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的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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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的方法論范文第1篇

【論文摘要】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直接指導作用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既不同于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也不同于作為一般哲學方法論的歷史唯物主義，它是在積極揚棄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歷史唯物主義社會歷史觀(其核心是具體的社會實踐觀)為基礎，通過融合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中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建構而成的。

作為總體上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方法論在19世紀中期已由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而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則至今尚未被系統地建構起來。盡管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很多，但長期以來人們對于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看法所存在的嚴重偏差無疑是主要原因。人們習慣認為，既然歷史唯物主義是人類歷史上研究社會歷史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方法論，那么就沒有必要研究和建構所謂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誠然，歷史唯物主義是迄今以來人類認識和研究社會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方法論，但它只是一種一般的哲學方法論，而不是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社會科學方法論作為一種具體的方法論，不同于歷史唯物主義這一一般的哲學方法論，它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歷史觀的基礎上形成的，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科學方法論之問是一種一般和個別、指導和被指導的關系。歷史唯物主義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礎，它為社會科學方法論提供一般的方法論指導，而社會科學方法論是歷史唯物主義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具體化。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處于不同層次的兩種方法論，它們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都具有指導作用，但歷史唯物主義對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只具有總體而間接的指導作用，而社會科學方法論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則具有直接指導作用。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聯結歷史唯物主義和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中間環節和橋梁，因而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可以取代的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來直接指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看法是偏頗的。為了進一步推動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豐富歷史唯物主義，很有必要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這一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筆者認為，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可從以下兩個方面人手。

一、積極揚棄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成果

隨著作為學科意義上的社會科學在19世紀中期的正式形成，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也系統而全面地展開。在100多年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中，產生了大量的積極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賓塞、迪爾凱姆、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為代表的眾多社會科學家系統創建的兩對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包括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以及對它們所做的種種有益的綜合研究。就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而言，后一種研究的積極成果意義更大，因為社會科學方法論就是一種綜合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而在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史上，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社會科學家試圖將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則是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直接的理論前提。

盡管韋伯將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作為其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但他也試圖同時綜合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作為其人文科學方法論的補充。韋伯在《經濟與社會》中提出的社會學定義就體現了他試圖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的傾向。他說：“社會學……應該稱之為一門想解釋性地理解社會行為，并且通過這種辦法在社會行為的過程和影響上說明其原因的科學。”簡言之，社會學或理解社會學就是一門對社會行為進行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的科學。也就是說，理解社會學除了對社會行為進行解釋性理解之外，還要對社會行為進行因果性說明，即將對社會行為的解釋性理解通過與具體的事件進程相比較而證實主觀的理解。因為在韋伯看來，社會行為需要理解，但僅有理解還不夠。因為無論理解有多高的明確性，它終究是一種主觀形式，只能作為一種特定的假設。因此，理解社會學就是要將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相結合。很顯然，韋伯將理解社會學的方法論視為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的結合，其中，解釋性理解就是一種人文科學的方法論，而因果性說明則是一種自然科學方法論。因此，理解社會學的方法論就是一種由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相結合的方法論。

溫奇對于韋伯的這種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開展社會學研究的嘗試給予了充分肯定，并進一步在其名著《社會科學的觀念及其與哲學的關系》中集中探討了韋伯有關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即“獲得對一個行為的意義的‘闡釋性理解’，與提供了導致這個行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然而．溫奇對韋伯綜合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的“統計學方案”，即“理解是一種在邏輯上不完全的東西，它需要另一種不同的方法來補充，即統計學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態度的。在溫奇看來，“如果一種給定的闡釋是錯的，那么統計學——盡管能指出它是錯的——也決不像韋伯所說的那樣是評判社會學闡釋之有效性的決定性的、終極的法庭。這時需要的是一種更好的闡釋，而不是在類型上不同的東西。”網(P123)盡管如此，溫奇仍然沿著韋伯的思路，嘗試將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只不過他不像韋伯那樣僅僅局限于以方法論來談方法論，而是上升到哲學高度，以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為基礎探討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相互綜合的方案。

首先，他將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做了“內”和“外”的區分。認為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是一種外部觀察的方法論，而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則是一種內部的方法論，因而理解必須在內部關系中進行。其次，論述了說明和理解之間的緊密關系。認為理解是說明的目標和成功的說明的最終產物，但不能認為理解只有在已經存在說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種不是說明的結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則說明之類的東西就是不可能的。說明之所以被稱之為說明，僅當存在著，或至少被認為存在著理解中的缺陷，而這樣的標準只能是我們已經擁有的理解。進而，我們已經擁有的理解是表達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構成了我們所關心的題材的形式。另一方面，這些概念也表達了應用它們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總之，盡管溫奇主張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是緊密聯系的，即社會科學研究既要“說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溫奇的此種‘說明’和‘理解’的結合仍然強調因果說明(邏輯)空間與理解(理由邏輯)空間之間存在邊界，因此，在關于因果空間與理由邏輯空間之間關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會學方法的新規則——一種對解釋社會學的建設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釋學立場也嘗試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以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來開展社會學研究。吉登斯同意溫奇對韋伯的質疑，即認為韋伯“錯誤地假定人類行為的解釋可以采取一種邏輯上與自然科學特征相同的因果關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內容上)”，并進一步以他稱之為“能動者因果關系”的理論探討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他說：“因果關系并非以永恒聯系的‘規律’為前提(如果有這種情況的話，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間的必然聯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觀念為前提。行動是由能動者對他或她的意圖的反思性監控所引發，這種意圖不僅與需要有關，而且與對‘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評價有關，這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個行動者自由的充足解釋；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對因果關系，但更愿以‘能動者因果關系’反對‘事件因果關系’。由此，在社會科學中，‘決定論’涉及任何將人類行動完全還原為‘事件因果關系’的理論方案。”很顯然，在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之間關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溫奇，因為在他看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是無邊界的。

吉登斯又通過建構“結構二重性”理論來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吉登斯在《社會的構成》中認為，“結構二重性”(duality ofstructure)指的是“結構同時作為自身反復組織起來的行為的中介與結果；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為，而是反復不斷地卷入行為的生產與再生產。”因而“在結構二重性觀點看來，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對于它們反復組織起來的實踐來說，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結果。

相對個人而言，結構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從某種特定的意義上來說，結構作為記憶痕跡，具體體現在各種社會實踐中，‘內在于’人的活動，而不像涂爾干所說的是‘外在’的。不應將結構等同于制約。相反，結構總是同時具有制約性與使動性。這一點當然不妨礙社會系統的結構化特征在時空向度上延伸開去，超出任何個體行為者的控制范圍。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為者自己有關社會系統的理論會使這些系統物化，而這些社會系統的反復構成卻正是得益于這些行為者自身的活動。”很顯然，吉登斯將“行動者和結構”這一“二元論”化為“二重性”，嘗試在具有反思性和連續性的社會實踐的具體過程中解決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認為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對立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可以具體化為“個人行為的自主性或能動性與社會結構的制約性”之間的對立。這一具體的對立關系在吉登斯的“結構二重性”理論中得到了統一，其統一基礎就是循環往復的社會實踐的具體過程。

