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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今年初至5月底,我們公訴部門連續開展了七起不同類型案件的追訴追漏工作,涉及犯罪嫌疑人18人,主要涉嫌的罪名是搶劫、破壞電力設備、非法持有槍支、盜竊以及毀壞公私財物等。其中涉及盜竊共犯10人,占追訴案的二分之一。這些案件到法院后,大部分做了有罪判決,但也有幾起追訴案件沒有得到法院的支持。雖然這幾起案件的主罪法院都已確認,但是從辦案的準確性要求來看,還是存在著質量問題,的準確率、勝訴率、追訴的成功率受到嚴肅挑戰。那么,我們應當汲取哪些經驗教訓呢,筆者認為:追訴的成功與失敗是必然性與偶然性同時存在,我們研究規律、總結經驗教訓,不僅有利于執法的準確性與嚴肅性,還應從更高的角度來分析、觀察問題,全面提高執法能力和水平。就追訴工作來說,應當做到三追三不追。
一、證據單一的不追,證據充分的要追。證據是案件的關鍵,認定事實、情節、定性都要靠證據關聯性、可靠性,同時要更加重視證據量的充足。孤證不能定案,這是現代司法理念的重要內容。之所以不能定案,是因為它沒有完全排除他人做案的可能性,因此,最大限度的獲取證據的最大量,從多種角度來證明犯罪,達到勝訴所要求的確實與充分。我們可以從以下一個案例來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證據充分的重要意義。如:劉承兵傷害案,在劉傷害他人過程中,曾遺留現場一支自制左輪手槍,被被害人將其撿到,交給出現場的偵查人員。這是證據的一方面。但是,在劉承兵不承認持槍犯罪的情況下,我們追訴的時候沒能獲取下列證據:一是自制手槍的痕跡檢驗,是否留有劉承兵的指紋。二是跟隨劉承兵一同打人的人的證言筆錄。三是現場人目擊劉持槍的證言。可以說,這三項如果獲取其中任何一項證據,我們指控劉非法持有槍支罪的事實就能成立。然而,盡管有被害人的證言和槍支的實物來作證,但是無法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性。所以法院不予支持是有道理的。
二、證據不穩定的不追,證據穩定的要追。證據的穩定性是我們認定事實準確性的重要基礎。它要求被告人、當事人、受害人及鑒定結論等證據材料的一致性、一貫性,否則,不論是法官還是檢察官,認定事實就會心生疑慮,產生動搖,大大增加案件的不確定性。和判決的質量就要打折扣。因此,在追訴過程中,對證據出現變化的案件,追訴必須慎重。如:鄒立峰等三人夜間搶劫案,主要被告人供述比較穩定,其他參與人時供時翻,并辯解偵查人員有刑訊行為。雖然被害人證言材料比較固定,但是到底是誰參與了搶劫還是不能最后確定,存在其他人作案的可能性。在沒有其他證據佐證的情況下,認定為共同搶劫,予以追訴,是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的。對待被害人的陳述不一致的情況,也應當給予重視。案發當時沒有說清,事隔時間較長又說得特別清楚,對這種情況要認真分析其證言的可靠性,是否有其他因素在干擾作證。一定要做到其他可能性予以排除,才能認定搶劫共犯。
三、對于案件事實不清的不追,事實清楚只是漏掉罪名的或者漏掉被告人的要追。事實清楚是我們認定犯罪最重要的基礎,一個案件本身反映的事實都不清楚,盡管暴露多種問題,多種追訴線索,也不能簡單進入追訴程序。否則就是追訴了,在支持公訴過程中,也要遇到相當多的難題。有的可能不得不作撤訴處理。因此,我們在審查過程中,要把握以下環節:一是對單個人多起犯罪的,要看主要犯罪環節是否清楚,如果主要環節清楚,在首先能認定基本犯罪的情況下,再開展其他遺漏犯罪的追訴工作。如果法庭不予支持,也能做到有罪判決。如果涉及罪名漏掉的,應果斷地追加罪名。如:我們追訴的張振海放火案,由于被告人多次放火,其中一次是在村外將村民玉米桿點燃,造成2000余元的損失。我們按其行為,不構成危害安全的犯罪,但由于使用危險方法毀壞公民財物,屬情節特別嚴重,按照毀壞公私財物罪追加,法院判決支持我們的意見。二是對多人參與犯罪的案件,要注意區分主要與次要作用的同時,主要看是否在同一事實、同一時間、地點、行為、手段上一致。如果漏掉的嫌疑人均應該予以追訴。如:我們在審查張志權等人盜伐林木案件時,發現共同參與盜伐的10人都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使用同一手段,盜伐6立方米木材。我們先期了4人,法院均做了有罪判決。
