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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天人合一以道馭術經世致用止于至善
一、中國傳統科技倫理思想之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思想起源于原始的自然崇拜和,而后周公制禮作樂,禮樂文化中的這種禮儀被稱為“周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生成與發展影響巨大,偉大的教育家孔子用其畢生的心血詣在呼吁恢復周禮,足見對其重視。雖然到了近代,“禮”開始束縛人的發展而變成魯迅先生所說的“吃人”的禮教,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禮文化是貫穿中國文化發展始終,它從萌芽生成之日起便一直都維系著中國社會的穩定發展,所以中華民族也自古被稱為“禮儀之邦”,而這種禮儀也源于對天地秩序的模仿。禮文化其實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物質外化。
從漢字“天”的寫法中可以窺測出,“天”本來就是和“人”相通的,在“天人合一”思想中,“天”并不單指天空,更指的是天地萬物,指包羅萬象、天長日久的自然母親。人類從自然中來,是大自然孕育并養育了人類文明,所以科學技術的發展一定不能以犧牲自然為代價。
人類從自然中來,最終還要回到自然中去,所以天人合一首先指的是天人的共通性,中國傳統文化很早便對此有著一致認同。主張“天人合一”,強調天與人的和諧、一致是中國古代哲學的主要特點。文化上的主導所帶來的效應是巨大的,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天是不可超越的存在。
天人合一的思想還包含了人與天地萬物是一個互相聯系、休戚與共的整體,亦即“萬物一體”。在天地萬物的整體結構中,諸個體間相互依存、相得益彰。首先,天地對人和萬物有養育之恩;其次,中國古代認為,“人”是萬物之靈,只有人類才知道應該關愛自然,善待自然界中有生命的和無生命的自然物,真正做到“與萬物合而為一”。
天人合一思想的影響不僅深深滲透于中國傳統科學技術三大學科農學、中醫、天文學中,而且還影響中國文化的走向與發展與國民性格的形成,這里不做贅述。
二、中國傳統科技倫理思想之以道馭術
道在中國文化中最為著名的意思是“道德”,對于這個詞語的解釋可以追溯到道家元典《道德經》,道家的思想對中國文化影響并不亞于儒家,如果說中國文化有著儒家的翩翩外衣,那么道家的思想則是中國文化的深邃靈魂。我國傳統科技倫理思想重視農業,對待“百工”等手工業者或者商業的態度則有所限制。以道馭術思想在道家那里體現為“道法自然”,強調勞動者與工具器物之間的和諧關系。李約瑟曾經這樣評論先秦道家的思想:“他們看到,用以統御無生命界的工具可以轉過來對付工具創造者的血肉之軀。他們的洞察力是人與機器的整個關系史的一部分:這種關系有時是增進人的健康的,有時是壓抑人的,有時又是致人于死命的。這是一直到今天還沒有得出公正論斷的社會主題之一。”
縱觀中國傳統科學技術長期發展的歷史,以道馭術始終是貫穿始終的倫理指導方針,關系國計民生的農業、醫學、算學、天文學四大學科領先于世界,陶瓷、絲織、建筑三大技術成果的美名遠播,火藥、指南針、造紙術和印刷術四大發明對世界歷史進程的有力推動,這些是中國古代科技成就的輝煌見證,也體現了以道馭術的科技倫理思想對科技發展所起的積極指導作用。
以道馭術的思想與西方用倫理道德約束技術活動觀念不是等同的,因為我國傳統文化中對“道”和“德”的理解與西方的倫理道德觀念在思想內涵上有一定區別,從老子《道德經》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人的道德關愛天地萬物,關心個人社會國家的命運,而且非常強調個人修身,因而在對技術活動的約束機制上也有自己的特色。
三、中國傳統科技倫理思想之經世致用
宋元以后,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開始慢慢落后于西方,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也由于種種阻礙而進程緩慢,歷史發展到一定程度,對中國傳統科技倫理價值觀也出現曲解和濫用,逐漸體現出其不利于文化交流與科技進步的方面。
天人合一思想,以道馭術思想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也逐漸被濫用與曲解。以道馭術的含義是倫理道德對科學技術的駕馭和制約,這里的科學技術關系國計民生與社會穩定,而“奇技巧”不在其中,“奇技巧”指的是容易使帝王“喪志”,或使百姓耽于享樂而不做“正事”的技藝,所以以道馭術思想并不是鄙薄科學技術,而是在近代被濫用,由于重重阻撓,西方科學技術的引進步履艱難,直接導致中國近現代化進程緩慢。
四、中國傳統科技倫理思想中關于善的釋義
“止于至善”語出《禮記•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禮記》是中國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書籍,我國自古以來被稱為“禮儀之邦”,在中國傳統文化萌生的先秦時代,禮樂文化是整個文化的主流,禮樂文化中包含著孕育生靈的大自然的崇敬,反映人類剛剛脫離蒙昧時期對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是“止于至善”思想的具體體現。
真善美是人類的共同追求,科學追求真,道德追求善,藝術追求美。一般來說,西方文化把真放在第一位,而中國傳統文化則把善放在第一位,中國傳統科技倫理觀把善作為科技發展的最高價值評判標準。
