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融資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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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融資規模范文第1篇

為滿足各地區各部門需要，2012年人民銀行建立了地區社會融資規模季度統計制度。2014年2月20日，人民銀行正式2013年地區社會融資規模的統計數據。

社會融資規模產生的背景及其內涵

社會融資規模是2011年起中國金融宏觀調控引入的一個新的監測分析指標。過去較長時期以來，金融與經濟關系一般都是指銀行體系通過其資產負債活動，促進經濟發展和保持物價水平基本穩定。近年來，中國金融總量快速擴張，金融結構多元發展，金融產品和融資工具不斷創新，證券、保險類機構對實體經濟資金支持加大，商業銀行表外業務對貸款表現出明顯替代效應。

新增人民幣貸款已不能完整反映金融與經濟關系，也不能全面反映實體經濟的融資規模。

上述變化主要表現在，一是資金提供主體由傳統的銀行機構，擴展到證券、保險等其他非存款性金融公司。二是融資工具多元發展，非信貸金融工具創新步伐明顯加快，貸款占社會融資規模比例不斷下降。三是金融調控如果只盯著貸款就會造成“按下葫蘆浮起瓢”的現象。主要原因是，隨著金融市場快速發展，對實體經濟運行產生重大影響的金融變量不僅包括傳統意義上的貨幣和信貸，也包括信托、理財、債券和股票等其他金融資產。只有將商業銀行表外業務、非銀行金融機構提供的資金和直接融資都納入統計范疇，才能全面監測和分析整個社會融資的狀況。因此，理論研究與政策操作都需要能全面、準確地反映金融與經濟關系的統計指標。

2002年時除人民幣貸款外的其他融資占比很小，當年人民幣貸款占社會融資規模的91.9%，其他融資占比僅為8.1%，統計社會融資規模的意義不大。但是到了2010年情況完全不同了，人民幣貸款占社會融資規模的比重下降至60%以下，2013年進一步下降至51.4%。并且隨著金融創新快速發展，未來人民幣貸款占比有可能更低。為了提高金融調控的有效性，必須同時關注人民幣貸款和其他方式的融資。

地區社會融資規模統計

地區社會融資規模是指一定時期（每月、每季或每年）和一定區域內實體經濟（即非金融企業和個人）從金融體系獲得的資金總額，是全面反映一定時期內金融體系對某一地區資金支持的總量指標。地區社會融資規模是增量概念，即期末、期初余額的差額，或當期發行或發生額扣除當期兌付或償還額的差額。

地區社會融資規模主要由四個部分構成。一是當地金融機構通過表內業務向實體經濟提供的資金支持，包括人民幣貸款和外幣貸款；二是當地金融機構通過表外業務向實體經濟提供的資金支持，包括委托貸款、信托貸款和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三是當地實體經濟利用規范的金融工具、在正規金融市場所獲得的直接融資，主要包括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籌資和企業債券融資；四是其他方式向實體經濟提供的資金支持，主要包括保險公司賠償、投資性房地產、小額貸款公司貸款和貸款公司貸款。

為滿足各地區各部門需要，2012年人民銀行建立了地區社會融資規模季度統計制度。

地區社會融資規模統計指標由十項子指標構成。省（市、自治區）社會融資規模=該地區人民幣貸款+外幣貸款+委托貸款+信托貸款+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企業債券+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保險公司賠償+投資性房地產+其他。

地區社會融資規模統計口徑和內涵與全國社會融資規模一致，即金融體系為整體金融的概念，從機構看，包括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機構；從市場看，包括信貸市場、債券市場、股票市場、保險市場以及中間業務市場等。

據初步統計，2013年全年匯總的31個省（市、自治區）社會融資規模總額為17.33萬億元，比全國社會融資規模多370億元，誤差率為0.2%，比2011年下降1.6個百分點，明顯低于匯總的地區GDP數據與全國GDP的誤差水平。這表明，地區社會融資規模統計數據質量較高。

地區社會融資規模可以更加準確地反映金融體系對特定地區的資金支持情況。同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金融支持實體經濟與實體經濟利用各種渠道吸納資金、配置資源是雙向互動的，因此，地區社會融資規模也反映了一個地區資金配置的能力。

地區社會融資規模的區域特點

1.近年來，地區社會融資規模增長較快，有力地支持了區域經濟的發展。2013年，東、中、西部地區社會融資規模分別為9.04萬億元、3.40萬億元和3.79萬億元，分別比2011年多1.39萬億元、1.10萬億元和1.29萬億元。

2.地區社會融資規模最多的前六個地區集中于東部，但集中度明顯下降。2013年，地區社會融資規模最多的前六個地區集中于東部，即廣東、北京、江蘇、山東、浙江和上海，融資額合計占全國的37.9%，融資集中度分別比2012年和2011年下降1.5個和6.2個百分點。

3.東部地區社會融資規模份額占全國一半以上。與2011年相比，中西部地區份額明顯上升，東部地區份額下降較多，融資的區域不平衡狀況有所改善。2013年，東、中、西部地區社會融資規模分別占同期地區社會融資規模總額的52.2%、19.6%和21.9%；東部地區占比比2011年下降6.4個百分點，中、西部地區占比分別比2011年上升2.0個和2.7個百分點。

