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資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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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資的好處范文第1篇
然而，對于接受外國直接投資的東道國而言，必須辯證地看待其對國民經濟的影響。這種投資可以對東道國加大資本形成、擴大就業、增加出口以及提高技術水平有積極的促進作用，但也可能產生使東道國國際收支惡化、市場結構趨于不合理和削弱東道自的消極作用。
所以，東道國必須結合自身的情況，采取適當的政策趨利避害。近年來，發展中國家為吸引外資，紛紛采取形式不同的投資鼓勵措施。但這些措施究竟效果如何，已經引起人們的關注。
一、投資鼓勵措施的定義、分類和經濟分析
投資鼓勵措施是指某一政府或在政府的指示下，出于鼓勵特定企業或企業類型進行一定的投資行為的目的，向后者提供的可以度量的經濟好處，其中包括旨在增加某一外國直接投資的回報率或減少外國直接投資的成本和風險的有關措施。雖然大部分投資鼓勵措施有某種補貼成分，這些措施中的一部分-如壟斷經營權-雖然會為有關政府帶來一些經濟成本，但不會引致直接的財政成本。投資鼓勵措施還不包括廣義的基礎設施、有關外國直接投資的一般性法律法規、企業經營的調控和財政制度、有關利潤匯出及國民待遇等非歧視性政策。
根據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OECD）和聯合國貿易和發展大會（UNCTAD）的研究，投資鼓勵措施一般可以分為財政措施、金融措施和其他措施等三大類型。
財政措施的總體目標是減輕外國投資者的稅收負擔。根據減征的依據的不同，又可以進一步分為針對利潤、銷售額、和增加值的措施，針對資本投資的措施，針對進出口的措施，等等。
金融措施是指東道國政府直接向投資的跨國公司提供資金以資助新投資或某種經營活動，其目的是降低投資或經營的成本。最常見的金融措施包括政府贈款、補貼貸款、政府參股、優惠保險等。
其他措施是指難以歸入財政類和金融類的措施，目的也是增加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當地投資的回報。其主要形式有補貼專用基礎設施、補貼服務、市場傾斜、使用外匯上的優惠待遇，等等。
可以看出，東道國政府決定向跨國公司的投資提供鼓勵措施時可以有多種選擇。究竟選擇何種形式取決于東道國政府的需要及其與跨國公司的談判結果。至于其采取的鼓勵措施的成本有多大、成效如何，則與措施的類型以及實施、管理的方式有著密切的關系。
投資鼓勵措施是通過減少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的成本、增加其收益這一機理達到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目的的。至于這些措施能否達到其目的（即東道國所得收益是否大于其采取這些措施的成本），在什么條件下能夠達到其目的，更多地是一個實踐問題，經濟理論尚未做出一個系統、完整的說明。
迄今，對投資鼓勵措施最有說服力的解釋是“投資的外在效益說”。外國直接投資會給進行投資的跨國公司帶來發揮優勢、降低成本、擴大市場、獲得規模效益等好處。如果這些收益為投資的跨國公司完全內化，即完全由其所得，這些收益就會包括在投資的回報當中，東道國政府就沒有必要采取任何鼓勵投資的措施。跨國公司在沒有投資鼓勵措施的情況的投資水平就是最優的。
除此之外，外國直接投資還有可能對接受其投資的東道國的經濟產生積極的影響。譬如：促進東道國的資本形成、擴大就業、增加出口、提高技術水平等，最終起到加快東道國經濟增長、提高其人民生活水平的作用。這些效應往往不能被投資的跨國公司所內化，也就不能在其投資的回報中有所反映。
因此，它們被稱為外國直接投資的“外部效益”。不少經濟學家都非常重視投資的外部效益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如羅默認為，一個企業的資本積累將給進行投資的公司以外的公司也帶來好處，尤其是在技術進步方面。其根據是60年代的經濟增長理論：技術進步的速度取決于投資率。這樣，在投資率和人均收入增長率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
由于市場無法使外部效益在投資的經濟回報率中反映出來，在外國直接投資的社會回報率和經濟回報（即跨國公司自身的投資回報率）之間便形成了一個落差。
斯科特對10個國家投資和經濟增長的研究發現，投資占產出的比例是高素質勞動力隊伍擴大和勞動生產率提高的一個重要因素。根據他的測算，美國和英國的投資社會回報率比其經濟回報率高出約7個百分點。這一落差的三分之一為政府稅收所至，其余部分可以歸因于投資的外部效益。回報率落差的存在可能會導致投資不足，也就是投資（包括外國直接投資）低于社會最優水平。這時東道國政府采取投資鼓勵措施，以彌補回報率上的落差，是為了鼓勵投資超出自發水平，達到社會最優水平。
這里有一個問題需要說明。如果東道國政府為了鼓勵外國直接投資向跨國公司的分支機構提供了減免公司所得稅的優惠待遇，其在財政收入上將遭受一定的損失。從財政學的角度來看，公司所得稅有為持股人代繳個人所得稅的功能。在公司稅得到減免后，如果是國內企業，其持股人為國內居民，減免的公司稅在一定程度上會以持股人個人所得稅的形式收繳上來；但如果是跨國公司，減免的東道國公司稅則以持股人個人所得稅的形式不同程度地轉移給了跨國公司的母國。只有在外國直接投資的外部效益足夠大的情況下，東道國政府才會愿意降低公司所得稅率，放棄這筆收入。
對外國直接投資鼓勵措施另一種常見的解釋是“幼稚工業說”。其基本要義與國際貿易理論中支持保護措施的幼稚工業說是完全相同的，即：在一國某一產業發展的初期，由于生產規模小，技術也不十分成熟，生產的成本較高，該國在這一產業不具有比較優勢。如果能夠引入外國資本，并以此帶動技術和管理技能的引進以及東道國市場競爭機制的建立與完善，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產量的增加、技術的成熟與進步，東道國該行業生產的平均成本下降，該國從而獲得在這一產業的比較優勢。然而，由于存在著缺陷或失效的現象，完全依靠市場自身的力量是無法實現這一目標的。
譬如，由于資本市場的缺陷，企業可能面臨著在籌資方面受到的限制。這與個人在籌資方面受到的限制是同樣道理。一個人在年輕時無法以其未來收入為基礎進行借貸，會導致其現期消費不足。同理，由于市場上存在著信息不對稱，投資者可能因無法判斷企業某一投資項目是否能夠盈利而對投資于該項目望而卻步，于是出現投資不足。
信息的不對稱性還會在其他兩個層次上導致投資不足。
首先，由于企業的局外人在開始階段對企業的資質不甚了解，企業的管理人員為了吸引投資者，可能會采取增發紅利的辦法。這樣一來，企業進行新投資的成本增加了，導致投資低于投資者充分掌握信息時的水平。
第二，企業只有在新投資能夠給現有持股人帶來正凈現值（即投資的回報大于投資和償債開支之和）的情況下才會籌資進行新投資。由于債權人和持股人相比在獲得補償上具有優先權，如果對投資的未來收益沒有把握，持股人一般不會愿意讓籌資超過僅夠支付投資開支的水平。
