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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觀經濟研究方法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宏觀經濟研究方法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宏觀經濟研究方法

    宏觀經濟研究方法范文第1篇

    1、宏觀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通過總量分析總價格水平。因為宏觀經濟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是國家 。

    2、同時宏觀經濟學也運用了多種 模型去分析國民經濟情況 。

    3、比如收入決定模型、IS–LM模型和總需求—總供給模型都是圍繞著價格需求來發展變化的。

    4、宏觀經濟學的研究方法還有很多,我們需要不斷學習才能徹底掌握 。

    (來源:文章屋網 )

    宏觀經濟研究方法范文第2篇

    關鍵詞:宏觀經濟;上證指數;VAR模型

    中圖分類號:F0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913X(2015)11-0183-02

    一、引言

    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一直是經濟學中極富爭議的一個問題。作為金融市場重要組成部分的股票市場和經濟增長,以及由此引申而出的股票市場和宏觀經濟變量的關系,也是最近研究熱點之一。我國股票市場發展非常迅速,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經濟生活的重要因素。在這種背景之下,研究股票市場表現和宏觀經濟變量的經驗關系,具有很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國外學者對股票市場表現和宏觀經濟變量的關系進行了大量的經驗研究。這些研究大多數表明在宏觀經濟變量和股票價格之間存在明顯的相關關系, 但結論并非是完全一致的。例如,Chen, Rol和Ros(1986)研究發現可以顯著解釋股票收益率的因子有風險溢價變化以及通貨膨脹率等;但消費支出、原油價格和股票收益率之間卻沒有明顯關系。Mukherjee和Naka(1995)用誤差修正模型研究了東京股票交易所(TSE)和日本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動態關系。

    他們研究發現,TSE股票價格指數和六個宏觀經濟因子之間存在協整關系。而Binswanger (2000)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美國經濟,用子樣本滾動回歸方法研究發現,股票收益率和實質經濟活動之間的關系不成立。

    國內學者也在這方面進行了一些經驗研究,談儒勇(1999)研究了中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其中涉及了股市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實證研究。研究表明,我國股市發展的三個指標(市價總值/GDP、成交金額/GDP和成交金額/市價總值) 在回歸模型中都不顯著, 這意味著我國股市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極其有限。鄭江淮、袁國良等(2000)的經驗研究認為,雖然我國股市規模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效果不明顯,但股市發展與儲蓄之間的正相關關系表明存在股票市場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李廣眾(2002)的經驗研究認為中國銀行、股市發展的主要作用在于促進投資規模擴大,股市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并不顯著。

    從上述國內研究文獻可以看出,研究重點大多放在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上,股票市場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僅僅是研究中的一部分,很少涉及關于宏觀經濟和股票市場表現之間的經驗檢驗。

    從研究方法上來看,大部分用的是比較簡單的回歸分析,很少考慮時間序列不平穩帶來的謬回歸問題。基于上述考慮, 研究將根據月度數據,在宏觀經濟變量與股市價格的理論關系和經驗研究結論的基礎上,利用VAR模型對上海股票市場表現和宏觀經濟變量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結構如下:第二部分介紹模型形式、變量和數據選取, 第三部分給出實證結果, 第四部分是總結和結論。

    二、模型設定及數據選取

    宏觀經濟對股指波動的影響主要體現政府宏觀調控、市場變化以及消費者行為方面,因此建立一個包含貨幣政策、宏觀經濟情況、房屋價格變動、通貨膨脹及消費者信心指數的VAR模型,模型形式如下:

    Yt=C1Xt-1+……CnXt-n+ξt

    其中,Yt=[AINDEXt]Xt=[AINDEXt,Rt,M2,GDPt,HGINDESt+HOUSEINDEXt,CPIt,CCIt],C表示常數項。其中AINDEX表示上證收盤綜合指數;R分別表示利率水平和M2同比增長率,用以衡量貨幣政策;GDP分別表示GDP增長率和HGINDES宏觀經濟景氣指數,兩者結合衡量宏觀經濟變動;HOUSEINDEX表示國房景氣指數,CPI衡量通貨膨脹,與宏觀經濟變量一起表示市場變化;CCT表示消費者信心指數。樣本區間為2001年1月―2013年12月共計156個樣本。

    三、實證結果

    建立VAR模型,先對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經過檢驗,所有的變量都可以通過平穩性檢驗,可以用來構建VAR模型,在此基礎上,為了保證模型的穩定性,進行AR根檢驗,檢驗結果表明模型具有穩定性,如圖1所示。

