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思維與法治思維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法律思維與法治思維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法律思維與法治思維范文第1篇
【中圖分類號】G7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6）04-0226-01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全面提出依法治國，指出依法治國不僅要發展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更要求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1]由“法制”走向“法治”，中國經歷了漫長的時間。以法來治理國家的應有之義，一方面需要具有一定的法律規范和法治理論。這些是法律制定者和研究者的工作；另一方面需要弘揚法治精神、建設法治文化，這些就是每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應有義務了。
深層次來看，弘揚法治精神以及建設法治文化的根本前提就是公民具有法律思維，具有規則意識。需要認識清楚的一個事實是，法律思維的養成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它的養成需要從最基本的啟蒙教育開始，到義務教育，到高中教育，到高等教育，甚至是一種終生教育。但是培養法律思維最重要的階段就是學生階段，其中以高等教育階段尤為重要。高等教育之前，學生接觸社會面較窄，具有基本的生活規則意識即可；但是在高等教育之后學生逐漸走入社會，接觸形形的社會規則，只有培養其良好的法律思維才能保證其在人生的關鍵時刻能夠擁有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
二、現階段學生法律思維的欠缺
對于高等教育之前的學生說法律，基本上只能是一個代名詞，甚至是一個形而上的詞。很難有小學、初中、高中學生能夠對法律有比較深入的認識。但是基本的規則，他們是熟悉的。這些基本的社會規則中，很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就是法律規則。因為法律規則是最基本的道德規則，學生基本上都需要受到較強的德育，德育的過程其實也就是道德規則教育的過程，潛移默化的也就含有一定的法律思維的培養。
但是現階段，我國學生的法律思維明顯欠缺，最基本的表現就是不遵守規則。[2]不遵守校級校規，缺課逃課，考試作弊的大有人在；就遵守社會規則而言，亂闖紅燈、隨意插隊等現象屢見不鮮。更有甚者，以大欺小、打架斗毆、傷害搶劫等事件也時有發生。嚴重者更成為社會公共話題，曾經出現的一群初二女生在廁所故意傷害一名女生，造成其重傷；復旦大學黃洋投毒室友致其死亡；一個個觸目驚心的案例讓所有民眾將視線聚焦到這樣一群不遵守規則，不遵守法律的特殊人群身上。學生上述違反規則的行為的根本原因就是他們的法律思維欠缺。
三、依法治國視域下培養學生法律思維
1.以依法治國帶動法律思維培養。依法治國的提出，是樹立以法律治理國家的基本治國方式。[3]這是樹立全國民眾對法律的尊重、信仰，在他們的心中建立法律的權威地位。這恰恰就是培養學生法律思維的良好契機。但是這是一個漫長的潛移默化的過程，但是當社會的民眾皆以法律為尊，以法律來辦事，諸事講求法律，那么學生自小長成的過程中，家長的法律思維會影響孩子，老師的法律思維會影響學生，逐漸的學生的法律思維就得以建立。更為重要的是以媒體為傳播手段，促進“依法治國”治國方式的宣傳，通過大規模的媒體宣傳：標語、橫幅、欄目，將法律刻印在學生的腦海中，如此也是一種樹立法律思維的方式。
2.多種形式培養學生法律思維。分階段、分年齡對不同層次的學生進行不同的法律思維培養。小學階段，是啟蒙階段，主要以教導基本的社會規則為主。比如遵守交通規則、遵守校級校規等，這里面就包含了基本的法律思維。初高中階段，主要以預防青少年犯罪和樹立青少年維權意識為培養方向。青少年階段心理變化巨大，容易受到外來思想煽動，同時也極有可能因為自身分辨能力薄弱違法犯罪。所以此階段應以大量的法律啟蒙課程和鮮活的事實案例，通過正反面典型給予學生直觀的法律印象，知道可為與不可為的邊界。高等教育階段，須嚴格的按照國家的課程設置要求，通過開設《思想品德與法律修養課程》提供學生基本的法律常識；開設法律選修課程由學生自主選修；對于法學院學生，強化法律實訓課的開設，讓學生切實走進法院、檢察院、律師事務所等單位直接地接觸法律，了解法律，鍛煉法律思維；在全校范圍內開設模擬法庭等法律活動，以活動的形式培養法律思維。
四、結語
依法治國的提出是培養學生法律思維的重要契機，通過國家、社會、家庭、學校等多方面的合作將更為有利于綜合培養其法律思維。且法律思維的培養需分階段、分年齡區別對待；培養過程中需善于利用法律實訓、法律案例等實際生活中可以看得見、觸摸得到的事實來實際培養其法律思維。
參考文獻：
[1]趙娜. 依法治國視域下大學生法律意識和規則意識的培養[J]. 人力資源管理，2015，09：149-150.
