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監管大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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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管大變革范文第1篇
關鍵詞：金融監管 金融監管模式 “一局兩會”制
金融監管是金融監管當局基于信息不對稱、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等因素，對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金融業務進行審慎監督管理的制度、政策和措施的總和。金融監管模式則是指一國關于金融監管機構和金融監管法規的結構性體制安排。金融混業經營與全球金融一體化的日漸深入，不僅導致各國的金融運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同時也推動了全球金融監管模式的變革。
一、全球金融監管模式變革：四個特征
1．從分業監管向混業監管轉變。以1999年美國《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案》的廢除為標志，全球的金融業務日益向混業經營的方向轉變，與之相適應的金融監管模式也日益朝著混業監管的方向演變。美國舊的金融監管體系采取按不同金融機構的類別進行縱向分別立法、分別監管的模式。如銀行領域有《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案》(由美聯儲等機構實施對貨幣存款機構的監管)，保險領域有《州保險法》(由州保險理事會對保險公司實施監管)，證券領域有《證券法》、《證券交易法》和《投資公司法》等(由證券交易委員會實施監管)。1999年實施《金融服務法案》后，美國采取了聯邦政府、州政府與專門機構分層的金融監管模式，綜合監管與分立監管相結合。與此同時，英國、日本等國也通過金融改革建立了統一的監管框架。統一監管提高了復雜金融聯合體的監管效率，實現金融監管的規模，順應現代金融業混業經營的潮流。
2．從機構性監管向功能性監管轉變。機構監管是按照金融機構的類型分別設立不同的監管機構，不同監管機構擁有各自職責范圍，無權干預其它類別金融機構的業務活動。功能性監管是指依據金融體系基本功能而設計的監管。功能性監管關注的是金融產品所實現的基本功能，以金融業務而非金融機構來確定相應的監管機構和監管規則，減少監管職能的沖突、交叉重疊和監管盲區。同時，功能性監管針對混業經營下金融業務交叉現象層出不窮的趨勢，強調跨機構、跨市場的監管，因而可以實現對金融體系的全面監管。最后，由于金融工具所實現的基本功能有較強的穩定性，使得據此設計的監管體制和監管法規更有連續性和一致性。
3．從單向監管向全面監管轉變。從監管內容上看，由于金融工具的不斷創新，各國監管當局相應地擴大了金融監管的范圍，從單純的表內、表外業務擴展到所有業務。從監管重點來看，以往的金融風險監管側重于信用監管，但銀行還可能因為其它風險而陷入經營困境，因此當前國際金融業的監管除信用監管外，還重視市場風險、經營風險等。從監管范圍上看，國際金融監管也從單純的資本充足率的監管轉向以最低資本標準、監管當局的檢查及市場自律三個層次的全面監管。2001年巴塞爾委員會頒布《新資本協議》咨詢文件，繼承了1988年老協議中以資本充足率為核心的監管思路，同時吸取《有效銀行監管的核心原則》中提出的銀行監管的“三大支柱”原則，即改進最低資本要求框架、發展監管評價程序以及強化市場自律。
4．從封閉性監管向開放性監管轉變。金融全球化發展趨勢，主要表現為國際資本的大規模流動、金融業務與機構的跨境發展和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同時帶來了許多負面的。巴林銀行的倒閉，使各國監管當局認識到各國的信息溝通對于加強國際銀行及其經營活動監管的重要性。國際金融危機的頻頻爆發，使得全球范圍、地區范圍及雙邊范圍內各個層次上的國際銀行監管合作都得到了長足發展。一國的金融安全及經濟安全與國際金融市場波詭云譎的變化息息相關，金融全球化使各國的監管發生重大變化，金融監管從國內單邊監管轉向國內國際的多邊監管，從封閉性監管轉向開放性監管。
二、分層監管和單層監管：國外實踐
1．美國的分層監管模式。美國在1999年之前實行個別立法、分業監管的體系。《服務法案》頒布之后實行橫向綜合性監管。美國的金融監管錯綜復雜，既包括基于聯邦法設立的監管機構，也包括基于州法設立的州政府監管機構，而且對銀行、證券和保險又分別設立監管機構，這樣美國的監管體系包含聯邦政府、州政府與專門機構三個層次。對銀行的監管有四個獨立的機構：美聯儲(FRB)主要負責監管州注冊的聯儲會員銀行(1999年之后美聯儲擁有對金融控股公司進行全面監管的職能)；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負責監管所有州注冊的非聯儲會員銀行；貨幣監理署(OCC)負責監管所有在聯邦注冊的國民銀行和外國銀行分支機構；儲貸監理署(OTS)負責監管所有屬于儲蓄機構保險基金的聯邦和州注冊的儲貸機構；國家信用社管理局(NCUA)負責監管所有參加聯邦保險的信用社。除貨幣監理署和儲貸監理署在行政上隸屬財政部外，其余3家則為獨立的聯邦政府機構。
