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草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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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詩草的解釋范文第1篇
第一，栽培期與栽培場地的確定是獲得高產高效栽培的前提，栽培期與栽培場地密切相關，且栽培期依栽培場地而確定。草菇菌絲體生長的溫度范圍是20～40℃，適宜溫度為32～35℃，低于15℃生長緩慢，低于10℃生長停止，低于5℃或高于42℃菌絲易死亡。子實體形成與生長適宜溫度為28～30℃，低于22℃或高于32℃則不能形成子實體，料溫以32～38℃為宜。基于此，河北省衡水市6月中旬至8月中旬較適合草菇栽培，此時正是溫室蔬菜生產的空當，通過加蓋草苫遮陰即可進行草菇栽培。
第二，培養料是草菇生育的物質基礎，也是實現高產高效栽培的關鍵，培養料的前期處理絕對不容忽視。(1)暴曬：培養料用于栽培之前必須經過太陽光暴曬3～5 d，以殺死部分蟲卵與病菌，期間要注意翻攪，做到暴曬均勻。(2)酸堿度：草菇喜歡偏堿性環境，生長適宜pH值為7.5左右，但發酵前一定要用石灰水調培養料，使pH值在14以上。(3)發酵：堆料發酵有利于培養料腐熟轉化和利用，同時可殺滅部分雜菌。料堆內溫度上升到70℃后，發酵24 h進行翻堆，把外層及發酵不好部分放在堆中央，70℃后再發酵24 h即發酵完畢。為了保證發酵徹底和通風良好，建堆前先在底部放兩根大竹竿，頂部打洞時與竹竿相通，建好堆后撤出竹竿，形成上下左右相通的通道，以保證發酵質量。
第三，培養料的配方是實現草菇高產高效的主要環節，營養均衡既可降低畸形菇的生產率，又可降低成本，還可提高產量。生長期適宜的碳氮比為20:1，生殖期為(30-40):1，培養料的配方則緊緊圍繞碳氮比而確定。在生產中值得注意的是一定要控制氮肥施入量，高濃度的氮源不僅抑制出菇，而且也會抑制菌絲生長。
第四，選用優良草菇菌種是獲得優質高產的關鍵。要特別注意菌齡不宜過長，防止衰老自溶。其次要選用適銷對路或符合收購要求的菌種，以免影響生長或少出菇、不出菇。
第五，施用菌種前，先用高錳酸鉀把手和準備好的盆清潔消毒，掏出菌種放于盆內，輕輕用手把菌種掰成杏核大小的塊狀，太小則菌絲受損嚴重，太大則播種不均。切忌不可搓碎，以免損傷菌絲。
第六，利用草菇菌絲可以在土內生長的特點，提高“地菇”產量。畦床沿順畦方向可采用“肥土－培養料－肥土－培養料－肥土”的造型劃分畦面，肥土較培養料稍窄。用肥土代替培養料，不僅降低成本還可提高產量。
第七，培養粗壯密實的菌絲體是草菇高產高效的基礎，保持適宜的溫度、濕度又是發菌成敗的關鍵。這時保持氣溫在27～30℃，料溫32-35℃，空氣相對溫度75％-80％，培養料含水量60％～65％。可通過揭蓋草苫，向畦面或畦背噴溫水(不可向畦面噴冷水)來調節溫濕度。
第八，不可忽視通風與透光。巧妙利用通風技術是調節溫度、濕度和棚內CO2濃度“三效合一”的有效手段。CO2濃度過大會造成菌絲徒長，不利出菇，從而影響產量和效益。棚內光線在菌絲體生長期以不能讀書看報但能進行農事操作為宜，出菇期以將可讀書看報為宜。
古詩草的解釋范文第2篇
關鍵詞:顧客資產;可操作性;四維結構
中圖分類號:F7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13-0174-02
Blattberg和Deighton(1996)年首先提出“顧客資產”概念,Rust、Zeithaml和Lemon(2000) [1]從財務的角度提出顧客資產是企業所有顧客終生價值(CLV)折現現值的總和。企業要真正實現以顧客為中心,必須提升對顧客資產價值的認識,把顧客作為企業一項最重要的資產來經營,使顧客資產達到最優化。企業越來越重視的客戶關系管理(CRM)的最基本問題也是對顧客資產進行量化研究,但是顧客資產的可操作性仍然是制約其實際應用,本文通過實證給予基于操作的研究啟示。
一、顧客資產文獻述評