韋伯、溫奇以及吉登斯試圖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以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來開展社會學或社會科學研究。韋伯強調綜合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來開展社會學研究，但他認為因果性說明只是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有益的補充，因為他所主張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本質上還是一種人文科學方法論。溫奇從后期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出發深刻闡釋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但在他看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還是有邊界的。溫奇的不足之處在于他沒有找到綜合這兩種相互對立的方法論的現實基礎。吉登斯從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立場出發來綜合或統一兩種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并最終將它們的綜合或統一建立在循環往復的社會實踐基礎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論的漩渦里打轉。總體而言，他們的努力都加深了人們對于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之間關系的理解以及綜合它們的基礎的理解。這無疑為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建構提供了直接的理論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觀融合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

一般說來，有什么樣的世界觀或哲學觀，就有什么樣的方法論，世界觀或哲學觀和方法論是一致的。人們對于社會所形成的理論化、系統化的觀點就是所謂的社會哲學，以這一社會哲學指導去觀察、研究、分析和處理各種社會現象就是所謂研究社會的方法論，即社會科學方法論。因此，社會科學方法論是以社會哲學為基礎的。傳統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主要包括兩對相互對立的科學方法論，即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與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它們分別以兩對對立的社會哲學為基礎。首先，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以“社會獨特論”和“社會類似論”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社會獨特論”認為社會雖然是自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但社會一旦產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獨特性，從而與自然區別開來。社會的獨特性在于，它是一種人文或文化現象，是人的主觀活動的結果。因此，在“社會獨特論”看來，既然社會是一種不同于自然現象的獨特的人文或文化現象。那么不應照搬在研究自然現象時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學方法(實證的方法)，而應運用人文科學方法(理解的方法)來研究這種獨特的社會現象。“社會類似論”認為社會是自然長期發展的產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會是一種“類自然現象”，具有類似于自然的客觀特點和規律。因此，在“社會類似論”看來，既然社會是一種與自然相類似的現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現象時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學方法(即實證的方法)對于研究社會現象也應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以社會唯名論和社會唯實論社會哲學為基礎。社會唯名論認為個人對社會具有先在性，個人是先于社會的，社會是由個人組成的，離開個人及其行為，社會團體和社會活動便不復存在，社會或集體僅是“個人的聚集”。因此，從社會唯名論出發開展社會現象研究，必然導致“方法論個人主義”，即認為只有從個人行為角度，以個人為分析基點，才能對于社會現象做出合理的解釋。社會唯實論認為盡管個人是社會的主體，個人生活形成社會，但社會不是“個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類”的，它一旦形成便會產生新的特征，這些特征反過來塑造個人意識與個人行為。因而社會并不源于個人選擇，相反，個人選擇假定了社會的先在。因此，從社會唯實論出發開展社會現象研究，必然導致“方法論整體主義”，即認為只有從社會環境角度，以群體、制度和社會為5J-"析基點，才能對社會現象做出合理的解釋。然而，無論是“社會獨特論”、“社會類似論”，還是“社會唯名論”、“社會唯實論”，它們都是對現實社會生活的一種片面認識，因而都是一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社會獨特論”只看到了社會不同于自然的獨特性，即社會的個人性、主觀性、精神性，而忽視了社會與自然的類似性、社會的整體性、客觀性、自然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人文科學方法論而忽視自然科學方法論。與之相反，“社會類似論”則看到了社會與自然的類似性、社會的整體性、客觀性、自然性，而忽視了社會的個人性、主觀性、精神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自然科學方法論而忽視人文科學方法論。“社會唯名論”只看到了社會中的個人及其主觀性、精神性，而忽視了社會及其客觀性、物質性、整體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方法論個人主義”而忽視“方法論整體主義”。“社會唯實論”則看到了社會及其客觀性、整體性、物質性，而忽視了社會由以構成的個人及其主觀性、精神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方法論整體主義”而忽視“方法論個人主義”。

社會科學的方法論范文第2篇

【摘要】初中階段的社會學科具有較強的綜合性與開放性，《歷史與社會》這一學科涉及到豐富的人文意義與實踐意義。本文從教師的教學和學生的學習兩個角度分析學生如何借助教師的幫助，建立科學的學習方式，提高社會學科的學習成績。

關鍵詞 初一年級；社會學科；學習資源；能力培養

在教育發達的美國，有一門體現了現代課程活動與創造特色的新型學科《社會學科》。借鑒國外的先進教育經驗，我國也在初中階段適時推出了一門能夠體現現代課程教育特色的社會學科《歷史與社會》，這門新課程包含了多個領域的內容，對人文、社會、思想品德、歷史與地理都有所涉及，是一門綜合性的學科。

一、《歷史與社會》和《歷史》兩個學科之間的不同

《歷史與社會》的本質是文綜學科，涉及到地理、歷史與政治的多科結合。學生通過初一地理，初二古代史、近代史，初三現代歷史、政治三個階段的學習，來掌握社會的發展進程。而《歷史》僅僅是一個單門學科，教學內容只涉及到歷史的史實，不含有政治、地理等其他社會因素。學習社會學科，要區別開兩門學科之間的差別，在避免混淆的情況下掌握科學的學習方法。

二、激發學生學習社會學科的內在動力，借助情感調動學習興趣

（一）激發內在動力

社會學科的學習與許多學科一樣，學習的主要障礙不在于知識的理解難度，而在于學生缺乏足夠的學習動力，為了改變學生學習的懈怠狀態，要以“內因”為出發點，激發學生學習的主動性與積極性。

首先，要引導學生樹立自身為主體的學習意識，令學生意識到自身主動性在學習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學生通過鼓勵自己、調節自己來激發知識求知欲與學習興趣。其次，學生可以借助教師提供的情境來主動思考，通過教師的引導性提問與創造性意境發揮自身豐富的想象力，激發自身的思維活躍性。最后，學生要重視教師使用的探索性教學手段，教師組織學生參與討論與提問，學生積極參與的同時不忘思索，加強知識的掌握深度。

以七年級上冊第二單元最后一節《從地球儀上看世界》為例，地理知識本身是極為枯燥的，地理學科雖然是文科學科之一，其內容卻偏向理科，比較單調乏味。如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呢？教師可以使用多媒體手段豐富課堂的教學內容，通過播放紀錄片來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并組織學生參與課堂討論：如我們中國的經緯度是多少？中國在地球儀上的哪里？中國的面積有多大？中國的地形和氣候是什么樣的？通過引導學生思考和觀察，可以加深學生對地理知識的掌握。

