可逆性更加突出，每個企業都想開發出具有市場獨占性的產品，以獲得超額利潤。這種產品往往是以前是市場從未出現的，對其的投資也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新產品的開發一旦失敗，其投資不可收回也就不言而喻了。例如：銀根緊縮可能使國內外投資者無法出售資產以收回他們的資金。

1.2投資的可推遲性

所謂投資的可推遲性是指投資項目在一段不很長的時間內可以被推遲的可能性。也就是說投資機會是可以選擇的。多數投資選擇并不是那種“nowornever”的機遇，即“要么現在投資，要么永遠不投資”。這是說投資者在投資時機上有一定的回旋余地。投資者可以推遲行動以獲得有關未來的更多信息。在大多數情況下，只要某項投資存在可推遲性，則在面臨外生風險的情況下，企業就可能通過推遲現在的投資以期獲得更多的收益。

1.3資本的未來回報是不確定的

理論上，確定性是指投資者知道其投資在將來的所得回報或收益的概率為1的情況。因此，在嚴格確定的概率意義上，不確定性是至少有兩個不同的可能發生的價值狀態的聯合。一般地，不確定性有兩個方面：“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就不確定性變量的性質角度而言，可把不確定性分為經濟上的和技術上的不確定性。經濟上的不確定性與經濟的總體運行(產業價格、運行成本)相互關聯。技術上的不確定性與經濟行業的總體運行不存在相互關聯性。這種不確定性是由決策過程內生的。不確定性主要產生于信息的不完全性。因此，在作投資決策時，對投資回報的任何估計總是不精確的。投資的這種不確定性與期權有著密切的相關性。一般來講，投資的不確定性越大，期權的價值就越大。

2投資決策的期權特性

期權是一種選擇權，期權最核心的特點是，期權持有人有選擇買或賣的權利，而并非義務。換言之：期權最后是否被執行，完全取決于持有人，如果最后不執行，其最大損失僅以付出的權利金為限。公司得到一個投資機會如同擁有一種購入期權，它擁有可選擇在未來某個時間購入一項資產的權利(但不是義務)，以求從項目中獲得利潤流的權利。因而，投資決策權類似于金融市場中的期權。其中，企業為獲取某一投資機會，需先期進行可行性研究、技術和人力資本積累、資本投入等，這相當于支付的期權費。企業在已獲得這一投資機會后，就擁有了選擇投資或放棄投資的權利，即相當于擁有了買方期權。企業可以在有利的條件下進行投資，即相當于行使期權，此時投資機會具有的價值就喪失，轉化為投資的成本，而最終獲取的投資收益則可能很大。企業也可以在不利的條件下不進行投資，即相當于放棄期權，損失的也只是已支付的期權費。

3基于期權理論的投資決策與傳統投資決策理念的比較分析

傳統投資決策方法是指以凈現值(NPV)法為核心、根據NPV大小判斷一項投資計劃是否可行的一系列方法的統稱。它是目前國內外投資決策所普遍采用的方法。按照這種方法，一旦NPV非負，項目即可投資；反之，則投資不可行。

舉例說明：假設一個投資項目投資額為110萬元，1年后，該項目產生的現金流有兩種可能性：市場向好為180萬元，若不景氣為60萬元，以后一直保持不變。從目前測算，其現金流為100萬元。項目的壽命為1年。再假定市場向好、向壞的概率各為50%，無風險利率為8%。由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估算出的資金成本為20%。

由傳統的NPV法則，可求出：

NPV＝E(C1)/(1＋k)－I0

＝(0.5×180＋0.5×60)/(1＋0.2)-110

＝－10

因為NPV＝－10<0，故應拒絕該項目。

由期權理論，可以用二項式定價模型求出其價值。因為該項目相當于一個看漲期權，當現金流上升并超過執行價I1時，便執行，否則放棄。在第0年決策時，現金流為100萬元，小于I0＝110萬元，故放棄并等待。1年后，若市場看好，現金流為180萬元，則投資，收入為E+＝180－I1＝180－110×(1.08)＝61.2萬元；而向壞時，現金流為60萬元，放棄投資，E-＝0；S+＝180/100＝1.8，S-＝60/100＝0.6。在不嚴格的情況下，可以不使用連續復利。由二項式期權定價理論可得：

P＝[(1＋r)－S-]/(S+－S-)

＝[(1＋0.08)－0.6]/(1.8－0.6)＝0.4

項目價值為：

C＝[PE+＋(1－P)E-]/(1＋r)

＝(0.4×61.2+0.6×2)/1.08=22.67(萬元)

項目價值C>0，故該項目不能拒絕。

具體做法是期初不能投資，但也不能否決這項目，而應保留該項目的投資權。或者，應該以C＝22.67萬元的價值出讓該項目的投資權。

啟示：由上分析可見，以NPV法為核心的傳統決策方法忽視了投資的不可逆性和可推遲性，因而在實際運用中存在著缺陷。而將期權理論引入資本投資決策，可彌補傳統的投資決策方法不考慮投資不可逆性和可推遲性的缺陷。資本投資大多具有不可逆性和可推遲性。這十分類似美式看漲期權的特性。為了尋找更有利的投資機會，推遲資本投資的權利就是一種期權——可稱為資本投資期權。當一個企業進行一項不可逆的投資時，它就執行了投資期權，也就放棄了等待新的信息的機會，而新信息可能會影響投資效果的好壞和投資時間的選擇。這也意味著即使市場條件發生逆轉，該企業也不能不投資。這種期權價值的損失是一種機會成本，應作為投資成本的一部分加以考慮。即是：對一項不可逆的、同時是可推遲的投資而言，推遲投資的權利就是投資期權，且這種期權具有的價值必須在投資決策中予以考慮。

4對傳統資本投資決策準則的改進

4.1項目的價值構成

任何項目的價值來自如下三個方面：首先，來自項目的盈利價值(in-the-money-value)，該值僅為現在(t=0)投資時項目的NPV；其次，來自項目本身所形成的內含的期權價值，如信譽、市場地位等；最后，因資本成本和價格運動所帶來的期權的價值。因此，在評估投資期權價值和進行投資決策時，必須考慮投資期權的價值。

真實NPV(TheTrueNPV)＝項目的基本NPV(TheBasicNPV)＋（內含的）期權價值＋（因資本成本和價格運動所帶來的）期權價值

4.2可推遲項目的價值構成

我們知道，考慮投資時間期權的價值(TheValueoftheInvestment-TimingOption,ITOV)，推遲投資將增加投資項目的價值。基本NPV按現行(t=0)折現率對項目的所有現金流折現后計算而得。真實NPV與基本NPV之間的差值即為投資時間期權的價值。一個可推遲項目的真實NPV等于考慮了投資時間期權的NPV(TheOptionAdjustedNPV,OANPV)，而OANPV可按美式看漲期權來估價。可用公式表示如下：OANPV=NPV+ITOV。

4.3基于期權理論的投資決策準則的確定

由于項目推遲的不確定性，則無論利率多大，OANPV總不為零。當利率等于OAIRR(TheOptionAdjustedIRR)時，期權的價值為零，因為此時期權充分盈利，即為了保持期權而推遲投資所得正好抵消了未立即執行期權并實現正的NPV在價值上的損失。例如：如果當商品市場價格等于約定價格時，期權的價值為0，此時期權已充分盈利。保持期權而推遲購買所得正好抵消了未立即購買而消費商品而有的損失。也就是說如果OAIRR小于IRR(內部收益率)可保證隨時執行期權有足夠的價值。

