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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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經濟的政策范文第1篇

一、經濟發展方式強化資源環境約束

（一）高投入、高排放的經濟增長方式有待改變

2010年，我國產出單位國內生產總值（GDP）需直接投入自然資源14.5噸，而歐盟15國2000年產出單位GDP直接投入自然資源5.9噸，日本2006年產出單位GDP直接投入自然資源4噸。2009年，我國產出單位GDP需耗電0.424千瓦時，是日本的1.6倍，歐盟的1.9倍。2007年，我國每平方公里建設用地產出GDP 0.211億美元，是美國的72.2%，是日本的16.7%。2009年，我國產出單位GDP需排放SO2 2.68克，而歐盟15國產出單位GDP排放SO2僅為0.216克。

（二）高度擴張、低效率城鎮化推進模式有待改變

1996—2010年間，在能源消耗方面，我國城鎮化率每增加1個百分點平均需多消耗能源4940萬噸標煤，其中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在工業制成品方面，我國城鎮化每增加1個百分點平均需多消耗鋼材645萬噸，水泥2190萬噸。2010年我國城市建成區人口密度為16615人/平方公里，較1990年下降29.3%。2001—2010年城鎮化率年均增長3.12%，遠低于建成區面積年均增長率（5.84%）、城鎮用電量增長率（12.62%），也低于城鎮生活垃圾產生量增長率（5.64%）以及城鎮生活污水排放量增長率（5.72%）。

（三）高重復性、低技術含量工業化發展模式有待改變

總體上看，我國工業增長仍然呈現技術效率惡化的現象。從全國層面上看，技術無效率值由1985—1990年的0.413增加到2004—2009年的0.502。雖然東部地區的技術效率近25年來有所改善，但仍然難以抵消中部、西部、東北三個板塊技術效率惡化的影響。技術效率惡化帶來的是資源利用和污染控制的低效率。2001—2010年，我國工業增加值年均增長率為11.59%，低于工業用電量年均增長率（12.8%），雖高于我國工業廢水產生量增長率（1.78%），但仍低于工業固體廢棄物產生量增長率（11.74%）和工業廢氣產生量增長率（13.9%）。

在技術效率惡化的條件下，以投資躍進主導的工業化發展模式催生了大量的過剩產能。2010年，水泥、鋼材、平板玻璃、焦炭、PVC、電石和多晶硅的產能利用率僅為72%、80.2%、70.8%、67.2%、49.1%、60.7%和60%。這些產能多集中在資源能源高消耗行業，這不僅加劇了行業的無序發展和低水平競爭，也消耗了大量的資源和能源。雖然“十一五”時期我國加大了淘汰落后產能的力度，但是這一時期水泥、平板玻璃、焦炭、電石等行業新增的產能遠高于淘汰的產能，使得產能過剩的局面沒有得到有效改變。

（四）高消耗、高排放城市消費行為模式有待改變

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和居民消費總量及水平的提高，我國居民消費內涵的CO2排放量也呈增加趨勢，由1997年的11.73億噸增加至2007年的18.01億噸，居民人均消費內涵CO2排放量也由1997年的2.23噸/人上升至2007年的2.90噸/人，其中城市居民人均消費內涵CO2排放量由1.58噸/人上升至2.32噸/人，農村居民則由0.65噸/人下降至0.58噸/人。

2007年我國城市居民消費行為的資源耗竭系數為0.18/戶年，較2001年的0.11/戶年上升了63.6%。2007年我國城鎮居民各類消費支出中，累積環境影響最高的四項是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27.6%）、食品（19.9%）、交通（10.2%）、文化娛樂用品和服務（9.2%）。歐盟25國居民消費累積環境影響最高的4項分別為食品和非酒精飲料消費（31.8%）、私人交通（17.1%）、家庭設備和房屋維護（13.9%）、餐館和酒店（9.4%）。我國城鎮居民在居住、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交通等消費項上，單位消費支出產生的累積環境影響分別是歐盟25國的7.40倍、5.75倍和1.59倍。

