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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多媒體;公共經濟教學;改革思路
公共經濟學是教育部審核的重要經管類專業基礎性課程之一,同時也是應用型本科院校必修的基礎專業課程之一。這門課程具有很強的應用性、實踐性以及理論性。此門課程的主要開設目的是為了讓學生充分理解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方式、基本理論以及發展前沿,讓學生能夠通過學習這門課程掌握公共經濟學的概念、邏輯以及構架,并且能夠在實際生活中運用這些知識進行問題的發現、分析以及解決,不斷提高學生的綜合能力。但是傳統的公共經濟學教學模式無法滿足當下的教學任務和教學目標,所以,急需進行相應的改革和創新,由此積極調動學生學習公共經濟學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并且最終實現公共經濟學教學的目標。本文主要基于多媒體分析公共經濟學教學的改革思路。
1我國高校公共經濟學教學的特點
公共經濟學是一門經濟學、公共管理學以及政治學的綜合學科,具有嚴謹的學術內涵以及完備的體系結構。從整體上看,公共經濟學一共具備以下三大特點:第一是多樣的分析方式、較多的數學模型。公共經濟學主要是通過較為嚴謹的數學模型來分析公共部門不同經濟行為,例如一般均衡論、博弈論以及投入產出分析等。此外,分析問題的方式也是許多種的,例如歸納與演繹分析法、規范分析法、實證分析法、均衡與非均衡分析法以及成本—收益法等。公共經濟學學習難度較高的原因就是因為這一特點;第二是具有較強的實踐性和較多的案例。公共經濟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是公共部門的經濟活動,而兩大理論支柱是公共選擇和公共產品,主要研究內容是國民經濟宏觀調控、預算管理、公共收入、公共支出、收入再分配和市場與政府的相互關系等。由此可以看出公共經濟學是一門注重實踐,并具備較為完善理論的學科,強調案例和理論聯系實踐。所以,通過合理設計課程,能夠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從而讓學生能夠更快地掌握理論轉換為實踐的過程;第三,具有一定的綜合性和跨學科性。公共經濟學與許多學科之間都有著密切的聯系,例如倫理學、社會學、政治學以及福利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等,具有較為扎實的數學知識以及經濟理論,并且充分運用了政治學原理。
2基于多媒體學習公共經濟學教學的優勢
2.1具有較強的互動性
多媒體教學的突出性優勢就是互動性的學習。在過去的公共經濟學教學模式中,普遍采取的都是“填鴨式”的教學模式。通過多媒體教學以及技術,教師可以將視頻、表格、案例、經濟學知識等放到大屏幕上直觀地進行講解和展示,這樣學生就能夠享受到一場視聽盛宴,在激發學生學習積極性的同時,也能夠熟練掌握理論知識。教師還可以根據學生的學習情況來實時改變教學內容和教學方式,以此來促進學生更好地掌握公共經濟學理論。除此之外,學生也應注重運用多媒體資源,通過網上實驗室、網上圖書館等各種資源,來與教師或學生進行知識上的溝通和討論,這樣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就不再是處于被動接受的位置,而是主動地掌握了學習,成為了學習過程中的主體。
2.2多元性的教學方式
通過利用多媒體的教學方式,突破了原有的單一教學模式,真正實現了具有多元化、開放性、立體性的教學模式。對教學內容、教學流程、作業批改以及成績考核等各個方面的全面改革,促使教學內容豐富化、靈活化,教學過程細膩化、詳細化。與此同時,通過多媒體資源還構建了合理、科學的網絡平臺,從中形成了多種多樣的教學模式。此外,教師可以通過引導式教學,來激發學生對公共經濟熱點的好奇心,對其進行充分的、激烈的討論,并且合理制定評分標準,將其視為平時成績的一部分,以此激勵學生參與到討論之中。
2.3共享性的教學資源
公共經濟學具有眾多的分支、復雜的結構以及較大的知識量等特征,再加上,經濟學的熱點和知識隨著經濟的發展不斷出現和豐富。但是,在傳統的公共經濟學教學模式中,學生只可以從老師的講解中或是經濟學教材中了解到關于經濟學的熱點和學習資料。而基于多媒體的公共經濟學教學,可以將各種教學信息通過大屏幕向學生展示,讓學生了解更多課本以外的公共經濟學知識,這樣能夠豐富公共經濟學的教學資源,從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共享性學習資源。
3基于多媒體進行公共經濟學教學改革的具體措施
基于多媒體的公共經濟學教學改革應在教學理念、教學方式、教學內容上有所創新,具體措施如下。
3.1樹立全新的多媒體教學觀念
實行基于多媒體的公共經濟學教學模式,首先應轉變傳統的教學觀念,樹立全新的多媒體教學觀念,由傳統的“填鴨式”教學模式向多媒體教學模式進行轉變;由應試教育向培養學習者創新創造能力的素質教育進行轉變。多媒體教學模式不僅僅促進了教學模式的創新,同時也深刻變更了教學觀念和教學思想。為了更好地突破傳統教學模式的束縛,教師應根據學校的實際情況,制定具有一定針對性的教學目標,同時營造一個最好的教學氛圍,設計一個最好的教學流程,讓學生能夠在基于多媒體的公共經濟學教學模式下,更好地體會到學習的趣味性。
3.2共享網絡學習資源
學習資源的豐富性是學生進行多媒體學習的主要內容特征,同時也是多媒體教學的主要目的。現階段,隨著多媒體信息技術廣泛應用于各類教學領域之中,學習資源也開始逐漸越來越豐富。然而,網上質量較高的經濟教學資源還是相對較少的,同時也沒有形成較完善的管理和組織,這就對基于多媒體的公共經濟教學改革造成了一定的困難。所以,學校應充分重視這一問題,加大網絡學習資源的建設力度。此外,教師也應不斷開發和設計多媒體教學內容,進行多方的收集,有效加強網絡學習資源的共享,使其得到充分的利用。
3.3豐富教學內容系統