（二）激感動力

情感因素可以推動學生產生學習興趣，學生的學習行為可以依靠教師使用情感手段來調節。《歷史與社會》究其本質是人文學科，豐富的情感策略可以帶動課堂氣氛，學生的情緒受到感染，教學內容的傳遞目的也就達到了。以七年級第五單元的“中華各族人民的家園”為例，課堂上教師播放歌曲《愛我中華》與其他少數民族的特色歌曲，學生傾聽教師講述的各個民族的傳說故事，在情感上加深與各民族之間的感情，達到愛國感情的共鳴。

三、改變傳統對結論的過分注重，并重知識與能力的體驗過程

傳統的學習目標片面注重知識的獲得結果，而忽視了獲取知識的過程體驗。社會學科的學習，必須要重視知識和技能，過程與結論的雙重滿足。以七年級下冊第六單元“一方水土一方人”為例，在向學生傳遞我國南北東西各個地區的情況時，可以從整體角度學，通過小組形式安排學生進行詳細探討，使得學生既獲得了足夠的知識理論，多種社會能力也得到培養。

學生觀看教師展示的東西南北各個地區的不同優美風光，注意力被大大吸引后，教師組織學生參與小組討論，學生按不同分組選擇不同的旅游區域設計個性化的旅游路線和旅游方案。制定好旅游方案后，由教師提供課堂進行演示，學生演示的手段不受限制，游記、日志、信件、影像圖片、新聞報紙，各種形式均可。展示完成后，教師通過提問引導學生思考不同地區自然條件與人文特征的巨大差距。

同時也可以采用洽談會形式，以西線旅游為例，可以設定學生在西部旅游線路中遇到西部開發項目，學生通過模擬形式探討如何進行人才招聘與貿易的投資，積極思考提出眾多的“金點子”。

四、多加利用課外資源

校本學習資源的使用固然可以提高學生學習社會學科的效果，校外的社會學習資源若被善加利用也可以提高學生社會學科的學習成績。對比校本學習資源的單調枯燥，課外資源更加豐富，更加具有吸引力，如學校所處城市的烈士陵園、名人故居、名勝古跡，學生在教師的組織下進行參觀游覽，在取得更加豐富、更有價值的學習素材的同時，學生也培養了自身的研究能力，在實踐過程中解決了教師制定的課題。

信息課外資源與社會課外資源同樣具有豐富的形式與數量，信息平臺的建立使得社會學科題材的信息資源比以前更加容易獲得。以《百家講壇》為例，學生日常在家中就可以觀看，在學校也可以以小組形式參與討論。同時，學校建立電子圖書室，學生可以自行查閱社會學科資料。

現代學科趨向綜合發展方向，社會學科也可以借助他科的資源進行學習。學生可以自己動手制作渾天儀、土電話等模型，培養自身的創造意識，培養自己的動手能力。

五、結語

初中階段的社會學科是一門綜合性的學科，涉及到史、地、政三個學科領域，學生若要提高學習成績，需要掌握科學的學習方法，既要從自身出發積極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也要依靠教師的適當引導充分參與到教學過程中。科學的學習方法離不開教師的科學教學，學科學習是一個師生互動的過程，教師要從多個角度、采用多種手段輔助學生掌握學科的學習方式。

參考文獻

[1]王克安.初一社會學科學習方法的指導研究[J].考試周刊,2008（34）

[2]童建偉.淺談如何培養初中生學習歷史與社會的興趣[J].成才之路,2011（09）

社會科學的方法論范文第3篇

關鍵詞：方法論個體主義 詮釋 合理性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three different explanations of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which show that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has both the definite characteristic and the changing aspects: the first as the analytic pattern in Economics， the second as the analytic pattern in Social Science and the third a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analytic pattern and value justification. The some rationalities of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consist in not only its analytic course and expository function but also transcending the existed conformation， and needing the other methodology as its complementarity. It seems contrary for the existence of such two kinds of rationalities， but this is just the real situation of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and it also reveal that the rationality of methodology itself is a complementary structure which contains the intrinsic tension.

Key words: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explanation; rationality

方法論個體主義的著名批評者金凱（Harold Kincaid）說：“方法論個體主義在經濟學和其它社會科學中被廣泛接受，但這一學說本身卻很少被清楚地表述，事實上許多不同的思想都落在個體主義的名目之下”。[1]對方法論個體主義很有研究的霍利斯（M. Hollis）也說：“我不認為個體主義是一個簡單或明晰的題目。我以為，廣義地說，一個個體主義者是把分析的優先性賦予單個（或他們的狀態）的人。這種優先性可以是本體論的，認識論的或形而上的，也可以是倫理的，政治的或社會的。”[2]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對方法論個體主義的詮釋主要有以下三種類型：作為經濟學分析模式的方法論個體主義，作為社會科學分析模式的方法論個體主義，以及作為分析模式與價值辯護相結合的方法論個體主義。透過這三種詮釋，我們可以對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合理性問題乃至一般方法論的合理性給出一種特定的理解。

一、作為經濟學分析模式的方法論個體主義

方法論個體主義，國內由英文詞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翻譯而來。 關于這一術語的來源，馬克布勞格指出：“看起來早在1908年熊彼特就發明了‘方法論個人主義’的表達，他還是第一個把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和‘政治上的個人主義’區分開來的人，前者描述的是經濟分析的模式，這種分析總是從個人的行為開始，而后者表達的是政治的綱領，在這種綱領中對個人自由的保留成為檢驗政府活動的試金石。”[3]布勞格的這一說明以馬克盧普的論述為根據，后者曾引證說：“熊彼特是進行這種區分的第一個人，或者至少創造了這樣一個必要的詞來表達這種區分，因為他說過，是他提出了‘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名字”。[4]

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中，通過‘政治上的個人主義’、‘社會學上的個人主義’和‘方法論個人主義’”的對比分析闡明了方法論個體主義是一種經濟學的分析模式：

所謂‘政治上的個人主義’，我們是指經濟政策問題上的自由放任態度。這種態度在德國被謔稱為‘斯密主義’或‘曼徹斯特主義’。無論哪個經濟學家，只要他根據有關單個家庭和企業行為的假設來建立其理論結構，就會被懷疑在頌揚他所描述的個人私利相互自由作用的結果。

所謂‘社會學上的個人主義’，是指十七和十八世紀廣泛流行的觀點，認為自我控制的個人構成社會科學的基本單位；認為所有社會現象都可分解成為個人的決定和行動，而對個人的決定和行動不必也不可能用超個人的因素作進一步的分析。這種觀點就其隱含有一種社會過程的理論而言，當然是站不住腳的。但并不能因此而認為，為了特殊的研究目的，也不允許從個人特定的行為著手研究，而非得研究影響這種行為的因素不可。我們可以分析家庭主婦在市場上的行為，而不研究影響這種行為的因素。由于不同社會學科的分工的不同，人們會自然而然地這樣去做，而不一定含有任何關于‘社會’和‘個人’的理論。由此我們便談到了‘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那么，這個概念是怎樣應用于那個時代的一般經濟學的實際過程的呢？