綜上所述,追訴能否成功,關鍵看證據是否確實充分,能否追訴的基礎是看事實是否清楚,證據是否穩定,追訴的工作重點是抓住主要環節。只要我們抓了問題的重點,追訴才有可能獲得成功
關鍵詞:職校;禮儀教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一、引言
禮儀作為一種文化,可以有效的展現一個人的教養、風度、魅力,可以直觀的反映一個國家的社會文明程度、道德水平。一直以來,中國就很重視禮儀教育,孔子將“禮”作為重要的教學內容,并指出“不學禮,無以立”。禮儀教育是一種終身教育,也應該是中職學校德育載體的有效途徑。職業學校培養的是符合社會需求的應用型人才,是未來社會的重要主體,但目前中職生存在禮儀缺失的現象,因此中職人才的培養不僅要注重知識技術的提升,還要加強禮儀教育,這既是時代的要求,也是提高中職生道德修養的需要。
二、強化職校禮儀教育的重要意義
第一,有利于提高中職生的道德修養。職校對學生進行系統的禮儀教育,不僅能豐富學生的禮儀知識,還能讓學生掌握社會主義道德要求的禮儀規范,懂得如何使自己的行為符合禮儀規范。真正的人才,不僅要有較高的專業知識與技能,還要擁有良好的品德修養和禮儀教養。一個不懂基本禮儀的學生是不可能成為符合社會需求的優秀人才。現代社會中,禮儀不僅能體現個人的道德情操與知識教養,還能幫助人完善自我。第二,有利于塑造良好的職業形象。現代中職學校中,一些學生對教師基本的禮節都做不到,遇見教師都是視而不見;同學之間也不夠禮讓,甚至大打出手。這與“禮儀之邦”的美譽不相符,也與現代社會對人才的要求不相符。[1]自古以來,禮儀對世界文明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響,中國第一位禮儀專家孔子就指出禮儀對修身養性、持家立業的重要性。中職生面臨自主擇業、競爭激烈的挑戰。現代職場對人才的專業素養與人文素養要求越來越高高,不僅注重其專業技能,還重視其綜合素質。因此對中職生進行禮儀教育,使其具有良好的個性品質,既舉止優雅大方,又善于處理人際關系,從而更好的勝任未來的職業。第三,有利于培養良好的人際關系與社會適應能力。禮儀教育對一個人的成長成才是不可缺少的,對中職生進行禮儀教育,能讓他們掌握各種禮儀規范要求,讓他們懂得如何坐、行、站;如何搭配服飾;如何問候、介紹地方;如何傾聽;掌握職場禮儀,知曉外交禮儀方面的知識,從而在社交領域中游刃有余的處理人際關系。這能促進中職生的社會化,使之更好地適應社會生活。同時禮儀教育對中職生的心理也有調節作用,培育學生良好的人際關系。[2]
三、以禮儀教育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途徑
黨的十強調全社會要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并給出了不同主體相應的價值準則。禮儀原則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準則相契合、價值取向一致、價值目標相同,正是因為兩者諸多的一致性,可以將禮儀教育作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手段。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應充分發揮禮儀教育優勢,真正落實中職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第一,學校應加強和重視禮儀教育。首先學校應把禮儀教育引入課堂。現在一些職校不重視禮儀教育,課程開設中較少涉及到禮儀教育,禮儀實踐活動更是匱乏。