現有顧客資產計量主要遵循折現計算方法對企業所有顧客終身價值進行折現加總獲得,因此對顧客資產的測量是建立在對顧客終身價值計算的基礎之上。Rust、Lemom、zeithaml(2004)提出的營銷收益模型根據個體的轉換矩陣來模擬顧客在購買中的品牌轉換過程,強調每一次購買相對于前一次購買是獨立的,該種方法主要從營銷角度的分析,有一定的操作性,但從財務角度測算顧客資產的研究較多,概括來說主要有:
1.計算CLV的模型。該方法經歷了從數學公式到矩陣方法、分段擬合函數,再到尋求最優解方法。營銷和統計專家用盡了所有的數學、統計和計量手段提出計算CLV和顧客資產的方法。計算CLV模型包括專門計算CLV形成的模型、配置資源并優化CLV模型。
2.顧客群分析模型。顧客群分析模型的基本思想是通過整個顧客群過去的購買行為推出下個時期顧客的購買可能性,代表性的有Pareto/NBD 模型、通對Pareto/NBD模型進行擴展形成的縱向數據營銷模型等 [2]。
3.CLV規范模型。這類模型主要是用于理解關于CLV的一系列問題,包括測量顧客資產的模型,如顧客資產直接營銷模型、動態定價模型、顧客資產卷模型 、穩定客戶群模型和營銷收益模型。
顧客終生價值和顧客資產測量主要從計算方法和視角兩個方面進行研究。但由于這些測量模型均存在諸多的前提假設,使得模型的普適性偏低,可操作性差,難以實現理論指導實踐。問題主要表現在:顧客資產價值的計量主要集中在貨幣價值計量方面,主要是顧客終身價值和顧客基本購買價值的計量,而對顧客非貨幣價值計量與評估卻考慮太少;大部分模型沒有考慮口碑宣傳的效應、交叉購買對提升顧客資產的作用。
二、基于可操作的顧客資產改良模型
Rust和zeithaml認為,顧客資產受價值資產、品牌資產和關系資產的影響。價值資產即顧客對企業產品的客觀評估,其亞驅動因素為:質量、價格和便利性;品牌資產即顧客對企業及企業的產品的主觀評估,其亞驅動因素包括顧客的品牌認知度、顧客對品牌的態度和顧客對品牌的道德感覺;關系資產即顧客與企業之間關系的強弱程度。現有的顧客資產模型中,口碑宣傳、交叉購買和顧客感知等感知驅動因素沒有被考慮進來。鑒于顧客視角顧客資產測量模型的精確性和可操作性,筆者對Rust提出的顧客資產構成模型進行改進,增加顧客資產的感知驅動因素,它由認知程度、口碑效應和交叉購買等感知驅動因素構成,改進后構建的顧客資產測量模型。
顧客資產的四維感知驅動因素在傳統模型的基礎上增加了感知驅動因素。邵景波 [3] 實證發現價值亞驅動因素包括質量、價格和便利性;品牌亞驅動因素包括品牌認知和品牌美譽度;關系亞驅動因包括常客回報活動、顧客團體活動和知識學習活動,四維驅動模型從顧客視角對顧客資產的評價容易測量,能實現顧客資產的 “360°”測量評估。
三、實證研究
在服裝品牌行業中運用改良后的顧客資產驅動模型對各個亞驅動因素的載荷度進行驗證分析,通過亞驅動因素影響系數辨別影響服裝行業顧客資產的主要因素。
(一)調查設計
通過文獻研究方法獲取顧客資產的測量項目,筆者在相關文獻的基礎上初步發展了20個指標體系,接著采取深度訪談形式進一步對價值驅動、關系驅動、品牌驅動和感知驅動因素的測量進行了調整,最終考慮可行和有效原則共保留17個測量指標 [4]:質量(x1)、價格(x2)、便利性(x3)、品牌偏好(x4)、廣告意識(x5)、公司聲譽(x6)、公益活動(x7)、品牌忠誠(x8)、優惠政策(x9)、顧客對公司的認知(x10)、公司對消費者的了解(x11)、特殊待遇(x12)、團體活動(x13)、顧客對公司的信任(x14)、口碑宣傳(x15)、交叉購買(x16)、品牌慣性(x17)。以濟南七家大型連鎖超市顧客為調查對象,發放問卷260份,回收220份有效問卷,有效率達到84.6%。女性和男性比例分別為71.12%和28.88%,這與零售業客戶群以年輕女性顧客為主的行業特點基本相符,調查對象家庭月收入和學歷分配基本成正態分布,符合選樣標準。
(二)數據處理和結果分析
采用SPSS 16.0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采用探索性因子方法對顧客資產的四維結構進行驗證。對17個測量指標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進行因子分析,17個指標的KMO 值為0.1875,巴特利特球狀檢驗的顯著性水平小于0.001,表示這些數據很適合做因子分析。特征值顯示存在4個因子(4個特征值大于1)。進行方差最大正交旋轉(如下表)。17個指標很好的歸屬于四個因子,每一個指標在對應的因子上的載荷均大于0.671(載荷標準時0.7)。因子1、因子2、因子3和因子4的Cronbach α值分別為0.856、0.872、0.924和0.725,均大于0.7,四個因子的信度較為理想。