（五）凈出口高耗能、高排放產品的貿易模式有待改變

2007年，我國凈出口內涵CO2排放量達到11.29億噸，占國內CO2排放總量的20.3%，國內CO2排放總量的33.8%是為出口貿易服務。2007年，我國貿易內涵能源凈出口量達到3.13億噸標煤，2002年中國能源消耗總量中13.1%是為出口貿易服務，到2007年這一比重增加至26.3%，這表明中國接近1/4的能源消耗是為了滿足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消費而消耗的。2007年，出口導致的SO2排放量已占我國SO2總排放量的56.1%，凈出口導致的SO2排放量比重也達到了24.4%，出口商品已成為我國SO2排放增加的非常重要的來源之一。

二、破解資源環境約束的關鍵因素分析

數字經濟的政策范文第2篇

一、新自由主義思潮是美國數字經濟繁榮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為解決凱恩斯主義所遺留的滯脹問題，新自由主義思潮逐漸抬頭并呈現占主導地位的趨勢。美國傳播學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應該讓市場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邏輯”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重新被奉為美國國內的正統理論。80年代的里根時代和90年代的克林頓時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義思潮的理念。

最近幾年，新自由主義思潮成為美國數字經濟繁榮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為數字經濟重要技術推動力的因特網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創新的產物。一方面，因特網的設計思想避免了壟斷集中，體現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網為數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動的空間。因此，因特網不僅是流通領域數字化的重要技術支持，更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新自由主義思潮在美國的發展提供了因特網生長的土壤，孕育了數字經濟的發展。

其次，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自由市場觀點和理念滲透到了美國的經濟發展政策中，特別是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電信和傳媒業發展的政策中，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了適宜的宏觀經濟環境。20世紀60年代中期起，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通過一系列程序對電子計算機業、電腦業和電信業的界限一再進行重新劃定，將蓬勃發展的網絡業中越來越多的部分劃到放松控制的電腦業一邊，促進電腦業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后，主張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國電信和傳媒業決策中逐漸占據優勢，更使有關決策出現放松管制的特點。1980年，在《有關計算機的第二次調查》中，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決定，作為美國電訊基礎設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電訊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現有管制措施。這一措施使得被賦予特別市場自由權的專業化網絡行業向整個電信市場擴展。1996年，美國通過了《1996年電訊法》，消除電信行業的壟斷，開放所有的電信市場，放松了對不同種類的電信和媒體公司相互進入業務領域的限制，允許不同的媒體市場相互滲透，促使美國全國范圍內的從電信運營到硬件制造、軟件開發、網絡通信、互聯網服務、廣播電視等各個領域展開新的競爭和重組，從而推動高速“寬帶”網絡的建設。由此可見，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廣泛滲透，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寬松的市場環境。

二、美國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數字經濟健康高速發展的重要保障

為了保證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美國政府不僅投入大量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和技術研發，而且還通過政策支持保障數字經濟健康高速發展。首先，美國政府增強網絡的安全性，提高消費者對網絡的信任度。美國政府通過《關于信息系統保護的國家計劃》構建聯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動公眾與民營之間的自愿合作，以保護信息基礎設施。美國商務部企業服務局與產業界、消費者代表和政府部門共同合作，開發一種新的電子商務密碼系統，專用于網上消費者的保護。另外，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采用網上沖浪的方法，對網上的違規行為進行調查。對于網上的欺詐行為，司法機構按刑事犯罪進行審理。其次，美國政府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1999年10月，美國通過了《域名權保護法案》，規定域名與商標保護統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冊或使用與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進行網上商業活動。在域名的管理上，將過去的政府負責注冊登記改為由因特網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網絡解決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負責域名的注冊登記，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冊管理費。最后，積極發展電子商務。1996年底，克林頓親自倡導成立美國政府電子商務工作組負責制定有關發展電子商務的政策措施，并協調督促相關部門實施。1997年頒布《全球電子商務框架》為電子商務的發展創造有利環境，并具體提出五項原則：(1)私營部門必須發揮主導作用；(2)政府應避免對電子商務的不當限制；(3)政府必須參與，并致力于支持和創造一種可預測的、受影響最小的、持續簡單的法律環境；(4)政府必須認清因特網的特性；(5)應該在全球范圍內促進因特網上的電子商務。200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全球和全國商務電子簽名法案》，使在線合同或在線交易的電子簽名與手寫簽名具有同樣的法律效力，進一步方便企業和消費者的電子商務。