幼稚工業說認為，投資鼓勵措施的目的正是為了糾正市場的上述缺陷，使投資能夠反映某一項目在長期內降低成本的潛力。根據這一理論，臨時性的投資鼓勵措施對處于初始階段的外國直接投資可能會產生一定的效果，但條件是采取的措施必須具有較強的針對性，特別是要以那些規模較小、正在成長或/且有一定風險的投資為對象，而且還必須具備直接為企業提供資金的能力。降低稅率或臨時性免稅并不一定能達到預期的優惠效果。如果邊際稅率已經處于較低的水平，降低稅率就起不到多少鼓勵投資的作用。如果沒有虧損補償，無論是降低稅率還是臨時性免稅，其對投資的鼓勵作用則可能是零。對于面臨籌資困難的企業而言，雖然減稅在將來可以帶來一定的好處，但畢竟遠水解不了近渴。與此相比，可以返還的投資抵稅措施則有效的多。
如跨國公司的母國實行公司海外納稅沖抵國內稅制度，東道國政府采取的對外國直接投資減免稅措施的有效性會大打折扣，也許只會起到將稅收轉移給母國政府的作用。但如果減免稅是臨時性的，由于在此期間投資尚未盈利，向母國的稅收轉移因此而推后，對投資仍可起到一定的鼓勵作用，東道國采取這些措施還是劃算的。
對投資鼓勵措施的第二種解釋是“政府政策連續性說”。具有永久性，即以長期經營為目的是直接投資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投資一旦做出，往往就無法或至少很難逆轉。因此，投資發生地政府有關政策是否具有連續性對投資的經營狀況至關重要。如果政府有遠見，就會在設計未來稅收政策時考慮其對現期投資的影響。但是，本屆政府一般來說無法決定未來政府將采取何種稅收政策。即使是同屆政府，其稅收政策是否會隨著情況的變化而變化也難有絕對的保證。在投資進行了一段時間、資本量已有相對積累后，特別是在投資成本已經收回、投資回報幾近“尋租”后，政府可能會改變稅收政策，轉而采取較高的稅率。
由于迄今為止尚未找到一種現政府約束未來政府稅收行為的機制，如果所有有關決策人均能正確地預期到未來政府將采取的稅收政策，那么會形成一個理性預期均衡。在這種均衡狀態下，所有人在做決定時都考慮到了政府稅收政策不連貫的可能性。其結果是：和人們預期政府的政策將是連貫的時候相比，政府征收的稅率將提高，投資者的投資將有所減少。這種理性預期均衡的存在對于在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原因有兩個：
第一，外國直接投資往往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中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
第二，外國投資者對東道國政府政策的影響力往往不能與當地投資者同日而語。
由此引起的跨國公司對東道國政府未來政策的不確定往往構成了其投資不足的又一重要原因。東道國政府采取投資鼓勵措施可以對此起到一定的彌補作用。
除了上述幾種對投資鼓勵措施的解釋之外，一些國家的政府在采取這些措施時可能還有以下兩個考慮：
一是補償政府采取的其他干預措施給投資者造成的損失。例如，東道國政府之所以通過對外資企業進口設備、原材料、中間產品實行進口稅減免來吸引外資，可能是因為其實施的某項政策人為地壓低了外國投資的回報率。解決這一問題最理想的辦法是取消造成扭曲的政策，從根源上消除采取鼓勵措施的必要性。然而在現實生活中，由于受其政策目標和其他因素的限制，采取彌補性的鼓勵措施可能成為東道國政府不得不采取的次佳方案。
二是鼓勵跨國公司承擔某種東道國政府自己無力承擔的公共成本。
以上說明的是對東道國政府采取鼓勵措施以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做出的種種解釋，也就是投資鼓勵措施可以給東道國帶來的各種好處。然而，凡事都有兩個方面，投資鼓勵措施也不例外。如果運用不當，也可能事倍功半，甚至事與愿違。正如世界銀行指出的：一個政策極度扭曲的經濟體接受的外國直接投資給其帶來的很可能不是福利的改善，而是凈損失。
譬如，如果按國際價格計算外國直接投資創造的增加值為負，或其以匯出利潤的方式減少了東道國的資源，外國直接投資的增長只能是“悲慘的增長”。
除了可能會導致本章前所述及的向跨國公司的母國轉移稅收的情況外，鼓勵措施往往用于補償政府采取的其他干預措施給外國投資者造成的損失是這些措施可能導致悲慘增長的重要原因之一。這是因為，依靠減免稅等措施來抵銷當地成分要求、持股限額等限制條件的消極影響、維持外國直接投資的規模會降低外國直接投資的效益。
就一國政府采取的投資鼓勵措施的優惠幅度、該國經濟中存在的其他扭曲現象及其整體經濟的效率（全要素勞動生產率）之間的關系而言，在不考慮其他扭曲現象時，鼓勵措施的優惠幅度越大，經濟效益就越低；在不考慮鼓勵措施時，經濟中的扭曲越嚴重，經濟效益就越低，在同時考慮鼓勵措施和經濟中的其他扭曲的情況下，雖然經濟的總效益在一段區間內可能略有升高（反映出鼓勵措施對經濟中存在的其他扭曲可能有一定的彌補作用），但其總的趨勢是隨其他變量的增加而降低。
這里舉一個例子來說明上述3個變量相互之間的關系。世界銀行所作的一項研究表明，在實際利率為負時，投資者沒有必要考慮資本的效益。由于擁有、維持富裕生產能力的成本為零，生產能力可能大大超出近期生產計劃的需要，企業也沒有必要采用加班、輪班等提高設利用率的措施。也就是說，實際生產能力大于有效生產能力。如果外國直接投資是以合資企業形式出現的，或通過向東道國金融機構借貸使用了東道國的儲蓄，外國直接投資的效益與在東道國國內籌資進行的投資一樣不可避免地要比在利率處于市場均衡狀態下要低。在這種情況下，鼓勵外國直接投資的措施越多，其優惠幅度越大，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越多，給東道國造成的資源浪費也就越大。
再如，如果東道國對某一行業實行高保護，外國投資者（尋求市場型）在進入該國市場后可以獲取超額利潤，那么，外國投資者做出的投資決定和由此導致的資源配置都可能就不是最優的，東道國在此情況下的福利水平一般比不實行這種高保護時要低。
綜上所述，東道國從鼓勵外國直接投資的措施中既有所得也有所失。東道國政府采取鼓勵措施的本意是彌補市場存在的缺陷或經濟中存在的扭曲、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并從這種投資中受益。然而，東道國并非總能如愿以償，有時其采取的鼓勵措施還會導致新的扭曲。
此外，還有采取鼓勵措施本身帶來的成本。這樣，在采取某一投資鼓勵措施之前，必須要綜合考慮其成本和收益。只有在總收益大于總成本的情況下，采取這項措施在經濟上才是有意義的。否則，就會得不償失。
二、投資鼓勵措施對外國直接投資的影響
在不同歷史時期針對不同區域的調查結果證實，投資鼓勵措施在外國直接投資者區位選擇中的作用是有限的。
譬如，在50年代對247家美國跨國公司所作的一項調查中，只有十分之一接受調查的公司將東道國政府提供稅收優惠列為進行外國直接投資的前提條件之一。與此相對照，分別有57%、39%、26%的公司認為貨幣的可兌換性、政治穩定、市場規模及資源供應狀況是進行投資決策時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
又如，在60年代對205個跨國公司在67個國家所作的365項投資進行的調查資料顯示，影響投資者決策的最重要的非政策性因素是面對關稅和匯兌壁壘維持市場份額或向新的市場擴張。在諸種政策因素中，接受調查的公司認為政治、經濟和金融形勢的穩定最為重要東道國法律法規對外國直接投資的所有權和組織鼓勵較少限制、給予外資企業非歧視待遇以及東道國政府重視發展經濟也被認為對投資決策的影響較大。
從這些早期對外國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所作的調查看，與投資鼓勵措施相比，其他一些政策性和非政策性因素對投資流向和區位格局的影響要大的多。
