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醫院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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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醫院醫生范文第1篇

年，22歲的 醫專畢業后，選擇到地區精神病院，做了一名臨床醫生。提起為何選擇這個職業時， 說：“那時候想法很簡單，因為有一個火車站，圖的是回家能方便些”。可當從事了這個職業，他才真正了解到，做一個精神病醫生有多么難。那時候的精神病院被人們稱為“瘋人院”，深受社會歧視，為了不讓家人難堪， 一直沒敢告訴家人，直到三年后家人才知道他在精神病院工作。

世紀年代，精神衛生工作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學校里也沒有這樣的專科，上班后， 接受了醫院簡單的培訓后，就開始從事臨床工作。那時的精神病院床位少，來的都是重癥患者，多數是被家人五花大綁來的。看到這種情形， 心里很害怕。有一次，一位來自的病人，患有非常嚴重的精神分裂癥，大小便都吃，病發時給一個棉紡廠放了火，被人打得鼻青臉腫。 在為他做檢查時，冷不防被他飛起一腳踹倒在地，年輕的 當時流出了委曲的淚水，可轉念一想，這些病人都是受了刺激神經不正常的人，自己從事的工作就是救治他們，于是他從容站起來，繼續為病人治療。在接下來的三個月里， 除做好藥物治療外，還親自參與該病人的護理工作。病人思維清晰后，了解到自己病發時的過激行為，主動找 道了歉。

“在我們醫院，只要在病房干過的，沒有沒挨過打的” 感慨地對記者說。有一天中午臨近午飯的時候，幾位家屬綁著一位男性患者來到 的診室，該男子蓬頭垢面，狂躁不安，情緒不穩。 一面幫著安置病人，一面進行常規的問話，沒防備患者劈面就是一拳，正打在他的上唇上，頓時鮮血直流，“上唇只剩一張皮了，再破就又開一個洞了” 笑著說。還有一次查房，他剛走進病房，就被一個病人抓住撕打起來，把他一件價值七、八百元的羊毛衫撕破，“妻子為此心痛了好長時間，幸好她也是本院的醫護人員，對這項工作理解”。由于精神衛生行業是一個特殊的行業，醫生在為患者診治過程中，會遭遇很多不測，飽嘗很多委屈。國家為了照顧從事這項工作的醫務人員，每月加了12元的補助，現在增加到60元，這項補助被同事們戲稱為“挨打費”。

“那些病人太可憐了！” 說。為了弄清精神病人的發病原因和藥物治療的最佳方法，他自己購買了很多書籍，翻閱了大量的資料，積極探索藥物治療加心理疏導的治療方法，實行心病心醫，用真情關愛病人，悉心照顧病人，為病人解憂解煩，收效顯著。許多患者家屬慕名而來，每年由他接收的住院病人就達200余人次。回想起這些， 顯得非常滿足。他說，挽救一個病人就等于挽救一個家庭，能看到病人情緒穩定，家屬心里安慰，即使自己委屈點，也心甘情愿。

精神病醫院醫生范文第2篇

正規培訓包教包會

慕名學員眾口盛贊

為了保證教學質量，康永亮大夫親自教學，結合臨床病患進行實踐。包教包會，有無醫學基礎或小學文化均可2-3天學會，學員來時請帶身份證以及兩寸免冠照片1張，培訓費6000元。全國每縣只設一家學員，報名提前預約咨詢區域有無名額，先到先學，開店后年收入20-100萬元以上，學會技術后可以傳給下一代，一次投資，代代受益。適合：個體診所、個體醫院、腰腿疼痛專科、無職業人員、年薪20萬元以下生意人、退休人員、按摩店、藥店、保健理療店、美容店。路程遠的可以在電腦視頻上學2-6天包會，在康永亮大夫的骨病門診里，已經接待了數以千計，來自全國各地的患者和學員。這些患者盛贊康永亮大夫精湛的技法，學員更是對通過康永亮大夫這些傳世的治骨絕學，造福了當地的病患，贏得了豐厚的市場財源。

考察的學員們來到康永亮骨病風濕科，聽了康永亮大夫對風濕骨病治療原理的講解，看到了康永亮大夫獨特的治療方法，學員們二話不說就留下來學習。當康永亮大夫為學員們講了一些國家目前的醫療政策及現狀、醫療實情、開診方法以及開展專科的訣竅、大夫的自我保護意識等常識后，學員們茅塞頓開。特別是當康永亮大夫講到個體醫生的經營方式與方法、生存思路以及個體醫生怎樣做才能生存，才能擴大發展，才能更好地適應社會時，學員們的反應特別熱烈，感覺實實在在是說到了他們的心里。很多學員都說，通過看廣告他們已經去過全國20多個培訓地點、醫療機構進行考察學習，但療效都不像廣告上說的那么好、那么真，心里覺的都不理想。還有幾個學員深切地說：“我們都已經40多快50歲了，歲數大了，經濟條件更是不允許了，再也不能走彎路了，這次終于找到了一個沒有一點兒風險更是能徹底對腰腿疼病治本治根的絕學”。