三、官—產—學—公眾創新模式是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內在源泉

數字經濟之所以在美國興起和繁榮，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網演化處在官、產、學、公眾各類主體組成的創新網絡之中。正是這一網絡機制促成因特網的迅速普及發展，帶動整個美國經濟向數字經濟的轉變。

美國數字經濟是數字化技術在經濟領域創新以及滲透的結果。創新包括了技術、制度和產品服務方面的創新。單單市場需求的存在或者技術機會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術革新，單獨看來，這兩者都是技術發生革新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只有他們同時成立的時候，技術革新才成為可能。也就是說，脫離了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單純技術創新不會促進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以美國蘋果電腦為例，就可以清楚地認識這一點。蘋果在PC發展過程中，一直扮演著先行者的角色。過去十年，蘋果獲得了1300項專利，相當于微軟的一半，幾乎相當于戴爾的1．5倍。但是，創新能力并沒有使蘋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鏈的頂層。1981年，該公司營業利潤率高達20%，而目前僅有0．4%，遠低于行業平均的2%。目前，該公司在全球PC市場的份額僅有2%，無法與戴爾和IBM相匹敵。蘋果公司充分說明業務模式創新比技術創新更為重要。戴爾、亞馬遜、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價格銷售商品和服務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費者。因此，美國數字經濟時代的創新是由技術創新需求和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相互推動。

事實上，傳統的“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僅僅提供美國數字經濟技術創新的需求。美國科研體系的特點是政府、企業和大學單獨或聯合資助進行研發活動，促成了美國產生大量創新成果，并得以產業化與商業化發展。因特網正是在這種政府、企業和大學創新體系中由國家投入基礎技術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同時企業積極支持和參與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在這種建設新的創新環境的過程中，機構和國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來互不聯系的三類機構，即公共(官)、私人(產)、學術(學)三方面逐步適應共同工作，相互交織作用，進一步在創新進程的各個階段建立了相互聯系，形成了“三線螺旋體”。

但是，“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忽略了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還不能夠完全成為數字經濟的創新源泉。結合蘋果電腦失敗的教訓可以看出產品、服務等業務方面的創新同技術創新同樣重要，而且這些歸根結底取決于對公眾偏好的滿足。公眾的偏好需求驅動企業、大學科研機構的創新方向，引導政府政策與制度的制定。在進一步滿足公眾偏好的基礎上，公眾積極廣泛地參與在線購物、虛擬社區、數字學習、數字娛樂等都構成推動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堅實動力。而且，當前美國的部分研究機構在統計數字經濟發展狀況時，都對公眾的上網比率、上網時間等進行了詳細的統計。蘭德公司在加強美國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議中同樣認識到設法讓民眾了解創新活動的重要性以及民眾通過什么方式來支持創新。這些都說明公眾是推動美國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眾與“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相互作用，形成“官—產—學—公眾”創新模式，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術創新、產品服務的業務創新，成為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內在源泉。

四、風險資本是美國數字經濟轉型的“革新力量”