因此強化禮儀教育必須把禮儀引入課堂,提高禮儀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比重,對中職生進行系統的禮儀教育,使之認識到禮儀對自身修養提升及未來職業的重要性,從而身體力行,做到知行合一。其次轉變教育理念重視師資建設。教師是課堂教學的主導者,也是禮儀教育的實施者,他們的舉止行為對學生有著潛移默化的作用,因此教師應不斷提高自身的禮儀修養,在日常生活和教學活動中注重自己的言談舉行,課堂教學中不斷滲透禮儀教育。第二,禮儀教育與道德教育相結合。禮儀與道德教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古代禮儀訓練其實就是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是通過禮儀來約束人的行為,規范人的行為,從而提升人的內在修養。但目前中職德育課程得不到重視,偏重的是政治目標,忽略了個人品德的養成,特別是禮儀修養的培養。這就要求中職道德教育與禮儀教育結合起來,課堂上通過創設情境,讓學生親自體驗。如教育學生要尊重他人,與人友善相處,單純的說教學生難以接受,教師可以創設類似的求職情境,讓學生體驗到良好的行為不僅能得到他人的尊重,還能給自己贏得更大的機會,使自己在職場上走得更遠、站得更穩。第三,開展禮儀活動營造良好氛圍。職校應開展多樣的禮儀活動,如成立禮儀隊,在學生中樹立良好的行為榜樣,發揮模范激勵作用;舉辦禮儀風采大賽,使學生在實踐中發揮積極主動性,加深對禮儀的理解,并使之內化;展示校園不文明現象,促進師生對不文明現象的反思,營造人人學禮、知禮、講禮、行禮的校園文化氛圍,強化學生對禮儀的認同,從而自覺踐行禮儀。同時還可以通過宣傳欄、廣播站等加大禮儀知識宣傳,普及禮儀知識,讓禮儀教育滲透到校園的物質文化環境中,使學生受到良好禮儀文化的熏陶。
參考文獻:
[1]羅麗靜.新時期加強與改進中職學生禮儀教育的思考[J].職教通訊,2015(08).
論文摘 要: 本文擬將從社會學視角出發,探討用社會學理論——“行動者網絡”理論來指導現階段的翻譯研究,并將其用于對高校外事翻譯進行分析,進而驗證這一理論指導高校外事翻譯的可行性。
傳統的對高校外事翻譯研究相應地受各個范式的翻譯觀的指導,在結構主義語言學階段,高校外事翻譯多從語言層面上著眼,強調字面上的對等。在多元范式翻譯觀的指導下,有學者用關聯理論、功能論、目的論等理論來探討高校外事翻譯策略,視角多將譯者或觀眾作為出發點或中心。在結構主義范式階段,翻譯研究被禁錮在文本對比和語言(信息)轉移的范圍內,有關翻譯活動中那個最活躍的成分——翻譯主體的主觀能動作用研究就被完全忽視了。解構主義階段,研究成果的共性都在于對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分解上,由此,譯者為了實現這些目的總會按照自己對讀者和譯語需要的理解去制定自己的翻譯策略。由此可見,以上階段的高校外事翻譯都出現了自身的局限性。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在社會學領域,更確切地說,在科學知識社會學領域,一種全新的“行動者網絡”理論在消除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長期存在的對峙、分裂局面上給出了合理解釋,創造了新的平臺。這一理論的提出者拉圖爾、卡龍不僅用這一理論解釋科學、技術,而且將其運用于一般意義上的人類行為各領域。那么,我們可否用其研究我們的翻譯行為呢?筆者現在就從這一理論的發展背景出發,來剖析其用于知道高校外事翻譯的合理性。
