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政策的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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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經濟政策的實質范文第1篇
一、企業組織績效管理
績效是個人、團隊或組織從事某種活動所獲得的成績和效果。績效管理是將組織的和個人的目標聯系或整合，獲得組織效率和對所要達到的目標建立共同理解的一種過程。企業的首要目的是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而高效率的績效管理則是企業獲利的重要方法。績效管理六點優勢：提高工作績效、作出正確的雇傭決策、降低員工流失率、發現企業運營問題、優化人力資源規劃、協調上下級溝通。
員工的績效表現成長過程與企業的上級管理者有著直接的關系，管理者要幫助自己的員工揚長避短，改善績效，提高技能和素質，達到更高的目標層次；要根據企業的遠景規劃目標設定適當的績效目標，使員工的個人目標與組織目標一致、個人發展與組織發展同步，最大限度的發揮員工潛力；要根據員工的績效表現進行合理的指導監督；要進行及時的績效考核和反饋，掌握清晰的目標思路以及具有良好的溝通技巧和綜合判斷的能力。管理者與員工之間在提高工作績效方面的溝通過程，是通過對個體和群體進行全方位的監測、考核、分析和評價，調動員工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充分挖掘員工潛力，從而提升企業績效、實現企業發展戰略和目標的過程。
企業組織績效管理被廣泛應用在加工、制造、運輸、銷售貿易等多個領域的企業管理之中，績效考核目標的制定，量化員工工資的構成，將員工工資的獲取透明化，緩解了員工和企業的薪酬矛盾，并通過考核鼓勵了員工獲得高工資的積極性，從而促進企業生產運行效率的提升。
二、薪酬策略
薪酬策略就是將企業目標、戰略、外部環境和企業文化結合而構建的薪酬管理策略，企業薪酬制度的制定必須在企業整體發展規劃的基礎上最大可能的考慮員工的對企業薪酬的訴求，必須合理平衡企業發展和員工工資要求之間存在的矛盾，因此在企業薪酬策略中添加激勵性績效薪酬策略，不僅有利于滿足企業員工對高工資的訴求，都是也可以通過相應的制度，將企業員工的工資和企業員工的工作表現以及企業整體經營效益相關聯，發促進企業員工對企業發展的向心力。
1.水平薪酬策略
薪酬的水平策略是基于本地同行業企業支付給企業員工的薪酬水平來制定本企業薪酬的策略，其優點是容易被企業員工認同，缺點是無法調動企業員工生產的積極性。
企業制定薪酬策略可以根據本地同行業企業薪酬水平和企業發展狀況，制定更為符合企業發展現狀的薪酬制度，其中激勵性的薪酬策略是領先策略，該策略適合新企業和本地龍頭企業的薪酬策略的制定。對于中小型企業而言通常采用的薪酬策略為滯后、跟隨、混合等薪酬策略，企業采用這些薪酬策略的好處在于在于企業薪酬制度容易被企業員工認可，與此同時還起到可盡可能降低企業員工薪酬支出降低了企業運營成本的目的。
2.激勵薪酬策略
激勵薪酬策略的重點在于領先，其相對水平薪酬策略而言領先的是工資水平，在對薪酬策略本身而言領先是激勵策略的形式。
在制定激勵薪酬策略時，要在提高工人工資的同時以提高企業生產運營效率為目的，因此企業員工工資的提高必須建立在企業員工對企業發展做貢獻的基礎上。根據社會心里學中的馬斯洛需求層次原理制定企業工資的高出本行業企業工資的水平，并設定工資上限，對表現突出的員工給予榮譽獎勵，從而在金錢和榮譽等兩個方面滿足工人們的需求。該種薪酬策略的制定可以有效提高企業員工工作的積極性和對企業的歸屬感，有利于優化企業發展的內在氛圍，為企業員工的高效工作和創造性工作打造軟環境。
3.體系薪酬策略