這樣，對于現行的短期利率r，有OAIRR準則：若rOAIRR，則推遲投資。注意，這一決策準則實際上是執行美式看漲期權的標準準則。當ITOV=0時，OANPV=NPV，這時對于給定的現行短期利率來說，該項目的NPV達到了它的最高值。此時，如果擁有投資時間期權(ITO)的企業投資該項目，那么該企業就能充分利用項目中隱含的所有期權的價值。這種情況發生在OANPV=NPV時，而此時在ITO的壽命期間內可能不止存在一個利率。這就定義了該項目接受域，即OANPV=NPV時所對應的利率范圍。由此，可得到OANPV準則：若ITOV=0，則進行投資；若ITOV>0，則推遲投資。

總之，在給定現行短期利率的基礎上，投資項目的NPV能達到了它的最高值，期權能充分盈利，則進行投資；否則推遲投資。

5改進的投資決策準則的意義

改進的投資決策準則，有助于識別更多的有價值的投資機會。改進的投資決策準則中包含了對未來不確定性的定價和對增長期權的分析，它通過給不確定性賦值，將那些靈活性價值大于投資現金凈損失的項目識別出來，為企業和國家找到了更多的有效投資機會，拉動了有效投資需求。

改進的投資決策準則，有助于彌補傳統投資決策工具的不足，為項目評枯、決策及經營管理提供更客觀有效的分析結果。

總之，期權理論應用于投資決策，不是對傳統方法的否定，而是在保留傳統投資分析方法合理內核(貨幣時間價值等)的基礎上，對傳統方法固有局限性(忽視投資的不可逆性和可推遲性)的重大突破，增加了投資決策的靈活性和合理性。

參考文獻

資本投資范文第3篇

推動民間資本參與農村土地整治，可以擴大土地整治的資金來源渠道。推動該項工作的全面迅速開展，也為了有助于提高全國土地整治的實際效率和成效，國家從政策層面一直在鼓勵民間資本的進入。

民間資本和政府投資在土地整理中的收益機制是不同的。政府資金投入屬于著眼公共目標的投入，主要是為了有效地增加耕地面積、提高耕地質量和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此類資金不考慮經濟上的回報；除了達到以上目標外，地方政府在此中的收獲基本只是獲得占補平衡所需要的補充耕地指標。民間投資與政府投資的最大區別就在前者著眼的是收益回報，而不具備單純服務于公共利益的特征。民間資本在土地整理中的投入雖然能在客觀上實現以上目標，但如果不能構建出一整套投資的收益回報機制，實現資金投入的正常收益，則無法吸引到民間資本進入。因此，要推動民間投資參與農村土地整治，開展市場化和產業化運作，核心問題是要科學地進行利益調整和分配。

成本收回和合理回報是個難題

民間資本的回報來源，在于對土地整治后的升值收益進行合理分配。這種升值收益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產量提高帶來的收益；一類是政策許可下的指標收益。

土地整治可以帶來耕地面積的增加和質量的提高，從而提高產量，增加收益。民間投資者可以通過事先約定，從增加的收益中分成來實現投資回報。但土地整治帶來年度耕種收益的增加與投資額相比較小，要以此來形成合理的投資回報，則需要很多年來逐步實現。而且這種回報還要受年度豐歉程度、農戶守約意愿、地塊未來利用變更和國家政策變化等多種因素影響，存在很高的交易成本和不確定性，民間資本很難選擇這種方式。在現實中也鮮有成功的案例。

按《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的規定：土地整理新增耕地面積的60%，可以用作折抵建設占用耕地的補償指標。一些地方對土地整治形成的新增耕地指標構建了一個指標交易市場，指標可以直接上市交易獲得回報。由于可以迅速收回投資和得到回報，這種方式在民間投資進入土地整治的實踐中應用較多。如四川遂寧安居區的一個案例中，采用的是政府與民間投資者按照1∶9的比例分配新增耕地指標；而江西贛縣的一個土地開發項目采用的是3.5∶6.5的比例分配。這種分配新增耕地指標的方式多發生在以農地整理為主的項目中，由于農地整理成本普遍較低，民間投資者出售耕地指標后能實現資金平衡和一定的回報。

目前各地正在開展的以集體建設用地為主要對象的土地綜合整治，如何引入民間投資實現其投資回報則成為一個難題。

集體建設用地整理成本遠高于農地整理成本。根據對成都和重慶一些地區調研掌握的數據，根據地塊原狀不同，集體建設用地整理成本從幾十萬到上百萬不等。民間投資如進入該領域，不論是增加耕種收入還是新增耕地指標出售，都無法實現成本收回和合理回報。

按照《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試點管理辦法》的規定，農村建設用地復墾后的建設用地規模，在優先保證被拆遷農民安置和農村公共設施建設用地，并為當地農村集體經濟發展預留空間后，剩余規模可用于城鎮建設，同時要求“項目區建新地塊要按照國家供地政策和節約集約用地要求供地和用地”，即在城鎮周邊可通過招拍掛方式供應經營性用地。如果把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看作一個整體，則農村建設用地的減少環節是純投入的環節，而收益部分在城鎮建設用地增加環節。因此，要引入民間投資的是在農村建設用地減少環節，而他們的成本和收益的實現則是在城鎮建設用地增加的環節。

利益分配有三種方式可以選擇

從各地的實踐來看，民間資本的回報分配方式有以下三種可能：第一種，固定比例的收益回報方式。政府與民間投資在項目開展前簽訂合同時確定一個基本的投資額度預算和固定的投資回報率，在驗收時對其資金投入數量進行審計核定，從本年度的土地出讓收益中返還其投入資金，并按照約定的投資回報率撥付其收益，相當于把民間投資者作為工程項目的承建商。《財政部關于印發〈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支管理辦法〉的通知》規定，土地出讓收益可用于農業土地開發支出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支出，民間投資在集體建設用地復墾中的投資內容都符合土地出讓收益的支出方向，以成本加固定收益來支出，不存在法律問題。

第二種，以土地出讓收入的一定比例作為回報。欠發達地區的政府在與民間投資者的談判中相對處于較弱勢，希望用更高的收益率來引進資金，個別地方出現了以當地土地出讓收入的一定比例作為民間投資回報的案例。這種做法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首先，在政策層面，《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支管理辦法》中對土地出讓收入的支出方向有明確界定，不支持這種以比例方式分配投資收益的方式。其次，在市場行為層面，按比例分配收益一般限于兩種情況：投資者和對收益的多少有重要影響的人，就像股東和管理者參與企業利潤分配一樣，因為企業利潤的多少與管理者的能力有關，為了刺激和獎勵管理者創造更好的效益，在利潤中對其進行一定比例的獎勵是常見的。但民間投資參與土地出讓收益分配，民間投資者在國有土地使用權中沒有任何權益，以權益擁有者參與出讓收益的比例分配是不成立的；同時，民間投資者對于土地出讓收益的多少沒有影響，影響出讓收益的主要是土地市場供求關系。因此，第二種情況明顯不符合當前法律規定，也不符合一般市場規則。在現實中個別地方出現，此類情況應被制止。

