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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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常識范文第1篇
春天，萬物復蘇，隨著氣溫逐漸升高，各類病原微生物生長繁殖加快，食品容易腐敗變質，季節性食品也將大量上市，易引發食物中毒事件的發生。
為了廣大師生的飲食安全，食品安全監督工作小組在校領導的帶領下，加大了對食品安全工作的管理力度，努力在校園內為廣大師生營造出良好的飲食環境。但還有部分師生在校外的大排檔等無證經營的食品小店購買不潔凈食品食用，時常發生在校外食用了不衛生食品后引起的腹痛、腹瀉、嘔吐、發熱等不良反應，影響了正常的工作、學習及正常生活。因此，為了提高廣大師生的食品安全意識，進一步向廣大同學普及食品安全知識，增強食品安全觀念，營造良好的校園食品安全環境，基建后勤管理處、學校團委、校學生會向全校師生發出如下倡議：
一、樹立食品衛生安全意識，提高食品安全自我防范能力和自控力。
二、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平時多了解健康食品知識，防止急性腸胃炎和腸道傳染病等疾病的傳播。不購買無衛生許可的餐飲品，防止食物中毒和腸道傳染病的發生;不食用流動攤點銷售的盒飯，抵制價低劣質的食品。
三、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不隨便在校內吃零食、不亂扔紙屑、包裝袋、糖紙等垃圾，保持良好的校園衛生環境。飯前飯后勤洗手，不喝生水。
四、增強自我保護意識。不買、不吃無廠名廠址、無生產日期、無保質期、無質量安全標志的“四無”食品和過期變質食品。
五、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加強體育鍛煉，保證充足的休息，不暴飲暴食。
六、樹立和倡導綠色文明意識，保護環境，共創綠色、和諧、安全校園。
七、建議同學們盡量到校內食堂用餐。因為校內食堂是在學生參與民主管理的監管制度下經營的，同學們的飲食安全有所保障。
八、積極參與，形成氛圍，相互監督，互相關愛。
全校廣大師生和伙食工作者，讓我們積極行動起來，共同加入到食品安全的隊伍中來，做一名食品安全工作的倡導者、參與者、主導者、宣傳者和志愿者，讓我們大家一起“共鑄食品安全，共建和諧校園”。
校園食品安全倡議書
親愛的同學們：
“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食品安全問題關系身邊的你我他，需要我們密切關注。為增強全校師生食品安全觀念，營造良好的校園環境，創建和諧美麗校園，現向全校師生發出如下倡議：
一、樹立食品衛生安全意識，提高自我防范能力和自控力。
二、增強自我保護意識。不買不吃無廠名廠址、無生產日期、無保質期、無質量安全標志的“四無”食品和過期變質食品。
三、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平時多了解健康食品知識，不購買無衛生許可的餐飲品，防止急性腸胃炎、腸道傳染病、食物中毒等的發生;不購買流動攤點或小作坊制作的餐飯，堅決抵制價低質劣的食品。
四、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飯前飯后勤洗手，不喝生水，不邊走邊吃，不在教室內吃零食，不亂扔紙屑、包裝袋、飲料瓶、竹簽等垃圾，保持良好的校園衛生環境。
五、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加強體育鍛煉，不熬夜，保證充足的休息;不暴飲暴食，不吸煙，不飲酒。
六、樹立和倡導綠色文明意識，保護環境，共創安全、綠色、和諧校園。
七、養成勤儉節約的良好習慣。“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
八、積極參與，形成氛圍，相互監督，互相關愛。
同學們，讓我們積極行動起來，關注健康，增強食品安全意識，養成良好的飲食衛生習慣，杜絕食源性疾病和食物中毒事件的發生，共建健康和諧的校園環境!
高校學生食堂食品安全倡議書
全省高校廣大伙食部門：
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食品安全倍受廣大人民群眾、高校師生日益關注。高校食品衛生安全事關學生健康成長，事關學生的生命安全，事關高校的和諧穩定大局。作為廣大高校伙食工作者要進一步提高認識，統一思想，充分認識學校食品衛生安全工作的緊迫性和重要性。要牢固樹立安全第一思想，始終把食品安全工作放在日常管理工作的突出位置，努力做到警鐘長鳴、嚴格管理、常抓不懈，確保萬無一失。正值我省“食品安全宣傳周”之際，我們浙江省高等學校后勤協會伙食管理專業委員會向全省高校的廣大伙食部門發出倡議：
一、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學校食堂與學生集體用餐衛生管理規定》和浙江省高校食品衛生“十個必須”等相關法律、法規。
嚴格執行餐飲服務行業規范，凡學校經營的食堂和副食品店必須取得餐飲服務監管部門發放的餐飲服務許可證(包括原衛生許可證)，未取得許可證的不得加工、供應食品。嚴格食品添加劑使用，根據“非必須不使用”的原則，使用品種和用量必須符合gb2760《食品添加劑使用衛生標準》，并詳細記錄每一次使用情況，防止超范圍和過量使用食品添加劑行為。不使用過期變質和被污染的食品，不使用非食品用具及容器，包裝材料，不使用未經消毒合格的餐飲具，工具，容器。
二、必須建立學校食堂的衛生安全檔案。
內容包括申請衛生許可的基礎資料、學校食物中毒事件應急預案、個人健康證明、食品原料和有關用品索證資料、食品添加劑和調味品采購和使用記錄、食品留樣記錄、檢驗報告、食品原材料采購合同等。
三、嚴格執行從業人員健康管理制度。
食品從業人員按有關規定取得健康體檢證明和衛生培訓合格后方可上崗操作，健康體檢每年一次，并定期接受培訓。從業人員操作時應穿戴清潔的工作服、工作帽(專間操作人員必須戴口罩)，頭發不得外露，不得留長指甲，涂指甲油，佩帶飾物。
四、嚴把食品原料采購和進貨驗收關。
禁止采購不符合食品衛生標準和要求的食品。采購食品應向供貨方索取衛生許可證、衛生檢驗報告書等復印件;采購肉類食品必須索取衛生檢驗檢疫合格證明;采購定型包裝食品，商標上應有品名、廠名、廠址、生產日期、保存期(保質期)qs認證標志等內容;采購酒類、罐頭、飲料、乳制品、調味品等食品，應向供方索取本批次的檢驗合格證或檢驗單。要建立蔬菜農藥的檢測及其他食品的相關檢測，嚴把食品原料進入關，把問題食品拒之于學校門外。
五、必須堅持每天保潔工作。
清洗餐具、工用具必須在專用水池內進行。餐飲具“一清、二洗、三消毒、四保潔”，未經消毒的餐飲具不得使用。經常開展設施設備的消毒工作，用于原料、半成品、成品的工具、容器必須標志明顯，做到分開使用，定位存放，保持清潔。定期開展滅“四害”工作，隨時保持食堂干凈、整潔、衛生的環境。
六、建立食品衛生安全自查工作機制。
加強食品衛生安全管理力度，嚴格加強對物資采購、倉儲、加工、使用、供應等環節的監控，落實食品安全“一日兩巡查”制度，并安排專人做好記錄，重點加強乳制品、面包糕點、鹵制品等食品和食品添加劑使用管理情況的檢查，積極做好倉庫防潮工作，有針對性地防止食品因潮濕而霉變給師生健康帶來的安全隱患。
七、加強食品安全輿論宣傳。
食品安全常識范文第2篇
1 基本情況
長島縣是山東省唯一一個海島縣，全縣由32個島嶼組成，其中有居民島10個。常住人口4.4萬人，非農業人口1.6萬人，農業人口2.8萬人。
2 調查目的
了解長島縣農村食品安全現狀，發現食品安全方面存在的問題及產生的原因，提出防范措施和監管建議，為進一步做好全縣食品安全監督管理工作提供參考依據。
3 調查對象與內容
3.1 調查對象 長島縣常住人口，包括本地戶籍人口和在長島居住6個月以上的外來人口；采取隨機抽樣的方法，由被調查者現場自主填寫統一的調查問卷。
3.2 調查內容 食品安全基本知識、對食品安全的認識和需求。
4 調查問卷數據分析
4.1 年齡組成分析
年齡在18歲以下的占11%，在19歲―30歲之間的占30%，在31歲―40歲之間的占32%，在41歲―50歲之間的占18%， 在51歲―60歲的占7%，在61歲以上的占2%。
4.2 食品關注分析
對于食品各個方面關注度由高至低分別為食品的價格，食品的色澤、味道，食品的生產日期、保質期，食品的營養成分和配方，廠家信息，其它。
4.3 食品安全隱患分析
認為食品安全最大的隱患在種植養殖環節的占13%，在生產加工環節的占42%，在批發零售環節的占28%，在餐飲消費環節的占17%。
4.4 最擔心的食品安全問題