法律思維與法治思維范文第2篇
關鍵詞：末位淘汰 違法 大學生就業
一、何為末位淘汰制度
顧名思義，末位淘汰制度是指用人單位根據本單位的總體目標和具體目標，結合各個崗位的實際情況，設定一定的考核指標體系，以此指標體系為標準對員工進行考核，根據考核的結果對得分靠后的員工進行淘汰的績效管理制度。[1]
末位淘汰制度作為用人單位人力資源管理的手段之一，本著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原則，促使勞動者更加關注自身的工作績效以及在用人單位的績效排名，極大的激發勞動者的潛能發揮，減少了消極怠工、相互推諉的現象，在提高勞動效率、精簡機構、激勵員工等方面起了很大的積極作用，因而在我國被廣泛的應用。
但不可忽視的是，末位淘汰制度在應用過程中出現許多法律爭議，隨之而來的，是一場關于其是否符合我國法律規定的法界思考。
二、末位淘汰制度的合法性分析
關于末位淘汰制度是否符合法律規定，學界持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末位淘汰制度是用人單位通過和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是雙方共同的意思表示，且通過優勝劣汰的競爭法則篩選分化勞動者，從而充分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加強用人單位人力資源管理是無可厚非的；另一種觀點認為末位淘汰制度有悖法律，侵犯了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關于末位淘汰制度是否違法，我們可以從不同淘汰方式的角度分析。
淘汰意味這什么？大多數用人單位使用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的方式來對績效排名處于末尾的人進行“處罰”，這時候，淘汰意味著丟掉工作，這樣的末位淘汰制度是違反法律規定的。其違法性在于：
首先，末位淘汰制度沒有法律依據。從其勞動合同的解除方式來看，末位淘汰屬于用人單位單方解除勞動合同。我國《勞動合同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勞動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單位可以解除勞動合同：……”可以明確看出，末位淘汰并不屬于用人單位單方解除勞動合同的法定事由。大多數用人單位會將末位淘汰制度寫入勞動合同或用人單位章程制度，由于勞動者和用人單位的地位的不平等，難免會出現用人單位打著“平等協商”的旗號，使得勞動者為了獲取工作機會而違背自己真實的意思表示的現象，造成不公平產生，為了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勞動合同法》刪去了“雙方當事人可約定勞動合同的終止條件”這一條，因此，用人單位想要終止勞動合同，只能依據《勞動合同法》第四十四條規定的終止勞動合同的法定事由，末位淘汰顯然不在此之列。
其次，末位淘汰制度是以勞動者績效低因而不能勝任工作為由，但是排名末尾并不直接等同于不能勝任工作。不勝任工作，是指在用人單位無故意提高工作定額的情況下，勞動者不能按要求完成勞動合同中約定的工作任務或者同工種、同崗位人員的工作量的情形。[2]而排名末尾是應當分情況而論的：一種是勝任工作但在排名中仍處于末尾地位，另一種是不勝任工作而在排名末尾。在這兩種情況中，第一種，與末位淘汰制度的使用人單位不斷發展的初衷完全沒有背離，因此，于理不該淘汰這類勞動者。第二種，即不勝任工作而在排名末尾的勞動者，根據《勞動合同法》第四十條第二款規定，即使不能勝任工作，也應當經過培訓或者調整工作崗位，經過培訓或是調整工作崗位后仍不能勝任工作的，用人單位提前三十日以書面形式通知勞動者本人或者額外支付勞動者一個月工資后，才可以解除勞動合同。