體系薪酬策略是針對績效、技能、崗位、職稱和工齡多個方面薪酬策略，其全方位的兼顧了工作量、工作重要性、員工忠誠度等影響企業發展的相關因素。薪酬體系是企業文化的一部分，其構建和完善不僅有利于完成企業薪酬制度，同時也有利于企業文化的進一步充實，更有利于增強企業員工的歸屬感和對外來人才的吸引力。
薪酬體系策略的應用根據企業組織結構完善程度不同，其具體應用也會有所不同。企業組織結構較為完善，企業薪酬制度也會較為完善，則必須采用嚴密的體系薪酬策略以合理優化企業薪酬組合，幫助企業用最少的工資成本實現企業的良性運轉，其主要使用發展較為成熟的大型企業；企業組織結構較為簡單的企業或者不完整的企業，則可以根據企業發展的現狀采用完整體系薪酬策略的某些策略，并在企業發展壯大過程中不斷完善其薪酬體系，該種薪酬策略既可以降低企業薪酬負擔，又可以幫助有步驟實現企業發展，較為適用于中小企業或創業性企業。
三、總結
基于企業競爭優勢提升的組織績效管理和薪酬策略的研究，關鍵在立足企業競爭優勢的提升，重點在組織績效管理和薪酬策略對企業發展實際的反映。
參考文獻：
[1]陳娜.基于戰略的績效評價與薪酬體系的整合研究[D].山東：中國海洋大學.2012
新經濟政策的實質范文第2篇
關鍵詞：知識溢出；創新機理；動態沖突；政策選擇
中圖分類號：F06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04(2011)05-0070-04
知識溢出是解釋產業集聚、創新和區域經濟增長的重要概念之一。知識溢出既是產業集群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重要特征，其擴散的規模和效率，直接影響著集群創新系統的結構與運行效率。本文以高新技術產業集群為例，分析了知識溢出的路徑、創新效應，指出了知識溢出的動態矛盾，并以此為基礎提出了有利于知識溢出的對策建議，這對促進技術進步與創新、增強區域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具有重要意義。
一、知識溢出與高新技術產業集群知識溢出的主要路徑
知識溢出，是一種具有無償性和單向性的知識流動，是指知識從高位勢企業流向低位勢企業的一維過程。Arrow(1962)指出，當高新技術的秘訣成為公共商品而不為創新主體獨占時，知識溢出就出現了。知識溢出反應了企業行為的社會效應。
知識溢出具有明顯的空間特征。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Paul R.Kmgman(1991)把空間因素納入了知識溢出的研究范圍，開始關注知識溢出的地理邊界問題。隨后James Simmie(2002)等的研究證明，知識溢出是空間距離的函數，溢出效應會隨著距離的增加而逐漸減弱。因此，為了獲取大量溢出知識，企業在集群區域內落戶則成為最佳的空間選擇。目前，學界普遍把知識溢出看作是集群尤其是高新技術產業集群演進的動力源泉，是影響區域創新能力與競爭優勢的重要因素。
在一個高新技術產業集群內部。，知識溢出大致可以劃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企業之間的知識溢出，另一種是企業與大學、研究機構(含中介服務機構等)之間的知識溢出。其知識溢出主要是通過以下途徑實現的。
(一)人員流動
人作為知識的創造者和使用者，勞動力的流動直接帶動了知識溢出。因此，人員流動一直被視為集群內知識溢出的主要途徑。人流與知識流會發生在具有橫向關系的企業之間，如在競爭企業或合作企業之間，還會發展在具有縱向關系的企業之間，如在供應商、生產商、銷售商之間，也可以發生在企業與大學、研發機構之間。人員流動帶來的知識溢出與技術擴散在現實中是顯而易見的。以硅谷為例，20世紀70年代，硅谷的電子公司雇員的年變動率平均為35％，在小公司中這一比例則高達59％，很少有技術人員會在一家公司工作一直工作下去。一位工程師戲稱，在這里“沒有換過公司的人很急切地要解釋一下原因，而頻繁跳槽的人倒不需要為他的行為找什么理由，流動成了常態。”