一技之長握在手

學員致富樂無憂

通過康永亮特色骨病技法，成功走上致富之路的學員不勝枚舉。樊凡就是其中一位創業的典型，下面不妨聽一聽樊凡創業前后經過的自述。我叫樊凡，這幾年我在新疆種棉花，每年收入十幾萬不等，但很辛苦，每年在收棉花的季節，得在地里睡上2個月，那種艱辛，沒有親身經歷過的人，很難體會到。2012年七月，我的75歲老父親患上了嚴重的腰間盤突出、腰腿劇烈疼痛，走路都十分困難、我們兄弟幾人帶老父親在我市三個大醫院都治過，花了近一萬元，最后還是沒治好，醫生都說，年紀大了，治不好了，回家慢慢調養。正當我們準備放棄時，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翻開一本財經雜志，看到一則廣告，讓我心頭一亮“獨家配方、年賺百萬”腰間盤突出1-3天癥狀消失、10-20天痊愈，當時我就打電話咨詢，康老師讓我把老父親帶過去，但我說老父親腰腿痛得厲害、來不了，在家臥床。康老師說那就你過來學好技術回去治療一樣的，我說、我和兄弟們商量一下再說。我們親兄弟有6人、大家商議一致同意每人出一份錢，讓我去學。

2012年8月6日，我去了內蒙古康老師那里，聽了康老師給我詳細講解治療要點、和方法，正好那幾天有幾個腰間盤突出的病人在他那里治療，還看了康老師親自示范、用藥，康老師還告訴我、他的絕技是可以標本兼治，病人治一個就會好一個、叫我以后不用種棉花，以后專給別人治病，比種棉花強幾倍，且不用那么辛苦。當時我聽了半信半疑，心想、你是醫生治這些病有好多年，經驗豐富、而我是一個門外漢、半路出家、能行嗎？我在康老師那里學了三天后就回家了，到家后馬上拿父親做“實驗”兩天后癥狀明顯緩解，疼痛減輕，我心里一陣竊喜，到第五天父親能下床到村里走動。村里人見了一個個嘖嘖稱奇，說我成了神醫，第6天，幾個老鄉讓我給他們治療，我說那就治吧，2-3天后，他們一個個都說好多了，這一下，讓我信心大增，決定大干一場，我立馬在縣里租了一個店面，告訴鄉親們我8月23號開業。開業那天，一共收治了11個病人，個個都說效果好，大家一傳十，十傳百，到了9月6日我以收治21個病人，我和媳婦忙不過來，準備雇傭兩個人，截止當天，我算了一下帳，純賺三萬一千元，我和媳婦高興的不知說啥好，像這樣發展，年賺一百萬沒有問題，今年春節，我準備給康老師寄當地的土特產，真心感謝康老師給了我新的創業致富捷徑、改變我人生的命運。

地址：內蒙古巴彥淖爾市臨河區太陽城北門康永亮骨病風濕科

電話：0478-8285828

手機：13847885666

13789588626

精神病醫院醫生范文第3篇

溫州康寧醫院的副主任醫師唐偉，自從2002年來到康寧醫院任職以來，對這家醫院的最大印象就是：“永遠都在建房子”，因為“病床永遠不夠用”。

唐偉坐在臨時住院部的辦公室里接受采訪，作為副主任醫師，他與其他的醫師之間隔著一道玻璃門。玻璃門外，一位頭上戴著好幾條監測線路的女病人，穿著土黃色小格的病號服，緩緩地穿過辦公室敞開的淺黃色木門，在一個醫生的辦公桌前站定，開始絮絮叨叨。 鐵窗、鐵門是傳統精神病院的標準配置。

溫州康寧醫院是一家精神病醫院。

這家醫院也是中國最大的民營精神病院。

溫州人的商機

溫州出租車司機邱師傅小時候經常和朋友爬到山坡上去看山下那家溫州最早最大的公立精神病醫院。對于兒時的邱師傅來說，那座破舊的醫院小樓實在太神秘。如今，這家醫院早已改造整修。三棟大樓，顏色是暗色調的白，最好的床位是三人間帶衛生間，要價是65元床/日。收費處的護士說：“不是你想住院就能住的，需要預約，而且現在沒有床位”。