因此，用人單位單方面把末位淘汰作為勞動合同的約定解除條件或終止條件來使用，逃避法律規定的用人單位對于勞動者的培訓義務、轉崗義務、提前通知義務和經濟補償義務，則是違法的。[3]
但是我們應當意識到淘汰不僅僅是一種結果，即丟掉工作，淘汰還可以包括降職、調職、免職、待崗培訓、依法獎懲員工等其他靈活的處理方式，這時候的末位淘汰制度就是符合法律規定的。其合法性在于：
我國法律和用人單位規章制度規定，用人單位依法享有調動員工工作崗位、降職、免職、使員工待崗培訓、依法獎懲員工等諸多權利。
用人單位可以合法合理的懲罰機制，對處于績效排名末尾的勞動者進行“懲罰”，這樣，既可以發揮末位淘汰制度的最大功效，激勵勞動者不斷提高工作績效，又減輕了勞動者過于激烈的工作壓力和競爭壓力，減小了由于人力資源的頻繁流動帶來的用人單位的損失和風險，這在人力資源管理學上也具有很高的適用價值。最重要的是這樣的末位淘汰制度還規避了法律風險，使用人單位在適用末位淘汰制度時于法有據，免于勞動爭議，從而減少法律成本。
三、對大學生就業的幾點法律建議
大學生就業競爭之激烈、形勢之嚴峻，因而為社會公眾所廣泛關注。大學生就業難，就業后法律保障更難，這主要是由于以下三點造成：其一，大學生在就業時和用人單位實際上處于不平等的地位，大學生往往被現實所迫簽訂勞動合同，勞動合同法的平等協商原則形同虛設；其二，大學生的維權意識差，對于用人單位侵犯自己的合法權益聽之任之；其三，大學生的法律素養普遍較低，對于法律賦予自己的權利知之甚少，甚至不知道，又或者即使了解自己的權益，卻不知道如何維權。
初出茅廬的大學生缺少社會經驗以及工作經驗，往往會直接導致其業務水平不佳，末位淘汰制度無疑會加重大學生就業的壓力。就此問題，本人對剛畢業的大學生提出以下法律建議：
首先，學習法律知識，提高維權意識不容忽視。我國制定了詳盡的旨在保護勞動者權益、規范勞動力市場的法律法規，作為高校人才，大學生應充分學習法律知識，并且在今后的求職、工作生涯中善于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唯有如此，才能發揮法律價值，保證自己的合法權益不受用人單位的侵犯。
其次，面對用人單位借“末位淘汰制度”主張單方解除勞動合同，大學生可選用以下法律救濟方式：一是與用人單位協商處理，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做后盾，大學生應該勇敢的和用人單位“討價還價”，相信用人單位會考慮辭退勞動者而產生的法律風險以及法律成本，除此之外，勞動者還可以向用人單位提出改善末位淘汰為首位激勵又或者是標準淘汰制度；二是申請勞動仲裁，新勞動法明確規定不再以勞動仲裁為勞動訴訟糾紛的前置程序，但勞動仲裁仍不失為解決勞動糾紛的好方法；三是向法院提訟，法院作為我國審判機關必定會以公正的判決還勞動者一個公道。
四、結語
從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末位淘汰制雖然存有不合理之處，增加了用人單位的經營管理的法律風險，更是會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大學生就業權益保障，但是如果用人單位能夠善加利用，因勢利導，考慮員工工作的具體情況，還是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人員的素質，促進單位發展的。而用人單位能否慎重使用末位淘汰制，并使之在不違法的前提下發揮最佳的預期效果，這就取決于用
人單位的經營管理智慧了。
參考文獻：
[1]佚名.企業的工作績效評價系統[J].中國大學生就業，2004年第22期.
[2] 沈斌倜.“末位淘汰”不是尚方寶劍[J].勞動保障世界.2010年第7期.
[3] 高月芬，李向力.末位淘汰制的法律思考[J].青島遠洋船員學院院報.2006年第3期.