人流的背后，是源源不斷的“技術流”、“信息流”、“經驗流”、“知識流”，這有力促進了知識，尤其是專業性知識的溢出與擴散。“硅谷是這樣的一個環境，它便于兩個昔日的同事邂逅相遇，它能使技術在不自覺中雜交衍生，它能使技能和技術頻繁組合，它能使信息順暢流通，它能使當地社區不斷學習進步。”
(二)企業衍生
企業衍生，是指由集群內部的老企業不斷派生出新企業。在高新技術產業集群中，企業、研發機構等經常會通過各種方式催生出新的企業。例如，企業員工自立門戶成立新的企業，企業壯大后分離出來新的企業，企業根據分工合作派生出新的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人員創辦新的企業。其中，依托大學、科研機構發展起來的企業是高新技術產業集群最重要的衍生活動。
實踐證明，幾乎世界上所有的高新技術產業集群的形成與演變，都與附近地區的大學和研究機構密不可分。以硅谷和斯坦福大學的關系為例，從早期的聯邦電報公司、利頓工程實驗室和惠普公司(HP)，到后來的SUN微系統、硅圖公司(Silncon Graphics)和思科系統公司(Cisco system)等世界級企業，再到如今的雅虎公司，斯坦福的學生和老師一直在為硅谷的成長輸入知識的血液。盡管斯坦福大學沒有一家校辦企業，但從斯坦福出來的師生創辦的高科技公司超過1000家。鑒于此，英國學者Nicholas Valery把斯坦福大學稱作是硅谷的成功之源。
企業衍生，帶來企業數量的不斷增加和規模的壯大，一方面推進了知識和技術的產業化進程，把無形資產轉化成了現實生產力；另一方面，日益壯大的集群規模，增強了集群的聚集效應，為人才流動和知識溢出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空間。
(三)非正式交流
非正式交流是促進知識溢出的一個重要渠道。知識的存在形態直接決定著知識的流動和溢出方式。英國著名思想家M.Polanyi(1962)根據知識獲取的難易程度，將知識分為隱性知識和顯性知識。顯性知識主要是指可以用規范的語言、文字、圖像等形式清晰表達出來，易于學習和傳播的知識，如：產品的外觀、說明書、公式、數據庫等。而隱性知識則是一種難以準確表達、呈現顯著個體特征的知識，這種知識通常以個人經驗、感悟、秘訣、文化、精神、風俗等形式存在，很難與他人共享。隱性知識的溢出必須依賴于人與人之間的口口相傳、耳熏目染等方式才能進行。以茅臺酒的調制為例，茅臺酒的酒香由1200多種香氣香味物質構成，如此復雜的成分，很難程式化或設定配方，只能靠調酒師個人經驗和感覺來進行，技術也只能靠代代相傳、口口相傳來傳承。Arrow(1962)把這種知識的傳播比作“傳染病”的蔓延，只有頻繁“接觸”才能成功。
高新技術產業空間上的聚集，為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含正式交流和非正式交流)提供了時空上的便利。在產業集群內部，大量的機構和大量的人員交織在一起，他們通過聚會、就餐、散步甚至參加同一個中小學校召開的家長會開展非正式交流，增加彼此間包括專業知識的“透明度”。用馬歇爾的話來說就是，在這里，行業的秘密不再成為秘密，而幾乎是公開的了，包括孩子們在內的人們都不知不覺地學到了許多東西。“秘訣彌漫在空氣里。”也就說，空間上的便利為各種非正式交流開辟了廣闊的渠道，也疏通了知識溢出的河流。
(四)產業鏈傳遞
高新技術產業集群的企業組織特征之一，就是圍繞一個或幾個龍頭企業形成的相關與支持性產業群體。在這個群體內，龍頭企業和相關與支持性產業之間，不僅存在產品或技術聯系，在產品工藝、企業組織和管理、有關新產品的信息等各個方面，存在密切的關聯關系。龍頭企業作為行業的代表性企業，主要從事技術和新產品的研發(知識的生產)，并將這些知識和信息通過產品和技術的合作傳遞給追隨企業(相關與支持性企業)，追隨企業通過為龍頭企業提供配件產品
和服務，獲得新的知識和信息。