多媒體的教學模式在節省了書寫板書的時間之外,還具有較大的信息量,所以在實際的教學內容之中,不僅僅要以主流經濟學觀點為主要教學內容,還應重視對非主流經濟學派的知識觀點補充。與此同時,教師應實時關注經濟學理論的前沿發展趨勢,常常向學生介紹經濟運行中出現的新案例以及新動向,從而對教學內容系統進行了豐富,強調了課程內容中的時代性。教師應不斷拓寬學生的視野,把經濟運行、經濟理論與發展需求相結合,從而培養學生的應用能力、獨立研究能力以及思維能力。
4結語
綜上所述,基于多媒體的公共經濟學教學模式是一種全新的教學模式,能夠為學生的日后終身學習奠定良好的基礎,培養學生成為一個全面發展的綜合型人才。通過利用多媒體來對公共經濟學教學進行輔助作用,有助于促進教育模式的現代化,推動我國構建較強的教育基礎,為社會和國家提供具備更高素質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促進我國經濟社會更快、更好地發展和進步。
參考文獻
[1]潘娟.基于網絡環境下經濟學教學模式改革探討[J].哈爾濱金融學院學報,2012(3):125-129.
[2]張志,龔健.公共管理類專業公共經濟學本科特色教學改革與創新[J].教育理論研究,2015(3):242-244.
關鍵詞:成本效益分析 效率公平分析 研究生收費制度 農村義務教育投入
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和科教興國戰略的提出,使人們更加注重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為了適應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探索與思考教育問題及如何改革教育體制等問題成為必要。政府加大投入義務教育、農村義務教育投入以及研究生教育收費等問題亟需解決。
一、公共經濟學與財政學
公共經濟學是在財政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門經濟學的分支學科,但兩者的有區別。
傳統財政學,不包括公共產品、俱樂部產品、社會保障、公共選擇和政府規則等問題,而公共經濟學包括政府、非盈利性組織、公共企業和民間社會組織等。公共經濟學研究對象是公共部門的全部經濟活動,因此也稱為政府經濟學。它不僅關注政府,還包括企業和個人。
詹姆斯波特巴認為,財政學包括與稅收及其相關問題等籌集收入方面的問題,[1]主要是稅收問題,而公共經濟學則包括大量與支出相關的問題。
而理查德馬斯格雷夫認為:一方面,財政學僅涉及公共政策的財政工具,公共經濟學則包括貿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和各種形式的管制等工具;另一方面,兩者可能不存在顯著差異,并且兩者可以通過共同預算政策將一串財政工具合并起來。
二、高等教育的成本核算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高等教育逐漸由公共產品性質開始演變為準公共產品性質,向混合產品發展。
1.教育具有很強的正外部性,即包括社會效益和個人效益,特別是個人效益。就教育體制來說,目前的教育狀況與早期的免費就學不同并開始表現為只要個人承擔部分費用才能接受教育。2.高等教育明顯具有產業經濟屬性。就辦學體制來說,市場主體的多元化使學校的事業性管理性質轉變為多元化的產業屬性管理性質。
三、研究生教育收費制度
(一)研究生教育收費觀點及經濟學分析
研究生教育應普及收費制度。首先,考生增多、研究生擴招政策和財政有限性是研究生實施收費制度的主要原因;其次,為適應國際高等教育財政體制改革方向,[2]對研究生教育收費是必然的。
一些人認為對研究生收費是不合理的。第一,研究生教育是公共產品,實行收費可能導致部分貧困生放棄研究生就讀生涯,造成相對不公平;第二,就潛在的人力資源來說,收費可能扼殺優秀人才,最終引起公共資源的分配不公平。
1、研究生教育的成本收益分析。勞動力市場也即就業市場出現的勞動力供求不平衡,增加了市場中雇傭方對高層次人才即研究生以上學歷的人才的需求;為了促進社會生產力,現代社會結構必然要求高層次人才的培養;市場競爭機制帶來的有機成本的提高,接受高等教育成為必然選擇,個人對研究生的需求增加,這也證明了研究生教育的私人屬性。
2、效率與公平分析。公平,指實施部分收費,對于努力者或特殊才能者是公平的,這是市場經濟公平原則體現。相反,對受教育者來說,研究生衡量標準過高,不收費則導致不公平;對國家來說,全盤公費不可能,由于不能獲得全部收益,有必要實施收費。
(二)合理設計研究生收費制度
1.根據人力資本不同,在確定招收對象與衡量標準差額的基礎上收費,從而防止差異。2.研究生教育收費制度配套措施的思考。首先,各高等院校應根據實際情況適當擴大教育規模;其次,學校注重對學生科研能力的培養;實施獎學金制度等,在補償政府投資的人力資本和研究生所花費用的同時,與自費研究生相配合激勵其進行科學研究。此外,引入高效的競爭機制,定量設置獎學金制度,金融機構介入,實施彈性學制且不規定教育年限。
四、義務教育特別是農村義務教育的政府投入研究
(一)農村義務教育的經費投入狀況及分析
1.農村義務教育經費存在缺口。農村稅費改革前,義務教育經費主要靠鄉級財政、教育費附加和教育集資已存在困難;稅費改革后,由于取消了教育費附加和教育集資,造成原有教育財政資源渠道的短缺;新的教育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又尚未建立。至此,農村義務教育經費存在巨大缺口。
2.債務問題嚴重。稅費改革前,由于投資不足,只能舉債籌資。教育的債務可通過教育費附加、教育集資保障償還;稅費改革后,兩者的取消打破了償還機制,使教育事業發展的配套資金無法得到保障而增加了教學債務。
3.財政分級負擔尚未形成。農村義務教育作為基礎教育,稅費改革前有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稅費改革后,實行以縣為主的管理體制,縣級財政負擔因此加重,無力承擔對教育的投入。
(二)政府投入農村義務教育的思考
政府投入是必要的,并且政府應合理投入農村義務教育。