由于美國上實行聯邦制，因而金融監管也采用聯邦法和州法雙軌制度。對銀行監管除了以上提到的聯邦政府監管機構外，每個州又都設有自己的監管部門，通常稱之為DFI，主要負責對本州注冊的銀行，尤其是本州注冊的非聯儲會員銀行的監管。這樣美國的銀行同時處于聯邦和州兩級政府的雙重監管之下。
與此同時，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是基于證券交易法設立的美國證券監管機構，對證券經營機構、證券信息披露、證券交易所和證券業協會等履行監管職能。保險領域有州保險法規定的州保險理事會對保險業務實施監管。由于《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案》廢除，美國確立金融持股公司為美國金融混業經營的制度框架，在存款機構、證券與保險三者的監管關系上，根據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美聯儲擁有對金融控股公司進行全面監管的權力，必要時也對證券、保險等子公司擁有仲裁權，因此美聯儲成了能同時監管銀行、證券和保險行業的唯一一家聯邦機構，其職能在一定程度上凌駕于其它監管機構之上。另一方面，當各領域監管機構斷定美聯儲的監管制度不恰當時，可優先執行各領域監管機構的制度。美國的新監管體系將存款機構、證券、保險融為一體，體現了功能性監管的特色。
2．歐洲的單層監管模式。德國是最早建立獨立的綜合金融監管機構的國家，這主要是由于德國長期實行全能銀行制度，銀行可以同時兼營證券和保險業務。值得一提的是，德國和美國都屬混業經營，但兩者卻存在很大差別，德國是基于銀行內部的綜合經營，而美國是通過金融控股公司實現的混業經營，這是導致兩國金融監管模式存在差異的一個直接原因。德國實行單層的綜合金融監管制度，早在1961年，聯邦德國通過了《銀行法》，授權建立聯邦銀行監督局(隸屬于德國財政部)，統一實現對銀行、證券與保險業務的監管。
但銀監局并非德國唯一的金融監管機構，與此同時，銀監局自身缺乏分支機構，必須借助于德意志聯邦銀行的機構和網點，因此德意志聯邦銀行被要求參與銀行監管。兩者具有明顯的職責分工：銀監局負責制定和頒布聯邦政府有關監管的規章制度，德意志聯邦銀行負責對金融機構的各種報告進行，進行日常的監管活動。銀監局的主要職責是防止濫用內部信息、不定期收集監管信息以及監督重大的股權交易等。在涉及銀行資本金和流動性的重大政策上，銀監局需征得德意志聯邦銀行的同意。除此之外，德國還專門設立“聯邦證券交易監督局 (證監局)”負責對證券交易所、證券交易業務的管理。因此德國的金融監管以一架飛機作比喻的話，就是以銀監局為機身，中央銀行與證監局作為兩翼的綜合監管模式。
英國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與銀行、證券和保險分業經營相對應，實行分立的金融監管模式，即英格蘭銀行、證券投資委員會和一些自律組織分別對三者實施監管。80年代以后，隨著混業經營的，分業監管已逐漸不能適應金融管理的需要。90年代英國“金融大爆炸”將英格蘭銀行監管部門、證券投資委員會和其它金融自律組織合并，成立了新的綜合性金融監管機構——“金融服務局”。并于2000年通過《金融市場與服務法案》，從上確認了這種金融監管體制的改變。
從歐美監管模式可見，無論是美國的分層監管還是德國的單層監管，都是一種基于混業經營的功能性監管。美國、德國采取綜合監管與專門監管相結合的方式，而英國、日本則采取大一統的監管模式，各國的監管體系都是根據現實的國情傳統與變革相結合的產物。
三、我國金融監管模式選擇：“一局兩會”
從我國的具體情況看，1984至1993年，人民銀行集貨幣政策和所有金融監管于一身，是一個超級中央銀行。在此之后中央政府對金融業分業經營作出嚴格規定，與之相對應，我國的金融監管也實行銀行、證券與保險三個監管部門分工協作、各司其職的分業監管體系。根據1995年的《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保險法》以及1999年的《證券法》，我國的金融監管形成三足鼎立之勢：中國人民銀行主要負責商業銀行的監管，保監會負責保險公司的監管，而證監會負責證券公司的監管。這一格局的形成，有利于防范我國金融業管理水平不高情況下因混業經營而產生的金融風險。從金融深化的程度來估計，我國只用了不到20年的時間就走過了發達國家用上百年才能走完的路。
但這種中央銀行統一執行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職能的體制越來越不適應的需要。特別是在銀行呆壞帳日益突出的情況下，對央行監管不力的批評漸趨增加，單獨設立銀行監管機構已勢在必行：(1)呆壞帳對金融體系產生了極大沖擊，設立單獨的監管機構有利于加強監管，提高監管效率。(2)中央銀行承擔救助銀行的職能，會對貨幣政策的實施產生干擾。 (3)在尋租行為普遍的情況下，單獨的監管機構有利于降低道德風險。
當前，銀行監管與其它金融機構監管之間如何匹配，如何構建我國金融監管的組織框架，是我國當前加強金融監督的最重要。一般來說，一個合理的金融監管結構應在既尊重傳統與現實、又考慮未來金融發展趨勢的基礎上，符合成本一收益的經濟學原則進行構建。這是指導我國金融模式政策選擇的一個根本原則。有鑒于此，以下幾個因素不得不引起我們關注：
1．從現實的情況來看，我國仍實行嚴格的分業經營制度，如果把現有的相互獨立的監管機構合并成一個統一的國家金融監管局，實行對銀行、證券及保險業的監管，不符合我國當前的國情。我國現階段監管水平低下，統一監管會使得監管機構的目標變得不明確。同時，統一監管本身可能由于管理不善或有被化的可能，導致無法預料的結果。