第三種， 在“ 地票”或“ 指標” 交易中分配收益。由于第二種情況明顯不合理，而又希望能避免以固定回報，而是以與市場價格相關聯的回報率能有所變動的方式，來刺激民間投資進入，重慶和成都采用了“地票” 或“ 指標” 市場的模式。不管是農戶和農民集體，還是民間投資，參與增減掛鉤獲得“地票”或“指標”，可以進入市場交易。但是交易獲得“ 地票” 或“指標”者，并不能直接獲得某塊土地的使用權，重慶規定獲得“地票”者僅僅獲得優先選地權，在選定的地塊進入市場時，還需要平等地參加招拍掛；成都規定通過“指標”獲得的是參與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的準入權。在這種方式中，試圖把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的兩個部分分成兩個市場，城鎮建設用地增加部分走正常的土地公開招拍掛方式，“地票”或“指標”市場則將農村建設用地減少后獲得的建設用地指標通過交易獲得回報。但是這種方式面臨眾多問題，比如“地票”或者“指標”的法律和權利內涵，政策規定對市場影響，以及“地票”、“指標”和招拍掛出讓這樣一種復雜的雙層市場之間的相互影響等。如何完善這種市場交易機制，給予民間投資更直接而穩定的回報方式，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資本投資范文第4篇

關鍵詞:教化;人力資本投資;資源配置能力

中圖分類號:F2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6)04―0078―07

一､引 言

人力資本投資究竟包括哪些形式,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深入探究的問題｡自貝克爾(Becker,1962)將人力資本投資劃分為教育､培訓､醫療､保健和遷移等五種形式以來,既有的人力資本理論主要是圍繞著這五種形式開展理論與實證的｡客觀地說,它們確實都是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形式,能夠對許多經濟現象作出合理的解說｡但是,如果將現有的人力資本理論用于解釋中國從改革開放到20世紀90年代前期的區域間經濟增長時,卻會出現這樣一個困惑:根據人力資本理論,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與人力資本存量(人口素質)具有明顯的正相關｡按理,這種關系也應在中國各省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的比較中顯現出來,可是,當我們將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具有較大反差的浙江和陜西比較時卻會得出相反的結論:陜西省平均科技､教育和文化水平要高于浙江,而浙江省的經濟發展明顯優于陜西①｡但這種現象既不能從自然資源和實物資本(包括國家投資)方面找尋(因為這些方面陜西都不亞于浙江),也無法籠統地歸因于傳統的人力資本投資形式,因為陜西具有更廣闊教育資源､雄厚的科技資源和強大的科技開發能力(王文博,1996;王忠民和郭立宏,1997)｡考慮到在20世紀整個80年代勞動力流動的體制和政策障礙以及實際勞動力流動的規模,勞動力流動至多只能較小部分地解釋這一現象｡理論界將這一現象或困惑稱為“浙江―陜西之謎”[5][9]｡

在筆者看來,造成“浙江―陜西之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既有的人力資本理論基本上將投資形式局限于教育等五種形式,而其中的教育又常常囿于狹義的范疇,亦即正規的教育,并且主要是科學技術､知識的傳播和訓練｡其實,思想觀念､風俗習慣､區域群體的價值取向､道德規范､意識形態等非正式制度也對經濟增長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尤其是在經濟轉型之際｡本文將那些對適應于新經濟體制的非正式制度的認同并形成相應的行為規范的活動,稱之為教化｡文章的主旨是通過對浙江―陜西之謎的解析､對既有人力資本理論的假設條件的拓展,論證這樣一種新觀點:教化也是人力資本投資的一種重要形式｡同時,在比較教化投資與其他人力資本投資形式異同的基礎上,就如何提高教化投資的收益率提出一些思考｡

二､關于教化與人力資本投資的理解

按照舒爾茨的觀點,人力資本是一種為提高人的能力而投入的資本,人力資本投資則是指通過對人的投資,增加人的生產能力和收入能力的活動｡從形式上來看,雖然人力資本投資是對人進行各種投資的花費或者說資本化支出,但它實質上卻蘊含著人所具有的經濟價值之能力在提升的潛質｡

聯系實際來考察這一問題,在人力資本具有經濟價值的潛質能力中,就我們的分析而言,尤為重要的是人力資本所包含的資源配置能力和資源轉換能力①｡對于人力資本的資源配置能力,學者們有寬窄不同的界定[5][19]｡筆者則將其定義為:對經濟條件或制度結構的變化作出反應､發現潛在機會,果斷抓住機會,決定資源投放方向和投資組合,以獲得更多經濟成果的能力;而資源轉換能力則是在資源配置既定的基礎上有效制造產品的能力｡顯然,兩者分別對應于生產經營中的資源配置過程和資源轉換過程｡

作為本文關鍵詞之一的概念教化,與人力資本的這兩種能力尤其是資源配置能力密切相關｡眾所周知,人是觀念的動物,馬克思也曾以蜜蜂與建筑師的比較來說明人類勞動是一種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15]｡在經濟學中,觀念可以視作對人與人之間在生產和交換中結成的關系的理解和理解的差別[26],其中,價值取向､意識形態､風俗習慣､倫理道德等等都可以看作是觀念的各種表現形式;同樣,解放思想也可以視為更新觀念的另一種表述｡教化則是樹立觀念和更新觀念的過程和方式｡具體地說,適當的教化可以減少降低環境中的不確定性和交易費用,減少機會主義風險､節約強制實施制度的費用,并經由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來變更人們的效用函數,從而增進生產性活動,推動經濟增長｡

例如,由于現實世界的復雜性與人類理性的有限性之間的不對稱,當個人面對錯綜復雜的局面無法迅速､準確和費用低廉地作出理性判斷以及現實生活的復雜程度超過其理性邊界時,人們可以借助于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和道德規范等來走“捷徑”或抄近路[12]｡這些非正式制度以世界觀的形式出現從而簡化決策過程,節約時間和費用｡另一方面,教化也有助于擴大和深化勞動及知識的分工｡梗概地說,觀念影響著人類經濟生活中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各個環節,如果通過教化能夠延展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那么,教化就可以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經濟資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歷史和現實表明,觀念是人的對象化能力,包括人們認識､反映和利用世界的能力,理解和調整人類自身的能力,而建立與現代經濟相適應的思想觀念,也就是提升了人力資本的資源配置能力｡不言而喻,這些非正式制度一方面產生于宗教､傳統､習慣之中,另一方面來自教化｡倘若傳統､習慣等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那就突顯出教化的重要性,而在思想觀念急劇變革的經濟轉型時期,則更是如此｡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建設之所以取得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一個重要原因是發軔于20多年前關于真理標準大討論的解放思想｡可以說,改革和發展的過程,也是解放思想的過程,思想解放推動了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6]｡在經濟學看來,如果思想僵化,沒有創新,經濟世界就成了一個簡單循環的世界,就不會有現代經濟增長｡事實上,現代經濟增長必須依賴某種特定經濟觀念的普遍化和穩定化方能發生和持續,沒有經濟觀念的準備和“時代精神”的培育,現代經濟增長便不可能(羅衛東,2001)｡在我國,經濟轉型意味著資源占有方式和資源配置方式的重新定位,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迫使人們不得不忘卻舊體制,學習新體制,包括學習那些支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價值觀念｡在這個重大而深刻的變革過程中,人們首先需要獲得和提高的是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人力資本的資源配置能力,然后才是資源轉換能力;而且,在轉型初期,提升資源配置能力的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率也遠高于增強資源轉換能力的人力資本投資｡解放思想,既為變革､創新和企業家精神的培育和弘揚創造了條件,也為人們按照社會需求配置自身的資源提供了理論支撐,還可以降低新制度的實施成本和摩擦成本[8],從而降低制度的轉型成本,提升了人所具有的經濟價值,增強了人力資本的資源配置能力｡因此,我們可以把教化看作是一種人力資本投資,尤其是在經濟轉型中,這是一種高收益率的人力資本投資形式｡