擔心程度由高至低分別為病死牲畜肉，非食用油（如地溝油、泔水油、垃圾肉油）流入餐桌，食品過期變質，食物中毒，蔬菜中農藥高殘留，食品中違規使用添加劑 （如防腐劑、色素），虛假或錯誤標注，其它。
4.5 外來人口對海產食品的認識
在被調查者中，外來務工人員、農民工占總人數的13%。其中，對海產食品的有關衛生常識非常了解的占0%，了解一部分的占23.1%，了解一點的占61.5%，一點不了解的占15.4%。
4.6 對食品安全監管措施的需求
按照監管措施的有效程度由高至低分別為：對生產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企業嚴加懲罰；加強宣傳，讓消費者提高自身食品安全意識；行政主管部門加大監督力度，曝光典型案件。
5 農村食品安全現狀及產生原因
5.1 由于耕地和水源的問題，長島的糧食、蔬菜、水果等不能做到自給自供自足，主要來源靠商販從島外運輸進來。經歷環節較多，儲存周期太長，無法保證食品質量，由此導致食源性疾患等食品安全問題的發生。
5.2 同樣的原因，群眾生活所需的豬、牛、羊等肉類食品基本上是靠商販從島外運輸。有部分是把活的家畜家禽運輸進來，一邊圈養一邊分批屠宰上市；有部分是將家畜家禽在島外屠宰好后，將肉及肉制品運輸進來。圈養屠宰的地方衛生條件較差以及在養殖過程中濫用畜藥、激素的現象導致肉類食品安全難以保證。
5.3 食品進貨把關不嚴、配貨渠道不清晰，采購、銷售紀錄不完善、食品陳列和儲藏條件達不到要求、農村群眾不重視索證索票等等因素，導致群眾買到過期食品或不合格食品，一旦發生食品安全問題難以招回和追溯源頭。
5.4 外來人口對海產食品的衛生常識缺乏了解，比如不知道河豚魚是有劇毒的魚種，某些魚類貝類加工不當也可引起中毒，吃海虹喝啤酒會導致拉肚子等等，由此引起的食品安全問題也時有發生。
5.5 相關部門對農村群眾的宣傳和引導不能完全到位，導致農村群眾食品安全意識不高，食品安全方面的知識相對匱乏，往往不重視或并不知道如何保證安全食品。比如大部分農村群眾喜歡食用自己家腌制的咸魚和蝦醬，而這類食品亞硝酸鹽含量較高，長期食用容易對人體健康造成危害。
5.6 農村的小餐館、建筑工地食堂等經營面積不足，設施設備簡陋，從業人員未經體檢和培訓即上崗，管理制度不健全，餐具消毒不嚴格，很難達到衛生許可要求；學校周邊飲食攤點，市場的小吃攤等沒有固定的經營門店，衛生主管部門無法核發“衛生許可證”，工商部門也就無法核發“工商營業執照”，低標準經營、無照無證經營的現象仍然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安全隱患。
6 防范措施和監管建議
6.1 針對長島縣耕地面積極少的情況，政府要重視起來，利用有限的耕地面積，分配好耕地的使用，規劃出一定的耕地面積用于種植蔬菜，優化種植品種，多種植一些產量高、營養豐富、易于保存的蔬菜品種，保證島上居民在因天氣原因無法運進時還能吃到部分新鮮的時令蔬菜。
6.2 針對肉類食品的安全問題，要對進島的家畜家禽進行嚴格檢疫，對肉類成品和半成品，相關部門更要充實檢測隊伍，加大抽檢力度，并定期向社會公布食品檢驗結果，指導廣大群眾理性消費、安全消費。
食品安全常識范文第3篇
食品安全，是我們生命的健康之源。講究食品衛生，安全消費食品更是我們大家的共同心愿。在我校大力開展食品安全宣傳之際，為進一步增強同學們的食品安全意識，營造良好的校園食品安全環境，我們茹家莊小學少先隊大隊委員會向全校同學發出如下倡議：
一、樹立食品衛生安全觀念，提高食品安全自我防范能力，提高自我保護意識，預防和減少食源性疾病的發生。
二、從我做起，養成良好的飲食衛生習慣，嚴防病從口入。堅持做到勤洗手、勤剪指甲、勤洗澡理發、勤換衣報，不喝生水，不吃腐爛變質的食物，少吃生冷、涼拌的食物。
三、增強自我保護意識。不買、不吃無廠名廠址、無生產日期、無保質期的三無食品和過期變質食品，不買街頭巷尾無照無證的小商小販出售的各類食品。
三、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一日三餐定時定量吃飯，不暴飲暴食，建立合理的生活作息制度。多了解健康食品知識，防止急性腸胃炎和腸道傳染病等疾病的傳播，防止食物中毒和腸道傳染病的發生;外出就餐要選擇衛生潔凈、餐具消毒、環境整潔有序的正規餐館、飯店。
四、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不喝生水，不隨便在校園內吃零食、不亂扔紙屑、包裝袋、糖紙等垃圾，保持良好的校園衛生環境，爭做環保小衛士。
食品安全常識范文第4篇
內容提要: 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是法院作出賠償數額的判決超出實際損害數額的一種賠償制度，它體現了對受害人的撫慰功能、報應功能、遏制功能和對市場交易的鼓勵功能；《食品安全法》規定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在責任構成要件、責任的內容、責任的適用范圍等方面具有其特殊性；針對現行立法的缺憾，應當以實際損害作為懲罰性賠償數額確定的依據、以消費者購買食品的價款作為懲罰性賠償的基數、借鑒美國法浮動限額制度解決賠償數額的倍數范圍、對具有故意或重大過失的生產者適用懲罰性賠償以及盡快建立統一的食品安全標準體系等方面，完善《食品安全法》中的懲罰性賠償制度。
自2009年6月1日開始實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以下簡稱《食品安全法》第10章專門規定了違反《食品安全法》的“法律責任”，其中第96條規定：“違反本法規定，造成人身、財產或者其他損害的，依法承擔賠償責任。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者銷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除要求賠償損失外，還可以向 生產者或者銷售者要求支付價款十 倍的 賠 償金。”這一規定確立的食品安全責任懲罰性賠償制度，在保障我國消費者權益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該法規定的懲罰性賠償的規則不夠嚴謹，且過于簡單，在具體操作中存在許多問題。因此，通過分析《食品安全法》中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理論基礎，有必要全面了解該法規定的懲罰性賠償制度的主要內容，為切實保護消費者和經營者的合法權益，提出進一步健全和完善《食品安全法》中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立法建議。133229.COm
一、《食品安全法》中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理論基礎
現代法治體制要求在維護個人權利的同時也要兼顧社會的整體利益。我國《食品安全法》在規定行政責任和民事賠償的同時，引入了英美法系中的懲罰性賠償制度。懲罰性賠償制度又稱報復性賠償制度，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賠償數額超出實際損害數額的賠償制度，它具有補償受害人遭受的損失、懲罰和遏制不法行為等多重功能[1]。傳統產品的補償責任與懲罰性賠償責任的目的不同，前者的目的主要在于平衡和填補侵權人與受害人之間失衡的利益關系，而后者主要目的是預防和遏制類似侵權行為的再次發生。筆者認為，《食品安全法》規定的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社會功能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食品安全法》規定懲罰性賠償，體現了對受害人補償和撫慰的功能。加害方的違法行為有可能會給受害方造成財產上的損失或者人身上的傷害，甚至會給受害方造成精神上的痛苦，對這些損害加以救濟。懲罰性賠償制度可以發揮的補償功能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懲罰性賠償制度對受害方精神上受到的損害補救更充分。加害方對受害方所造成的精神損害是沒有辦法用金錢予以明確計算和確定的，因此，需要采用懲罰性賠償責任來彌補精神損害賠償責任的缺陷，使受害者得到心理上的安慰，從而有利于化解糾紛和矛盾。二是追求損害完全賠償原則的結果。一方面，在食品安全的損害賠償案件中，受害者基于受到的人身傷害，可以要求違法者對其提供賠償，但我國法律確立的人身傷害損害賠償標準比較低，進行賠償時人身傷害遭受的損失也難以得到證明，對受害者并不能提供實際上的完全賠償。基于此，采取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更能充分地補償受害者遭受的損害。另一方面，受害者為提起訴訟所要支付的各項開支繁多造成維權成本過高，例如差旅費、律師費等，過高的維權成本制約消費者積極維權，而這些開支可通過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得以補償。