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新技術企業與創業資本或風險資本的互動式發展起到了關鍵性作用。所謂風險資本是由職業金融家(即風險投資家)連同管理一道投資到年輕的、快速增長的、并且有潛力發展成經濟重要貢獻者的公司中的資本，風險資本是初創公司重要的資金來源。美國風險資本市場制度是一種增進和分享創新收益為目標的有效率的融資制度安排。風險資本投資的運行特點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資面向新興產業(主要是信息產業)中的初創企業；二是風險資本還通過資本經營服務直接參與企業創業；三是風險資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機制。正是這三個特點使得風險資本能夠通過獨特的創新試錯機制和風險分散機制，把資本、技術和知識聯系起來，賦予美國經濟支持技術型初創公司發展的優越環境。20世紀90年代，風險資本投資在美國發展迅猛，相繼培育出DEC(數字設備公司)、Intel(英特爾公司)、Microsoft(微軟公司)、Compaq(康柏電腦公司)、Apple(蘋果電腦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業。這些高科技公司為美國數字經濟的發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應。

數字經濟的政策范文第3篇

關鍵詞：西方；設計藝術；數字信息產業；文化產業；政策；戰略；發展

中圖分類號：J02 文獻標識碼：A

一、西方數字信息產業政策

1.美國數字信息產業引導政策

首先是美國的自由經濟。美國人似乎癡迷于各種新的信息開發和應用。他們擁有著悠久的創新歷史和豐富的創新經驗。美國最先認識到計算機和信息技術的重要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將近半個世紀內，美國研發費用中用于研究的那個部分中的差不多85%來自美國國庫。20世紀50年代，大量資金投入到軍用計算機的開發之中，使得計算設備方面的知識有巨大的增長。20世紀60和70年代，美國政府主要對網絡技術給予支持，對互聯網的的出現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美國是崇尚自由的國度，自由女神像是美國自由崇拜的象征。現如今，自由經濟一直為美國所推崇。美國政府盡量少插手干預經濟，以防止被支持的行業和部門形成對政府的依賴，從而妨礙市場競爭的公平性，鼓勵人們敢想敢干。這樣的經濟政策，給予了現當代數字信息產業足夠的發展空間。同時，少了政府的主動扶持，為了生存發展和經濟利益，數字信息產業內部會主動尋求創新的途徑。然而，自由經濟帶來的經濟泡沫，帶來經濟動蕩，2007底起從美國最先爆發的金融危機持續至今愈演愈烈，并且將全球經濟拖入泥潭。不穩定的經濟環境勢必會影響數字信息產業的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個崇尚自由的國度所實行的開放戰略。尤其是人才開放戰略，在發展教育、培養人才的同時，美國也從其他國家引進大量人才。近些年來，美國每年留出29萬個名額專門用于從國外引進高科技人才，著名學者、高級人才和專業技術人才優先入境，不受國籍、資歷和年齡的限制。這種做法，為數字信息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基礎，把世界各國培養的人才當作美國人才隊伍的儲備力量。

其次是文化開放戰略。美國不單是不設文化管理部門，甚至不制定文化政策。政府只是提供了寬松的外部環境和嚴格的法律保障。在這種自由和安全氛圍的促進下，美國對文化產業采取的是多方投資和多種經營的方式，鼓勵非文化部門和外來資金的投入，美國文化產業十分依賴于境外的投資，這充分體現了美國文化產業經營的開放性、跨國性。例如，在好萊塢，最具實力的電影制片廠之中，哥倫比亞三星的老板是日本的Sony公司，福克斯的老板則是澳大利亞的新聞集團。而且事實證明，近些年來美國好萊塢影片的制作成本越來越高，大制作影片的投資達到了天文數字。利用強有力的金融市場來支撐美國電影產業，大投資的持續使得文化產業在美國經濟總產值中的地位遙遙領先。

2.日本數字信息產業引導政策

二戰后的日本發展外向型經濟，確立了“技術立國”戰略，通過大量引進、消化、吸收歐美的科學技術成果，實現了國內新興產業逐漸形成發展，使戰后的日本經濟飛速發展。日本的外向型經濟，也讓日本很快地吸納新的技術，使數字信息產業能很快的在日本興起。在之后的一段時間內，日本不斷追求品質精良的制造，特別追求產品生產所需要的技術的精煉研究，以穩定的企業間的交易與合作關系為保障，形成了一種縱向系列化的封閉式創新。日本的經濟飛躍，為數字信息產業在日本的發展打下經濟基礎。