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可以從教化投資與狹義的教育､培訓､醫療保障等人力資本投資相比較中進一步明晰化｡因為教化投資不僅增加了個人的人力資本,提高了個人的經濟價值,而且也增進了社會品德,提高了社會經濟價值,增加社會資本｡也就是說,教化投資具有一定的外部效應｡關于這種外部效應,我們可以通過觀念變革之于經濟增長的分析而得到部分說明｡

庫茲涅茨在研究了許多國家的經濟增長后指出,一個經濟時代中技術和經濟相互作用不僅伴隨著制度變革,而且也伴隨著有關社會信念的改變;而且,為了克服舊信念的阻力并孕育一套新的更合適的價值觀所需的努力和時間部分地說明了每個時代的時間長度｡[13]這就是說,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必定伴隨著流行價值觀念的迅速變化,這種變化既是經濟增長的結果,同時又是推動經濟進一步增長的原因｡正由于此,我國學者隨著研究的深入,越來越關注傳統習慣､文化､道德觀念､價值取向等因素在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譬如,吳敬璉和劉吉瑞在其專著《論競爭性的市場體制》中就單辟一章,論述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觀念更新的關系;[24]孔涇源在《中國經濟生活中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一文中,對處于非正式制度安排中重要地位的意識形態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12]樊綱的《中華文化､理性化制度與經濟發展──對“華人經濟”與“東亞模式”的一種制度經濟學的解釋》,在分析傳統文化對經濟發展之重要影響的基礎上,強調要“走上制度理性化道路”｡[8]汪丁丁､光､盛洪､茅于軾等學者則對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道德問題作了深入解剖｡在筆者看來,國內學者的以上論述,實際上都是從不同的側面論證了教化的重要性,只不過沒有從“教化投資”的路徑來對這個問題進行專門的分析罷了｡

當然,思想觀念的轉變往往存在著困難性并嚴重滯后于現實｡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結尾提醒道,“狂人執政,自以為得天啟示,實則其狂想之來,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個學人｡……在經濟哲學以及政治哲學這方面,一個人到了25歲或30歲以后,很少再會接受新說,故公務員､政客､甚至鼓動家應用于當前時局之種種理論往往不是最新的｡然而早些晚些,不論是好是壞,危險的倒不是既得權益,而是思想｡”[10]薩繆爾森也在其《經濟學》中引用了諾貝爾獎獲得者､以發現革命性的量子理論而聞名的物理學家普朗克的《科學自傳》中的一段話:“這一經歷(指普朗克從事物理學研究的經歷──引者注)也使我有機會了解一件事實──在我看來是一件不平凡的事實:一項新的科學真理取得勝利,并不是通過說服它的對手從而使他們認識到這一真理,而是由于它的對手最終都死了,而熟悉這一真理的一代新人成長起來｡”薩繆爾森緊接著指出,這一教誨同樣適用于經濟學｡誠然,本文更加關注的是與推動經濟增長相關聯的思想觀念,不過,這些的思想觀念的轉變其實也是如此｡[16]舒爾茨在《制度和日漸提高的人的經濟價值》一文中指出,人的經濟價值之增長對于制度的新要求,在這種適應新人力價值增長過程中存在著制度上的滯后現象｡[18]這種滯后固然包括政治和法律等正式制度安排的滯后,但更是思想觀念等非正式制度建設的嚴重滯后①｡對我國來說,經濟轉型還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滯后性｡比如,在社會經濟從自然經濟､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要求人們形成與此相協調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和道德規范,但觀念的根本性轉變是難以一蹴而就的,從而會落后于社會經濟形態和經濟結構的變遷,同時也增加了變遷的難度｡究其原因,主要是與正式制度可以在短時間內形成､變更或廢止,在國家和區域之間具有較大的可流動性和可移植性相比,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和道德觀念等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和轉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且難以在國家或區域之間移植,更多地只能是演進｡因此,從這些層面上來理解,我們關于“教化投資”的分析和研究,的確有進一步拓寬和加深的必要｡

三､對“浙江―陜西之謎”的一種解讀

結合以上的分析來解讀“浙江―陜西之謎”,可以把這種現象之謎解釋為人力資本所包含的資源配置能力差異所致｡為分析之方便,我們進一步把人力資本的資源配置能力細分為技術型資源配置能力､市場型資源配置能力和制度型資源配置能力｡技術型資源配置能力是指按生產的技術效率配置資源的能力;市場型資源配置能力包括尋找市場空隙的能力､抓住市場機遇的能力和按照市場需求結構調整產業結構的能力等;制度型資源配置能力則表現為制度創新的能力､在新制度環境下的適應能力以及人際關系協調能力｡資源配置能力有時也可稱為應付非均衡的能力,但這里的非均衡,不僅包括舒爾茨所說的經濟條件變化造成的非均衡,也包括由于制度結構變化造成的非均衡｡

眾所周知,經濟增長是由勞動力素質(質量)､勞動力數量､(物質)資本､技術進步､制約勞動力發揮作用程度的經濟條件和制度結構等許多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推動的｡但自從盧卡斯(Lucas,1988)提出把人力資本作為內生變量的“內生性經濟增長”模型以來,經濟學家們比以往更強調人力資本的“增長引擎”作用[3]｡巴羅對98個國家自1960年至1985年間人均GDP增長率的比較分析證明,教育投資是人均GDP增長的重要原因｡[2]人力資本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可以通過以下的傳遞鏈條簡約地理解:人力資本投資人的能力增強人力資源價值提升對經濟增長貢獻提高｡支持這種傳遞鏈條的許多研究表明,人力資源的價值與以受教育程度為代表的人力資本衡量指標之間存在很好的相關性｡例如,世界銀行1995年人力資源核算的實證分析表明,受教育年限與人力資源的價值具有很強的相關性,其相關系數為R2=0.74(丁小浩,1997)｡不過,影響這根傳遞鏈條任何一個環節的因素都制約著人力資本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效能,因而,我們比較人力資本對于浙江與陜西經濟增長的影響時,必須剔除其他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以陜西與浙江的相比而言,無論是自然資源､實物資本還是國家對這兩個地區的投資,在改革開放到20世紀90年代前期,陜西都具有明顯的優勢;從教育､科技實力來說,陜西也要優于浙江[21]｡由此可見,浙江的經濟增長快于陜西,不能從上述因素中尋找緣由｡