“行動者網絡”理論指出,人們做任何事情都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必然受到周圍各種因素的影響,因此,人們的行為應該和這些因素一起加起來考慮,這就是行動者網絡所要完成的任務(黃德先,2000:4)。“行動者”是廣義的,既可以指人,又可以指非人的存在和力量,它們可以是任何的東西,如經濟、意識形態、歷史環境等。“網絡”由特定關系實體構成,它們之間沒有預設關系,其性質和關系有網絡來定義。網絡不僅由人類,而且由機器、動物、文本、金錢與建筑物等組成。“行動者網絡”就是由諸多不同的、互動的行動者通過異質工程建立起來的聯系,行動者網絡并非外部世界中預定行動者的簡單組合,而是由具有不同利益、身份、角色、功能、位置的行動者構成,它們在網絡中重新得到界定。這個界定、安排、賦予的過程就是“轉譯”。只有在相互利益關系“轉移”的基礎上,才能構建起一個穩固的網絡。這種“轉譯”的過程關注信息轉換過程中人類與非人類的對等性,它們都扮演著積極的角色,應同等對待。“物”不是一味地受人塑造,而是反過來也會對人的行為產生影響。“物”被建構的狀況反過來也會建構人的利益和狀況,以及決定它們會采取的行動(庫恩,1981:200)。
翻譯的生產過程也類似于“行動者網絡”理論中的知識生產過程。翻譯也是在網絡中生存的。翻譯行動中的各個行動者是在相互協商、轉換過程中形成一個翻譯網絡,并為實現這個翻譯目的而共同維系這個網絡。在這個翻譯網絡中,行動者有譯者、作者、讀者、原文、譯文、編輯、出版商、評論者、審查者、政策、組織機構等。要分析存在于網絡中的翻譯,研究者必須把翻譯過程參與翻譯事實建構的各個行動者納入進來。
而當我們將“行動者網絡”理論用于對高校外事翻譯進行研究時,我們發現,在高校外事翻譯活動的網絡中,“行動者”除了包括那些與一般文本翻譯相同的因素如原文文本、譯者、譯文文本、讀者、聽眾之外,還包括一些特殊因素,如政治因素、意識形態、民族差異,國家政策,以及教育機構、科研機構間的利益,等等。研究高校外事翻譯就是要同等對待這個網絡中的各個行動者,重新審視其在翻譯網絡中的作用,把行動者和翻譯行為本身連接起來,把原文在本地語境中與新的信息、思想觀念、生產技術、時代特征、政策等因素相連接,生產出最合時宜的語篇。
比如說,在高校外事交流中,經常要翻譯“中國大陸”,我們將其譯成“Chinese Mainland”(China’s Mainland or the Mainland of China),而不能說Mainland Chinese,究其原因,我們發現,正是這張行動者網絡里的各個行動者如政治因素及國家政策在行動過程中發揮各自的作用才得出這個結論,因為如果說“Mainland Chinese”,就會讓人認為既然有一個“大陸中國”,就可能有一個“島嶼中國”,那就是背離一個中國的原則了。同樣,“中國臺灣”應該怎么翻譯呢?在政治因素、意識形態及國家政策這幾個行動者的共同作用下,我們知道,這個詞的翻譯必須體現“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的概念,必須防止出現任何可能引出“兩個中國”、“”或“”的含義。因此,我們最終把它翻譯成“Taiwan,China”。 再比如,在高校外事翻譯中,我們有時會翻譯到國家今天奉行“開放政策”。當“開放政策”最早譯成英文時,在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的指導下,有外國專家建議翻譯成“Open-door policy”,但是,在今天看來,顯然不妥當,因為“Open-door policy”為“門戶開放政策”,這是19世紀帝國主義提出來的侵華政策。在時代背景、政治因素、國家政策等行動者的共同作用下,譯者決策顯然會改變,不會再把“開放政策”和“門戶開放政策”這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策相提并論和互相混淆。所以“開放政策”今天我們譯成“Open Policy”,或更完整地翻譯成“Policy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翻譯網絡可以突破人們慣常的原文、譯文對立,譯者、作者分離,通過翻譯網絡,可以把各個結點上的行動者相互鏈接,把分散開的資源轉變成一張無所不能的強大網絡。在這個網絡中,既沒有譯者這個中心,又不存在原文中心、譯文中心等終極根據,在翻譯網絡中,各行動者都應同等對待。以前那些被看成是外部的、社會的、文化的因素也應重新審視其在翻譯網絡中的作用。一旦一個翻譯網絡建立起來,且非常穩固,就會把翻譯的社會行動者和翻譯行為本身連接起來,那些和翻譯生產相關的翻譯實踐、翻譯準則、翻譯目的、翻譯策略等因素就會和文化語境、社會概況、譯者決策相連接。翻譯生產不僅僅是從一個語境中引進某種信息、思想觀念或者技術,而是這些新的行動者如何在另一個語境中跟本地的信息、思想觀念和技術生產連接,創造出新信息、新思想觀念、新技術。翻譯并非僅用目的語再現原文,而是和各種社會行動者創造新的關系,征召新的行動者,形成新的網絡,是一個知識、社會、實踐與操作形構的過程。