同時，日本是世界上最早致力于產業制定與產業結構設計的國家。日本政府對產業結構的干預程度很強，干預的主要手段為提出明確產業政策。但20世紀90年代則成為日本經濟“停滯的十年”，或者說是“失去的十年”。1994年，日本提出“新技術立國的方針”。1995年，日本提出了《面向21世紀的日本經濟結構改革思路》。1999年又提出了“產業技術產業創新基本戰略”。日本雖然看到了計算機技術變革的機遇，但是在技術發展趨勢的預測上出現了失誤。

經過日本政府對數字信息產業逐步重視，并對其發展方向的調整，日本的數字信息產業迅猛發展。從2001年，日本政府開始新方向的產業調整，公布《IT基本法》，實施“IT立國戰略”，成立“IT戰略本部”，制定《e-Japan戰略》（日本IT戰略）等一系列戰略方針，最終獲得了很好的收效。

二、西方數字信息產業的發展與前景

1.美、日數字信息產業發展動態

在全球信息化的今天，文化、科技、經濟一體化是各國現代數字信息產業發展的共同趨勢。文化與經濟的一體化主要指文化進入市場，文化產品的商品化、市場化運作，也促成了文化產品的更新換代，文化產業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柱，經濟發展又促進文化產業的發展；相同的，科技與經濟的一體化，科技的提升一方面推動制造業的發展帶來經濟效益，一方面經濟的穩定發展又為科技創新提供良好的環境；科技與文化的一體化主要是指科技為文化的傳播和創新提供技術手段的同時，科技創新成為文化的一部分，為文化的創新提供源泉。三者互相聯系，相互影響。

美國文化霸權地位的取得，在經濟和政治因素促成的基礎上，科技含量仍占據很大的比重。尤其是大眾傳播媒介，它直接構成了美國文化產業的輸出機。以美國的3D電影為例，美國的數字銀幕增幅驚人，由2009年的7736塊增長至2010年的16522塊。占美國的總銀幕數39500塊的40%之多，其中3D銀幕增長了4500多塊，現在3D銀幕已經占據了美國數字銀幕的半壁江山。同時，在2010年10部票房最高的電影中，有7部電影推出了3D版本，而在歷史票房排行榜上，共有7部電影的全球票房超過了10億美元，其中3部就是去年上映的：《阿凡達》（28億美元），《玩具總動員3》（10.6億美元），《愛麗絲夢游仙境》（10.2億）。還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蘋果公司的ipad和iphone的問世，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已經不再是電子產品的簡單意義，而是代表著一種潮流，是時尚文化的標志。

日本文化、科技、經濟一體化最鮮明的例子就是動漫產業鏈的形成。近十年來，日本動漫產業平均每年的銷售收入達到2000億日元，已經成為日本經濟的三大支柱產業之一。實際上，加上動漫衍生品的銷售收入，廣義的動漫產業在日本 GDP中的比例平均在 6%以上。2005年整個動漫產業占日本 GDP的比例甚至超過了16%，超過了汽車工業。

日本的動漫產業之所以發展這么壯大，與其文化、科技、經濟的一體化發展方向是密不可分的。

在電子游戲方面，也因為與動漫的相互滲透，使得日本的電子游戲產品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接著，就是動漫周邊產品的制作和銷售。動漫周邊包括包括以動漫為主概念的玩具、食品、飾品等實物，同時也包括音樂、圖象、書籍等文化產品。就這樣一部成功的漫畫能通過長長的產業鏈與科技結合，經過再創作，創造出巨大的經濟價值。

2.美、日數字信息產業發展歷程

縱觀美、日信息產業的發展歷程，利用電子媒介向全球輸出文化及價值觀念是更好的往經濟、文化、科技的一體化發展的重要途徑。數字信息產業的發展對傳媒產生了重大的變革。從傳媒的發展歷程看，人類歷史上的傳播媒介經歷了“口語文化”、“書面和印刷文化”、“電子媒介”三個階段。如果缺少了電視、電影、收音機、印刷新聞媒介和廣告這些傳媒的支撐，那么，至少美、日文化的傳播不會如今日這般普泛與深入。