筆者以為,產生“浙江―陜西之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既有的人力資本理論的隱含條件在浙江與陜西比較時并不成立｡一般而言,人的能力來源于三個方面:一是先天稟賦;二是周圍社會經濟環境的影響和熏陶;三是后天的教育和培訓｡人們的先天稟賦的確存在差異而且這種差異也影響著人的能力,但如果我們在人數很多的區域間比較時,可以合理地假定先天稟賦在大樣本中的分布是基本相同的,從而在比較時可以忽略此項①｡對于第二方面,由于西方國家許多地區之間的文化背景基本相通,來自這些地區的人們由思想觀念､價值取向等因素引起的能力差距不大,所以,西方經濟學家們通常也就忽略掉了這方面的因素｡正由于在當代市場經濟國家尤其是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或地區中,人的能力來源的第二個方面──周圍社會經濟環境影響和熏陶相同的假設在很大程度上是存在的,從而,西方經濟學家們僅從第三個方面出發,把異質的能力轉化為對教育､培訓的資金投入或受教育年限等同質因素,進行比較分析,所得出的人力資本可以較好地符合于現實,人力資本理論的確也獲得了相當程度的普遍適用性｡但是,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至20世紀90年代前期,西方經濟學人力資本理論所要求的這一環境條件是不存在的｡盡管我國各地區的根本社會制度相同,可是,地區間的社會歷史､文化傳統卻各異,在各地區間思想觀念､文化氛圍､價值取向,造成了制度型資源配置能力､市場型資源配置能力中的尋找市場空隙的能力和抓住市場機遇的能力差別很大,原來的狹義教育和培訓也不能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初期提供具有強烈市場經濟意識的經濟行為者｡因此,如果說浙江經濟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浙江人很強的資源配置能力,那么,這種能力在改革初期只能從浙江的社會歷史和文化傳統中去找尋｡

浙江許多地方世代相傳的工商業傳統,造就浙江一直具有較濃厚的商品經濟意識氛圍,形成講功利､能吃苦､善學習､肯冒險､敢競爭的思想觀念｡浙江求真､務實､開放､創新的人文精神與呂祖謙､葉適､陳亮的“經世致用”､黃宗羲的“工商皆本”､大禹的“敬業治水”､勾踐的“臥薪嘗膽”､王陽明的“批判自覺”等深厚的文化淵源相得益彰｡浙江在歷史上還是中央統治力量控制較為薄弱的地方,即使在計劃經濟年代,浙江以集體經濟為主體的非國有經濟一直具有相對較高的比重,這便有助于保存和萌發較多的市場經濟因素｡這些原因,加上浙江自然資源匱乏帶來的生存壓力,使得浙江人在改革初期就具有較強的人力資本的資源配置能力,善于捕捉各種機遇,擺脫僵化的計劃體制的思想觀念和管理體制的束縛,抓住經濟體制轉型的契機,利用適當超前的經營思想和經營方式,獲得“先發優勢”,有力地推動了浙江經濟的發展｡相對而言,陜西人當時的資源配置能力就顯得不足｡王忠民和郭立宏曾將陜西經濟發展落后歸結為“技術潛力所形成的供給結構與資源相對優勢所形成的技術的需求結構的不匹配”,其實,這就是缺乏資源配置能力的一種表現形式｡[23]解開“浙江―陜西之謎”的一把鑰匙或許就是人力資本的資源配置能力｡

人力資本的資源配置能力的差異性還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什么相同的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在不同地區會產生不同的經濟績效｡前蘇聯和東歐的激進市場化改革政策并沒有達到改革者所預期的目標,研究前蘇聯和東歐改革的著作里經常論及那里的人不熟悉市場運作規則,缺乏“市場精神”｡在研究兩德統一問題時,有些學者,如姚先國等也認為,德國東部地區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心理､觀念上的無形障礙也許比有形障礙更難克服｡這些現象均表明,非正式制度是一種專用性很高的資產,同時也凸顯了教化的艱巨性｡

“浙江―陜西之謎”告訴我們,在比較處于經濟轉型時期的國家或地區的人力資本時,要注意西方人力資本理論適用的環境條件｡否則,如果不加區別地套用西方人力資本理論,有可能會得出似是而非的結論｡我們應該根據結合實際情況放寬西方人力資本理論的假定條件,拓展人力資本的外延,不僅把正規教育､在職培訓､醫療保健､遷移(流動)等投資所形成的人力資本存量看作是人力資本的構成因素,而且把該區域內勞動力受歷史文化傳統影響而形成的不同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以及與現代社會經濟生活相適應的道德規范等也視為人力資本的構成因素｡至于教化的形式,既可以是潛移默化式的,例如周圍社會經濟環境的影響和熏陶,也可以是頭腦風暴式等各種形式,關鍵是要建立與現代社會經濟相適應的思想觀念｡

四､簡短的結語

既有的人力資本理論將人力資本投資形式局限于狹義的教育､培訓､醫療､保健和流動,本文的分析則表明,教化也是人力資本投資的一種形式｡社會經濟的轉型凸現了教化的重要性｡將教化視作人力資本投資并沒有否定原來的人力資本理論,而是一種補充和拓展｡

要提高教化投資的收益率:(1)重視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過程的教化,一方面教化的內容要與市場經濟相適應,使教化與市場經濟相互促進､同步協調發展;另一方面,還要為這樣的教化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2)政府應積極引導教化投資,并利用教育､宣傳､法制､經濟等多種手段,采取多種行之有效的形式,使教化真正落到實處｡教化投資具有的相當的外部效應,所增進的一部分資本存量又是社會資本,故政府應積極參與教化投資,甚至成為投資的主角｡教化的形式有多種多樣,可以通過人員的交流和流動,在市場經濟較為發達､工業文明程度較高地區工作和生活過程中感受､模仿和潛移默化;可以在日常教育中能提高人們對市場經濟體制的認同感,增強人們的資源配置能力;也可以是政府促進人們思想觀念､價值取向的轉變｡政府在促進思想觀念､區域群體的價值取向等非正式制度變遷時,還有誘致性變遷和強制性變遷之分｡但不管哪一種變遷,都應該注意教化內容的適當性､方式的靈活性和多樣性,注重教化的效果,避免傳統說教的那些弊端｡而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產權制度､降低信息成本等等,也有助于提高教化投資的收益率｡

教化投資是一項極其復雜的系統工程,本文的分析只是在高度概括的層面上對其展開了一些考察｡至于如何細化教化投資,則需要經濟學作出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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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投資范文第5篇

關鍵詞:人力資本投資財務;環境;假設;目標;方法

    一、企業人力資本投資的特點與意義

    在經濟學研究領域,人力資本投資是一個具有較高使用頻率的術語。然而,對于什么是人力資本投資,目前卻還缺乏明確、統一的解釋,在筆者看來,人力資本投資是以人為對象,以開發人力資源,或擴大人力資源存量,或提高人力資源質量等為目的的資金運用行為。按投資主體的不同,它可以劃分為個體投資、組織投資和政府投資三個方面。