四、結論
本文加入顧客感知驅動因素的顧客資產的四維驅動模型得到了驗證,不僅將價值、品牌、關系三個驅動因素展開研究,而且著重分析感知驅動的亞指標,豐富了顧客資產結構的理論。載荷度大小表明各亞驅動因素對顧客資產影響的權重系數,這對提升零售行業顧客資產實踐有指導意義。企業要不斷完善給予顧客的實在價值和品牌價值(包括價值驅動和品牌驅動的所有指標),同時也要改善企業與顧客的關系,提升顧客的感知價值,從而提高顧客購買意愿,保證顧客作為企業資產的穩定持續。
參考文獻:
[1]Rust R T, zeithaml V A, Lem0n K N.D riving customer equity:how customer lifetime value is reshaping corporate strategy[M].Lodon:
The Free Press,2000:5-346.
[2]Werner R,Kumar V.0n the profitahility of long lifetime customers: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nd implicati0ns for marketing[J].
Jouma I of Marketing,2000,64(10):17-35.
古詩草的解釋范文第3篇
在《文心雕龍比興篇》中，劉勰區分了比義和比體，揚比義、貶比體。此種論述與漢代經 學的比興論不同，比、興均為詩之六義，不存在價值的高低。劉勰所以如此立論，是因為他 以辭賦為考察對象，故劉勰提倡“宗經”，也和漢代經學的經典觀有明顯區別。注意到此種 區別，對于把握〈比興篇〉、〈宗經篇〉的涵義及其相關的文學思想史問題，將不無啟迪。
【關鍵詞】 劉勰 《文心雕龍》 比興
一
在《文心雕龍》的〈詮賦篇〉及〈比興篇〉中，劉勰對賦、比、興的解釋，其立足點均建 立在《詩經》的“諷諫”觀上，他對漢代辭賦家的批評，也以諷諫為準。在他看來，漢代辭 人之作的問題在于，只有“比體”，而無“興義”（注：〈比興〉云：“炎漢雖 盛，而辭人夸毗，詩刺道喪，故興義銷亡。于是賦頌先鳴，故比體云構，紛紜雜沓，信舊章 矣。”見黃叔琳注，李詳補注，楊明照校注拾遺：《增訂文心雕龍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2000年），卷8〈比興〉，上冊，頁456－457。），故失卻了《詩經》的諷諫精 神（注：又〈詮賦篇〉云：“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 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于雕蟲，貽誚于霧NE038者也。”同上注，頁97。）。
以《詩經》的諷諫精神為解釋參照，并不始于劉勰，漢代的辭賦理論已有相關論述，如《漢 書王褒傳》引漢宣帝論賦云“尚有仁義風NE037，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倡優博弈多 矣”④⑤《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第2829、3575 、1756頁。）。揚雄以為“賦勸而不止”，“頗似俳優淳于NEF44、優孟之徒，非 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④，均是例證。而《漢書藝文志》 中的整體評論尤值得注意，可為劉勰之說提供理解的線索：春秋之后，周道漸壞，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 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后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云，競為 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⑤。