可以證明，在主要使他們感興趣的問題的范圍內，也就是在有關經濟機制的邏輯性的問題的范圍內，那個時期的理論家所采用的方法，可以作為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來加以辯護，而且他們的研究成果，就其本身而言，實質上并沒有受到這種方法所固有的限制的損害。[5]

熊彼特這段話表明了以下三層意思：

第一，方法論個體主義不同于政治上的個體主義；

第二，方法論個體主義不同于社會學上的個體主義，即社會科學意義上的個體主義；

第三，方法論個體主義是經濟學家用于解決經濟問題的一種合理方法。

熊彼特對方法論個體主義和政治上的個體主義的區分，受到一些經濟學家的贊許。他們認為這兩者常常被混淆起來，而實際上“前者是從諸如自由對于人類進步和公共福利的貢獻比其它任何東西都多的前提出發，得出一系列實用的斷言；后者不做這類事情，不斷言什么，也沒有什么特別的前提。它僅僅意味著在一定的經濟過程的描述中，一個人最好從個體的行為開始”。(Das Wesen， P.90， 1908)馬克盧普認為，由于熊彼特對這一概念的區分，“經濟學理論可以運用堅固的個體主義的或‘原子主義的’的方法，而不需要使自己承擔自由放任這樣的政治綱領的負擔”。[6]

熊彼特把方法論個體主義與社會學上的個體主義區分開來，是他為保持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合理性而設置的第二道防線。他認為，社會學上的個體主義內含社會與個人的一般關系，但它又主張只從個體出發去研究社會問題，因而是站不住的。與它不同，方法論個體主義不涉及社會與個體的一般關系，它在特殊的研究目的之下限于特定的學科，屬于特定范圍內的抽象，因而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熊彼特所說的這種分析模式是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形成時所用的方法。當時，邊際主義者用這種方法構造了比較完整的微觀經濟理論。熊彼特對此作了高度評價，認為是一場革命。關于這場革命的方法論特征，門格爾作了如下的概括：經濟分析最重要的前提是追求個體利益的動機，必須從這樣的一般前提出發進行演繹推理，從而說明價格是如何形成的。熊彼特同意這樣的概括，認為“1900年前后雖然尚未出現統一的經濟科學，但已存在一種理論上的分析工具，其基本特征在各處是相同的”。基于這一點，可以認為“杰文斯、門格爾和瓦爾拉所傳授的，實質上是相同的學說”。[7]

熊彼特通過分析新古典經濟學的內容進一步說明該方法的特點，其基本要點是：

1、對個體的描述是分析的出發點：“經濟學家所研究的是過正常商業生活的人”，他的行動會使滿足或利潤最大化；[8]人們“不同的需求給貨物（Goods）這個概念下了定義，并可以按一確定的（主觀）重要性的次序予以排列”；[9] “隨著我們所獲得的每種貨物的數量不斷增加，我們對每增加一‘單位’的欲望的強度則不斷下降，直到達到零點”。

2、從上述描述推出下述定理：“為了從任何一能滿足不同欲望的貨物（包括勞動或金錢）中獲得最大的滿足，一個人（或家庭）必須這樣分配該貨物，即使其在每一用途上的邊際效用相等”。進而推出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交換價值只不過是一通用變換系數的特殊形式，經濟現象的全部邏輯即從這個系數導出”。成本、生產、分配理論是“將邊際效用原理的應用范圍延伸到生產與‘分配’的整個領域。”一般均衡理論是瓦爾拉通過邊際效用達到的新水平，邊際效用原理只是它的特殊形式。[10]

如果上述表述還有難解之處，那么當代微觀經濟學的分析就更加簡潔：以偏好公理和效用概念表達個體的偏好性質和程度，使它具有邏輯一般的地位；然后在確定的約束條件下推出他的最佳需求，并把這些個體需求的總和視為市場的需求；最后，需求和供給的相互作用，達到了供給量與需求量的均衡點，形成市場價格。

上述分析的共同特征是：從個體的單子性質出發，邏輯地推出微觀經濟學的整個理論。

熊彼特和主流經濟學家們認為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合理性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它已被證明是最有用的經濟分析模式；其次，它運用了自然科學的抽象分析和演繹方法。盡管它“不否認對個體的行為存在著強烈的社會影響，不否認社會組織成員之間的緊密聯系，也不否認社會實體對于社會學分析可能有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可以使用抽象分析獲得了合理的立足點，所以可以不考慮上述因素。也因為此，它認定方法論集體主義“沒有可以感知的優點”，“在經濟分析中是多余的”。[11]

熊彼特的抽象分析還有其特殊性。按照他的方法，抽象的結果不僅是立足于個體的分析線路，而且也是特定的經濟學視野。這是熊彼特視方法論個體主義為經濟學分析模式的原因所在。他認為立足于一定的學科領域的研究，比較接近于自然科學的那種分科研究，也比較能夠方便地運用自然科學中的還原論邏輯，其結果也比較容易得到辯護。這也是他回避將分析模式推廣到社會科學的一般領域，也回避作價值辯護的一個原因。

雖然熊彼特認為這種方法論個體主義有他所說的這些長處，但體現為長處的地方往往也是短處之所在。作為一種方法論，把它限制于經濟學領域無疑顯得狹窄，而且人為地給予限定，理由并不充分。同時，排斥價值性的內容，把方法論個體主義的科學表述限于知識邏輯的范圍，這一“觀點受到了邏輯實證主義先驅者馬赫、彭加勒和杜恒的影響”。[12]為了獲取純粹的科學性而回避價值性的內容，對于社會科學來說是不是一種科學的態度？社會科學與價值有沒有確定的聯系？如果有聯系，那又如何對它進行刻畫？這些問題擺在方法論個體主義面前，也為方法論個體主義以后的變化埋下了伏筆。

二、作為社會科學分析模式的方法論個體主義

實際上，方法論個體主義很快就跨越了它與社會學上的個體主義的分界線，成為社會科學領域的一種分析模式。斯考特高登指出這種情況：“‘方法論個人主義’一詞最早由約瑟夫熊彼特提出，他用此詞意指正統經濟學中占統治地位的方法論規則。自從那以來它已經更為一般地被視為這樣的學說：社會現象必須根據個體行為而解釋。”[13]