1.農村義務教育的外部性決定了必須由中央地方政府合理負擔農村義務教育費用。2.政府投入的保障措施:將義務教育經費單列入財政預算體制,加大政府教育投入的透明度;轉移支付上加大專項支付,適當減少一般性轉移。3.政府投入的效率與公平。政府加大對學生的補貼,對學校補貼可能導致腐敗和低效率。可以采取現金補貼和發放教育券的形式。
教育的性質決定教育體制的完善。投入和產出即成本和效益分析決定教育的屬性。教育是公共產品。義務教育的投入大多由政府承擔,由于義務教育的效益很大程度上體現為社會效益。然而,教育也是私人產品。經濟在發展,人們需求不斷提高,高等教育特別是研究生教育日益呈現私人產品的性質,作為潛在的人力資本和人們的理性特征,加之國家的財政資源的有限性,使高等教育中的研究生教育的私人效益大于社會效益。因此,一定程度上,政府加大對義務教育的投入,并注重農村與城市義務教育的協調發展,最終獲得更多的社會效益。
參考文獻:
[1]淺談公共經濟學與財政學的關系及其發展趨勢.2009-09-12
關鍵詞: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公共產品;公共經濟學;財政聯邦主義;“以足投票”假說
中圖分類號:F84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10)08-0033-07
一、引言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社會保障事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但仍然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好,其中之一是社會保障的地區差異以及相關資金的分擔和轉移支付問題。林治芬(2002)運用財政社會保障補助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財政全部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以及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等指標分析我國社會保障的地區差異。許曉茵、韓麗妙(2006)運用1996-2004年我國31個省份離退休退職人員保險和福利費用支出的相關數據,分析了社會保障水平的地區差異。彭海艷(2007)運用GE指數分解法,分析我國社會保障支出區域差異及貢獻率,并運用GINI系數分解法,分析社會保障各項支出對總體差異的貢獻率。柯卉兵(2007,2009)分析了2005年我國社會保障地區差異的現狀以及1995-2005年我國社會保障地區差異的演變軌跡。社會保障地區差異過大的主要成因是我國社會保障事業主要由地方政府來承擔責任,而區域經濟的非均衡發展直接決定地方政府財政能力的強弱,從而引發地區間社會保障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水平的差異。同時,柯卉兵(2008)認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社會保障領域內財政關系的縱向失衡會導致落后地區的地方政府沒有積極性,也無財力提供充足的社會保障公共產品。社會保障的地區差異過大的現實,是導致中央政府對地方進行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的直接原因。所以,要理順這些問題,必須研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基本理論問題。
目前,國內關于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問題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周順明(2000)首次提出了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的概念和原則。李珍(2001)從資金分配量、分配制度和管理體制方面指出,轉移支付制度是社會保障制度安排得以實現的經濟支持制度。楊良初(2003)界定了政府間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的內涵與范圍。劉志英(2006)對社會保障轉移支付進行了分類。柯卉兵(2010)研究了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的理論依據、國際經驗和道路選擇。
國外相關文獻研究主要集中在關于政府間的財政關系和轉移支付理論與實踐方面,較為著名的理論有Musgrave的財政分權理論、Oates的分權定理、Buchannan關于分權的“俱樂部”理論、Fisher的州和地方財政理論、Tiebout的“以足投票”理論以及McGuire對其的補充和完善。其中,公共產品理論和財政分權理論是20世紀財政學的重大發現,它們較好地解決了政府間公共事務的分類以及地方政府公共產品的提供問題,因而是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理論支點。公共產品的特性與層次性理論、奧茨和馬斯格雷夫的財政聯邦主義以及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說,均對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制度產生了重要的啟示意義。
二、公共產品的特性與社會保障的產品屬性
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純理論》一文中首次提出公共產品的概念。他將純粹的公共產品定義為“是指這樣的物品,即每個個人消費這種物品不會導致別人對該物品消費的減少”。薩繆爾森從產品在消費中的非競爭性角度定義了公共產品,并進一步揭示了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是判斷公共產品的主要標準。公共產品的非排他性是指公共產品在消費過程中所產生的利益不能為某個或某些人所專有,在技術上難以把不付費的人排除在外,或者說,雖然可以這么做,但是要付出高昂的成本。非排他性同時也意味著非拒絕性,“是那種不論個人是否愿意購買,都能使整個社會每一成員獲益的物品”。公共產品的非競爭性是指某人在消費某一產品的過程中,不會影響其他人同時消費,某人從這一產品中獲益不影響其他人也同時獲益。換言之,在產品的收益上不存在利益沖突,增加消費者的邊際成本為零。