班固批評司馬相如、揚雄等人的辭賦“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也是以《詩》 的諷諫精神為參照。劉勰的觀點與此無異。
值得注意的是，劉勰雖以《詩經》的諷諫精神作為比興論的參照，他對比興的具體解釋，卻 與班固及其他漢代經學家不同。因為在后者的觀念中，既沒有比義和比體的區分，也沒有以 興論比的現象。從《鄭箋》看，興其實就是比。所以，漢代學者的比興論與劉勰有明顯差異 。注意到此種差異，對于探討比興義在《文心雕龍》中的變化，是很好的切入點。
二
首先考察《鄭箋》以比釋興的具體例證，如：
1、《周南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鄭箋》釋云：“興者，葛延蔓于谷中， 喻女在父母之家，形體浸浸日長大也。”⑤⑧見阮元 校刻，《十三經注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上冊，頁276中、456、457。
2、《邶風柏舟》：“NEF45彼柏舟，亦泛其流。”《鄭箋》云：“興者，喻仁人之不 見用而與群小人并列，亦猶是也。”《十三經注疏》，上冊，頁296下。 ）
3、《邶風燕燕》：“燕燕，差池其羽。”《鄭箋》云：“差池其羽，謂張舒其尾翼 ，興戴媯將歸，顧視其衣服。”（注：《十三經注疏》，上冊，頁298中。
4、《鄭風風雨》云：“風雨凄凄，雞鳴喈喈。”《鄭箋》云：“興者，喻君子雖居亂世 不變改其節度。”（注：《十三經注疏》，上冊，頁345上。）
諸如此類釋例在《鄭箋》中比比皆是，《毛傳》中的興詩，在《鄭箋》中常以“喻”釋之， “興者喻”是常見的解釋句式。由于“喻”在表現型態及義理上皆與“比”相通。故《鄭箋 》之“喻”包含了劉勰的“比義”和“比體”兩種類型，例一、三屬比體，例二、四屬比義 。下面對比義和比體稍作引申。
關于比義，劉勰云：
金錫以喻明德，NEF48璋以譬秀民，螟蛉以類教誨，蜩螗以寫號呼，汗 衣以擬心憂，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義也⑤。
“金錫以喻明德”，見《衛風淇奧》“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君子為本體，金、錫為喻 體，此處以喻體的具象譬喻本體的抽象。本體抽象，謂君子之道德涵養；喻體具象，謂金、 錫之精煉，《毛傳》云：“金錫煉而精。”《十三經注疏》，上冊，頁3 21中。）以金、錫之精煉譬喻君子之道德。又如“席卷 以方志固”，見《邶風柏舟》：“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毛傳 》云：“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鄭箋》云：“言己心志堅平，過于石席。 ”（注：《十三經注疏》，上冊，頁296下-297上。）以石、席之堅、平 喻己德之堅定。劉勰將這些歸諸比義，并以“切象”名之。從本體的抽象性而言，“切象” 之“象”并非外部之相，而有倫理或道德的暗示，如果只有事物外部上的相似，而無道德或 倫理的支持，只是比體，不是比義。
關于比體，劉勰云：
至如麻衣如雪，兩驂如舞，若斯之類，皆比類者也。楚襄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制《騷 》，諷兼比興。炎漢雖盛，而辭人夸毗，詩刺道喪，故興義銷亡。于是賦頌先鳴，故比體云 構，紛紜雜沓，信舊章矣。
這段文字涉及到比體與比類兩個概念，用現代修辭學的術語表述，比類即明喻，而比體乃 明喻諸類型的總稱，又云：
夫比之為義，取類不常：或喻于聲，或方于貌，或擬于心，或譬于事。宋玉《高唐》云：“ 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此比聲之類也。枚乘《NEF49園》云：“焱焱紛紛，若塵埃之 間白云。”此則比貌之類也。賈生《鵬賦》云：“禍之與福，何異NE039NE040。”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簫》云：“優柔溫潤，如慈父之畜子也 。”此以聲比心者也。馬融《長笛》云：“繁縟絡繹，范蔡之說也。”此以響比辯者也。張 衡《南都》云：“起鄭舞，NEF50曳緒。”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類，辭賦所先，日 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于周人也⑧。