止于至善對科學技術發展的“度”有很好的啟示,現代社學技術的進步與經濟的發展同步并行,但是其引發的問題卻令人堪憂,追求利潤是既是人之常情,又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我國傳統文化中講:“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用之有度。”體現了經濟良性發展的一般原則。同樣,科學技術的進步更不能以犧牲后代人的幸福和利益為代價。
參考文獻:
[1]吳國盛.科學的歷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文化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文化包括人類創造的全部物質和精神文化的總和,通常分為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狹義的文化主要是指精神文化,其產生發展的歷史即是精神文化史,主要包括科學技術史、學術思想史、文學藝術史、宗教史、社會史、教育史等等。此文中初中歷史課標中的文化史主要是指以上狹義的精神文化史,所包括的“內容標準”或“課程內容”,也兼及考古發現的史前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社會生活與習俗等。
價值取向,就是人們在一定場合以一定方式采取一定行動的行為傾向,它來自行為主體的價值體系、價值意識[1]。文化史“內容標準”呈現的內容是課標編制者在唯物史觀指導下多種歷史觀選擇的結果,如現代化史觀、全球史觀、文化史觀、社會史觀等,體現了現代化、國際化、社會化、政治化等文化價值取向。比較古今中外各類文化史,其中存在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國際、科學與人文、社會與政治等文化價值取向差異。
一、分布情況與統計分析類目、單位的確定
(一)分布情況
舊初中歷史課標中文化史內容要點以主題的形式集中呈現,其中中國與世界的古代、近代、現代六個板塊都有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的學習主題;新初中歷史課標中文化史內容要點則是按照歷史朝代的時序性分布在各個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課程內容”之后,分散呈現。
(二)統計分析類目
根據初中歷史課標的內容呈現,可以將文化史分為中國古代文化史、中國近代文化史、中國現代文化史、世界古代文化史、世界近代文化史、世界現代文化史六個板塊,每個板塊又分為學術思想、科學技術、文學藝術、宗教、教育、社會生活六類。
(三)統計分析單位
以課標中的具體“內容標準”(或“課程內容”)為單位,如舊課標中的中國古代學術思想“知道孔子,了解‘百家爭鳴’的主要史實”就是一個單位,包括“孔子”、“百家爭鳴”兩個知識點,統計分析以上各類文化史的內容標準條數和知識點個數及其所占比例。
二、統計數據結果
新舊課標中呈現的文化史內容標準的條數以及知識點個數統計結果如表1:
根據表1可以看出,中國文化史、世界文化史的內容標準條數及其所占的比例都在減小,其中中國古代文化史減少幅度較小,中國近現代文化史減少幅度較大,中國古代傳統文化在初中歷史課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世界古代文化史個數有所增加,世界近代文化史下降的幅度最大,表明目前對世界近代文化史的關注減弱、重視世界古典文化是學界的共識;中國文化史減少的幅度大于世界文化史,中國文化史在中國史中的百分比仍然小于世界文化史在世界史中的百分比,由此可見,國際化的文化意識比較明顯。
從表2、表3我們可以發現,新舊初中歷史課標中國文化史知識點個數從古至今的變化呈平行下降的狀態,世界文化史知識點個數從古至今則是古代不變、近代增加、現代下降,近現代的下降也處于平行的狀態。新舊課標比較,中國文化史下降的幅度大于世界文化史,中外現代文化史的知識點個數都是最少,比例也最小,由此可見,現代文化史的內容比較薄弱,有待增加。
根據表2、表3,科學技術在中國古代文化史中的比例最大,占主要地位,由此可見,隱含著重視科學技術史的思想,有偏重科學主義的文化價值取向。其次是文學藝術,排第二位,其用較大比例突出了我國古代文學藝術的成就,因為它深深地影響著中華民族的文化發展和延續,反映出了注重文化的傳承。
中國近代文化史中近代科學技術從有到無的變化,表明這一時期的科學技術遠不及思想政治、社會等領域重要。加之,近代的思想文化、文學藝術具有救國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時代情懷,其中的“資產階級改良思想”“”“新文化思想”“革命文學”等都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政治性的文化價值取向很明顯。社會生活的百分比雖減少,但仍體現了關注社會生活的文化價值取向。
中國現代文化史中社會生活的百分比大幅度下降,思想文化大幅度上升,科學技術略有上升,可見科學技術仍然受到重視,同時與人們生活相關的社會生活史也受到了關注。然而,文學藝術與教育知識點的缺失,顯示了在現代精神生活價值取向的模糊性和對教育追求的迷茫性。
世界古代文化史中三大宗教的地位不可動搖,世界古典文化仍然占有重要地位,文學藝術下降的比例最大,但關注到了教育(中世紀的早期大學)。然而由于社會生活知識點缺少,使得學生不能更加全面地了解世界地方古代的社會生活。
世界近代文化史中科學技術占的比例最大,突出了科學技術在世界近代化進程中的作用,由此可見,科學化的文化價值意識在世界近代文化史中占有主導地位,而教育、社會生活等知識點的缺失,反映了價值取向的偏頗會導致對歷史文化認知的偏頗,在工業社會里科學技術的作用最為關鍵,但是同時期教育作用的發揮、社會生活的變化、新的社會問題的出現是不能忽視的。