方法論個體主義的這種擴展來自兩方面的努力。

一方面是經濟學本身的膨脹。沙文（Shaun Hargreaves Heap）等人認為，經濟學家有一種學科性的“帝國主義式的野心”，他們總是希望自己的分析模式擴展到其它研究領域。同時，由于經濟學分析模式立足于對人的特性的一般概括，因而本身就存在著擴展的基礎。新古典經濟學到20世紀30年代由萊昂內爾羅賓斯作總結時，其基本任務已經變成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這一規定并沒有把經濟學研究限制于通常所理解的經濟現象。恰恰相反，按照這一定義，經濟學應當被運用于所有的人類行為。芝加哥經濟學家蓋里貝克對此描述說（1976， p.8）：

“的確，我已經達到了這樣的位置，在這里經濟學方法是應用于所有人類行為的廣泛性方法，這些行為涉及貨幣價格或影子價格，重復性的或不經常的決定，感情的或機械的終端，富人或窮人，男人或女人，成人或孩子，聰明人或笨拙的人，病人或臨床醫生，企業家或政治家，教師或學生。

“所以，‘經濟學方法’不僅是一種精確的、通常也是稀缺資源配置的技術性研究，而且也是潛在的一種更為廣泛的人類生活的范疇。如果后者顯示了狂熱的野心勃勃，那么它反映出時間、能量和感情是具有選擇性用途的稀缺資源。我們按照重要性程度的不同對它們進行投資以獲得最好的回報。如果我們所有的選擇都具有一種廣泛的投資效益結構，那么所有人類行為都可能讓它的秘密服從于‘經濟的’分析。”[14]

另一方面的努力來自經濟學之外，是熊彼特所描述的社會學上的個體主義的影響。這種社會學上的個體主義傳統，按斯考特的看法能夠追溯到托馬斯霍布斯。霍布斯的基本觀點是，社會現象能夠化解為個人的行為，它必須根據支配個人行為的動機來分析。[15]到了穆勒這里，他將其表述為“社會科學中的化學的，或者實驗的方法”：“社會現象的法則只不過是，也能夠不過是社會狀態中聯結到一起的人類的行為和熱情的法則。然而，在社會狀態中的人們仍然是人；他們的行為和熱情是服從于個人天性法則的。…社會中的人類所具有的性質只不過是他們原來所具有的那些性質，它們能夠被分解為個人的天性法則”。[16]

盡管熊彼特對社會學上的個體主義提出了批評，但它作為一種傳統仍然影響不衰。在社會學領域，韋伯說：“就社會學所要達到的目的而言，它不會承認存在一種其‘行為’如同集合個性那樣的東西。當我們在社會學的語境中，指稱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團體’、一個‘家庭’、一支‘軍隊’或其它類似的集合體時，我們所指的僅僅是單個人實際或可能的社會行為的某種擴展”。“集合體必須唯一地被視為單個人特定行為的組合和組合方式。”[17]韋伯以此觀點說明社會現象，強調社會科學家應當首先厘定歷史的成分，在這些成分之間劃出因果線條，使具體的結果歸之于具體的原因。后來他又堅持“社會科學家的第一位的任務是建立一個一般可應用的理論系統，為此提出理想類型的使用類似于演繹經濟學中的模型”。[18]這兩個提法的邏輯模型雖然有所不同，但都是落腳于個體的解釋。

沙文等人對理性選擇概念的描述反映了相同的事實。他們指出，理性選擇概念最早應用于霍布斯的《利維坦》中。在這本書里，霍布斯把國家機構看作理性個體為了保護他們的生命免于“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危險而協議建立的。這種立足于個體選擇的“社會契約”傳統一直延續到現代的約翰羅爾斯。沙文特別強調，這一傳統不是源于而是平行于經濟學在發展。耶利米邊沁對理性選擇理論的貢獻超過了亞當斯密。[19]

上述兩股力量推動方法論個體主義從經濟學的分析模式轉變為社會科學的分析模式。這種推動本身當然存在某種差別。來自經濟學方向的，是經濟學分析模式向經濟學以外領域的擴張，其演繹性的模式并無變化；源于社會學上的個體主義傳統的擴張，既有應用領域的擴張，同時也有分析模式的擴展，它可能是演繹性的分析，也可能僅僅是因果性的分析。但是，它們的共同結果是，方法論個體主義很難再獨守熊彼特所限定的經濟學閨房。從1930年到1955年間，先是理性個體選擇的形式公理理論，接著是博弈論，然后是公共選擇理論，方法論個體主義作為分析理論實際走出了經濟學的疆域。與此相一致，人們也更多地在社會科學的范圍定義方法論個體主義。比如，波普說：“社會科學的任務乃是在以描述的或唯名論的詞句來審慎地建構和分析社會學的模型；那就是說，是以個人的以及個人的態度、期望和關系等等的詞句來進行的——這個公設可以稱之為‘方法論的個體主義’。”[20]哈耶克也有類似的定義：“我們在理解社會現象時沒有任何其它方法，只有通過對那些作用于其他人并且由其預期行為所引導的個人活動的理解來理解社會現象。”[21]

方法論個體主義的這種擴展表明，方法論個體主義是能夠在社會科學領域被使用的。同時，這種擴展也產生了新的特征。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分析模式從純粹演繹性的分析擴展到演繹和因果分析并舉，方法論個體主義的武器庫有所擴充，而擴充的同時，邏輯性質也有一定的變化。不過，它也面臨著實際的問題：這種擴展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何種條件下是合理的？

方法論個體主義的推廣，與下面的一元論預設相聯系：社會科學領域存在著普適的、唯一的科學方法論。根據這一預設，方法論個體主義就是普適的、唯一的科學方法論，它應該也能夠面對和說明社會領域的所有現象。這一結論引發了兩個問題：第一，由于它涉及了社會和個體的一般關系，因而受到方法論整體主義的挑戰。方法論整體主義從相反的方向研究問題，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普適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第二，社會生活始終包含著價值，如果方法論個體主義能夠面對社會領域的所有現象，那它必須把價值納入自己的視野而不是排除在外。這就必須確定作為分析模式的方法論個體主義與價值是怎樣的聯系，以及在這樣的聯系中方法論個體主義將會有什么樣的新特征。

三、作為分析模式與價值辯護相結合的方法論個體主義

波普和哈耶克作為方法論個體主義者，其顯著特點是確認方法論個體主義與價值辯護的聯系，把對自由的辯護納入論題的范圍。布勞格對此所作的批評反映了這種情形，他說：“波普在這方面的區分并不象熊彼特那么清楚，因而他為方法論的個人主義的辯護，或者干脆說他對方法論的整體主義的批評，有時候就不合邏輯地和為政治的個人主義的辯護纏在一起”。[22]

實際上，波普和哈耶克的邏輯與布勞格的邏輯不屬于同一類邏輯。他們的方法論個體主義既是社會科學的分析模式，又具有價值辯護的性質和功能，是分析模式與價值辯護相結合的一種方法論。他們有兩個主要的論證：一個立足于方法論個體主義的特殊性，立足于方法論個體主義與方法論整體主義的對立；另一個立足于方法論個體主義的一般特性，立足于科學與價值的一般關系。