法律思維與法治思維范文第3篇
[關鍵詞]私有財產權 公共利益 征收 征用 補償
[中圖分類號]DF38[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0-7326(2009)12-0050-04
公共利益與國家安全和社會公眾的福祉密切相關，體現了人們對社會共同福利的追求。尤其在我國經濟飛速發展和社會轉型時期，維護公共利益的重要性愈加凸現。私有財產權在公民享有的所有權利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實現生命權、自由權等權利的物質基礎，而私有財產權的保障與實現也是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前提，為此，必須進一步加大對私有財產權的法律保護力度，確保市場經濟的法律秩序。我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在本質上是一致的，但在實際生活中，二者之間經常又會發生沖突。一方面，公民在行使私有財產權以實現自己的個人利益時有可能與公共利益的目標相背離；另一方面，國家在實現公共利益時有時也可能需要以限制公民的某些私有財產權為手段。為解決這一矛盾，我國2004年憲法修正案第22條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憲法修正案的這一規定為正確處理私有財產權與公共利益的矛盾奠定了憲法依據。由于這里只是原則規定，比較抽象和籠統，所以在現實生活中，落實和實施憲法的原則，還有諸多具體法律問題亟待解決，如應如何科學地界定公共利益?征收、征用應遵循什么樣的正當程序?補償的原則及標準是什么?對因補償引發的糾紛應如何救濟?只有當這一系列問題得到法律的詳盡規定，私有財產權與公共利益的沖突才能納入法制軌道并不斷得到有效化解。
一、應對“公共利益”作出科學界定
我國憲法修正案明確規定對公民私有財產征收征用的前提條件是公共利益需要，這也是世界各國憲法的通行做法。“公共利益”本身是一個比較抽象、易生歧義、具有不確定性的概念，而目前我國對它缺乏統一、科學的法律界定，對“公共利益”的解釋權、判斷權往往掌控在具體實施征收征用行為的各級政府手中，以至某些行政機關和社會組織為謀取一己之利，借“公共利益需要”之名，行“商業利益需要”之實；有的甚至，打著維護公共利益的旗號，損害公民的私有財產權。
究竟何為“公共利益”，從古至今還沒有一個具有可操作性的、得到公認的定義。近代法國思想家盧梭在提及“公共利益”這一用語時認為：“唯有公意才能夠按照國家創制的目的即公共幸福，來指導國家的各種力量；因為，如果說個別利益的對立使得社會的建立成為必要，那么，就正是這些個別利益的一致才使得社會的建立成為可能。”盧梭僅僅從公共利益所起的作用的角度闡述了什么是公共利益。在社會生活中，從公共利益的表象上，我們可以將“公共利益”理解為涉及文化、教育、醫療、環境保護等社會公共事業和國防建設等符合絕大多數人愿望的非直接商事性質的利益。為了嚴格限制行政機關權力的隨意擴大，切實保障公民的私有財產權，筆者認為，應制定法律對“公共利益”做出統一、科學的界定，并且立法時應綜合考慮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是否是基于公用事業需要或緊急狀態。基于公用事業需要或緊急狀態而形成的公共利益是對公民私有財產進行征收征用的最初目的，是最典型、最常見的公共利益，也是純粹的公共利益。前者如公共交通、公共設施、醫療衛生等；后者如國家安全、自然災害的防御等。以此種目的征收征用公民私有財產，除受必要性限制外，不受其他限制。
第二，是否是單純為了增加國庫利益。國庫利益是國家為維持自身的運轉而享有的經濟上的利益，也可稱為財政利益，即指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為了提高本級政府財政收入，對公民私有財產或者集體財產實行征收征用所獲取的利益。在某些城市曾流行一種經驗或者說是一種理論，叫做“經營城市”。這種理論具體來講，就是由本地政府通過征收征用的方式聚集一定數量的土地，將土地平整后，再高價賣給開發商，從中賺取可觀的巨額差價，然后再把這部分錢用于城市建設。不容否認。這種做法，對于解決地方財政普遍存在的經濟困難，對于加速推進城市面貌的改變具有顯著作用，但這是以損害被征用地農民和被拆遷房屋的城市居民的私有財產權為代價的。這種方式在取得短期財政利益的同時，也催生了公民與政府之間的矛盾沖突。因此，公共利益不能定位于國庫利益，單純為了增加國庫利益不能侵犯公民的私有財產權。
第三，是否具有必要性。盡管征收征用的公益性是基于公用事業或緊急狀態形成的，但并不是所有基于公用事業或緊急狀態形成的利益都屬于可對公民私有財產實行征收征用的公共利益。征收征用必須是在十分必要的情況下方可為之。如果政府能以其他方法來滿足公用事業或緊急狀態的需要而不是必須采用征收征用公民私有財產的手段，則政府應當采取其他措施。
二、應建立健全征收、征用的法律制度
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對公民私有財產強制進行征收征用，這無疑會對公民的私有財產造成極大損害。應制定相關法律對征收征用行為進行規制。