2.從國內國際金融發展的趨勢來看，我國應設立一個專門的機構實施對金融業的全面監管。(1)我國當前銀行、保險與證券等行業的混業經營趨勢逐步增強，使得原有的以機構類型確定監管對象和領域的監管模式難以發揮作用。另外，綜合化經營的金融集團(如光大集團、中信集團等)成立，集團控股下的銀行、證券、保險之間的業務往來，已經造成了混業經營的“既定事實”。這樣，如果我們還繼續實行分立監管，就會產生較高的協調成本，也可能導致監管重復或監管缺位。(2)從外部環境來看，中國加入WTO后，外資金融機構將大量涌入中國，它們在境內也會從事混業經營，即使我國采取限制性措施，這些機構也會繞過管制。這將使我國金融機構面臨嚴峻挑戰，也會對金融監管帶來難題。因此，從未來發展的角度看，我國金融業的混業經營已是大勢所趨，對金融業的統一監管也將是我國的必然所趨。
3．一個合理有效的金融監管結構應具有前瞻性，能夠估計到未來相當一段時間內金融形勢與交易結構的變化，同時也能使監管當局以最低成本實現既定的監管目標。在現階段，我們宜選擇一種過渡性、折衷性的替代方案。借鑒西方金融監管模式，我國未來一段時間金融監管的組織形式應兼顧當前現實與未來發展趨勢而選擇中間道路。從今后的發展看，我國混業經營的趨勢最大可能就是采取金融集團的形式，這與美國金融控股公司非常相似。與之相對應，金融監管也可選擇綜合監管與分立監管相結合的“一局兩會制”：設立金融監管局，專門實施對銀行的監管，同時又超越于其它專門性監管機構，對金融集團實施統一監管，成為金融監管體系的總牽頭人。同時，保留證監會與保監會(另外也可考慮設立諸如信托管理局、信用社管理局等機構)對于主業優勢明顯的金融機構實施功能性監管(見圖1)。
從時間安排上看，建立我國全面的監管框架大致需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由于我國分業經營的格局在短期內不會得到扭轉，因而金融監管局可暫時考慮設在人民銀行之下，其主要任務還是實施對銀行的監管。這時分業經營與分業監管的特征比較明顯。第二階段，我國需綜合金融管理機構，負責協調監管政策和監管標準，監測和評估金融部門的整體風險，以及收集信息、調動監管資源。因此待時機成熟，國家可制訂橫向聯合立法，讓金融監管局從人民銀行獨立，專門成立“國家金融監管局”，與人民銀行并級直屬于國務院，對金融集團實施統一監管，成為金融監管的總牽頭人。第三階段，從長期來看，我國必定走向全面的混業經營，因此等市場成熟，金融監管有了一定的經驗積累，可考慮把證監會與保監會等監管機構并入國家金融監管局，由后者成為金融業唯一的監管機構。
主要：
1．米什金：《貨幣金融學》，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
2．陳志：《銀行監管、貨幣政策與監管改革路徑》，《金融》2001年第7期。
金融監管大變革范文第2篇
對于中國銀行業來講，巴塞爾協議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與世界同步”的機會：因為對于制造業部門和其它一些服務部門來說，其經營和監管很難找到一個受到全球高度認同的統一規范，而這些規范能夠迅速幫助中國企業與國際慣例接軌。在中國銀行業變革的過程中，這個全球銀行業的“公約”對中國銀行業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
在巴曙松博士的新著《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研究》中，他總結出以下幾個銀行業監管發展的規律：1.從強調統一的監管標準轉向多樣化的外部監管與內部風險模型相集合；2.從信用風險監管轉向全面風險監管；3.從強調定量指標轉向定量指標和定性指標相結合；4.從一國監管轉向國際合作監管；5.從合規導向的監管思路轉向風險導向的監管思路。
對于巴塞爾協議三大支柱的深刻分析，是巴曙松博士在這項研究中的主要貢獻。
第一個支柱是資本金約束問題。新協議把資本金約束的范圍拓展到包括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在內的三大風險，但是他認為信用風險依然是影響銀行資本金充足水平的支配性的風險類別。由于在衡量信用風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進措施，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在多項風險監管的理念方面提出了新的發展方向。巴曙松博士認為，“運用新的方法進行信用風險的識別和衡量、進而據此配置資本金，可以說是對全球銀行界信貸風險識別和衡量方法的一次巨大變革”。
巴曙松博士認為，監管當局對于金融機構風險管理的監管，是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的一個新支柱。巴曙松博士認為“新協議框架強調各國監管當局結合各國銀行業的實際風險對各國銀行進行有一定靈活性的監管。各國金融監管當局監管的重點，將從原來的單一的最低資本充足水平轉向銀行內部的風險評估體系的建設狀況。”在新的資本框架下，對于監管當局來說最為明顯的挑戰，主要是對于銀行內部風險管理制度的參與和評估。巴曙松博士指出，新協議體現了國際金融監管中的一個理念上的變化，即監管機構要適當提供對于金融機構改善風險管理的激勵機制，給予金融機構更大的選擇空間。
巴曙松博士特別分析了市場約束在巴塞爾新資本協議中的作用，稱之為新協議的第三個支柱。他認為，這是“現代公司治理結構研究重大進展在銀行監管領域的具體體現”。在新的資本框架中，巴塞爾委員會對于銀行的資本結構、風險狀況、資本充足狀況等關鍵信息的披露，都提出了非常具體的要求。
不僅僅局限在對于新協議的全面解釋和闡述，巴曙松博士還專門針對新協議的落實途徑和中國銀行業的應對措施作了很扎實的探討。