依據公共產品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程度大小的不同,公共產品又具體分為純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兩類。凡是同時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產品被稱為純公共產品。凡是介于純公共產品與私人產品之間的產品,即只具備一個標準,或者雖然兩個標準都不完全具備,但又具有外部性的產品,則屬于準公共產品。那么,社會保障產品究竟是屬于哪種性質的產品呢?經典的經濟學教科書把社會保障定義為政府以稅收作為融資來源,無償提供給個人的福利。就這一定義而言,顯然,私人機構不會生產和提供任何社會保障產品,社會保障制度具有明顯的強制性和政府行為特征,對社會發揮著“安全網”和“減震器”的作用。所以,許多學者將其產品屬性劃為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有的學者認為,社會保障不同時具備公共產品的兩個特征,因而將社會保障歸為準公共產品(或混合品)。有的學者則認為,社會保障是介于公共產品與私人產品之間的一種產品,是宜于由政府強制提供給公民消費的優效品。
如果我們不愿意窮究概念的話,那么容忍純公共產品與準公共產品之間存在一個模糊的界限,也不會造成太大的問題。所以,我們可以采取一種比較模糊的處理方法,即認為政府規定的資格或條件越寬松、外部性越強,那么這項社會保障計劃的公共產品屬性就越強;反之,獲得社會保障的資格或條件越嚴格、外部性越弱,則其公共產品屬性就越弱。這樣,從社會保障產品提供的具體項目來分析,社會保障就不能簡單地歸屬于公共產品或者私人產品,而應針對不同的保障項目進行具體分析。
公共產品的非競爭性是源于商品的不可分性,而社會保險的特點是政府從勞動者和企業(雇傭勞動者)所得的國民收入份額中扣除一部分,加上政府的財力補助,集中形成專門基金,在全體公民之間進行統一調劑。政府每年提供的社會保險支出總量是一定的,當風險發生時,每個人享受到的社會保險數量也是一定的。政府社會保險的支出總量是每個人享受到的社會保險數量的加總。可見,社會保險在消費中是可分割的,多提供一個人的社會保險的邊際成本接近于平均成本。所以,社會保險是具有競爭性的。
此外,從宏觀的方面來看,雖然社會保險產品是具有非排他性,如并不排斥任何人參加社會保險,因為我國憲法規定所有公民都有享受社會保險的權利,但是,其特殊性在于:只有在符合一定的
條件或風險發生時,公民才能真正享受到社會保險的權利,且公民也只有先盡了繳納社會保險費的義務,才能在風險發生時獲得享受社會保險的權利,強調權利和義務的對等性。如果人們不愿意事先繳納社會保險稅(費),且又無外部影響的條件,那么就會被排斥在消費社會保險產品之外。因此,社會保險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排他性。可見,社會保險既不符合公共產品的含義,也不滿足公共產品所具有的兩個特征,而是符合私人產品的定義,具有私人產品的性質。
從理論上講,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也是具有可分割性的。但是,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的最大特點在于,不需要受益與貢獻的對等性。因為不論哪一個國家,只要設立這些保障項目,就意味著在符合條件的公眾中所有人都可以消費這些福利或救助產品,而不需要消費者付出相應的代價。所以,這些項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排他性。同時,社會福利設施中的福利工廠、職業介紹所、兒童福利院和各種供人們休閑的娛樂場所以及有利于人們身心健康的環保措施等,這些福利產品多一人或少一人消費,都不會引起產品成本的變化,因而具有非競爭性。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的分配是一種縱向的再分配,是將高收入階層的收入向低收入階層轉移,將社會普通公民的收入向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對象轉移。這種收入的縱向轉移可以縮小社會貧富差距,使基尼系數變小。可見,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
另外,社會保障中的社會保險是依法由政府舉辦的具有法制性和強制性的公共事業。凡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社會公民,不論是否愿意,都一律無條件地參加和按規定繳納保險稅(費),具有典型的非拒絕性。但是,對于社會保障中的福利費和救濟金的支取、補充養老保險和補充醫療保險以及個人儲蓄性的養老保險的選擇,個人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參加消費,也可以拒絕參加。
綜上所述,無論從基本理論還是從實踐分析,社會保障產品都同時具有非排他性與排他性、非競爭性與競爭性、非拒絕性與拒絕性,不完全是純公共產品,而是一種準公共產品。社會保險與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是有一定區別的,社會保險具有私人產品的性質,而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因此,社會保障產品的提供不能由政府全包統攬,社會保險應由國家、企業和個人共同承擔;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則應由政府全額負擔,從政府預算中列支。