首先，要嚴格區分“征收”、“征用”這兩個不同的法律概念。征收、征用是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強制取得公民私有財產權的兩種方式，二者有諸多不同之處。其一，二者的適用條件不同。征用一般只適用于緊急狀態；而征收則不局限于緊急狀態，即使不存在緊急的情況，為了公用事業的需要也可以征收。其二，二者的法律效果不同。征收是國家從被征收人手中完全取得財產，發生財產所有權轉移的法律效果；而征用則是在緊急狀態下對私有財產的強制使用，僅僅導致財產使用權的暫時轉移，一旦緊急狀態被解除，被征用的財產應返還給原權利人。正因為如此，征收的程序比征用的程序應更為嚴格，因為它對公民私有財產權造成的損害更大。其三，因二者產生的補償不同。因征用沒有發生財產所有權的轉移，如果標的物沒有毀損滅失，應當返還原物，否則才予以補償；而征收不存在返還原物的問題，并且由于征收涉及財產所有權的轉移，對被征收人造成的損失更大，對其的補償也相對應更高一些。
其次，必須明確可征收或征用私有財產的范圍。既然征收征用公民私有財產的目的是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那么與公共利益的實現有直接關聯的財產才可被征收或征用，如土地、房屋、建筑等不動產，汽車、船舶等交通運輸工具，以及專有的技術或專利等等；而諸如儲蓄、股票、債券等各種金融資產，以及貨幣收入、家庭生活所用物品和收藏品等，與公共利益的需要沒有直接關系，故不應列入可征收或征用的范圍。
最后，應當建立征收、征用的正當程序。法律的嚴肅性就在于其程序，無程序即無法律。征收、征
用必須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原則、條件和程序辦理。正當程序源于英國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則。自然公正原則中包括兩個最基本的程序規則，即任何人不得作為自己案件的法官；任何人或團體行使權力可能使別人受到不利影響時必須聽取對方意見。英美國家的憲法均規定政府征收、征用私有財產必須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其目的在于通過合法的程序來規范政府的征收、征用行為，防范政府恣意行使行政權力，并使公民明確政府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進行征收和征用的意義，力爭消除因征收和征用帶來的社會負面影響。為進一步推動征收、征用的規范化和法制化，應加強征收、征用的程序建設。筆者建議如下。
一是建立和完善征收、征用中的公眾參與制度。在作出征收、征用決定前以及制定具體措施時，應采取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多種民主形式廣泛聽取公眾的意見，使公眾有機會就征收、征用的目的、范圍、條件、實施程序及補償標準等提出看法和建議，以保證征收、征用制度的合理性和科學性，這是立法民主與決策民主的具體體現。
二是在實施征收、征用過程中要嚴格遵守公開、公平、公正原則以及監督原則，嚴格執行調查制度、告知制度、說明理由制度，以切實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使公民通過行使這些權利來制約政府的強制征收、征用行為，從而有效地保護自己的財產權不受政府的非法侵害，最終實現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統一。
三是對征收、征用過程中發生的糾紛應實行事先救濟。政府機關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對公民私有財產的征收、征用行為是具體行政行為，按照我國行政復議法和行政訴訟法的相關規定，為提高行政工作效率，雙方發生爭議后，在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期間，除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措施外，行政行為不停止執行。實踐中，一些地方政府在城市房屋拆遷中，為了防止征收決定被上級政府或同級人大或受訴法院否決，不顧被拆遷人的強烈抗議，在最終裁決生效前搞突擊拆遷，造成被拆遷人的財產損失和精神傷害。筆者認為，對此類征收行為，在相關法律中應明確規定被征收人對征收行為有異議的，征收行為的執行應在最后裁決生效之后。當然，為了防止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期限過長，影響公共利益，可規定被征收人只能在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中選擇一種救濟方式，并可規定此類行政訴訟案件實行簡易程序。
三、完善對公民私有財產征收、征用的補償機制