在世界現代文化史中科學技術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現代社會日益突出的問題更是關注的重點,社會化的文化價值取向日益明顯。
三、結論與思考
(一)結論
1.傳統的文化價值取向不可動搖
對新舊課標古今中外的文化史內容標準條數進行比較,可以發現,中國古代文化史在中國古代史中所占的比例大于中國近代文化史在中國近代史中所占的比例和中國現代文化史在中國現代史中所占的比例,重視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取向非常的明顯。世界古代文化史在世界古代史中的比例大于世界近代文化史在世界近代史中的比例和世界現代文化史在世界現代史中的比例,重視世界古典文化的價值取向也十分突出。中外古代文化史是人類早期創造的輝煌燦爛的文化,在古代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對后來以至今天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體現了“傳承人類文明的優秀傳統”的價值要求。因此,重視傳統文化史的文化價值取向不能改變,也不可動搖。與此相比,中外近現代文化史在近現代史中的百分比則較小,受到重視的程度不如古代文化史,現代化的文化價值取向較弱。
2.國際化的文化價值取向日益突出
中外文化史內容標準條數及知識點個數進行比較,可以看出,中國文化史比例下降幅度大于世界文化史,中國文化史在中國史中的比例小于世界文化史在世界史中的比例,世界文化史受到的重視程度大于中國文化史,重視中國本土文化的意識弱于重視世界文化的意識。在學習世界史的過程中多學習世界文化史,體現了以開放的心態接受世界各地多元文化的意識,也體現了當今時代培養學生的國際意識的要求。
3.科學化的文化價值取向是時代的主旋律
科學技術在近代文化史中所占比例最大,占據主要地位,在現代文化史中關注的重點雖有所轉移,但是依然是至關重要的內容。在中國古代各類文化史中科學技術的比例最大,而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中科學技術仍然占有重要地位,由此可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觀念已經深深植入歷史課程中,這凸顯了崇尚科學這一時代主旋律的文化價值取向。
4.社會化的文化價值取向是關注的生長點
在社會現代化進程中,受到關注的不僅僅是政治和經濟問題,還包括一些與人們生活接近的社會問題。相關的知識點在中國史中古今都有,世界史中則是古代、近代沒有,現代有;中外比較中國史中較多,世界史中較少。社會問題等相關知識點的出現,有助于學生更加深刻地認識歷史社會、現實社會及文化史的社會性。從社會的角度去認識和關注歷史,反映了社會對學習者的新要求。
5.政治化的文化價值取向是靈魂
政治是文化產生的重要背景,也是文化史選擇的重要背景,新課標明確提出“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傳承人類文明的優秀傳統,使學生了解和認識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更好地認識當代中國和當今世界”,以“培育具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公民”[2],可見政治化的文化價值取向指引著文化史內容的選擇,滲透于整個歷史課程。
6.人文精神的文化價值取向是歸宿
選擇歷史文化的精華讓學生學習,是為了學生不僅能夠繼承優秀的文化傳統,還能夠全面發展。文化史中有很多有高尚的人格魅力和無窮智慧的歷史人物及其思想著作等,是提高學生人格魅力、道德品質和人文素養的好素材。文化史本是有智慧之人的創造杰作,也是培養有智慧人的源泉,從人類的智慧中吸取精華,使學生得以更加全面地發展。這些人類文化所體現的根本精神,也就是文化史價值取向的歸宿。
(二)思考
新課標中文化史的價值取向多元,主要包括上述幾種價值取向,然而受課程觀、學生觀、教學觀、歷史觀、編寫體例等因素的影響,各種文化價值取向會有所偏重,難以達到理想的平衡狀態或者應然的狀態,這就需要思考以下兩個問題。
在科學技術發展速度越來越快,全球化已成為不可逆轉趨勢的今天,人類可能遭遇的風險也會越來越復雜,就風險的來源而言,既有與人類行為無關的來自自然界的風險,也有因人類行為導致的人為風險,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事件就是典型的“因為我們自己的知識和技術對自然界的影響而引發的風險”,在當代,這種風險的影響已經不斷地從人類的物質生產和生活領域向文化領域滲透。對這種文化風險,20世紀以馬爾庫塞為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進行了深人批判與反思。在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話語中,科學技術發展所產生的技術規范不僅是技術本身的遵循,也成為被社會廣泛接受的意識形態和行動規則。技術進步與生產進步的融合,在有效推動社會進步的同時,逐漸成為影響人們思想和行為的控制系統。科學技術帶來物質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不斷豐富的同時,卻又使人類的思想日益受到禁錮,思想的自由本性受到壓制。然而,法蘭克福的這種文化批判仍然聚焦于哲學話語的抽象敘事和負面效應之中,對科學技術可能產生的風險,尤其是文化風險缺乏更有說服力的說明。隨著上個世紀中期新一次技術革命的發生,核技術、電子技術、基因技術等新技術進人人們的生產生活過程并產生革命性影響,核技術風險、化學產品風險、轉基因食品風險、工程風險等問題開始引起人們的關注并進人學者們的研究視野,但這些研究的核心仍然在于經濟利益和自然環境的破壞,即集中于物質性損失的關注,對文化風險,特別是科學技術發展對社會核心價值觀培育帶來的影響則缺少應有的重視,這種情況顯然不適應文化發展的現實需要。