金融監管大變革范文第3篇
關鍵詞:金融創新;金融風險;風險防范
中圖分類號:F830.91文獻標識碼:A
自20世紀六十年代以來,金融創新已經成為金融體系促進實體經濟運行的“引擎”。金融創新層出不窮,通過金融制度、金融產品、交易方式、金融組織、金融市場等的創新和變革,促進金融領域各種要素的重新優化組合和各種資源的重新配置,促進金融市場發育、金融行業發展和經濟的快速增長。但自九十年代以來,從1995年巴林銀行倒閉,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到今天的美國次貸危機,幾乎全球每一場金融風暴都與金融創新有關。從次貸危機爆發的整個過程來看,金融創新首先帶來了美國房地產信貸市場和金融市場的繁榮,而隨后又帶來了巨大的信用危機和流動性危機等金融風險,嚴重威脅著美國和全球的金融安全。在這個過程中,金融創新扮演著金融繁榮的創造者和終結者的雙重角色。可以說,金融創新是一把“雙刃劍”。
一、金融創新與金融風險
1、金融創新。關于金融創新的定義,國內外學者給出了很多解釋,但至今尚未有一種統一的說法,且這些說法基本上都是從熊彼特的創新定義中衍生出來的,沒有太大的差異。根據1986年西方十國集團中央銀行編寫的《近年來國際銀行業的創新》的研究報告中指出:金融創新從廣義角度看包括兩種情況:一種是金融工具的創新,主要是指票據發行便利、貨幣和利率互換、外匯期權和利率期權、遠期利率協議;另一種是金融創新的三大趨勢,主要是指金融領域的證券化趨勢、資產表外業務與日俱增的趨勢和金融市場越來越全球一體化的趨勢。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金融創新是金融當局或金融機構為更好地實現金融資產的流動性、安全性和盈利性目標,利用新的觀念、新的管理方法以及新的技術,來改變金融體系中基本要素的組合,推出新的工具、新的服務、新的市場、新的制度,創造一個新的高效率的資金營運體系的過程。金融創新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金融創新泛指金融發展史上出現的任何創造性的變革,從貨幣、信用的產生,到股份制國家銀行的誕生、到20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令人眼花繚亂的金融工具的出現,金融發展史本身就是一部金融創新史。狹義上的金融創新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特別是20世紀七十年代以來金融領域發生的重大變革,令人耳目一新的金融工具的出現,功能齊全的資本市場的不斷形成,以及涉及廣泛的國際貨幣制度和監管制度的建立,金融創新進入了一個大規模、全方位的高峰期,對全球的金融和經濟發展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2、金融風險。金融風險是伴隨著金融業的產生而與生俱來的,關于金融風險的定義也有多種說法,目前理論界認識也不盡相同。人們對金融風險概念、定義的不同,實際上反映出對金融風險的性質、特點和成因等在認識上存在的分歧和差別。由于金融風險在各國和各地區的具體表現和運行規律有所不同,形成人們認識上的分歧和差別,因此人們在風險防范和化解手段、所采用的政策和對策上的不同,從而形成不同的經濟流派和政策主張。但不管有多大差別,金融風險給人們帶來的損失是肯定的,這種損失既可能是土地、房屋、貨幣、資本、外匯、有價證券等物質財富的損失,也有可能是心理的、肉體的傷害。
所謂金融風險,是指在一定條件下和一定時期內,由于金融市場中各種經濟因變量的不確定造成結果發生的波動,而導致行為主體遭受損失以及這種損失發生可能性的大小,損失發生的大小與損失發生的概率是金融風險的核心參量。
3、金融創新風險。金融創新與金融風險如影隨形,金融創新在規避風險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風險。隨著企業和個人對金融產品和服務的需求日益增多,為了滿足金融消費者不斷增長的需求,拓寬收入渠道,提高國際競爭力,金融機構競相創新,不斷拓展業務領域,開展綜合經營試點,越來越多地參與復雜的金融創新的衍生產品業務,隨著金融機構創新熱潮的不斷涌動,金融創新的風險也日益凸顯。
金融創新具有非常明顯的雙向效應,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雙刃劍”。從積極作用來看,金融創新具有轉移和分散風險的作用,極大地促進了全球金融業的發展,給金融體系的結構、功能以及制度安排帶來巨大改變,這種深刻變化極大地推動了經濟金融化與金融自由化的進程。但從負面效應來看,金融創新也帶來許多問題,其中最明顯的是對全球金融風險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金融體系創造信用關系的渠道及方式越來越多,信用創造變得越來越容易而且迅速,整個經濟體系中的信用關系日益龐雜、多變,信用膨脹顯著;以衍生金融工具為代表的當代金融創新成果,為投機者提供了大批操縱市場的先進手段和便利工具,使之擁有了撬動一國或一地區金融市場的巨大能量;在金融自由化成為當今金融發展的主旋律時,以確保金融系統穩健運行為目的的金融監管在如雨后春筍般的金融創新中顯得被動無力,這些金融創新在分散與轉移風險的同時,也正在潛在地提升和積累新的風險。所以,金融創新風險就是金融創新活動本身的風險和由于金融創新所帶來的新的風險。
二、金融創新風險的防范體系