第一個論證通過以下邏輯展開：方法論整體主義是專制主義的認識基礎和理論來源，對方法論整體主義的批評和對方法論個體主義的維護，也就是對自由的維護；同時，方法論整體主義是一種類比性的生物學理論或有機體理論，在這種理論中個體自由為有機性所消解，因此反對這種有機的方法論整體主義，維護方法論個體主義，也就是維護個體自由的存在。

波普認為，方法論整體主義堅持認識事物和歷史能夠也必須從整體出發，這個整體是“一個事物的全部性質或方面的總和，尤其它那各個部分之間的全部關系的總和”。[23]正因為此，方法論整體主義獲得了認識總體的絕對真理權，因而能夠“從總體上重新設計社會”和“重建社會”。[24]由此，社會和人沒有一個選擇和道德決定的問題，自由在此沒有應有的地位。同時，這種觀點“強調社會集體和有機體之間的相似性”，認為“社會學像一切‘生物’科學，即一切研究有生命的物體的科學一樣”，[25]把社會集體解釋為生物的有機體，個體之間的關系解釋為有機性的關系，從而使個體失去了他們的獨立性、自主性和選擇性。方法論個體主義與之相反，它不奢望對整體的絕對認識和完全控制，知道不可能有認識和社會運作的全能。同時，它不認為個體之間是有機體的關系，而堅持個體是一種獨立體和價值源，一種具有活的精神的“原子”，從而保證了自由的本體性存在。

第二個論證認為，經濟學乃至一般社會科學學科的出現，不是純粹理性的產物。方法論個體主義作為它們的方法論，也是如此。哈耶克說：“經濟分析從來就不是對于社會現象的原因的單純智力好奇心的產物，而是一種強烈要求重建一個引起了人們深刻不滿的世界的結果。”[26]波普也引用康德的話說明純粹理性與價值選擇的關系：“屈服于好奇心的每一種念頭，讓我們的探索熱情除了自己能力的局限而外并不受任何事物的束縛，這一點就表現了一種與學術研究相稱的心靈的渴望。但是在所呈現出來的無數問題之中，要選擇出那些其解答對于人類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卻只有智慧才能有此優點了。”[27]這里，智慧包含著價值判斷。

波普認為，科學的社會獲得和表達不是獨斷性的，而應當是自由精神的體現。自由的超越性也是科學的規定性，科學的存在與發展以此為條件。他反對“社會科學的任務必然是做出社會的即歷史的預測”[28]的觀點，認為這一觀點沒有給人的自由留下地盤，是“對科學方法的嚴重誤解”。[29]科學所依據的是有限理性而不是無限理性，只有前者才能使自由的空間有可能保持，也只有自由和有限理性的適當結合，科學的發展才有可能。哈耶克從本體基礎的角度進行說明：“我們所努力為之的乃是對理性的捍衛，以防理性被那些并不知道理性得以發揮作用且得以持續發展的條件的人濫用。這就要求我們真正地做到明智地運用理性，而且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維護那個不受控制的、理性不及的領域；這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領域，因為正是這個領域，才是理性據以有效發揮作用的唯一環境。”[30]

上面的論證都是力圖表明，方法論個體主義既是對個體自由屬性的科學分析和抽象，又是對個體自由的確認和辯護。這種方法論個體主義雖然不是典型意義上的價值學說，但它打破了分析模式與價值學說兩立的局面，確認它們之間存在著內在的關聯，從而表明方法論個體主義作為社會科學方法論在特定的意義上不是價值無涉的。這一擴展改變了實證主義對方法論個體主義的限定，反映了社會科學研究在當代的某種傾向。同時，這些論證也是對方法論個體主義更加全面的辯護。它強調，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合理性不僅是認識上的（分析線路），也是價值上的（維護自由），而且還是認識與價值聯系之中的（科學與自由的內在關聯）。

然而，新的辯護并不意味著方法論個體主義確立了它的絕對合理性。實際上，波普的論證本身不具有完備性。他所批評的方法論整體主義只是一種絕對的、有機的整體主義。這種極端的方法論整體主義與自由的關系可能是對立的。但是，非極端的方法論整體主義卻不一定與自由處于對立的狀態。對這些方法論整體主義，不能排除它們也可以與自由具有一定的相容性或支持性關聯。換言之，在方法論領域方法論個體主義仍然面對方法論整體主義的挑戰，它并沒有得到充分的根據證明自己是社會科學領域唯一合理的方法論。所以，問題可能轉變為兩個方面：或者方法論個體主義還沒有找到合適的論證，或者這一論斷的前提就是可疑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不一定存在唯一合理的方法論。馬爾科姆盧瑟福近期的研究試圖表明，社會科學的方法論既不完全屬于方法論個體主義，也不完全屬于方法論整體主義，而是兩者某些內容的結合或兩者的互補。[31]方法論個體主義本身也存在著與此相呼應的調整，阿伽西的弱方法論個體主義已經承認和接納了方法論整體主義的某些合理因素。

實際上，從科學與價值的二元聯結中把握方法論個體主義，不管論證者是否意識到，這一看法已多少沖擊了社會科學是絕對一元參照系的觀點。社會科學方法的一元論本身是簡單性科學的結果，它的出現可能有助于認識社會科學的某些特征。但它把與價值的聯系、把科學方法的多樣性抽象掉了，因而使社會科學失去了一些基本的特征。方法論個體主義的上述擴展，客觀上是對簡單性的揚棄，包含著對自身的某種超越。方法論個體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可能都需要從認識和價值兩個方面重新審視自己的前提，確定自己的地位以及與對方的關系。

總的來看，方法論個體主義的上述三種詮釋，從經濟學的分析模式到社會科學的分析模式，再到分析模式與價值辯護的結合，它的基本特征仍然是落腳于個體的分析優先性或優越性。這一特征是方法論個體主義某種合理性的注腳，它體現為獨特的分析線路和解釋功能，體現為與自由價值的特定關聯。但是，方法論個體主義上述的演變也表明，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合理性又體現為對已有形態和特定局限的超越，體現為它與其它方法論的互動互補關系。這兩種合理性在一定意義上是相悖的，但它卻是方法論個體主義的真實境遇。它說明，方法論的合理性范疇不是一個絕對的同一物，它本身可能就是包含一定內在張力的互補性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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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的方法論范文第4篇