    (一)滯后階的確定

    進行VAR模型檢驗的最后一步就是確認滯后階,模型滯后階的選擇過程如表1所示(最大試算階數為2)。

    根據表中所示,LR、FPE、AIC準則都顯示最優滯后階數為2,SC、HQ準則顯示最優滯后階數為1,根據少數服從多數原則,我們選取最優滯后階數為2。

    (二)VAR模型和脈沖響應

    我們得到VAR模型形式如下:

    AINDEX=0.857088397461*AINDEX(-1)+

    0.126504716401*AINDEX(-2)-0.00230273338677*CCI(-1)

    -0.000963551505897*CCI(-2)+0.0093385588814*CPI(-1)

    -0.0195604202722*CPI(-2)+0.00942041778789*HGINDEX(-1)-0.0140177132655*HGINDEX(-2)+0.0138781296713

    *GDP(-1)+0.00954420314823*GDP(-2)-0.000221171008889

    *HOUSEINDEX(-1)-0.00501632789264*HOUSEINDEX(-2)+

    0.0043259281095*M2(-1)-0.00657125075722*M2(-2)+

    0.00636285095489*R(-1)-0.00643171398778*R(-2)-

    0.007661618

    R2=0.96

    模型的擬合效果較好,較能對被解釋變量做出解釋。從估計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出,上證指數具有較強的慣性特征,上一期對本期的解釋高達0.857,再前一期對被本期的解釋達到0.1265,二者結合就解釋了全部的0.98,表明上證指數受自身影響最強,而其他變量對其解釋力較弱,這也從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我國經濟連續增長多年而股票市場卻熊冠全球。再看其他變量,其余變量中,消費者信心指數影響最弱且負相關,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前兩期的CPI對本期上證股指影響較強,達到0.02,且呈負相關,表明上兩期的CPI指數如果上升,則會一定程度上導致本期股票市場的下跌,而上一期的CPI指數則對本期股票市場呈微弱正相關;除此之外,宏觀經濟景氣指數的前一期和兩期也表現出明顯的分野現象,與CPI相同的是都是前兩期呈現明顯的負相關,而前一期呈現微弱的正相關,表明宏觀經濟指數與CPI相關性較強;前一期的GDP對本期股指影響呈現正相關,而且相關指數達到0.014,前兩期的相關就變得微弱,表明當期GDP的增加能明顯增強下一期的股指,但之后影響就逐漸減小;貨幣政策在前一期對本期呈正相關,前兩期對本期則呈負相關,也具有一定的分野現象。

    四、結論與建議

    通過利用VAR模型對宏觀經濟環境、政府調控政策、市場變化和中國股票市場波動性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得到了如下的主要研究結果:宏觀經濟環境本身的發展狀況將對中國股票市場波動性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宏觀經濟環境變化對中國股票市場波動性的影響是不確定的,這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中國股票市場價格變動對經濟基本面變化的反映功能的缺失;貨幣供應量變化將對中國股票市場波動性產生影響較為微弱,宏觀經濟環境不會對貨幣供應量調整政策調控中國股票市場的效果產生本質性的影響。這個結論既是中國股票市場資金拉動型特征的直接結果,同時也為中國股票市場具有的資金拉動型特征提供了實證證據;市場變化對中國股票市場波動性產生的負向影響更大,而且不會受到宏觀經濟環境因素的影響。中國股票市場的弱市場有效性特征和噪音交易特征為這個結論的合理性提供了依據,而且中國股票市場的政策調控實踐也反復證明了這個結論的正確性;利率調整政策對中國股票市場產生的調控效果受到宏觀經濟環境的明顯影響。宏觀經濟環境因素的存在使得利率調整政策調控股票市場的效果變得不確定和不可預測。產生這種結果的主要原因在于,不考慮宏觀經濟環境的理想情況下,投資者的入市決策和股票交易決策都會受到利率變化的顯著影響,而在考慮宏觀經濟環境的現實情況下,中國宏觀經濟環境狀況對中國股票市場條件波動性產生的顯著正向影響可能對利率調整政策調控股票市場的效果產生了替代作用,從而致使利率變化對中國股票市場波動性產生的影響不顯著。利率調整政策對中國股票市場影響的近似隨機的現實現象也證明了該結論與中國股票市場現實情況的一致性。研究結論啟示我們,加大理性市場主體的培育力度,改革政策機制、降低政策信息的獲取成本,建立和完善股票市場相關制度、特別是信用交易制度,加大金融衍生產品的開發和上市力度,科學制定調控政策、提高政策調控能力、規范政府調控行為是提高政策調控效率、保障中國股票市場健康、穩定、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當然,研究工作僅僅是筆者有關宏觀經濟環境、政府調控政策與中國股票市場關系研究的一項階段性實證研究成果,還有很多相關問題有待于進一步研究。

    參考文獻:

    [1] 陸 蓉,徐龍炳.“牛市”和“熊市”對信息的不平衡性反應研究[J].經濟研究,2004(3).