我們從金融創新的方式和內容入手,分析金融創新風險產生的原因有:金融創新自身活動及產品隱含的缺陷、金融創新影響貨幣供應量和貨幣政策的有效傳導、金融創新弱化了金融監管的有效性、金融創新影響金融市場與機構的穩定性,等等。從中總結出金融創新風險的隱蔽潛伏性、快速傳播性及系統國際化等特征。根據金融創新風險對金融體系不同的影響,我們可以把金融創新劃分為金融創新自身活動及產品風險、金融創新市場風險、金融創新機構風險、金融創新宏觀政策及監管風險、金融創新系統化及國際化風險等。針對以上對金融創新風險的分析提出下列金融創新風險的防范體系和配套措施:
1、建立金融創新風險防范體系。金融創新中風險防范體系構建總的構架是,形成監管當局宏觀監管、同業公會同向約束、金融機構的自我約束及社會監督相結合的四位一體系統。充分發揮同業公會的自律功能和社會信用體系的約束作用,構筑銀行內部風險控制和外部監管相結合的風險防范體系。
2、對金融創新進行立法,為金融創新提供保駕護航的同時規范創新。通過立法保護金融創新者的利益,降低金融創新本身活動的風險,對金融創新產品,要有一定時間的收益保護期或應用專利保護期。另外,規范創新規則,金融創新不是無序創新,而應在一定的規則內運行,在法律和規章許可的范圍內,通過各種要素和條件的分解與組合,創造出新穎的、更富有效率的金融工具、交易種類、服務項目和金融管理方式,不能把違法違規行為與金融創新混為一談,要通過立法或管理條例等形式,使創新有規可循,這是金融創新業務順利運作的外部法制框架,從而降低和減少金融創新產品本身隱含的風險。
3、加強市場紀律,注重市場約束,減低金融創新市場與機構風險。市場既是競爭的場所,也是一個自然的監督機制。因為市場本身就從不間斷地對參與者行為進行著監督,所以各經濟體都日益強調市場約束。如1999年美國《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的實施、2001年《新巴塞爾協議》的出臺以及2002年美國《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的頒布,使金融監管中的市場約束受到高度重視。各國監管當局正采取各種方法將政府監管與市場約束有機地結合起來,提高金融監管的效率,加強市場信息披露、注重信用評級,通過積極推行銀行信用、加強金融債權管理等一系列措施強化市場信用觀念,提高信用意識,發揮市場制約作用。這些措施就是通過市場經濟力量本身對金融機構和金融活動實施約束,從根本上防范金融風險。
4、完善和加強金融監管體系,構建符合國際慣例的監管模式。監管當局在加強監管的同時,應積極支持和引導金融創新,要創新監管理念。監管當局應變合規性監管為合規性和風險監管并重,在鼓勵法人內部風險監控的同時,建立風險預警機制,提高系統性風險的防范和化解水平。借鑒發達國家成功的監管經驗,積極構建市場化、國際化的金融監管模式。將金融監管的重心放在構建各金融機構規范經營、公平競爭、穩健發展的外部環境上來,更多地運用新的電子及通訊技術進行非現場的金融監管,對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率、備付金率、呆壞賬比例等指標實行實時監控,以此來提高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快速反應能力。金融創新在前,而金融創新的風險管理在后,在此期間有一個時間差,為了保證管理的有效性,要加大對已經出臺法律的執法力度,做到依法辦事、違法必究;對目前尚缺、配套條件難以一步到位的個別條款,要通過補充條款予以過渡,規定一定時間必須到位,同時要對金融創新之后所涉及的法律條文適時進行修訂,以適應金融創新有序發展的需要。
5、提高監管人員綜合素,注重監管的有效性。將政治素質高、懂法律、精通金融業務的員工充實到監管崗位上;加大培訓力度,培養出一大批懂得國際金融、了解金融風險、洞悉金融創新業務的復合型金融監管人才;落實監管責任,明確監管人員對于金融創新業務的風險監測、風險處置過程中的監管權力和責任,并改進監管手段、鼓勵金融監管手段的創新,以金融監管手段的創新應對金融業務的創新。監管當局必須從以監管信用風險為特征的傳統監管方式轉向對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操作風險、法律風險、聲譽風險等各種風險的全面風險監管。
6、加強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隨著金融市場的全球一體化,金融創新具有系統化、國際化特征,一國金融監管部門在進行監管時通常是鞭長莫及,這就要求通過金融監管的國際協作,各國監管機構與國際性金融組織的合作與協調,能有效地降低金融創新風險。金融創新監管的國際監管可以是國與國之間的協作監管,也可以是國際性組織對其成員國所進行的風險監管出發,加強各國金融監管部門的合作,對國際性的金融創新實行統一的監管標準,確保金融創新既有效率,又安全可靠。
(作者單位: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1]王楚明等著.全球金融創新與金融發展[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2.
[2]張宏偉.應對金融創新風險的策略思考[J].金融理論與實踐,2006.11.
金融監管大變革范文第4篇
關鍵詞：巴塞爾協議Ⅲ；貨幣政策；金融體系市場化
