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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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思想范文第1篇

在這些論述新聞思想的文章中，梁啟超表現出一種濃厚的精英意識，他始終站在一個啟蒙知識分子的角度來闡述報刊的種種，如認為報刊的功能是“去塞求通”、“新民”，報刊的主持人應是“懷才抱德”之士，辦報的最高宗旨是“122國民最多數之公益為目的”等。可以說，這種精英報刊思想在梁啟超的新聞思想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

精英意識在梁啟超新聞思想中的具體表現

1901年，梁啟超曾為他的老師康有為著《南海康先生傳》。在文章的第一章，梁啟超論述了英雄與時勢的關系，他認為：英雄人物有兩種，即應時之人物、先時之人物。應時之人物即時勢所造之英雄，而先時之人物乃造時勢之英雄。梁啟超認為“今日中國所相需最殷者，惟先時之人物而已……凡先時人物所最不可缺之德性有三端：一日理想，二曰熱誠，三日膽氣……其精神專注于前途”。在梁啟超的心目中，當時中國缺的不是時勢所造之英雄，而是能開中國之新局面的造時勢之英雄，而符合這個要求的人物，古有孔子，現只有他的老師康有為而已。

梁啟超概念中的英雄與我們今日所說的英雄在含義上似乎稍有不同。他更強調人物精神層面的東西，恰似今天所說的“精英”。如果根據他所下的定義來判斷，梁啟超本人無疑也是屬于英雄即精英行列的。作為當時最早覺醒的國人，他希望用包括他在內的知識分子的力量來改變中國閉塞愚昧的狀態，從而使中國步入世界強國之列。這種強烈的精英意識不僅體現在他的政治思想中，也體現在他的新聞思想中。

精英意識在報刊功能論述中的體現。

梁啟超雖是一個報人，但他首先是一位政治家，他從事報刊工作的目的就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以言救國、以言論易天下，這種思想直接體現在他對報刊功能的論述中。

梁啟超對報刊功能的認識經歷了一個發展的過程。在1896年辦《時務報》時，梁啟超認為報刊的功能是“去塞求通”。他認為，國家的強弱主要在于“通塞”。“上下不通，故無宣德達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緣為奸；內外不通，故無知己知彼之能，而守舊之儒反鼓其舌”。為了達到國家富強的目的，最重要的就是“去塞求通”，而要實現這一目的，“報館其導端也”。他還在文章中詳細介紹了西國報界的狀況，如報刊內容、報刊在國家和國民心目中的地位，最后得出結論：“閱報愈多者其人愈智；報館愈多者其國愈強。曰：惟通之故。”

失敗后，梁啟超又主編《清議報》。1901年，為慶祝《清議報》滿一百冊，梁啟超發表了《本館第一百冊祝辭并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在這篇文章中，他借西諺賦予報刊以更重要的功能，“報館者國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鏡也，文壇之王也，將來之燈也，現在之糧也”，即報刊不僅能助國家“去塞求通”，更能為民眾提供思想、行為的借鑒，既滿足當下所需，又能指明未來的方向。為此，他提出，好的報刊應“以國民最多數之公益為目的”、“以語言文字開將來之世界”、“則又當校本國之歷史，察國民之原質，審今后之時勢，而知以何種思想為最有利而無病，而后以全力鼓吹之”。

此后，在《新民叢報》上發表的《敬告我同業諸君》一文中，梁啟超進一步將報館的天職總結為兩條“一日對于政府而為其監督者，二日對于國民而為其向導者是也”。

從以上梁啟超對于報館功能所作的一些論述中可以看出，他自始至終是站在一個從上至下的角度來看待自己所從事的事業對社會和民眾的意義。在梁啟超所生活的時代，中國的社會、政府、民眾都存在種種問題。作為率先覺醒的知識分子中的一員，梁啟超對此有清醒的認識，他希望能用包括自己在內的知識分子的力量改變現狀。雖然梁啟超在觀念上已有國民意識或公眾意識的萌芽，但他仍然抱有強烈的精英主義情懷。在他的眼中，大眾是愚昧無知的，政府也是腐敗不完善的，必須要對他們進行啟蒙和監督。在潛意識中，他將自己看作擁有某種道德使命或先知精神的特殊人物，相信只要堅持不懈，便可以改變國家和大眾的面貌。

精英意識在關于新聞從業人員的論述中的體現。

由于認為報刊具有救國救民的作用，梁啟超十分重視新聞從業人員的素質與教育問題。他認為，中國的報業之所以發展緩慢。原因有四個，而“病根之根”就是“從事斯業之人，思想淺陋，學識迂愚，才力薄弱，無思易天下之心，無自張其軍之力”。由此可以看出，在梁啟超的心目中，理想的新聞從業人員不僅要有深厚的思想，還要有高贍遠矚的眼光，不僅要有淵博的學識，更要有胸懷天下的氣度。因此，符合這個標準的，只能是知識分子中的一小部分人。為此，梁啟超提出，新聞從業人員應加強自身的修養，導人先導己，“為向導者，必先自識途至熟，擇途至精，然后有以導人”。

從梁啟超對中國報業的惋惜、對當時新聞從業人員的批判可以看出，在他心目中，報刊應該是掌握在像他一樣的精英知識分子手中，他的自我意識的中心仍然是在知識分子自身。他認為，只有讓精英知識分子掌握報刊，報刊才能真正發揮強國、新民的作用，一般的民眾或知識分子是斷然不在此列的。在這種思路中，他提出報業從業者要精英化，要改變“由于主筆時事等員之位置，不為世所重，高才之輩莫肯俯就”的局面，希望中國報刊能像歐美各國報刊一樣得到重視，“懷才抱德之士，有昨為主筆而今作執政者：亦有朝罷樞府而夕進報館者”。

