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對外直接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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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對外直接投資范文第1篇
[中圖分類號] F273.7［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08）03－0046－04
2006年10月16日，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以“來自發展中國家和轉型期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FDI from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為題，了《2006年世界投資報告》。該報告指出：長期以來，外國直接投資一直被認為是發達國家的資金和技術流向發展中國家的一個重要渠道。而現在，情況開始變得多樣化，其中一個最突出的新特點就是來自發展中國家和轉型期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開始蓬勃興起。2005年，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額達到了創紀錄的1,200億美元。2005年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最大的投資來源地依次為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俄羅斯、新加坡、中國臺灣、巴西和中國內地。中國在吸收外資保持世界第三的同時，自身的對外直接投資也呈現出快速增長的態勢。特別是，中國跨國公司的崛起已經引起全球注目。在《2006年世界投資報告》公布的全球100家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中，中國跨國公司占據了半壁江山，達到50家。截至2006年6月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已達636.4億美元，累計成立境外投資企業9,900多家，分布在全球近170個國家和地區。[1]而上海作為中國經濟的領頭羊，其對外直接投資對中國而言，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據此，本文在分析上海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快速增長的基礎上，以全球化的視角對上海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因進行了研究。
一、上海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增長
上海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目標主要是：力爭在近年內對外直接投資大項目上有所突破，特別是形成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項目；力爭在對外勞務合作層次上實現勞務人員輸出由普通型向專業型、技術型升級；力爭培育一批在國際市場上有影響力的企業品牌，打造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上海本土跨國企業；力爭培養造就一批能夠在國際市場上打拼的復合型人才。
在此戰略目標下，2006年上海全年新批對外直接投資項目75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5．3億美元，其中中方投資4億美元。迄今為止，上海已在96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投資企業和辦事機構。“十一五”期間，上海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可望年均增長30％左右；對外工程承包和勞務合作合同額累計超過280億美元，約為“十五”期間的3倍多。此外，上海已于55個城市建立了國際友好城市關系，與10個城市建立了友好交流關系。上海將充分利用“友城”資源，為企業“走出去”服務。[2]
此外，近年來上海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特點突出，表現為投資主體多元化格局：有限責任公司所占比重超過國有企業躍居投資主體首位；從投資主體的行業分布看，制造業占到投資主體總數的五成半,主要分布在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紡織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工藝品及其他制造業，醫藥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金屬制品業等。
二、全球化背景下上海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因
上述分析可見，近年來上海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出現了快速增長。那么，導致上海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出現快速增長的動因是什么呢？本文認為，這與經濟全球化進一步加劇相關。下文對此進行詳細論述。
20世紀末的最后10多年，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愈發明顯。在全球化背景下，上海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呈現出新的動因，這與傳統的跨國公司FDI動因有著很大的不同，是對傳統跨國公司FDI理論的挑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跨國公司及其對外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引起了西方學者的普遍關注。他們針對不同的研究對象，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假定，提出了許多觀點各異的跨國公司FDI理論。這其中有代表性的有：海默(Stephen H. Hymer)的壟斷優勢理論、弗農(Raymond Vernon)的產品周期理論、尼克博克(Frederick T. Knickerbocker)的寡占反應理論、巴克萊(P.J.Buckley)的內部化理論、鄧寧(John H.Dunning)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等等。這些跨國公司FDI理論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理論依據。但是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特別是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以來，包括我國在內的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加入到對外直接投資的行列中，并且呈現出迅速增長之勢：1981～1985年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僅占世界FDI總額的2.2%，但到了1993年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已達到了7.2%，其絕對數量的增長更可觀，在1981～1985年期間平均每年只有10億美元，而到1993年己高達140億美元。