這家醫院是康寧醫院院長管偉立工作過的地方，如今卻是管偉立的競爭對手。

1990年代初期，溫州政府提供的公共醫療服務，已經難以滿足溫州病患的就醫需求，而精神病患的就醫則難上加難。提起曾經的工作環境，管偉立的回憶是：破破爛爛的小樓，幾十張床位，服務態度不好卻一床難求。那時候溫州的精神病患，家里稍微有點條件的都往外地跑，從湖州到杭州、上海，甚至北京。

看到了市場需求，在公立醫院積累了病患資源，一邊上班一邊經營打火機廠的管偉立萌生了自己辦精神病醫院給市場補漏的想法。1993年，24歲的管偉立從溫州市民政部下屬精神病院辭職，管偉立說：“俗話說，哪里有市場哪里就有溫州人”。

這個市場著實不小，據衛生部《全國精神衛生專業機構資源配置研究》顯示，中國精神科床位數平均每萬人1.12張床，而世界平均數為4.3張。

1993年末，管偉立向溫州當地衛生局提出申請，希望建立一所民資的市級精神病醫院。1990年代的溫州，正是老板們拎著各式小商品滿世界跑的時候，改革氣氛濃厚。當時的溫州政府自身也一直想辦一家市級精神病醫院，但由于各種原因沒有辦成。于是，管偉立得到了溫州相關部門領導的支持。管偉立力、康寧醫院的2800萬初始資金，其中有1000多萬是溫州領導帶著他到銀行去貸的，另外除了管偉立在醫院任職期間開打火機廠掙的300萬，剩下的就是親朋東拼西湊的借款了。

但畢竟是摸著石頭過河，從申請到1998年醫院正式投入使用，管偉立花了5年時間，蓋了100多個章。盡管領導支持，但當時國家還沒有建設民營醫院的政策，土地一直落實不下來。管偉立還記得，為了能把土地申請下來，他天天跑土地規劃局，最后規劃局的保安還以為他是新來的公務員。由于一直忙于辦理各種行政許可，康寧醫院甚至沒有舉辦過開院儀式。

民營劣勢

對于管偉立來說，民營醫院身份仍然會帶來令人頭痛的差異，尤其是人才的差異。

在1998年康寧醫院投入使用的前一年，管偉立就開始籌備人才隊伍的建設。1997年，管偉立從大專院校畢業生中招聘了120多名醫護人員，并分別送往上海精神衛生中心、蘇州廣濟醫院等四家老牌精神衛生醫院就修。醫院的中級職稱醫師則面向全國招聘，特別是西北、東北等經濟欠發達地區，如果決定留下，那么就由醫院來安排住所，給醫生的房子前15年有使用權，15年以后給所有權。高級職稱的醫師最棘手，50多歲的高級醫師是不會舍棄公立醫院待遇的，于是管偉立針對退休人員進行招聘，如此才初步形成康寧醫院的人才梯隊。

為了保障人才隊伍軍心的穩定，管偉立在員工待遇上還下了功夫：金字塔下面最初級醫護人員，簽訂了一個完全享受市級單位同等待遇，工資薪酬系統完全與市級單位接軌。如果遇到國家調整工資，康寧也會跟進調整，包括五險一金。目前唯一與事業單位不同的是，企業養老金與事業單位的不同。管偉立說，十年來，他一直在努力，目前溫州正在申請國家級的社會資本辦醫綜合改革試驗區，而在試驗區的相關配套意見中，將在近期有可能實現管偉立的愿望。

此外，醫生的職稱晉升離不開科研論文，康寧醫院還成為溫州大學、齊齊哈爾醫學院、安徽蚌埠醫學院、溫州醫學院等高校的教學醫院。

盡管管偉立已經做得不遺余力，但是民營醫院與公立醫院在人才與科研的差距，仍然令管偉立耿耿于懷。“公立醫院享受了太多資源，所有這些科研方面的平臺、有地位的專家，都在公立醫院里，”管偉立說，“課題是要申請的，但是評審的專家都是大醫院的，他們可以互相關照，我們靠什么？”

管偉立認為，真正的醫療市場化改革，就是要把單位人變成社會人。無論在哪家醫院工作，職業和工作內容一樣，保障就應該是平等的，唯有如此才能讓醫療人才流動起來，而這一點偏偏最難達到，公立醫院的醫生不僅擁有不比體制外遜色的實際收入，還有難以割社的體制內身份，這是民營醫院和公立醫院競爭的天生劣勢。

“這才是中國醫改中最難解的一個坎。這個結打不開，怎么能打開醫改局面？”管偉立說，“幾輪醫改，每一輪都是公立醫院新一輪的膨脹。無論是醫院遷建擴張的用地資源、床位增加資源，政府投入資源，都讓他們享受遍了，他們的聲音太響了，地位太高了。民營醫院除了機制靈活還有什么優勢？本來就是株小草，那大樹長了一倍和小草長了一倍，能一樣嗎？”