2．《食品安全法》規定懲罰性賠償，體現了對加害人報應的功能。近年來，如 “敵敵畏火腿事件”“蘇丹紅事件”，更有震驚全國和世界的“三鹿奶粉事件”等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頻頻發生，是促使我國立法機關確立懲罰性賠償制度的主要原因之一。對加害人的懲罰功能包括兩方面：一是基于同態復仇的原則，讓加害人承擔因侵權行為而需承擔的后果。在侵權案件中，一般情況下加害方的行為都會給受害方造成物質上的損害。因此，由法院判決加害方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符合“因果報應”的基本觀念，符合法律公平正義的立法價值。二是通過懲罰性賠償制度，對不法行為人適用更重的經濟負擔來制裁其不法行為。對違法者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主要針對兩點：其一是針對違法者行為上的不法性，其二是針對違法者道德上的應受譴責性。在食品安全領域，法律規定只針對實際損失進行賠償，不法行為人的違法成本過低，是造成食品安全事件之所以頻頻發生的原因之一。懲罰性賠償制度對不法行為人苛以更重的經濟負擔，從而使其違法成本提高。不法行為人如果進行了不法行為，那么將為自己的行為承擔更重的責任，以達到懲罰的目的。
3．《食品安全法》規定懲罰性賠償，體現了對不法行為人遏制的功能。由于懲罰性賠償制度具有“懲罰”的特性，決定了懲罰性賠償制度又具有遏制的功能。法律是最嚴厲的制裁方式，對食品安全領域中的違法生產者及經營者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加以規制，對其具有強大的威懾力，從而有利于遏制不法分子繼續從事違法經營行為。遏制功能又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威懾功能。通過對違法分子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一方面會對正常經營的生產者及經營者起到教育、鼓勵的作用，有利于增強他們知法、懂法、守法的思想和意識。另外，懲罰性賠償制度也會對不法行為人產生威嚇、遏制的作用，有利于預防和阻止他們繼續實施非法經營行為。二是激勵功能。由于加害人所作出的加害行為的責任加重、經濟成本提高，而且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導致這種成本具有不確定性，就會使加害人因懼怕承擔巨額的懲罰性賠償責任而不再實施違法行為。此外，懲罰性賠償制度給受害人會帶來某種程度的收益（這種收益可能引起受害人追求超出損害賠償范圍之外的不當利益）。因此，客觀上會激勵受害人主張和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引發受害人提起訴訟的訴求和積極性。
4．《食品安全法》規定懲罰性賠償，體現了對市場交易的鼓勵功能。食品安全與每個人的生命權和健康權息息相關，食品生產者和經營者的不法行為具有不道德性、違法性、反社會性，其不法行為損害了受害人甚至整個社會公眾的合法權益。懲罰性賠償制度是維護市場經濟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通過確立高倍的懲罰性賠償數額，在對加害方給予懲罰、對受害方給予安慰的同時，也可以化解民間糾紛和矛盾，從而有利于社會秩序的穩定和和諧。《食品安全法》中的懲罰性賠償制度，是保護食品領域市場交易的重要手段之一，對侵犯他人財產權的非自愿交易應當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有利于營造自愿交易的市場環境。二是懲罰性賠償能鼓勵市場交易，使潛在的侵權人認識到正常交易行為的收益與侵權行為的成本相比，合法經營的收益更加合算，從而使潛在侵權人放棄侵權行為，激勵合法交易。如果賠償金太低，潛在的侵權人可能會實施損害行為，從而不利于市場交易的穩定與發展。筆者認為，我國近年來頻繁發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引起社會公眾對食品安全的不信任和恐慌，在《食品安全法》中引入英美法系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對有效解決食品安全問題和保護社會公眾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食品安全法》中懲罰性賠償制度的主要內容
我國《食品安全法》規定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具有其自身的特點，在司法實踐中，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認識和理解這一制度。
1．《食品安全法》規定的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構成要件。根據《食品安全法》第96條第2款的規定：“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者銷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除要求賠償損失外，還可以向生產者或者銷售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的賠償金。”因此，針對食品經營者，是否要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通常要考量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是行為的違法性。指行為違反了規定的義務或違反了法律的要求，即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者銷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侵害了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如生命健康和安全權，甚至侵害了社會公眾的整體利益。由于食品消費者和經營者的信息不對稱，食品經營者處于強勢地位，一旦發生食品安全事件將會造成個人和社會利益的極大損失；二是主觀惡意性。《食品安全法》對食品生產者和銷售者進行了區別對待，對生產者適用的是嚴格責任，即生產者只要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就要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對銷售者適用的是過錯責任，即銷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而進行銷售的，才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
2．《食品安全法》規定的懲罰性賠償制度的主要內容。在食品安全法律關系中違反《食品安全法》的規定，對他人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依法應當承擔民事責任。依據《食品安全法》第96條的規定，懲罰性賠償責任人應承擔的責任是：一是應當賠償消費者的實際損失。生產者或者經營者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包括賠償消費者的醫療費、護理費、誤工費、殘疾人生活補助費等費用。造成死亡的，并應當支付喪葬費、死者生前扶養的人必要的生活費等費用。二是消費者有權向生產者或者經營者要求十倍價款的懲罰性賠償。有必要指出的是，以營利為目的專門購買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而獲得“十倍價款賠償”的行為與我國《食品安全法》的法律價值和立法精神不符合。因此，鼓勵消費者監督食品安全和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目的獲得十倍價款的懲罰性賠償。食品生產經營者違反本規定，在責任承擔上有可能遇到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競合的情況，在法律責任發生競合時，《食品安全法》確認了保證受害人利益的民事賠償責任優先原則，目的是為了更好地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2]。