4.地區融資結構有所優化，但仍存在一定差異，其中，中、西部地區融資對銀行貸款的依賴度仍然較高，東部地區直接融資占比明顯高于其他地區。2013年，中、西部地區新增人民幣貸款占其社會融資規模的比例分別為51.8%和54.6%，分別比東部地區高2.4個和5.2個百分點；東部地區直接融資（即非金融企業債券融資和境內股票融資合計）占其社會融資規模的比例為13.5%，分別比中部和西部地區高1.5個和3.0個百分點。

5.中部地區社會融資規模與GDP的比率明顯低于東、西部地區。2013年，東、中、西部地區社會融資規模與GDP之比分別為25.9%、22.0%和30.1%，其中中部地區該比率分別比東部和西部地區低3.9個和8.1個百分點，比全國社會融資規模與GDP的比率低8.4個百分點。

地區社會融資規模與區域經濟的關系

金融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問題一直是國內外學者關注和研究的重點。探尋兩者之間的關系，尤其是區域融資與區域經濟增長的關系，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社會融資規模為分析金融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提供了一個新的指標。

利用2011年三季度以來的季度地區面板數據，對地區社會融資規模與主要經濟指標進行計量分析，結果如下：

1.地區社會融資規模與區域經濟增長、投資、消費和物價關系緊密。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其經濟發展水平一般也較高。實證分析結果顯示，一是地區社會融資規模與區域經濟增長、投資和消費存在較強的正相關關系，相關系數分別為0.69、0.45和0.56，而與物價存在一定的負相關關系。二是地區社會融資規模與區域經濟增長、投資和消費之間存在長期的穩定關系和因果關系。協整和因果統計分析顯示，地區社會融資規模與區域經濟增長、投資、消費和CPI之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并且地區社會融資規模與區域GDP增長存在顯著的互為因果關系，區域投資和消費是地區社會融資規模的格蘭杰成因（見表1）。

上述分析表明，地區社會融資規模是全面反映區域金融與經濟關系以及金融對區域經濟資金支持的合適指標。合理提高地區社會融資規模水平，有利于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縮小區域經濟差距。同時，提高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優化區域經濟結構，能夠改善融資環境，增強金融與經濟間的良性互動關系。

2.社會融資規模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呈現區域性差異，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對社會融資規模的依賴程度最高。東、中、西部地區社會融資規模與GDP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56、0.52和0.72，西部地區明顯高于東、中部地區。這表明，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對社會融資規模的依賴程度最高。

社會融資規模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呈現區域性差異，西部地區社會融資規模對當地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要高于東部。利用地區社會融資規模與區域GDP建立回歸模型結果表明，西部地區社會融資規模變化一單位，GDP變動0.18個單位；東部地區社會融資規模變化一單位，GDP變動0.14個單位。中部地區由于面板數據時序太短，沒有通過模型檢驗。產生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西部地區金融市場相對不發達，實體經濟對社會融資規模的依賴程度較高。而東部地區由于企業效益普遍較好，自有資金較為充足，同時民間融資和外資直接投資活躍，企業資金來源渠道較多。此外，東部地區勞動生產率明顯高于西部地區也是影響因素之一。

3.地區社會融資規模與第三產業相關性最強，其次為第二產業，與第一產業相關性較弱。地區社會融資規模與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相關性較強（相關系數分別為0.64和0.77），與第一產業相關性較弱（相關系數為0.2）。這表明，從產業結構看，地區社會融資規模高低主要取決于二產、三產的規模和占比。

分區域看，各地區社會融資規模與三大產業的相關程度呈現一定的區域差異。其中，東部地區社會融資規模與三產相關程度最高，二產次之，與一產相關性不顯著；中部地區社會融資規模與二產相關程度最高，三產次之，與一產相關性不顯著；西部地區社會融資規模與二、三次產業相關性較強，與一產間的相關性不顯著（相關系數見表2）。

4.地區融資結構反映不同融資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地區 、外幣貸款、表外融資、企業債券、股票、保險賠償以及其他融資（小額貸款公司及貸款公司貸款）與區域經濟增長間存在較為顯著的相關關系，相關系數分別為0.92、0.79、0.82、0.71、0.70、0.87和0.63，投資性房地產與經濟增長影響不顯著（見表3）。

分地區看，東部地區與除投資性房地產外的各類融資相關性均較強；中部地區人民幣貸款和表外融資與經濟增長間存在較強相關性，股票和保險賠償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弱于前兩項，外幣貸款、企業債券、投資性房地產以及小額貸款公司和貸款公司貸款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不顯著；西部地區外幣貸款和投資性房地產與經濟增長關系不顯著，其余融資方式與經濟增長間均存在較強相關性（見表3）。