變關為管

真正讓溫州康寧醫院出名的，是管偉立將精神病醫院“變關為管”的理念。

全國精神病院的設計，曾經有一個代表性的詞：牛欄。房間設置一定要大開間，鐵窗鐵門，開間里用鐵欄桿隔離出一個一個區域;衛生間不能有鏡子，怕病人砸了鏡子自殺;不能供應熱水，怕病人把自己燙到;一臺小小的電視，在公共區域掛得老高老高，“不管病人看得到看不到，最起碼砸不到”。

在管偉立眼里，這樣的精神病醫院幾乎就是監獄。當管偉立第一次拿著獨立小開間帶電視、鏡子的病房設計圖給浙江省衛生廳下屬的設計院看時，對方一時無法接受。管偉立至今記得自己反問對方的幾句話：“我才是精神病醫生。是你了解病人還是我了解病人？我自己花錢辦的醫院，我對自己負責。”

1998年，溫州康寧醫院剛剛投入使用，管偉立到蘇州參加全國精神病學術年會。他在年會上，提出“變關為管”的理念：精神病人的病情各不相同，應該分級分類進行區別管理。通過管理來達到安全要求，即使需要隔離，現在的鋼化防爆玻璃也足以代替鐵門鐵窗。

現今溫州康寧醫院正在進行擴建改造，原先的醫院圖景已不能再現。但將被拆棄的老樓前一大片綠草顯示這里原是一座小型花園。目前臨時使用的綜合門診和住院部保持著統一的風格：暗米色的壁紙，墻上的小油畫，淺黃色的門窗。新裝修的綜合門診部樓梯走廊間刷了淺果綠色的墻漆，這個顏色讓管偉立有些得意，因為擺脫了傳統醫院的“死白”。精神專科的中端病房分為兩人間或一人間，配備獨立衛生間;普通病房為三到五人間。重癥病人送進醫院會先被送入隔離室觀察，待發現無暴力或自虐傾向則被送入普通病房，除了樓梯層一道鋼門上鎖，內部病房走廊內暢通無阻，病人可以直接進入醫生辦公室。

事實上，從管偉立推廣“變關為管”的理念開始，溫州康寧醫院隨后迎來了全國大大小小精神病院院長的參觀。目前，康寧醫院的硬件配備已經不算新鮮。管立偉期待著2015年新院的落成：“到時候，康寧醫院將成為排在亞洲前列的精神專科醫院。”

開辦14年，溫州康寧醫院接管了溫州70%的精神病患。一句坊間的玩笑令管偉立頗為自豪：“你瘋了吧？把你送康寧去！”

管偉立曾經工作過的溫州公立精神病醫院的老同事也來到康寧，這家自1950年代就成立的老資格醫院，起初根本不把康寧放在眼里。一年后，先是老院長打電話要求參觀，老院長參觀后，又帶了醫院中上層干部來參觀，兩次參觀完畢，這家公立醫院的干部連續開了一個星期的會，會議的主題是：如何對付康寧。而隨后的幾年里，這家醫院也開始轉變。

康寧的賬本

康寧員工包括管偉立在內，對康寧最大的印象都是：“永遠都在蓋房子”。最初的300張床位現在已經擴張為1060張床位，仍然無法滿足病患需求。如今，康寧醫院成立時修建的老樓已經被拆遷改造。根據管偉立的計劃，新擴展的康寧醫院將在2015年實現精神科床位1500張，綜合床位300張。這個數字不包括康寧在溫州周邊地區開設的分院。

問及康寧醫院的生財之道，管偉立的回答倒是頗為“小氣”。

“我們的成本控制要比公立醫院好，”管偉立說，畢竟，一家醫院的運營狀況不僅僅看收入多少，后勤設備的采購、管理人員的配置設備采購的價格、物品采購的價格，這些成本支出都影響到最終盈余狀況。

管偉立舉了不少“摳門”的例子：“上次我獲得了全國優秀院長的榮譽到北京領獎。公立醫院的院長是不可能一個人去的，至少要帶一個助理給自己拍照吧？我一個人去，因為我多帶一個人就要多付出5000塊錢的成本”。

還有物品的采購，“我發現只要和‘醫用’沾邊，價格就相差很大”，管偉立訴說著賬本：現在推行移動查房，一個放手提電腦的推車，電腦8000塊錢，配套的推車卻要12000元，而同類非醫用推車，1000塊錢足夠了。管偉立的辦法是直接配備個ipad，連推車都省了。一輛收納病人臟衣服的污物車，在國內買3000元，管偉立從臺灣采購，900元一臺。

