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傳播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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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傳播理論范文第1篇

【關鍵詞】非誠勿擾;施拉姆;大眾傳播;運用

1.施拉姆大眾傳播理論

施拉姆是傳播學科集大成者及創始人，人們稱他為“傳播學鼻祖”、“傳播學之父”。 他建立了第一個大學傳播學研究機構，編撰了第一本傳播學教科書，授予了第一個傳播學博士學位，也是世界上第一個具有傳播學教授頭銜的人。施拉姆認為：(1)大眾傳播媒介(機構)在獲取或接到信息源發出的信息后，要經過譯碼者(記者)、釋碼者(編輯)和編碼者的加工和整理，從而變成可以被傳播出去的符號(訊息)；(2)受傳者都屬于一定的社會群體，他們在接受和傳播該信息時會受到其他群體成員的影響，信息傳播是雙向循環的過程，每個成員既是傳播者也是受傳者。(3)信息在群體中的傳播過程中，會得到再解釋或加工。(4)大眾傳播的受傳者在接到信息后，會給傳播者發出反饋信息。(5)每個受傳者和傳播者都扮演著譯碼、編碼和釋碼的角色。雖然與傳統的單向線性傳播模式相比，施拉姆的傳播模式有了突破，強調了信息傳播的雙向性，信息在傳播過程中會得到再加工，受傳者在接到訊息后會對傳播者產生反饋，但施拉姆的傳播模式仍然屬于線性傳播模式。1954年，施拉姆在《傳播是怎樣運行的》中，提出了新的過程模式，這一模式突出了信息傳播過程的循環性。這就內含了這樣一種觀點：信息會產生反饋，并為傳播雙方所共享。另外，它對以前單向直線模式的另一個突破是：更強調傳受雙方的相互轉化。它的出現打破了傳統的直線單向模式一統天下的局面。

2.施拉姆大眾傳播理論在非誠勿擾中的運用

2.1《非誠勿擾》所體現的傳播學特色

《非誠勿擾》表現為一個很完整傳播過程，所體現的傳播學特色更是可以從傳統的傳播模式圖中抽象得出。《非誠勿擾》現象的產生，有它在商業上的運作因素，但是在更加深度的層次上來講，《非誠勿擾》熱的現象深度表現的是在傳播社會學上所具備的完整的傳播過程。傳播者、受傳者、訊息、媒介、反饋這幾個傳播要素都在《非誠勿擾》現象中有所特殊表現。作為一個典型傳播現象，《非誠勿擾》的大眾傳播活動，符合了施拉姆的大眾傳播過程模式，揭示了傳播的本質。 從傳播學上講，《非誠勿擾》無疑是一個成功的運營模式，它的發展也讓我們的媒介民主化運動更加的有目的，讓大量的讀者提前嗅到了西方文化的氣息，同時這次風潮的興起也讓多種多樣傳播方式進入了我們的生活，網絡視頻、手機新聞、電視展示……等等以后都在日趨成熟

2.2走平民路線加強節目互動

《非誠勿擾》是江蘇衛視一檔適應現代生活節奏大型婚戀交友節目，為廣大單身男女提供公開的婚戀交友平臺，精良節目制作和全新的婚戀交友模式得到觀眾和網友廣泛關注。新節目的互動形式將完全突破過去傳統的交友方式，完全體現新時代男女的婚戀觀。節目中有24位單身女生以亮燈和滅燈方式來決定報名男嘉賓的去留，經過“愛之初體驗”“愛之再判斷”“愛之終決選”“男生權利”等規則來決定男女嘉賓的速配成功。

《非誠勿擾》參加節目的女嘉賓是廣泛選取的，主要走的是平民化路線，其報名的條件是面向全國的，主要是具有完全民事責任能力，年滿20周歲單身男女，具備良好表達能力，愿意在鏡頭前展示自己，愿意在電視上征婚， 年齡無上限，有無婚姻經歷均可，只要現階段是單身，學歷、相貌、身高、收入均無限制，節目組將會及時整理選手資料，如果被選中，節目組編導會通過電話通知。參加人必須配合節目組錄制時間的就可以

2.3抓住“有意受眾”做好“溫情傳播”

首先，抓住“有意受眾”，對受眾身份以及受眾群體進行分析，從而利用女嘉賓這一強大品牌和優勢資源，請用她們作為《非誠勿擾》的主角。其次，考慮和認識到受眾心理，受眾情感對電視節目設置的影響，從而做好“溫情傳播”，創造了“廣泛感召力”。最后，將《非誠勿擾》的主題定為“架起婚姻幸福的橋梁”，這樣樹立了媒體良好的社會公眾形象。盛大的活動場面讓觀眾切實感受到了，江蘇衛視作為如今國內的“品牌媒介”背后強大的制作實力。它有著一支智慧創意隊伍，有著雄厚資金支持，事實證明它完全把《非誠勿擾》做到了國內一流電視娛樂節目的水準