地區社會融資規模監測分析的重要意義

與人民幣貸款相比，地區社會融資規模較全面地反映了當地實體經濟從整個金融體系獲得的資金支持。建立地區社會融資規模統計，有利于加大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促進區域經濟結構的優化和轉型升級，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也有利于改善地區融資環境，增強金融與經濟間的良性互動。具體看，主要有五個方面的意義。

一是有利于加大金融對區域經濟的支持。在傳統的經濟金融關系分析中，通常以新增貸款反映金融對區域經濟的支持力度。但近年來，中國金融市場發展較快，金融結構呈現明顯的多元化態勢，特別在部分沿海發達地區，新增人民幣貸款占地區社會融資規模的比重已降至50%以下，該指標已不能全面反映金融對區域經濟發展的支持。建立地區社會融資規模統計，有利于全面反映金融與區域經濟發展間的關系，加大金融對經濟的支持。

二是有利于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和轉型升級。目前，中國經濟發展仍不平衡，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部門之間的差異仍然較大。建立地區社會融資規模統計，有利于利用不同融資工具，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和轉型升級，增強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三是有利于滿足不同地區多樣化投融資需求。地區社會融資規模指標能夠較全面地反映區域金融發展特點。例如，有的地區直接融資比重較低，企業融資結構有待改善。建立地區社會融資規模統計，有利于研究融資結構對區域間經濟發展差異的影響，優化融資結構，培育和發展區域金融市場，滿足不同地區多樣化投融資需求。

四是有利于從金融視角尋找縮小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策略。中國區域間經濟發展的水平和階段差異較大。建立地區社會融資規模統計，有利于針對不同區域融資特點和經濟發展狀況，從金融視角尋找縮小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策略。

社會融資規模范文第2篇

（一）社會融資規模各指標占比變化根據表1的分類方法，我們得到社會融資規模的占比如表2所示。從表中看到，表內業務的占比整體下降，2002年的占比是95.5%，到2013年為54.73%,下降了40.77個百分點，，但表內業務占比一直是最高的。而表外業務和直接融資的占比不斷上升，其中表外業務占比從2003年的8.2%上升到2013年的29.82%，上升21.62個百分點；直接融資占比從2002年的4.9%上升到2012年的15.94%，上升11.04個百分點。雖然直接融資占比在2013年下降到11.74%,但根據金融市場的發展程度和實體經濟的融資偏好，我們相信，其占比在未來將不斷上升。因此，我們看到，在社會融資規模中，表內業務占比逐漸下降，而表外業務和直接融資的占比不斷上升,但表內業務占比一直最大。

（二）社會融資規模各項指標每年融資數量變化根據表3，從整體上看，表內業務、表外業務、直接融資每年新增融資數量增加，社會融資規模增大。表內業務從2002年的19206億元增加到2013年的94764億元，平均增長率約為15.62%。表外業務的數量從2003年的2611億元增加到2013年的51625億元，平均增長率為34.78%。除個別年份融資數量有所減少外，表外業務融資量每年增加。直接融資每年新增融資數量在2002年的為995億元，在2012年達到25059億元，平均增長率為38.07%（盡管在2013年下降到20332億元）。其次，從圖1中，我們觀察三大指標每年增長速度。表內業務的增長率除在2009年因金融危機的影響，擴大貸款投放量而達到最大之外，其余年份，表外業務的增長率都比表內業務的要高。同時，除了2003年和2013年這兩年之外，直接融資的增長率也比表內的增長率高。雖然表內業務在融資規模的數量上占有優勢，但是其增長率卻小于表外貸款和直接融資的增長率。以上分析，我們發現，在實體經濟的社會融資規模中，社會融資規模總量和各項指標的社會融資數量每年增加。表內業務雖然在融資數量和占比上呈現絕對優勢，但其增長率和占比呈現出下降趨勢，而表外業務和直接融資的融資數量和占比不斷上升。這說明實體經濟社會融資結構出現變化，打破以表內業務為主的單一融資模式，逐漸向表內業務、表外業務以及直接融資的多元化方向發展。

（三）社會融資結構變化的原因社會融資規模總量不斷增加，各項指標每年融資數量不斷增加，表內業務占比下降，表外業務和直接融資的占比上升，造成社會融資結構變化，針對這種變化，原因總結為以下幾點。1.我國金融改革的導向作用。我國金融改革的方向之一是改變依賴銀行貸款的單一融資模式，推進直接融資的發展，拓展融資渠道，優化資金的配置，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一直以來，實體經濟主要依賴銀行貸款進行融資，2002年銀行貸款的占比仍高達95.5%。伴隨著金融改革的推進，我們看到表內業務的占比逐漸下降，表外業務和直接融資的占比不斷上升。2.銀行為滿足資本充足率和盈利要求，控制表內業務和發展表外業務。根據《巴塞爾協議》資本充足率的規定，銀行的資本充足率不能低于8%，從表2的數據中，我們看到，在2009年，銀行新增表內貸款為105207億元，2010年到2013年累計新增表內貸款為350698億元，不考慮銀行留存等因素，銀行需要將近3.65萬億元的資本以滿足2009~2013年的貸款增長，然而我國的資本市場還不能支撐銀行如此龐大的融資數量。面對這一現實，銀行只能收縮貸款規模。貸款收縮降低了銀行利潤，也使其面臨轉型壓力，因此，開展表外業務不僅可以使銀行開展風險較低的金融中介服務,而且可減少銀行的資本占用，降低經營成本，也為更多的中小企業提供資金，從而創造就業機會并使經濟更穩定發展。3.經濟下行壓力大，企業經營利潤下降，銀行為減少信用風險，有意控制表內業務的規模。雖然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的區間，但經濟下行壓力加大。部分產業出現產能過剩，產業結構亟需調整，企業增長乏力，利潤減少，破產和違約的概率增大。面對這一經濟態勢，銀行為降低信用風險，對企業的信貸投放日趨謹慎，造成表內貸款占比下降。4.從企業的角度來看，直接融資的成本低，融資便利。由于直接融資直接在企業和投資者之間進行，沒有銀行貸款利差等中介環節，融資成本相對較低。同時，經過近些年的發展，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日漸成熟，金融制度和法律進一步完善，金融機構證券發行和承銷的業務日趨熟練，以及流動性良好的一級和二級市場，為企業的直接融資提供了便利。