輿論與精英的關系。

在《輿論之母與輿論之仆》這篇文章中，梁啟超詳細論述了他所理解的輿論與豪杰的關系。他認為，輿論是一般人所能看到的，但“未必為公益之所在”，而豪杰能“見尋常人所不及見，行尋常人所不敢行”。豪杰能夠洞察時事，然后喚起輿論，再利用輿論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要達到“母輿論”、“仆輿論”的目的，還要摒棄私心，一心為公。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他以格蘭斯頓為例，而格蘭斯頓除了是政治家以外，也曾是報館主筆。

梁啟超對輿論和豪杰關系的論述同樣反映了他強烈的精英意識。在他的觀念中，輿論是一般人形成的觀點，但是，由于客觀環境的限制、普通民眾的認知能力不同等眾多原因，民眾所形成的輿論并不一定就代表了社會和國民的真正利益。這時，就需要一個持有公正之心的人，引導

民眾形成符合時勢需要的輿論，從而改變風氣和國家民族的面貌。

在梁啟超那里，與其說是多數人，不如說是精英知識分子掌握著國家的思想資源，他們既是報刊理想的組織者，也是社會的“先知先覺者”。輿論雖是大眾形成的觀點，但這種觀點是在精英的引導下形成的，又是通過精英表達出來的，普通民眾根本沒有自和話語權。可以說，梁啟超輿論觀的核心仍然是精英知識分子。

精英意識形成的原因

梁啟超之所以在新聞思想中表現出濃厚的精英意識，與他所生活的特定的歷史時期、個人的成長和教育經歷以及由此產生的哲學歷史觀是分不開的。

自1840年第一次，中國從一個封建國家逐漸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內憂外患、民生凋敝，而梁啟超就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他一生中既接受了中國儒家經典教育，又受到資產階級改良思想的熏陶。在當時，受教育只是少數人的權利，大多數民眾仍然混沌未開。作為覺醒的一名知識分子，梁啟超心中的憤懣與憂慮可想而知，一方面他為政府的腐敗無能氣憤，另一方面又為民眾的麻木漠然痛心。在這種情況下，他很自然地賦予自己“救國救民”的神圣任務，把包括自己在內的精英知識分子們看作改變現狀的力量，而報刊就是實現這一理想的媒介。

除了現實的原因外，梁啟超的哲學歷史觀也是他新聞思想中精英意識產生的根源。梁啟超認為，社會的不斷進步不是人民群眾推動的，而是英雄人物推動的。他說，“歷史者，英雄之舞臺也，舍英雄幾無歷史”，“吾讀數千年中外之歷史，不過以百數十英雄之傳記磅礴充塞之；使除出此百數十之英雄，則歷史殆黯然無色也”。這種“英雄人物是歷史的主宰者”的歷史觀自然而然也反映在他的新聞思想中。

結語

梁啟超辦報是為了“救國救民”，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這與今日報紙“提供信息”的功能截然不同。雖然知識分子是民眾的一部分，但在梁啟超的潛意識中，知識分子尤其是精英知識分子是高于普通民眾的，這種潛意識反映在他的新聞思想中，就是“辦報是為了強國、新民”、“報刊應由懷才抱德之士主持”、“輿論是豪杰引導的并幫助豪杰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等一系列論述。只有對梁啟超新聞思想中的精英意識有所了解，才能更好地解讀他的主張。

新聞思想范文第2篇

【關鍵詞】梁啟超 新聞業務 新聞思想

梁啟超是我國著名的啟蒙思想家、政治家和報刊活動家。他在二十多年的辦報生涯中形成了自身獨特的新聞思想。其報刊活動的思想和實踐為我國報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梁啟超在新聞業務方面的經驗和總結，為我國的辦報活動留下的豐富的遺產。

雖然在梁啟超時代，新聞業務的活動僅限于報紙和雜志，但是對于新媒體格局下媒體的發展而言，其新聞思想仍有很多現實意義。現從目前新聞學研究中的幾個理論熱點問題來對其進行梳理和分析。

一、提高我國國際話語權需要發揮好媒體的社會功能

在目前的國際媒體格局下，我國的國際傳播力有限，新聞媒體的國際話語權比較小，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不夠。發揮媒體的功能，改變我國目前的國際格局非常必要。就目前的狀況而言，梁啟超的新聞思想對報紙功能的闡述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1、“開民智”的功能

梁啟超認為報紙的文章是為“開民智”而作。雖然他的這些思想均為實現他的政治理想和追求而闡述，但是卻不能抹殺這一新聞思想的指導性。啟迪國民、改造舊國民締造新國民是梁啟超辦報的目的。現在，各個國家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形成了一個“地球村”。所以，國民應當時刻了解國家和世界的局勢，媒體應當發揮好啟迪民智的社會功能，使國民了解最新的新聞信息。這樣不僅有利于國際傳播力的提高，而且有利于提高我國媒體話語權。