2.4利用大眾傳播的普遍性和累積性，把賽程加長累積關注

每期節目有女性參與眷24名，男性參與者5名。每次讓1名男嘉賓上場，將他心動女生的號碼輸入電腦；然后，24名女性參與者根據第一印象選擇亮燈或滅燈，稱之為“愛之初體驗”環節；如果有2盞或2盞以上的燈亮著，就進入了“愛之再判斷”環節，主要是關于男嘉賓的一段“VCR”，介紹男嘉賓的基本情況，如家庭背景、經濟狀況、職業收入、性格愛好等，女性參與者再作出選擇。如果有2盞或2盞以上的燈亮著，進入“愛之終決選”階段。也是關于男方背景資料的視頻，有時是男嘉賓親友對他的評價，女方據此進行抉擇。在規則中，通過“過三關”來了解一位男生，在此期間女生亮燈表示愿意繼續，滅燈表示不愿意，如果場上只有一位女生亮燈，那么主持人將詢問男生意見，同意則速配成功，如果場上所有女生都滅燈，此男生必須離場。在三關之后仍有多位女生亮燈，則權利逆轉，進人了“男性權利”階段，由男性來選擇女性參與者。男生將有機會主動挑選自己心儀的女生。不再像以往的婚戀交友節目雙方互選，24對1的模式，拉長了節目的時長，也曾加了可看性。

2.5“三網互動”開辟了收視率的新高

《非誠勿擾》的進行無疑是“庶民的勝利”與傳媒的突圍。《非誠勿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紅遍大江南北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去單一化的大眾傳播媒介，恰倒好處地整合了報紙、廣播、電視及網絡這四大媒介，并通過電視及網絡為主導，廣播及報紙為補充實現了其傳播效果。更加值得一提的是，手機作為“第五媒介”在傳播中的作用更加突出。這樣，包括手機信息在內的五大媒介整合，給江蘇電視臺帶來了巨大收益。同時，江蘇電視也為互聯網、移動通信網、有線電視網三網互動開辟實驗田。《非誠勿擾》與觀眾的互動也使微博和電子郵箱的使用率大大提升，并且形成了專屬自己的粉絲團體。

娛樂化趨勢己不僅是一種影視現象、娛樂現象，更是一種文化現象，它正引領著中國電視娛樂節目悄然發生著深刻變革。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從傳播學角度對娛樂節目進行研究具有很強的社會意義。■

【參考文獻】

［1］李玉庭.電視娛樂節目發展趨勢研究.中國人民出版社,2007,（5）:79~89.

大眾傳播理論范文第2篇

所謂信息經濟和知識經濟，指的是以高新科技為代表的傳播技術產業和從事新聞和信息產品生產的媒體產業。而大眾傳播學恰巧是這兩大領域有機聯結的紐帶，為國家建設和今后社會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尤其社會進入新時代之后，各種媒介更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媒介進入融合時代。在新時代新形勢下，如何進行大眾傳播學的教學工作，是高校教學管理者和教師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本文分析了當前教學中所存在的問題，并對大眾傳播學的教學改革進行探索。

大眾傳播學的背景

大眾傳播學是從西方傳進我國的一門學科，故“媒介融合”這個概念也是由美國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所提出，所謂媒介融合是指不同類型的媒介相結合。在科技、網絡、信息高速發展的今天，多類型化的新媒介也有了長足的進步，各種媒介呈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特點。其多功能、覆蓋廣、發展多樣等特征依然具有媒介的趨勢，這種多元化的融合對傳播業及傳播學教學影響非常大。因此，也延伸到了工業、商業、服務業等行業領域，而并非單一的影響新聞傳播業。

“媒介的融合”以數字技術、電子通信技術以及網絡技術為核心。在科學技術的推動下，各個產業相互作用、相互關聯并進行合作與整合，這也是傳媒業發展的未來趨勢。高職院校的廣播影視節目制作專業在新時展的需求下，應對其課程進行積極改進并得以推廣，使其在今后發展中能夠順應新時代的要求。大眾傳播學課程也同樣需要順應時代的發展進行改革和創新，為適應新媒介融合的傳播而做好充分的準備，以便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獲得更多有實踐意義、多元化、多樣性的知識，為其今后的發展提供更寬廣的空間。同時，大眾傳播學教師也應該順應發展，作出改變，不僅要摒棄傳統、枯燥的教學理念和方式，還要不斷創新，推進新的教學方式、方法，使學生主動去學、去認知，與此同時確定大眾傳播學課程在教學中合理而又重要的地位。

大眾傳播學的問題及現狀分析

大眾傳播學作為一門交叉學科，與新聞學、信息科學、廣告學、社會學等學科都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系，其知識面較寬、理論性較強，又因為傳播學理論起源于美國，屬于舶來品，使得該課程內容更抽象難懂，所以在教學實踐中也存著諸多差異。