無論是人員流動帶動了知識的轉移和企業派生拓展了知識溢出與再造的空間，還是位置臨近而提供的眾多的不經意的碰撞機會和產業之間的內在聯系而形成的分工合作，高新技術產業集群為知識溢出和流動提供了時空便利，集群內的知識溢出明顯高于分散狀況下企業間的知識溢出。很明顯，知識跨越走廊和街道比跨越海洋和大陸更為容易，知識在集群內流動猶如春夜細雨，潤物卻悄無聲息。
二、高新技術產業集群知識溢出的創新機理
創新是以新思維、新發明和新描述為特征的一個知識更新過程。根據創新系統理論，高新技術產業集群是一個區域性創新系統，知識的生產、傳播和應用在這個系統中起著決定性作用。“創新是不同主體和機構間復雜的相互作用的結果，其核心是企業組織生產和創新、獲取外部知識的方式。外部知識的主要來源則是別的企業、公司或私有的研究機構、大學和中介組織”。可以看出，創新的過程，本質上是一個知識流動的過程，是知識在企業間、企業與研究機構間生產、傳遞和共享的過程。知識流動構成了創新的前提條件，其規模與效率直接影響集群創新系統的結構與運行效率，進而影響集群所在區域的創新和競爭能力。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人們慢慢把知識和創新歸結為經濟增長的源泉，關于聚集效應的研究也從最初的基于寬泛的生產要素的溢出效應研究，逐步過渡到對基于物質要素溢出的無形的知識溢出效應的研究，特別隨著高新技術產業集群的蓬勃發展，集群在知識溢出方面的優勢及溢出的創新效應逐漸成為集群研究的主流。如Porter(1998)認為，集群可以使集群內單個企業及整個集群具有競爭優勢，因為地理集聚使群內企業更容易獲取專用性投入、技能勞動力、信息、制度以及公共物品，并從互補性活動中獲得好處，從而可以提高企業及集群生產率，促進創新。可以看出，空間便利不僅僅是增加了物質要素的易得性，更重要的是依附在物質要素上的知識和技術也變得更加易得。
(一)知識溢出的知識積累效應
知識是創新的基礎性要素，創新主體的知識水平直接決定創新能力和績效。根據Audetsch，Feldman(1996)等人關于集群知識溢出的研究，知識的空間溢出是創新活動的重要特征，也就是說，創新活動是以知識的空間溢出為提前的。創新傾向于聚集，這種集聚不僅是生產活動的地理集聚，更是知識溢出的集聚。知識溢出與創新在空間上的吻合說明了知識溢出的創新效應。
理論上講，在集群內部任何一種方式的知識溢出，都會把某些或某個企業獨有的知識和技能散布出來，擴散到很多企業，單個企業知識積累的增加帶來整個集群的知識水平不斷提高。這為創新提供了基礎。當知識積累讓行為主體進行創新的知識限制得以突破時，各種有關生產、管理、銷售的新知識將會不斷被創造出來，這樣，便形成了知識溢出、創新涌現的良性循環。集群內部這種基于知識溢出的知識創造和積累機制，讓集群內的單個企業及整個集群的知識積累水平不斷提高，創新活動高密度地展開，創新能力和創新實踐不斷增強。
從實證上看，以大學向高新技術企業的知識溢出為例，知識溢出有力拓展了集群內部中小企業獲取創新資源的渠道，直接提高了包括企業在內的集群整體的知識水平和創新能力。正像斯坦福大學在硅谷興起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一樣，創造了“猶他奇跡”的美國猶他州正是依靠猶他大學和楊伯翰大學的知識溢出，成就了規模僅次于加州硅谷的軟件谷。Feldman(1999)形象地稱大學為集群“增長的發動機”或“地區助推器”，這一論斷毫不為過。
(二)知識溢出的風險與成本抑制效應
從系統論的角度出發，高新技術產業集群是由相關企業和支撐性機構在長期相互作用中形成的一種社會關系網絡。在這種網絡中，由于地理位置的鄰近、文化的相似等原因，各市場主體相互之間形成了以信任和依賴為基礎的緊密聯系，我們可稱之為社會資本。社會資本中，信任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Harrison B.(1994)甚至把集群的出現歸結為基于存在“信任最大化”所產生的結果。