句首“比之為義”，亦可言“比之成義”或“比之為體”，意指比的諸種體式及其含義，此 與“切象”的“比義”不同。劉勰前云“比之為義（體），取類不常”，后云“日用乎比， 月忘乎興”，可見他對比體的多種取類有所批評。如果比的使用只在聲、貌、心等之間尋求 相似性，最終必然忽視興之傳統。他認為，漢代辭賦家的創作，雖然在比體上有很大發展， 但因為缺乏對比義的關注，只在取類上注重相似性，所以根本達不到周人的水平。
但從上文有關《鄭箋》的例證看，興既包含了比義，也包含了比體，如葛之延蔓，喻女體之 長成；差池其羽，喻戴媯顧視其衣服，皆強調外部形象的相似性。這些興詩若根據上述劉勰 的標準，都在比體的層面上使用，應屬批評之列。故問題是，在《鄭箋》中并無價值之優劣 的“比義、比體”，何以在劉勰的論述中有了高低褒貶之分？
三
要回答這一問題，首先須對《鄭箋》與《毛傳》在比興上的差異有所了解，請看如下諸例：
《召南行露》：“厭NEF46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此詩《毛傳》以為興詩，《鄭箋》 認為非興詩（注：關于毛、鄭對此詩之“興”的看法之異，可參加孔穎達《正義 》。《十三經注疏》，上冊，頁279上。）。《毛傳》以行人之懼露，興喻貞女之畏禮 ，意謂之男禮不足而求婚。《鄭箋》則以為，婚禮在仲春之月（即二月），今多露之時 ，則是三月四月，既失時而禮不足，故貞女不從。
又《召南NEF47有梅》：“NEF47有梅，其實七兮。”《毛傳》：“興也。NEF47，落也，盛極則墜落者，梅也，尚在樹者 七。”《鄭箋》云：“興者，梅實尚余七，未落，喻始衰也，謂女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 則衰。”（注：《十三經注疏》，上冊，頁291中。）此詩雖然二者皆為興 詩，但所興之內涵有所差異。據孔穎達《疏》，《毛傳》所興，喻女子年十六七始衰，而《 鄭箋》謂女年二十，春盛不嫁，至夏則衰，喻時衰，非喻年也。
由此分歧看，雖然《毛傳》、《鄭箋》對詩篇所“興”的解釋不同，但二者的分歧并不關涉 到價值的優劣。具體而言，二者的差異，并非在比體與比義的價值區分上，而在于詩篇具體 細節的理解歧異上。此種理解的歧異，側重于詩篇意義的準確把握。而要準確把握詩篇之義 ，又必須建立在史實、禮制、訓詁等方面的準確理解上。除以上例證外，又如，《周南關 雎》“君子好逑”，《毛傳》云：“逑，匹也。”《鄭箋》云：“怨耦曰仇。”以“仇”易 “逑”，二者間的意義有異。《毛傳》云：“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閑貞專之善女，宜為君 子之好匹。”因而窈窕淑女指的是后妃，好逑謂良偶，好為形容詞。而《鄭箋》改云：“后 妃之德和諧，則幽閑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為君子和好眾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 妒，謂三夫人以下。”（注：并見《十三經注疏》，上冊，頁273中。）則窈窕淑女謂貞專之善女，好仇謂和好怨匹，好為動詞。《鄭箋》 立義所以與《毛傳》異，與鄭玄對周代禮制的理解相關。有的則出于對史實的不同領會，如 《小雅十月之交序》：“大夫刺幽王也。”《鄭箋》云：“當為刺厲王。作《詁訓傳》 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兇。《正 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艷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 以知然。”（注：《十三經注疏》，上冊，頁445中。）