二、銀行業風險防范與實體經濟發展

（一）社會融資規模變化給銀行帶來的風險銀行既是經營信用又是經營風險的機構，隨著社會融資規模的變化，它將給銀行帶來以下風險。1.銀行存貸業務受到沖擊，貸款市場份額降低。首先，金融市場日益開放和多元化發展，使企業和居民投融資的渠道日漸增多，居民的儲蓄存款和企業存款也會通過各種渠道回流到金融市場，金融脫媒深化，銀行吸存放貸的經營能力下降。其次，我國一直致力于構建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并逐步實現利率的市場化，導致直接融資的快速發展。相對于銀行貸款來說，直接融資成本相對較低，吸引一部分銀行的大型優質企業。然而這部分企業往往具有經營穩定、信用較好、資金需求量大的特點，并在銀行表內業務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優質客戶的流失造成銀行對這一部分大型優質企業的放貸量減少。2.信用風險增大。首先，銀行一部分大型優質客戶流失降低銀行貸款客戶的整體信用質量。相對于大企業來說，中小企業的市場份額和貸款規模整體較小，競爭優勢、經營穩定性和盈利能力沒有大企業強。與貸款給大客戶相比，中小企業貸款增加銀行的信用風險。其次，表外業務是銀行或有資產負債，不計入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不影響銀行的資產負債規模。因而銀行沒有像對待表內業務那樣，對其高度重視。同時，銀行對表外業務的審核和監管的力度都比較弱，導致銀行面臨的隱蔽信用風險增大。一旦客戶違約，就會轉移至表內，成為銀行的不良資產負債，損害銀行資產負債表規模，降低銀行資產回報率。3.監管風險增強。對委托貸款和信托貸款，銀行正常情況下只是作為一個中介機構，不用承擔違約風險，因而認為其屬于低風險業務，對其監管較弱，然而，銀行如果不認真審核和監管貸款資金的用途和流向，那么其將面臨很大的監管風險。目前，在委托貸款和信托貸款的社會融資規模增多和占比增大時，銀行更應加強對其資金用途和流向的監管，降低監管風險。4.操作風險進一步增大。相對銀行表內業務來說，表外業務在我國的起步時間晚，業務內容復雜，加上缺少專業性的人才，管理人員和操作人員在處理具體的業務時，出現操作失誤的概率大。此外，農村信用合作社、城市信用合作社也獲得開辦中間業務的資格，他們工作人員的業務水平相對商業銀行的業務水平來說略遜一籌，無疑又會進一步增加操作風險。