集群內部社會資本的廣泛存在，給行為主體帶來了巨大的利益。首先，基于信任的集群網絡，可以節約信息的搜尋成本、決策的制定和執行成本。盡管從理論上說，雖然距離上的接近有利于信息交流，但距離上的接近并不能完全消除交易主體有關交易產品信息的非對稱性。社會資本則完全能夠克服這一障礙，集群內部基于信任的知識和信息充分流動，自然就省去了到公開市場中尋找交易對象的有關成本。其次，集群網絡帶來的大量信息增加了行為的科學性，盡可能減少了各種不確定性，有效化解了企業可能遇到的潛在風險。再次，集群網絡還可以使群內行為主體建立競合關系，實現優勢互補，突破單個企業資源與能力的局限。
值得強調的是，集群網絡帶來的好處，在技術飛速變遷、市場瞬息萬變的環境下顯得尤為重要。當前，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科技創新日新月異、發展的不確定不穩定因素逐漸增多，在這種大背景下，高新技術企業正是通過集群網絡創造了各種資源與技術共享的合作機制，尤其是促進了復雜信息和隱性知識在群內傳播，有效解決了信息不對稱、知識匱乏所帶來的高風險、高成本問題。這為高新技術產業集群在全球范圍內的蓬勃發展提供了充分理由。
(三)知識溢出的隱性知識激活效應
企業能力理論認為，知識尤其是一些企業專有的、系統嵌入的、背景依賴的隱性知識是具有唯一性的重要戰略資源。企業只有有效地積累和激活其獨特的隱性知識，才能獲取持續的競爭優勢。
高新技術產業集群內部的隱性知識包括企業的隱性知識和集群的隱性知識。在集群內部，相關行為主體之間共同的價值趨向，共同的文化背景，頻繁的非正式交流以及對技術問題和商業問題的共同理解，使集群內部企業間的隱性知識溢出變得相對容易，而且也便于理解與吸收。這樣，集群知識溢出既激活了特定企業的隱性知識，又激活了具有整個集群特性的隱性知識。
這些隱性知識構成了產業集群的關鍵性資產，具體可以表現為包括“互惠、信任以及企業內或企業間的關系特征；將機構與合作文化、過去與現在結合起來的習俗與慣例；行為與行動的理性，集體學習與適應的認知基礎”。當這些獨特的知識在地理上集中時，就能促進學習并有助于群內企業及集群整體競爭力的提升。更為重要的是，由于這種知識的稀缺性和難以復制性，而把集群外部的企業排除在外，從而使群內企業及整個集群區獲得一種特殊的持續的創新和競爭優勢。
關于隱性知識溢出對創新的促進，約翰?布朗和保羅?杜吉德認為(2000)作了廣泛的研究。他們認為，大量隱性知識的存在，有力解釋了硅谷經常被模仿卻從未被超越的原因。因為硅谷和硅谷人擁有一種共同的地域性經驗，這種經驗是在實踐中日積月累獲得的，其它地區難以模仿和復制。他們還把這種基于實
踐的地區隱性知識描述為“彌漫在空氣中的秘訣”，一個地區要付出大量的時間、努力和試驗，屢經失敗，才能發展到“秘訣彌漫在空氣中”的階段，只有到達這一時刻，該地區才能獲取難以被模仿的競爭優勢。
三、知識溢出的動態沖突與政策選擇
在上面，我們分析了知識溢出的途經和對創新的促進，指出知識溢出是高新技術產業在地理上聚集的重要原因，是影響區域創新能力和績效的重要因素。從總體上看，這一結論無疑是正確的。但是，上述分析是在舍棄價值判斷前提下進行的靜態分析，背后隱含著一定矛盾。
從整體與個體的關系看，當群內某一具有知識和技術高位勢的企業的某一項技術溢出后，被群內其他企業所掌握，必然會促進集群整體生產效率和創新能力的提升，但是對溢出企業來說，意味著其基于稀缺知識的核心競爭力被消弱了，這是一對矛盾。盡管通常來說，知識溢出帶來的整體創新能力的提升通常會大于單個企業創新能力的消弱，也就是說知識溢出和流動在總體上是有益的，但這對知識溢出企業是不公平的，沒有補償的付出是不符合最基本商業道德的。因此，在一個集群內，企業個體傾向于自身知識的最少溢出以及外部知識的最大獲取，集群整體則傾向于讓每個個體盡可能多的溢出知識。這是個體與整體之間的沖突。