電子媒介是指運用電子技術、電子技術設備及其產品進行信息傳播的媒介，其中包括廣播、電視、電影、錄音、錄像和光碟等等。電子媒介的出現讓信息的傳遞從傳播速度上，更加快速；傳播范圍上，更加廣泛；傳播質量上，無論是圖像、還是聲音質量都更高。

美、日這種利用電子媒介對文化和價值觀念的輸出，不僅僅影響了人們飲食、服飾等等表像的文化符號的改變，還促成了價值觀念的碰撞與交流。日本利用電子媒介輸出其文化和價值觀，影響了幾代中國人，年輕人們出現了“哈日一族”，中年一輩，也大多都經歷過通過日本電影迷上山口百惠、高倉健的時代。

3.西方發展數字信息產業的前景

數字經濟的政策范文第4篇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數字消費者市場，2014年全國網購規模高達4508億美元，占消費品銷售總額的10.7%。良好的數字基礎設施和政府陸續出臺的支持性政策，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諸多積極的推動因素。

埃森哲2015年的《尋找中國經濟的數字化紅利――數字化密度指數報告》顯示，在經濟各個領域全面應用數字技術將推動中國新一輪經濟增長，而這種轉變已經積蓄了巨大勢能，促使數字化即將成為中國產業升級和生產率提升的重要推動力。

消費者很成熟，企業技術還不足

資本投資推動了中國的經濟增長，但中國經濟的數字化卻主要由消費者拉動。隨著中國進行數字化轉型，網絡消費者已變得更加成熟，熱衷嘗試新的產品和服務。

與中國消費者全面擁抱技術相比，中國企業的數字技術應用卻明顯不足。在游戲和社交網絡等網絡服務的推動下，中國已成為世界最大的手機市場，并在2013年成為全球總值最大的網絡零售市場。但是，相比其他領先經濟體，中國企業對數字技術的應用程度仍存在巨大差距，雖然也開始利用數字技術管理企業，不過就目前情況而言，這項工作還僅僅只觸及表面，尚未充分挖掘出數字技術的潛力。

中國不同行業間企業應用數字技術的程度差別也很大。以百度、阿里巴巴和騰訊等為代表的領先網絡企業，擁有非常卓越的用戶基礎，并且在采用大數據、分析法和云計算等技術方面處于領先地位。電信和銀行業等被大型國企統治的主要行業，基于巨大的規模經濟和豐富的資源，也積極支持應用數字技術，雖然其等級結構和避險傾向不利于其提高創新能力。

相比之下，主要由中小企業組成的各個行業則處于落后地位，不僅承受能力有限，而且其自身以低勞動力成本為競爭基礎的低利潤業務特性也導致其對數字化轉型缺乏緊迫感。此外，雖然中國已經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機和筆記本電腦生產商，華為、聯想和中興等中國企業都已成為全球主要的信息通信技術硬件供應商。但在軟件和服務方面，卻鮮有領先的中國企業。中國企業IT開支方面也存在類似的不平衡，軟件和服務所占比例遠遠低于發達經濟體。

提升數字化密度，跨越轉型鴻溝

埃森哲最近的一項全球高管調查發現，相比其他國家，更多的中國企業高管認為，在不久的未來，數字技術將會對其企業起到重要作用。很顯然，中國的企業高管和政策制定者都意識到了飛速發展的數字創新，并希望積極利用技術推動增長和提高競爭力。

但事實上，相比其他領先經濟體，中國的數字化發展狀況究竟如何呢？埃森哲與牛津經濟研究院合作共同測評的“數字化密度”，揭示了中國數字化的發展現狀。對于“數字化密度”，埃森哲大中華區戰略與可持續性業務董事總經理李廣海是這樣解釋的：“一言蔽之就是數字技術，以及數字業務，數字的應用在經濟體里的滲透率，或者覆蓋率。”