2、“去塞求通”和“耳目喉舌”的功能

“去塞求通”的關鍵在于“通”。梁啟超認為當時的人們和報紙缺乏一種政治的眼光和國際的視野，國家的強弱取決于信息的通塞與否。“通”的含義就在于信息的溝通和交流以及言論的表達。媒體的功能在于溝通國內外的信息交流，樹立我國的國家形象，宣傳我國的思想。此外，他認為媒體是社會的耳目、喉舌。這與我們現在所說的“喉舌”的理念是相通的。在目前的國際格局下，我們要積極發揮媒體“喉舌”的宣傳作用，用媒體發出我們的聲音，持續不斷地發展對外傳播和國際傳播，增強我國媒介的話語權。

3、“向導國民”和“監督政府”的功能

梁啟超認為報紙有“監督政府”和“向導國民”的作用。在監督政府方面，他還提出了三種方式，即：法律監督、宗教監督、名譽監督。“名譽監督”實質上就是“輿論監督”，他認為“報館”應通過自己的優勢充分發揮輿論的作用，通過無形中的影響力來監督政府。所以，我們應當充分發揮好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作用，運用好媒體的批判功能。批判和監督，是我們的責任，也是我們自身存在和發展所必須做到的。在很大程度上講，具有批判精神，并能恰當地體現在報紙上，就是輿論影響力的重要突破。

二、國內媒體格局的變化要重視受眾的觀念

梁啟超所創辦、主編的報刊多達十余種。如果說維新時期梁啟超的受眾思想是一種精英受眾觀。那么維新運動失敗后，梁啟超的受眾觀就有了平民化的特點，將目光投向了廣大的老百姓，內容上更加豐富，文體上自由靈活，分類上不斷細化，編排上更加多樣。目前，我國的媒體格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多媒體的格局已經形成。梁啟超在報刊實踐中形成的為受眾服務的觀念依然非常重要。

1、媒介融合的環境下，服務受眾的觀念非常重要

新媒體不斷出現，我國已經形成了“多媒體融合并存”的局面。雖然傳統媒體的受眾觀念已經存在，但是在具體實踐上還不到位。新媒體作為新興的媒介，他們服務受眾的觀念還需要明確確立起來，服務受眾的實踐還需要進一步深入。新媒體對于梁啟超觀念的學習和繼承十分必要。他的觀念值得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學習。

2、媒介競爭的格局下，贏得受眾是發展的關鍵

受眾本位觀不僅僅關系到我國新聞事業的發展，而且關系到各媒介之間的競爭和發展。媒介競爭包括介質、技術、內容、營銷、整合、形象乃至眼球的許多方面的競爭。如何提高自身的媒介競爭力是所有媒介都需要思考的問題。而獲得更多更廣的受眾是他們競爭的目的。對于傳統媒體而言，其目前的發展受到新媒體的沖擊比較大。媒體的受眾開始流失，廣告的份額也開始減少，因而，傳統媒體應對新形勢的發展策略尤為重要。積極應對挑戰的策略離不開為受眾服務的理念，贏得受眾是其發展的關鍵。傳統媒體應當積極面對挑戰，大膽創新以謀得發展。

3、媒介環境政策下，媒介發展中受眾需求導向日益增強

在改革開放的推動下，我國的市場日趨成熟，傳媒產業不斷發展。發展過程中經歷了從以“傳者”為導向到以“受者”為導向的過程。不僅僅在媒體行業，在其它的行業發展中，也出現了這種情況。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把目光逐漸轉向“顧客”。相對于其它行業的“顧客”而言，媒體行業稱作“受眾”。這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并且是符合市場發展的機制的。因而，雖然在梁啟超生活的時期，媒體產業還沒有形成和完善，但是其受眾思想在當代社會依然是需要遵循的規律。

三、媒介融合背景下新聞理論與實踐需要不斷創新的精神

“媒介融合”是近年來新聞領域中出現非常頻繁的一個詞匯。不管是學界還是業界都在研究它。研究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其對于新聞理論和新聞實踐所帶來的改變。對于理論和實踐而言，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們要學習梁啟超的創新精神。

報紙版式方面，他改革了報紙的版式，摒棄了線裝書式的版式，采用了新式書籍的裝訂法。他還打破了舊式期刊“首論說、次上諭，次各省要聞，次本埠新聞”的格式，使用銅版新聞照片配合文字進行宣傳；辦報原則方面，梁啟超提出了他的辦報原則：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當、報事確而速；業務規范方面，制定了論說和記事的準則。這些準則，有的至今仍有現實意義。關于論說的準則是“公、要、周、適”四條，記事的準則是“博、速、確、直、正”五條等。

在目前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各個媒體的理論和業務的實踐也需要不斷創新。不管是網絡新聞、報紙新聞、還是電視新聞以及其它新媒體新聞的采寫編評都需要規范，真正能夠做到梁啟超提出的論說和記事的準則，才會有良好的發展前景。

四、新聞人才培養和新聞隊伍建設對職業道德規范的要求

新聞人才的培養和隊伍的建設問題也一直是業內人士關注的問題，新聞的競爭也是人才的競爭。近年來，由于受到主客觀的影響，新聞媒體和新聞從業者在信息傳播的過程中出現了不少問題。媒介失范問題頻頻出現，虛假報道、低俗之風、有償新聞、不良廣告、侵權報道等帶來了消極影響，嚴重影響了新聞媒介及新聞從業者的社會形象，違背了職業道德。