首先，大眾傳播學課程培養目標不明確、課程設置不完善。這源于傳播學與新聞學一直以來界限模糊，概念容易混淆，而傳播學理論最初又是由新聞學引入，故新聞學對傳播學理論的研究更集中于大眾傳播學的相關理論。運用在實際教學中，兩者又有著明顯的區別。

其次，大眾傳播學的教材使用和師資結構存在配比問題。現在很多高校在大眾傳播學的教學中，教材引入較少，泛泛概論理論偏多，具備深度的理論研究教材偏少，同時師資結構設置配比不均。

第三，大眾傳播學的傳統教學模式存在顯著弊端。目前國內各高校陳舊的教師一言堂教學模式與新時期下傳播學人才培養明顯不適應。大眾傳播學教學是以歐美傳播學研究的成果為主，但經典的傳播現象和實驗則無法還原給學生，這樣不僅理論與實踐脫節，且易形成教師一人獨講的教學現狀。由于傳播學的理論知識本身具有抽象性，在教學中容易形成填鴨式教學的模式，而這種灌輸式的教學會讓學生疲于記憶。

大眾傳播學的改革策略

受媒介融合的影響，大眾傳播學的教學要及時變革和創新，這已是當前教師們不約而同達成的共識，但如何進行創新、如何改革，也是當前要思考的問題之一。大眾傳播學的教學需要在新環境的影響下與時俱進，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加強教學的改革步伐。

一是大眾傳播學發展到今時今日，已遠遠不再局限于廣播影視節目制作專業，傳播學早已擴展到高校各個專業的教學中，成為高校的基本專業課程。因此，大眾傳播學要注重多學科、交叉學科的教學，密切與各個專業相結合。

二是作為信息傳播載體的媒介應發揮其作用，教師應利用多媒體技術將其應用在課程中，并與其融合。這樣不僅可以提高教學質量、豐富教學內容、擴展教學手段，還能突出教學重點，更好地與學生形成互動模式，使學生主動參與其中。

三是媒介的融合促使傳播者發生變化。隨著時代的變遷，傳播學也發生了傳統意義上的改變，不再以傳統的傳播者為主導，而是以培養更多視野寬廣的媒體工作者為核心任務。因此，為順應時代的發展，教師在授課過程中也要作出相應的變革，首先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其次構建多樣化的媒體傳播平臺，最后讓學生在掌握多種媒介傳播方式的同時，受益匪淺。

四是傳播學的教育絕不是單純地告訴學生們理論知識是什么，讓學生們死記硬背應付考試，更不是放幾部電影讓學生們觀看，讓大家哈哈一笑，告訴學生這就是傳播。大眾傳播學是一門涉及到各個方面的學科，正是因為它的寬廣性，這一雙刃劍，可以讓傳播學淪為泛泛之談，還可以讓傳播學在生活中成為真正能幫助我們的得力助手。

五是任何理論教學都不能與實踐脫節，大眾傳播學更是如此。大眾傳播學在教學實踐中要大膽探索，引入各種實踐機會，也可以模擬實踐，并且要拓展實踐的范圍，讓學生要看到傳播學的關聯性和經濟性，從而使學生明白理論學習的重要作用，在返回理論學習時能有積極性和主動性。在理論課堂上，很多學生成為“低頭一族”，看手機、看書成為課堂習慣。而傳播學課堂教學，應盡可能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加強師生互動。

六是大眾傳播學課程的教學方式應該是開放的。教師除了想辦法讓學生主動積極地參與到課堂教學中來，還應注重課下與學生互動交流。新媒體的發展層出不窮，使得網絡傳播方式具有巨大的優勢，網絡的互動與溝通是網絡媒介強于傳統媒介的地方。因此，加強小組學習的過程指導應該視為“合作式”研究性學習的中心。當然，組建小組和選擇任務后，并不意味著教師撒手不管。在“合作式”的學習中，學生難免會遇到一些困難，教師可以充分利用網絡媒介的優勢，通過建立微信群、QQ群等方式及時回復并解答，有效提高課外的學習質量，保證研究性學習的順利開展。

大眾傳播學不單單是讓學生輕松娛樂，一笑而過地看幾部專訪，而是學生通過系統地學習傳播學知識理論，促使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道德觀，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夠應用，有效地提升其綜合素質及文化素養。

大眾傳播學的教學改革也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其改革與實踐需要時間、知識的積累，需要學校、教師、學生等共同努力。只有重視大眾傳播學課程的發展，不斷提升其教學體系，不斷推進教學改革與實踐創新，才能使傳播學理論更好地服務學生、服務學校、服務大眾，努力成為新媒介融合背景下進行傳播的得力助手，為新媒介融合作出一定的貢獻，為社會培養出更多優秀的人才。

參考文獻：

[1]郭慶光：《傳播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2]宋家玲、宋素麗：《影視藝術心理學》，中國傳媒大學，2010。