所謂科學技術文化風險,指科學技術在迅速發展過程中及其成果應用過程中,由于科學技術內在的不確定性因素和人為因素對人類文化發展產生的威脅以及使文化發展偏離正常軌道的可能性。在當代,科學技術文化風險隨著風險的擴展也日顯突出,表現出與其它風險不一樣的特征。
(一)內隱性
就科技風險發生與傳播的時空界限而言,傳統科技風險往往局限于一定的時空界域,因而很容易被人所感知,但隨著全球化大潮的推進,科技風險的感知度則隨著傳播范圍的擴大而逐漸減弱,在文化領域的風險則隱藏在技術的光芒之中,如網絡技術所帶來的文化危機常常被人忽視;就科學技術在不同領域的風險感知而言,在經濟和技術領域的可認知性顯然高于文化領域,新技術帶來的社會經濟和技術風險很容易被感知甚至被計量,但文化風險,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領域的風險由潛在性向現實性轉變的時間較長,并且要通過各種物質形式和人的行動來體現,因而這種風險不容易被人覺知而具有突出的內隱性。
(二)廣泛性
在風險社會理論視域中,全球化的發展使風險社會的出現成了可能。全球化的核心是資本和技術的跨國流動,國家民族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依賴,在這樣的技術與社會背景下,過去局限于一個國家和地區的風險就很容易跨越政治地理邊界擴散到更多的國家和地區;而當今社會,科學技術滲透到人類文化的方方面面,其風險所波及的范圍自然涉及人類文化的各個層面,對人類社會進步和個人全面發展都產生了廣泛影響。
(三)多樣性
文化的內容是豐富的和多樣化的,加上科技風險本身具有的復雜關聯性,因此,科學技術文化風險的表現形式也是多樣化和復雜的,從風險的認知程度看,許多風險已經通過負面效應被人們普遍認知,如核技術風險,但某些技術,尤其是新興技術本身被公眾認知的程度較低,對文化的威脅更加不能被有效認知,如轉基因食品技術;從風險所涉及的范圍看,科技文化風險已經滲透到文化的各個領域,在每一個領域的表現形式也不一樣。這種多樣性必然帶來風險認知與風險防范的難度。因此,認識風險的發生機制并規制風險勢在必行。
二、當代科學技術文化風險的表征
長期以來對科學技術風險的關注主要集中在環境保護和經濟利益的權衡,隨著科技風險向文化領域的拓展和對科學技術風險認知的推進,人們開始關注科學技術產生的文化威脅,綜合各種觀點,我們認為,當代科學技術的文化風險主要表現在:
(一)人對自然的態度隨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存在異化的風險
人與自然的關系理念是人類精神文化的重要元素,自然界對于人的優先地位和人對自然的依賴關系是人與自然關系的基本認知,這是堅持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認知前提。馬克思在《isa}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曾經這樣描述到,“沒有自然界,沒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創造。它是工人的勞動得以實現、工人的勞動在其中活動、工人的勞動從中生產出和借以生產出自己的產品的材料。n[2](P.53)但自近代以來,人類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日益提高,從原始狀態下對自然的依賴關系,到與自然的“分離”,再到對自然的超越與控制,每一個階段的變遷,科學技術都扮演著決定性的力量:電力開發使人類獲得了新動力,汽車的發明使得世界四通八達,化工技術的進步滿足了人類對自然物加工和再造的欲望,核物理的突破性進展展示了人類科技發展最輝煌的一頁,網絡技術實現了時空的跨越,然而,這一切都埋下了巨大的自然生態和文化生態的隱患,人與自然關系的對立以及由此產生的人—自然關系的錯位,對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無疑帶來不可估量的風險,也對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的盛行提供了支撐,對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勤儉節約等優良品質的繼承與弘揚帶來負面影響。
(二)文化遺產受到破壞所帶來的文化符號消失的風險
物質文化遺產是人類歷史的積淀物,是人類發展的歷史見證,特定地域的文化遺產總是同該地域的民族歷史與文化相對應,是文化的物質符號,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這些文化遺產的保護當前正受到日益嚴重的威脅。據資料顯示,印度泰姬陵由于周圍工廠排放大量有毒氣體導致酸雨過多,原本潔白的泰姬陵出現片片黃斑。中國的世界遺產有多處受到空氣污染的危害,象龍門石窟、武陵源、樂山大佛等均處于酸性物的污染之中。人類物質文化遺產存在消失的風險,面對歷史,我們有可能失去證據,沒有證據的一切辯駁,都將顯得無力,文化的說服力,也將變得虛弱無比。
(三)文化主體一人的全面發展面臨新的風險
科學技術活動就其終極目的而言是為了人的全面發展與進步,是人類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工具與手段,從原始技術到當代高新技術,從近代科學到現代科學,科學技術越來越昌盛,作用領域和影響范圍越來越大,從人對自然的認知和應用能力的視角,人的主體性確實得到了增強,人依靠科學技術的手段不斷克服生理上的局限性,不斷提升人的認知能力,努力地接近真實的自然。然而,當技術手段成為人們的唯一選擇的時候,人事實上成了被技術控制和支配的對象,理性成為人類行動的絕對遵循,人的豐富的想象力與創造力,靈光咋現的靈感,都很可能被一項項技術規則和標準所湮滅。在當下,計算機和網絡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但隨之出現的網絡依賴、手機控等問題無疑給人的全面發展敲響了警鐘。