梁啟超的報刊自律的觀點對我們這些現代人依然有重要意義。梁啟超對報人的素養提出了要求，他認為，要想辦更好的報刊，就要提高辦報人自身的素養。“雖然為向導者，必先自識途至熟，擇途至精，然后有以導人。”他認為向導民眾要從自身做起，這一點也是對現代社會媒體人的要求。提高媒體人的素養尤其重要，媒介素養的提高有利于規范媒介的行為，有利于培養現代公民，還有利于促進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另外，梁啟超還提出了健全輿論所具備的條件——“常識、真誠、直道、公心、節制”。從這一點來說，雖然這些要求是梁啟超對于健全輿論而提出來的，但是這些內容不僅僅是對健全報刊輿論而提出的要求，也是對報刊編輯人員的行為規范提出的要求，更是報刊編輯活動的要求。我們應當以梁啟超提出的這幾點要求為準則，約束自身的行為，提高自身的素養，為受眾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務。

參考文獻

①梁啟超：《敬告我同業諸君梁啟超全集》[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7）：970

②李喜所、元青：《梁啟超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142

③路利云，《梁啟超的受眾觀研究》[D].河北大學，2007

④李艷紅，《論梁啟超的新聞思想》[D].湘潭大學，2003

⑤徐新平，《梁啟超新聞業務思想》[J].《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9）

新聞思想范文第3篇

關鍵詞：新聞攝影 特征 思想性

一、 新聞攝影的特征

我國新聞學界對于新聞攝影的定義，即新聞攝影是以攝影圖片的形式對正在發生的事件進行的新聞報道。而從攝影的角度而言，新聞攝影應該是如實展現新近發生的事件的攝影術和圖片內容，是以某種設備進行新近發生事實影像記錄的過程。

（一）本質屬性

1．機械與記錄

 攝影的本質屬性是機械性的。攝影最早的流行，是用來紀念被視為家族成員的個人的成就。在至少有一百多年來，結婚照幾乎像規定的口頭表述一樣必不可少作為結婚儀式之一，伴隨著家庭生活，用以記錄和陳述“歷史”。相機的獨特構造，使其順應其制造者最初的本意，從一出生起，就擔負著某一特殊的使命和作用，并有且只有一個作用： “復制歷史”，而這一歷史，恰恰在多年后，成為極有價值意義的證據和留念。相機所擁有的記錄特性，使照片成為這一特性的附庸，具有了象征性。在數碼攝影時代，記錄性本質已經為新聞界所廣泛承認，新聞攝影，就是用這一點講述新聞事實，輔以文字更多的形象內容，保留視覺“證據”。使新聞相對客觀、形象。

2.侵略與固執

相機的每次使用，都包含一種侵略性。從傳播意義上講，圖片的本質記錄，并不是真實和客觀的。信息的傳播過程是雙向的，即攝影師向受眾傳遞某種圖片信息，受眾接受和理解該信息。即便攝影者沒有任何主觀的引導與偏差，在受眾眼里看來，圖片并不只是單純的再現。蘇珊?桑塔格認為，圖片所包涵的信息，正是其侵略性所在。

因為在攝影記者眼中，想要表達的圖片信息往往是“理想化的”，所以在其進行的攝影過程當中，將一種自我主觀的理解強加給了圖片本身，緊接著在圖片信息的傳播過程中強加給了受眾。大多數時裝和動物攝影，把被拍攝對象理想化的影像方式是普遍存在的，這也并不亞于所謂以質樸見長的作品，比如集體照、較荒涼的靜物照和一些人物的臉部照片。有時候人們的思維會把整個世界當做平板上的一般，圖片拍攝雖然是立體成像的，但是其信息并非立體。快門爭奪的是時間瞬間，也是所謂長槍短炮的侵略斗爭。

3.主觀與隱喻

攝影師需要充分把握和理解拍攝對象與所拍圖片內容效應的結合。也就是說，攝影師拍攝的人可能是甲，但是拍攝出的圖片有可能并不能充分地與“甲”的本質特點相對應，也有可能被受眾理解為某種特定狀態下的“甲”。每一次由機遇和時間固定的快門，記錄下的是當時的狀態，而不是永恒的。它暗含著下一刻即將發生的事實，也有可能是攝影師的某種主觀表達。所以這也正是攝影的“隱喻性”所在。而且圖片在信息傳播的過程中擁有了雙向性，受眾這一方的理解，并非能夠完全和恰到好處地掌握攝影師的本意，更不用說夾合著攝影師意向的圖片信息。

（二）基本特點

1.真實性

真實性是新聞攝影所需求的基本特點。新聞攝影追求真實、客觀。用圖像信息更好地展示新聞現場要素，也是在“讀圖時代”發展下的受眾要求。信息真實準確、可靠可信，是作為新聞報道所應具備的基本道德觀念。數碼攝影推廣之后，新聞的攝影的真實性成為了頑疾。在我國，近年來關于新聞攝影真實性的案例層出不窮，“藏羚羊、 “華南虎”事件給中國新聞攝影界敲響了警鐘。

2.時效性

圖片信息的傳播力之一在于其所占有的時效性。目前新聞攝影界對時效性的要求更加傾向于突發性新聞本身。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攝影本身的跨文化、跨行業得以達成，大眾化攝影，使得只要擁有攝像頭的手機用戶，就可在突發新聞現場拍照上傳，得以更好實現這一“時效性”。

3.典型性

新聞攝影的典型性源于其圖片本質所具有的局限性。圖片較文字而言，雖然直觀形象，可是相對局限，不能用一張或者幾張圖片告知受眾所有的信息量。而文字則具有這方面的天然優勢。所以由點及面、以小見大是通常拍攝新聞攝影圖片的思路特征。拍攝者力求圖片內容為典型事件、典型形象、典型瞬間。但是如果把握不好這一典型性，極有可能使圖片本身具有誤導性質，使新聞信息有所失實。