    [2] 趙振全,張 宇.中國股票市場波動和宏觀經濟波動關系的實證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3(6).

    [3] 郭金龍,李文軍.我國股票市場發展與貨幣政策互動關系的實證分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4(6).

    [4] 許均華,李啟亞.宏觀政策對我國股市影響的實證研究[J].經濟研究,2001(9).

    [5] 謝 赤,吳 丹.論股票市場對擴張性貨幣政策效力的影響及相應對策[J]. 當代經濟科學,2002(4).

    宏觀經濟研究方法范文第3篇

    【關鍵詞】宏觀經濟;財務約束;資本結構

    宏觀經濟因素和財務狀況會對企業資本結構產生顯著影響的觀點已經得到了許多研究的支持。Korajczyk和Levy(2003)的實證研究指出財務狀況良好的企業其目標杠桿逆周期變化,而財務狀況差的企業其目標杠桿則順周期變化。在國內研究中,原毅軍和孫曉華(2006)使用了包括實際經濟增長率在內的一系列宏觀經濟變量對企業資本結構進行了解釋,其研究支持宏觀經濟因素對資本結構產生顯著影響的結論。而蘇冬蔚和曾海艦(2009)則以企業特征因素和行業因素為控制變量,運用非線性計量方法考察了宏觀經濟因素對資本結構的影響,其結論說明我國上市企業的資本結構呈顯著的逆周期變化。就目前國內研究而言,并未深入研究不同財務狀況的企業其資本結構對宏觀經濟的反應是否一致。針對這一問題,文章將以中國上市企業為樣本,研究在我國的經濟體制下宏觀經濟對不同財務狀況企業的資本結構的影響。

    一、研究模型、變量設計和樣本選取

    (一)研究模型

    文章在Korajczyk & Levy(2003)等的模型基礎上經過調整,將資本結構與解釋變量設定為如下的線性關系:

    企業的財務狀況如何有不同的判斷標準,文章將采用現金流來企業的財務狀況。計算方式采用Byoun(2008)的標準,即將現金流(FDit)定義為資金的使用減去資金的來源,資金的使用包括三項,營運資本增加額(Wit)、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Iit)和分配的股利和利潤(DIVit),資金的來源則用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OCFit)來表示。如果FDit大于0,則企業i在t年現金流短缺,小于0則現金流充足。現金流(FDit)的計算公式如:

    (二)變量設計

    資本結構變量。在我國的上市企業中流動負債占到了企業負債總額的大部分,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和已有的研究(Korajczyk & Levy(2003),蘇冬蔚、曾海艦(2009)等),文章將使用流動負債占總資產的比例來企業的資本結構,其計算公式如下:LEVit=CLit/TAit。其中LEVit表示企業i在第t期的資本結構,CLit表示企業i在第t期的流動負債,TAit則表示企業i在第t期的總資產。

    宏觀經濟變量:國內生產總值(GDP)。宏觀經濟狀況最具代表性的指標就是GDP,文章采用實際GDP的自然對數來表示。

    一年期貸款利率(I)。貸款利率是央行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工具之一,它的上下浮動會影響到企業的貸款成本,進而影響到企業的融資決策。

    股票市場回報率(RE)。借鑒蘇冬蔚和曾海艦(2009)的研究,文章采用了深滬兩市流通市值加權市場指數的總回報率來表示股票市場的表現。如果樣本企業是在上海上市則采用滬市的回報率,如果在深圳上市則采用深市的回報率。

    企業特征變量。根據已有研究,文章選擇以下企業特征變量作為控制變量:(1)企業規模(SIZE),文章中使用主營業務收入的自然對數來表示;(2)資產有形性(PPE),本指標使用總資產中固定資產所占比例來表示,其比例越高,負債的擔保能力就越強,因此越容易獲得貸款;(3)盈利能力(ROA),文章中用資產收益率來表示企業的盈利能力;(4)成長能力(Q),文章中用托賓Q值來成長能力;(5)非債務稅盾(NDTS),負債擁有節稅效應,但是由折舊等導致的非債務稅盾同樣會產生避稅效果,因此非債務稅盾的增大會減少企業的負債,文章中使用累計折舊除以總資產來表示;(6)股權結構(LARGE)。由于我國的經濟體制不同于西方國家,很多上市企業存在國有股“一股獨大”的情況。文章中用大股東持股比例來做為股權結構的變量。