2005年，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更是達到了創紀錄的1,200億美元。[3]上述傳統FDI理論對于大批涌現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無法解釋。本文認為，傳統理論所依據的環境背景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的人類社會經濟狀況。而這種狀況在20世紀的最后十幾年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表現在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加劇。伴隨著這種變化，企業戰略環境也相應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一巨變必然對現有的跨國公司FDI理論提出眾多挑戰。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上海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因是為了獲取技術和融入全球供應鏈。
1.獲取技術。對外直接投資的傳統理論認為，企業只有具備了壟斷優勢，才具有對外直接投資的條件（海默的壟斷優勢理論，Stephen H. Hymer，1960）[4]。上海大多數企業不具有壟斷優勢，在技術上往往處于劣勢。上海企業實施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主要動因就是為了獲取技術，加速技術累積的速度和動態效果，從而獲取壟斷優勢。
以技術獲取為動因的對外直接投資依賴于這樣一些條件：①某技術先進地區擁有生產X所必需的先進技術（或管理技能）T，這是因為技術先進地區具有產生T的R&D環境；②某技術后進地區擁有生產X所需要的某種重要要素L。假設：①技術或管理技能T的交易成本很高，因此技術先進地區向技術后進地區許可并由技術后進地區組合T、L進行生產的方式被排除；②技術先進地區企業到技術后進地區從事FDI的可能，因跨國成本高（含跨越“國界”成本和技術內部轉移成本）和害怕引出潛在競爭者，而被排除；③技術后進地區為得到T，可到技術先進地區從事獲取技術為動因的對外直接投資，即在當地雇傭工程師、收集信息、設計和開發技術或管理技能T1。
我們把T、T1，刻化為時間t的函數，易知T (t) > T1（t）≥0，t ∈[0, t,] ，用T(t)- T1(t) =G表示技術差距，則學習過程順利完成的必要條件為:
而策略競爭（博弈過程）能夠維持的必要條件是，對任取t≥t1，存在某個充分小的技術差距(G )，使得
G（t）=T(t)-T1(t)≤G，t∈[t1,+∞]（2）
以技術獲取為動因的對外直接投資本身使企業在短期內(0, t1,)遭受的損失(C)和長期(t1，＋∞)在世界市場利用新技術T1所獲利潤π分別為：
這里r為貼現率，i為某國(i=1, 2,???，n)，π1為擁有T1的技術后進地區在（T1,+∞)期在世界第i國投資的跨國公司所獲利潤。顯然，關于(3)式?墜C(t)/?墜G(t)＞0，t∈(0,t1) 這表明，技術差距越大，損失越大；關于(4)式，π只與某個固定常數G有關，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表明t∈(t1,+∞)時，技術差距已不構成技術先進地區和技術后進地區之間特定的競爭優勢，這些地區的企業所獲利潤與技術差距無關。
最后，用倒推法(backward)，當π＞C,t∈(0,+∞) 技術獲取型FDI在(0, t1)發生，意味著會出現逆向投資；當T(t)-T1(t)≤G，t∈[t1,+∞]時，意味著技術后進地區企業通過逆向型投資已成功獲取某項技術T。
上文證明了技術后進地區對外直接投資是現實的，強調了技術后進地區是可以在對外直接投資領域有所作為的，而不僅僅是被動地接受外來直接投資。事實上，以技術獲取為動因的對外直接投資在實踐中也完全符合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對外直接投資迅猛增長的現實情況，特別是對當前上海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具有特別重要的指導意義。由于在技術上存在的巨大差距，上海企業在國際分工中處于不利地位：國外跨國公司成為技術標準的制定者，而上海企業被迫成為技術標準接受者。因此，與世界級的大公司相比，上海企業最為突出的缺陷正是缺乏核心技術，大部分企業仍處于技術模仿階段，不能自主開發出引導市場需求、領先于同行業的核心技術和核心產品。而出于保持與增強壟斷優勢的需要，跨國公司無論在技術轉讓還是在對外直接投資中對關鍵技術都十分敏感，避免技術擴散，增強競爭對手能力。因此，上海企業也很難通過技術引進或引進外資的方式吸收國外先進技術。正因如此，上海企業要想獲取技術這一產業競爭中最為關鍵的戰略要素，在強調“自主創新”的同時，也應當積極主動利用“走出去”獲取技術，即開展以技術獲取為動因的對外直接投資，最大化地利用發達國家技術集聚地的外溢效應，并將海外研發機構的研究成果在國內迅速轉化、投入生產，使“新型工業化”道路盡快實現“研發在外、應用在內”的格局。上海企業通過直接投資的方式在發達國家并購高新技術企業、跨國公司的研發部門，或者與當地擁有先進技術的高技術企業合資設立新技術開發公司，雇傭當地工程師、科研人員、管理人員和熟練工人，利用當地的先進設備，可以最大限度地獲取國外“硅谷”技術集聚所產生的外溢效應；同時，海外研發機構更能將大量技術信息及時、準確、直接地傳遞到上海公司總部，有助于上海企業及時了解世界前沿技術動態，調整企業技術研發方向。以獲取技術為動因的對外直接投資在提升上海技術水平和管理能力的同時，更能促進上海對外直接投資的迅速增長，從而形成良性互動，加速上海經濟的發展。
實際上，上海企業實施以獲取技術為動因的對外直接投資實踐至今已有十余年歷史。20世紀90年代初，上海的一些企業開始逐步到發達國家設立研發型企業，成為以技術獲取為動因的對外直接投資先驅者。以上海復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為例，1991年2月，該公司與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AIDO）合資成立上海中和軟件有限公司，同時在東京成立研發公司――中和軟件株式會社東京支社；1994年3月復華實業全額投資成立美國環球控制系統有限公司，致力于開發與生產UPS產品并將先進技術轉移到國內，加速國內產品的更新換代。