(四)核心價值體系的建構和核心價值觀的培育不斷受到來自新技術的威脅
新技術,尤其是新媒體技術對人類精神生活的改善有目共睹,但這種改變所帶來的一系列新思想、新價值交互作用可能引起價值觀念混亂的風險日益顯現,精神迷惘和“意義危機”成為當下精神領域存在的社會性危機。在新媒體時代,先進通信網絡的形成使傳統大眾傳媒走向沒落,新媒體話語的社會影響力越來越大,電子媒體已成為具有社會影響力的重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主宰社會輿論和引導話語權的工具。然而,這種文化生態所體現的文化樣式對傳統價值產生了顛覆性挑戰,當社會主流價值取向不能主導的時候,價值多元化帶來的價值觀念混亂出現的概率顯著增加,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與踐行將受到嚴重威脅,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構有被技術煥發出來的魅力所消解的危險。
(五)技術突破使倫理道德底線不斷受到來自技術的挑戰
從信息技術、網絡技術、基因工程技術等新技術領域的發展來看,技術進步的步伐越來越快,技術被突破的時間越來越短,技術突破的空間不斷向人類道德底線所能承受的空間視域逼近,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的倫理道德問題。如克隆人技術的發展使我們面臨了許多道德難題,迫使我們做出道德決定,人類遺傳規律受到來自自體繁殖的挑戰,人類婚姻家庭倫理準則也由此而受到被顛覆的危險,依托于克隆人技術而滋生的人的生存準則和交往方式也將受到威脅;互聯網技術飛速發展,技術的不斷突破,一方面拓展了人的生存空間,豐富了人的生活內容,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人類傳統道德無法跟進不斷改進的技術成果,對網絡世界的許多事件難以進行有效的道德規制,因而出現了對人類生活帶來困擾和精神污染的網絡事件,所以吉登斯這樣認為,“一方面,互聯網帶來了探索世界的令人振奮的新機會,另一方面,它也成為毀壞人類和社區關系的威脅。
科學技術的不確定性以及對人類倫理道德底線的這種逼近對倫理道德的沖擊是巨大的,如果不加約束,人類本身會逐漸淪為技術的“奴隸”和“犧牲品”,科學技術也就背離了造福人類的發展方向。
三、當代科學技術文化風險的規制
科學技術文化風險的規制需要通過科學技術發展過程中的內部控制和外部治理兩個方面來實現,只有依靠內外兼治,才能從根本上減少文化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并從根本上消除科學技術發展對文化構成的威脅,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和踐行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一)科技文化風險的內部控制
科學技術成為“重要的風險源”不是一開始就有的,在科學技術發展的早期,雖然科學技術也存在風險,但由于科學技術應用的范圍較小,危害性極其有限,因而風險也不突出。但隨著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成為決定人類社會生活的重要決定力量,科學技術的風險就突顯出來了。其內在原因在于人類認識的有限性決定了對自然和社會規律把握的局限性,并由此帶來風險由可能J性向現實性的轉化。要防止這種轉化,必須提高人類認識規律和運用規律的水平,加強對科學技術文化風險的預測研究,提升科技風險的辨識能力,完善現有技術體系,提高科學技術運用系統的穩定性,減少因為技術本身的不穩定性所導致的科學技術負面效應的出現,盡可能減少科學技術風險的發生。
加強對科學技術風險的評估是近年來控制風險的重要手段之一。建立風險評估機制的目的在于對風險發生進行科學的評判,進而實現有效的預防。在風險評估機制的建立中,首先要充分認識和準確把握科技風險的不確定性,將不確定性定位于一種潛在的威脅;其次要鼓勵社會公眾參與其中,轉變科技專家和公眾在風險分析與評估中的不平等地位,允許公眾的合理建議和現實訴求反映到技術評估的具體實施中,進而提高針對不確定性科技風險決策的合理程度,維護廣大公眾的利益。最后,從評估取向上支持和鼓勵那些能實現長期社會和生態價值的技術,徹底放棄那些可能招致人類災禍的技術。
科技活動主體—科技工作者對于科學技術文化風險的規制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在風險社會理論視域中,專家系統對于風險的預防發揮著關鍵性作用。就科技風險認知而言,專家系統與普通公眾間的信息具有不對稱性,公眾對專家系統產生了建立在“依賴”關系上的信任,就其根本原因在于公眾對于“知識基礎”的模糊不清和缺乏全面系統的了解,在這種信任關系中,作為被依賴方的專家系統處于主動地位,掌握著科學技術及其風險的主要信息資源,而作為依賴方的公眾則始終處于被動地位。因而,專家系統的風險認知與規避,主要是發揮專業技術優勢展開的技術創新與風險回避,對于科學技術文化風險的規制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
(二)科技文化風險的外在治理
在當代,政府治理在社會治理中發揮主導性作用,政府治理所具有的資源集中性和強制性的特點是其它治理不能比擬的。就風險治理而言,國家、市場和社會對于科技文化風險的規制無疑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