以上這些歧異并非因于倫理關懷的不同，而是緣于詩篇具體細節的不同理解。同樣的情形也 體現在其他的經典解釋中，比如，鄭玄雖師事馬融，但其《尚書注》卻與馬氏有不少差異， 如《尚書堯典》云：“受終于文祖。”馬融注云：“文祖，天也。天為文萬物之祖，故曰 文祖。”而鄭玄注云：“文祖，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注： 馬融、鄭玄注，王應麟集，孫星衍補集：《古文尚書馬鄭注》，卷1，乾隆60年（1795） 蘭陵孫氏刻本，頁6b。）《尚書堯典》云“欽明文 思安安”，馬融注云：“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 之思。”而鄭玄注云：“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 之思。”（注：同上注，頁1a－1b。）對明、思的訓詁與馬有異，這 些差異屬于知識學的歧異，不屬于倫理觀的分歧。
解經時對于文字、典章、史實等方面的關注，皆可歸入經學知識學的范圍，因為追求的是解 釋的準確，而不是關乎《詩經》的整體倫理意蘊，故《毛傳》、《鄭箋》的分歧，不是倫理 觀的分歧，而是知識學的分歧。
此種知識學的分歧也體現在王肅與鄭玄的分歧中。比如，《十月之交》，王肅則認同《毛傳 》，認為詩刺幽王，非刺厲王（注：《十三經注疏》，上冊，頁445中。） 。又如關于邶、NE041、衛，鄭玄《詩譜》云：“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 之。”（注：《十三經注疏》，上冊，頁295下。）但王肅則以〈地理志〉 為說，“邶以封紂子武庚；NE041，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 ”（注：《十三經注疏》，上冊，頁295下。）是二人對三監的認識不同。 又，鄭玄以為NE041在紂城之南，而王肅則認為在紂城之西（注：《十三經 注疏》，上冊，頁295下。），是二人對NE041地的看法也不同。又如，《召南 羔羊》“退食自公”，《鄭箋》云：“退食，謂減膳也。”王肅則云：“自減膳食，圣人有 逼下之譏。”（注：《十三經注疏》，上冊，頁289中。）是王肅不認為古 代有臣下減膳之禮，涉及到二人對古代禮制的不同理解。
無論毛、鄭，還是王、鄭，對詩篇的理解雖多分歧，但在倫理意向的引申上并無差異。王肅 論《葛覃》云：“葛生于此，延蔓于彼，猶女之當外成也。”和上文《鄭箋》的側重點雖有 不同，卻不會造成詩篇整體倫理意向的轉移。
問題在于，雖然此種知識學的差異一定會導向倫理指歸，但是，經典解釋何以會出現知識上 的歧異？如果說經學的傳授有師、家法傳統，那么最理想的解釋效果應當是知識與倫理的雙 重統一，而非由知識的差異導向倫理的共通。當然，在實際的解經實踐中是否能達成這一理 想效果，另當別論，但提醒人們應該將經學知識學與經學倫理學區分開來，畢竟二者的關注 點不同。
比如，陸璣的《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是經學知識學的代表，把陸著和《毛傳》、《鄭箋》 相比，就可以看出經學知識學的具體表征。如《秦風蒹葭》一詩，《蟲魚疏》云：
蒹，水草也，堅實，牛食之令牛肥強。青、徐州人謂之蒹，兗州遼東通語也。葭一名蘆NE 042，一名NE043NE043，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其初生三月中，其心 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以今語驗之，則蘆NE043別草也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詩類》，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第70冊，頁4 下。）。這是純粹知識學的解釋類型。對蒹葭的解釋包括了植物學、植物地理學，語言學等方面，并 沒有詩篇的倫理引申。可是，在《毛傳》、《鄭箋》中，雖有知識的尋求，最終必然導向倫 理的引申。《毛傳》：“興也。蒹，NE044。葭，蘆也。蒼蒼，盛也。白露凝戾為霜， 然后歲事成，興國家待禮然后興。”《鄭箋》云：“蒹葭在眾草之中蒼蒼然強盛，至白露凝 戾為霜則成而黃。興者，喻眾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服。”《十三經注疏》，上冊，頁372上。）兩相比較，就可看出若停留在《蟲魚疏》的 解釋層面上，則經典的倫理內涵就有可能被忽略。陸璣的《蟲魚疏》只限于草木鳥獸等，而經學知識學的領域要寬廣許多，如與經學相關的歷 史、訓詁等。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知識的差異會導致詩篇理解的分歧，有可能使得學者首先 關注知識的準確，然后才進入倫理關懷的視域。然而此種知識準確性的追求卻會形成獨立的 經典學領域，最終不及倫理關懷。《蟲魚疏》就是一個例證。