2.融入全球供應鏈。傳統跨國公司FDI理論認為，企業的跨國發展與國內市場發展相比，面臨著更高的交易成本，因此企業跨國經營的必要條件是具備某種競爭者所沒有的優勢，這是傳統跨國公司FDI理論分析的出發點。其實，這里有一個隱含的前提條件，即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非全球化的條件下，絕大多數的企業在各自的國內市場里可以生存與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并非生存與發展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說，在非全球化時期里，對外直接投資只是企業成長的一種特殊形式。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上海企業必須做好全球競爭的準備，而成為全球供應鏈中的一環是上海企業發展的必然選擇。事實上，全球供應鏈的概念是隨著跨國公司全球化業務拓展而產生的，是研究如何在全球范圍內進行供應鏈優化的問題。以在華跨國公司為例，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將其全球供應鏈延伸到中國，在中國建立新的大規模生產基地、設立新的合資公司及銷售網絡，以期降低其運營成本、更貼近消費者，并提高市場份額。舉例來說，進軍中國市場較早的摩托羅拉和愛立信公司，在把整機帶入中國的同時，也發展了一大批配套企業，既有國有企業，也有國外知名企業在華投資建立的合資企業。2000年摩托羅拉在華采購金額為75億元人民幣，2004年達到120億元。摩托羅拉產品在中國采購的零部件比例高達65％，有700家供應商；同樣，愛立信公司在中國也有24個辦事處、9家合資企業和4家獨資企業。中國已經成為愛立信全球四大供貨基地之一，設在南京和北京的兩家合資公司生產的產品不僅提供給中國市場，也提供給亞洲乃至全球其他客戶[5]。跨國公司的出現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標志之一。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進行生產、采購和銷售，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資源的最佳配置，以降低成本、提高生產率。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跨國公司的供應鏈延伸至全球每個角落。在此背景下，上海企業不能等待觀望，而要積極參與，爭取盡早融入到全球供應鏈的環節中去，這是經濟全球化對上海企業提出的客觀要求，而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可以使上海企業盡快融入全球供應鏈。
隨著近年來上海商品競爭力的大幅提高，上海企業要更好的生存和發展就必須直接把商品賣給國外消費者，而融入全球供應鏈是必然的選擇。世界著名的跨國公司都要在全球范圍進行原料采購、產品生產和銷售，這就形成了一條穩定的國際供應鏈。這些跨國公司每年的采購額十分可觀，而且一旦選定供應商就輕易不會變動。客戶不穩定、訂單不穩定一直是上海許多企業面臨的難題，這些企業不得不按照中間商的指令進行生產，企業成了中間商的“打工仔”。如果能夠進入全球供應鏈，就相當于獲得了穩定的銷售渠道，就可以擺脫中間商的控制。上海企業在設備、技術、人力資源、經濟環境等指標上都相當不錯，完全有條件進入全球供應鏈。隨著上海企業的不斷壯大，必將有越來越多的企業成為跨國公司，上海企業不僅能成為全球供應鏈中的一環，而且還能成為新一代的全球供應鏈的“鏈主”，而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可以使上海企業盡快融入全球供應鏈之中。總之，融入全球供應鏈是上海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必然選擇，已經成為上海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又一主要動因。
事實上，一些發展壯大了的上海企業為了積極融入全球供應鏈已經開始實施“走出去”戰略。他們制定了國際化戰略，利用國內國際兩種資源，開拓全球市場。在實踐中，寶鋼公司在打造全球供應鏈方面頗為成功。寶鋼生產鋼鐵所需的原材料，絕大部分必須依靠進口。這一點使寶鋼較早地考慮了原材料的供應問題，在采購上采取戰略供應鏈方式以及長期穩定的合作關系。最近幾年，寶鋼相繼與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澳大利亞哈默斯利公司等合資辦礦，確立了資源的長期穩定供給，并與多家世界知名船東簽訂長期運輸協議，確保了原料資源的穩定供應，保障了運輸能力。2004年，寶鋼決定對外直接投資80億美元在巴西建設一個鋼鐵廠，產品主要為當地汽車工業服務。這一計劃吸引了巴西淡水河谷礦業公司、法國鋼鐵集團阿賽洛的參與，是迄今我國最大的對外直接投資項目之一。[6]寶鋼此舉不但進一步鞏固了與國際礦業巨頭和鋼鐵巨頭的戰略聯盟，也直接嵌入了美資巨頭主導的全球汽車供應鏈條之中。隨著上海企業的不斷壯大，以融入全球供應鏈為主要動因的對外直接投資會被越來越多的上海企業所采用。
3.緩解資源與環境壓力。近年來，日益加劇的資源和環境壓力給世界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對于經濟處于高速發展的中國而言，中國人均資源占有量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礦產占有量約為世界人均水平的 1/2，人均耕地面積、人均水資源量約為世界人均水平的1/3，人均森林面積僅為世界人均水平的1/6；人均石油、天然氣和煤炭量分別為世界平均值的約 1/10、1/20和3/5。[7]而作為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人口多、地域小、資源匱乏、環境承載力弱，資源與環境約束瓶頸更為突出。由于上海經濟的高速發展，上海經濟對資源的需求迅猛增加。伴隨著上海工業和城市化加速發展，對礦產、土地和水資源的需求將會進一步擴大，供求缺口日益凸現。資源的國內供給率將進一步下降，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日益提高。這些因素都迫使上海企業實施對外直接投資以緩解資源和環境的巨大壓力。也就是說，上海在進一步加大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同時，應該積極實施對外直接投資，讓更多的上海企業走出國門，到海外去獲取資源，利用全球資源發展壯大，同時緩解上海的環境壓力。這既是上海企業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也是上海突破資源與環境約束瓶頸的有效出路。
結 語
近年來，中國在吸收外資保持世界前列的同時，自身的對外直接投資也呈現出快速增長的態勢。而上海作為中國經濟的領頭羊，其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而言，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上海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因是為了獲取技術、融入全球供應鏈和緩解資源與環境的壓力。上海企業要善于利用當前全球產業結構調整的機遇，尋找合適的切入點，物色良好的合作伙伴，更為大膽地實施對外直接投資，使越來越多的企業走出國門，獲取先進技術，盡早融入全球供應鏈之中，同時也可以緩解資源與環境壓力，帶領中國經濟又好又快發展，使中國不僅成為世界上吸收FDI最多的國家之一，也必將成為全球FDI來源大國之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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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tive of Shanghai Enterprises’FDI under the Globalization Background
He Ju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全球對外直接投資范文第2篇
近20年來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呈高速增長態勢。然而，進入2001年以后，由于新經濟泡沫在美國的破滅，美國經濟出現持續的衰退，并影響到西歐和日本，尤其是在“9·11”事件后，美國經濟不僅復興無望，反而雪上加霜，全球性經濟衰退也進一步加劇，外國直接投資也由此出現了大幅下降的局面。根據聯合國2001年9月18日發表的《2001年世界投資報告》，預計全年投資將下跌到7600億美元，跌幅近1/3.