在此以后所作的一些調查的結果又反復證明了當時得出的結論是正確的。
如30家集團在80年代中期所作的調查發現，在19個影響外國直接投資流動的因素中，東道國政府采取的投資鼓勵措施只排在第7位。在同期對30家跨國公司的74項投資所作的另一項調查中，投資決策的主要依據是關于資源、生產成本和市場的經濟及長期戰略性考慮。東道國是否采取了投資鼓勵措施在其中的影響微乎其微，這些措施的存在只不過是“錦上添花”-即使原本已有吸引力的東道國更具吸引力而已。聯合國貿發大會和歐盟委員會在1996年聯合對16家跨國公司在亞洲直接投資決定因素所作的調查也再次證實了這一點。
總而言之，諸項調查的結果顯示，東道國的市場特征是影響外國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最重要的因素。對于從事出口導向型離岸生產的投資來說，相對生產成本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對于嚴重依賴資源的投資項目來說，鄰近資源的供應地則至關重要。東道國的政治形勢、關稅和其他貿易壁壘、運輸成本、法律環境以及有關外國直接投資進入和開辦企業、國民待遇等制度都對外國投資者對投資地點的選擇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
對于單個東道國而言，其采取的投資鼓勵措施對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絕對作用不大。在實踐中，很難確定鼓勵措施的邊際引資量，即因東道國政府采取的特定的投資鼓勵措施而增加那部分外國直接投資。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外國投資者往往只要滿足某些條件就可以享受鼓勵措施的優惠待遇，這些措施的惠及對象即有在沒有鼓勵措施的情況下就不再投資的投資者，也包括了無論有無鼓勵措施都會前來投資的跨國公司。
從各項調查的資料來看，有相當數量的投資者屬于后者。他們之所以到某一個東道國去投資，是為其總體投資環境或特定的條件所吸引，有無鼓勵措施無關緊要。也就是說，東道國采取的投資鼓勵措施在很多情況下并沒有帶來新的投資，只是等于向跨國公司作了一筆轉移支付而已。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與鼓勵出口措施相比，各種鼓勵外國投資者向東道國轉讓先進技術的措施的效果并不十分明顯。
譬如，一些國家試圖以減免稅、對工業園區的基礎設施和土地使用費提供補貼的辦法來吸引跨國公司的研究開發設施，促使高科技企業在某一地點形成群體。還有一些東道國政府采取政府采購和補貼科研經費等手段來鼓勵跨國公司轉讓技術。但是，有研究表明，東道國提供的稅收減免和資金補貼對高技術企業的區位選擇并無多大影響；能否獲得充足的廉價而又訓練有素的勞動力對于高技術企業的投資者來說要重要的多，（如勞動密集型產業。）如果說各國吸引高技術企業政策在90年代以前是以提供稅收優惠和硬件設施為主要內容的話，進入90年代以來，其重心已轉向提高教育水平、健全有關法律制度、提供有利的經濟環境。
當然，投資鼓勵措施也并非毫無用處。
例如，如果有若干個投資地點可供選擇且其在投資環境等條件方面不相上下，如果投資項目具有明顯的成本取向且流動性較強，鼓勵措施也能起到“一兩撥千斤的效果”。其效果對于低工資國家和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來說尤其顯著。
韓國在70年代實行過允許出口企業以優惠價格獲取原材料、信貸資金和外匯的政策。臺灣曾為企業的出口提供返還投入品進口稅的優惠。不少國家和地區還開辦了出口加工區，以為出口企業提供便利、促進其發展。這些措施均有力的推動了跨國公司在有關東道國的直接投資以及這些國家出口貿易的增長。
結論：外國直接投資在當今世界經濟的發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投資鼓勵措施是許多國家賴以吸引跨國公司到本國進行投資的重要手段之一。其數量和優惠程度近十幾年來呈逐漸升級之勢。這里面固然有各有關國家自身的原因，但是相互之間通過提供更多、更大的優惠以爭奪有限的外國資本起到了關鍵的推波助瀾的作用。
直接投資的好處范文第2篇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 經濟增長 隱性危機 FDI
一、引言
FDI是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對中國近二十多年來開放型經濟的發展無疑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在吸引FDI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引進FDI確實推動了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但是近幾年，我國吸引FDI的成效并不顯著。FDI在對中國經濟發展作出巨大貢獻的同時， 其負面效應日益凸現。
二、外商直接投資存在的隱性危機
引進FDI主要有一下幾點好處：第一 ，刺激出口，增加外匯儲備；第二，刺激國內競爭；第三，適當緩解就業問題；最后，FDI主要解決的是資金問題，而且相對而言風險較小。
從以上觀點可以看出，引進FDI在微觀上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是非常有利的，然而從宏觀上來講，引進FDI是解釋不通的。有研究認為，在危機發生的時候，由于跨國公司可以通過子公司和母公司的內部通道更便捷地使資金從東道國流進和流出，因此更高比重的FDI意味著更大的波動性。還有研究認為，FDI有兩個不好的方面：首先是引進FDI國的本國投資的盈利能力會相應減弱；其次是由此導致的本國投資者對未來投資的消極心理，從而減少繼續投資。這兩個方面都給本國經濟帶來了危害，減少了本國的投資利潤，不利于本國國際收支平衡。甚至還有研究認為，外來的FDI實質性質也是為了獲取利潤，而這種利潤輸出會惡化本國國際收支，甚至引發金融危機。
三、危機應對策略
對于以上危機的解決方案也并非十全十美，但是可以采取防范措施，盡量減小風險。關于資本的穩定性問題，可以從根源出發，嚴格控制引進外資規模，提高引進外資質量。
首先，降低國際收支對外貿的依存度。由于各個國家都盡力保持貿易收支平衡，因此，進口依存度也就相當于出口依存度。對我國來說，現有的實際外貿依存度并不算高，因此，在此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對外貿易依然是我國應貫徹的一項基本國策；與此同時，貿易的各個產業分配還有待改善，地區貿易分布也應有所分散。
其次，調整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優惠政策，與此同時積極鼓勵本土自我創新。優惠政策主要包括兩種。一是直接優惠方式，二是間接優惠方式。自主創新能力是區域經濟競爭力和企業競爭力的核心，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是調整產業結構、轉變增長方式的中心環節。
再次，盡可能將我國外匯儲備發展為安全性、流動性和收益性兼顧的“良性”外匯儲備。各國政府管理和經營外匯儲備，一般都遵循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三個原則。但是，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三者不可能完全兼得。所以，各國在經營外匯儲備時，往往各有側重。總的原則就是利用投資組合策略分散風險，把“雞蛋”放在不同的“籃子”里，實現外匯儲備的增值。