[3]彭吉象：《影視美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4]潘源：《影視藝術傳播學》，中國電影出版社，2009。

[5]尹鴻：《商品拜物教與電影觀念辨析》，《電影藝術》1996年第3期。

[6]張國良：《新媒介研究的主流化和實證化：從日本大眾傳播學會，96秋季研討會看當前研究動向》，《新聞大學》1997年。

[7]王怡紅：《認識西方“媒介權力”“研究的歷史與方法”》，《新聞與傳播研究》1997年。

[8]張頤武：《文化研究與大眾傳播》，《現代傳播——北京廣播學院學報》1996年。

作者單位：陜西廣播電視大學陜西西安

大眾傳播理論范文第3篇

內涵是一個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質屬性的總和，也就是概念的內容。關于“舞臺主持”及“舞臺主持人”的概念已經基本達成共識，上文也對這兩個概念的定義進行了推論。在基本了解了“舞臺主持”及“舞臺主持人”的概念和定義后，進一步挖掘它們的內涵尤其是“舞臺主持”的內涵將有利于深入認識“舞臺主持”及“舞臺主持人”，有利于開展更進一步的研究。

（一）“舞臺主持”的外在形態是群體傳播“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人是以群體的形式活動的，這是人的社會性的體現。我們每一個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群體之中，“舞臺主持”正是由個體組成了群體才具備了傳播的條件和場所。所謂群體，指的是由具有特定的共同目標和共同歸屬感、存在著互動關系的復數個人的集合體[4]。根據這個定義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第一，一個群體的產生要依托于個體的數量。第二，這個群體的凝聚力主要來自于共同目標和歸屬感。第三，群體成員之間是有互動關系的。西方的傳播學理論把傳播的形態分為體內傳播、人際傳播、群體傳播、組織傳播和大眾傳播等幾大類。群體傳播主要是指群體內部或外部的信息傳播活動。這里談到的群體傳播就和“舞臺主持”很相似。因為“舞臺主持”是基于群體的，“舞臺主持”中的主持人、受眾、工作人員等一起構建起了一個臨時性的群體。我們以“晚會主持”為例來做進一步的解釋。首先，晚會的舉行一般都是在禮堂等特殊場合，在這個場合里有這樣一個獨特的群體的存在，他們是由臨時的集合行為所產生的聚集的人群，這樣的人群被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朋稱之為“烏合之眾”。晚會里的“烏合之眾”就是指在晚會現場的“觀眾和主持人”這一群體。其次，絕大部分的晚會都被稱之為“主題晚會”，所以晚會的舉行帶著鮮明的主題、目的和意義，參與到晚會當中的觀眾和主持人是不可能不知道這些的。主持人早已獲悉了晚會的主題，因此明確了晚會的傳播目的；觀眾也是在清楚了晚會的主題和意義后才到達晚會的現場。因此，晚會的主題和意義使得主持人與觀眾擁有了共同的目標和關心事項，使得晚會擁有了凝聚力。第三，晚會的過程中的群體分工使得晚會有了主持人，燈光、音響、攝影師和觀眾等成員，在晚會的過程中群體與成員、成員與成員之間的互動可以在主持人與觀眾的話語互動、游戲互動等過程中體現出來。由此可見，一臺晚會有人群、有目的、有分工，還產生了顯著的凝聚力和互動性，所以“晚會主持”作為最具代表性的“舞臺主持”形式之一，可以幫助我們認清這樣一個客觀事實：從外在形態來看，“舞臺主持”和群體傳播是基本一致的。

（二）“舞臺主持”的內在本質是組織傳播“舞臺主持”

不僅僅是“晚會主持”，它還包含了會議、宴會、儀式、慶典等場合的主持。因此，不能光從外在形態上判斷它屬于群體傳播就認定它只是群體傳播。其實，“舞臺主持”有著更豐富的內涵。上文以“晚會主持”為例解釋了“舞臺主持”是基于群體的，因此外在形態為群體傳播。其實這里所說的晚會只是泛指一般的主題晚會。越是主題鮮明的專題晚會，主持人與受眾的特征、需求、功能就越會發生變化，晚會現場由主持人、受眾、工作人員構建起來的這個群體就越像是一個組織。關于組織的定義，可以簡單地理解為是兩個以上的人在一起為實現某個共同目標而協同行動的集合體。組織的任何活動都伴隨著信息傳播，以至于我們很難說出一種與傳播無關的組織活動。如果把“舞臺主持”涉及的會議、宴會、儀式、慶典等場合的主持也作為研究對象，那么很明顯的，“舞臺主持”更像是組織傳播。組織傳播是常見的傳播形態之一，指的是組織所從事的信息活動。組織傳播包括組織內傳播和組織外傳播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都是組織生存和發展必不可少的信息溝通保障。組織內傳播擁有正式渠道和非正式渠道兩種途徑，而組織外傳播則更多采用正式的渠道。根據“舞臺主持”的定義我們可以得知：會議是“舞臺主持”的平臺之一，同時它也是組織內傳播的渠道之一；晚會、宴會、儀式也都是“舞臺主持”的平臺，但它們同時也屬于組織外傳播的公關宣傳。由此可見，“舞臺主持”在組織傳播里發揮的作用要比在群體傳播里顯得高規格、高層次，所以“舞臺主持”的內在本質其實更偏向于組織傳播。