再看一個例子:“我謹代表江蘇省教育廳,預祝河海大學與西澳大利亞大學的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取得圓滿成功!”現在被翻譯成:“I,on behalf of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Jiangsu Province,wish a great success of the joint program between Hohai University and the Western Australian University!”其中,“中外合作辦學項目”是近年來出現的一個新名詞,有的地方譯為“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 program in running schools”。這種譯法本身沒有什么錯誤,但我們發現,在不同行動者的作用與運作下,當文化語境、社會概況等行動者發揮作用時,譯者則略去繁冗的語言信息,直接將此表達翻譯成簡單明了的“joint program”,以適應譯入語體系的習慣,取得更直觀易懂的效果。
再比如: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resumed the exercise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and Taiwan is a part of the sacred territory of our country.在歷史因素、國家政策、政治影響等行動者的共同作用下,我們發現句中“恢復”是絕不能忽略的,否則就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國一直對香港擁有主權的歷史事實,臺灣是我國領土不可分割的(inalienable)一部分,是對“”言論的嚴正否定,所以最終翻譯成“中國政府恢復了對香港行使主權,臺灣是我國神圣領土的一部分”。在行動者網絡的作用下產生的這些關鍵語言在任何外事交往中都要始終正確使用。
翻譯是一種社會系統,一種被認可的社會現象(胡牧,2006),而現階段翻譯學的研究本身也具有跨學科的性質及系統性。在翻譯學研究轉向的新時期,前人已用文學、哲學領域的理論探討了對翻譯研究的指導意義,但如果我們從另一角度出發,用社會學理論關照翻譯研究將行動者網絡理論用于對高校外事翻譯的研究,則發現這一嘗試與探討可以促進高校外事翻譯在新時代能更好地適應社會發展需求,更契合高校外事工作需要,從而能推動高校外事翻譯走上一個新的臺階。
參考文獻
[1]黃德先.翻譯的網絡化存在[J].上海翻譯,2000,(4).
[2]庫恩.必要的張力:發現的邏輯還是研究的心理學[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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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網站內容僅用于學術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權益,請及時告知我們,本站將立即刪除有關內容。 摘要:高職院校主要為社會培養技術應用型與高端技術性人才,高職院校的社會服務能力直接關系著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基于目前醫藥類高職院校社會服務能力不足的現狀,醫藥類高職院校必須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提高自身的社會服務能力,本文主要針對醫藥類高職院校社會服務能力現狀探討出其提高社會服務能力的策略。 關鍵詞:醫藥類 高職院校 社會服務能力