風險的政府控制已成為風險理論研究中的共識,政府作為現代技術研發與應用的最主要倡導者,對科學技術的良性發展起著重要的引導作用。為了避免技術發展產生危害性后果,相關政府部門必須加強管理,合理規劃,遵循真、善、美相結合的價值選擇標準,鼓勵科學技術向有利于促進社會和諧和人的全面進步的方向發展,充分應用現代科學技術的最新成果,尤其是抓住新媒體技術在信息傳輸上的便捷性特點,大力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傳播。盡量控制和約束可能造成嚴重后果的科研方向和技術應用領域,同時設立風險評估機構,將風險評估納人科學技術發展戰略規劃和技術應用評價之中。
在科技文化風險的外部治理體系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帶有根本性的關系,它決定著政府與社會,以及市場與社會的關系。當代科學技術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科學—技術—生產的一體化,由基礎研究到技術應用再到生產越來越集成化和短時性,科學技術成為社會生產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科技活動與生產的結合越來越緊密。科研部門由原來的純科研機構向多元化方向轉化,生產性科研機構和民間科研機構大量涌現,因此,市場往往成為科學技術,特別是新技術發展的直接動力,不斷催生新的科學技術成果的出現。市場的這種刺激作用在推進科學技術活動與生產的緊密結合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往往也是科技活動無序化的推手。因此,要發揮市場在科學技術文化風險治理方面的作用,必須實現“兩只手”的有效結合,即把政府的正確引導與市場的內在需求有機結合起來,鼓勵科技資源向有利于文化安全的行業與技術研發領域轉移,鼓勵有利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傳播的技術應用,通過市場的有效調節實現科學技術文化風險治理。
隨著科學技術發展的社會化程度越來越高,科學技術的社會影響力越來越大,科學技術與社會的融合不斷加深。科學技術的風險也隨著這種深度融合而不斷擴散與放大,特別是在全球化和網絡化時代,科學技術文化風險的傳播比以往任何時代都快,科學技術負面效應的影響范圍比以往任何時代都廣,所以風險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將當今世界稱之為“全球風險社會”。他認為,隨著技術變革的進程不斷加快,人類將面臨許多共同的風險,許多新的風險形式也隨之產生,更為重要的是今天的風險已經不受時間、空間和社會的限制,所有國家和所有社會階層在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事實上已經無法避免風險所帶來的影響〔}l(P.sa)。當前應該通過增強社會公眾的風險意識和科技文化素養,發揮各種社會組織的監督作用,密切注意科技風險并主動采取防范行動,不斷地提高分析預測、評估和抵御科技風險的能力,形成良好的科學文化與科學倫理氛圍,形成全社會維護文化安全的自覺意識。
1.1生態科技文化是生態文明與科技文化協調發展的必然選擇生態科技文化是人們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的精神積淀,是人類不斷覺醒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生態科技文化作為科學技術社會功能的理性結晶,既提升了文化的科學技術含量,又增強了科學技術的文化氣息,從而創造了一種新的文化形式。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人類對生態的保護,歸根到底是基于維護和創造人類共同生活的美好家園。生態文明源于現代工業化文明對綠色生存環境的破壞以及人類對回歸自然的愛慕與向往,它是“現代性危機”的必然產物,是人類在“類同一性”原則支配下對自身行為反思的必然結果,是對工業文明的積極揚棄[4]。當今世界,對于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來說,只有使科技文化與生態文明協調發展才能有效地促進經濟發展和和諧社會的建設。對于生態科技文化相對匱乏的中國而言,將科技文化與生態文明的結合是時代的呼喚。因此,生態科技文化是科技文化與生態文明協調發展的必然選擇,發展生態科技文化,弘揚生態科技文化,努力把生態科技文化有機地融入現代文化之中,是當代中國現代化建設提出的歷史性課題。
1.2生態科技文化是當代中國科技文化成長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邏輯展開科技文化是伴隨著近代科技的興起而形成發展起來的,特別是“五四”運動后中國科技文化得到了初步的發展,取得了一些科技成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與此同時,中國科技文化得到了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并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中國科技文化是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的有機組成部分,建設和發展科技文化是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方面,研究中國科技文化發展戰略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既是經濟領域的一場變革,也是與經濟活動密切相關的其他領域的一次重大調整。生態科技文化是先進生產力的集中表現和主要標志,是經濟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會生活等方面發展的動力。當代中國科技文化成長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生態科技文化的應有之義,特別是將生態的科技文化融入到當代中國科技文化成長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在陶冶人的情操,凈化人的心靈,提高人的素質,潛移默化中發揮其他文化無與倫比的作用,成為現代文化建設的先導。因此,生態科技文化是當代中國科技文化成長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邏輯展開。