（三）“舞臺主持”的發展趨向是大眾傳播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大眾傳播的時代。所謂大眾傳播，就是專業化的媒介組織運用先進的傳播技術和產業化手段，以社會上一般大眾為對象而進行的大規模的信息生產和傳播活動。大眾傳播是人們獲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也是傳者可使用的最具影響力的傳播方式。“舞臺主持”的發展趨向毫無疑問的要走向大眾傳播，這是傳者與受眾的選擇，更是時代與媒介環境的選擇。當下的傳媒領域快速發展，具有影響力的大眾傳播媒介無處不在，滲透在我們的周圍。當大眾傳播媒介強勢介入，會使得“舞臺主持”的傳播形態發生變化。例如：一臺晚會究竟是群體傳播還是組織傳播，主要取決于“主持人與受眾”這個群體的性質；一旦這個群體的性質明顯出現了組織的特征，那么它就有可能是組織傳播。同樣，一臺晚會究竟是組織傳播（或群體傳播）還是大眾傳播，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是否使用了大眾傳播媒介輔助傳播。如果使用了，參與的受眾更多了，傳播的輻射面更廣了，影響力更大了，那么它就應該是大眾傳播。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區分要素，那就是受眾的身份不同。在組織傳播（或群體傳播）視野下的“舞臺主持”，其受眾的身份是可以預知、判斷的；但是進入大眾傳播領域的“舞臺主持”的受眾，其身份是不得而知的，就如同一檔電視節目的傳播一樣，你永遠不知道是誰在看著這檔電視節目。我們還是可以以“晚會”為例進行說明。一臺學校里舉行的晚會，一般情況下是屬于組織傳播（或群體傳播），可是如果它被電視臺現場直播或轉播了，那么它就成了大眾傳播。因為直播或轉播的晚會打破了時空的限制，以更開放的姿態面對更多的受眾，獲得了更高的關注度，提升了影響力。同時，主持人面對的受眾由“有形”轉為“無形”，不再是單純的和晚會現場“可視可感”的受眾進行交流，還得兼顧其他的以大眾傳播媒介收聽收看的受眾的交流。特別要提及的是，這種交流是單向的，是無法同步接收到受眾的反饋的，這也是大眾傳播的一大特點。其實無論是晚會還是會議、宴會、和儀式，所有的參與者都已不滿足于小團體成員之間的傳播，大家都希望“舞臺主持”更有影響力，尤其是在傳播依舊具有“強效果論”的當代社會。像各種會、慈善晚宴、公益募捐等“舞臺主持”的新形式，它們出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應該引起我們的觀察和思考。

二、結語

大眾傳播理論范文第4篇

[論文摘要]在大眾傳播學領域，用模式的方式來敘述傳播學的發展歷史由來已久，從直線型模式到社會系統模式，大眾傳播學的模式研究經歷了幾個過程，拉斯韋爾等先驅對此領域也進行了很多探索，麥圭爾的《大眾傳播模式論》對于模式研究意義重大。

麥圭爾的《大眾傳播模式論》試圖以模式的手段來敘述大眾傳播學說的發展歷史。這種模式的形式非常直觀。對于入門者有很大的啟示作用。但正是由于其偏向簡單，模式結構化，條框化，容易局限人的思維，不利于后來者的開拓。然而，對于以簡明的方式來構建傳播學的理論框架，模式所表達的意義重大。

首先，麥圭爾對一些經典的基本模式做了介紹，整理了傳播學結構模式圖的基本發展脈絡。從直線型模式到控制論模式，再到社會系統模式。每一階段模式都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以直線型為例，一九四八年，拉斯韋爾提出了五W模式，用直線型模式劃分了傳播學的五個領域，即控制分析，內容分析，媒介分析，對象分析，效果分析。1948年，哈羅德·拉斯韋爾(HarddLasswell)在其《傳播在社會中的結構與功能》一文中提出，傳播過程就是：誰(Who)?說了什么(SaysWhat)?通過什么渠道(InWhichChannel)?對誰(ToWhom)?有何效果（Withwhateffect）?拉斯韋爾模式可以普遍應用于大眾傳播。它意味著，傳送同一信息的渠道不只一種。“誰”提出了對信息的控制問題;“說了什么”是內容分析研究的主題;“通過什么渠道”是對媒介做分析研究;“對誰說的”是對接收者和受眾的分析研究：“有何效果”則是對整個傳播過程的結果進行的分析。拉斯韋爾的模式奠定了傳播學研究的范圍和基本內容。拉斯韋爾公式顯示了早期傳播模式的典型特征，但存在著一些缺陷，其中重要的兩點在于他忽視了反饋因素，以及沒有看到社會過程對于傳播過程的影響。