四
以此為背景，就可看出《文心雕龍宗經篇》有關經典評論的“文學”基礎，因為宗經在經 學中不成為問題。從劉勰的批評框架看，他指出了辭賦的修辭與倫理的沖突，即對修辭的過 分關注會損傷到倫理效果，可見，從修辭到倫理，存在著中介環節。同樣，從知識到倫理， 也存在著中介環節。而〈宗經篇〉和〈比興篇〉對此種經學知識學的忽略以及對修辭論的關 注，正顯示出劉勰經典觀與漢代經學觀念的差異。
首先，差異體現在對取類的不同評價上。
〈比興篇〉提到興的取類，即“稱名也小，取類也大”。從他所舉的例證看，如“關雎有別 ，故后妃方德”，則可見其取類屬于遠取譬，而非近取譬。遠取譬，為取物；近取譬為取身 。《周易》有“遠取諸物，近取諸身”之說，《論語》有“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 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是遠、近取譬均可達成倫理效果。但在劉勰的論述 中，遠取譬成了可取的修辭方式，而近取譬有可能破壞倫理效果。“關雎有別，故后妃方德 ”，以關雎之性喻后妃之德，為遠取譬，同樣，“尸鳩貞一，夫人象義”也屬此種類型。遠 取譬，用劉勰的話語，屬比義之切象。而“王褒《洞蕭》云：‘優柔溫潤，如慈父之畜子也 ’”，屬近取譬，劉勰將此類譬喻和其他比喻類型合在一起，作為比體取類之一種，并批評 其“日用乎比，月忘乎興”，可知遠、近取譬所包含的倫理意味在劉勰的觀念中有了轉移。 作為辭賦家所常用的譬喻類型，“擬于心”和“方于貌”、“喻于聲”都屬于“習小而棄大 ”的寫作方式（比體），此種寫作方式在劉勰看來，正是辭賦家值得批評的根源所在。
其次，差異還體現在劉勰對經典的修辭論理解上。
在〈宗經篇〉中，他雖然提到“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但在落實到具體的 為文之道時，劉勰有關經典的考察不僅是恒久之至道，也是修辭可以取法的對象，如：
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 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為根：并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啟疆，所以百 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若稟經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鑄銅，煮海而為鹽也。故文 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 ，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注：劉勰：《文心雕龍宗經》，頁27。 ）。經典的偉大也體現為后世各種文體的源頭，在此，劉勰經典論的中心轉移到了修辭層面。由 于辭賦家在修辭過程中常常忽略倫理指歸，故劉勰提倡經典的文體學意義，并對比興傳統重 作解釋，希望后世的辭賦創作不再脫離經典之道。然而，在漢人關于經典的論述中，卻無修 辭論層面的涵義（注：漢儒的經典圣人觀可以翼奉之說為參照，《漢書翼奉傳 》云：“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圣人，名之曰道。圣 人見道，然后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 者見經，然后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漢書》 ，頁31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