（二）銀行風險防范與實體經濟發展針對社會融資規模變化給銀行帶來的風險，銀行應該積極應對，清晰定位，順應市場發展，創新業務和經營模式，從而為實體經濟更好的服務。1.增加對高質量中小企業的貸款并將貸款打包證券化，盤活存量資產。首先，銀行一部分優質客戶流失，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加上國家的“兩個不低于”的目標，即：“對于小企業信貸投放，增速不低于全部貸款增速，增量不低于上年”。銀行作為實體經濟的金融中介同時又是盈利機構，應該對現金流穩定、發展前景好和信用狀況優的中小企業提供貸款，幫助他們解決融資難的問題。同時，銀行也應適當降低對中小企業的貸款成本，可以對不同信用等級的企業，實行差別定價，解決融資貴的問題，助力實體經濟的發展。其次，在對中小企業進行融資時，一定要對申請貸款的企業進行充分調查，查清企業的經營情況和信用狀況，必要時建立全國征信系統，監督企業信用，對符合貸款要求的企業進行放款。貸款發放后，銀行還要進行貸后監督，關注企業的經營狀況，監督貸款去向和使用情況，一旦企業的信用狀況惡化，銀行可以停止對其貸款發放，降低銀行風險。再次，銀行為降低貸款風險，可以將貸款存量進行打包，進行資產證券化，盤活貸款存量，盡早回收資金，改善資產負債結構，將貸款資產移到表外，降低銀行風險。2.銀行應積極創新，拓展新的業務和經營模式。面對實體經濟融資結構的變化，銀行“吸存放貸”的經營模式在一步步地受到市場沖擊，銀行的傳統貸款逐漸失去其優勢。因此，銀行應該反思其業務品種和經營模式，摸清市場需求，創新業務品種和經營模式。首先，激發和培養銀行的創新力，加強新產品和業務的開發。比如，深化基金、保險、債券、貴金屬、外匯、理財等投資理財產品設計，并在此基礎上，增加投資理財產品的種類。同時，在直接融資規模日益擴大的情況下，進一步發展投資銀行、資產管理和交易承銷等業務。其次，探索新的經營模式，除發展銀行傳統的柜臺業務外，積極開展互聯網金融業務，為客戶提供快捷方便的網上支付、轉賬、理財等服務。當前，手機銀行、微信銀行業務日益盛行，銀行應積極豐富移動銀行的業務種類并提供良好的客戶體驗。再次，銀行應加強與其他金融機或者企業的合作，拓展銀行服務領域，向其他業務領域交叉滲透。總之，銀行應該從單純的融資中介向全面的服務中介轉型，向客戶提供多種類的業務品種和綜合化的金融服務，從單純依靠利息收入向收入多元化的方向轉變。3.在控制表外業務風險的基礎上，積極發展表外業務，以服務于實體經濟。表外業務的社會融資規模和占比增加，表外業務的收入在銀行總收入中的比重不斷提升，這是在國家控制銀行貸款規模和直接融資業務發展的情況下，銀行增加盈利的方式。因此，銀行要在控制風險的基礎上，了解實體經濟的需求，根據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適當擴大委托貸款、信托貸款以及銀行承兌匯票的規模，一方面增加銀行的表外業務收入，另一方面，通過給實體經濟進行融資，解決實體經濟的資金需求，幫助實體經濟發展。其次，在擴張發展表外業務時，必須要積極控制風險。銀行在增加經營表外業務的規模時，信用風險、監管風險和操作風險進一步增大，銀行應從三方面進行防范。首先，提高表外業務的風險意識，加強對進行表外業務的監管。強化貸前調查，主動進行風險識別和風險選擇。其次，銀行應對表外業務的資金去向和使用情況進行監管，一方面用于監測企業的經營情況，降低信用風險；另一方面，防止企業將資金用于法律法規嚴禁的領域，降低監管風險。再次，銀行應加強對業務人員的專業化培訓，增加其對表外業務的理解和提升業務操作技能，降低操作風險。

三、結論

社會融資規模范文第3篇

【關鍵詞】社會融資規模，CPI，GDP，Granger因果檢驗，脈沖響應，方差分解

一、引言

社會融資總量是指一定時期內實體經濟從金融體系獲得的全部資金總額。社會融資規模主要包括人民幣各項貸款、外幣各項貸款、委托貸款、信托貸款、銀未貼現的行承兌匯票、企業債券等等。社會融資規模能夠反映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支持程度。

從人民銀行公布的數據來看，我國的社會融資規模由2002年的2.01萬億增長至2012年的15.76萬億。同時，社會融資規模中人民幣貸款一直占據著最大的份額。雖然人民幣貸款的絕對數額在不斷上升，由2002年的1.85萬億上升到2012年的8.2萬億，但所占份額卻從2002年的91.9%不斷降到2012年的52.1%。除了人民幣貸款，其余各項數額也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二、社會融資規模與CPI、GDP關系的實證分析

（一）數據選取及說明。由于人民銀行僅公布了2002年以來的社會融資規模，因此若選取年度數據，則數據量不夠，得到的結論也不能充分說明他們的關系，故本文選取2002年至2012年的季度數據。同時，選取CPI代表物價水平，選取GDP代表經濟增長。社會融資規模（SF）數據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網站，CPI 和GDP數據來源于中經網統計數據庫。由于CPI沒有月度數據，故首先將以上月為100的月度CPI轉換為定基發展速度，再將每季度內三個月的數據作幾何平均即得到該季度CPI的代表值。另外，因為采用的是季度數據，因此先將三組數據運用移動平均法消除季節影響，最后將各組數據取對數形式得到lnSF、lnCPI、lnGDP。

（二）單位根檢驗。為避免產生偽回歸問題，首先采用ADF方法對三組數據的平穩性進行單位根檢驗。社會融資規模（lnSF）、居民消費價格指數（lnCPI）、國內生產總值（lnGDP）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都大于臨界值，而一階差分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都小于臨界值。故認為這三個變量都是一階單整的。

（三）協整檢驗。由于三個變量都是一階單整的，因此可以進行協整檢驗。本文采用EG兩步法。

首先對lnSF與lnCPI進行協整檢驗，建立回歸方程：

對殘差進行單位根檢驗，得到ADF值為-5.278981，利用協整檢驗臨界值表可以計算得到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為-4.0258，故lnCPI與lnSF存在著穩定的長期協整關系。