在外國直接投資的發展過程出現的最大特點就是，發達國家和地區不僅是外國直接投資流出的主角，也是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主角。自外國直接投資產生伊始，發達國家和地區就是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角。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發展中國家在外國直接投資發展中地位一度有所提高，1993年，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流出占全球的比重在達到了16.1%，對外直接投資流入占全球的比重在1994年達到了39.9%.然而，20世紀90年代后期，這一趨勢卻又急轉直下，發達國家重新占據主導地位。
統計數字表明，1995-2000年，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出自3058億美元增加到10463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流入由2034億美元增加到10052億美元，分別增加了242.2%和336.3%，都超過了同期外國直接投資增長的速度。結果，發達國家占外國直接投資的比重就明顯提高了，其中，對外直接投資流出由86.1%提高到了91.0%，對外直接投資流入由61.4%提高到了79.1%.相比之下，同期發展中國家占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的比重就明顯下降了，其中對外直接投資流出由13.8%下降到了8.6%（1998年由于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曾下降為4.8%），對外直接投資流入由34.2%下降到了18.9%（1996年曾回升為38.4%）。
外國直接投資發展的另一個特點是發達國家之間相互投資非常活躍。1995-1999年，美國和西歐的相互投資由840億美元增加到2863億美元，增加了240.8%.其中，美國對歐盟的投資由488億美元增加到582億美元，歐盟對美國的投資由351億美元增加到2281億美元，分別增加了19.3%和549.9%.由于美國和歐盟間相互投資的迅速增加，其相互投資占外國直接投資的比重（按對內直接投資額計），就由1995年的25.3%提高到了1999年的33.1%.另外，歐盟各國間的相互投資也非常活躍，1999年達到了3180億歐元，2000年又達到了4360億歐元，約相當于1995年630億歐元的6.9倍，占歐盟對內直接投資的60%以上。
二、中國面臨的新課題
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表明了經濟全球和金融全球化的不斷深化。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迅猛發展，不僅意味著世界已從過去的貿易市場一體化發展到金融一體化、市場一體化和生產一體化階段，世界經濟結構、產業結構、資源配置方式和經濟增長方式也隨之急劇變化，傳統上的“國界”對經濟分割和屏蔽作用不斷弱化，整個人類的生產效率獲得了提高。
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的新特點表明了獲取最大的經濟利益是資本流動的目的所在。資本追求利潤的本質決定了資本必然在最大范圍內流動，尋求增值的最大化。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加強市場地位、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優化資源配置的競爭帶來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國際并購、重組愈發活躍，迭起。國際直接投資之所以出現向發達國家和地區傾斜的趨勢，其根本原因在于，發達國家和地區具有成熟的技術優勢、廣闊的市場優勢和完善的投資環境優勢等，資本流向這些國家和地區，能夠有效地分散和化解風險，并取得最大的經濟利益。
改革開放20多年，我國對外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發展很快，2002年中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超過500億美元，但對外直接投資相對緩慢。經濟金融全球化的不斷深入，以及中國加入WTO為中國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準備了契機，也提出了挑戰。
1、伴隨經濟金融全球化而來的是對經濟金融管制的不斷放松
貿易自由化、利率自由化、金融業務自由化、資本流動自由化等，以及信息技術的革命將把我國置于更加廣闊的全球化浪潮之中，中國必須參與到日益深化的國際分工與合作之中去。換句話說，經濟金融的全球化為中國積極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提出了客觀壓力。與此同時，經濟金融的全球化又意味著全球性經濟金融風險的大大增強。不僅發達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的態勢和經濟結構調整會對中國經濟的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與結構調整也會對中國經濟發展帶來沖擊和影響。這無疑使中國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風險因素極大地增加。
2、中國加入WTO要求中國必須積極主動地“走出去”
中國已經加入WT0，根據中國與WTO各成員國達成的一系列的協議，中國必須按照世貿組織體制的要求修改規則、開放市場，允許其他成員的商品、資金、技術進入，展開競爭，優勝劣汰。
也就是說，中國市場將成為世界市場的有機組成部分。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不僅將大大改善我國企業的外部環境，市場開放也使國內市場面臨更激烈的競爭。我國企業不出國門，就將同國外產品和企業短兵相接。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即便是采取關稅保護的產業，外國競爭企業同樣可以用到中國投資設廠的辦法繞過這些壁壘。在這樣的經濟環境中，沒有什么市場面對外國競爭者是絕對安全的。因此，中國加入WTO標志著中國企業的全球競爭時代已經到來。
球FDI的特點及中國的對策
經濟全球化時代要求企業經營者具有全球眼光，實現經營思想和經營理念的徹底轉，積極主動地“走出去”，利用兩種資源（自然資源和技術資源），開拓兩個市場（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在國際競爭中不斷發展壯大。那么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發展的新特點要求我們認真思考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目的、“走出去”的方式、“走出去”的戰略等等。
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的對策
中國企業對外投資起步于1979年，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一些大中型生產企業、中央和地方的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及綜合經營類企業、甚至民營企業也加入對外投資的行列。據不完全統計，截止到2001年9月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包括貿易與非貿易企業累計為6513家，協議投資額117.95億美元，中方協議投資額79.03億美元。在經濟金融全球化這一大背景下，我們應該因應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新變化，采取各種措施推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
1、我們應該明確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在于獲取經濟利益這一觀念
中國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就是要“充分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通過在國際市場范圍內有效地配置資源，從而獲得更大的經濟利益。中國企業“走出去”不僅僅要獲取微觀經濟利益，還必須兼顧宏觀經濟利益。一方面，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服從和服務于中國的國家經濟安全。不僅要著眼于當前的投資利潤，還要著眼于國民經濟的長遠發展和安全，抓住機遇，更多地投資海外，開發和利用國外資源，尤其是要注意石油、銅礦、鐵礦、森林、橡膠等中國十分缺乏但卻具有重要意義的戰略物資的儲備；另一方面，“走出去”要符合國家的產業發展需要。中國有一些行業，近幾年通過技術引進和技術開發，形成了大量有較高技術水平的生產能力，但由于國內生產能力總量大大超過需求。
2、我們應該加快現代企業制度建設從而培育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微觀經濟主體