4.現場性

現場拍攝是所有新聞攝影所具有的物理屬性。追求現場感也是攝影記者追尋圖片真實性、客觀性的必要方法。現場感有助于圖片信息內容的更好表達，形象、客觀的現場感，能增強圖片本身的沖擊力與藝術性。

二、新聞攝影的思想性

1.行走與凝視

新聞攝影的思想性，首先在攝影者本身對自我和拍攝對象的認知上。攝影與拍照是不同的，拍照可能更立意于物理概念上。而攝影者，更好比是一個“旅行者”，而非“旅游者”。所有的新聞攝影記者，都應該是一個擁有自我“凝視”的旅行者。旅游者會把自己見到的感興趣的東西都拍下來，但是旅行者則會考慮更多的東西，會以更加樸素和真實的方式按下手中的快門。就像前者會拍更多的風景照，而后者則會用心去感受其中的感動然后再拍攝下來。

新聞事件本身有可能是枯燥、乏味的。但是結合新聞內容的背景和文化環境，找到一個最佳的凝視就一定能拍出令人感動的圖片。練就這種凝視的攝影師，往往都是爭取盡可能多的時間行走在各個地方。攝影對于新聞攝影記者而言并不能僅僅成為一項“工作”、“任務”，而是要融入生活，成為攝影記者自己的“一部分”。新聞攝影本身對于現場感的要求在新聞任務體制下是有一定矛盾點的，但是以旅行者的心態塑造攝影師的凝視，是有必要的。出色的攝影師應有廣闊的視野和深厚的文化知識，他們是在用手中的相機去著寫文章的。對待新聞攝影，記者的功底并不是在操作相機上，而是在對于攝影對象的選擇、最佳機遇與瞬間的把握上。永遠不要停下的腳步和追求，是每個攝影記者應有的素質。

2.純粹的攝影

新聞思想范文第4篇

關鍵詞 企業 新聞宣傳 思想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當前，企業正處在變革的轉型時期，創新、發展、改革是企業的主題。要創新，就需要思維的突破；要發展，就需要全體員工的奉獻；要改革，就會發生新舊體制的碰撞。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將會處于“傳統”與“現代”的承接狀態，需要以創新的視角和姿態重新審視和研討。

1新聞宣傳與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聯系

在企業宣傳思想工作的實踐中，新聞宣傳與思想政治工作二者之間既有區分又有關聯。重視新聞宣傳，搞活新聞宣傳，將新聞宣傳與思想政治工作有效對接，在理論上實現突破，在實踐中得以應用，就會使新聞宣傳成為催生員工斗志，推動企業發展的“金鑰匙”，成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個有力武器。

作為企業的管理者，直面新的形勢，從思想上進一步明辨新聞宣傳與思想政治工作之間的區別，有利于我們更加有針對性地駕馭二者的優勢，發揮其各有的特長，使其產生異曲同工之妙。（1）按照新聞傳播的規律，緊扣經營發展這個主題，唱響主旋律，打好主動仗。借助企業內部報刊，起到凝聚人心，推崇典型，調動大家積極性，為企業又好又快發展營造良好輿論環境的作用。（2）順應時代潮流，貼近職工活躍的思想脈搏，采用正面教育和疏導的方法，達到教育人、引導人、調動人的積極性的目的。

從企業大量的宣傳思想工作實踐中不難看出，新聞宣傳與思想政治工作也有相互交叉，互為滲透的地方，認清二者的共性，能動地將其有效對接，巧妙融合，就能達到事半功倍的目的。二者都圍繞企業改革、經營和發展的主題，都具有導向性；二者都有激勵士氣、凝聚人心的任務。俗話說“談心容易動心難，不動其心也枉然”。可見做思想工作貴在情真，只有情真才能感人，只有感人才能動心。面對新的形勢，企業宣傳思想工作者要飽含深情，深入火熱的生產、生活之中，努力營造和諧的“大家庭氣氛”，讓新聞宣傳與思想政治工作兼容并蓄，二者同唱一個調，同使一個勁，才能教育人、引導人、鼓舞人，為企業經營發展提供“人和”的動力，達到激勵員工、凝聚隊伍的目的；二者都是樹立企業形象“活的載體”。新聞宣傳植根于企業，離不開企業水電開發這一塊肥沃的土壤，是吸取豐富的營養，經過提煉后見諸于媒體的“產品”。思想政治工作引領思路，融合人心，催人奮進，也必然會在見證企業文明建設成果，樹立良好公眾形象的實踐中得以體現。

2加強新聞宣傳，建好企業文化

（1）企業內部新聞宣傳對員工思想的導向作用。毋庸置疑，企業內部新聞宣傳在員工思想政治工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導向作用。因此，這種宣傳必須以服務企業發展、服務員工活動為己任，關注企業的改革發展，關注企業員工的追求，關注員工思想上的每一次“躁動”，弘揚時代主旋律，打好宣傳主動仗，在企業文化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企業內部無論何種新聞載體，必須定位在黨的“喉舌”的位置上。尤其在頭版和頭題位置上發表的稿件，必須把思想性、導向性放在第一位，把員工思想統一到企業發展的目標上來，確保政令上下暢通，決策執行到位。由于信息接受的非對稱性，絕大多數基層員工都更加關注企業高層的言行，并時時把接受到的有關信息與自身利益聯系起來。作為信息傳遞的主要載體，在作內部新聞宣傳時，必須堅持“有利于企業發展，有利于員工發展，有利于股東利益”的原則，把高管層的思想和黨的方針政策原原本本地傳達下去，達到統一思想，增強整合力和凝聚力的作用。