    (三)樣本選取和估計方法

    文章樣本選擇的是在2002年底之前上市的企業1998年至2009年之間的財務數據。樣本的處理原則如下:不包括金融保險類企業;刪除了連續三年被PT和ST的企業;刪除了數據缺失的企業;刪除資產負債率大于1的企業以及在計算各項指標時出現奇異值的企業。最后共獲得893家企業的9450個樣本點。其中現金流充足樣本點為6810個,現金流短缺樣本點為2640個。以上數據均來自于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數據庫(CCER)。估計方法是廣義矩估計(GMM),工具變量選擇解釋變量的滯后一階。

    二、實證結果分析

    模型(1)的回歸結果(如表1所示):

    從表1的回歸結果中可以看出,財務狀況不同的企業對于宏觀經濟的反應是完全不同的,對于現金流充足的企業而言,GDP和利率的回歸系數均顯著,股票市場回報的系數不顯著。其中GDP的系數顯著為負,說明財務狀況良好的企業其資本結構具有逆周期效應。而對于受到財務約束的企業而言,不論是GDP,利率還是股票市場回報其系數均無法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說明宏觀經濟對現金流短缺企業的資本結構的影響不顯著,其資本結構不具有周期性,同時也與財務狀況良好的企業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回歸方程的R-squared為0.6889,說明方程擬合程度較好,sargan-p值達到1,說明工具變量的選擇是有效的。

    實證結果表明,財務狀況良好的企業其資本結構的選擇表現出了逆周期效應,即在宏觀經濟繁榮時其資本結構下降,宏觀經濟衰退時資本結構上升;而財務狀況差的企業其資本結構的調整不具有周期性,宏觀經濟對其影響不顯著。

    參考文獻

    [1]Robert A.Korjczyk, Amnon Levy. Capital structure choice:macroecnomic conditions and financial constriaint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3(68):75~109

    [2]Soku Byoun.How and When Do Firms Adjust Their Capital Structures toward Targets?[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8(6):3069~3096

    [3]原毅軍,孫曉華.宏觀經濟要素與企業資本結構的動態優化[J].經濟與管理研究.2006(5):39~42

    宏觀經濟研究方法范文第4篇

    關鍵詞:宏觀經濟政策;投資行為;投資效率

    企業的投資活動既是公司權益價值創造的驅動力(Modigliani & Miller,1958),也是我國經濟整體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其投資效率的高低既關乎企業的成敗,也關乎一個國家的整體經濟發展水平。

    企業的投資效率受到內外部環境的雙重影響,目前的大多數研究集中在內部環境。例如公司治理水平、公司特征等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取得了跨越式的巨大發展,對于微觀企業的投資效率,國家層面的宏觀經濟政策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宏觀經濟政策是國民經濟的“調節器”,尤其是我國正處于轉型時期,宏觀經濟政策更是發揮著巨大的導向作用。然而目前對于宏觀經濟政策是如何影響微觀企業投資效率的研究不是很多,出現了一定的割裂現象。本文基于國內外的文獻,對于宏觀經濟政策如何影響微觀企業投資效率的文獻進行了綜述。

    一、宏觀經濟政策

    (一)宏觀經濟政策的定義

    宏觀經濟政策是一個國家采取的對經濟進行干預的手段,是政府為了協調和發展整個國民經濟而制定和實施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有經濟周期、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信貸政策、稅收政策、匯率政策、產業政策、監管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等。

    (二)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

    國家實行宏觀經濟政策就是為了實現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穩定物價水平、平衡國際收支以及實現充分就業。為應對2008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巨大沖擊,緩和慘淡的經濟局面,我國當局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及寬松的貨幣政策,推出了4萬億救市計劃并取得了預期效果,我國經濟逐漸實現復蘇。自2010年以來我國GDP增速逐漸回落,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要戰略時期,宏觀經濟政策正逐漸引領中國經濟向集約型、質量型轉變,不斷刺激需求,調整經濟結構。

    二、企業投資效率

    在新古典經濟學中,企業的投資取決于投資項目的邊際價值,只有邊際收益大于邊際成本,企業的投資活動才是有效率的。在Modigliani等的完美市場假設中,投資機會是企業投資效率的決定性因素。抓住好的投資機會可以使企業獲得巨大的競爭優勢。但是我國并不存在完美的市場機制,現實中的投資并不完全取決于投資機會,企業中的非效率投資即過度投資和投資不足現象也廣泛存在,影響企業價值最大化的實現,從長遠利益上不利于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根據資本成本的錨定效應,企業進行投資項目的選擇應以資本成本為取舍率,只有企業的投資項目的預期報酬率大于企業的資本成本,投資才是有效率的,才應被管理層采納。改善投資效率是企業財務管理的主要目標,所以投資效率問題至關重要,引起了國內外學者和實務界的廣泛關注。