3．《食品安全法》規定的懲罰性賠償制度的適用范圍。懲罰性賠償制度適用于合同領域還是適用于侵權領域，抑或合同領域和侵權領域都適用，這涉及對懲罰性賠償制度性質的認定問題。根據《食品安全法》第96條對食品安全民事責任作出的專門規定，筆者認為，懲罰性賠償制度適用于特殊侵權責任，理由有兩點：一是《食品安全法》中的懲罰性賠償責任是一種產品責任，產品責任適用于侵權責任。《侵權責任法》第47條規定的懲罰性賠償制度是產品責任領域中的一般規定，《食品安全法》第96條規定的懲罰性賠償制度是產品責任領域中的特殊規定。在食品安全領域懲罰性賠償制度法律適用競合時，根據特別法優于一般法的原理，應當優先適用《食品安全法》第96條規定的懲罰性賠償制度。二是如果在合同責任中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要求食品生產者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則缺乏請求權基礎。在食品安全領域，生產者和經營者生產、銷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給消費者造成損害，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沒有合同關系，根據合同相對性原理，消費者對生產者不享有合同債權。即消費者如果要求生產者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沒有請求權基礎，不能對生產者主張違約損害賠償。因此，食品生產經營者生產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向生產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的賠償金時的請求權基礎應當是侵權責任。
4．《食品安全法》規定的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競合問題。在我國法律體系中多處規定了懲罰性賠償制度。首先，從概念的關聯關系上看，《合同法》第113條第2款的規定，似乎將懲罰性賠償制度歸類于合同責任；其次，從立法的先后順序上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制定于1993年，《合同法》制定于1999年，所以立法機關有意通過《合同法》來規定該制度的法律責任類型是合同責任。對此，一般認為，如果經營者提供有瑕疵的商品或服務使消費者遭受了履行利益以外的損失，并因此產生違約責任和侵權責任競合時，也應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中懲罰性賠償責任[3]。《食品安全法》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規定存在競合：一是生產者、銷售者生產銷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未造成消費者固有利益的損害，消費者可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要求對銷售者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二是生產者、銷售者生產的食品符合食品安全標準，但仍存在欺詐行為的，如生產或銷售的食品本身符合食品安全標準，但存在假冒知名或名牌食品等比較典型的欺詐行為，對此，消費者是有權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要求對銷售者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4]。筆者認為，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合同法》、《食品安全法》以及《侵權責任法》等法律，對懲罰性賠償問題做出的相關規定，存異但又有競合，這對從不同的層面依法切實保護消費者的利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三、完善《食品安全法》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立法建議
我國現行立法和司法解釋借鑒英美法系的規定，在民商事領域確立了懲罰性賠償制度，在現實生活中起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食品安全法》規定懲罰性賠償制度，對依法保護消費者和經營者、規范我國食品安全問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筆者認為，從立法層面看，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進一步完善《食品安全法》規定的懲罰性賠償制度。
1．《食品安全法》應當明確規定以實際損害作為懲罰性賠償數額確定的依據。《食品安全法》第96條第2款規定：“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者銷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除要求賠償損失外，還可以向生產者或者銷售者要求支付的價款十倍的賠償金。”由此可見，《食品安全法》規定的十倍的懲罰性賠償制度，是建立在“價款”上的，而并不是建立在消費者實際遭受的或者實際需要填補的損失上的，所以，懲罰性賠償數額確立的基數標準并不合理。一般來說，對于日常生活中的食品消費支付的價款都比較少，即使適用 “十倍”的賠償，對消費者也并不能起到實際上的撫慰作用，對違法經營者也起不到有效的遏制作用。由國外法律的立法制度可知，基本上是以實際損害作為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基數，而我國法律卻是以“價款”作為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基數，同樣是數倍賠償責任，但實際賠償數額卻相差甚遠。以“價款”作為計算的依據，無法達到懲罰性賠償制度的預期目的，以“價款”作為計算的固定標準，無法實現實際的補償和實質的公平。因此，筆者認為，我國可以借鑒英美國家或者我國臺灣地區采取的懲罰性賠償的標準基數，即以實際損害作為懲罰性賠償數額確定的依據。
2．《食品安全法》應當明確規定以消費者購買食品的價款作為懲罰性賠償的基數。目前，我國規定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基數主要有三種情況：一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規定的，以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為基數；二是最高法院公布的《商品房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第14條規定的，商品房買賣合同的懲罰性賠償制度是以面積誤差比超過3％部分的房款作為基數；三是《食品安全法》第96條規定的，以食品消費者支付的價款作為基數。但是，《食品安全法》以所“支付價款”作為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基數，在學理上產生了分歧，在司法實踐中造成了法律適用的不確定性，例如在購買昂貴的奢侈食品時，普通消費者會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購買食品，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糾紛，消費者如果主張適用“十倍懲罰性賠償制度”，到底是以已經先期支付的價款作為基數，還是以食品的總價格作為基數。《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規定，以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作為基數，“購買價款”就是指商品的購買價格，這個標準就非常準確和合理。所以，《食品安全法》是食品安全領域中適用的特別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是對消費者保護適用的一般法，只有以消費者購買食品的價款作為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基數，才能充分保護消費者和整個社會公眾的合法權益。