    本文主要從企業主體的角度研究人力資本投資問題,而不考慮個人及其家庭與政府的投資。與人力資本的個體投資、行政事業單位投資以及政府投資比較,企業的人力資本投資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1)投資的目的主要在于優化企業的人力資源結構,提高人力資源素質,以期在不斷提高人力資源效率的同時,從人力資源方面培植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強化企業競爭優勢:(2)投資的性質主要體現為財務性投資。也就是說,企業人力資本投資與企業的其它任何投資一樣,是以預期現金流量分析為依據,以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這一財務目標為決策原則的一種財務投資行為。(3)投資的知識領域具有特定性。企業人力資本投資從知識性投資方面看,是一種專屬性投資,即無論是新聘員工崗前訓練,還是在職員工的崗位培訓,都是針對企業生產經營所涉及的特定知識領域所展開的,這就如一個電器專業的在校本科生,需要學習各類電器的各種(構造、生產、運行、維護等)原理,但對一個電視機生產企業的員工來說,對其培訓的內容就主要限于電視機的各種原理。

    企業人力資本投資作為一種財務投資,無疑對企業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首先,企業人力資本投資不僅可以通過提高企業員工的操作技能和勞動熟練程度來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且能夠提高物質資本的利用率和產出率,進而能使企業獲得人力資本投資的杠桿收益。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赫克曼教授在北京大學作學術演講時曾經說到:“在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情況下,人力資本投資與物質資本投資之間的不平衡,己經減少了物質資本投資的回報,實際上浪費了本可以用來促進增長的物質資本投資。”盡管詹姆斯·赫克曼教授是從宏觀層面來描述在中國人力資本投資與物質資本投資存在的不平衡,但這一分析同樣切合中國企業的實際。長期以來,企業在物質資本投資方面舍得花錢,買設備、上項目不惜一擲千金,而對人力資源的投資則斤斤計較, 以至物質資本大量閑置或效率低下。在這種情況下,合理地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無疑對實現企業內部的能力平衡,提高物質資本的利用率和產出率具有重要意義。其次,企業人力資本投資是適應知識經濟條件下企業參與市場競爭的客觀要求。市場經濟環境下,企業利潤及現金流量的多少,財務狀況的優劣,從根本上說是由企業的競爭能力決定的。競爭能力特別是核心競爭能力是鞏固和強化企業財務能力,進而實現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在知識經濟條件下,企業培植和強化核心競爭能力的關鍵在于建立一支專業知識豐富并能夠實現效率平衡的高素質的人才隊伍。企業人力資本投資正是適應這一目標要求的一種財務行為。通過人力資本投資,不僅可以提高企業人力資源的專屬知識含量,更充分地發揮知識生產力在企業價值創造中的作用,而且可以形成與企業核心競爭力相適應的、維持企業高效率運行所必需的獨特企業文化,因此根據人力資本投資的特征,系統地構建人力資本投資財務的理論框架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而且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

    二、人力資本投資財務的基本理論框架

    要構建人力資本投資財務的理論框架,首先應當明確人力資本投資財務的基本含義,這就如同要構建財務理論框架,首先需要明確什么是財務一樣。然而,人力資本投資財務作為一個全新術語,想要從現有文獻中找到其定義是困難的,筆者認為人力資本投資財務是指與人力資本投資相關的一系列價值活動和價值關系。其中,價值活動包括投資前的價值分析、預測以及投資后的價值監控、調節和評估等;價值關系則是由人力資本投資所形成的經濟關系,如投資額在各類型人力資源或其個體之間的分配關系、接受投資的人力資源個體對企業服務的契約責任關系等。

    人力資本投資財務的理論框架,包括人力資本投資財務理論的構成要素和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聯兩個方面。其中,人力資本投資財務理

論的構成要素主要有環境、假設、目標和方法等幾個方面。人力資本投資財務的環境是指影響或決定人力資本投資的財務價值,因而是人力資本投資決策所必須考慮的各種內外條件;假設是指為構建人力資本投資財務的理論和方法,而對不確定環境所作出的符合邏輯的確定性推定;目標是指人力資本投資在財務方面應達到的目的和要求,它服從于企業財務目標;方法主要是指人力資本投資決策中所運用的財務價值分析方法。上述要素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共同構成人力資本投資財務的理論體系。

    上述理論框架的實踐指導意義在于:企業在實施人力資本投資財務管理時,首先應當了解宏觀經濟環境、人才市場環境以及企業的內部特點,在此基礎上,根據環境及企業可持續發展的要求,確立人力資本投資的財務目標,再根據實現財務目標的要求,界定人力資本投資的行為準則,并運用特定的定量分析方法評估人力資本投資的成本、收益與風險,確定投資價值,以期為人力資本的投資決策提供依據。

    三、人力資本投資財務的環境

    如上所述,人力資本投資財務的環境是指影響或決定人力資本投資的財務價值,因而是人力資本投資決策所必須考慮的各種內外條件。那么,企業在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決策時應考慮哪些環境因素呢?

    1.經濟環境。經濟環境影響人力資本投資價值,因而是人力資本投資決策所必須考慮的各種宏觀經濟條件。這些經濟條件包括:(1)宏觀經濟的現狀與預期走勢。一般而言,宏觀經濟的現狀良好或呈上升走勢,人力資本投資的預期價值則較大,企業可望從這種投資中獲得的杠桿收益也較多,因而企業可適度追加人力資本投資,反之則應控制人力資本投資。(2)知識經濟的發展程度。首先,知識經濟的發展程度影響著人力資本的投資規模。我們知道,在知識經濟條件下,企業的資產結構和資本結構都將發生巨大變化。在資產結構中,無形資產的比重越來越大,并將成為企業資產的主要形態;在資本結構中,知識資本獲得迅速擴展,并將成為企業資本的重要構成內容。可以設想,今后的財務結構評價,重要的不是考察固定資產與流動資產以及債務資本與權益資本的結構問題,而是無形資產和知識資本分別在資產與資本中的比重問題,無形資產和知識資本的比重越大,表明企業生產經營的知識和技術含量越高,企業對環境的適應性越強,發展前景越好。也可以判定,今后的企業競爭主要不是市場營銷的競爭、價格的競爭,而是人才的競爭,是知識富有程度的競爭,是創新的競爭。人力資本投資作為培養人才、積累知識和開發創新能力,進而擴大企業無形資產和知識資本的重要途徑,無疑應隨知識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擴大。其次,知識經濟的發展程度決定著企業人力資本投資的價值。從財務的角度看,人力資本投資價值是由投資收益和投資風險兩個要素所決定。而無論是投資收益還是投資風險,都與知識經濟環境息息相關。具體說,知識經濟的程度越高,企業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可望獲得的預期收益越大,投資價值越大,但由于知識更新頻率的加快,使得投資風險也同時增大,進而會對投資價值產生負面影響。因此,企業在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決策時,應在客觀分析知識經濟環境的基礎上,權衡投資的收益與風險,確保最大程度地實現目標投資價值。