事實上，盡管管偉立諱莫如深，但記者從醫院員工處得知了康寧最有特色的盈利模式：管偉立曾經親自和醫院的每一個合作藥商談判，希望找到一種利益最大化的方式。

以藥養醫是醫療業公開的秘密，不僅醫院要靠藥掙錢，醫生的主要收入也來自銷售藥品。目前公立醫院的藥品價格采用順價作價法，也就是在進價的基礎上順加點，比如進價10元，加價15%，就是11.5元，但實際上，有大量藥品卻繞過醫院，給醫生20%一30%的回扣，如此一來，藥價仍然是10元，但醫生能獲得2～3元的非法收入，醫院的收入卻被截斷了。

管偉立采用的辦法是，保持藥品與公立醫院同等價位，由醫院直接與藥商談判，降低進貨價格。同時，將降低價格產生的額外利潤以獎金的形式發給醫生，如此一來醫生和醫院的收益都得以保障，也讓醫生收入合法化了。

14年來，康寧的業務量增長從來沒有低于30%，每年都以30%-55%～的速度遞增。去年，單溫州市康寧醫院總部，就達到1000余萬的凈利潤，1.5億的營業額。管偉立稱，未來康寧醫院將達到10多個億的營業額。事實上，今年以來，康寧醫院已經引入中外兩家醫療投資公司共計數千萬美金的投資，并計劃未來五年內走向資本市場。

管偉立對康寧的未來有十足的信心。“和公立醫院比，康寧的科研是有差距的。他們付出一分的努力，我要付出十分。但是我不怕，因為我有量。”

管偉立所指的量，就是康寧接納病患的數量。從去年年底開始，康寧醫院開始在溫州周邊地區開設直屬連鎖，包括溫州市的蒼南縣、永嘉縣、平陽縣、樂清市以及麗水市的青田縣都開設了連鎖醫院。在溫州市之外，他打算走堵漏補缺的思路，哪里精神衛生資源缺乏，哪里的精神病醫院辦得不好，康寧就開到哪里。如果加上這個量，那么康寧品牌下的床位可以達到2000張。這個數量，在精神病院里可名列全國第一。

精神病醫院醫生范文第4篇

《精神衛生法》歷經26年，于今年6月11日出臺了草案。缺乏《精神衛生法》的規范與保護，實際上精神科醫生很多工作都不受法律保護，承擔著巨大的風險。

執業過程中精神科醫生經常遇到判斷誰是精神病患者的第一監護人的情況，而這一問題一直困擾著精神科醫生。精神病醫院的現行要求是“誰送來患者誰接走”，那么如果患者由其丈夫送到精神病醫院，但患者的父母不同意，要求把患者接走，精神科醫生到底該如何選擇？

醫生無論做出什么選擇，最根本的是不能忽視患者本人的意見，無論是患者的丈夫還是其父母都不能代替本人做決定。如果患者本人確實沒有自制力，醫院應該走司法程序，通過法官宣告患者無行為能力，由法官裁定誰是監護人。這是因為法律上父母、子女、配偶是同一位序的監護人，醫生無法替法官決定由誰行使監護權。不過現實中，解決這個問題的法律依據是缺失的。要依據法律程序操作的話，需等法院宣判。但在醫生日常工作中，實現這一點還很難。

但是，實踐中，醫院對這一情況時的操作程序：首先，醫生先把具有不同意見的患者兩方親屬聚集到一起，由醫生協調雙方進行溝通；其次，在溝通的過程中，醫生促使患者家屬在患者是否住院或由誰接走方面達成一致。通過溝通，可以發現他們之間爭論的矛盾焦點來自于哪里，可能與疾病有關，也可能是醫學方面以外的一些問題，據此可以了解醫生的決定會承擔哪些風險。再次，如果盡量讓患者家屬溝通，但仍無法使其達成一致意見時，醫生應當告訴雙方必須到法院將問題解決清楚再接走患者。否則依據《民法》規定，醫生當下只能聽從患者丈夫（第一監護人）的意見。

《精神衛生法（草案）》第25條規定，對診斷結論表明不能確診為精神障礙的，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限制其離開醫療機構。以前，經常遇到精神障礙患者的監護人不愿意履行監護職責的情況，致使一些符合出院標準的患者無法出院。醫生反復通知家屬，但是家屬就是不來接，其留在醫院的費用由醫院承擔。對此，《精神衛生法（草案）》有了規定，患者病情穩定，可自行出院。既不耽誤患者治療，又可以及時放人。這對精神科醫生來說無疑是一個好消息。