3．《食品安全法》應當借鑒美國的浮動限額制度，解決懲罰性賠償數額的倍數范圍。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最大特點是體現了對違法者的懲罰。依據《食品安全法》第96條的規定，生產者和經營者都要承擔價款十倍的賠償金，在懲罰性賠償數額的倍數范圍的計算方面存在問題。這種固定倍數的計算方法過于僵硬，一方面難以體現法官對個案的具體處理和具體分析時的能動性，另一方面難以體現權利和義務在當事人之間分配時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在美國，對懲罰性賠償制度適用的金額采取浮動限額制度時，法院一般會根據原告實際損失賠償金的倍數、被告的不同類型、原告所受損失的類型或原告損害賠償請求的類型、被告侵權行為的類型等因素，進行綜合考量和權衡之后所確定的懲罰性賠償數額，才能與具體案件的實際保持一致，才能在司法實踐中更好地體現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價值[5]。筆者認為，在食品安全事件頻頻發生的背景下，為切實發揮懲罰性賠償制度應有的功能，充分實現實質正義，應當借鑒美國的浮動限額制度，來解決我國《食品安全法》賠償數額的倍數范圍問題。
4．《食品安全法》應當明確規定對具有故意或重大過失的生產者適用懲罰性賠償。我國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對生產者主觀構成要件的規定有失公平，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生產者適用的歸責原則過于苛刻。《食品安全法》第96條的規定，對生產者的懲罰性賠償責任適用的是嚴格責任原則，即不論其主觀上是否有故意或者過失的過錯，只要給消費者造成損害的，均應當承擔賠償責任[6]。該法第96條僅就銷售者規定了“明知”的主觀要件，并未對生產者作同一要求，這種區別對待無疑加重了生產者的負擔。綜觀各國立法，在食品安全責任領域主要適用過錯原則，如英美法系國家的立法一般認為，行為人如果實施的行為具有主觀上的故意或嚴重疏忽，行為人才應當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即存在大陸法系所稱的故意或重大過失的情形。二是對生產者規定懲罰性賠償責任有適用提前的嫌疑。由《食品安全法》第96條規定的內容可知，食品生產者只要是 “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就應當采用懲罰性賠償制度加以規制。從立法者的初衷和目的上看，生產或者銷售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應當是在進入市場流通領域后，消費者購買或者是使用了該不安全食品，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產生了現實的威脅，才有可能對食品生產者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如果根本就未發生消費者消費不安全食品，也根本就未造成實質損害，則不存在適格的主體主張權利。因此，為避免司法實踐中理解上的分歧和沖突，應在法律上明確規定對生產者適用懲罰性賠償制 度 的 主 觀 構 成 要 件 應 為 存 在 故 意 或 重 大過失。
5．《食品安全法》應當盡快增訂統一的食品安全標準體系，以保障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實施。食品安全標準是指為了保證食品安全，對食品生產經營過程中影響食品安全的各種要素以及各個環節所規定的統一技術要求。《食品安全法》第96條規定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實施的效果，取決于食品安全標準體系完善與否。食品安全標準存在三個認定標準：一是國家標準，二是地方標準，三是企業標準。依據《食品安全法》第3章關于“食品安全標準”的規定得知：食品安全標準是通過國家統一制定，并且強制執行和實施的。法律同時也規定，如果未規定食品安全國家標準的情況下，可以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標準；如果未規定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和地方標準的情況下，可以制定食品安全企業標準，也就是說企業可以自行制定食品安全標準。除非企業制定了更高的食品安全標準外，就有可能制定出不符合國家標準的食品安全標準，損害廣大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因此，《食品安全法》應盡快增訂統一的食品安全標準體系，明確規定食品安全標準的認定條件和程序，以保證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全面貫徹和實施。
總之，《食品安全法》規定侵權法領域的懲罰性賠償制度是必要的[7]。我國是一個食品生產和消費的大國，在正確理解和運用食品安全責任的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基礎上，應當借鑒國外先進的立法經驗，進一步完善我國的食品安全法律制度，這對依法有效保護食品交易中的消費者和經營者的合法權益以及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意義。
注釋:
[1]王利明．懲罰性賠償研究[j]．中國社會科學，2000（4）：112－113．
[2]張敬禮．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及實施條例講座[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9：426－429．
[3]關淑芳．懲罰性賠償制度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8：183－184．
[4]王吉林．我國食品安全法中的懲罰性賠償之解讀[j]．天津法學，2010（1）：47．
[5]金福海．懲罰性賠償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235－238．
食品安全常識范文第5篇
內容提要: 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是法院作出賠償數額的判決超出實際損害數額的一種賠償制度，它體現了對受害人的撫慰功能、報應功能、遏制功能和對市場交易的鼓勵功能；《食品安全法》規定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在責任構成要件、責任的內容、責任的適用范圍等方面具有其特殊性；針對現行立法的缺憾，應當以實際損害作為懲罰性賠償數額確定的依據、以消費者購買食品的價款作為懲罰性賠償的基數、借鑒美國法浮動限額制度解決賠償數額的倍數范圍、對具有故意或重大過失的生產者適用懲罰性賠償以及盡快建立統一的食品安全標準體系等方面，完善《食品安全法》中的懲罰性賠償制度。
自2009年6月1日開始實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以下簡稱《食品安全法》第10章專門規定了違反《食品安全法》的“法律責任”，其中第96條規定：“違反本法規定，造成人身、財產或者其他損害的，依法承擔賠償責任。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者銷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除要求賠償損失外，還可以向 生產者或者銷售者要求支付價款十 倍的 賠 償金。”這一規定確立的食品安全責任懲罰性賠償制度，在保障我國消費者權益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該法規定的懲罰性賠償的規則不夠嚴謹，且過于簡單，在具體操作中存在許多問題。因此，通過分析《食品安全法》中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理論基礎，有必要全面了解該法規定的懲罰性賠償制度的主要內容，為切實保護消費者和經營者的合法權益，提出進一步健全和完善《食品安全法》中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立法建議。