0.引言
高職院校教育主要就是為社會提供技術應用型與高端技術性人才,為區域經濟的發展提供服務,近年來,教育局出臺的相關教育文件也已在強調高職院校要承擔起服務經濟發展的責任,提升自身的社會服務能力,為區域、行業技術技能人才提供服務[1]。但是目前,醫藥類高職院校的社會服務能力不足,提出行之有效的策略來提高高職院校的社會服務能力是很有必要的。
1.醫藥類高職院校社會服務能力現狀
目前,醫藥類高職院校社會服務能力不足只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對服務認識不足。學校教師對于社會服務觀念理解有偏差,對參與社會服務的熱情度較低,而且在教學中,對學生關于社會服務觀念的培養不足,有些教師的專業技術水平不高。第二,專業設置與區域醫藥經濟發展不相符。很多醫藥類高職院校的專業設置忽視了該地區醫藥經濟發展對人才的需求與要求,導致培養出來的畢業生不能滿足區域醫藥單位的用人標準。第三,醫藥類高職院校科研實力較弱,不能為醫藥單位提供較多的科研成果,造成這種原因主要是學校以教學為主,忽視了科研活動,導致學生科研技術能力不足。第四,與區域的醫藥單位合作不夠緊密。由于醫藥類高職院校的師資技術水平不高,科研技術能力不足,學校實驗設備落后等,造成學校不能為企業帶來較高的經濟效益,企業對于與醫藥類高職院校的合作熱情不高,導致校企合作不緊密[2]。
2.醫藥類高職院校提升社會服務能力的策略
2.1優化醫藥專業設置
及時對區域的醫藥行業和企業的用人標準進行調查,根據調查的資料和數據在結合學校的辦學特色,調整專業設置,重視根據區域社會需要建立重點專業和特色專業,同時推行醫藥行業雙證書制度,并且還要根據社會需要調整專業的課程設置[3]。
2.2提高社會服務的物質基礎
很多醫藥類專業的社會服務能力不足與本學校的資金不足、實踐設備不足、實踐基地不足有關,因此醫藥類專業可以開拓資金籌備渠道,爭取區域政府加大資金投入,同時積極尋求合作企業的支持,加強學校實踐設備的建設,搞好實習基地建設,并且積極與合作企業共同建設具有特色的科研研發基地,
2.3提升教師科技服務能力
學校可以通過外部引進與內部培養兩種方式提高教師的科技服務能力,向社會招聘相關行業科研技術水平高、能力強的的人才來校任教,發揮他們的實踐能力培訓或者知道學生進行實踐活動。同時,對于學校的教師通過醫藥實踐技能訓練、繼續教育等方式提高他們的綜合能力。另外,通過教育或者創建服務平臺,增強教師社會服務觀念,提高他們主動參與社會服務意識。校企雙方建立科技合作互動機制,為學校教師參與科研創造機會,同時積極鼓勵校內教師與醫藥單位科研人員聯合申報科技成果,聯合進行課題研究,以提高教師的科研服務能力。
2.4提升學生科技服務能力
技術應用型人才需要具備較高的創新能力與實踐能力,因此醫藥類高職院校需要通過多種組織形式、各種活動來激發學生的創新思維,鼓勵學生對參與校內的與校企合作的各種科研活動,并且通過培訓、指導等環節提高學生的實踐操作能力,以提高科研成果的質量,并經過篩選將實用性強的科學成果轉換為成品,從而提高學生為區域醫藥單位提供服務的能力。
2.5提升培訓服務能力
在高職院校中,培訓服務是其社會服務的優勢項目,因此醫藥類高職院校要充分發揮這種優勢,利用辦學資源擴大成人教育辦學規模,提高成人教育質量,建立與社會大眾密切聯系的開放式培訓體系,開展醫藥類各種培訓服務。如,開展醫藥類行業和企業培訓服務,為行業企業專業技術人員提供技術培訓服務和技能認證培訓,新修訂藥品《藥品經營管理規范》、《藥品生產管理規范》培訓等。開展健康培訓服務,為周邊社區的群眾提供醫藥相關知識或者健康知識的培訓與講座,例如藥物的搭配禁忌、抗生素的使用、各種病情急救講座、提高自身健康講座等。開展各類醫藥職業技能大賽活動,護理技能大賽,學校通過承辦大賽活動既可以提高學校在社會中的影響力,還可以通過活動與參與者交流醫藥方面的經驗。還可以開展免費為相關醫藥類中職學校教師培訓服務工作。利用本學校的教學條件,通過定期開展區域醫藥類交流研討會,舉辦師資培訓班或者共享本校的網絡資源等方式為區域內醫藥類中職院校提供師資培訓。