三、公共產品的層次性與社會保障權責劃分
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是公共產品的一般特征,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同時具有兩個特征的公共產品并不多,較常見的是受地理和空間因素影響而只有有限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即使同時具備這兩個特征,其強弱程度也不一樣。公共產品特性的強弱之分,使公共產品具有了明顯的層次性。布雷頓(Breton)根據公共產品提供的地理區域將公共產品劃分為地方公共產品、區域公共產品和國家公共產品,其依據是受益范圍和效用外溢程度的不同。全國性公共產品(national public goods)的受益范圍為整個國家,受益在疆域內分布相當均勻,無論對國外還是對國內,外部性問題都可以忽略不計,其效用外溢可使全國居民從中受益。區域性公共物品(regionalpublic goods)是指某一地區的居民能夠享用的公共產品,如“三峽工程”的建成將使整個長江流域特別是靠近三峽的幾個省區受益。地方性公共產品的受益范圍則局限于某一地區(如城鎮、街道),基本上只能讓本地區居民受益,且這種受益在本地區內分布相當均勻。
公共產品層次性理論是分析地方公共經濟的重要理論支柱,直接關系到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級政府間的事權、財權的劃分,為分析財政體制和各級政府行為目標提供必要的理論基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為目標、職責范圍和相互之間在財政收支上的劃分原則也就由此而來。不同層次性的公共產品應當由不同層級的政府負責提供,公共產品的層次性與提供該公共產品的政府層級間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對應性。全國性公共產品應當由中央政府負責提供,地方性公共產品應當由地方政府負責提供,區域性公共產品則由中央政府主導并視其效用外溢程度大小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合理分擔,從而實現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如果某公共產品的層次性與提供該公共產品的政府層級不相對應,則會由于產品提供與其受益范圍的不一致性而導致公共產品的“供給不足”或“供給閑置”。
作為由政府負責提供的一項重要準公共產品,社會保障產品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權責劃分,是社會保障管理體制的核心問題。社會保障產品是由眾多具體保障項目組成的體系,某些具體保障項目內部又可分為不同的保障部分,如養老保險產品項目一般由全國統一的公共基礎性部分、地區差別性的職業年金和補充保險部分組成。隨著經濟社會現代化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居民居住自由呈不斷擴大趨勢,因而社會保障公共產品的效益外溢性不斷增強。所以,應當從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和社會保障的全局利益出發,協調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社會保障權責。凡是屬于全國范圍內宏觀調控的社會保障事務,應由中央政府承擔;凡是地區性的社會保障事務,可以由地方政府承擔,如決策性、監督性權責應集中于中央政府,而具體執行管理權責應由地方政府負責。同時,根據社會保障產品中的不同構成項目和不同保障部分的不同層次性特征、地域跨度以及規模效益和外溢程度,明確劃分中央與地方政府在社會保障中的職責范圍,以實現不同層次性社會保障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
四、奧茨和馬斯格雷夫的財政聯邦主義與社會保障轉移支付
財政聯邦主義是由美國經濟學家奧茨(Wallaee E.Oates)在1972年出版的《財政聯邦主義》一書中提出來的、研究政府間財政關系的重要理論。它是一種從經濟學的角度,尋求有效行使財政職能所需的財政收支應該如何最優地在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進行劃分的理論,并歸結為一個分權定理:“對于某種公共物品來說――關于這種公共品的消費被定義為是遍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的,并且,關于該物品的每一個產出量的提供成本無論對中央政府還是對地方政府來說都是相同的――那么,讓地方政府將一個帕累托有效的產出量提供給它們各自的選民,則總是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體選民提供任何特定的并且一致的產出量有效得多。”因為與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眾,更了解其所管轄區選民的效用與需求。奧茨的這個分權定理實際上給出了分稅制的一個關鍵原則,那就是:如果低層級政府能夠和高層級政府一樣提供同樣的公共產品,那么由低層級政府來供給會更好,中央政府只應提供具有廣泛的偏好相同的公共產品。
理查德?A?馬斯格雷夫和佩吉?B?馬斯格雷夫在此基礎上考察了各級政府的資源配置、收入分配與穩定經濟三個職能。在他們看來,一個國家的財政結構安排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歷史決定的,但這不是全部原因。 “公共產品與服務的提供究竟應當建立在中央集權制基礎上還是建立在分權基礎上?如果是后者,那么在空間上應建立什么樣的財政管理體制,才能有效地提供這些公共服務?”