一、《食品安全法》中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理論基礎
現代法治體制要求在維護個人權利的同時也要兼顧社會的整體利益。我國《食品安全法》在規定行政責任和民事賠償的同時，引入了英美法系中的懲罰性賠償制度。懲罰性賠償制度又稱報復性賠償制度，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賠償數額超出實際損害數額的賠償制度，它具有補償受害人遭受的損失、懲罰和遏制不法行為等多重功能[1]。傳統產品的補償責任與懲罰性賠償責任的目的不同，前者的目的主要在于平衡和填補侵權人與受害人之間失衡的利益關系，而后者主要目的是預防和遏制類似侵權行為的再次發生。筆者認為，《食品安全法》規定的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社會功能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食品安全法》規定懲罰性賠償，體現了對受害人補償和撫慰的功能。加害方的違法行為有可能會給受害方造成財產上的損失或者人身上的傷害，甚至會給受害方造成精神上的痛苦，對這些損害加以救濟。懲罰性賠償制度可以發揮的補償功能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懲罰性賠償制度對受害方精神上受到的損害補救更充分。加害方對受害方所造成的精神損害是沒有辦法用金錢予以明確計算和確定的，因此，需要采用懲罰性賠償責任來彌補精神損害賠償責任的缺陷，使受害者得到心理上的安慰，從而有利于化解糾紛和矛盾。二是追求損害完全賠償原則的結果。一方面，在食品安全的損害賠償案件中，受害者基于受到的人身傷害，可以要求違法者對其提供賠償，但我國法律確立的人身傷害損害賠償標準比較低，進行賠償時人身傷害遭受的損失也難以得到證明，對受害者并不能提供實際上的完全賠償。基于此，采取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更能充分地補償受害者遭受的損害。另一方面，受害者為提起訴訟所要支付的各項開支繁多造成維權成本過高，例如差旅費、律師費等，過高的維權成本制約消費者積極維權，而這些開支可通過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得以補償。
2．《食品安全法》規定懲罰性賠償，體現了對加害人報應的功能。近年來，如 “敵敵畏火腿事件”“蘇丹紅事件”，更有震驚全國和世界的“三鹿奶粉事件”等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頻頻發生，是促使我國立法機關確立懲罰性賠償制度的主要原因之一。對加害人的懲罰功能包括兩方面：一是基于同態復仇的原則，讓加害人承擔因侵權行為而需承擔的后果。在侵權案件中，一般情況下加害方的行為都會給受害方造成物質上的損害。因此，由法院判決加害方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符合“因果報應”的基本觀念，符合法律公平正義的立法價值。二是通過懲罰性賠償制度，對不法行為人適用更重的經濟負擔來制裁其不法行為。對違法者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主要針對兩點：其一是針對違法者行為上的不法性，其二是針對違法者道德上的應受譴責性。在食品安全領域，法律規定只針對實際損失進行賠償，不法行為人的違法成本過低，是造成食品安全事件之所以頻頻發生的原因之一。懲罰性賠償制度對不法行為人苛以更重的經濟負擔，從而使其違法成本提高。不法行為人如果進行了不法行為，那么將為自己的行為承擔更重的責任，以達到懲罰的目的。
3．《食品安全法》規定懲罰性賠償，體現了對不法行為人遏制的功能。由于懲罰性賠償制度具有“懲罰”的特性，決定了懲罰性賠償制度又具有遏制的功能。法律是最嚴厲的制裁方式，對食品安全領域中的違法生產者及經營者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加以規制，對其具有強大的威懾力，從而有利于遏制不法分子繼續從事違法經營行為。遏制功能又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威懾功能。通過對違法分子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一方面會對正常經營的生產者及經營者起到教育、鼓勵的作用，有利于增強他們知法、懂法、守法的思想和意識。另外，懲罰性賠償制度也會對不法行為人產生威嚇、遏制的作用，有利于預防和阻止他們繼續實施非法經營行為。二是激勵功能。由于加害人所作出的加害行為的責任加重、經濟成本提高，而且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導致這種成本具有不確定性，就會使加害人因懼怕承擔巨額的懲罰性賠償責任而不再實施違法行為。此外，懲罰性賠償制度給受害人會帶來某種程度的收益（這種收益可能引起受害人追求超出損害賠償范圍之外的不當利益）。因此，客觀上會激勵受害人主張和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引發受害人提起訴訟的訴求和積極性。
4．《食品安全法》規定懲罰性賠償，體現了對市場交易的鼓勵功能。食品安全與每個人的生命權和健康權息息相關，食品生產者和經營者的不法行為具有不道德性、違法性、反社會性，其不法行為損害了受害人甚至整個社會公眾的合法權益。懲罰性賠償制度是維護市場經濟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通過確立高倍的懲罰性賠償數額，在對加害方給予懲罰、對受害方給予安慰的同時，也可以化解民間糾紛和矛盾，從而有利于社會秩序的穩定和和諧。《食品安全法》中的懲罰性賠償制度，是保護食品領域市場交易的重要手段之一，對侵犯他人財產權的非自愿交易應當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有利于營造自愿交易的市場環境。二是懲罰性賠償能鼓勵市場交易，使潛在的侵權人認識到正常交易行為的收益與侵權行為的成本相比，合法經營的收益更加合算，從而使潛在侵權人放棄侵權行為，激勵合法交易。如果賠償金太低，潛在的侵權人可能會實施損害行為，從而不利于市場交易的穩定與發展。筆者認為，我國近年來頻繁發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引起社會公眾對食品安全的不信任和恐慌，在《食品安全法》中引入英美法系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對有效解決食品安全問題和保護社會公眾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食品安全法》中懲罰性賠償制度的主要內容
我國《食品安全法》規定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具有其自身的特點，在司法實踐中，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認識和理解這一制度。
1．《食品安全法》規定的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構成要件。根據《食品安全法》第96條第2款的規定：“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者銷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除要求賠償損失外，還可以向生產者或者銷售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的賠償金。”因此，針對食品經營者，是否要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通常要考量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是行為的違法性。指行為違反了規定的義務或違反了法律的要求，即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者銷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侵害了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如生命健康和安全權，甚至侵害了社會公眾的整體利益。由于食品消費者和經營者的信息不對稱，食品經營者處于強勢地位，一旦發生食品安全事件將會造成個人和社會利益的極大損失；二是主觀惡意性。《食品安全法》對食品生產者和銷售者進行了區別對待，對生產者適用的是嚴格責任，即生產者只要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就要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對銷售者適用的是過錯責任，即銷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而進行銷售的，才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