精神病醫院醫生范文第5篇

在當前我國精神病患者的醫療環境中，精神病患者難以回歸社會，究其原因，不僅有患者自身的原因，也有其家庭、鄰里、醫院的原因，而且還涉及非醫療方面的因素。

(一)精神病患者自身的障礙由于精神疾病的困擾

精神病患者往往都會出現無法自我控制的異常行為，如幻聽、幻覺、妄想等，從而誘發失控行為。這些失控行為輕者有損社會風尚或擾亂正常的家庭生活秩序、鄰里關系，重者殺害他人。這些行為往往給精神病患者家庭帶來極大的困擾，迫使家人不得已將其送往精神病醫院醫治。因此，精神病患自身潛在的社會危害性、人身危險性無法消除，成為阻礙其回家的第一道障礙。

(二)家庭障礙精神病患者家屬不僅要對內照顧精神病患者的起居、飲食和服藥

還要及時承擔精神病患者失控行為所造成的責任，包括對他人財物造成損壞的賠償、精神損害的賠禮道歉等。送醫的過程中，患者不肯配合就醫，也會經常出現親人之間互相排斥的情形。《新聞調查》中李某曾將其患有精神病的兒子9次接回家中，而不得已又一次次地送回醫院;其中，有一次李某的兒子因母親要將自己再次送往精神病院，用打火機點燃了自家的老屋。當精神病患者離開醫院回到家庭小區時，大部分照顧精神疾病患者的負擔仍落在家屬的身上，大部分家屬并沒有受到過足夠的照顧訓練，又必須讓自己同時扮演業余的醫師、護士、看管者等多重角色，不論其照顧家屬的知識水平及能力有多高，實在很難兼顧各領域的工作。再者，主要照顧家屬大多老齡化、健康狀況偏差，照顧能力下降，尤其是當精神病患者出現不穩定狀況或舊病復發時，其家屬往往束手無策。對于家屬來說，對醫療結果的期待也是對于患者未來生活的期待，家屬與患者間有著相當多的情感因素，這也是家屬對于患者愛憎交織的原因，如此關系深深影響到家屬對于患者的醫療期待，沖突與矛盾也處處可見。家人的不接受和精神病患者強烈渴望回家之間的矛盾，表面上是家人的冷酷無情，而背后卻是家人基于對無法預期的精神疾病癥狀發作的恐懼不得已而為之，這就更使得精神病患者回歸家庭與社會的問題陷入了一種倫理困境。

(三)醫療機構障礙

馬克思•韋伯認為:“社會的發展會有一個趨勢:就是以理性為基礎的科層組織，漸漸成為現代社會的主要組織方式。”伴隨精神病患者的日益增多，精神病醫院如果不擴大規模，就得通過加強管理來提高效率，這就使得科層化體制的特征更加突出。但是，科層化體制重視的是組織上的“非人性”，當精神病醫院重視效率而追求科層化體制的發展時，非人性化的色彩就會越來越濃厚，從而使得精神病醫院變成了一臺缺少人性關懷的大型看病“機器”，精神病患者也不過是一個“器官的組合體”。以廣西藤縣某醫院為例，該院雖然是全縣唯一收治精神病人的醫院，精神科病區內約有300名精神病人，但精神科只有醫生10人、護士15人、護工13人，醫患比例達到1∶30，而醫生除了要照看病房病人外，還需在門診接診。在精神病患者治療過程中，在逐漸程序化、規范化的體制下，精神病患者的自由空間不斷被壓縮，而醫師也會缺乏主動與病人溝第6期汪冬泉:生命倫理視角下精神病患者回歸社會研究•13•通的積極性，精神病患者真正的需求和心聲也往往得不到醫護人員的重視。

(四)社區障礙周圍民眾的不認同與精神病患者迫切要求

自由之間的沖突，導致公共安全與精神病患者基本人權保障之間的平衡成為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當前，我國對于精神疾病的醫療社會教育仍沒有得到普及，周圍民眾對精神病患者的印象多集中在精神病患者的異常行為上，對精神病患者也多存在或多或少的排斥。在《新聞調查》中，周圍的鄰居集體反對李某兒子回到村里，“如果沒錢可以一起湊錢給他治療”，但是不能讓其回家。