    (一)企業投資效率的衡量

    投資效率的衡量是投資決策的核心問題。近年來國內外學者運用數學、計量經濟學等原理對企業投資效率的的衡量方法和測度模型進行了不斷地探索,主要有:(1)Fazzari等(1988)從融資約束角度提出的投資-現金流敏感度測量模型,基于信息不對稱理論,外源融資成本大于內源融資成本。模型中的敏感性程度可以反映企業所受的外部融資約束情況。(2)Vogt(1994)在Fazzari等的測量模型基礎上提出了現金流與投資機會交互項測量模型,通過該模型中交互項的符號可以判斷企業是受融資約束出現了投資不足還是由于問題出現了過度投資情況。(3)Richardson(2006)基于自由現金流與過度投資的關系提出的殘差項度量模型,通過模型中殘差項的符號可以判斷企業非效率投資的類型。(4)Biddle等(2009)提出的無條件測試模型,首先通過模型測度企業的預期投資水平,然后分行業逐年進行回歸,再把殘差項按照小到大的順序分成四組,第一組是投資不足,中間兩組為正常的基準組,最后一組為投資多度,再采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來測度企業投資出現在投資不足或過度投資組的概率,以此來衡量企業的投資效率。

    (二)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因素

    對于企業投資效率影響因素的研究可以分為公司內部因素和外部宏觀經濟環境因素兩部分。

    對于內部環境因素,目前的研究主要有公司信息披露狀況、會計穩健性、董事會以及管理者特征、公司治理水平、公司異質性等方面。國內外學者比較注重企業內部對于其投資效率的研究,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宏觀經濟環境與微觀企業投資行為的割裂現象,然而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以及國家相關政策的頒布,宏觀經濟政策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越來越得到理論界以及實務界的重視。外部宏觀環境對于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主要有環境不確定性、外部治理水平、經濟周期、貨幣政策,信貸政策、以及財政政策等因素。

    三、宏觀經濟政策與企業投資效率

    (一)宏觀經濟政策對企業投資效率影響的傳導路徑

    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對微觀企業投資效率影響的傳導路徑主要有兩條:(1)通過宏觀經濟政策導向作用改變企業對國家經濟、行業經濟的整體判斷和預期進而影響投資機會來影響企業投資行為(2)通過宏觀經濟政策對利率等的影響進而改變企業的資本成本來以及融資約束影響企業投資行為

    (二)宏觀經濟政策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

    不同的發展階段,國家為了更好地促進企業的發展,采取了不同的宏觀經濟政策來實施調控,但是這對企業的投資效率的影響效果到底如何,引起了學者的關注和研究。該部分依據劃分的宏觀經濟政策影響微觀企業投資效率的兩條傳導路徑分別進行了梳理。

    1.路徑一:宏觀經濟政策通過改變企業對國家經濟、行業經濟的整體判斷和預期進而影響投資機會來影響企業投資行為

    宏觀經濟周期的變化會加大企業對未來預期的不確定性,影響企業投資機會的發現,加大企業對未來經濟活動狀況以及信息的判斷的難度,進而影響企業的投資支出。經濟周期反映了一個國家總體經濟發展的波動狀況,一般我們可把它劃分為擴張和緊縮兩個階段。在經濟危機階段,一般來說企業對經濟前景預期會比較差,國家就會相應實施寬松的財政貨幣政策來刺激投資和需求,緩解投資不足。在經濟繁榮階段,一般來說企業對國家的經濟前景預期會比較樂觀,國家也會相應實施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來抑制盲目以及過度投資來提高企業的投資效率。此外宏觀經濟政策也會通過影響企業的資本成本和融資能力等因素來間接影響企業的投資機會。

    Bloom 等(2007)研究認為宏觀環境的不確定性會影響企業管理層對企業信息的判斷能力,會更加保守和謹慎,從而影響投資。應惟偉(2008)通過研究證實了經濟周期與企業投資的相關關系,不同階段不同的財政貨幣政策會影響企業的經營活動和融資環境進而影響企業的投資-現金流敏感性。陳艷(2013)通過實證研究發現企業的投資機會和投資支出與經濟危機負相關,而寬松的宏觀貨幣政策會增加企業投資機會以及投資支出從而起到正的調節作用。邱靜(2014)實證研究證實了當貨幣政策比較寬松時,會有較好的投資機會,進而企業投資效率也會比較高。張超等(2015)研究了經濟增長平穩時期,貨幣供給和信貸供給與非效率投資的相關關系,貨幣政策會提高企業的投資效率。劉放等(2015)實證檢驗了投資效率的順周期效應,并且國有企業和處于低經濟發展水平地區企業的投資效率的順周期效應更強。