2．《食品安全法》規定的懲罰性賠償制度的主要內容。在食品安全法律關系中違反《食品安全法》的規定，對他人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依法應當承擔民事責任。依據《食品安全法》第96條的規定，懲罰性賠償責任人應承擔的責任是：一是應當賠償消費者的實際損失。生產者或者經營者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包括賠償消費者的醫療費、護理費、誤工費、殘疾人生活補助費等費用。造成死亡的，并應當支付喪葬費、死者生前扶養的人必要的生活費等費用。二是消費者有權向生產者或者經營者要求十倍價款的懲罰性賠償。有必要指出的是，以營利為目的專門購買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而獲得“十倍價款賠償”的行為與我國《食品安全法》的法律價值和立法精神不符合。因此，鼓勵消費者監督食品安全和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目的獲得十倍價款的懲罰性賠償。食品生產經營者違反本規定，在責任承擔上有可能遇到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競合的情況，在法律責任發生競合時，《食品安全法》確認了保證受害人利益的民事賠償責任優先原則，目的是為了更好地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2]。
3．《食品安全法》規定的懲罰性賠償制度的適用范圍。懲罰性賠償制度適用于合同領域還是適用于侵權領域，抑或合同領域和侵權領域都適用，這涉及對懲罰性賠償制度性質的認定問題。根據《食品安全法》第96條對食品安全民事責任作出的專門規定，筆者認為，懲罰性賠償制度適用于特殊侵權責任，理由有兩點：一是《食品安全法》中的懲罰性賠償責任是一種產品責任，產品責任適用于侵權責任。《侵權責任法》第47條規定的懲罰性賠償制度是產品責任領域中的一般規定，《食品安全法》第96條規定的懲罰性賠償制度是產品責任領域中的特殊規定。在食品安全領域懲罰性賠償制度法律適用競合時，根據特別法優于一般法的原理，應當優先適用《食品安全法》第96條規定的懲罰性賠償制度。二是如果在合同責任中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要求食品生產者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則缺乏請求權基礎。在食品安全領域，生產者和經營者生產、銷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給消費者造成損害，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沒有合同關系，根據合同相對性原理，消費者對生產者不享有合同債權。即消費者如果要求生產者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沒有請求權基礎，不能對生產者主張違約損害賠償。因此，食品生產經營者生產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向生產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的賠償金時的請求權基礎應當是侵權責任。
4．《食品安全法》規定的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競合問題。在我國法律體系中多處規定了懲罰性賠償制度。首先，從概念的關聯關系上看，《合同法》第113條第2款的規定，似乎將懲罰性賠償制度歸類于合同責任；其次，從立法的先后順序上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制定于1993年，《合同法》制定于1999年，所以立法機關有意通過《合同法》來規定該制度的法律責任類型是合同責任。對此，一般認為，如果經營者提供有瑕疵的商品或服務使消費者遭受了履行利益以外的損失，并因此產生違約責任和侵權責任競合時，也應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中懲罰性賠償責任[3]。《食品安全法》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規定存在競合：一是生產者、銷售者生產銷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未造成消費者固有利益的損害，消費者可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要求對銷售者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二是生產者、銷售者生產的食品符合食品安全標準，但仍存在欺詐行為的，如生產或銷售的食品本身符合食品安全標準，但存在假冒知名或名牌食品等比較典型的欺詐行為，對此，消費者是有權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要求對銷售者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4]。筆者認為，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合同法》、《食品安全法》以及《侵權責任法》等法律，對懲罰性賠償問題做出的相關規定，存異但又有競合，這對從不同的層面依法切實保護消費者的利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三、完善《食品安全法》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立法建議
我國現行立法和司法解釋借鑒英美法系的規定，在民商事領域確立了懲罰性賠償制度，在現實生活中起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食品安全法》規定懲罰性賠償制度，對依法保護消費者和經營者、規范我國食品安全問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筆者認為，從立法層面看，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進一步完善《食品安全法》規定的懲罰性賠償制度。
1．《食品安全法》應當明確規定以實際損害作為懲罰性賠償數額確定的依據。《食品安全法》第96條第2款規定：“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者銷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除要求賠償損失外，還可以向生產者或者銷售者要求支付的價款十倍的賠償金。”由此可見，《食品安全法》規定的十倍的懲罰性賠償制度，是建立在“價款”上的，而并不是建立在消費者實際遭受的或者實際需要填補的損失上的，所以，懲罰性賠償數額確立的基數標準并不合理。一般來說，對于日常生活中的食品消費支付的價款都比較少，即使適用 “十倍”的賠償，對消費者也并不能起到實際上的撫慰作用，對違法經營者也起不到有效的遏制作用。由國外法律的立法制度可知，基本上是以實際損害作為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基數，而我國法律卻是以“價款”作為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基數，同樣是數倍賠償責任，但實際賠償數額卻相差甚遠。以“價款”作為計算的依據，無法達到懲罰性賠償制度的預期目的，以“價款”作為計算的固定標準，無法實現實際的補償和實質的公平。因此，筆者認為，我國可以借鑒英美國家或者我國臺灣地區采取的懲罰性賠償的標準基數，即以實際損害作為懲罰性賠償數額確定的依據。