其次對lnSF與lnGDP進行協整檢驗，建立回歸方程：

對殘差進行單位根檢驗，得到ADF值為-4.343770，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小于臨界值為-4.0258，因此lnGDP與lnSF協整。

（四）Granger因果檢驗

在分析兩變量Granger因果關系之前，首先利用AIC、SC準則確定滯后階數為3。LnCPI、lnGDP分別與lnSF的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可以認為lnCPI與lnSF均是彼此的Granger原因，lnGDP可以Granger導致lnSF，反過來，lnSF不是lnGDP的Granger原因。

（五）VAR模型分析

在VAR模型中，可以利用脈沖響應函數方法分析當一個誤差項發生變化時，整個系統受到的影響。通過該方法可以得知lnSF的沖擊，一方面會使lnCPI先正向變動，在第6期出現增長高峰，此后增長幅度開始回落，另一方面，會引起lnGDP下降，并且在較長的期間內都保持負增長的狀態。反過來，lnCPI的沖擊使得lnSF下降，在第4期出現負增長的高峰，直到第十期逐漸穩定；給lnGDP一個沖擊后，lnSF的變動并不大，4期之后會處于較小的穩定增長狀態。

方差分解方法是Sims于1980年提出的，可以定量地分析每一沖擊對變量的貢獻程度。其中表1是lnSF的方差分解表。由該表可知，從第7期開始，方差分解的結果開始穩定，lnSF的預測誤差52.59%來自于lnCPI，46.18%來自于自身。lnCPI的沖擊對lnSF預測誤差的影響非常大。

三、結論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得知社會融資規模與CPI、GDP的關系較為緊密。我國貨幣政策中首要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而結論顯示社會融資規模與CPI存在明顯的相互作用，從這一方面來說，將社會融資規模作為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是可行的。另一方面，社會融資規模與經濟增長也存在著長期的穩定關系。同時，社會融資規模與CPI、GDP的相關性非常強，相關系數達到0.94和 0.95。總之，社會融資規模與實體經濟，與我國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的關系較強。用社會融資規模作為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符合我國經濟發展的客觀事實，也更有力于央行的宏觀調控。

參考文獻：

[1]盛松成，社會融資規模符合金融宏觀調控市場化方向. 中國金融家，2011（3）

社會融資規模范文第4篇

關鍵詞：VAR模型；社會融資規模；貨幣政策中間目標；有效性

中圖分類號：F06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9-0007-03

一、引言

中間目標是央行貨幣政策作用過程中十分重要的中間環節，對它的選擇是否正確，以及選定后能否達到預期的調節效果，關系到貨幣政策最終目標能否實現。長期以來，央行將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作為我國貨幣政策重點監測、調控和分析的中間目標。隨著我國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長迅速，其內生性也不斷增加，其作為中間目標所需的可控性、可測性、相關性也在不斷下降。同時隨著金融創新不斷深化、融資渠道的拓寬、直接融資比重逐步提高，非銀行金融機構融資能力逐漸增強以及商業銀行表外業務大量增加，社會融資結構發生了重大的改變，如果繼續以廣義貨幣供應量作為中間目標，可能會對貨幣政策環境和宏觀經濟形勢進行誤判，不能為宏觀調控政策的制定提供全面、準確的參考依據。在此背景下，央行提出用社會融資規模代替M2作為新的貨幣政策中間目標。但其概念較新，對其作為中間目標的有效性存在疑問。

二、文獻綜述

我國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對貨幣政策中間目標有效性的論述，主要是在研究貨幣政策中間目標與GDP、CPI等數據的相關性。作為貨幣政策中間目標的金融變量大致有兩類：（1）價格型變量，如利率；（2）數量型變量，如M2、社會融資規模。對利率、M2是否能夠作為中間目標，國內外學者已做過眾多研究，而社會融資規模作為為中間指標的研究最近兩年才開始。在定性分析方面，盛松成（2011）總結了社會融資規模這一概念的理論基礎與國際經驗，并在統計分析的基礎上提出社會融資規模是符合金融宏觀調控市場化方向的中間指標。張春生（2013）以IS-LM作為模型框架，認為外在沖擊來自商品市場時，社會融資規模作為中間指標的效果并不比M2要好，當外在沖擊來自貨幣市場時，社會融資規模適合作為中間指標。在定量分析方面，齊曉楠等（2012）運用相關分析和回歸分析比較了社會融資規模與GDP、CPI之間的關系，認為將社會融資規模作為貨幣政策中間指標有利于貨幣政策檢測和貨幣政策執行。焦琦斌（2012）等通過社會融資規模的月度估算數據建立VAR模型，發現與M2相比，社會融資規模對GDP對CPI的波動有更好的解釋。本文在以上研究基礎上加入了新的內容：首先，以往的文獻都是研究中間目標與最終目標之間的關系，本文加入操作目標這一新的變量，因為操作目標對中間目標的影響效果，會影響整個貨幣政策的最終傳導效果，因此，在選擇出最優的中間目標時，也要確定與其對應的具有最佳傳導效果的操作目標，從而確定最優的貨幣政策操作方式；其次，本文將操作目標和中間目標都分為數量型和價格型兩類，并對兩者的執行效果進行比較。