（2）新聞宣傳對員工的精神激勵作用。企業文化不僅注重人的因素，更注重精神的力量。精神激勵是十分重要的激勵手段，它通過滿足員工的自尊、自我發展和自我實現的需要，在較高層次上調動員工的工作積極性，激勵深度大，效果維持時間長。榮譽反映了企業對團隊和個人貢獻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是滿足員工自尊需要的重要激勵手段。作為思想政治工作手段之一的新聞宣傳，在弘揚典型人物的先進事跡中，為廣大員工樹立榜樣，有了榜樣，員工就會有努力的方向和趕超的目標，從榜樣成功的事業中得到激勵。企業新聞宣傳就是要運用好各種媒體平臺，通過給員工樹立榜樣，激發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在生產經營中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

3新聞宣傳要服務于企業思想政治工作

新聞思想范文第5篇

論文關鍵詞：密爾；自由主義；積極的自由；中國新聞實踐

一、密爾自由主義基本觀點及時代語境

19世紀英國思想家約翰·密爾的自由觀是西方理性傳統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他在代表作《論自由》中強調了思想自由和個體情趣的自由，其第二章題為《論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是其言論自由思想的集中體現，被譽為“英語世界里最經典的關于新聞自由的辯護詞”。…對于思想討論的自由，他圍繞真理和真理的利益進行了辯護。首先，他認為這種自由是人們獲得真理的保證；其次，這種自由是我們確信真理并使真理保持活力的手段；再者，自由討論是使不完全的、片面的真理得以變得完全、全面的條件。此外，密爾在書中還強調了個性的自由發展。他在把人的行為劃分為涉己和涉他兩部分的基礎上，提出傷害原則作為處理個人與社會的權力界限的準則。他主張“任何人的行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須對社會負責。在僅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獨立性在權利上則是絕對的。對于本人自己，對于他自己的身和心，個人乃是最高主權者”。

每個思想家都是他們時代的孩子。密爾所處的時代，社會結構正在發生根本的轉變：英國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變，古代社會以縱向的政治統治權力和等級次序為特征的社會結構，正被現代社會水平方向的政治經濟生活所代替。政治上，隨著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建立，對于政治統治者暴虐的防御需要已不復存在。但它的問題也逐漸暴露了，密爾認為，當時世界上廣泛地存在著一種日益增長的傾向，即社會凌駕于個人的權力不適當地延伸。經濟上，生產的社會化和有序性使得個人的影響力迅速下降；另一方面，私人生活和個人獨立性開始在相互平等的自由貿易中變得重要起來。能否尊重彼此私域的權利，直接決定了以經濟生活為中心的新社會運轉的有效程度。因此，密爾深切地感到資產階級民主制社會的建立并不能“自動地”保護個人和少數人的自由，他迫切地感到需要明確地提出一個界定個人與社會的權利界限的準則。

由此，密爾在開篇即明確指出“這里所要討論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稱社會自由，也就是要探討社會所能合法施用于個人的權力的性質和限度。””他從更廣闊的社會生活領域探討個人自由，把以往僅限于個人與國家間關系的政治自由擴展到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之中。他格外強調人的個性的自由發展，對“多數的暴虐”和“習俗的勢力”有著高度的警惕和譴責。

相比之下，現代自由主義新聞思潮自傳人中國的那天起，就由中國特定的歷史文化處境與文化背景進行著本土化改造。“立人”與“立國”，“啟蒙”和“救亡”的雙重命題在五四以后的現代中國始終構成一對張力，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沖突也隨著形勢的變遷，跌宕起伏地拉鋸在現代報人的內心。如果說西方自由主義的主題是“面對國家的個人”和“面對教會的個人”，那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因其現代化和民族獨立的課題交織在一起，故除了“面對國家的個人”外，還有“面對強權的主權”，而顯然后者的任務更為緊迫和嚴峻。自由主義新聞思潮雖歷經風風雨雨，但始終未能成為時代主潮。

再加上日本學者中村正直在翻譯密爾的《論自由》時，由于種種原因，將“社會”譯成了“政府”，將“個人”譯成了“人民”，嚴重背離了密爾《論自由》的主題。而他的誤譯則直接影響到梁啟超，在梁啟超的文章中，密爾的“社會”與“個人”的對立問題，也變成了“政府”與“人民”對立的問題；而密爾的“限制社會暴虐”主題，則變成了“政府與人民之權限”的問題，㈣致使英國式的自由思想在近代中國一直缺乏正確理解的傳統。

隨后，由于長期的革命戰爭和冷戰時期意識形態上的對立，自由思想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被人們簡單地當作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加以拋棄了。這也影響了我們在道德上、法律上的實踐。

二、密爾的自由觀對當代有啟迪意義的兩個方面

當前一個統一的現代民族國家早已建立，我國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也正在深人進行。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十六屆四中全會又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是要把關于人的自由發展的科學論述逐步變成現實。它完全符合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要求，是我們黨在新時期推進偉大事業的又一個重大理論創新。當前我國市民社會日漸成熟，個人權利、民主、自由成為公共領域的熱門話題，密爾的自由思想有了切合當下的語境，認真解讀這份寶貴的精神資源對于當代新聞實踐有重要的啟迪性意義。其中，密爾的積極自由思想和他對于自由討論的態度這兩個方面是容易為人所忽略的。