    2.市場環境。市場環境影響企業人力資本投資價值,因而是人力資本投資決策所必須考慮的各種市場條件。這些市場條件包括:(1)人才市場的供求與價格。人才市場的供求與價格直接影響著企業人力資本投資的現金流量和風險,因而是人力資本投資應當考慮的首要市場因素。一般而言,若企業的人力資源類型在市場上供過于求,則由于價值規律的作用,使得該類人力資源的市場價格相對低廉。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內部投資的交易成本將會高于對外招聘的交易資本,企業內部投資的相對凈現金流為負數。何況,當某類人才供過于求時,通常意味著該類人才所適應的產業已趨近夕陽產業,企業在這方面的投資將可能是風險大于收益,因此,對于這類人力資源,企業應嚴格控制內部投資。反之,若企業的人力資源類型在市場上供不應求,則企業內部投資的交易成本通常會低于外部交易成本,并且投資的風險小,因此企業可適當擴大內部投資。(2)科技市場的供求與價格。一般而言,若企業生產經營所需知識的專屬性不強,并可以隨時從市場上購入,則企業對其進行內部投資是非經濟的,何況運用這類知識進行生產經營的企業通常是處于完全競爭市場中的企業,內部投資的風險相對較大,因此企業對以獲取或積累該類知識為目的的人力資本投資應嚴格控制。反之,若企業生產經營所需知識的專屬性強,則企業通過內部投資獲取該專屬知識的成本通常要低于外購成本,并且一旦這種知識形成現實生產力,將會極大地提高企業的市場競爭能力,

進而能夠提高企業投資的邊際效益。這表明,對于知識專屬性強的企業來說,可適度擴大以知識開發為目的的內部人力資本投資。(3)金融市場供求與價格。企業人力資本投資需要資金,而資金的來源和成本又與金融市場息息相關。具體說,若金融市場供過于求,則外部融資的價格相對較低,企業人力資本投資的凈現值也因此較高,這就勢必會推進企業的人力資本投資。反之,若金融市場供不應求,則企業不僅在人力資本投資方面的融資難度增大,而且融資成本高,無疑會阻礙企業的人力資本投資。

    3.企業內部環境。企業內部環境影響企業人力資本投資價值,因而也是人力資本投資決策所必須考慮的各種內部因素。這些因素主要有:(1)企業生產經營的知識和技術含量。一方面,企業生產經營的知識和技術含量高低決定著企業人力資本投資需求的多少,進而也決定著企業人力資本投資規模的大小;另一方面,企業生產經營的知識和技術含量高低不僅直接影響著人力資本的投資價值(即企業生產經營的知識和技術含量越高,人力資本的投資價值通常越大;反之,人力資本投資價值則小)。而且也將通過企業價值對人力資本投資的敏感程度來影響人力資本投資的風險。(2)企業競爭能力的現狀。人力資本投資與企業競爭能力具有因果關系,這一點從企業競爭優勢理論的發展歷史可以得到論證。其中,以知識為基礎的企業理論暫且不說,就當今影響最為廣泛的核心競爭力理論而言,其創始人潘漢爾德和哈默在解釋核心競爭力時認為,所謂核心競爭能力是“組織中的積累性學識,特別是關于如何協調不同的生產技能和有機結合多種技術流派的學識”,有學者將這里的“學識”理解為支撐公司產品線的獨特技術和生產技能[5](p32)。這種理解是否正確暫且不論,但至少說明了知識和技能對企業競爭優勢的重要意義,進而也說明了人力資本投資作為知識和技能形成或積累的重要途徑,無疑與企業競爭能力的現狀息息相關。(3)企業的財務支付能力。企業人力資本投資需要資金,因此,一個企業的財務支付能力是制約其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因素。財務能力強的企業,在人力資本投資方面的支付通常較多;反之,則

力資本投資規模,這或許正是為什么大企業在人員培訓方面舍得花錢,而中小企業卻相吝嗇的原因所在。(4)企業管理當局的態度。企業管理當局的態度是決定企業人力資本投資的又一重要因素。具體說,若管理當局在人力資本投資方面的態度積極,就能夠推動企業的人力資本投資,擴大投資規模;反之,則可能會限制企業的人力資本投資。這里,管理當局對待人力資本投資的態度又是受多種因素影響的,這些因素除上述的企業生產經營的知識和技術含量、企業竟爭能力的現狀以及企業財務支付能力外,還有管理當局對待風險的態度、管理當局主要成員的學歷層次和思維方式等。(5)企業結構資本的狀況。結構資本是指企業的組織類無形資產,它包括企業管理當局的領導力、戰略和文化、組織規則和程序、管理制度與措施、數據庫和信息技術的應用程度、品牌形象等等。結構性資本是影響企業人力資本效率,進而影響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環境因素。一般而言,若企業管理當局的領導力強、戰略規劃適當、文化氛圍濃厚、組織規則和程序科學,則能夠提高人力資本效率,促進人力資本投資;反之則可能限制人力資本投資。  四、人力資本投資財務的假設

    人力資本投資財務假設就是對人力資本投資所面臨的復雜多變的環境事先作出的符合邏輯的確定性假定,它是進行人力資本投資財務的理論研究與方法構建的基本前提。然而,由于環境因素的多元性和環境狀態的多樣性,加之研究問題的內容及其視角不同,對假設的要求也有所不同。這表明,對人力資本投資財務給以統一的假設模式,不僅不現實,而且也缺乏必要性。盡管如此,人力資本投資財務作為企業財務的一個分支,一些基本的財務假設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這些假設包括理性理財假設、有效市場假設、風險厭惡假設等。除此之外,為便于人力資本投資財務的決策分析,也有必要建立一些相對具體的假設,如:

    1.員工的服務期限可以合理確定。企業員工是企業人力資本的載體,企業人力資本投資說到底是以員工為載體的專用知識和技能的投資。根據現代財務理論與方法,任何一項投資決策都無不依賴于投資的受益年限、年現金流量以及貼現率等因素,無不是在對這些因素進行合理預期的基礎上,通過凈現值分析來決策的。這樣,合理預測各個因素的未來值就成為財務決策的關鍵。然而,在人力資本投資方面,由于企業員工受身體條件的影響以及因比較利益而可能導致的遷移行為,難免使其對企業的服務期限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在這種情況下,為便于從定量方面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決策分析,有必要對企業員工的服務期限作出合理假定,如在進行某一層次的人力資本投資決策時,可假定該層次人

力資本的服務年限為該層次人力資本的平均年齡至60歲所經過的年數,而不考慮其它不確定因素。

    2.對相同層次人力資源的投資效率是相同的。人力資本投資決策通常不是以人力資源個體為單位,而是分別對各個層次進行分析的。而我們知道,同一層次人力資源的各個個體之間客觀上存在著投資效率的差異,若要確保決策分析絕對可靠,則應以人力資源個體作為決策的分析單位,即分別對各個個體進行收益測算和風險評估,確定投資價值。但這樣處理將會因人力資源構成的復雜性,而使決策程序過于復雜,不僅在實務上缺乏操作的可行性,而且也不利于構建人力資本投資決策的理論方法或模型。要構建既具有理論邏輯性,又具有實際運用價值人力資本投資決策方法與模型,就有必要舍去不同個體人力資源的效率差異,即假定處于同一層次的人力資源具有相同的投資效率。

    3.企業人力資本投資的成本與收益可以獨立計量。獨立計量人力資本投資的成本與收益是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決策分析的一個最基本的前提。然而,在現今的會計系統中,只有成本能夠獨立地計量,收益則反映了所有投資的綜合凈產出,它無法區分有多少是人力投資收益,又有多少屬于非人力資本收益。在這種情況下,為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決策分析,有必要假定人力資本投資的成本與收益均可以獨立計量,至少,人力資本投資收益能夠按照合理的方法從企業的綜合收益中加以分離。