2.6為社會提供各種服務
醫藥類要想提高社會服務能力,還可以通過面向社會或社區,為社會或社區提供各類社會服務的方式來提高。可以通過各種媒體,如利用廣播、電視傳播醫藥文化,在科技館、博物館開展講座等普及醫藥文化知識;可以鼓勵學校的學生積極參與社區醫療服務工作,到社區養老院、社區休閑中心中去開展活動,為人們免費提供醫藥咨詢服務,合理用藥服務等,并且利用學校的設施,定期為社區的居民提供免費體檢、測量血壓、血糖測定等服務,以培養學生的職業道德;還可以定期組織醫藥文化活動,普及醫藥文化知識等。這些活動方式具有較強的實用性,有利于社區居民接受和掌握基本的醫藥知識,同時還可以促進區域醫藥行業、醫藥教育的發展。
3.結束語
總而言之,醫藥類高職院校要將為社會提供服務放在重要的位置,通過優化學校專業設置、提高學校科研的物質基礎、不斷提高教師的科技研發能力、提高學生的科技服務能力、開展醫藥類各種項目培訓服務、為社會或者社區居民提供各種醫藥服務等多種方式來提高本校的社會服務能力,從而促進區域醫藥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1]楊鳳瓊.醫藥類高職院校提升社會服務能力研究[J].首都醫藥. 2014(05):12-13
(一)工作任務驟增,管理體制分割,認識存在偏差
由面向城市至覆蓋農村,工作量的增長是幾何級的,且社會保障體系涉及民政、衛生、勞動人事和工會、殘聯等多個部門,實踐中許多從業人員仍然采用傳統手動管理方式,習慣報批審簽,對建立社會保障體系檔案檔案的數字化、信息化認可度低,且相關管理知識比較缺乏,認識程度不高。
(二)檔案管理頂層設計缺位,全局性技術支持不力
作為政府及檔案主管機關,對社會保障體系的檔案管理尤其是信息化建設頂層設計缺失。社會保障政出多門,簡單依靠這些部門建立統一標準和規范顯然是不可能的。
(三)基層建設相對滯后,軟硬件設施均不完善
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我國基層公務人員素質特別是過渡型公務員素質相對較低,由于區域性的經濟差異,我國某些地方的計算機和網絡普及力度不夠,部分地區未實現辦公自動化和局域網的建設,基層數據錄入傳輸尚有困難。
二、實現社會保障體系檔案管理信息化策略分析
檔案管理的信息化不局限于是簡單的運用計算機技術,也不只是紙質檔案數字化,其內涵在于檔案管理信息化是以實現檔案信息資料的高度共享和資料網絡化為目標,進而引起管理模式的轉變。
(一)以人為本,增強管理者信息化管理意識和提高檔案工作人員的綜合素質
社會保障體統檔案管理現代化的靈魂是管理者觀念的現代化,只有管理者樹立依靠科學管理和科技進步的思想觀念,形成符合時代潮流的檔案意識,才能變被動式服務為主動式服務、開放式服務。與此同時檔案工作人員的素質高低直接影響到檔案管理水平的優劣,通過管理者的主觀能動作用,多途徑、強手段加強培訓、學習,使其能力見長、水平見高,以不換思想就換人、不換能力就換崗的勇氣和決心重視檔案工作者,從而更好地使社會保障檔案管理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
(二)完善設施聯動,規范標準體系,建立信息服務平臺
社會保障體系檔案管理應當借鑒已有的成果和經驗,將檔案與互聯網、辦公自動化等系統連通,完善計算機網絡和數據庫系統,擴大現代信息設施覆蓋面。全局層面上應制定統一的標準規范化體系,使檔案信息化建設有章可循。檔案管理主管部門層面應組織研發和強制推廣相關管理軟件,推廣云技術服務平臺,通過數據的聚合、分布和虛擬化操作,探索實現區域聯網,實現信息資源共享。
(三)探索實施社會保障體系檔案管理的“第三方”運作模式
當前國際社會對管理服務由社會“第三方”行業組織運作方興未艾,90年代美國、日本便實現了全國民政信息的聯網。而我國黨和政府習慣包攬了許多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市場化、社會化服務相對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