    2.路徑二:宏觀經濟政策通過對利率等的影響進而改變企業的資本成本來以及融資約束來影響企業投資行為

    資本成本是企業在投資時所考慮的必須要達到的最低報酬率,也是企業通過有效的管理必須應該達到的價值創造能力。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可以通過影響企業的資本成本來影響投資。而且企業投資與其外部融資能力密切相關,宏觀經濟政策也會通過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來影響投資效率,其中我國貨幣政策主要通過企業的貨幣渠道(又稱利率渠道或資本成本渠道)和信用渠道來發揮作用,這兩種渠道都是通過影響企業的融資成本以及融資規模來對企業投資效率產生影響。

    Mojon 等(2002)通過對歐盟中的法國、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研究發現利率政策會通過影響資本成本影響企業的投資行為。我國的彭方平等(2007)研究發現宏觀經濟政策通過改變政策利率和國債到期收益率等來影響企業的資本使用成本來影響投資,進而說明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微觀傳導機制的有效性。但是對于我國的資本成本與投資行為敏感性的問題卻一直存在著爭議,其投資行為與資本成本的敏感性關系并不十分明顯,特別是在國有企業中。徐明東等(2012)研究發現貨幣政策通過資本成本影響企業投資決策的的作用比較微弱,而國有企業對資本成本不敏感。喻坤等(2014)揭示了我國的投資效率之謎,認為我國貨幣政策加大了國有與非國有企業融資約束的不同,從而非國有企業的信貸資源被國有企業擠出,我國非國有企業的投資效率因此而降低。賀京同等(2015)通過對寬松的貨幣政策與企業非效率投資行為之間的關系進行的研究得出,寬松的貨幣政策是否對企業非效率投資行為有抑制作用要取決于企業的產權性質和投資機會。

    四、評述與展望

    對于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因素,目前國內外研究大多還是基于微觀層面,從而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微觀企業投資行為的割裂現象,但是對于宏觀經濟政策的微觀效應也逐漸得到了學者們的重視與深入研究。鑒于此本文對宏觀經濟政策影響微觀企業投資效率的傳導路徑內分為兩條分別進行了梳理。未來對企業行為的研究應該更加注重宏觀政策的調控作用,并且應該在宏觀經濟政策的具體傳導路徑方面應該更加明確與深化。

    對于企業投資效率的衡量模型方面,目前大多采用投資-現金流敏感度測量模型,投資-投資機會敏感度模型以及Richardson的殘差項模型,但是這些模型都各有利弊,能否真正測度企業的投資效率,其合理性和準確性都有待于探討,期待能夠建立更加科學的測量模型。

    對于企業來說,資本成本是其投資決策時必定要考慮的與其將擔負的風險相對應的必要報酬率率,其投資支出對資本成本的敏感性可以檢驗貨幣政策的資本成本傳導路徑是否順暢。資本成本在公司財務決策中具有錨定作用,但是在我國尤其是國有企業中,資本成本敏感性并不高。因此要深化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并且加強我國宏觀政策傳導的通暢性和落實的有效性。

    宏觀經濟政策要指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的同時要提高投資效率而不是投資率。在宏觀經濟政策影響企業投資效率的同時,企業的投資效率也會影響宏觀經濟的波動和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所以在研究時也應注意投資效率的反作用機制。

    宏觀經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會抑制或刺激企業的投資支出,從而影響企業的投資效率。由于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的特殊階段,針對不同產權性質的企業、不同類型的行業、不同的市場化程度的地區以及不同的現實宏觀環境,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不應出現“一刀切”的現象,而是應更加細化。同時中央和地方更應該有效的協調和配合,更好的建設服務型政府,更好地發揮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等的宏觀調控作用,以促進我國企業投資效率的提高,實現我國宏觀經濟政策與微觀企業投資行為的更好融合以及協調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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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觀經濟研究方法范文第5篇

    [關鍵詞]大數據;宏觀經濟;機遇與挑戰;分析

    [DOI]10.13939/ki.zgsc.2016.42.028

    2015年9月份,國務院與工信部聯合印發了《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明確要求在“十三五”規劃中重點推動大數據的發展和應用,建立運行平穩、安全高效的經濟運行新機制,這也為在大數據時代下更加精準、更加高效地開展宏觀經濟分析提供了政策保障。