跨國企業是實施“走出去”戰略的微觀經濟主休。這主體健全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我國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所能獲得的經濟利益的水平。從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多數仍然是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一方面，“定指標”、“下計劃”式的發展思路就不可避免，另一方面，雖然經過多年的改革，許多企業的機制已經發生轉變，但“預算軟約束”問題然存在，爭投資、爭項目、輕效益、輕風險的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對于那些體制不順、機制不活、管理松懈、國有資產監管不到位、缺乏內在發展動力的企業來說，進行境外投資，很有可能成為國有資產流失和損失的新渠道。根據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微觀因素即企業自身的特點是決定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只有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實現轉機建制，使企業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主體，企業才會有長期不懈的“走出去”的內在激勵和自我約束機制。在目前的條件下，可以鼓勵民營企業積極走出去，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一支重要力量。
全球對外直接投資范文第3篇
【關鍵詞】堅定；對外直接投資；戰略
一、定義
一般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是一國投資者為取得國外企業經營管理上的有效控制權而輸出資本、設備、技術和管理技能等無形資產的經濟行為。
二、現狀
1、多地區、多領域“全面開花”
據《2010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覆蓋率進一步擴大，行業多元且聚集度較高。截至2010年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為3172億美元，在全球178個國家和地區共有1.6萬家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投資覆蓋率達72.7%，其中，對亞洲、非洲地區投資覆蓋率分別達90%和85%。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覆蓋了國民經濟所有行業類別，絕大部分投資流向商務服務、金融、批發和零售、采礦、交通運輸和制造六大行業，這些行業累計投資存量2801.6億美元，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總額的88.3%。
2、民營企業大步前進
面對國際產業重組和國內產業轉型升級的新形勢，中國民營企業抓住機遇，在國際產業鏈分工中逐步從產業鏈低端向高端延伸，通過跨國并購增強產品設計、研發、營銷和跨國管理能力，在化工、機械制造、汽車、電子、食品、服裝、家電等行業并購交易數量、金額顯著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國產品牌的競爭力，進而對相關產業的轉型升級發揮了推動作用。如2011年9月漢龍礦業以約17億澳元收購澳大利亞上市企業SundanceR esources Ltd.公司、2010年8月吉利以15億美元收購沃爾沃全部股權。民營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正成為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新亮點。
3、建立對外經貿合作區
對外經貿合作區是指在境外有條件的國家或地區建設或參與建設的基礎設施較為完善、產業鏈較為完整、帶動和輻射能力較強、影響力較大的工業、農業或服務業園區，以吸引中國或其他國家企業投資興業。對外經貿合作區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國內建設開發區的顯著成就，促使一些發展中國家向我國提出建設合作區的要求，目前，我國企業正在13個國家建設16個國家級境外經貿合作區，其中，亞洲6個國家7個合作區，非洲5個國家6個合作區；歐洲1個國家2個合作區；南美洲1個國家1個合作區。通過建立對外投資根據地，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搭建平臺，轉移我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能，降低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經營成本。
三、原因
1、充足的外匯儲備。截至2011年末，我國外匯儲備達3.18萬億美元，約占全球外匯儲備總量的30%，而中國2011年中國全年進口約1.7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遠遠超過了進口的需求，中國完全具備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的經濟基礎。
2、對外直接投資比例小。截止2011年年底，中國的海外資產達4萬多億美元，對外凈資產為1.77萬億美元，而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僅為約3172億美元，占海外資產比不到10%，占對外凈資產比不到20%；而我國持有美國國債達1.1萬億美元，占外匯儲備的34.6%，為對外直接投資額的2.9倍；因此，為了提高中國對外投資的安全性，迫切要求中國從“債權投資”為主向“股權投資”為主轉變，積極推動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
3、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小。從投資流量方面看，根據中國商務部、中國國家統計局、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的《2010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2010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流量）為688.1億美元，躍居全球第五，首次超過日本、英國等傳統對外直接投資大國，但與美國相比較，仍存在巨大差距，2010年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為3200多億美元，比我國全部存量加起來還多；從存量規模上看，根據《2010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截至2010年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為3172億美元，居全球第十七位，然而這一數字僅相當于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6.5%，英國的18.8%，中國與傳統投資大國相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因此，為了在全球尋求與中國的GDP相適應的投資影響力，客觀上也要求中國進行持續的、大規模的對外直接投資。
4、我國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增長與對外貿易增長密切相關，可以說“入世”十年，中國已經逐步成長為一個比較成熟的全球對外貿易大國。至2009年，我國成為全球第一出口大國，占全球出口約10.4%份額，在世界對外貿易中的份額達到9.6%，位居世界第三；2010年，中國對外貿易總額2.975萬億美元，超過德國，全球第二，與居全球第一的美國差距約3000億美元；2011年的最新數據尚未出來，但根據中美兩國政府的統計數據，中美兩國的對外貿易總額差距已經進一步縮小，據美國商務部估計，2011年美國對外貿易總額3.734萬億美元，而據中國海關統計，2011年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為3.642萬億美元，中國與美國的差距已經縮小到區區920億美元。在這一過程中，外貿企業作為投資主體，自身的對外直接投資意愿不斷提高，他們希望通過以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擴大市場份額。
四、推動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意義
1、可拓寬我國外匯儲備利用渠道，有利于減輕我國對美國國債的投資倚賴，提高外匯儲備的安全性、流動性。
2、對外投資資源性行業，可為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提供穩定的能源、材料等供應。
3、通過對投資國的投資，影響其經濟、文化、對我國的外交政策等，有利于鞏固我國與有關國家的關系，為保障我國的穩定發展提供有益的外部環境。
4、可以開辟新市場、擴大銷售渠道、獲取先進技術、獲取經濟信息、提高管理水平等，不斷增強我國產品的競爭力。