而香農—韋弗模式在傳播渠道中增加了噪音的負功能因素。1949年，信息論創始人、數學家香農與韋弗一起提出了傳播的數學模式，為后來的許多傳播過程模式打下了基礎，并且引起人們對從技術角度進行傳播研究的重視。“噪音”概念的引入，是這一模式的一大優點。它指的是一切傳播者意圖以外的、對正常信息傳遞的干擾。構成噪音的原因既可能是機器本身的故障，也可能是來自外界的干擾。克服噪音的辦法是重復某些重要的信息。這樣，傳播的信息中就不僅僅包括“有效信息”，還包括重復的那部分信息即“冗余”。傳播過程中出現噪音時，要力爭處理好有效信息和冗余信息之間的平衡。冗余信息的出現會使一定時間內所能傳遞的有效信息有所減少。人際傳播的訊息內容、社會環境和傳播效果并不能直接在這一模式里找到，而且這一模式仍然是單向直線的，因而不能用它來解釋人的全部社會傳播行為。數學模式雖然為傳播學研究帶來了一種全新的視角，但它并不完全適用于人類社會的傳播過程。它將傳播者和受傳者的角色固定化，忽視了人類社會傳播過程中二者之間的轉化；它未能注意到反饋這一人類傳播活動中極為常見的因素，因而也就忽視了人類傳播的互動性質。這些缺點同時也是直線傳播模式所共有的。

德弗勒進一步對香農—韋弗模式做了重要補充，增加了另一組要素，以顯示信源是如何獲得反饋的。德弗勒互動模式的基本觀點是：大眾傳播是構成社會系統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德弗勒是從社會學角度切入對大眾傳播體系進行整體觀照，并采用系統科學的方法進行分析后得出這一模式的。該模式最為明顯的優點是突出了整體與部分、部分與部分之間的有機聯系。就傳播來說，社會是整體，而傳播組織、政府機構、文化環境、利益團體等是部分，作為一個組成部分，傳播組織的活動必然要受到社會整體及其它各部分的影響。從這一觀點出發，組成社會系統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部分都必然會成為影響大眾傳播過程的因素，大眾傳播過程是作為一個多變量的系統而存在。德弗勒的這一模式主要的描述目標是美國的大眾傳播系統，其目的是要揭示大眾傳播與社會系統各組成部分之間的聯系。大眾傳播必然會受到社會中此消彼長的各種力量的影響，這些力量之間對比平衡的保持或打破，都會對大眾傳播構成影響。這一模式并不完全適用于那些直接受到國家、政府或政黨的控制和指導的大眾傳播。

奧斯古德與施拉姆的循環模式的出現，意味著與傳統的直線性/單向傳播模式的絕然決裂。循環模式是施拉姆在奧斯古德的基礎上提出的。1954年，施拉姆在《傳播是怎樣運行的》一文中，提出了這個新的過程模式。這一模式突出了信息傳播過程的循環性。這就內含了這樣一種觀點：信息會產生反饋，并為傳播雙方所共享。另外，它對以前單向直線模式的另一個突破是：更強調傳受雙方的相互轉化。它的出現打破了傳統的直線單向模式一統天下的局面。其缺點是未能區分傳受雙方的地位差別，因為在實際生活中傳授雙方的地位很少是完全平等的。其次，這個模式雖然能夠較好地體現人際傳播尤其是面對面傳播的特點，對大眾傳播過程卻不能適用。模式的高度循環，使得傳播各方真正處于一個系統中。丹斯的螺旋形結構是對奧斯古德與施拉姆的循環模式的一種有趣發展，它顯示了傳播過程的動態性質，強調了不斷變化著的社會因素對傳播過程的影響。格伯納的傳播總模式建立了一個感知—生產—感知鏈，說明人類傳播過程可以被看作是主觀的，有選擇性的，多變的和不可預測的，人類傳播系統是開放的。其目的是要探索一種在多數情況下都具有廣泛適用性的模式。該模式能夠依具體情況的不同而以不同的形式對千變萬化的傳播現象進行描述。格伯納模式有不同的圖示。而他的文字模式則簡明扼要地說明了其圖解模式的構造：①某人②對某事有所感知③然后作出相應的反應④在某種狀況下⑤通過一定的途徑或借助于某種工具⑥獲取某些可資利用的材料⑦采取某種形式⑧在一定的環境和背景中⑨傳達某些內容⑩得到某種效果。可見，這是一條由感知到生產再到感知的信息傳遞鏈。該模式的優點是適用廣泛。它既可以描述人的傳播過程，也能夠描述機器如電腦的傳播過程或人與機器的混合傳播。依照這一模式，整個傳播過程中所有的信息都始終與外界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可見人類傳播是具有開放性的系統，而傳播也是對紛繁復雜的事件、信息加以選擇和傳送的選擇性的、多變的過程。該模式只是對單向線性模式的改進，仍然缺乏對傳播活動中反饋和雙向性的描述，這是其不足之處。