三、實證分析

（一）實證分析方法和數據的選取

本文借鑒Stock和Watson（19891的研究，用HP濾波法分離出各變量的趨勢項和波動項，將變量偏離其趨勢的離差作為研究對象，深入挖掘數據的縱向動態變化特征。HP濾波法分離出各變量波動值后，建立vAR模型，并進行脈沖響應和方差分解，分析變量波動項之間的動態影響。

本文研究區間確定為2002年1月至2013年12月，并選取信貸規模，基礎貨幣的月度同比增長率作為數量型操作目標的變量，隔夜拆解利率作為價格型操作目標的變量，分別用NL、BM，I表示；選取社會融資規模、廣義貨幣供應量的月度同比增長率作為數量型中間目標的變量，短期利率作為價格型中間目標的變量，分別用RZ、M2、R表示；GDP的同比增長率作為經濟增長的變量，CPI的同比增長率作為幣值穩定的變量。由于GDP僅有季度數據，考慮到GDP逐月變化情況不大，因此采用簡均內插法求GDP的月度增長率。在用HP濾波法分離出各變量波動值趨勢，分別用NLC、BMC、IC、RZC、M2C、RC、GDPC、CPIC表示。數據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網站和中宏統計數據庫。

（二）實證結果

1.時間序列平穩性檢驗和Granger因果檢驗

經過ADF單位根檢驗，無論是操作目標，中間目標還是最終目標的變量，通過H-P濾波分離趨勢項后的波動值，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都為時間平穩序列。

對操作目標與中間目標之間的關系、中間目標與最終目標之間的關系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顯示：在5%的顯著水平下，操作目標中的新增貸款NLC是社會融資規模RZC和貨幣供應量M2C的Granger原因；基礎貨幣BMC是廣義貨幣供應量M2C的Granger原因，隔夜拆解利率IC是M2C和短期利率RC的Granger原因。中間目標變量RZC，M2C，RC均是GDPC和CPIC的Granger原因。

2.脈沖響應分析

根據Granger因果檢驗，建立VAR模型并進行脈沖響應分析，分別考察操作目標對中間目標的影響，中間目標對最終目標的影響，確定三者之間最優的組合方式，從而判斷社會融資規模是否比其他變量更適合作為中間目標。

（1）NLC與RZC、M2C、RC的動態關系

如圖1所示，在NLC的一個標準差沖擊下，RZC對NLC一個標準差沖擊的反應要比對M2C和RC更明顯，且持續時間也較長，說明信貸規模作為操作目標時，社會融資規模更適合作為對應的中間目標。

（2）BMC與RZC、M2C、RC的動態關系

如圖2所示，BMC對M2C的影響要強于RZC和RC，在第7期到達最大值，說明基礎貨幣作為操作目標時，M2更適合作為對應的中間目標。

（3）IC與RZC、M2C、RC的動態關系

如圖3所示，IC對RC和M2C的影響要明顯的強于RZC，RC更是在第2期就達到最大值，說明隔夜拆解利率作為操作目標時，短期利率更適合作為對應的中間目標。

（4）GDPC與RZC、M2C、RC的動態關系

如圖4，在RZC、M2C、RC的―個標準差沖擊下，GDPC均具有上升趨勢，但是社會融資規模對GDP的影響更加顯著且時效最長。這可能與社會融資規模的構成有關，信貸資金和直接融資是占社會融資規模比重非常大，這些資金都投放到實體經濟發展中，對實體經濟具有帶動和支持的作用，隨著其規模的增加，實體經濟發展更加活躍，內需以及凈出口增長也更加迅速，因此對本國GDP的帶動作用就會更加明顯。

（5）CPIC與RZC、M2C、RC的動態關系

如圖5所示，在RZC、M2C、IC的一個標準差沖擊下，CPIC具有顯著的上升趨勢，要明顯的強于GDPC對三個變量的脈沖響應，說明貨幣政策對物價水平的波動要強于產出水平的波動，其中M2對物價水平波動影響最大、社會融資規模次之，而短期利率沒有前兩者的影響大，是因為價格水平的波動主要受貨幣供給所引起的需求變動影響，所以M2對CPI的影響相對更大。

（3）方差分解

表一和表二分別表示中間目標和最終目標的方差分解情況，從中可以得知，央行若使用價格型變量來實現最終目標，效果不太顯著，雖然操作目標隔夜拆解利率對中間目標短期利率變動的貢獻達到65.83%，但短期利率對最終目標GDP和CPI變動的貢獻率只有3.51%和11.21%，所以，通過調節隔夜拆解利率，以影響短期利率，最終影響GDP和CPI，這在整個傳導機制中所占比重只有為2.31%和7.37%。相比之下，如果使用數量型變量來實現最終目標，效果會更加顯著一些。通過調節基礎貨幣，影響M2，最終影響GDP和CPI，可以使權重分別達到5.01%和10.81%。但最優的效果是調節信貸規模，以影響社會融資規模，最終影響GDP和CPI，這樣的組合能使對GDP和c Pl的影響權重到達8.14%和11.06%。