為回答這個問題,他們采用單一公共產品的簡單模型,在社區內居民偏好與收入相同的假設下,得出公共產品的受益范圍存在層次性,不同層次的公共產品由不同級別的政府來提供,這樣才符合效率原則。其中,屬于全國性的公共產品,需要中央政府提供;而那些屬于區域性的公共產品,則應當由地方政府提供。他們認為,“財政聯邦主義的核心在于,資源配置政策應該根據各地方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別;而分配與穩定政策則主要歸中央一級政府負責。”因為,地方政府欲調控宏觀經濟穩定卻又缺乏充足的財力,且經濟主體的流動性也嚴重束縛了地方政府進行收入再分配的嘗試;而資源配置政策則應根據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別,因而在這方面,地方政府也比中央政府更適合,更有利于經濟效率的提高和社會福利水平的改進。
財政聯邦主義理論體現了分權的關鍵性特征,即從效率與政府職能的角度出發,實現公共產品的層次性與政府級次的匹配,這構成了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制度的一個重要理論支點。因為,從全國范圍來看,一個國家總有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和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經濟發達地區的人均收入水平高,提供社會保障公共服務造成的稅收負擔也比較輕;而經濟落后地區的人均收入水平較低,但提供社會保障公共服務造成的稅收負擔卻較重。這顯然是不合道理的。而且,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改善,這種不合理狀況會進一步造成地區間貧富差距的惡化,從而影響整個國家社會經濟的發展。為此,需要對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居民的社會保障資源進行調節。顯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制度是一項收入再分配制度,絕對不是地方政府能夠行使得了的職能,而是需要一種凌駕于各地方政府之上的制度來加以強制執行,這種制度只有中央政府才有這個權力和權威來制定。
五、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說與社會保障轉移支付
事實上,財政聯邦主義理論還依賴一個關鍵的前提,那就是居民的流動帶來的政府間競爭。蒂布特(Tiebout)在1956年發表了《地方支出的純理論》一文,文中討論了有效提供公共產品的方式,以及有效運作方式所需要的條件。他認為,在一系列假設條件下,由于各轄區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稅負組合不盡相同,因此,各地居民可以根據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稅負的組合來自由選擇那些最能滿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居民們可以從不能滿足其偏好的地區遷出,而遷入可以滿足其偏好的地區居住。形象地說,居民們通過“用腳投票”,在選擇能滿足其偏好的公共產品和稅負的組合時,展現其偏好并作出了選擇哪個政府的決定。這就是所謂的“以足投票”假說。
一般說,個人考慮選擇社區居住的一個關鍵要素是社區可供選擇的稅收(即公共產品的價格)和公共產品結構。也就是說,如果居民所得到的地方公共產品的效用能夠補償因居住在該地區而支付的稅收所造成的效用損失,那么,理性的居民就會選擇該地作為居住地。如果有許多居住區,每個社區所供給的稅收和公共產品結構的組合不同,那么人們將通過“以足投票”選擇來給予他們最大滿足的社區。
該理論以最優理論為背景,充分體現了經濟人假設,回答了人們為何聚集在一個地方生活或生產,即在政府與居民無法合作的條件下,居民的選擇問題是其他分權理論的必要補充。但它有一系列嚴格的假定條件。這些假定中有一些符合現實,有一些則與事實嚴重不符,如理論中的一個假定條件是居民可以充分自由地流動,而我國居民的遷徙不僅受經濟效用的影響,而且還會受到戶籍制度、文化觀念、國家政治經濟體制等的種種限制,人們在很多情況下都是“想走走不了”、“想進又進不去”等非最優狀態。雖然有些假定條件與事實存在偏差,但并不影響其推論。蒂布特“以足投票”假說可以使人們認識到居民選擇權的重要性。如果把公共產品的供給看作是一個公共選擇的過程,那么政府約束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方面是居民的“用腳投票”,只有居民有退出的權利,政府的硬約束機制才有可能形成并有效運轉。正如詹姆斯?M?布坎南和理查德?A?馬斯格雷夫(2000)所言,蒂布特模型中的受益范圍與財政轄區空間安排的配合提供了一個效率規則,也提出了一個類似市場的實施機制,解決了公共產品供給中的難題。