五、風險
對外直接投資風險是指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遭受經濟損失的可能性，或者說不能獲得預期投資收益的可能性。誘發對外直接投資風險的因素很多，但主要在兩個層面體現：
1、宏觀方面
據國際知名金融數據Dealogic公布的數據顯示，2009年中國企業跨境收購的失敗率為全球最高，達到12%；2010年，這一比率降至11%，但仍為全球最高，相比之下，美國和英國公司2010年海外收購的失敗率僅為2%和1%。這在某種程度上表明，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戰略尚不成熟，投資失敗風險相對較高。
2、企業微觀方面
對企業自身而言，普遍存在以下兩個主要問題，一是過多考慮短期的價格因素和難易程度，較少考慮投資目標是否符合自身整體發展需要，短視狀況較普遍；二是對國際市場的投資游戲規則尚不熟悉，處于摸索階段，更多的是依靠經驗做決策，而現階段，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經驗往往不足，導致成功率不高。
六、建議
展望未來，雖然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存在著風險，但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的趨勢已不可逆轉，在這過程中，為了提高對外直接投資成功率，反輔國內經濟發展，保障中國的順利崛起，需從以下幾方面做好工作：
1、從國家戰略上，積極推動企業走出去。一是有關部門對所有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狀況、投資環境、產業發展及市場情況加強風險評估與管理，積極建立風險評估預警體系，加快建立海外保險體系與風險補償機制，從而提高對外直接投資的成功率和收益率。二是發揮在全球擁有200多個駐外經商機構的作用，為企業多提醒、多監督、多檢查，并可必要時代表行業與駐在國有關部門進行面對面的談判、溝通、協調，協助企業“走出去”。三是發揮大型國有企業的優勢，明確國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任務，提高國際化經營水平，增強全球資源配置能力。
2、扶持民營企業、個人對外直接投資。歐美等發達國家從本質是不愿看到中國走出去，與他們的企業在國際上同臺競爭，特別是對資金雄厚的大型國有企業，更是利用種種借口百般刁難；因此，為了更好的實施對外直接投資戰略，因積極推動、扶持民營企業和個人對外直接投資，拓寬對外直接投資主體。
3、加大對發達國家的投資。發達國家的法律政策比較成熟、經濟總量較大、科技較發達等，投資的政治風險相對較小，因此，今后應加大對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以減少投資風險，提高投資安全性。
4、采取多種方式對外直接投資。隨著中國的崛起，一些國家出于各種原因，對來自中國的投資進行刁難、限制，如美國、澳大利亞、蒙古等；因此，為了提高對外直接投資成功率，只要符合國家和企業的利益，在投資方式上，可靈活多樣，如可實行合資、收購、控股、參股等方式，也可建立生產基地、農業合作、建立研發中心、設立境外設立投資基金等形式。
全球對外直接投資范文第4篇
1. 中國成為新興的對外投資大國。近年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迅速，我國正逐漸成為新興的對外投資大國。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資金缺乏，堅持“引進來”戰略，給予外資超國優惠，從而大量吸引外資在我國投資建廠等。經過近四十年的發展，我國出口能力的大幅增強同時伴隨著外匯儲備的不斷增加，我國經濟迎來騰飛，資金不再缺乏，改革開放初期存在的“外匯缺口”逐漸消失，國內有大量資金缺少好的投資機會，高儲蓄、貿易收支順差為我國對外投資準備了必要條件。2000年我國提出“走出去”戰略，鼓勵企業對外投資，在全球范圍優化配置資產。我國不僅在吸引外資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在對外直接投資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從改革開放初期不成熟的債務國發展為今天成熟的債權國。
2015年中國“一帶一路”建設的愿景與行動指南，得到沿線國家的積極響應。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國際產能合作成為我國對外投資的熱點，企業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對外直接投資一直保持迅猛發展。根據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和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的《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在對外直接投資流量方面，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達1 456.7億美元，占全球流量的9.9%；相比于2014年的1 231.2億美元，同比增長了18.3%，排名位居世界第二。在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方面，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10 978.6億美元，同比增長了24.4%，名列世界第八位。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歐美主要發達國家增長放緩，新興經濟體增速大幅回落，世界經濟普遍缺乏發展動力，全球投資增速顯著放緩，然而同期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卻大幅增長，由2006年906.3億美元增長至2015年的10 978.6億美元，十年間增長逾10倍，平均每年增速高達31.94%。由于我國對外投資底子薄弱，起步較晚，全球份額仍然偏低。2015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存量25.04萬億美元，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占全球存量的4.4%，遠低于我國經濟總量的全球份額，仍有巨大的發展空間。
在國別結構方面，我國對外投資具有顯著的地域特色，具有地緣優勢的亞洲各國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地，大多數年份在對外投資總額中的占比超過70%，其中香港是我國對外投資的重要中轉地。我國實行五位一體的新發展理念后，合理自用資源、生態友好發展被放在重要的地位，加強了與資源豐富、經濟互補性強的拉丁美洲國家的合作，近幾年，拉丁美洲逐步成為中國對外投資的第二大目的地。總體上看，發達國家聚集的歐洲和北美等地，中國的投資一直較少，但2014年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深化供給側改革，出于補短板的需要，我國加大了引進技術、提高質量和獲得品牌的步伐，對歐美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有明顯上升的趨勢。
在行業分布方面，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行業分布廣泛，出現出多元化的趨勢。相當長一段時期，我國對外投資的目的主要是保障生產必須的原材料和能源供給，提供對外貿易所需的商務服務和營銷網絡。自“一帶一路”戰略實施以來，制造業成為我國優勢產能向國外轉移、國際產能合作的重點行業，制造業占比開始升高。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5年我國超過70%的對外投資集中在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采礦業、批發和零售業，制造業的份額提升到8.37%。
從對外投資規模和行業發展特征看，我國對外投資可以劃分為三個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為起步階段（1980年～2000年），改革開放初期，我國主要處于引進外資的階段，企業走出去對外投資規模比較低，累計對外直接投資不足300億美元。第二階段為快速發展階段（2001年～2007年），2000年我國首次提出“走出去”戰略并上升為國家戰略，2001年我國加入WTO組織，兩者都極大的推動了我國對外投資的增長。行業多分布于門檻并不高的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以及批發零售業。第三階段為超常規發展階段（2008年至今），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機影響下，海外資產價格普遍偏低，我國企業到海外抄底購買資產增多。此外，2013年“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倡導國際產能合作，更是進一步促進了對外投資的發展。行業特征是歐債危機爆發后，中國企業抓住機遇擴大了對歐洲國家的投資，通過并購獲得一些國際品牌、國內急需的技術以及國外高端服務。