知識溢出的最大矛盾不是個體與整體的沖突，關鍵在于動態上的沖突。我們知道，知識溢出對溢出主體是不經濟的，這一行為貢獻了社會卻不利于自身。當引入時間因素后，我們會發現，即期的個體知識溢出有將會削弱下一期個體的知識創造。從長遠看，如果每一個創新成果都會被他人分享，那么每個成員都將熱衷于不勞而獲而不愿意自我創新，群內企業的創新動力將消失殆盡，從而集群整體的知識創新也終將萎縮并停滯。失去了創新的支撐，集群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礎，瓦解成了必然。可以看出，知識溢出的動態沖突直接影響著高新技術產業集群的生存與發展。
因此，從理論上講，必須確立一個最優的知識溢出水平。在這一水平下，集群個體的創新成果獨占性能夠得到有效保護，創新積極性不斷高漲；同時，集群個體又能承擔知識溢出的義務，在動態上保證知識的合理溢出，以促進集群整體知識水平和創新能力的不斷提升。
鑒于此，建立合理的知識流動管理制度，實現知識溢出的最優化水平，對提升區域持續創新能力具有重要意義。為此，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建立股票期權等激勵機制。對高新技術企業來說，人的因素最為關鍵，為防止企業員工特別是高端人才的過度流動而帶來的知識溢出，可以探索實行股票期權等激勵制度，通過市場的方法有效控制稀缺性核心知識的溢出，鼓勵群內企業創造具有自身特征的新知識。
新經濟政策的實質范文第3篇
提要：反壟斷法適用除外制度作為反壟斷法的一項重要制度在WTO、全球化、知識經濟大背景下，面對出現的新情況和新，應作出適當的回應。本文擬將適用除外制度置于此背景中，并結合國情對適用除外制度作出進一步的探討和。
關鍵詞：反壟斷 適用除外制度 WTO 經濟全球化 知識經濟
一、反壟斷法適用除外制度的概念及其基礎
反壟斷法適用除外制度作為反壟斷法的一項基本制度在各國反壟斷立法中均得以確立。所謂反壟斷法適用除外，亦稱適用豁免，系指在某些領域對某些事項不適用反壟斷法。具體而言是指在某些特定行為或領域中允許一定的壟斷狀態及壟斷行為存在即對某些雖屬限制競爭的特定協調或聯合或單獨行為，反壟斷法不予追究的一項法律制度。
壟斷的概念相當復雜，在經濟學、法學研究中，人們廣泛地使用這一概念，但是在法律界至今也沒有為之下一個精確的定義。經濟學家們經常將壟斷視為一種極端的市場結構形式，它是指一家廠商供應整個市場，不存在競爭。①顯然，經濟學家將壟斷理解為一種狀態，但是在法學上，壟斷不僅指狀態還被表述為一種行為，即“限制競爭行為”，構成反壟斷法上的壟斷必須具備以下兩點：違法性和應受處罰性。然而經濟學研究表明，壟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非都應受到法律的否定或制裁。首先，壟斷能帶來規模效益。它是商品經濟高度發達和技術進步的產物，本身就是進步的標志。正如有學者指出，“反壟斷法反對的并非一般意義上的大，而是任何獨占市場的企圖，它所努力消除的并非簡單的企業優勢，而是借助該種優勢對于競爭機制的扭曲與蹂躪；它限制的并非企業通過先進的技術，優秀的經營策略等正當商業行為獲得的市場支配地位及高額利潤，而是其出于減滅競爭壓力，長期輕松獲取壟斷利潤的目的，以非正當的方式對于該地位的維持與濫用；它所保護的并非弱小企業的弱小，而是保證它們獲得平等的機會。”②由此可知，反壟斷與促進規模經濟是不矛盾的。其次，依照國家的產業政策和其他經濟政策，在某些領域是需要避免過度競爭。因為，在這些領域里進行自由競爭無益于公共利益，對社會經濟發展和國計民生均不利，而進行適度的壟斷則是符合公共利益的。經典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將市場結構劃分為四種具體形態：完全競爭、完全壟斷、壟斷競爭、寡頭壟斷。完全競爭和完全壟斷的市場結構均有其理論上的合理性但缺乏現實性，現實的市場結構是處于二者之間的壟斷競爭和寡頭壟斷，在產品差別化條件下，寡頭壟斷實質上也是壟斷競爭。這一點是經過產業組織學派的充分論證了的。因此，經濟學家們常說“壟斷競爭是特別重要的”。