    1 大數據在宏觀經濟分析中的重要作用

    1.1 為宏觀經濟分析提供豐富的數據支持

    我國經濟發展正處于“三期疊加”的關鍵時期,影響宏觀經濟發展的因素也是多種多樣,要想保證宏觀經濟分析結果的準確性和時效性,就必須以大量的數據信息做樣本,對數據樣本進行客觀、專業的處理和評估。傳統的宏觀經濟數據獲取方式存在諸多弊端:一方面是數據樣本數量有限,難以反映出影響宏觀經濟發展的整體因素;另一方面是數據獲取途徑少,時效性低,往往與現階段的經濟發展現狀不相符合。而大數據技術借助于計算機、互聯網和電子信息技術,能夠在短時間內獲取各個部門、各個行業的經濟發展數據,例如全國旅游消費總額、全國商品房年銷售總量等。可以說,只要數據分析部門獲取了相應的數據調查權限,就可以隨時調用管轄范圍內與宏^經濟分析相關的數據內容,從而極大地豐富了宏觀經濟分析所需的樣本容量和樣本種類,確保了宏觀經濟分析的準確性和時效性。

    1.2 為宏觀經濟分析提供更多的方法

    傳統的宏觀經濟分析手段,由于受技術條件和工作理念的影響,往往采用統計分析和隨機抽樣分析的方式,近似地反映或推斷出宏觀經濟的分析結果。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化改革和我國經濟體制結構的轉變,傳統的宏觀經濟分析手段難以適應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云時代的到來和大數據技術的出現為宏觀經濟分析提供了更多種類、更加簡便的分析方法。例如,傳統的宏觀經濟分析由于獲取數據困難,因此采用“隨機抽樣反映整體”的分析方法,其分析結果與實際情況必然會存在較大誤差;而大數據的分析是以海量的數據樣本為基礎,并且樣本種類豐富,基本上涵蓋了影響宏觀經濟發展的所有行業,在此基礎上得出的分析結論無限趨近于我國宏觀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提高了宏觀經濟分析的可靠性。

    1.3 優化了宏觀經濟分析的技術

    大數據分析與單純的計算機數據統計的不同之處在于:計算機數據統計只能進行初步的數據分類和整理,并以數字、圖標等形式展示出來,雖然具有較強的直觀性,但是不能深層次地反映宏觀經濟內容。而大數據分析融合了計算機、電子信息和數學建模等多個專業技術,以海量數據為基礎,建立數學分析和統計模型,利用分析模型對數據進行深層次的分析、處理和加工,并結合了語音識別、圖像識別等技術,提高了數據分析技術的專業化水平。

    2 大數據在宏觀經濟分析中的機遇與挑戰

    2.1 大數據時代宏觀經濟分析具有的機遇

    大數據技術融合了多種現代化數據獲取和分析技術,為宏觀經濟的精確分析提供了諸多便利條件,從當前的發展形式看,大數據在宏觀經濟分析中的主要機遇有以下幾方面:首先,大數據技術使“在短時間內獲取海量數據”成為了可能,為宏觀經濟分析提供了必要的基礎保障。無論是進行宏觀經濟分析還是其他各類專業統計,數據獲取都是最基礎也最為關鍵的環節。數據樣本的豐富度和樣本容量,直接決定了后期分析結果能否反映實際情況,而數據樣本越多,則最終分析結果越趨近于實際。除此之外,宏觀經濟是一個動態發展、不斷變化的過程,這就要求數據樣本在“獲取-分析-得出結論”這一過程中占用盡可能少的時間。因此,數據分析師歷來重視數據樣本數量和樣本獲取速度,大數據技術兼具上述兩種分析要素,在宏觀經濟分析中占據較大優勢。其次,大數據擴充了宏觀經濟分析的空間廣度,使數據價值得以體現。通過計算機互聯網獲取基礎的數據信息,不僅能夠有效跨越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而且在數據價值上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并且利用專業數據分析軟件和數學模型,拓展了數據所包含信息的深度與廣度,為新時期進行宏觀經濟分析提供了有力支持。

    2.2 大數據時代宏觀經濟分析面臨的挑戰

    大數據技術在帶來諸多便利的同時,其自身也存在著一些有待改進的地方,主要表現為:首先,大數據所采集的數據量大,但是缺乏有效的數據篩選標準,導致數據中夾雜著部分無用或不相干的信息。例如我們在采集“全國旅游消費總額”相關的數據時,可能會搜索到與旅游相關的“交通運輸量”的信息,但是這些信息并不會對宏觀經濟分析起到影響,反而增加了樣本總容量。因此,如何加強信息甄別和篩選,是下一步大數據技術優化的重要內容;其次,數據的安全性仍然有待提高。由于前期采集數據量非常大,但是進行宏觀分析是一些相對漫長的過程,這些數據在保存期間如何確保安全性,關系到后期宏觀經濟分析的最終結果。雖然部分數據庫建立了相對完善的防火墻和病毒查殺系統,但是也很難徹底根除非法訪問的風險;最后,大數據時代的宏觀經濟分析需要大量專業化人才,但是從現階段相關從業人員的整體情況看,大數據分析人才數量難以滿足行業發展需要。