文章編號：1003-4625(2011)06-0047-03 中圖分類號：F830.31 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2007年至2009年金融危機的爆發引發了全球金融監管當局對銀行業監管框架的巨大爭議和深刻反思。以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BCBS)為代表的國際金融機構迅速做出反應，從2009年12月《增強銀行體系穩健性》與《流動性風險計量標準和檢測的國際框架》兩份征求意見稿開始，經歷短短半年時間就于2010年9月12日出臺了巴塞爾新監管框架的階段性協議定稿，并于2010年12月完成最終監管標準的調整工作，形成了即將于2012年12月正式生效的BaselⅢ協議。相對于BaselⅡ協議而言，Basel Ⅲ所做的調整主要體現在資本監管要求的調整、流動性監管要求的更新上。巴塞爾委員會此次制定的新協議最終目的在于促進各國商業銀行減少高風險業務，提高抵御金融危機的能力，以便能夠在發生金融危機時能夠不依靠政府救助而獨自應對危機。新協議的出爐引發了熱烈的討論，大多數文獻圍繞著新資本協議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展開。BCBS(2010a)、MAG(2010)、Angelini et al(2011)等文獻分析了新監管規則實施對長期經濟表現以及經濟波動的影響，認為巴塞爾協議Ⅲ的實施將不僅會降低宏觀經濟均衡產出水平，并且包括緩沖資本在內的新標準的實施將增加經濟周期的波動幅度。Slovik＆Cournede (2011)認為巴塞爾協議Ⅲ的影響將會更甚，受到較高資本充足率的要求，銀行的借貸成本將會上升，進而將會降低經濟增長率0.05到0.15個百分點。對此，央行需要降低基準利率30至80個基點以抵消商業銀行借貸成本上升所帶來的影響。相比國外對巴塞爾Ⅲ較為深度的解讀，國內對此問題的探討尚處于介紹階段，鐘偉(2010)就巴塞爾協議Ⅲ的變化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梳理，對其可能的宏觀經濟影響的介紹相對有限，并認為巴塞爾協議Ⅲ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非常有限。
然而，這些文獻都還只是在考察巴塞爾協議Ⅲ對宏觀經濟表現的影響，對于貨幣政策如何應對這些新變化卻談及較少并且不太深人。但事實上，新資本監管協議所帶來的影響不僅僅是體現在金融監管框架上，對于貨幣政策操作而言，商業銀行受監管影響所產生的行為模型變化也將會帶來更加深遠的影響。目前，我國正在積極探討銀行資本監管變革，與之相關的中國版“巴塞爾協議Ⅲ新框架”也正在醞釀之中。因此，研究巴塞爾Ⅲ協議對我國央行貨幣政策操作的影響及其應對措施將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巴塞爾Ⅲ協議中可能影響央行貨幣政策操作的變化
(一)巴塞爾協議Ⅲ在資本結構上的重新界定
巴塞爾協議Ⅲ在資本要求上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一是強調以普通股代表的一級資本的重要性，削弱二級資本，取消對三級資本的要求；二是設置具有逆周期的資本緩沖，增加風險中立資本的要求；三是對系統性重要銀行的強化監管。從表1中不難看出，相比Basel Ⅱ而言，Basel Ⅲ對資本要求進行了全面的細化，除了提高對普通股、一級資本和總資本的最低資本要求，還在其間設置了全新的資本留存緩沖(Capital Conservation Buffer)，保障銀行能夠在經濟緊張時期吸收或有損失。相比Basel Ⅱ協議中的撥備覆蓋率而言，資本留存緩沖計提的基數是風險加權資產，相比撥備覆蓋率計提基數的壞賬損失而言，更加難以被銀行主體以經營行為來加以操縱。此外，Basel Ⅲ還新設置了一個可供各國金融監管當局自由裁量的逆周期緩沖資本(Countercyclical Cap-ital Buffer)，目的在信貸高速擴張時期加以計提，以控制可能出現的系統性風險，并在經濟下行區間釋放，維持經濟周期范圍內的信貸供給平穩增長。
(二)巴塞爾協議Ⅲ在以系統性風險為導向下的流動性監管框架的全新架構
此次金融危機最為顯著的特征就是大型金融機構流動性風險管理上的疏忽與低效。對此，巴塞爾委員會與2008年9月即《流動性風險管理和監管穩健原則》，從流動性風險度量和管理、流動性治理機構、監管者的角色以及信息披露等方面對全球流動性管理提出了新的標準。
流動性覆蓋比率和凈穩定融資比率是流動性監管框架下設置的兩個重要指標，具有不同的側重點。設置流動性比率度量的目的是強化短期流動性風險的監控，意在確保單個銀行在流動性遭受負面沖擊時，能夠迅速變現流動性資產以滿足短期資金流動性的需求，是一個靜態的指標，而后凈穩定融資比率則主要用于度量可穩定使用的資金來源對其表內外資產業務發展的支持能力，意在確保單個銀行合理配置自身的信貸資產期限，防止期限錯配，是一個動態流動性指標。
Basel Ⅲ雖然將杠桿率劃歸資本監管范疇，杠桿率實質上具有更加深遠的含義，還應當作為流動性監管的重要附屬指標來考量。杠桿率是總暴露資產和資本的比率，衡量表內外風險資產的暴露情況，從而反映在經濟緊張情況下銀行能夠合理變現應對流動性支付的能力。相比巴塞爾協議Ⅱ，新協議對風險暴露資產的計算方法做了全新的調整，擴大了包括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交易賬戶資本要求以及交易對手信用風險在內的風險覆蓋范圍，提高了資產再證券化風險暴露的風險度量權重，降低了外部評級機構對商業銀行風險資產估值的影響，從而對杠桿率指標產生結構性的變動。
三、巴塞爾Ⅲ協議對央行貨幣政策操作的挑戰