2建設生態科技文化的基本路徑
2.1可持續發展觀的建立當前,許多人已經深刻認識到了造成社會環境污染、生態危機的真正原因,解決這些問題必須防止人們將科學技術濫用,將科技項目置于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下。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首先要努力改變人們過去陳舊的科學技術觀念,建立基于保護自然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觀。隨著人們對社會進步、生態和諧和科技發展的重要性的深入認識,一種嶄新的、能夠與維持生態環境和諧發展的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科技發展觀有效形成并為人們所全面接受。這樣一種全新的科技價值觀是從科學技術發展的角度,努力關注于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關注科學發展的問題。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是以人類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生態環境的保護為基礎,以達到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目的,將注重科學技術在維持良好的生態環境和生態可持續發展中的作用,按照生態文化叢林系統的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方向來進行科學技術的深入開發、利用和研究。生態科技觀的建立,必須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把握,第一,國家和相關政府部門要高度重視,加強資金和技術的投入;第二,利用網絡、電視媒體技術加強宣傳力度。生態價值觀努力尋求將科學技術作為當下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性工程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最佳手段來開發,以科學技術的方式方法來使人們的發展建立在有效整合資源和環境得以保護的前提下。
2.2在宣傳思想文化教育工作中不斷推進生態科技文化傳播當前,我國面臨人口較多、資源缺乏、經濟相對落后、環境污染嚴重的境況。嚴格來說,我國當前所面臨的生態危機,實際上是國民的意識危機。人們要保護我們共同面對的又賴以存在的地球,必須從以自我為中心和物質利益至上的意識當中解脫出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徹底拋棄那些“反自然”的存在方式,創建有利于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價值需求,最終能做到在努力發展經濟的同時又能切實地對自然進行保護,從而達到兼顧人類生存發展和自然界的和諧發展,實現和諧與統一。人們如果能集中最大的力量去培養和完善人,而這種人又會在自覺和不自覺中爭取個人和集體利益的解脫,這種教育就可以對改變社會和使社會具有人性做出巨大的貢獻。生態科技文化的發展離不開宣傳思想文化教育的工作,我們只有將生態科技文化與宣傳思想文化教育工作相結合,這樣才能不斷提高全社會的生態科技文化素養,從而達到增強人們努力發展社會循環經濟、建設生態文明的主動性和創造性。社會大力倡導群眾性生態科技文化活動。人們在強化公共社會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中要特別體現生態發展的要求、將生態科技文化的理念融入到群眾性文藝活動中,不斷更新群眾文化活動的載體。開展“社區生態科技文化藝術節”、“生態科技節”等廣大群眾參與和喜愛的文化項目,努力將生態科技文化知識滲透到群眾喜聞樂見的文藝形式中,讓廣大的老百姓在參與中能得到熏陶進而陶冶自身的生態文明情操,在文藝活動中提升自身的生態科技文化素質。大力發展生態科技文化產業。生態科技文化產業是一種以精神文化產品為依托,努力向消費者傳播健康、文明、積極、有益的朝陽產業,是一種低消耗、高效益的可持續發展產業。
[關鍵詞]宋代 科學技術 原因
中圖分類號:TP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6)30-0115-01
一、前朝的積累
任何時代的科技發展都離不開前期的積累,宋代科學技術的興盛也與之前的積累有著密切的關系,積累和繼承是科技不斷發展的前提。宋代之前,古代的科學技術已經達到了一定的水平,宋代科學技術繁盛正是在前代的科技遺產基礎上形成的。例如,宋代指南針的發明正是以戰國時期的“司南”為基礎的;火藥的原料中的硝石、硫磺也早在稀罕時期就已經被發現;印刷術也是在唐代就已經成熟的活字印刷術的基礎上發明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宋代的科技水平正是在不斷繼承和發展中興盛起來的。
二、政治統治的需要