1．關于密爾的積極自由。

在新聞自由的理念認識層面，大多數人只看到密爾要求社會對個人實行最小干預這一消極方面，而忽略了密爾對于積極自由的論述。在下面兩個問題上，中國傳統思想容易形成認識誤區，應該厘清。

(1)自由是和社會聯系的，不是純粹個人的，因此贊成必要的政府限制，反對“霸道的自由媒體”。

密爾的自由主義是建立在功利主義的基礎上的，但他又對邊沁的功利主義做了修正和補充。按照邊沁對快樂的理解，最終通約成的簡單的快樂都是排他性的感官快樂，如何將這樣的快樂與共同體的福利聯系起來成了一個很大的難題。而密爾通過修正邊沁對快樂的理解，有效地避免了這一困境。密爾認為，快樂不僅有量的區別，而且還有質的不同。他認為僅僅從量上考察快樂的做法是荒謬的。人是具有高級官能的，不同快樂之間是不能通約的。精神的快樂遠遠高于肉體的快樂，所以，“做一個不滿足的人總比做一個滿足的豬要好些，做一個不滿足的蘇格拉底，總比做一個滿足的傻子要好些”。人本身的價值并不在于人與動物共有的感性肉體的，人有人的快樂。密爾承認人有天生共有的基本感情，即：純真的私人間相互關愛的感情和對公眾利益真誠關心的感情。”而人類戰勝一切困難的力量就源于此，人類獲得一切高貴快樂的動力也源于此。

由此，自由的價值彰顯出來。因為個人最終的價值要體現在對社會利益的貢獻上，而社會利益的增長又源于全體精神的進步，精神進步的前提是個人生活在自由之中。只有擁有了自由，才會有人格的健全、生活的幸福，才會充分發揮自身的先天的感情，在關愛他人、關愛社會中達到自己最高、最大的快樂，并推動社會真正的進步。所以，社會幸福以個人幸福為基，個人幸福又以個人自由為基。密爾把個人自由和整個社會的進步和福祉聯系起來，從而賦予了自由以積極的意義。

正是在此基礎上，密爾從涉己和涉他的角度出發，明確了個人自由的限度。他進一步指出，當統治者與人民合一起來，統治者的利害和意志就是國族的利害和意志時，國族無需對自己的意志有所防御。日㈣在一個自由的國家里，政治權力不再是一種必要的惡，而是一種具有某種積極價值的工具，可以積極地發揮作用，擴大個人的自由機會，增強個人實現自由的能力。如果言論有礙于社會，則應對其加以限制。密爾的新聞思想其實已經包含社會責任理論的萌芽，對今天的新聞實踐有著重大意義。

我國長期以來的情況是人們在某種程度上往往錯誤地夸大了政府和個人自由的對立，也忽視了政治權力對于推進自由的積極作用。有種偏激的說法就認為，新聞媒體和政府是天生的敵對關系，只有跟政府對著干才是爭取言論自由的表現。由于我國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不可避免的陣痛效應。就業、醫療、房價等多座大山壓得民眾喘不過氣來，不斷拉大的貧富差距衍生了尖銳的社會矛盾，一些人將矛頭直指政府，導致政府的信譽度下降，甚至形成一種對公權力的“原罪”印象。一部分新聞工作者也容易在情感上站在公權力的對立面，不加分析地“大聲疾呼”。然而應該看到，當理性思維受到情感的過度影響時，理性也就不復存在了。言論自由不是新聞媒體的一己私利，不是隨意任性的自由，不能把一切不負責任的言論特別是一味的揭丑曝光簡單地視為言論自由。媒介不應拒絕政府合法、適度的干涉，在商業化的今天，新聞工作者尤其必須加強自律，謹守職業道德。媒體權力如果惡性膨脹，勢必侵犯公民的其他權利。媒介人員應該認識到新聞自由是和整個社會進步和共同體福祉相聯系的，只有在推動社會真正進步的過程中，言論自由才能實現自己的真正價值。

(2)自由也是“做……的自由”，個人積極行動不僅是權利，也是一種責任和義務。因此，鼓勵張揚個性，反對“自由而沉默的大眾”。

密爾不僅強調自由與權利，同樣也強調責任與義務。“凡顯系一個人義務上當做的事而他不做時，就可要他對社會負責，這是正當的。須知一個人不僅會以其行動貽患于他人，也會因其不行動產生同樣的結果，在這兩種情況下要他為此損害而對他們負責交代，都是正當的。”

他不僅提醒人們警惕輿論對個性自由的壓抑，也從另一方面指出個人積極行動的必要性和義務。在密爾的理想中，新聞自由不僅包含一個公共的交流平臺，還包括那些積極發表意見、參與論戰的人，這些人不僅是為自己而戰，同時也是為社會利益而戰。密爾認為“至于說真理永遠戰勝迫害，其實是一個樂觀的偽誤”，只是因為在悠悠歲月中不斷有人把它重新發現，真理才得偶一次幸得逃過迫害。而提出這些當時所謂的“異議”，“這乃是一個人力所能及的對其同胞的重大服務”，對于公認意見有所爭議的人，“我們要感謝他們，要敞開心胸傾聽他們，還要為此而感到營晚，因為有人替我們做了否則我們自己也應當做(只要我們對自己信念的確定性或生命力還有所關心的話)而且做來還要費力得多的事。”