最后，在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后完善外商投資企業的內部制度，防止商業機密泄露。與之相對應，外商投資企業內部交易稅收問題也呈現明顯特征。我國在引入外商直接投資時應盡量避免外商對企業的控制，將其控股比例嚴格限制在某一范圍內。
四、總結
我們需要合理利用外資，控制引資規模，提高引資質量；優化引資結構，加強產業政策； 取消超國民待遇，制定反壟斷法；堅持獨立自主，實行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我國應該積極地引進債權而非股權，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FDI對我國經濟安全的潛在威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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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資的好處范文第3篇
當前，在人民幣匯率面臨外部升值壓力的情況下，匯率升值可能產生的經濟影響成為人們關注的問題。這一問題的結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民幣匯率水平的高低。一些發達國家政府要求人民幣匯率升值的主張主要基于人民匯率低估的判斷，然而，如果人民幣匯率水平不存在低估問題，那么人民幣匯率升值將導致匯率高估，而人民幣匯率高估將會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
因此，在探討人民幣匯率升值影響之前，首先應該對現有的人民匯率水平做出客觀評價。本文認為當前的人民匯率水平不存在低估問題，該結論主要基于以下幾方面的事實：第一，從實際匯率的變化來看，從1994-2002年為止，人民幣實際匯率一直處于升值狀態，這一時期的實際匯率升值已經抵消了1994年由名義匯率調整引起的實際匯率貶值。第二，受實際匯率變化的影響，從1998-2001年為止，我國經常收支順差的相對規模處于減少趨勢，這一變化顯示，人民幣匯率升值有可能惡化我國對外經濟狀況。第三，我國貿易收支順差主要出現在與美國的雙邊貿易中，如果不考慮中美貿易，那么我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收支總體上是逆差。這意味著中美貿易順差主要起因于美國的經濟結構問題。第四，從貿易收支的結構來看，我國的貿易順差主要發生在勞動密集型項目下，貿易逆差發生在資本和技術密集型項目下，這說明，我國的貿易收支順差主要起因于低工資的比較優勢。第五，就匯率與購買力平價的差距而言，由于發達國家非貿易商品的價格要遠遠高于發展中國家，因此發展中國家的均衡匯率水平理應低于由購買力平價決定的匯率水平。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匯率與購買力平價的差距屬于中等水平，因此，即使從購買力平價的角度來看，人民幣同樣不存在低估問題。第六，近年來，我國外匯儲備的增加主要來自大規模的資本流入，這一狀況與我國鼓勵資本流入、限制資本流出的資本項目管理內容有著密切聯系，因此，適當限制資本流入、積極促進對外投資是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的重要途徑之一。
從以上幾方面來看，人民幣匯率不存在低估問題，因此，人為引導人民幣匯率升值必然導致人民幣匯率高估，而人民幣匯率高估會對我國經濟產生以下幾方面的不利影響。
一、劣化我國利用外資的質量
引進外資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因此，人民幣匯率升值對我國利用外資的影響是人們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回顧近幾年，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的討論，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是，主張人民幣匯率升值和反對這一觀點的學者都把吸引外資作為自己的重要理論依據。另外，以往的爭論主要把焦點集中于匯率升值對引進外資數量變化的影響方面。本文認為，現階段，我們很難確定人民幣匯率升值對引進外資數量的影響，但升值趨勢的形成會劣化我國引進外資的質量。因此，人民幣匯率升值對引進外資的負面影響主要涉及質量問題，而非數量問題。其主要負面影響可以概括為兩點：第一、在間接投資方面，人民幣升值趨勢會引起短期資本流入增加和助長外匯投機行為；第二、在直接投資方面，匯率升值趨勢會抑制出口主導型投資和助長市場主導型投資。
人民幣升值論者認為，人民幣匯率升值和由此形成的人民幣升值趨勢能夠促進來自國外的間接投資。如果人民幣成為強勢貨幣，持有人民幣或人民幣資產將有利可圖，因此，人民幣升值趨勢將會促使海外投資者持有人民幣和進行人民幣資產投資。從理論上講，當一種貨幣處于升值趨勢時，升值本身可以給該貨幣資產持有人帶來升值利益。但對海外投資者而言，獲得升值好處的條件是不采取任何匯率風險保值措施。一旦采取了保值措施，投資者只能獲得確定的利差收入。在采取匯率風險保值措施的情況下，投資者在回避匯率風險的同時將喪失獲得貨幣升值好處的機會。雖然，有一些保值方法可以使投資者做出靈活的選擇，但這些方法要求受益者支付昂貴的費用。
一般來說，重視長期投資的外國投資者會針對匯率變動風險采取保值措施，因此，對投資者來說，匯率是否升值不是決定投資的主要因素，因為投資的目的在于獲取資產本身的穩定收入。在這種情況下，匯率升值趨勢對促進投資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然而，與長期投資相比，匯率升值對短期投機資本的流入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為了獲得升值帶來的好處，這些投機資本一般不采取保值措施，因此這類資金的流動對匯率風險非常敏感，在匯率處于升值趨勢時，這類資金會在短期內流入本幣升值國，在升值趨勢發生變化時，為了避免匯率風險，這些資本會迅速撤離這些國家，從而對這些國家的金融穩定形成威脅。這正是亞洲金融危機留給我們的重要教訓之一。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人民幣升值確實可以起到促進間接投資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升值對促進長期投資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對升值較為敏感的是短期投機資本，因此人民幣升值會引起大量短期投機資本的流入。短期投機資本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取決于金融市場的成熟程度，在發達和成熟的金融市場，投機資本可以強化和健全市場的功能，但在金融市場發展滯后的發展中國家，短期資本移動是引發金融危機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從預防金融風險的角度出發，我國不宜過早實施人民幣升值政策。