當代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社會系統是一個開放的復雜巨系統，社會科學研究面臨以下幾個挑戰［3］:(1)研究目標是探索未知領域;(2)研究對象不再是單純的自然環境或者是人類社會，而是由人類、社會與自然構成的復合系統;(3)研究組織越來越復雜，隨著大科學的分工越來越細化，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研究組織已由單一科研機構或科學家組成科學研究群體;(4)研究問題所涉及的領域越來越廣。例如，重大工程管理問題中不僅涉及工程技術，而且涉及社會、經濟、環境與人文領域，干系人不僅有政府、企業，而且關系到數量巨大的公眾，因此，當代社會科學研究常因所研究的問題變量多、隨機性強以及要素關聯復雜而無法建立數學模型或無法求解。至于單純的定性方法更缺乏分析問題的深刻性與精細化，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傳統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在復雜問題面前的“窘迫性”。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單純利用某一門學科知識不能很好地、甚至不能夠解決日益復雜的社會科學問題。

學科交叉與融合是兩個有緊密關聯而側重點又有一定區別的概念。交叉，主要指匯集，反映的是系統科學中的“集成”思想;融合，更強調相互滲透、合為一體，更多的是在化學層次、生命層次、質變層次上的結合，反映的是系統科學中的“綜合”思想。學科交叉與融合的背后隱藏的是普遍性的哲學規律，即世界萬物都是相互融合與相互作用的。在科學目標、科學價值以及科學組織管理層次高度統一的“大科學”時代，學科交叉與融合實現了當代社會科學研究在理論層次以及基礎和應用層次的相互融合，打破了傳統學科的劃分，使社會科學研究者獲得了更加廣闊的視野，從而在方法論上實現創新。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對社會現象及其規律的研究，既包括宏觀問題，也包括微觀問題;既包含結構性問題，也包含非結構性問題;既包含可定量的問題，也包含難以定量的定性問題;即使一個領域的同一類問題，也有研究目的不同、研究視角不同、研究者學術偏好不同的差異性，因此，在社會科學研究中，不能只依一個理念、從一種角度、用一種方法、使一種工具就能解決問題，特別是當前社會科學研究中面對的社會現象與問題較為復雜，這就更需要在研究過程中，把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相結合、科學理論與實際經驗相結合、定性與定量相結合、人與計算機相結合，并使這些結合相互滲透、合為一體，即形成“融合”，融合不僅能涌現出新的前所未有的研究能力，還能涌現出前所未有新的學科分支與學科領域。隨著社會科學研究中大量復雜性、跨領域性和綜合性問題的不斷涌現，當代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專家學者在進行前瞻性探索時往往需要借鑒于其他相關科學領域。這種借鑒，不僅僅局限于社會科學領域內，通常還會涉及自然科學、科學技術，這是當代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學科交叉與融合的典型特征。

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大力推動學科融合與交叉，不是一時的權宜之計，更不是單純的研究技巧，而是因為只有通過學科交叉與融合才能產生新的認識與分析復雜社會現象的能力，增強對社會問題研究的精細化與準確度，進而提高對社會問題復雜性的預見性和駕馭力，因此，學科交叉與融合是當代社會科學研究取得創新性成果的一條重要途徑，許多成功案例表明“在學科交叉與融合的邊緣發現科學問題，在學科交叉與融合的過程中解決科學問題”已成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規律。由此可見，社會科學研究運用學科交叉與融合，充分體現了系統科學思想中集成與綜合，在集成之上綜合，在綜合之上集成，即運用綜合集成思想。系統科學中的綜合集成思想是我國以錢學森為首的系統科學家歷經幾十年探索提出的認識、研究和處理復雜系統問題、體現東方哲學智慧與文化特征的方法論。因此，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開展學科交叉與融合需要充分運用綜合集成思想，以“定性定量、科學實驗、虛實結合、綜合集成”為指導原則。當前，實現交叉與學科融合主要有兩種途徑:(1)以解決某一特定問題為契機而將多種學科聚集在一起的跨學科研究機構模式;(2)通過開設多課程知識點的綜合課程來實現學科交叉與融合的高校交叉學科教育模式。

二、實踐體會:開展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指導原則

自上世紀末，學者們在研究工作中就不斷發現和體會到所研究的社會科學問題日趨復雜，如大范圍環境治理問題、重大工程管理問題等都不僅涉及工程技術，而且涉及社會、經濟、環境與人文領域，干系人不僅有政府、企業，而且關系到數量巨大的公眾，因此，常因問題變量多、隨機性強以及要素關聯復雜而無法建立問題的數學模型，至于單純的定性方法更缺乏分析問題的深刻性與精細化，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傳統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在復雜社會問題研究面前的“窘迫性”。近年來，國內社會科學研究者開始以復雜系統為基本理論，綜合博弈論、運籌學和統計分析等數學方法、人工社會、元胞自動機、多主體系統、心理學、行為科學、文化基因等多學科交叉的計算實驗方法開展對復雜社會系統多要素行為、宏微觀層次之間相互影響以及系統整體狀態演化規律的研究，研究領域涉及經濟系統演化、公共管理、環境綜合治理、重大工程管理等，取得了一系列創新性的研究成果。回顧和總結多年來社會科學跨學科研究的探索，本文形成了以下幾點建議。

(1)從現代“大科學”時代的高度來認識基于學科融合與交叉的當代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創新的重要性，要認識到學科交叉與融合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從總體上說，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推進學科交叉與融合是一項系統工程。從學科領域看，它既涉及對社會系統與社會科學問題的科學認識，又關系到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在當代大科學時代的相互滲透與融合的動力學機制，還關系到現代社會科學人才培養模式及知識結構設計等;從政策角度看，它涉及發展和繁榮社會科學的戰略思考和安排，又關系到相應的政策設計與落實，還關系到能充分體現這些戰略與政策的具體規劃與執行，更要創造有利于學科交叉與融合和有利于多學科人才協同工作的文化氛圍。

(2)要深刻認識到，在綜合集成思想指導下，大力開展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創新，并形成當代社會科學研究新的方法論體系，它不僅包含著對社會科學研究問題新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創新，還要求研究人員在方法論創新的基礎上形成具體的研究方法、手段、技術、工具的“落地”，實現方法論到方法的轉換，以及新的方法在解釋現象、揭示規律和指導實踐等社會科學研究實際應用中的成功應用，很難講關于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創新是成功的。因此，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創新其實質是關于科學哲學的多層次、整體性的反思和變革，而不能僅僅認為是一些研究方法的改進和新技巧的采用。

(3)要進一步深刻認識當代社會科學問題的系統復雜性。正是這種系統復雜性，使得社會科學問題既有結構性又有半結構或無結構性、既有同構又有異構、既有同步又有異步、既有靜態又有動態、既有穩勢又有演化、既有物理又有事理還有人理，因此，必須要區分不同場合、不同階段、不同層次、不同主體，綜合運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理論與方法才能更準確、更透徹、更精細地揭示社會科學問題的本質、發現規律、解釋現象、指導實踐。