補償是對政府征收、征用行為予以限制的有效方式，也是對公民私有財產權的根本保障。只有對所損害的私有財產權進行補償，憲法所規定的基本人權才能夠得到真正的尊重和維護，這也是民主和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補償條款是“對財產權的限制條款的制和鍥，從而既維護了保障條款所確立的前提規范，又為限制條款在整個規范內部提供了恰到好處的緩沖機制”。沒有補償，則憲法宣示的私有財產權保障條款毫無意義。
補償的理論依據一般認為是公共負擔均分原則，該原則源于1789年法國《人權宣言》第13條“賦稅應在全體公民之間按其能力作平等分攤”的規定。該原則表明，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征收了特定公民的私有財產，使個人承擔了本應由社會全體成員分攤的負擔，社會應該對此人進行補償。補償作為憲法上的一種制度始于1919年《魏瑪憲法》，該憲法第153條第2款規定：“收用，只有為了公共福利，并且基于法律才能進行。只要法律上沒有特別規定，其應當與相當的補償相交換而進行。”現代大多數國家的憲法均規定了對私有財產的征收、征用需進行補償，我國也如此，這有助于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在一個良性的法律環境和社會秩序中得以平衡。但憲法只提供了原則性規定，這一權利的最終落實還有賴于法律作出具體規定。筆者認為應著重考慮以下兩個問題。
第一，應確定公平補償原則。從世界范圍來看，關于征收、征用的補償標準，歸納起來主要有三種類型：一是完全補償；二是適當補償；三是公平補償。各國根據自己的國情確定了補償標準，并且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原則，有“正當”、“公平”、“公正”、“合理”等補償原則。如法國實行全部、直接、物質補償原則，日本則實行“正當補償”原則。其中，大多數國家的憲法規定對公民私有財產的征收和征用進行公平補償，并形成了一系列為公民所接受的公平補償標準和原則。
我國憲法沒有規定具體的補償標準和補償原則。普通法律中有“相應補償”、“一定補償”、“適當補償”等不同的規定。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第13條第2款規定：“國家建設使用確定給全民所有制單位或者集體所有制單位用于養殖的全民所有的水面、灘涂，由建設單位給予適當補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等也有類似規定。我國法律沒有規定統一的征收、征用補償標準，補償的隨意性很強，在實際生活中，公民因政府強制征收、征用私有財產的行為所得到的補償一般是“安慰性”的，這損害了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基于這一問題，筆者認為，我國法律對征收、征用的補償應采用公平補償原則，即對被征收、征用的私有財產權人應針對不同情況，靈活運用不同的方式進行補償，力爭做到既能彌補私有財產權人的損失，滿足其愿望，又能合理配置資源以滿足公共利益的需要，這是現代法治公平正義的社會價值觀在補償制度中的具體體現。完全補償原則既不適合我國的國情，也不利于對公共利益的維護；而適當補償則有損于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只有采取利益衡量的方法，在平衡公益與私益之后，公平地決定補償，才是一條合理的、切實可行的路徑選擇。
法律思維與法治思維范文第4篇
摘 要：本文從“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計劃”的具體要求出發，以法律知識、法律意識、法律思維和法律信仰這四個維度構建應用型卓
>> 基于工程應用型卓越機械工程師人才培養的探索 應用型高校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模式的探索 應用型本科卓越工程師實踐教學的改革與實踐 卓越工程師教育與應用型本科實踐教學體系的設計 應用型“卓越工程師”培養模式的探索與實踐 應用型卓越軟件工程師人才的校企合作培養 基于“卓越工程師”的通信工程應用型人才培養體系構建 卓越工程師背景下工程應用型專業人才培養研究 通信工程專業應用型卓越工程師培養模式探索 工程管理專業應用型“卓越工程師”人才培養模式探索 獨立學院工程應用型卓越工程師人才培養模式探討 應用型通信工程卓越工程師培養路徑探索 卓越工程師背景下的應用型工科院校單片機課程教學改革初探 基于“給水排水卓越工程師”復合應用型技術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的探討 應用型本科卓越機械工程師培養研究 應用型卓越軟件工程師培養模式探討 應用型卓越工程師人才培養模式改革與實踐 應用型本科院校卓越工程師培養教學模式初探 應用型本科卓越工程師培養探索與實踐 應用型“卓越工程師”培養實踐教學體系構建與實踐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
[3]林 健.“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計劃”通用標準研制[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0，（4）.