壟斷競爭是在舊經濟中常見的一個特征，同時這一特征在新經濟（又稱知識經濟）表現得更為明顯。“新經濟”指三個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的行業，第一個是機軟件的制造業；第二個是由以因特網為基礎的企業（包括因特網接入提供者，因特網服務提供者和因特網內容提供者）構成，第三個則是以提供用來支持上述兩個行業的通訊服務和設備的行業。這些行業主要生產智慧財產，即計算機代碼，而非實體性的物品（通訊設備是例外）。智慧財產的特征是固定成本相對應于邊際成本而言很大，但是一旦創造出來，生產額外拷貝的成本很低。③新經濟的這一特征決定了創新的成果只有通過獲取市場壟斷力量，才能產生贏利，如果缺乏市場壟斷力量，市場主體將收不回投資。因為為了競爭，市場主體只能將創新產品的價格壓低至邊際成本，從而無法彌補其高額成本，長此以往，新經濟的動力創新將不復存在，在此意義可以說“新經濟發展依靠創新，創新需要壟斷，新經濟時代壟斷的普遍存在是不可回避的事實”。④新經濟時代技術的更新可謂一日千里，而壟斷的取得更多是依靠知識、技術、信息、創新意識等“知本”。這種壟斷地位事實上是很難保持的，正如克魯格曼（P·Krugman）所言：“當你在通用汽車公司干，你知道你的競爭對手是誰，他們在干什么。但是，如果你從事或諸如此類的行業，那么可能打敗你的對手的名字你連聽也沒有聽說過，這樣你就不可避免地一直承受著競爭的壓力。”可見，新經濟時代壟斷是絕對的，競爭是相對的。
新經濟政策的實質范文第4篇
論文摘要：以美國為代表的新經濟現象的出現，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新經濟的發展促使企業生存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其發展的內在動力與當今波及世界的企業創新浪潮密切相關。創新不僅涉及到企業運行機制、管理模式的變革，而且與整個社會的社會環境、制度環境、法律環境、人文環境密不可分。在新經濟時代。良好的社會大環境是企業創新與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
新經濟的基本內涵包括：知識經濟、信息經濟、全球經濟和網絡經濟等。美國有線廣播網財經新聞把新經濟區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上指所有的科技公司，包括從傳統產業改造過來的公司；狹義的新經濟則僅指電信、網絡和電子商務。聯網雜志社《新經濟百科全書》認為：“在新經濟里，人們靠腦力工作，而不是依賴雙手。在新經濟里，創新比大量生產更重要。投資人中意的是新觀念和產生新觀念的方法，不再是機器”。
引領新經濟發展的美國吸引了眾多目光的關注，美國企業在創新上表現出的活力，更是探尋發展之道的企業、組織甚至國家關注的焦點，創新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很多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開始不遺余力地鼓勵創新、扶植創新，創新成為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企業，創新也成了出奇制勝的法寶。
這一事實的說服力是毋庸質疑的，創新應該成為國家和企業發展的主題。但是，如果多作一些比較分析，不難發現，創新——成功之間的關系，不是表面上看上去那樣簡單的。例如，同樣是發達國家的西歐各國，為什么沒有出現同樣的現象?日本在20世紀8年展勢頭直逼美國，為什么沒趕上創新大潮?亞洲乃至世界范圍內的新興工業化國家，為什么在相當長時期的高速發展后，反而出現了金融危機?與這些問題相對應的是，創新在美國是如何成為潮流的呢?它源自何處?為什么創新首先是在美國而不是別的國家(地區)形成氣候?美國的企業追求創新是天生的本能，還是環境影響的結果?