另外，一些人民幣升值論者認為，人民幣升值趨勢不僅有助于促進國外對中國的間接投資，而且也有助于促進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對那些在中國投資的企業來說，隨著人民幣的升值，以外幣計算的資產價格將會上升，這對外資企業來說無疑是一件好事，因為公司的帳面價值發生了增值，另外，如果將來出現撤資，公司可以收回更多的資產。同樣，在人民幣出現升值的情況下，即使以人民幣計算的利潤不發生變化，外資企業匯回國內的利潤會相應增加，即升值本身能夠增加以外幣計算的企業收益。一般而言，對于那些以中國為主要銷售市場，而且原材料不依賴進口的直接投資來說，人民幣升值確實可以帶來明顯的好處。
然而，對那些把中國作為生產基地，利用中國廉價勞動力進行出口生產的外資企業來說，人民幣升值只能帶來弊大于利的結果。這些企業在中國投資的目的主要是利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然而，人民幣升值無疑會增加勞動力成本和降低外資企業在中國投資的魅力。發達國家的企業在選擇投資地點時，將以本國貨幣或其他主要國際貨幣比較不同國家的工資水平，然后選擇低工資的國家進行投資，而人民幣升值將會增加以外幣計算的、我國的工資水平，這意味著人民幣升值會減少出口主導型對華直接投資。
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經歷揭示工資變化對直接投資的影響。70年代和80年代，“四小龍”是發達國家投資的重點地區，80年代后期以后，隨著“四小龍”工資水平的提高，外資企業開始把投資轉向東盟國家，而此后東盟國家工資水平的上升又成為資本流向中國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受大量過剩勞動力供給的影響，我國工資水平的上升速度要明顯低于其他國家，這是我國吸引外資的重要優勢之一。考慮到這一特點，日本的一些政治家和學者認為，相對穩定的廉價工資是促成日本企業向中國轉移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一現象加劇了日本產業的空心化趨勢。他們認為短期內中國工資水平明顯上升的可能性很小，在這種情況下，阻止日本產業向中國轉移的唯一方法是要求人民幣升值。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的結論是人民幣匯率升值一方面會促進國內市場主導型的直接投資，另一方面會抑制出口主導型的直接投資。然而，對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后者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要遠遠勝過前者。國內市場主導型直接投資會爭奪國內企業的市場份額，在市場規模一定的情況下，這種投資不會明顯增加就業機會。另外，這種投資沒有創匯效益，因而容易惡化我國的經常收支狀況。但出口主導型直接投資可以避免以上這些負面作用，這種投資不爭奪國內市場，因此不會減少本國企業的就業機會，同時由于其產品銷往國外，因而可以改善我國的對外經濟狀況。由此可見，人民幣升值對直接投資的影響同樣弊大于利。
從我國長期吸引外資的情況來看，我國外資政策偏重于鼓勵來自國外的出口主導型直接投資，而且受政策和低工資水平的影響，這類直接投資一直是我國吸收外資的主流。近年來，外資企業實際使用資金額占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大約在10-20％，外資企業工業產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率大約在20％-30％，而外資企業在全國進出口中所占的比重高達50％左右。這說明以利用廉價勞動力為目的、以出口為主導的直接投資是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而人民幣升值無疑會削弱我國經濟發展的這一動力。
二、妨礙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
人民幣匯率升值對貿易的影響可以從短期和長期兩個方面進行考察，當前學術界有關這方面的探討，主要著眼于匯率升值對貿易的短期影響。就短期影響而言，匯率升值會引起進口增加和出口減少，一增一減，在這種情況下，很難確定匯率升值對貿易總量的影響。然而，從長期影響來看，由匯率升值引起的本幣匯率高估會同時抑制出口和進口的發展，因而，人民幣匯率高估會妨礙我國對外貿易的健全發展。
一國對外貿易可以分為進口和出口兩個部分，因此匯率對貿易的影響又可以進一步細分為對進口和出口的影響。從宏觀經濟學的一般原理來看，本幣升值和由此引起的本幣匯率高估會起到抑制出口和促進進口的作用，這意味著匯率變化對進口和出口的影響。方向是完全相反的。然而，值得強調的是，這只是本幣升值的短期效果。發展經濟學領域的許多研究顯示，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出口能力是制約進口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出口較多的國家通常進口的規模較大，缺乏出口能力的國家同時也缺乏進口能力。因此，從中長期的視點來看，本幣匯率高估會通過削弱一國的出口能力，最終削弱其進口能力。這是因為，發展中國家的貨幣不具備進行國際結算和支付的功能，因此，其進口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出口創匯能力的制約。在本幣匯率高估的情況下，出口的下降會引起外匯收入的減少，而外匯收入的減少又會導致進口的下降，這意味著本幣匯率升值和由此引起的本幣匯率高估會妨礙貿易的發展。
我國對外經濟發展的經歷顯示了匯率對進出口的影響作用、及出口與進口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改革開放以前，人民幣匯率一直處于高估狀況，其結果，不僅我國出口產業的發展受到影響，而且有限的創匯能力成為擴大進口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瓶頸，在這種狀況下，匯率高估成為妨礙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我國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伴隨著人民幣匯率的下調，此后，避免人民幣匯率高估的匯率政策為保持我國對外貿易的高速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從圖1可以看出，我國的出口和進口具有同步增長的趨勢，二者的變化存在密切聯系。這是因為出口的高速增長和外匯收入的增加為圖1我國進出口規模的推移（億美元）擴大進口創造了有利條件，而大量先進技術設備的進口又提高了我國的出口潛力。因此，維持合理的匯率水平、保持出口和進口的良性循環是推動我國對外貿易迅速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
通過以上分析，在人民幣匯率升值對貿易的影響方面，我們不難得出以下三點結論：