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說提出了地區之間公共產品供給的公平性問題,是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制度的又一個重要的理論支點。在一個全國統一的開放市場經濟條件下,各地社會保障補助資格和水平的差異可能導致一些人的遷居,這就造成地方政府執行地區性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失效。因為,當某個地方政府實行一項收入再分配的社會保障計劃時,為使本地區居民收入平均化而對富人課以重稅、對窮人給予更多的補助,就會造成富人的向外遷移(為了逃避稅收)和窮人的大量涌入(為了得到轉移支付),如此循環反復,就會出現“窮人追逐富人”的現象。如果許多窮人涌入到一個初始社會保障水平相對較高的地方(如農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等),就會增加該地的人口數量,造成交通、公園、學校等公共設施的過度擁擠狀況,同時會推動土地價格的上漲,從而增加目前商品房購買者或其他土地使用者的成本,而且勞動力人口的增加還將使一些工種的工資水平下降等。這些都會引起該地居民福利水平的降低或福利成本的增加,使該地區的財政狀況趨于緊張,政府給予財政支持提供充足福利的愿望和能力將會減弱,最終不得不放棄該項政策。因此,隨著全國統一市場經濟的逐步確立,低層級政府對收入的再分配能力是有限的,由中央政府負責收入的再分配是一種必然的趨勢。中央政府只有通過社會保障轉移支付來調節各地區之間的福利差距,才能保證各地區的福利水平的大致均等,從而避免居民頻繁流動出現的不良后果。
六、結論
一、河南大學社團現狀
目前,河南大學約有90%學生參加過學校的社團,其中約有62%同學進入社團時都交過會費。深受學生喜愛的社團主要有協會、國學研究協會等。這些社團的活動迎合學生需求,具有實際的意義,能夠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但是,這些社團也存在著諸如資金不足、人才流失的問題,不過都很好地通過內部的整頓,開發社團的特色而不斷地前進與發展。
調查發現大學生社團活動質量不高,主要表現在活動頻繁但吸引力不強、社團數量眾多但主題活動缺失、活動設計科學性較弱等。會員普遍認為社團應該舉辦一些有新意的活動,加強社團內部的建設與管理,并建立激勵機制調動廣大會員的積極性;此外還應該切實提高社團領導的組織和實踐能力,提高辦事效率。
二、河南大學社團內部公共經濟關系及問題
公共產品是指具有消費或使用上的非競爭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的產品。在大學社團中,只有參與公共經濟活動的大學生才是公共經濟活動的主體,只有這些人才能享有社團提供的公共產品,如社團提供的活動及服務,對活動質量進行批判或建議。因此,分析的關鍵在于,誰出了錢,公共產品是為誰提供的,誰才有對社團行為進行評價的權利。
大學社團主要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一般性質的大學社團,如協會等;另一種是政府性質的社團,如社聯,學生會、校報等。
(一)一般性社團
一般性質的社團服務的對象是繳納會費進入社團的會員。學生社團的經費來源主要是會費收入、學校撥付和社會贊助。會費和外聯贊助是屬于協會公共財產,但是,很多會員反映自己并沒有真正的享受到協會提供的這些服務。那么,肯定是社團運行機制出現了一些問題,影響社團發展的因素主要有:
1、社團發展資金缺乏。比如說桌椅帳篷、舉辦活動的費用、團隊科研費用等都不能滿足需要,造成了活動效率低下。
2、社團創新缺乏。社團負責人追求活動不追求意義的行為,直接導致社團創新精神的匱乏,加之會員盲目跟從,重復活動,最終使各種活動流于形式。
(二)政府性社團
政府性質的社團服務的對象是全體在校大學生。以河南大學校報為例,校報部分資金來源于學校支持,而且隸屬于團委。這類社團由于有學校相關部門的支持,經費狀況較一般性社團稍好,但為什么還得不到廣大同學的認可,需要思考。
1、社團“官僚”化嚴重。一些社團負責人有自大心理,對會員也沒有起到應有的帶領和促進作用,導致新社員進社后感到不滿,進而導致人才的流失和資源的浪費。
2、宣傳力度不夠。社團忽視了提供公共產品的對象是全校大學生問題。比如,校報每期的發行量有一萬多份,但真正發到學生手里的卻不足幾千份,大多都被積壓在辦公室里或是被當做廢紙。
三、中美社團的比較分析
(一)美國大學學生社團的申請
美國大學學生社團申請和活動的準入機制健全,規范,包括申請、聘用指導老師、擬定規章制度和后期監管等全方面審核程序。與中國社團成立流程簡單,準入門檻低,不規范相比,美國大學社團具有高質量高水準的準入機制,有效減少了垃圾社團的存在。
(二)美國大學學生社團活動的經費和管理
美國大學學生社團活動的經費比較充足,社團可以從學校的相關部門或基金會申請活動經費,也可以通過自主經營項目、舉辦收費活動、收取會費等籌集經費,還可以從校友會、社會團體等渠道募捐。學生社團的會費大多每人每年15美元至35美元不等。
四、中國高校社團借鑒
(一)社團拓寬經費獲取渠道
大學社團的資金來源不能僅僅依靠學校的資助,充分發揮外聯部的作用,為社團爭取更多的社會贊助。最重要的是社團自身根據社團特點通過自己的勞動成果賺取資金。河南大學的協會就是一個成功的典范,協會成員經常參加有償性演出,這樣不僅揮了社團的作用,而且使社團形成良性循環。
(二)改進學生社團的管理
我國學生社團因人成事的現象較為普遍,一度紅火的社團會因人員的變更瞬息沉寂下來。究其原因,是社團組織缺乏延續性和自主性,暴露出管理上的缺憾。社團管理部門要準確把握角色的定位科學授權,管理監督和服務引導相結合,保證制度化和規范化,體現靈活性和自主性,避免了因人成事的間斷性和起伏性。
(三)社團創新與人才儲備
社團舉辦活動的形式大部分是舉行講座,社團聯誼,舉辦晚會等,沒有多大的創新和突破。所以要想實現活動的新穎,首先要實現制度創新,建立完整的公共產品提供機制,既然社員繳納了會費就可以對其社團活動提出建議。因此,怎樣去調動社員參與活動策劃的積極性至關重要。
目前,我校社團的發展現狀正如同整個中國公共產品機制問題的一個縮影,需要不斷地探索、吸取經驗和教訓,借鑒美國大學社團的成功經驗,結合自身的實際情況,走出一條自己的成功之道。
參考文獻:
[1]賈娜,王洪飛.淺談高校社團管理模式的創新[D].沈陽航空工業學院學報,2009(06).