2．《食品安全法》應當明確規定以消費者購買食品的價款作為懲罰性賠償的基數。目前，我國規定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基數主要有三種情況：一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規定的，以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為基數；二是最高法院公布的《商品房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第14條規定的，商品房買賣合同的懲罰性賠償制度是以面積誤差比超過3％部分的房款作為基數；三是《食品安全法》第96條規定的，以食品消費者支付的價款作為基數。但是，《食品安全法》以所“支付價款”作為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基數，在學理上產生了分歧，在司法實踐中造成了法律適用的不確定性，例如在購買昂貴的奢侈食品時，普通消費者會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購買食品，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糾紛，消費者如果主張適用“十倍懲罰性賠償制度”，到底是以已經先期支付的價款作為基數，還是以食品的總價格作為基數。《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規定，以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作為基數，“購買價款”就是指商品的購買價格，這個標準就非常準確和合理。所以，《食品安全法》是食品安全領域中適用的特別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是對消費者保護適用的一般法，只有以消費者購買食品的價款作為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基數，才能充分保護消費者和整個社會公眾的合法權益。
3．《食品安全法》應當借鑒美國的浮動限額制度，解決懲罰性賠償數額的倍數范圍。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最大特點是體現了對違法者的懲罰。依據《食品安全法》第96條的規定，生產者和經營者都要承擔價款十倍的賠償金，在懲罰性賠償數額的倍數范圍的計算方面存在問題。這種固定倍數的計算方法過于僵硬，一方面難以體現法官對個案的具體處理和具體分析時的能動性，另一方面難以體現權利和義務在當事人之間分配時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在美國，對懲罰性賠償制度適用的金額采取浮動限額制度時，法院一般會根據原告實際損失賠償金的倍數、被告的不同類型、原告所受損失的類型或原告損害賠償請求的類型、被告侵權行為的類型等因素，進行綜合考量和權衡之后所確定的懲罰性賠償數額，才能與具體案件的實際保持一致，才能在司法實踐中更好地體現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價值[5]。筆者認為，在食品安全事件頻頻發生的背景下，為切實發揮懲罰性賠償制度應有的功能，充分實現實質正義，應當借鑒美國的浮動限額制度，來解決我國《食品安全法》賠償數額的倍數范圍問題。
4．《食品安全法》應當明確規定對具有故意或重大過失的生產者適用懲罰性賠償。我國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對生產者主觀構成要件的規定有失公平，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生產者適用的歸責原則過于苛刻。《食品安全法》第96條的規定，對生產者的懲罰性賠償責任適用的是嚴格責任原則，即不論其主觀上是否有故意或者過失的過錯，只要給消費者造成損害的，均應當承擔賠償責任[6]。該法第96條僅就銷售者規定了“明知”的主觀要件，并未對生產者作同一要求，這種區別對待無疑加重了生產者的負擔。綜觀各國立法，在食品安全責任領域主要適用過錯原則，如英美法系國家的立法一般認為，行為人如果實施的行為具有主觀上的故意或嚴重疏忽，行為人才應當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即存在大陸法系所稱的故意或重大過失的情形。二是對生產者規定懲罰性賠償責任有適用提前的嫌疑。由《食品安全法》第96條規定的內容可知，食品生產者只要是 “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就應當采用懲罰性賠償制度加以規制。從立法者的初衷和目的上看，生產或者銷售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應當是在進入市場流通領域后，消費者購買或者是使用了該不安全食品，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產生了現實的威脅，才有可能對食品生產者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如果根本就未發生消費者消費不安全食品，也根本就未造成實質損害，則不存在適格的主體主張權利。因此，為避免司法實踐中理解上的分歧和沖突，應在法律上明確規定對生產者適用懲罰性賠償制 度 的 主 觀 構 成 要 件 應 為 存 在 故 意 或 重 大過失。
5．《食品安全法》應當盡快增訂統一的食品安全標準體系，以保障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實施。食品安全標準是指為了保證食品安全，對食品生產經營過程中影響食品安全的各種要素以及各個環節所規定的統一技術要求。《食品安全法》第96條規定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實施的效果，取決于食品安全標準體系完善與否。食品安全標準存在三個認定標準：一是國家標準，二是地方標準，三是企業標準。依據《食品安全法》第3章關于“食品安全標準”的規定得知：食品安全標準是通過國家統一制定，并且強制執行和實施的。法律同時也規定，如果未規定食品安全國家標準的情況下，可以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標準；如果未規定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和地方標準的情況下，可以制定食品安全企業標準，也就是說企業可以自行制定食品安全標準。除非企業制定了更高的食品安全標準外，就有可能制定出不符合國家標準的食品安全標準，損害廣大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因此，《食品安全法》應盡快增訂統一的食品安全標準體系，明確規定食品安全標準的認定條件和程序，以保證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全面貫徹和實施。
總之，《食品安全法》規定侵權法領域的懲罰性賠償制度是必要的[7]。我國是一個食品生產和消費的大國，在正確理解和運用食品安全責任的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基礎上，應當借鑒國外先進的立法經驗，進一步完善我國的食品安全法律制度，這對依法有效保護食品交易中的消費者和經營者的合法權益以及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意義。
注釋:
[1]王利明．懲罰性賠償研究[j]．中國社會科學，2000（4）：112－113．
[2]張敬禮．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及實施條例講座[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9：426－429．
[3]關淑芳．懲罰性賠償制度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8：18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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