近年來我國對外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增速顯著超過吸引外資的水平。2015年，我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 356億美元，同比增長6%，位列全球第三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為1 456.7億美元，較同年吸引外資高出100.7億美元，首次實現直接投資項下資本凈輸出，我國在國際投資格局中的地位已經從單向引資大國演變為雙向投資大國。伴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穩步提升以及“一帶一路”戰略和人民幣??際化的不斷推進，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將會繼續增長，資本凈輸出將成為新常態。
2.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成為新的投資熱點。受地理區位、資源稟賦、發展基礎等因素影響，我國經濟發展、對外開放總體呈現東快西慢、海強陸弱的格局。“一帶一路”的海陸兩個維度，將同時提升向東和向西開放水平，助推內陸沿邊地區由對外開放的邊緣邁向對外開放的前沿，進一步形成海陸統籌、東西互濟、面向全球的開放新格局。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總人口約有44億，占全球人口的比例高達63%，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約占全球經濟總量的29%。這些國家經濟發展參差不齊，資源稟賦各具特色，互補性強，開展互利合作的前景十分廣闊。制約沿線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基礎設施落后。這意味著亞洲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量巨大，據亞洲開發銀行的預測，在未來10年中，整個亞洲在基礎設施投資方面需要8.22萬億美元，而其自身只能提供4 000億美元的資金，整個資金缺口多達4萬億美元。
共商、共建、共享是我國《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的準則，我國明確提出將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優先領域。通過在“一帶”上建設六大國際經濟合作走廊，即新亞歐大陸橋、中蒙俄、中國―中亞―西亞、中國―中南半島，以及中巴、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在“一路”上從中國沿海港口沿南中國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以及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中國海到南太平洋加強互聯互通合作。
“一帶一路”上的投資熱點覆蓋了多個領域，從諸如港口的基礎設施到囊括諸多行業的工業園區，再到主要方向為能源電力的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中巴經濟走廊已成為中國同周邊互聯互通的旗艦項目。瓜達爾港作為重大基礎設施項目，則是兩國簽署的20多項合作協議中的重中之重，2016年11月13日，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前往俾路支省主持了由中國投資的瓜達爾港開航儀式，我國從西亞進口的原油通過石油運輸線將縮短85%的路程。在新亞歐大陸橋上，中國與白俄羅斯共同建設以高新技術企業為主體的中白工業園，已有華為、中興等15家公司首批入駐園區，投資金額超過20億美元。在大湄公河次區域，我國倡導“亞洲命運共同體”建設新理念，加大投資，推動各領域合作，在能源供給特別是電力、油氣、新能源等方面加強合作。
實際上，從2015年以來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投資增長非常迅速，以區域劃分，中國對東盟10國、西亞18國、南亞8國和獨聯體7國接受的直接投資存量都增長了10倍以上。“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得到沿線各國的積極響應，紛紛制定與之對接的發展計劃，隨著一批重點工程、重點項目的開工建設，沿線國家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的地位變得越發重要。我國在沿線20多個國家累計投資超過185億美元，建立了56個經貿合作區，同時為東道國增加了約18萬個就業崗位。近10年來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存量總額占比也由2006年的5.27%提高至2015年的10.14%。中國的直接投資受到了東道國一定程度上的認可，伴隨著投資、貨幣流通規模的擴大，中國和沿線國家的產品、服務、技術、資本源源不斷地進行交流。
3. 現階段我國直接投資面臨的難題。直接投資的規模擴大面臨國家風險的壓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是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標國，也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突破口。沿線64個國家大多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差異較大，客觀上存在不容低估的地緣政治、宗教民族和經濟金融三大風險，換言之，許多國家的政治風險或國家風險很高。由于歷史和地理位置等原因，“一帶一路”國家長期處于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等宗教和不同民族、種族沖突的暴風中心。自美聯儲宣布退出量化寬松政策以來，不少沿線國家出現了資本外流、貨幣大幅貶值現象，經濟金融脆弱性增加，加上長期困擾這些國家的貿易逆差較大、外匯儲備較低、財政赤字較大等問題。毋庸諱言，從投資者視角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國家風險非常高，許多評級機構亮出了投資紅燈。
直接投資大而不強。無論流量還是存量，無論流入還是流出，從直接投資規模看，我國都名列世界前茅，是名副其實的直接投資大國。但是從直接投資結構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行業分布廣泛，基本上處在國際產業鏈中低端，難以掌握金融、貿易交易的定價權，投資回報率相對較低，具有直接投資大而不強的特征。2015年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占比達到43.65%，排名第一；采礦業以及批發和零售業緊隨其后，占比超過10%；其后依次是制造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以及房地產業。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開展，基礎設施、國際產能合作取得了可喜的進展，我國優勢產能向國外轉移，高端制造業輸出石頭強勁，對外直接投資開始從傳統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向制造業、批發零售業轉移，投資結構有所優化。這反映在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中，占比最高的三大行業分別為租賃和商務服務業（29.86%）、制造業（16.46%）、批發和零售業（15.83%），其后依次是采礦業、房地產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等。采礦業在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中一直占據比較重要的地位，反映了我國經濟全球化、在國內外優化配置要素和資源的發展新理念。
對外直接投資大而不強，中低端行業分布使得我國的跨國公司難以在貿易中掌握定價權，難以選擇人民幣作為貿易計價結算貨幣，這就要求我國改善對外直接投資的結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針對國內，對外直接投資業要?M行供給側改革，推動對外直接投資的經濟效益最大化，同時發揮直接投資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中的樞紐作用。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占比最大行業為租賃與商務服務業，制造業比例偏低，應依托中國正在逐步強大的制造業，結合國際上的產能合作，做大做強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具體而言，對外直接投資既要以我國的優勢行業為主，輸出比較優勢較強的行業，還要在調整國內經濟結構的同時調整對外輸出的產業結構，通過直接投資占據對外貿易的鰲頭，掌握更多的國際營商話語權。