二、精神病患者回歸社會的倫理辯護

基本上，長期收容或禁閉精神疾病患者的目的，不外乎是為了保護患者本人不至于傷害自己，保障一般社會大眾免于受到失去控制行為能力之精神疾病患者的傷害。但是，精神病患者與正常人一樣，應享有基本的醫療人權和生命關愛，如果長期將精神病患者收容在精神病院，而未予積極的治療，任其生活功能退化，顯然是有違醫療人權和醫學倫理的，也是對患者缺乏生命關愛的表現。世界衛生組織認為，精神病患者最理想之治療場所是“患者最熟悉而最少束縛”的環境，這種治療環境自然是患者慣住的小區。1991年12月，聯合國大會基于《世界人權宣言》，強調著重關懷弱勢族群尤其是對精神病人的保護及照顧，并通過《保護病人權益及促進精神健康照護原則》，希望不分地域、年齡、種族、宗教、政治背景、社經文化、貧富差距等情況，一視同仁地對其進行保護和照顧。其中原則三“小區生活”規定:“精神疾病患者盡可能使其有權于小區中居住、生活、工作”;原則七“小區及文化角色”規定:“任何患者皆有權于其居住之小區里盡可能地接受治療與照護。于精神科醫院或精神療養院接受治療之患者，應有機會在自己或親友的住家附近接受治療與照護，并盡快回歸其生活的小區”。這些規定不僅在規范性文件方面對精神病患者回歸社會給予了肯定，而且更加凸顯了人性化原則，強調了對人的生命本身的關愛、對個人生命權的充分尊重和社會(社區)對精神病患者的倫理責任。20世紀50年代，美國療養院中的患者數量達到飽和狀態。1960年，美國開始掀起“去機構化運動”，其目的在于避免精神病患者“沒有必要的住院”，著力改善重癥精神病患者的治療環境，促使慢性精神疾病患者從醫院照管轉向由家庭或小區照顧，進而回歸社會。這一運動使得精神病患者能夠從與世隔絕的醫療機構中解放出來，回歸自己熟悉的小區生活，重新建立人際關系，注重其與家庭及周圍民眾的溝通和聯系。這一運動也幫助精神病患者積極地逐漸融入社會，培養其獨立能力，避免其社交能力的退化，其人格尊嚴、生命尊嚴也得到尊重，同時還有利于減少精神病患者及其家屬的經濟負擔。依當時社會背景，“去機構化”得以付諸實踐的原因在于:

(1)決策者認為在小區中照顧患者比在醫院照顧更符合經濟效益原則;

(2)精神醫學界相信小區醫療照顧更有益于精神病患者;

(3)人權倡導者希望精神病患者獲得應有的權利及自由。此外，我國臺灣地區《精神衛生法》第6條規定:小區復建，系指為協助病人逐步適應社會生活，于小區中提供病人有關工作能力、工作態度、社交技巧、日常生活處理能力等之復健治療。從這一定義中可以看出，小區復建與前述美國興起的“去機構化運動”都是將精神病患者適應社會生活作為目標，其治療的核心是精神病患者，而不是精神疾病本身。這背后所蘊含著“相信大多數嚴重精神病患者都具有成長與改變的潛力”這一信念，也蘊含著尊重人格與生命尊嚴、強調社會倫理責任與社會關系重建等價值訴求，從而賦予精神病患者以再燃“生命之火”的“希望”。“希望”是精神病患者能夠回歸社會的最基本要素。而且，在小區治療的過程中，精神病患者的角色不再是“病人”而是“常人”，社會(社區)應盡可能地提供機會，讓他們能在小區建立起正常的角色意識及人際關系和倫理關系，從而彌補由于精神疾病所導致的相關功能的缺陷，獲得來自其本身和社會的自我認同與生命尊重，在提高生活質量與生命質量的同時，盡快融入正常人的生活中去。針對“真的有精神病嗎”這一問題，當代精神醫學的知識發展與強烈建構論形成了兩種不同的觀點，“二者對是否真的有精神病、什么是精神病，彼此本體論與認識論的角度大相徑庭”。精神病患者回歸社會的問題涵蓋了醫學、社會學、倫理學等多個領域。雖然精神疾病尚無法得到完全治愈，但是精神病人也應該得到作為一個“人”所應得到的基本的人權保障，包括人格尊重、生命尊嚴及正常的社會幫助與倫理關懷。正如康德所說:“任何一個人都不能被任何人利用作為工具，而是被作為目的對待，這即是其尊嚴之所在，因此人置其自身于世上所有其他非人類之生物上，并超越所有之物。”今天，人們不能單純以維護社會穩定為由來阻礙精神病患者權利的實現，必須對有無自傷和暴力傾向的病人區別對待，這既是對人格尊嚴和生命關愛的強力凸顯，也是社會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的必然結果。

三、精神病患者回歸社會對策分析

在機構化體制下，精神病患者被迫在精神病院中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從而導致其社會功能下降、工作能力降低、人際關系變差、體力減退等，在人身自由受到很大程度限制的同時，也往往造成其動作緩慢、自我封閉、對生活失去希望等不良后果，即便他們能夠再次“回歸”社會，也往往難以適應社會，逐漸變成“邊緣人”。讓精神病患者真正踏上“回家”的道路，使“回家”的路程不再漫長，需要患者自身、家庭、社會等各方面的努力與配合。