第一，就短期而言，人民幣匯率升值會抑制出口和降低外部需求，這意味著匯率升值會降低我國經濟發展的潛力和加大財政、金融政策的負擔。一國經濟的總需求由消費、投資和外部需求所組成。外部需求的減少會引起總需求的減少，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以擴張性財政政策彌補外部需求的減少，那么過度的財政支出將會導致財政狀況的惡化。另外，匯率升值的另一短期效果是引起進口的一時性增加。進出口的以上短期變化將會引起我國失業人口的增加和農業經營狀況的惡化。因此，人民幣匯率升值不僅有可能降低我國經濟發展的速度，而且有可能影響到我國政治和經濟的穩定。
直接投資的好處范文第4篇
關鍵詞：FDI；國際收支；影響
一、研究背景
上世紀中葉，隨著各國資本管制的逐步放松，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簡稱FDI）開始興起。起初主要在發達國家間流動，到了20世紀80年代，FDI開始大規模流向發展中國家。我國自實行對外開放以來，采取了積極引進外資的政策。自1992年起，FDI取代了對外借款成為我國最主要的引資方式。截止2012年底，我國累計實際利用外資金額達12744億美元。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CTAD）數據顯示，2003年我國第一次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資接受國，目前我國依舊穩居全球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國的前列。
二、中國FDI現狀
從投資環境、規模和領域演變來考察，外商對我國直接投資可劃分為五個發展階段。一是探索和起步階段（1979―1991年）：外資主要源于港澳和東南亞，投資去向集中在經濟特區，以中小型服務業和消費工業項目為主。二是加速增長階段（1992―1997年）：制造業為主要投資方向，大型跨國公司投資增多，項目增多。三是穩定調整階段（1998―2001年）：競爭性市場結構形成，外資數額相對穩定，外資產業結構和技術水平升級。四是升級加速階段（2002―2008年）：外資投向服務業的比重提高，總量再上臺階。五是波動頻繁階段（2009―至今）：外商投資熱情漸減，受外部經濟影響明顯。
三、FDI對于中國的國際收支的影響
（一）FDI對經常項目的影響
FDI主要通過以下兩條途徑對經常項目產生影響：第一，不管流入的FDI是市場導向型還是出口導向型，都不可避免地影響經常項下的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項目；第二，外商投資企業在進入利潤回報期后，對利潤的處置方式也會影響到經常項下的投資收益一項。FDI對一國實體經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經常賬戶的影響上，經常項目的順逆差情況對一國國際收支平衡具有實質性的影響。
（二）FDI對資本和金融項目的影響
20世紀80年代，我國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是對外借款。直到90年代，外資才開始大規模進入我國，外商直接投資才取代對外借款成為我國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外商在華直接投資項目的順差一般都大于整個資本和金融項目的順差，亦或者占比很高，如2010年外商直接投資順差在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中所占比例約為81.9%，可見FDI的流入是近年來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的主要來源。并且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證券投資和其它投資項目在開始大量逆差的情況下，外商直接投資項目受到的沖擊相對較小，還是保持了一定的順差，這表明FDI起到了在危機時維護資本與金融項目穩定的作用。
（三）FDI對儲備資產的影響
通過上的分析可知，FDI流入與經常項目和資本與金融項目順差有著必然的聯系。其中FDI對經常項目順差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外商投資企業貨物貿易的順差上，而FDI對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的貢獻則主要體現在外商投資企業對直接投資項目順差的貢獻上。貨物貿易順差主要是以出口收匯的形式流入，而直接投資順差則是以現匯形式流入。由于我國實行結售匯制度，因此兩者均通過銀行結匯進入我國，使得我國外匯儲備急劇增長。
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對我國經濟的正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充足的外匯儲備是防范國際金融風險的基礎，有利于維護國家金融系統的穩定。其次，充足的外匯儲備反映了我國有較強的國際清償能力，有利于保證本國在國際上信譽和地位，增強海內外對我國經濟的信心，對于吸引外商來華投資是有好處的。再者，充足的外匯儲備還能有助于穩定本國貨幣匯率。在本國貨幣貶值時，可以用外匯儲備收購市場上過多的本國貨幣，使其供應量下降；在本國貨幣升值時，則可在市場上拋售本幣，增加供應量，如此一來便可達到穩定匯率的目的。
但是，外匯儲備的規模一般有個適度區間，并不是越大越好。外匯儲備規模的下限應該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制約點，上限則應表明該國擁有充分的國際清償能力。
巨額的外匯儲備會給經濟的運行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首先，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會產生高額的儲備成本。出于儲備資產安全性考慮，所以購買其他國家的國債或者國庫券會成為投資首選。而一般國債或國庫券的投資收益率較低，而且外匯儲備還面臨著較高的匯率風險。如果作為主要儲備貨幣的美元貶值，會使儲備資產大幅縮水，這給儲備資產的保值帶來了很大的難度。其次，外匯儲備與一國的匯率、貨幣政策是緊密聯系的。外匯儲備的迅速增加意味著外幣供給充足，相對地本幣供給就會相對緊缺，這會迫使本幣升值，而本幣升值會帶來本國出口產品競爭力的下降，間接影響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再者，高外匯儲備會使得貨幣政策操作空間受到限制。為了降低過高的外匯儲備，央行不得不用大量票據或其他手段來進行對沖，購進外匯，釋放人民幣。根據以上種種，可見外匯儲備并不是越多越好的，而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FDI的大量流入所造成的，給我國的外匯政策構成了挑戰。
（四）與FDI相關的國際收支主要項目間的關系