目前，無論是國際還是國內，商業銀行大多存在信貸資金期限錯配，在當前金融體系實際利率過低的情況下，商業銀行沒有動力持有過多的流動性。隨著巴塞爾新資本協議被我國吸收和采納，一旦流動性覆蓋比率、流杠桿率最低標準得以實施，持有央行發行的流動性工具成為商業銀行首選。同時，受制于商業銀行流動性覆蓋比率30天期限的影響，央行的政策操作利率的期限品種也會相應變化，因而無論是貨幣政策操作框架還是貨幣政策的傳導渠道，巴塞爾Ⅲ都會對我國貨幣政策操作帶來挑戰。
(一)巴塞爾Ⅲ協議中的新變化將會通過影響金融市場上商業銀行的投資行為，使得金融市場結構發生變化，進而影響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
傳統的觀點認為貨幣政策是央行通過短期政策利率和匯率等工具完成信貸渠道傳導的，然而這種觀念正受到嚴峻的挑戰。由于對銀行流動性比率和
杠桿率的設置更高的最低要求，商業銀行必然會求助于批發資金，從而使得央行政策利率能夠直接作用于銀行的杠桿率，進而影響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健性。這種新的作用渠道被稱為“風險分擔渠道”(Risk-taking Channel)。實際上，“風險分擔渠道”是通過金融機構對宏觀經濟的“金融摩擦”作用體現出來的。金融機構通過宏觀經濟條件的變化反過來影響GDP中對信貸敏感的部分，例如房屋投資、耐用品的消費。金融摩擦對金融機構資產負債選擇進行約束，而對銀行機構監管性的資本比率決定了金融中介持有的資產。當資產負債表的約束越強，信貸供給就會減少。對一個商業銀行而言，即便是只有很少一部分資金是從市場上融得，但在遭遇經濟緊張時從市場融資所產生的資金需求的邊際效應，將會決定整個資金市場的均衡，從而發揮可獲得資金的信號導向作用(Signal of the Marginal Availability ofCredit)。貨幣政策從信貸渠道主導逐漸演變成了市場化利率主導。
(二)巴塞爾Ⅲ協議中有關流動性比率和杠桿覆蓋比率的要求將會影響央行的公開市場操作框架
巴塞爾Ⅲ協議中有關流動性比率和杠桿覆蓋比率的要求將會影響中央銀行的公開市場操作框架，具體體現對央行儲備以及對央行較長期限操作工具的需求。流動性監管的變化會導致商業銀行對央行流動性資產需求的變化。首先，由于對商業銀行設置了較高的流動性比率，使得央行的流動性供給更加具有吸引力，不僅包括在央行市場公開操作上，還包括央行再貼現、再貸款工具，從而有可能表現為央行公開市場操作工具利率波動幅度增大，并有不斷提高的趨勢。其次，商業銀行為達到提高后的流動性比率的最低要求，需要持有更多的期限大于30天的流動性資產。就目前央行公開市場操作工具期限結構而言，將從之前的7天為主轉向3個月為主，整個央行的利率期限機構也將更加陡峭，貨幣政策調控中介目標也應做相應變化。
(三)央行貨幣政策風險體系的重新架構
在商業銀行向央行申請再貼現和再貸款時，需要向銀行提供抵押擔保以防止違約，抵押擔保標的范圍很廣泛，包括政府債券、公司和銀行債券等。然而，隨著流動性比率的提高，銀行需要持有更多的流動性，為此銀行將持有央行更多的流動性資產，進而將更多的資產抵押給央行。由于Basel Ⅲ對流動性資產定義較之前更為狹窄，因此央行持有的資產不僅會在數量上提高，在風險評級上也會相應降低。于是，央行所持有的不良資產占款將可能會顯著提高，進而影響我國央行貨幣政策操作的空間。
四、我國央行貨幣政策在新銀行資本監管框架下的應對之策
(一)加快確立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提高利率、匯率的市場化程度，逐步消除行政性力量對金融資源配置的干預
由于巴塞爾協議Ⅲ實施后可能會導致我國的貨幣政策傳導渠道由信貸主導型轉變為市場化利率主導型，我國的貨幣政策操作理念也需要做根本性的調整，進一步加快利率市場化步伐，發揮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事實上，我國央行近年來一直在致力于推進我國的利率市場化進程，而巴塞爾協議Ⅲ在我國金融監管中的運用，正好提供了這樣一個契機。
(二)充分考慮貨幣市場擴容對金融市場風險集聚的影響，加強貨幣市場建設，提高市場廣度和深度
應對巴塞爾協議Ⅲ實施后，貨幣市場可能面臨的需求性上漲和結構性調整，最直接的應對方法就是大幅擴大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的規模，但也有相應的負面作用。在危機爆發時期，央行強力介入流動性供給將會是有益的，但從長遠來看，則有可能產生擠出效應(crowd out effect)，將風險水平較低的流動性需求者趕出貨幣市場，從而提高了貨幣市場上參與主體的風險偏好水平，不利于貨幣市場的長遠發展。因此，擴大貨幣市場交易規模絕非字面上想象的如此簡單。公開市場操作規模的擴大，不僅僅是提高央行央票發行的規模，而且涉及國債發行體系完善和市場利率結構的完備，是貨幣市場擴容后金融廣度和深度的提升。
(三)更加關注由微觀金融機構風險暴露所引發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在實施貨幣政策時充分考慮信貸層面金融機構風險對貨幣政策目標實現的影響
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各自單獨作為政策目標時，兩者之間并不存在權衡關系。但在巴塞爾協議Ⅲ實施后，信貸機構在市場化行為中所產生的風險倒逼機制可能會影響貨幣政策實施的空間，進而影響貨幣政策實施的效果。因此要重在使用利率調整政策為導向貨幣政策，并配合逆周期的資本管制以維持穩定。只有對宏觀經濟穩定關注越多，逆周期管理在貨幣政策操作中的重要性也就越加凸顯。
參考文獻：
[1]鐘偉，巴塞爾協議Ⅲ的新近進展及其影響初探[z].沖國金融40人論壇,2010-12-22日.