(一)患者的自我覺醒

盡管在醫院和家庭等方面還存在不完善、不合理的地方，但是這些外部原因相較于患者本身而言并不會起到決定性的作用。精神病患者自身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精神病患者如要重新養成良好的“生活規律”，擺脫以前機構化的影響，首先就需要借助藥物控制的作用將病情加以穩定。之后，要抓住機會，主動適應生活環境，對于解決問題要有積極性，同時在心理方面也要重新加以自我肯定，這樣才有可能真正“適應環境”。

(二)家屬的支持“回家”

對許多長期住院的精神病患者而言，雖然有時可望而不可及，但這可能是支撐其堅持下去的唯一希望。原生家庭的功能，除了它能滿足患者的經濟支持外，那種延續過往親情的經驗在這些患者心中更是難以割舍的情感，尤其是當患者的病情逐漸趨于穩定，其回家的愿望也就更加強烈。在前文提到的42名精神病患者集體出逃的事件發生后，許多家屬都表示要將其再次送回醫院。可見，精神病患者要真正擺脫醫療機構的束縛，真正踏上“回家”的道路，回歸社會，得到家庭的支持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并且這一問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三)鄰里的包容許多小區民眾對待精神病患者態度冷漠

主要是擔心精神病患者可能會妨礙其生活的安寧或危及其生命安全，他們心中對待患者的那把尺子，往往比家屬更為嚴苛。因此，精神病患者得到家人的接受后，并不意味著能夠在自己生活的周邊環境中自由活動。鄰居對精神病患者的容忍往往并沒有明確的界限，除非損及其利益，對其造成人身、財產方面的損害或威脅時，才會對精神病患者家屬施壓，導致精神病患者不得不再次被送回醫院。《新聞調查》中李某的兒子屢次從醫院接回又屢次被送回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四)醫護方面的投入一方面

應當重視對精神病患者治療的財政投入。相關主管單位應當為精神病患者的就醫提供一個有利于恢復的環境，在醫療設施、醫護人員的配備方面需要進一步完善;另一方面，精神病醫院自身也要加強精神病醫學倫理教育，加大對精神病患者的人文關懷，讓醫護人員意識到對待精神病患者時，所關注的不僅僅是“疾病”本身，更重要的是“人”。在管理方面也要進一步人性化，盡量將醫院科層化管理體制所造成的負面影響降到最小。

(五)社區治療的“去機構化”

就目前我國的基層精神病醫院的醫療環境來看，已經超負荷運作，迫切需要從家庭和醫院之間再找出一個適當的場所來接受精神病患者。并且，如果沒有其他方面的配合，精神病人居家治療也很難有理想的效果，僅僅依靠家屬的力量顯然不能滿足照顧精神病患者的需要。治療小區化是精神病治療方式的發展趨勢，但在實踐上需要相關單位的大力援助、社會公眾的接納以及充足的經費，由家庭、醫院、小區中的任何一個系統轉換到另一個系統，都要做到彼此間的互通，及時掌握精神病患者的動態。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的“去機構化運動”之后暴露出以下問題:病人回家后，導致家屬的壓力增加并缺少適當且足夠的小區服務;再住院率逐漸上升;缺乏資源管理系統轉介病人到合適住所，且數量不足;缺乏小區照護。對多數慢性精神病患者而言，“去機構化運動”代表了他們被轉介到小區里生活，住在單人房的旅館、供膳的宿舍或公寓，通常在沒有足夠的生活必需品及必要的日常生活支持及服務的狀況下生活，亦有無家可歸、流落街頭等問題，還有層出不窮的精神病患社會事件。這些都暴露了精神病患者在小區生活適應上的困難與障礙。為了開展“去機構化運動”，切實構建社區治療，就必須使精神病患者能夠在康復后有益于社會。在這個方面，可參考我國臺灣地區廣泛設置工廠、農場等不同類型的庇護性工作場所的做法，對精神病患者予以職業能力訓練，使其能掌握一項技能并有益于社會。同時，為了使精神病患者康復后能夠順利回歸社會并被周圍民眾所接受，還必須設置社交技巧訓練中心，使其重新學習回歸社會所需要的社交禮儀、社交技巧和與人溝通的能力。另外，在精神病患者恢復健康的過程中，也應該注意到由于生活的壓力及公眾的排斥而導致其心理上難以調適時，需通過心理輔導來增強其抗壓能力。對于因家庭或鄰居的排斥而無家可歸的精神病患者也應在小區內增設“康復之家”，使其有安心的歸宿，而不至于流落街頭。此外，還需要建立起醫院與小區之間的聯系，使精神病患者了解當地醫療資源的相關信息，為其從醫療機構出來后回歸小區做充分的準備。在精神病患者離開醫院后，醫院也需要監控其一段時間，以確保其真正具備適應小區生活的能力。

(六)污名化的消除在社會分工日益細化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