接著麥圭爾從大眾傳播分別對個人和社會的影響方面做了模式分析。我們分別挑選一種模式來做分析。針對個體，康斯托克的電視大意個體行為之影響的心理學模式重點在于通過匯總一些有關一般條件（在這些一般條件下，人們觀察效果的產生）的主要發現和理論，來說明和幫助預測在特定情況下對個體行為的影響的發生。這個模式的中心命題是：一個行動的特定描述更可能導致學習那個行動；它對個人來說，愈是具有激發力，這一行動在個人所看到的全部行為節目中也就愈突出。針對社會，議程設置理論所考察的不是某家媒介的某次報道活動產生的短期效果，而是作為整體的大眾傳播具有較長時間跨度的一系列報道活動所產生的中長期的、綜合的、宏觀的社會效果。它認為大眾傳播具有為公眾設置“議事日程”的功能，在特定的時間公眾所討論的問題正是媒介所突出的內容，而公眾認為最重要的事情也正是媒介最強調的事情。但是這一論題然有許多不完備之處，譬如，議題設置到底起端于媒介，還是起端于公眾成員及他們的需求，或是存在一些不確定因素。麥圭爾對受眾中心模式單獨做了介紹。這些模式的特點就在于研究人們如何處置媒介取代了研究媒介如何對付人們。使用與滿足理論把受眾成員看作是有著特定“需求”的個人，把他們的媒介接觸活動看作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動機來“使用”媒介，從而使這些需求得到“滿足”的過程。這個模式從受眾的信息尋求出發，提供了一個新的視點，但也受到許多批評，例如它的功能主義特點，以及經驗主義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內心狀態的主觀報告，因而過于“心靈主義”了。

麥圭爾最后從模式整體的制作流程上來把握大眾傳播的體系特點。主要論述進行“大眾傳播”工作的大眾媒介機構的一些方面。德弗勒的美國大眾媒介體系模式代表大眾媒介體系的一種自由主義或自由市場模式，社會中政治和經濟力量平衡的任何變化，都能對所描述的結構和關系產生重要影響。這個模式重點集中在德弗勒所稱的美國體系中的“低級趣味”內容的功能上，它是根據“滿足受眾所需”這個原則運轉的。這種內容包括媒介產品的絕大部分。對受眾根據假設的趣味或偏愛層次（高、中、低）的分布加以區分。但是在劃分偏愛和內容的用語方面卻存在一個基本的缺陷。高級、中級、低級趣味之間的差別是按慣例主觀劃分的，因而是不明確的。

參考文獻

[1]丹尼斯·麥圭爾，斯文·溫德爾著.祝建華，武偉譯.大眾傳播模式論[M].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

[2]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

大眾傳播理論范文第5篇

關鍵詞：大眾傳播與人際傳播的融合；節目創新

中圖分類號：G2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0118（2013）02-0251-02

電視談話節目，是指電視節目主持人及談話參與者圍繞一個共同話題，以人際傳播的方式展開平等交流，并通過電視媒體展示其交流過程的大眾傳播活動。

中國的電視談話節日起步較晚，但經過十多年的發展，談話類節目已經成為國內重要的電視節目樣式，并接連創下收視率的神話。然而，隨著節目隊伍的擴大，形式、定位的雷同不可避免地導致了節目表面的多樣與本質的單一，節目的同質化現象日趨嚴重。創新，對于談話節目來講已迫在眉睫。

作為一種新穎的電視節目類型，人際傳播與大眾傳播的巧妙融合使得談話節目具有很強的參與性，受眾樂于接受并踴躍參與。創新之路，理當從這一特色著手。

一、大眾傳播與人際傳播的異同及融合

大眾傳播中的傳播者是從事信息生產和傳播的專業化媒介組織；它們以社會上的一般大眾為對象，運用先進的傳播技術和產業化手段大量生產、復制和傳播信息；這些信息既具有商品屬性，又具有文化屬性。大眾傳播屬于單向性很強的傳播活動，是一種制度化的社會傳播。

而人際傳播是以個體化信息為主的小范圍傳播形式，傳播內容豐富而復雜，符號系統多樣，方法手段靈活，傳者和受者的參與程度高，反饋及時。

盡管在傳播信息的覆蓋面等方面，大眾傳播具有獨特的優勢，但是人際傳播在互動性等方面有自己的長處。大眾傳播基本上是一種由媒體向大眾的“單向傳播”，是一種“點對眾”的傳播。在“沙漏式”傳播模式下，大眾傳播基本上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傳播，記者、編輯等把關人決定著報道的內容，符合要求的新聞信息才能通過狹窄的“漏口”傳播出去。而人際傳播是天然的“雙向傳播”，傳播的雙方具有平等的地位，是一種“平行傳播”，因而具有天然的親和力。