四、結論及啟示

為充分發揮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央行應依據操作目標對中間目標的影響效果，以及中間目標對最終目標的影響效果，來確定最優的貨幣政策中間目標和操作方式，所以根據上述實證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三點結論：

（一）與廣義貨幣供應量和短期利率相比，社會融資規模能夠更好的調控最終目標，并且能夠通過信貸規模作為操作目標對其加以有效的控制，其作為新的中間目標的有效性得到了很好的驗證。

（二）廣義貨幣供應量對最終目標的執行效果雖然不及社會融資規模，但對價格水平的波動仍然具有很強的影響，所以可以作為輔助的中間目標加以使用。

（三）數量型變量對最終目標的影響要明顯的優于價格型變量，雖然隔夜拆解利率作為操作目標對短期利率具有很強的調控能力，但短期利率對最終目標的執行效果并不明顯，其作為貨幣政策中間目標的時機還未完全成熟。

社會融資規模范文第5篇

關鍵詞：經濟增長；金融發展；金融統計；社會融資結構；貨幣政策

中圖分類號：F2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3）05-0019-04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5.04

一、引言

近年來，我國的融資總量擴張很快，社會融資結構多元化趨勢明顯，金融體系開始由銀行主導型向市場主導型轉變，以新增人民幣各項貸款作為重要的貨幣政策監測、分析和調控中間目標已不能完整反映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融資規模。因此，當前提出社會融資規模的概念符合經濟金融發展和金融宏觀政策的需要。2010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要“保持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中國人民銀行也提出“在宏觀調控中需要更加注重貨幣總量的預期引導作用，更加注重從社會融資規模的角度來衡量金融對經濟的支持力度”。以社會融資規模取代M2和新增貸款規模，作為金融宏觀調控的中間目標，對于提高貨幣政策決策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社會融資規模是指一定時期內（每月、每季或每年）實體經濟從金融體系獲得的全部資金總額。從機構看，金融體系包括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機構；從市場看，包括信貸市場、債券市場、股票市場、保險市場以及中間業務市場等。社會融資規模是全面反映金融與經濟關系，以及金融對實體經濟資金支持的總量指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金融機構通過資金運用對實體經濟提供的全部資金支持，即金融機構資產的綜合運用，主要包括人民幣各項貸款、外幣各項貸款、信托貸款、委托貸款、金融機構持有的企業債券、非金融企業股票、保險公司的賠償和投資性房地產等。二是實體經濟利用規范的金融工具、在正規金融市場、通過金融機構服務所獲得的直接融資，主要包括銀行承兌匯票、非金融企業股票籌資及企業債的凈發行等。三是其他融資，主要包括小額貸款公司貸款、貸款公司貸款、產業基金投資等。根據定義，金融機構獲得的融資、政府財政投資、外商直接投資不應計入社會融資規模，而民間融資和私募股權理論上應計入社會融資規模，但由于數據可得性差，暫不計入，未來條件成熟時，可考慮將其計入。

二、文獻綜述

社會融資規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義、定性分析及金融宏觀調控等方面。盛松成（2011）研究社會融資規模的理論基礎和國際經驗，并從金融宏觀調控市場化的角度說明了其重要性[1-2]。張鑒君等（2011）研究了三大貨幣政策工具對社會融資規模有效性，分析了貨幣政策工具與社會融資規模的關系和影響程度[3]。黃雋（2011）認為融資結構的變化使貨幣政策中間目標發生改變，銀行理財業務使貨幣政策的影響力下降，新興融資方式加快了貨幣流通速度，并建議宏觀調控的政策目標應逐漸細化，尤其是要增加宏觀調控的監測指標，逐步確定金融監測的指標體系[4]。晏露蓉等（2012）運用經濟學中的供需平衡、潛在產出和貨幣需求函數等理論，辨析社會融資規模合理性的標準及測量方法，提出建立“合理社會融資規模需求函數模型”和“基準資金價格指數調控社會融資規模”的構想[5]。

關于社會融資與實體經濟的關系研究，譚太平（2011）建立可變參數狀態空間模型，分析了國內信貸、貨幣供給對經濟增長的動態影響[6]。張嘉為等（2012）建立了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框架，模擬結果表明：貨幣政策調整對間接融資市場與直接融資市場均產生顯著影響，社會融資規模指標將更能反映貨幣政策調整對資金供給的影響，其變動對宏觀經濟的影響要大于銀行信貸變動的影響[7]；若信貸額度控制，窗口指導等政策導致貸款難度變大，銀行信貸向直接融資轉移，從而從社會融資規模角度考察資金供給將更全面。

深入開展社會融資規模、結構對實體經濟發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與已有文獻不同，本文將利用狀態空間模型，分析社會融規模對實體經濟總體的動態影響，社會融資結構（即社會融資規模中銀行貸款部分、非銀行貸款部分）對實體經濟的影響，社會融資結構對產業結構的影響，研究社會融資規模和結構變遷對實體經濟影響的動態變化。

三、模型設定

（一）狀態空間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