關鍵詞:新型城鎮化;公共產品;有效供給;經濟學
一、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重要意義
在城鎮化進程中,人口從農村向城鎮集中,城鎮數目不斷增多,城鎮人口規模日漸擴大。新型城鎮化是一種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利于統籌城鄉發展的城鎮化模式,其特征是立足于促進人的發展,體現以人為本的理念,對土地、空間、人口、產業等有廣泛的協調性,在社會、生態環境和經濟等方面以實現城鄉統籌發展為目標。新型的城鎮化與舊型城鎮化有著顯著差異,舊型城鎮化在發展過程中過于追求速度,以致于犧牲了農業和生態環境來發展城鎮,且農民被排除在社會體系外,因而限制了社會消費,也造成了發達城市與落后農村并存的局面。
新型城鎮化的“新”體現在比舊型城鎮化著力于發展質量、更加關注民生。新型城鎮化著力于完善基礎設施、合理規劃城鄉與提供公共服務等來推進城鄉發展,均衡且合理配置公共資源。新型城鎮化道路著眼于轉變城鎮發展方式,促進城鄉可持續發展。此外,目前保持我國經濟穩定增長和發展的重要手段是刺激內需,而城鎮化就蘊含著擴大國民內需的極大潛力。
十六大提出了要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十七大又補充了城鎮化應“按統籌城鄉、以大帶小的原則,促進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黨的十報告更是指出,城鎮化發展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新型城鎮化具有不可忽視的潛力,探索新型城鎮化發展新模式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經濟學中公共產品的涵義
公共產品,也稱作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不同。“公共產品”一詞早在1919年就被經濟學家林達爾提出,“公共產品”現已發展為公共經濟學中的一個概念。現在被普遍接受的的定義是由經濟學家薩繆爾森發展而來的,他認為從公共產品的兩個特征出發可以將其定義為“在消費上具有排他性與非競爭I生的物品”。也即是說,在增加一個人對公共產品的分享時,成本不會有所上升,但是在排除任何人對其分享時成本卻會增加。
不同種類的公共產品是根據不同的標準來劃分的。以公共產品的外延作為標準的話,公共產品可以劃分為廣義公共產品與狹義公共產品。廣義的公共產品指的是有形物品、服務與無形物品、服務。其中,有形的物品和服務指國防、交通等,而無形的物品和服務指的是制定和實施法律、調節收入等。能給公民提供安全保障和社會福利的產品是狹義上的公共產品。
依照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水平,公共產品又可分為純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純公共產品有兩類,一是于制度意義而言的,比如國民收入分配和經濟干預等。二是具有實物形態的產品,此類公共產品指國防、基礎設施等。準公共產品也包括兩種,一種是自然壟斷型的公共產品,此類公共產品包括供水系統、供電系統等。另一種是優值產品,也就是不論人們的收入水平高低都應該享受到的的公共產品,比如社會福利保障、醫療保障等。現從廣義角度的“公共產品”來進行探討和研究。
三、公共產品的投入影響城鎮化發展
公共設施合理布局是城市相關管理部門作為引導城鎮化健康發展的舉措,也是保證社會公平的根本。蒂伯特曾表明,人們在社區間充分地流動,選擇公共產品與稅收的最佳組合來獲得效益最大化的社區政府。蒂伯特這一理論說明,要推動城鎮化發展,城鎮管理者要保證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
公共產品是人人都能享有的產品,并且是人們生活所必需的產品,比如水電、交通和教育等。城鎮化的發展需要制度、基礎設施建設等多方面的支撐,而這些原動力大多是由公共產品組成。如果公共產品不能被很好地供給,城鎮化的發展會缺乏動力的支撐,城鎮化本質的實現也是以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為前提的。新型城鎮化是以人為核心,創造更好的人本環境,讓公民都享受到舒適和優越的生活,而這一切都需要保證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
我國居民會根據當地公共產品對其自身需求的M足程度來選擇居住房,比如我國基礎設施較為完善社區會更為居民所青睞。但是會存在一些問題,一些因為地區優質的公共產品而遷移到該地,但因想逃避支付財產稅而另建或買面積較小的住房,這會影響到地區發展質量,造成假城鎮化的現象。因此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要提高城鎮化的門檻,完善與公共相關的稅收制度。
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也是城市吸引力的關鍵之一,政府利用良好的公共服務為企業建立軟硬件設施,利用良好的人文環境作為吸引高素質人才,從而實現經濟快速發展,政府因此獲得更多的稅收可以投入對公共產品的擴大和再生產,實現城市經濟與公共財產進行良性循環。
四、城鎮化公共產品缺失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