[4]魏昌廷，何 敏.應用型卓越工程師的素質結構及其培養[J].高等理科教育，2012，（1）.
法律思維與法治思維范文第5篇
關鍵詞 安律凡 維思通 早發性精神分裂癥
對象和方法
2008年1月～2008年6月病人74例，符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3版（CCMD-3），10歲≤年齡＜18歲，基線陽性、陰性癥狀量表≥60分，排除重大軀體疾病，入組前均獲得患者或其法定監護人對本研究的知情同意，并簽署知情同意書。
方法：按隨機號將患者隨機分配至兩治療組，即安律凡片劑治療組和維思通片劑治療組，每組各37例，觀察期為8周，試驗為前瞻性、隨機性、開放性研究。
治療劑量：安律凡組，1～2周內加至10～20mg/日，最高劑量25mg/日，平均15±3．5mg/日。維思通組，1～2周內加至3～4mg/日，最高劑量7mg/日，平均4．0±1．34 mg/日。
療效評定標準：采用陽性、陰性癥狀量表評定，評定時間，正式入組時及服藥后2周末、4周末、8周末分別評定1次。①痊愈：PANSS減分率≥75%；②顯著進步：75%＞PANSS減分率≥50%；③好轉：50% ＞PANSS減分率≥25%；④無效：PANSS減分率＜25%。
安全性評價：采用治療中出現的癥狀量表（TESS）進行評價。實驗室檢測指標：血、尿常規、血生化、泌乳素、心電圖等，測定時間與療效評定同步。
結 果
一般資料分析：符合入組條件的共74例，其中安律凡組37例，男16例，女21例，平均15±2．38歲，平均病程2．0±0．8年，維思通組37例，男18例，女19例，平均年齡15±2．41歲，平均病程：2．0±0．69年，兩組的平均年齡、病程、入組前PANSS總分及分量表分無差異。
服藥情況：安律凡組脫落2例，因治療不到2周病情好轉，出院后失訪。維思通組脫落1例，治療開始1周內出現惡心、失眠等不良反應，家屬要求換藥。
療效比較：治療8周后，安律凡與維思通組的顯效率和有效率分別為77．1%、91．4%及77．8%、94．4%，兩組間臨床療效及不良反應無差異。PANSS總分及分量表分比較，與治療前比較，P＜0．01；兩組間比較，差異均無顯著性（P＞0．05）。
討 論
阿立哌唑是新型抗精神病藥物，對D2和5-HT1A受體有部分激動作用，因此對陽性癥狀，陰性癥狀，情感癥狀均有較好療效，不損害認知功能，EPS少，同時對M1受體沒有親和力，對α1受體和H1受體只有中度親和力，因此很少引起性低血壓，很少引起體重增加和鎮靜[1]，其臨床療效被大量臨床研究所證實[2]。
本研究表明，阿立哌唑和利培酮對早發性精神分裂癥的陽性癥狀、陰性癥狀均有明顯療效，兩組起效均較快，從治療第2周起PANSS總分及各分量表分已有顯著下降，藥物不良反應兩組差異無顯著性。我們認為阿立哌唑治療早發性精神分裂癥安全、有效、不良反應少、值得臨床推廣使用。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