宋朝統治者在通知初期便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經濟措施,通過加強中央集權,變革土地占有方式等,形成的大一統的政治經濟體制,這也要求宋代在科技方面取得一定的發展。另外,宋代的科技發展在某種程度上與統治者的消費需求相契合,例如:宋代的手工業作坊中分工細密,生產技術較高,而這些作坊多服務于皇室家族。宋代在擴大文官制度的同時還重視科技發明,對發明創造者給予獎勵,這方面也激勵了發明者,激發了他們的創造熱情,大大促進了科技的進步。例如:《宋史》中記載“太祖太宗下諸國,其偽命臣乃忠于所事者,無不面以獎激,以至棄瑕而用。”由此可見宋代對科技發明的重視。同時,宋代的募兵制也推動了手工業及相關技術的發展,這種制度的實行使得兵民分離,廣大生產者脫離“征伐之苦”。宋代與北方少數民族的戰爭也促進了醫藥、軍械、火藥等的發展,例如蘇頌領導了研制水運儀象臺。
三、經濟關系的新變化
宋代實現了土地占有方式的變革,農民對生產具有了更大的支配權,生產積極性大大增加,農業的繁榮為科技的興盛奠定了基礎。例如:宋代時期墾田達到了524公頃,發達的農業促使秧馬等先進農具的出現,南方在農業技術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農書》這樣的總結耕種技巧的書籍。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促使商業經濟的產生,反過來商業經濟的發展又促使農業和手工業飛速發展,,社會生產的發展不斷對科技水平提出新的要求,也為其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宋代手工業的發展也促進了新的雇用關系的產生,許多生產者獲得人身自由,可以受雇于手工業作坊,這一生產關系促使工人生產熟練程度的提高,進而促進生產技術的提升。
四、學術思想的進步
在宋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中,學術思想起著重要的作用。首先,哲學是一切科學的基礎,宋代張載和二程的“氣”、“理”思想都對人們的思想解放起著重要作用,推動了科技的研究。二程的思想中強調“格物致知”,這些思想對于良好的學風的形成、喚醒人們求知欲望都起到了積極作用。其次,宋代的思想家強調知識分子應該多研究學問,以達到博聞廣記,“觀百物然后識化工之身,聚眾材然后知作寶之用。”,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宋代出現了諸多廣識博聞的人才。最后,宋代思想中邏輯方法也對科技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例如:沈括曾談到,他運用二程的歸納推理的方法來預報天氣;秦九韶的《求一術》、劉汝楷的《如積釋鎖》中的數學方法也受到周敦頤《太極圖說》中的象數推衍原理的影響。
五、注重教育
宋代科技興盛與社會重視教育密切相關。首先,宋代實行分科教育的制度,這種制度下,一些學科能夠直接置于相關部門的直接引領下,這樣就能夠使學生邊學習邊實踐。其次,宋代的教育思想也是比較活躍,科技教育的思想也由此產生。例如:胡璦創經義與治事的思想,主張“體、用、文”來培養學生;陳亮、葉適針對道家思想的弊端提出了“一藝一能”的教育理念。這些思想的提出對宋代的教育制度產生過一定的影響,相比于其他朝代,宋朝也更為重視科技教育。最后,宋代統治者提高醫學校的社會地位,這推動了醫學的興盛。王安石變法期間,太醫局開始從太常寺中分離,并規定副職需由“知醫事者為之”。這樣,醫學教育便突破了原來的社會地位,宋朝也在醫學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六、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推動
宋代時期各民族文化的交流進入了一個繁榮的時期,科技成果之間的交流也推動了科技的興盛。首先,宋代重視民族交流,其中在東京汴梁設置了許多的接待機構,專門接待外來使者,這促進了少數民族的科學技術傳入中原。其次,宋代航海技術發達,與國際間的貿易頻繁。在廣州、明州等地設立專管朝貢事項的市舶司,并對外來商人優厚待遇,對外貿易的發展豐富了宋代的科技文化內容。在中外交流中,數學和醫藥W方面取得了較大的成就。在此期間,阿拉伯的“土盤算法”傳到我國,扎馬魯丁等人帶來了阿拉伯的天文儀器;宋代時期,外國朝貢中由相當比例為藥物,這些要求傳入宋朝并劉汝民間,推動了當時醫藥水平的提升。中外科技的交流為宋代科技寶庫增添了新的內容,是科技興盛的外部原因。
結束語
綜上所述,科技的興盛并不僅僅只是某一方面因素作用的結果,而是各個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宋朝統治者維護統治的需要、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以及新的生產關系的出現、對文化教育事業的重視、學術思想的深刻影響、以及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等因素,都為科技興盛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并最終推動了宋代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這其中的經驗教訓,不僅僅對當時的社會發展具有推動作用,對今天實現偉大的中國夢仍有深刻的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1] 王艷.北宋的科技獎勵[J].信陽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01):128-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