由于我國長期封建專制統治的流弊和個人權利意識的缺乏，我們往往只注意到自由對于反抗政治強權的作用，卻忽略了個性自由對于自我發展的必要性和對于社會整體進步的義務所在。我們應該看到，個人行為自主原則不僅具有工具的價值，其本身就是有價值的。密爾認為，首先它是個人幸福的根本成分，是個體的特殊性所要求的。其次精神和道德的力量只有在個人不斷的選擇中才能得到鍛煉，所以個人行為自主也是個體和人類的精神成熟和健康發展的條件。再者，個人行為自主也是社會進步和發展的相當主要的成分和永恒的源泉。

在我國目前的政治體制中，最大的困難不在于達到自由的手段，而在于人們一般對于這個目的本身漠不關心。這是最大的悲哀。如果人們普遍地沒有個性，沒有表達自我的迫切愿望，那么言論自由就必定只能成為少數人的奢侈品，決不可能被全社會公認為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如果政府鼓勵人們暢所欲言，人們說出的竟是同一個聲音，這樣的社會是多么可悲啊。社會的進步與發展需要有個體性和自由精神的張揚。

所以，防止社會多數運用權力強迫個人的行動，只是保衛自由的消極一面。從積極方面講，還要鼓勵私域中的個人按充分張揚個性而又健康的方式去生活，并提高整個社會對不同生活方式的寬容程度，從而使個人生活沖破狹隘的政治維度，在更為廣闊的生活空間內多元地展開，開拓出人類更為豐富的生活維度。只有這樣，才能一方面防止權力對自由的破壞，另一方面又保衛了個人的活力和創造性，培養出真正全面發展的人，而全面發展的人反過來又成為捍衛自由的戰士。在《論自由》的篇尾，密爾就針對政府是否有必要為了人們的好處而替他們辦事或叫他們辦事提出了反對理由。他的《代議制政府》就是這一主題的進一步闡發：親身參與政府實踐，是個人教育的主要階段。

在維護積極的自由、鼓勵個性方面，新聞媒介應該是身先士卒的楷模。作為公民教育的平臺，這所“沒有圍墻的學校”應該積極刊登一些開拓眼界、砥礪思想的材料。同時，它也應當成為公共論壇，承擔討論沖突的功能，鼓勵不同意見的交鋒。

2．激情、理性與寬容——密爾關于自由討論的態度。

在新聞自由的實踐操作層面，密爾在自由討論問題上提出了討論的態度和道德問題。這是容易為人所忽略的，也正是值得新聞界注意的。

密爾對于公眾討論應持有的態度，簡而言之，可用激情公正、寬容三個詞來概括。他說，要是反對者在題目上表現了任何強烈情感，攻擊有力而動聽，從而把對方逼得很緊，那不算是一種觸犯。日㈣相反，要是堅持一種意見，就必須把我們的情感投入其中。當我們真正執著于某種觀點時，我們肯定會憎恨那些持相反觀點的人。他寧愿要這種情緒，也不要冷漠的性情與意見。因為沒有某種情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信念。其次，討論應該遵循理性和公正的原則。下列一些錯誤做法是算得上觸犯的：“似是而非的進行論證、對事實或論據予以壓制、把案情的各項因素舉陳錯誤、或者把反對方面的意見表述錯誤”。還有一般所謂無節制的討論，“那是指謾罵、諷刺、人身攻擊以及諸如此類之事”。他并且特別強調應同等地建議雙方都停止使用它們，甚至應更多地反對得勢意見使用這些手法。最后是寬容。他在論證真理被壓抑時說到“為知識方面的這種平靜所付出的代價卻是犧牲掉人類心靈中的全部道德勇敢性。”這一點源于他對思想討論自由原則的辯護。他并不要求我們必須接受別人的意見，他只要求我們試圖理解與容忍他們。

這樣的討論態度正是目前我們新聞媒體所缺乏的。如果沒有寬容，理性批評和合理責難的條件就會被摧毀。我們可能不贊同、反感甚至嘲笑或輕視別人的意見，也可能帶著激情爭辯、攻擊、拒絕與責難，但我們不能壓制或者傾軋異己意見：因為壓制和傾軋將毀滅善惡，這等于是集體性的道德與理性自殺。新聞報道與評論中不乏飽含強烈愛憎、吸引眼球的語句，但大部分卻是狂歡式的喧囂以及對于“對立人物”(社會公認的)群情激憤的口誅筆伐。而難以見到的是對于嚴肅的公共議題的平等理性的討論，難以見到的是對于思想信念的發自內心的辯護和思想碰撞的鮮活激情的火花。真正富有激情的記者，其激情應該來自于對于信仰理想的忠實追隨，來自對于國家社會的“匹夫有責”，來自對于底層社會的“鐵肩道義”。這樣的激情才能不致使他盲目，不致使他偏激。密爾說對于無節制的討論，“人們只是在對待得勢意見時要限制他們的使用，至于使用他們去對待不得勢的意見，則不僅不見一般的不贊成，而且還會讓使用者博得所謂真摯的熱情和正義的憤怒等類的稱譽。”糾㈣須知，在這樣一種集體無意識中，歧視就獲得了可怕的正當性，比如對馬家爵“殺人魔頭”形象的塑造。這也是媒體所必須警惕的假借公眾輿論實行的“媒介審判”。美國近年來閉庭訴訟案數量的上升也無不出于這一顧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