    五、人力資本投資財務的目標

    人力資本投資財務的目標從總體上應該服從企業理財目標,即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但從具體層面看,要合理界定人力資本投資財務的目標,有賴于對企業人力資本投資的特點作一分析。筆者認為,從企業角度考察,人力資本投資既有與物質資本投資相同的方面,又有其顯著的特點。其中,相同之處主要表現在兩者都是以價值分析為基礎,以追求價值最大化為目的的財務性投資,不同則在于:

    1.人力資本投資是一種戰略性投資。戰略是關于企業長期可持續發展的規劃和策略。如何實現企業的長期可持續發展,我們認為關鍵是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培植和強化核心競爭力,二是能夠及時地實施產業或經營項目的戰略轉移,三是實現組織形式與經營方式的戰略調整。而無論哪個方面,都無不與人力資本投資息息相關。首先,根據以知識為基礎的現代企業理論,在現代激烈的市場背景中,競爭優勢的一個確定性資源就是知識,成功的企業在于創造新的知識,并在企業內迅速擴散新知識。換言之,在知識經濟條件下,知識是企業競爭優勢的源泉所在,是決定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關鍵因素。人力資本投資作為一種以獲取企業專屬知識和技能為主要目的的投資,無疑對于培植和強化企業的核心競爭優勢具有重要意義,是一種具有戰略性特征的投資。其次,企業要順利地實施產業或經營項目的戰略轉移,以及實現組織形式與經營方式的戰略調整,其前提條件在于有一批能夠在管理、技術、知識和技能等方面駕御新領域或新企業的人力資源。人力資本投資作為獲取這些人力資源的一個重要途徑,無疑對實現企業的戰略轉移或戰略調整具有重大意義。

    2.人力資本投資是一種高收益高風險性投資。人力資本投資作為以獲取專屬知識和技能為目的的投資,在知識經濟條件下,它不僅是實現企業可持續發展的一個基本前提,而且也是獲取超額收益的根本源泉。 之所以說人力資本投資又是一種高風險投資,首先,人力資本投資相對于物質資本投資而言,由于回收期長,加之人力資源的“活”性特征,使其面臨的不確定性因素更多,除影響企業投資決策的一些共性因素外,科技環境、人才供求狀況、企業組織資本效率與文化氛圍、員工的身體狀況與精神狀態等因素的變化都將會影響到人力資本價值,進而加大企業人力資本投資的風險;其次,對于物質資本投資來說,企業可以根據情況隨時轉讓,即使對企業不再具備使用價值的物質資本投資,企業也可以通過對外處置來回收部分現金流量。人力資本投資則不同,一旦其載體———企業員工所掌握的專屬知識和技能過時,則其價值將會迅速下降,沉淀在這些員工身上的投資也將會隨之由資產化為損失,更何況人力資本投資還存在著因員工癱瘓或死亡,而使其價值蕩然無存的可能。

    3.人力資本投資是一種特殊的無形資產投資。企業的人力資本投資盡管在形式上是投資于有形的人,但其目的卻在于獲取以人為載體的企業專屬知識和技能。由于這些專屬知識和技能既不具備物質形態,同時又能夠為企業帶來未來經濟利益,符合無形資產的一般特征,因此屬于無形資產投資范疇。然而,人力資本投資相對于一般意義上的無形資產投資而言,又具有其特殊的方面:(1)是一種依附于人力資源個

體的無形資產,對其投資的效率和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受人力資源個體的各種因素所制約,這些因素包括思想動態與精神狀態、能動性和創造性、智力水平與體能狀況等。因此,人力資本投資通常需要相關的結構資本給以支持,特別是需要做好與激勵相關的各項制度的建設。(2)人力資本投資所形成的無形資產是一種契約性資產,而非法定性資產。也就是說,專利權、專營權、商標權等常規無形資產一般都具有法定期限,在法定期限內受法律保護,而人力資本投資形成的無形資產主要體現為契約性資產,甚至是可以任意流動的自由性資產,在某種程度上,它類似于企業的專有技術和商譽,不具備嚴格的法律意義。

    基于企業人力資本投資的以上特點,我們認為企業人力資本投資財務的具體目標可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1)最大程度地實現企業戰略價值。企業戰略價值是一種基于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長期價值,它是企業價值的實質所在。一般認為,一個企業戰略價值的大小是由其核心競爭力的強弱所決定的,而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又來自于其核心人力資源。 因此,從最大程度地實現企業戰略價值考慮,企業應在做好人力資源分層分類的基礎上,將人力資本投資的重心置于核心人力資源方面。(2)最大程度地獲取投資風險價值。投資風險價值是指企業冒風險投資可望獲得的超過資金時間價值的額外價值。從理論上說,它應當與投資的風險程度正相關,即投資的風險程度越大,投資者應當獲得的額外價值也越大,反之,則額外價值小。然而,這里所指的額外價值主要是一種正向價值,即由額外報酬所產生的價值增值。事實上,由于風險的不確定性特征,使得這種額外價值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表現形式,即正向價值與負向價值,前者是由額外報酬所增加的價值,后者則是由額外損失而減少的價值。人力資本投資財務的目標之一就是在合理預測投資風險的基礎上,做好風險的防范與控制,力求最大程度地實現正向風險價值。(3)穩定人力資源,保全人力資本。保全企業資本既是企業理財的一項重要原則,也是一項最基本的財務目標。保全資本包括保全物質資本和保全人力資本兩個方面。這里,保全物質資本早己成為人們理財的一項基本法則,但對保全人力資本問題卻還缺乏充分的認識。在許多企業的老總看來,設備不能損壞,現金不能短缺,對員工則是進出請便,他們寧愿讓員工不滿走人,也不愿提高一分錢的工資報酬,以至員工紛紛離職,人力資本大量流失。導致這一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還在于沒有認識到人力資源的資產屬性,沒有認識到員工離職的財務實質是無形資產流失。因此,在明確人力資本投資的基本特性,樹立人力資源的無形資產觀念的基礎上,確立人力資本保全目標,對于穩定企業人力資源,防范人力資本流失具有重要意義。

    六、人力資本投資財務的決策分析方法

    人力資本投資財務的決策分析是人力資本投資財務的一項重要內容,它是運用一定的方法或技術, 對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性、風險性以及投資價值進行分析和評價,為人力資本的投資決策提出依據。人力資本投資財務的決策分析方法很多,除常用的成本收益分析法、凈現值分析法外,我們認為還可將邁克爾·波特的價值鏈分析引入人力資本投資決策,構建人力資本投資決策的價值鏈分析法。

    成本收益分析法是在對人力資本進行分層分類的基礎上,按類別和層次分別測算人力資本投資的成本與收益,進而比較成本與收益,計算凈收益,據以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決策的分析方法。凈現值分析法是成本收益分析法的輔方法,它是在成本收益分析法的基礎上,考慮現金流入流出的時間,并按照適當的貼現率折算現值,計算凈現值,據以進行決策的方法。價值鏈分析法是在充分了解企業產品價值形成過程的基礎上,以價值活動為單元,以各單元的價值創造分析為基礎,以實現價值最大化為目的的一種決策方法。按照這一方法,企業除分析內部價值活動外,還需要對顧客價值鏈和競爭對手價值鏈等進行分析,以了解企業人力資源配置對實現顧客價值的適應性與薄弱環節,以及與競爭對手的差異所在,進而調整人力資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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