FDI對國際收支各項目的影響并不是獨立的，他們之間是相互關聯的。FDI流入直接導致資本和金融項下直接投資中外國在華直接投資一項貸方增加，而外國在華直接投資的增加意味著外資企業的增多，必然導致貿易進出口的增加，從我國歷年數據來看其對出口的促進作用更顯著。與此同時，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還會在一定程度上帶來付給外方職工報酬的增加，投資的增多也會使得投資收益增多，從而收益匯回也會增加。從反方向考慮，如果得益于我國廉價勞動力、各種外資優惠政策等優勢，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在我國對外出口增加，對我國銷售額擴大，投資收益增長，加之中國人民消費力的增強以及人民幣匯率上升，國外資本必會紛紛進入我國，如此一來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必然就會增長。可見，FDI對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影響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
參考文獻
[1] 方文.國際收支危機比較研究[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直接投資的好處范文第5篇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經濟安全產業安全
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累計吸引外資高達4000多億美元。自1993年起，我國一直是吸引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外商直接投資對促進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經濟中的重要性不斷加強，其負面影響也逐漸顯現。在某些方面，這些負面影響已經對我國的經濟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威脅。本文將從幾個方面對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的經濟安全問題展開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產業安全問題
產業安全是指一國擁有的對于涉及國家安全的產業和戰略性產業的控制力，以及這些產業在國際比較意義下的發展力。隨著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社會經濟中的重要性日益加強，特別是近幾年來“獨資化”趨勢的出現，對我國產業安全的影響日益突出。
目前，我國吸收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方式有6種，即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外商獨資企業、外商投資股份制企業、合作開發和其他。在過去，中外合資經營方式一直是我國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然而，隨著我國市場的日趨規范、體制顧慮的逐漸打消、以及各種限制性條款的取締，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出現了“獨資化”趨勢。自1997年起，外商獨資企業超過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成為我國主要的外資利用方式。1999年，北京引進外資注冊的企業中，有40%是獨資企業，而到了2000年，這個比例上升到了50%.在原有的中外合資企業中，外方也紛紛通過增資擴股的方式，將合資企業轉變為外方控股或獨資的公司。例如，在2000年6月，美國寶潔公司終止了與北京日化二廠的合資關系；2000年11月，上海牙膏廠宣布從合資公司聯合利華手中收回“美加凈”品牌；2001年1月，中國迅達電梯有限公司公告股權變更，中方股東退出。一個又一個的合資企業變成了外商獨資企業。
這些被外資所控制的企業往往在其技術、規模等方面都有著民族工業無法比擬的優勢，外資企業憑借這種優勢擠占我國市場，從各個方面控制著產業發展，從而深刻的影響了我國的產業安全。
1.行業控制
外資掌握了我國某些行業的經濟支配權，形成了對這些行業的壟斷。
2.技術控制
外資在取得控股后，往往取消原有企業的技術開發機構，使其依附于外資母公司研究開發機構所提供的技術，從而形成了引資國對國外技術的依賴格局，削弱了東道國的技術創新能力。在技術轉移方面，外資為了維護技術優勢，避免因技術擴散而扶持了競爭對手，對此也往往持審慎態度，轉移的技術大多并不先進，有時甚至是已被淘汰的技術，對關鍵技術或核心技術卻嚴加封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些理論和實踐工作者曾提出“以市場換技術”的引資策略，期望以讓出市場份額為代價，換取外國的先進技術。現在看來，讓出的市場份額已經相當大了，在某些特定的行業，外資企業已經處于壟斷地位，但真正換來的一流的先進技術卻鳳毛麟角。
3.品牌控制
外商在合資企業中取得控股地位后，國內企業的產品品牌往往被束之高閣，而被國外品牌所取代。外商在合資時要求中方將商標轉讓給合資企業，然后利用中方的銷售渠道推銷標有外國商標的產品，待外方商標知名度提高后，逐步減少直至停止對中方商標的使用；也有的外資企業將中方商標定位于低檔產品上，從而造成中方商標的聲譽及價值下降。例如：1994年，日本松下公司與杭州金魚電器公司合資，建立杭州松下家用電器公司，從此，在洗衣機行業，國內的“金魚”不見了，只有“松下愛妻號”；1995年，韓國三星電子公司與蘇州香雪海公司合資，建立蘇州三星電子有限公司，在這之后，香雪海品牌從此銷聲匿跡；再如天府可樂的消失，活力28、白貓、熊貓等為奧妙、碧浪所取代等。這些品牌的逐漸流失實際上是無形資產的流失，對于國家的長遠發展，對于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競爭來說，無疑是一種巨大的損失。另外，這些產品直接面對消費者，在外資趨于品牌控制的態勢下，長此以往必然會使國人產生對國外產品的認同心理。這種社會心理的“滋生”，會很容易導致在其他產業產品上對外國產品的崇拜及對民族產品的歧視，在潛移默化中導致對我國產業安全的負面影響。
二、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地理上的二元經濟結構問題
在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剛開始改革開放時，東、西部地區的經濟差距并不大，而在今天，東、西部地區之間巨大的經濟差距已成為困擾整個社會的重要問題。在其中，外商直接投資扮演了關鍵角色，它對于我國地理上的二元經濟結構的形成及深化起了重要作用。這種效用可以用瑞典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岡納。繆爾達爾的累積因果循環原理來加以解釋。