(4)運用多學科交叉與融合方法研究社會科學問題不是個別問題的研究“技巧”，而是當代社會科學研究的大趨勢，因此，需要有宏觀上推動這一大趨勢的戰略思考與戰略安排，以逐步形成促進、鼓勵學科交叉與融合的大氣候、大環境、大制度和大文化。

(5)要進一步調整和優化社會科學人才培養的知識體系。運用多學科交叉與融合方法開展社會科學研究，關鍵是人才。這樣的人才除了要有“大科學”理念外，還要有較廣闊的知識面并掌握跨學科研究問題的技術與方法，如果一個社會科學研究人員在整個受教育階段僅僅接受傳統的“文科”知識教育與訓練，對文科之外的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特別是對現代系統科學、信息科學基本不知或知之甚少，那他必然很難在一個復雜社會科學問題面前能夠產生跨學科研究的聯想，更無力運用多學科手段來分析、解決問題。應該說，目前現狀不容樂觀，現在大學的社科人才培養還較嚴重地表現出學科割裂現象，相比而言，現在的理工科專業倒比較重視學生的人文素質教育，相反，人文社科專業很少開設理工知識課程，如果這樣的情況不加改變，大量年青的人文社科新生力量在學科交叉與融合問題上必然“先天不足”，一談學科交叉與融合就容易“心虛”與“乏力”，這一狀況應引起有關主管部門的高度重視。

(6)應當建立若干以學科交叉與融合為特色的社會科學研究基地。運用跨學科方法研究社會科學問題并不意味著任何單位、任何團隊、任何個人在研究工作中都必須運用學科交叉與融合方法，這要看所研究問題的性質和需要，但從整體上講，在我國高等院校與科研院所，選擇若干有基礎、有能力、有經驗的單位和部門，建立以學科交叉與融合為主要特色的社會科學研究基地，讓他們專注地、持續地開展相關研究是必要的，這些基地既能夠成為我國跨學科開展社會科學研究的創新基地，又能夠起到重要的推廣和示范作用。

(7)大力營造有利于跨學科研究的學術文化氛圍。跨學科研究是一件創新性極強的工作，首先，跨學科研究的問題一般都是比較復雜的問題，本身就具有研究的難度。另外，跨學科又涉及多方面的系統整合，又有一系列新的復雜問題要解決。因此，從事跨學科研究必然有較大的風險，取得創新性成果的時間一般也較長，因此，如果研究價值觀不科學、不辯證，在衡量科學成果的指標時唯論文數量、或過于短視或急功近利，都容易使人浮躁、逼人追求“捷徑”，而使人不愿意作艱苦的跨學科的創新性研究，為了避免這一情況出現，需要我們對研究人員的業績考核、對研究成果的認定以及對研究中出現的失敗都要有更科學、辯證、寬容的態度，真正讓跨學科創新文化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得以體現并蔚然成風。

三、結語

社會科學的方法論范文第5篇

關鍵詞：非中心化；非中心化方法；中心的重建

一

隨著“‘非中心化’思潮”越走越遠，它們對中心的完全消解直至虛無，日益受到其他學者的批判。有學者指出，反本質主義的最大問題，是把現實的一切問題都歸到了話語的層面，而沒有觸及這些話語得以產生的現實；而反基礎主義面臨的困難是，知識如果沒有基礎，就沒有真假，就僅僅是通過對話達成的共識。“缺乏共同評價標準，這樣的對話將把人們引向哪里？沒有共同評價標準意味著，對話不僅沒有意義，而且實際上也不可能。”[1]德里達也常常被人們指責為相對主義或虛無主義，盡管他強調解構不是完全消極的，甚至對人們認為他的解構就是摧毀一切感到很惱火，而一再申辯。[2]盡管有其他后現代主義者同德里達一樣，力圖對極端的完全消解做些矯正，但依著學術慣性，他們注定無法從洪流中脫身。當人們的思想不得不回到常識中來時，從皮亞杰提出認識客觀化的“非中心化方法”到陳其榮、曹志平提出“認識的‘非中心化’方法論”這條路線就顯得彌足珍貴。

二

皮亞杰認為，在人類或社會的研究中，人們有一種“自發性”思想或者傾向：“認為自己處于世紀的中心，處于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的行為規則甚至習慣確立為普遍的規范”。[3]（P10）這種認識的自發性中心化，是影響人類認識客觀化、具體化、系統化、社會化的重要因素。

陳其榮、曹志平在《科學基礎方法論》中談到，科學思維方式是在實際的科學領域，針對特定對象和具體科學問題而運作和展開的。這就要求我們要劃定問題范圍，從問題與事實出發，而不是僅僅從自己的主觀出發。“這種‘科學化’的基本方式，就是我們講的認識的‘非中心化’。……科學認識發生的首要條件或步驟，是認識的非中心化。”[4]（P144-145）并從解釋學的視角對皮亞杰認識的“非中心化”做出新的理解，指出“人類認識的‘非中心化’”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哲學問題。它不僅僅是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問題，而且也關涉到對人類科學活動的本體論理解。”[4]（P148）他們進而認為，“科學認識是分化的產物。要建立一門真正的科學，必須進行‘非中心化’，即‘列出問題，限定問題的范圍，確定方法，改進方法’。”[5]（P10）“在實踐的基礎上，認識主體、認識手段、認識方法的‘非中心化’相互聯結，一個共同的目的就是知識的客觀系統化。這同時也是認識‘非中心化’的實質。”[4]（P147）當然，他們是在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比較研究中探討人類科學“認識的‘非中心化’方法論”的，所以既強調“非中心化”作為科學基礎方法的一般性，又清楚地討論了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各自面臨“非中心化”方法時的特殊性，并特別指出：“和社會科學相比，人們對人文科學‘非中心化’的看法還存在較大差距。人文科學的‘非中心化’不僅是一個復雜的有待于在實踐中解決的問題，而且也是一個有待進一步探討的深刻的理論問題。”[4]（P171）

顯然，他們所主張的“認識的‘非中心化’方法論”與后現代主義的“‘非中心化’思潮”有著根本的不同：“‘非中心化’思潮”的學術慣性是對中心直至徹底的消解，而“認識的‘非中心化’方法論”則在另一條路線上表現出對“價值關聯”與“價值無涉”的回歸。他們也因此慎重“聲明”：“非中心化”起點的客觀化與主觀性、價值判斷與事實判斷、邏輯形式與歷史進程等二重性，根源于人類社會實踐的二重性，它們之間矛盾的解決最終還是要靠社會實踐。認識的“非中心化”，就是要在社會實踐中打破人類自發的主觀中心化，推進客觀的“非中心化”，最后實現科學思維方式的中心化。[4] （P153）

參考文獻：

[1][英]尼格爾·多德.社會理論與現代性[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2][法]德里達.德里達中國講演錄[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

[3][瑞士]讓·皮亞杰.人文科學認識論[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