此外，從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分布來看，美國、德國、法國、英國等發達國家超過2/3的對外直接投資都是投向政治穩定、開放度高、投資收益穩定的發達國家，歐洲、北美是投資者首選的目標，主要目的是實現產業內、產品內國際分工，獲得更加精細化的比較利益，這與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形成鮮明對比，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是服務于貿易、獲得發展所需的資源，因此主要集中在亞洲，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中亞洲占比達到76.43%，存量中亞洲占比達到72.14%。由于亞洲集中了主要的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富有活力，風險叫發達國家更高，這樣的對外投資區域分布使得我國的對外投資收益較高，風險較大，由于我國投資的亞洲國家幾乎沒有主要國際貨幣，如果我國能夠充分發揮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擴大貿易定價權，就有機會在直接投資和貿易兩個渠道擴大人民幣的使用。
直接投資企業本身的跨國財務與管理經驗問題同樣值得關注。相比于發達國家，我國財務管理理論發展相對落后，財務管理觀念相對淡薄，財務預算制度建立并不成熟，且海外子公司內部的財務管理更加難以進行規范。從管理方面來看企業領導也往往重視經營管理，忽略財務管理。對此，應該：（1）在投資前，應綜合考慮預期財務效應，從投資對象、財務預算、資金來源、投資成本的收回等多個方面進行財務的綜合管理和考量；（2）創新評價方法，尤其是在海外公司的財務管理上結合東道國具體情況進行財務評價方法的創新和改進；（3）強化信息披露。跨國公司要自覺提高財務信息的透明化程度，制定相關管理細則和實施辦法；在技術上可以建立母子公司的信息數據庫；跨國公司要加強治理，嚴格把關信息披露，防范其做出有損利益相關方利益、公司形象和國家形象的行為。
二、 外商直接投資與東道國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我們仿照Borensztein和Gregorio（1998）文章里的方法，?M行FDI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分析。根據文章中的模型，可以得到：
g=c0+c1FDI+c2FDI*H+c3H+c4Y0+c5A
這里g表示人均GDP的增長率。FDI變量由FDI的流量占輸入國GDP的比例來表示，人力資本（H）由公民受到中等教育的平均年限來表示，初始收入（Y0）由初始年份的美元人均收入表示，這里的A代表其他影響生產率的因素，這里由采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來表示。
從OECD網站上得到了1970年～2014年OECD國家對發展中國家FDI的數據，然后從Barro和Lee網站上獲得了中學教育的平均年限（Average Year of Secondary Schooling）的數據作為人力資本數據，其他初始收入和政府支出等數據從世界銀行網站獲取。其中FDI數據本文進行了規模化處理，即將FDI和GDP的比值作為一個解釋變量，在對數據進行相應處理后做OLS回歸。得到結果如表1。
此時主要變量都是顯著的。
其中雖然FDI的系數為-8.804，似乎FDI對GDP增長的推進作用為負，但是交叉項FDI和人力資本乘積的系數為3.328，意味著只要人力資本大于2.65，FDI對一國的GDP增長就會產生促進作用，而絕大多數國家的人力資本要顯著大于2.65，因此我們可以斷定FDI的流入對一國GDP的增長有促進作用。
現階段中國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仍然較少，占其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很低。根據上面的實證結果，較發達國家對較不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會拉動較不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對其GDP增長率有正向的推動作用。我們可以預測隨著中國經濟繼續發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逐步增長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會對被投資國的經濟起拉動作用。
全球對外直接投資范文第5篇
一、后經濟危機時代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一）面臨的機遇
1、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經濟全球化是歷史發展的潮流，隨著分工國際化和生產效率的提高，經濟全球化將會以更快的進度推進。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步伐將加快。
2、一些發達國家受到次貸危機沖擊較重，為我國企業“走出去”提供了有利的時機。次貸危機對發達國家一些大企業的生產布局產生了重大影響，一些企業要重新思考發展戰略并積極引進外資來增加抗風險的能力。
3、人民幣升值減少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成本。目前各國紛紛降低利率以刺激經濟復蘇，低利率會帶來進口的增加從而降低本國匯率，相較之下，我國具有大量的外匯儲備，并實施了漸進式的匯率改革，人民幣匯率彈性不斷加大，走上了升值的道路，降低了對外直接投資的成本。
（二）面臨的挑戰
1、一些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愈演愈烈。各國積極采取各種措施促進經濟復蘇無可厚非，但是一些國家為了促進本國經濟增長，競相采取不正當手段來提高貿易保護壁壘，在進出口、投資等領域設置諸多限制和障礙，這不利于各國經濟的交流發展，尤其對企業的跨國投資帶來了不利的影響。
2、東道國政治敵意。由于一些國家對我國開展跨國并購產生政治上的敵意和對我國企業性質認知上的模糊，往往使一些大的并購案件“流產”。
二、國際直接投資新趨勢
（一）投資增速波動化
總體而言，國際對外直接投資的總量不會驟減，但是由于受到經濟危機的影響，投資增速會出現一定波動。由于西方經濟發達國家受到較嚴重的經濟沖擊，一些大型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中會重新考慮投資實力和投資成本，因而影響投資決策，導致資金在全球重新進行分步。
（二）投資地區擴散化
盡管西方世界陷入美國次貸危機的泥淖，但是他們統一的地區市場、熟練的勞動力、成熟的供應商以及良好的基礎設施等吸引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不會改變。越來越多的資金將流向有著廣闊市場、豐富資源以及良好經濟表現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亞洲將持續成為投資熱點。
（三）投資領域集中化
隨著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投資領域也將發生相應變化。以制造業和服務業比較為例，1990年投向制造業和服務業的FDI存量分別占全球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41%和49%；2006年，兩項指標則變為28%和62%。這種存量結構的變化表明服務業已經成為吸引外資的主要領域。受次貸危機的影響，許多國家將大量資金投入通信、運輸等基礎設施領域以刺激經濟、拉動內需。除此之外，跨國公司自身戰略調整，非核心業務的剝離使得涉及商務流程外包、物流以及后臺支持等服務領域業務將增長迅速。可以預見，對外直接投資將更加傾向服務業，特別是向與基礎設施相關的領域集中。
三、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趨勢分析
（一）投資主體多元化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一直以來是以大型企業為主，其中以國有企業居多。具備規模的私營企業、有限責任公司和民營企業已逐漸發展成為我國對外投資的新生力量，投資主體多元化格局日益明顯，占據投資主導地位必將成為新的投資趨勢。
（二）投資方式多樣化
首先，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以跨國公司并購為主，因為其進入市場和獲得資產的方式快于綠地投資，而發展中國家在較長的時期內仍以綠地投資和合資企業為主。其次，由于金融衍生市場的發展，投資方式將越來越復雜化，不再單一采取用資金直接購買股權的方式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會更多地采取股權置換、私募股權投資等方式提高對外投資的水平。再次，目前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式正在與國際同步，由于我國企業跨國經營能力在不斷增強，一批有條件的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通過進行專業化、集約化和規模化的跨國經營，增強了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的能力，有利地促進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
（三）投資區位多極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