繆爾達爾根據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把一個國家分為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通常稱為地理上的二元經濟結構。他假設最初一個國家每個地區都處于靜止的落后狀態，各地區的收入水平和利潤率都相差無幾，如果其中一個或幾個地區因優越的自然條件或歷史偶發事件或國家的傾斜政策而開始出現增長，收入和利潤率差別開始拉大，那么，一個累積性的因果循環就開始了。一方面，發達地區因工資較高，年輕的、有文化、有技能的勞動者就會紛紛地從落后停滯的地區流入正在蓬勃發展的地區；資金也會競相從落后地區流入發展迅速的地區，以尋求更高的利潤率；企業和企業家也會從停滯地區遷移到繁榮地區，因為在后一地區創業和獲利機會較多。由于新興地區經濟增長快，工資和利潤水平持續上升，使得儲蓄率和投資率高，市場旺盛，這又進一步促進了繁榮地區更快的發展。先進地區更快的發展使落后地區的人才、資本不斷地向繁榮地區轉移，導致該地區收入水平進一步提高，這樣，發達地區就形成了一個良性的累積因果循環。另一方面，不發達地區年輕人和具有較高技術的人才以及資本紛紛外流，結果，落后地區收入水平、投資水平更低，形成了一個惡性的累積因果循環。由于上述兩個循環過程的共同作用，發達地區越來越發達，不發達地區越來越相對落后，經濟不平衡狀況越來越突出。這就形成了一個國家內地理上的二元經濟局面。繆爾達爾稱這種情況為“回波效應”。
中國的改革開放始于東部沿海地區，當時外資在優惠政策的吸引下大量涌入。據統計，在1993年以前，實際利用外資總額中，投向東部沿海地區的占90%以上，巨額資金投入的乘數效應，使東部經濟發展迅速，同時在“回波效應”作用下，西部的人才、資金又在該區域集中，長此下來，東部地區形成了深厚的市場經濟底蘊。雖然，現在東、西部地區的政策已經拉平，甚至向西部傾斜，但累積因果循環已經形成，東部地區在基礎設施、市場環境、人才素質、社會觀念等方面的優勢都是西部地區無法比擬的。而根據現代國際投資理論，在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上，起決定性作用的是相關政策環境，即社會環境（經濟發展水平、基礎設施、人力資源質與量……）、市場環境（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市場化管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企業的市場化運作……）和法律環境，而非直接優惠政策。所以，外資仍然傾向于向東部投入，這又導致下一輪的累積因果循環，從而更進一步拉大了東、西部地區的經濟差距。
三、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國有資產流失問題
外商投資企業的建立和投產開業，為國家增加了財政收入。但許多外商投資企業在其創立談判、生產運營時都不同程度的伴隨國有資產流失的現象，究其原因，可以發現其中關鍵在于以下兩點：
1.談判中的不公平待遇
由于合資企業可以享受優惠政策待遇，一些陷入困境的企業希望通過合資，享受到優惠政策，以擺脫困境；一些發展前景好的企業也希望通過合資，壯大自己的力量，享受到優惠政策，獲得“體制外”的許多好處。結果，必然形成外資與內資在合資選擇中的不對等地位，大批等待合資的內資企業在相對較少的外商投資者的選擇面前處于被動地位，于是，紛紛降低合資條件，壓低資產評估數額，給予外商種種便利和便宜，吸引外商與自己合資。外商在合資談判時，往往在轉讓技術、商標和設備上漫天要價，賺取高額利潤，致使內資企業在吸引外商投資的過程中，國有資產大量流失。
2.跨國公司內部化，通過轉移價格進行利潤轉移
所謂內部化，即是指由于市場不完全，跨國公司為了其自身利益，以克服外部市場的某些失效，以及由于某些產品的特殊性質或壟斷勢力的存在，導致企業市場交易成本的增加，而通過國際直接投資，將本來應在外部市場交易的業務轉變為在公司所屬企業之間進行，并形成一個內部市場。在內部化過程中，涉及到轉移價格，它是跨國公司內部母公司與子公司、子公司與子公司之間，在進行商品和勞務交易時所使用的約定價格。跨國公司往往通過其內部轉移價格來達到獲取高額壟斷利潤，規避外匯管制，逃避稅收等目的。
目前，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在獨資或控股的情況下，其公司內部交易占了公司交易總額的相當大一部分。跨國公司往往采用高進低出的方法轉移價格，從其母公司高價進口原料和設備，而對在華子公司的產品實行低價收購，從而將利潤轉移到其母公司或其他國家子公司，以至出現有的跨國公司在華子公司賬上虧損、實際盈利，賬上利潤少、實際利潤多的情況，給我國的財政稅收造成了很大的損失。
四、總結與建議
以上，本文從三個方面淺析了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安全造成的威脅。但是，這絕不是要否定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凡事都有正反兩個方面，無可否認，外商直接投資的正效用始終是大于其負效用的。當今世界經濟的發展，已經離不開國際間的資本流動，尤其是像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外商投資對于經濟發展更是至關重要，只是我們若能認清外商直接投資的一些負面影響，從而制定相應的對策，對其有效的加以防范和引導，那么，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將大大提高。為此，筆者就我國如何防范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安全造成的影響提出幾點建議：
1.加快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以外資企業“治”外資企業
一家外資企業控制了某一市場，那是壟斷，而眾多的大跨國公司進入同一行業，就形成了競爭。跨國公司為了與同樣實力強大的其他跨國公司作競爭，就不得不加快轉移新技術、引進新產品、降低產品價格。這一點，早已被事實所證明：上海通用別克、廣州本田雅閣的上馬，迫使大眾把最新車型投入中國；諾基亞、西門子和摩托羅拉的競爭，使得中國手機市場的產品換代檔次和價格水平完全與國際市場同步。
因此，要消除外資對我國經濟安全的威脅，決不能限制外資的進入，而恰好相反，只有吸引更多的外資進入這一市場，在各個大跨國公司之間造成激烈的競爭，那么，最終受益的，就將是中國政府和中國消費者。
2.逐步取消對外資的種種優惠政策，對其實行國民待遇
國民待遇原則是指，在同等條件下，東道國給予外國投資者的待遇與其給予本國國民的待遇對等。對外資實行國民待遇，一方面，可以緩解內資在與外資競爭中所處的不利地位，扶持民族工業；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外資利用其優惠待遇在合資過程中獲取不正當好處。
目前，跨國公司已經意識到，優惠政策往往是政策不連續的表現，是市場發育不健全的表現。規模較大、技術含量較高的項目往往更注重“國民待遇”的優劣。因此，建議政府把引資的重點從制定優惠政策上轉移到創造良好的相關政策環境上來。即通過推進貿易政策體制的進一步自由化、規范市場、規范管理、轉變觀念、培育人才等手段來吸引外資。
3.加強法制和政府監管
一方面，政府應加快《反壟斷法》的制定，建立和完善以《反壟斷法》為核心的企業并購法律規范體系，以法律手段規范外資對國內企業的并購行為，防止出現外資的市場壟斷；另一方面，完善會計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加強對外資并購中的國有資產評估與外資企業內部轉移價格制定的監督和管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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