金融監管大變革范文第5篇
關鍵詞：金融控股公司 法律支持 監管體制 立法完善
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金融業在組織形式和業務運作方面發生了巨大變化，強調規模經濟、范圍經濟以及協同效應的大型金融組織——金融控股公司（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FHC）成為金融業的熱點。處于金融全球化的時代，我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這一巨大變革的影響，金融控股公司也成為我國金融企業以及非金融企業競相進行創新探索和實踐領域。在目前分業經營的體制下，如何通過金融控股公司實現集團化經營，更好的整合金融資源，應對入世后激烈的競爭，不僅是我國金融理論與實踐所亟待研究的一項重大的課題，也需要從法律角度探討這一組織形式所帶來的法律問題與應對之策，為其發展構建一個理想的法制空間。
金融控股公司在我國的發展與實踐
“金融控股公司”作為一個法律概念是由1998年美國《金融服務業法》創設的，它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銀行業金融組織創新形式在立法上的最終體現。標志著以美國為代表的世界金融業進入一個新的時期，金融分業經營制度趨于終結，以金融控股公司為主體的大型金融集團將成為國際金融業發展的趨勢所在。
隨著發達國家金融制度創新步伐的加快，金融控股公司也在我國引起了廣泛的探索與爭論。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入世以后金融領域的逐步開放，我國的金融競爭將變得日趨激烈，金融機構間的跨行業、跨國界收購、合并，以及金融機構的多樣化經營，金融控股公司必將成為我國金融業發展的趨勢。盡管目前我國金融業實行嚴格的分業經營和分業監管，法律也未明確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但實際中已經形成了一些類似于集團混業經營、子公司分業經營的金融控股公司，“在同一個控制權下面所受監管的實體明顯在銀行、證券、保險之間從事兩種以上的業務。”根據巴塞爾國際金融監管機構對金融控股公司的這一界定標準，我國事實上已經存在著眾多的金融控股公司的實踐者。具體而言，大致可分為三類：以中信、光大、平安為代表的非銀行金融機構控制模式；以山東電力集團、海爾集團等為代表的產業資本控股模式；以四大國有銀行為代表的銀行金融機構控制模式。
因此，金融控股公司在我國的出現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此背景下，我國相關管理機構已逐步放開政策之門，嚴格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體制因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現而開始松動。如在尚無正式立法的情況下，針對實踐中不斷涌現出的具有金融控股公司雛形的組織所引發的監管問題，2003年中國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舉行的“金融監管第一次聯席會議”通過的《在金融監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備忘錄》中對金融控股公司作出了規定。該備忘錄認為金融控股公司，是指在同一控制權下，完全或主要在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中至少兩個不同的金融行業大規模地提供服務的金融集團公司。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國內國際金融競爭的加劇，在我國當前法律明確規定了分業經營的模式，并且短期內改變立法成本太高的現實狀況下，金融控股公司為實現金融資源整合與優化配置提供了組織平臺。正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所指出的，“金融混業在全世界范圍內已經成為大趨勢，對中國的金融機構來說，一方面要堅持分業經營的原則，一方面又必須應對跨國金融集團混業經營、全程式服務的競爭，在這種情況下，兩者兼顧的金融控股公司是一個不錯的中間過渡平臺。”
金融控股公司所引發的法律問題
從現實來看，由于法律對混業經營的限制以及尚沒有對金融控股公司明確的法律界定，我國尚缺乏金融控股公司發展的基本環境，目前出現的所謂金融控股公司也只是在形式上具備了類似于金融控股公司的架構，尚未形成真正意義上的金融控股公司。在正式的法律法規中也找不到“金融控股公司”這一詞，2002年2月我國第一家金融控股公司中信控股有限責任公司的誕生，就經歷了我國在相關法律上尚無“金融控股公司”一詞的困境。中信最終拿到的牌照不是“中國中信金融控股公司”，而是“中國中信控股公司”。而更為突出的問題是，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現引發了一系列法律問題，對我國金融法制提出嚴峻挑戰，應引起高度的重視。
（一）缺乏明確的政策和法律依據
我國金融控股公司是在嚴格的分業經營政策下在法律的空隙中自發地產生與發展的。目前，我國的金融法律制度主要是以《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證券法》、《保險法》和《信托法》等法律、法規及部門規章組成的法規群構建起來的。在這些法律法規之中對于金融控股公司均無明文規定，但同時相關法律對此亦無明文禁止，這樣就在我國現有的金融法律架構中存在著一條法律的灰色地帶。這個灰色地帶為金融控股公司的產生與發展提供了空間，但也使金融控股公司具有一定模糊性和不確定性。這個灰色地帶不僅暴露出我國現行金融法制的空白與缺陷，使得實踐中大量涌現的金融控股公司實際上游離于法律之外，而且，長此下去，極有可能引發大的金融風險。 （二）使我國的金融監管體制受到嚴峻的挑戰
我國現行金融法律體系是在嚴格“分業經營、分業監管”條件下制定的，由于法律規范的缺失，對金融控股公司的整體風險缺少監管的法律依據和監管標準，對于金融控股公司運營中防止關系人交易、異業間利益沖突等弊端的監管束手無策。那么，在利益的驅動下，一些企業極有可能借助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式進行一些日后會被明令禁止的行為，給國家金融秩序的穩定埋下隱患。以我國企業集團投資組建的金融控股公司為例，這類金融控股公司不僅直接違反國際通行的“金融業與工商業相分離”的基本原則，而且其完全可以利用掌控的上市公司、證券公司和商業銀行之間的關聯交易在股票發行市場“圈錢”，或者通過發行新股，在股票交易市場上操縱價格獲取暴利，或者利用證券公司的交易通道和賬戶便利以及銀行的資金實力和擔保手段融資，構造龐大的資金鏈條，從關聯交易及股票交易市場獲利。從而形成“銀行融資—購并—上市—再購并—銀行融資”的循環。由于其起點和終點都是銀行融資，一旦資金鏈條斷裂，銀行將遭受巨大損失。 “德隆事件”再一次給人們敲響了警鐘，使人們意識到對我國當前不規范的金融控股公司予以有效監管的緊迫性。除企業集團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之外，其他類型金融控股公司中，當集團內一個子公司經營不善或倒閉時，亦將導致嚴重的“多米諾骨牌”效應，牽連集團其他單位。
總之，金融控股公司發展迅速、規模巨大，若是長期缺乏有效的法律規范，一旦發生經營風險，那么受損失的可能不僅僅是其自身以及其客戶、投資者和債權人，極有可能波及整個金融行業，威脅到國家的金融秩序與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