其次，人際傳播還是大眾傳播獲取信息和反饋信息的重要手段。人際傳播雙方處于同一交流場，具有直接性。而大眾傳播是工具傳播，比較間接，人性化不夠，反饋也不及時。

再次，人際傳播的符號系統多，方法靈活。可以使用語言和大量的非語言符號，如表情、姿勢、語氣、語調等等。許多信息都是通過非語言符號獲得的。大眾傳播使用的非語言符號則相對較少。

可見，人際傳播以其親切生動，直接交流和傳播手段的豐富性處于不可取代的地位。無論站在傳播本體的角度，還是從現代社會人的心理需求，或從傳播史來看，大眾傳播都應該是一種建立在人際基礎上的社會化傳播活動，在大眾傳播中引入人際傳播模式，發揮人際優勢，也將成為將來大眾傳播的新趨勢。

因此，作為大眾傳播與人際傳播結合的典范，談話節目應當最大可能發揮兩者的長處，在兩者融合的過程中尋求創新。

二、在大眾傳播與人際傳播的融合中尋求創新

（一）專業化的操作和平民化的風格相融合

2005年《魯豫有約》全新改版。改版后，節目做出了全新的欄目定位和受眾定位――不做純粹的文化欄目，要做更接近普通大眾的談話欄目，并據此作出了新的內容策劃和形式選擇。這次改版徹底拋棄了之前著力打造的精英路線，而開辟了一條親民化的道路，為節目營造了一個平民談話場。

在受眾中心地位得到強調的今天，人們厭倦了傳統的說教模式，對于節目參與性、娛樂性的要求與日俱增。談話節目迎合受眾的心理需求，走平民化、通俗化道路勢在必行。然而，親民并不意味著媚俗，應在專業化的理念和操作的基礎上把好質量關，實現專業與通俗、大眾與人際的良好融合。

（二）先進的技術和靈活多樣的傳播方法相融合

隨著科技的進步，談話節目的技術運用日益豐富多彩。《魯豫有約》改版后增加了大屏幕，其他談話節目中也相繼出現了特效燈光、旋轉舞臺等噱頭；節目剪輯也更加絢麗多姿。這些技術運用倘若能和人際傳播靈活多變的傳播方法相結合，想必會收到更佳的效果。例如，談話時使用先進的道具；將豐富的姿態、神情與背景畫面、配樂相協調；利用短信、網絡與場外觀眾互動等。

（三）滿足共性需求和滿足個性化追求相協調

《魯豫有約》改版后的宣傳片花詞為“將觸角伸向更多的精彩人物”。主持人將與360行不同的人物相會，同時也有依據某一事件為主體的選材。內容涉及面廣，從明星到小人物，從旅游資源到食文化，還有關于整容、高考的話題。

選材范圍的拓寬不僅可以吸引更大范圍的受眾，而且能夠滿足各行各業的人們的個性化追求，每個人都可以在節目中看到自己的影子。然而，有批評者認為，節目內容的娛樂化傾向抹殺了《魯豫有約》的節目特色。可見，如何能將滿足共性需求和滿足個性化追求相協調，在迎合大眾的同時不失個性，是談話節目創新的重要環節。

（四）商品營銷手法和反饋調節相融合

《魯豫有約》改版后，首先由原來的周播改為周一至周五日播，成為國內第一檔日播的脫口秀節目；其次由比較私密的酒吧等場所搬到了擁有300位觀眾、1200平方米的演播大廳，節目形式從以前一對一的訪談改成了大場面演播室的談話節目；再次將原來只在鳳凰衛視播出的節目發放到全國30個省級電視合播出。不難看出節目的商品化運作趨勢愈加明顯。

作為商品，顧客的滿意程度是衡量其優劣的重要指標。而電視節目作為大眾傳播方式與生俱來帶有反饋調節能力差的缺點。因而，借鑒人際傳播的反饋方式，獲得與受眾及時有效的溝通，是談話節目創新之所在。談話節目的主要受眾是電視機前的觀眾，而非現場的觀眾，在節目中使用短信、電話、網絡等方式，加入與場外觀眾的互動，使大家在一個話題中自由交流，可以使節目更具親和力、吸引力。

綜上可知，在談話類節目中，人際傳播方式對大眾傳播方式進行了良好的補充，兩者結合使節目具備影響力的同時更具感染力，傳播效果更加。在大眾傳播與人際傳播日趨融合的媒介環境下，如何發揮兩者之長，揚長避短，是談話節目改革創新、脫穎而出的關鍵。

參考文獻：

[1]石磊.人際傳播與大眾傳播的融合互動――論人際傳播在大眾傳媒中的運用[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6，（10）.

[2]高文娟.新版《魯豫有約》前景之我見[J].東南傳播，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