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就職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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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就職演講范文第1篇

事實上，博卡斯的原文是：“歷經幾十年且一直得到兩黨歷屆政府支持的美國的中國政策，一直是歡迎一個穩定、和平與繁榮的中國的崛起。我們歡迎中國在透明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制度中作為一個承擔自己責任的全球領導者，這個制度鞏固了亞太地區幾十年來所享有的和平與繁榮?！比绻⒁獾健叭蝾I導者”前面一大串的修飾詞，這樣的說法同美國近年來對華外交的一貫辭令并無多大不同，“斷章取義”地表述為美國要讓出全球“領導者”角色，似乎也非其本意。

隨后，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職演講后，中國外交部國際經濟司司長張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如果有人說中國正扮演著世界領導者的角色，我要說，并不是中國要沖到前面，而是前方的領跑者退后，給中國留了位置”。他同時補充道，“如果被要求發揮領導作用，那么中國將承擔起自己的責任”。這樣的表態，同樣引發國際社會的遐想。此后外長借機多次表態，“中國無意去領導誰，也無意去取代誰”，進一步澄清了中國政府的立場。然而，這樣的澄清似乎總是容易被故意忽視。外界更關注的是，當世界霸主美國開始選擇更加保護主義的對外政策時，中國將如何作為？

“兩個引導”

在此背景下，主席首次出席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并在達沃斯和日內瓦兩次闡述中國的主張和方案，強調中國將堅持走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道路，努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國際社會的共贏和共享。這與美國特朗普政府當下的政策形成了鮮明對比。

而外長2月17日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的發言中說，“世界并沒有失序，二戰之后建立起來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依然在保障世界和平與發展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應當繼續加以堅持和維護”。于是有一種帶有調侃的說法是中美兩國“拿錯劇本”，美國似乎在破壞二戰后所建立的國際體系，而中國則反而強調這一體系的正當性和合法性。

同樣引發關注的是2月17日國家安全工作座談會召開。主席在會上指出，中國“要引導國際社會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引導國際社會共同維護國際安全”。這是主席首次提出“兩個引導”，不少報道認為此種表述“深具內涵”。

以筆者的觀察，“兩個引導”的表述，其實同十之后的中國外交保持著內在的連貫性。2016年的新年賀詞中，主席說道：“世界那么大，問題那么多，國際社會期待聽到中國聲音、看到中國方案，中國不能缺席。”這所表明的態度和立場：一是中國對當前的國際問題要有想法，需要發出自己的聲音，提出自己的主張，而不是選擇低調遷就或者回避。二是中要承擔起大國的責任，要將中國的全球責任看作是一種義務，而不是負擔。這和過往的外交顯然有所差別，更強調“有所作為”的一面。但是，我不贊成一些人把中國承擔大國責任動輒上升到領導世界的高度，那樣恐怕與中國的意愿相悖（中國無意去領導誰），也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 2017年1月18日，浙江湖州小演員在鄉村“春晚”開演前留影。

世界未來充滿不確定性

世界領導者美國發生轉向，讓世界的未來充滿不確定性。中國應當如何應對這種變化以更好地發展自己，提高領導力當是題中之義。但面對領導者轉向的挑戰，提高自身實力是基礎，也須有歷史和戰略的眼光。

對世界領導者的研究，是國際政治研究的重要課題。羅伯特?吉爾平的研究是，國際政治的基本規律就是和（平）久必戰（爭），戰久必和，每次都是通過一場霸權戰爭，國際體系才進行重新安排，確立了新的威望等級，并確立新的領導者，重新安排體系規則的制定權。在新規則下，新領導者的利益將得到優先照顧。而為什么只有霸權戰爭才能產生出世界的新領導者呢？吉爾平認為，這是由于相對于國內政治而言，國際政治缺少產生合法權威的途徑，只有霸權戰爭才能將一個國家的權力優勢或者劣勢得以全方面展示和暴露，戰爭是對國家意志和能力的全面檢驗。

很多批評家則稱，當代世界發生了深刻變化，核彈的產生已經改變了國際政治的基本規律?，F實主義者們并不如此認為，在他們眼里，“國際關系的基本性質歷經數千年一直也沒有發生變化”。公元前5世紀修昔底德的洞見依然適用于當代國際政治。當人們回顧大國爭霸史時，似乎可以發現，500年多來的歷史基本上見證了戰爭與霸主更替的相關性。

因此，對國際政治的殘酷現實，我們絕不可天真。實際上，我們難以相信美國會輕易拱手讓出世界的領導權，如美國前總統奧巴馬還曾一再聲言，“美國還要領導世界一百年”；另一方面，中國要形成對世界其他大國（包括美國）的壓倒性優勢，仍然將會是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這樣的過程同樣充滿了大量不確定性。

英美帝國的崛起和衰落

縱觀歷史上的大帝國，他們征服、奴役其他民族，搞強權政治，另一方面又有文明的外衣作為粉飾。大英帝國在一戰前（1913年）時就有100多個獨立的政治單元（不包括600多個印度土邦）宣誓忠誠，如此龐大的帝國僅靠強力維持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其后面的思想觀念。正是大英帝國代表所謂“文明”、“正義”、“自由”的化身，才能獲得龐大殖民地精英的忠誠。而事實上，英國的“文化帝國主義”不過是建立在歐洲文明優越論的基礎上，輔之以種族主義觀念。它摧毀了殖民地本土文化，也將殖民地塑造成了落后、劣等、封閉、保守的形象，使殖民地的精英們“心悅誠服”。大英帝國通過反對奴隸貿易，既打擊了西班牙、荷蘭等霸主，同時也將自己塑造成道德高尚的“解放者”。事實上，英國是一個自由貿易帝國，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反對奴隸制本身是服務于它的自身需要的。

美國能成為世界的領導者，同樣與其提供的價值觀是分不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十四點原則”，用民族自決摧毀了殖民帝國的正當性，到民族解放運動時以摧枯拉朽之勢崩潰老牌殖民帝國，也使民族自決的觀成為當前世界秩序的核心理念。同樣，如果不是美國強大的物質財富的創造能力，美式民主的追求至少不會顯得如此“霸道”?，F在美式民主遇到了大問題，其背景也是美國整體國力的下滑。

領導世界的成本遠甚過去

1972年，主席曾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要“深挖洞、廣積糧、緩稱王”。這個策略內含著中國人為人處世的哲學，對于國際政治而言，個中道理也是淺顯明了。歷史上，不少世界領導者都可算是采取了這一策略，佐證的案例不少。如七年戰爭（1754～1763）中，大英帝國打敗法國，在全球范圍內已經沒有可以匹敵的對手了，但是在凡爾賽體系的運作中英國仍然選擇與其他大國“協商一致”，這也是大英帝國的霸權遠比西班牙、荷蘭、法國更為長久的原因之一。同樣，美國經濟實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就已經成為世界第一，但是卻在一戰后選擇退回美洲大陸，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才正式登臺成為世界的領導者。

一戰前的德則是爭霸策略失當的典型。19世紀70年代，俾斯麥實現了德意志的統一，突然崛起于歐洲中部的普魯士，不得不面臨著周邊國家聯合起來對抗它的可能。俾斯麥采取的就是同各方普遍結盟，游走于各方，巧妙地保持法國和俄國之間的敵對。然而，這樣復雜的聯盟體系在威廉二世上臺后被輕易地廢除了，威廉的對外政策顯得眼高手低，最終使得法俄實現和解，而這就意味著德國將不得不面臨兩面受敵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