    3 提升大數據對宏觀經濟分析作用的對策

    3.1 構建良好的大數據獲取環境

    政府應當主導建立一個大數據的收集體系,在一些重要的宏觀經濟領域制訂大數據的收集計劃,從而保證大數據的獲取。為此政府部門應當做好以下具體的工作:首先,政府部門要從思想認識上提高對大數據的重視程度,對于大數據在宏觀經濟研究中的價值予以認可。從而在實際的工作中能夠形成穩定的資金投入并在政策法規上為大數據的應用提供便利條件。其次,政府應當加大高校或者是相關研究機構在大數據應用上的研究投入力度,支持研究機構在大數據應用上的深度挖掘,從而更好地發揮大數據的作用。最后,政府應當支持企業采用現代化的信息管理手段,從而為大數據的獲取提供基礎性的條件。利用企業的信息化系統可以快速地獲取企業的相關發展數據信息,從而為宏觀經濟的大數據分析提供基礎材料。

    3.2 提升大數據的采集與管理工作水平

    制定規范化的大數據采集與管理體系,保障用于宏觀經濟發展的大數據均能夠得到有效的采集,并且還要確保數據的真實性。在利用大數據進行宏觀經濟的分析中大數據是基礎的分析材料,所以有效地采集到大數據是十分重要的。首先,要規范大數據的采集工作流程,制定科學的大數據采集體系,從而促進大數據采集工作的有序開展。其次,對于在大數據采集過程中因小集體利益而不配合采集的個人或者是單位,應對其進行一定的處罰,從而威懾這些干擾大數據采集工作的不良情況。最后,要對大數據采集人員進行培養和提升,從而使其掌握較為熟練的大數據管理技能,為大數據的更好地應用提供條件。

    3.3 培養大數據分析與應用人才

    在大數據的應用中人才是其中的關鍵性組成部分,高素質的大數據分析與應用人才能夠為宏觀經濟的分析提供有力支撐。為此,就必須在大數據人才培養上進行改進和提升。為此,應當做好以下內容:首先,政府部門應當重視大數據分析與應用人才的培養,出臺各類支持性的培養政策。其次,高校應當根據現實的需求而開始相關的專業和課程,從而發揮大數據分析與應用人才培養的基地作用,以便為社會輸送大量的大數據專業應用人才。最后,企業也應當在大數據人才培養上做出自己的貢獻,對于企業內部的數據管理人員進行專業技能提升的培訓,從而幫助他們掌握更多的大數據分析與應用的實際技能。

    4 大數據與宏觀經濟政策制定

    大數據革命為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制定提供了機會。政府在政策制定上可以通過大數據分析系統提升公共服務質量,增加服務種類,并為公共服務提供更好的政策指導。同時,在大數據分析的運用、提高效率與其他政策和技術協同以及為公共服務領域帶來變革等方面,政府可以加大重視和投入力度,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支持。

    大數據給政府的經濟統計工作帶來了巨大影響。首先,面對大數據帶來的技術變革,政府應該將其納入政府統計之中。經濟統計要充分利用大數據時代提供的技術和條件,促進政府統計工作的變革。例如“10億價格項目”便是政府應對大數據變革的成功典范。其次,面對大數據帶來的統計對象擴充,政府不但應當重視結構化數據,更應當重視挖掘非結構化數據,以期找尋出恰當的經濟統計指標。大數據時代,非結構化數據包含更多信息,而且利用互聯網進行的數據挖掘,不僅可以得到數字資源,文本數據也可以通過挖掘獲得。最后,面對大數據帶來的統計資源的拓展,政府應該將其統計資源拓展到政府以外,重視拓寬其他數據資源。在過去,政府靠自己的力量收集數據,但在大數據時代,人人都是數據的制造者。例如,谷歌和百度等數據巨頭擁有大量政府無法獲取的數據資源。政府要想辦法讓數據巨頭將數據放到統計中來,而不能僅靠自己調查統計。

    5 結論與展望

    大數據時代極大地拓寬了信息來源、提高了獲取信息的時效性,同時,新信息的非結構化對宏觀經濟分析的技術和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大數據背景下,由于數據噪聲的存在,宏觀經濟數據挖掘變得十分重要,這就要改進技術,加強對非結構化和半結構化數據的挖掘。實時、快速、海量的數據為更加準確的宏觀經濟預測提供了可能,宏觀經濟預測模型也有待于進一步更新。在大數據時代,可以將機器學習算法引入宏觀經濟分析,改進宏觀經濟分析技術,解決“維數災難”,提高宏觀經濟分析的準確性。大數據時代也將促進政府經濟政策制定的變革,提升政策的時效性,提高政府服務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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