對一個國家的數字化密度測量，主要衡量的是數字技術的普及程度，而非僅僅針對信息通信技術領域。測評結果顯示，中國目前的數字化密度在17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十位，居荷蘭、美國和瑞典之后。

基于對數字化密度得分卡的綜合分析，埃森哲認為可以通過提升三方面的數字化程度來提振經濟表現――投資于數字資本；打造數字機構和數字市場；實現企業行為數字化。

1、投資于數字資本

中國的企業高管和政策制定者應當重點關注商業環境和經濟基礎設施的質量問題，這是企業增長不可或缺的考量因素。具有支持性的靈活數字基礎設施需要長期統一的戰略投資來鼓勵數字創新和應用。

2、打造數字化機構和數字市場

決策者必須確保市場已做好適應數字化的充分準備。這條路徑重點關注互聯網覆蓋、網絡商業活動、組織靈活性、社會態度、政府數字政策、監管環境以及開展數字業務的便利性等方面。要想取得進展，需要重點關注企業和消費者的網絡文化，發展本土信息通信技術行業，并以制定數字友好型政策為優先考慮。

3、實現企業行為數字化

埃森哲對數字企業的定義是，能夠通過利用信息、企業資源和數字技術，打造獨特的客戶體驗，從而取得成果，并最終實現增長。在尋求數字世界成功的戰略過程中，中國企業應可以通過更好地服務客戶和消費者，推動創新，實現增長。這包括制定數字經營戰略，以新的業務成果為目標；開發新的產品和服務；探索更優化的全新客戶渠道；向新市場進行有效擴張；以及采用新的定價和盈利模型，實現利潤最大化。

激發數字化潛力，把握增長紅利

埃森哲數字化密度指數在最宏觀的層面上揭示出，數字化密度在五年內增加10分（百分制），就將推動發達經濟體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提升0.25%，而新興經濟體的增幅可達0.5%。預計到2020年，中國則有望實現4180億美元的增加值（見圖），也就意味著數字化將給中國經濟增長帶來超過四千億美元的紅利。

研究發現，為了實現數字化的全部潛力，中國必須確保數字技術覆蓋所有行業和企業。為此，政策制定者和企業領導者都需要發揮重要作用。埃森哲認為，實現中國經濟發展的數字化紅利，有三條有待加速發展的轉型路徑。第一條是繼續投資于數字資本，即進行商業環境和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第二條是支持數字機構和數字市場建設，關注企業和消費者的網絡文化，發展本土信息通信技術行業，并以制定數字友好型政府政策為優先考慮。最后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一條路徑則是實現企業行為數字化。中國企業高管在企業通過數字化轉型來推動增長、培養新型數字化企業等方面起著決定性作用。中國企業不僅應當專注于通過數字技術，提高生產率和效率，降低成本，同時還應當利用數字技術更好地服務客戶和消費者，推動創新和增長。此外，他們還應當積極探索產業物聯網，尋求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

數字經濟的政策范文第5篇

關鍵詞：CPI；通脹；失業；宏觀經濟

[中圖分類號]F123.1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9646（2011）11-0025-02

中國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起到了越來越舉足輕重的作用，中國在世界經濟的重要性也得到了越來越充分的體現。

據日本內閣府的數據顯示，日本2010年第三季度GDP折合成年率增長3.9%，達1.372萬億美元；中國三季度GDP達1.415萬億美元，中國由此連續第二個季度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樣的數據無疑是讓國人高興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宏觀經濟狀況仍然有很多不確定的因素，如何做好相應的宏觀調控工作是中國和平崛起的重要組成。

下面就2010年中國經濟的8個關鍵數據分析我國宏觀經濟現狀：

8%：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長8%左右。3%：CPI(消費者物價指數)漲幅3%左右；據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2010年10月我國的CIP漲幅已經達到了4.4%，而11月份則高達5.1%。人民生活幸福感開始下降，通貨膨脹壓力加大。高漲的物價紅了網絡上各種諷刺物價上漲的視頻，其實這只是老百姓表達自己無奈的方式罷了。對整個社會而言，通貨膨脹并沒有降低人們的購買能力，因為物價的上漲和市場上流通的貨幣數量是同幅度增長的，但是就單個市場主體而言，通貨膨脹會影響社會收入分配和財產分配格局。因此，目前我國面臨的物價上漲以及通貨膨脹問題是值得我們提高警惕的。對于GDP，中國傳統上總是對數字很在意，盡管我們一再強調綠色GDP，但是在操作層面上，使用的仍然是純數字的衡量方式。誠然，GDP反映了各國家的經濟繁榮程度，但是如果人民的生活水平沒有相應的提高的話，那么GDP也就僅僅是數字。則單純的GDP數字不能反映社會成本，比如賭博和黃色交易盛行的地方很可能GDP很高，但人民生活水平不見得會很高，它更不能反映出經濟增長付出的環境代價。另外，中國過去高速的經濟增長主要來自投資，長期的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的模式讓央行的貨幣政策對貨幣調控能力局限在了一定的范圍內，政府的財政政策和央行的貨幣政策往往還具有時滯性。在物價漲幅明顯，經濟面臨通脹危險的現在，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從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到依靠消費拉動越來越重要，只有百姓消費得起買得起，經濟的增長才是有意義的。讓人驚喜和欣慰的是，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了單純的GDP數字發展是不可持續的。

8000萬：新增8000萬噸標準煤的節能能力；這個數據是中國經濟開始向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轉變，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900萬：城鎮新增就業900萬人以上。4.6%：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4.6%以內；這個數字看起來很小，但是實際上還有很多沒有算入的因素。正常情況下，一個社會存在一定的失業率是正常的，也就是凱恩斯說自然失業率。而且一定的社會失業率可以讓勞動者有一定的警惕性，避免道德選擇和逆向選擇的出現。但是我國面臨的就業缺口問題已經開始造成社會問題了――大學應屆生就業，農民工就業，下崗職工再就業等。大學生就業難問題導致讀書無用論的抬頭對整個國民教育的提高是無益的，農民工就業問題難以解決也對提高農民工的收入進而提高整個社會的消費能力也是有害的。解決就業問題最根本的辦法是增加社會需求，減少非自愿失業，這900萬新增的就業崗位的創造就是比較直接的創造勞動力需求的表現。另外，迅速充分的就業信息，適時的再就業培訓，大學生就業指導，合理調整就業結構，各種鼓勵創業政策等都是相關的效果比較直接明顯的政策。

8183億：中央財政擬安排“三農”投入8183億元，比上年增加930億元；3185億：各級政府要進一步增加社會保障投入，中央財政擬安排3185億元；632億：中央財政擬安排保障性住房專項補助資金632億元，比上年增加81億元。這一系列的數據是政府對整個國家經濟的調控的表現。從整體上說，我國的經濟政策更多的是以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為理論基礎。以我國目前的情況看，宏觀經濟問題的原因主要來自經濟結構不合理，低水平的重復建設，金融監管不夠完善，快速經濟發展超過的了部分資源的負擔能力。因此，必須制定出適當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求得總供求的平衡以防止嚴重的衰退和嚴重的通貨膨脹。

總的來講，中國宏觀經濟下行力量和上行力量同時存在，政府以防通脹以及流動性控制為宏觀調控核心的決心是明顯的。在發達國家經濟復蘇經一步放緩，失業率居高不下貿易不平衡人民幣升值等原因影響下，中國外部環境惡化，貿易沖突，出口拉動經濟已經成為過去。而政府的新興產業振興計劃、區域發展計劃、民生工程、收入倍增計劃于新的消費刺激帶來了強烈的宏觀刺激效應。今年是國家十二五規劃的開局之年，我們有理由相信新的規劃的會讓中國在崛起之路上走得更好。

參考文獻：

[1]時事報告雜志社，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若干熱點問題[M].紅旗出版社,2005年9月.

[2]劉元春.中國通貨膨脹成因的研究[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