一、新經濟引發企業生存環境變化
伴隨著新經濟時代的到來，在美國，知識和技術已超過自然資源、資本和勞動力，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企業財富的創造日益取決于無形資產(研究與開發、品牌、員工的智慧和知識)。伴隨著新經濟而來的是企業經營環境的巨大變化。具體表現在：
(一)科技創新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科技創新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也許是難以用數字表達的。根據統計和測算，經濟發達國家在20世紀初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20％，20世紀80年代上升到60％～80％，技術進步的貢獻已明顯超過資本和勞動力的貢獻。美國國家科技委員會1996年的報告中說：“據估計，技術和知識的增加占到生產率增長總要素的80％左右”。其中美國高技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由20世紀80年代中的14％提高到了55％，而傳統的支柱產業——建筑和汽車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則分別下降到了只有14％和4％。
(二)“知識”和“人才”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首要因素
“知識和技術貿易”正在加速增長，特別是高技術的發展大大促進了世界貿易的快速增長。1990--1995年間，世界高技術產品貿易的增長為66．2％，大大高于制造業44．8％的增長速度。全球出口貿易中，高技術產品貿易的比重由1985年的13％左右提高了近1倍，而同期的低技術產品出口則明顯下降。經濟發達國家和一些新興工業國家的高技術產品出口占出口貿易的比重一般都在40％左右，有的甚至高達70％，高技術貿易比重增加成為提高國際貿易競爭力的關鍵因素。此外，科技人才的國際流動也大大促進了知識和技術貿易的發展。
人工成本作為一種傳統的比較優勢，同其他的競爭因素(如開發研究、運籌設計等)相比，已經顯得不再重要。與此同時，科技創新促進了“用腦生產”方式的根本革新，人們“干”得少了，“想”得多了。半導體微型芯片的制造成本大約70％是來自“知識”投入，而勞動力成本只占12％。無形資產開始成為企業重要的資產。
(三)創新成為產業結構調整的首要因素
每一次重大的科技進步都對產業結構產生重大影響，新經濟的發展正是有賴于一批新技術產業群的形成。隨著產業結構的變化，資金和資源更是由低成長產業不斷流向高成長高科技產業。美國科技股市值由1990年的3000億美元激增到1999年底的4．5萬億美元。科技股占美國股票總市值的比例由1990年的10％激升到2000年初的33％。高科技上市公司激增，使得美國經濟可以對資源進行大規模重新分配，由傳統產業轉移到高新技術產業。此外，技術關聯在產業關聯中作用增加，使不同產業部門之間的內在聯系更加緊密。由于各產業部門之間存在一種內在的技術關聯，使得新經濟中一個產業部門生產技術體系的變化將會引起相關部門相應生產技術體系的變化，從而增強了新經濟中產業結構的整體性。
(四)激烈的科技競爭迫使企業不斷創新
在新經濟時代，隨著科技的進步，信息技術的發展，市場競爭的加劇和人類文明程度的提高，企業經營被推向新的環境中。銷售額上升，利潤額下降；成本提高，效益降低；風險增多，保險系數減少；經營難度加大，成功率變小。加之經濟全球化，局部競爭的市場變成全球范圍的經營場所，各國的企業都將被逼上同一個擂臺，互爭高低。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總趨勢。在這種嚴酷的經營環境中，對企業而言，以前被認為風險最大的創新，相對于按部就班，反而成為企業求得穩定發展的手段。企業的生存與發展不可能在靜態中實現或保持，而必須在動態進取中求得。“在信息時代，不是大公司打敗小公司，而是增長快的打敗發展慢的”。創新則興，不創新則亡，這是新經濟時代市場競爭的無情法則。
二、企業創新的社會環境
社會環境是一個比較大的概念，所包含的內容很廣，這里特指的是在企業周圍由于共同需求而互相聯系起來的人群情況和條件。環境對創新的推動力不容忽視，最為典型的要數我國著名企業——青島海爾電器集團。1984年它還是一個虧損147萬元人民幣的集體小廠，經過10余年艱苦奮斗，到現在，海爾成為擁有400億人民幣資產，年全球營業額近50億美元，產品遍及全球，在世界白色家電領域排名第6位的國際化大企業。它靠的是什么?一靠創新、二靠企業文化、三靠優秀的企業家張瑞敏、四靠地方政府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創新可謂是海爾經驗的核心和精髓，而扶持和保護這種創新精神則得益于青島市政府。作為沿海較發達地區，青島市政府在制定相關法律、法規時，一直走在全國的前面，真正地從百姓的實際生活和需求出發，而企業的最終目標也是為百姓服務，所以，二者最終不謀而合，目標一致，企業努力開拓市場，政府為企業服務也是盡心竭力。這樣，企業處于一個整體良好的社會環境之中，經過充分競爭，優勝劣汰，強勢企業自然會脫穎而出。所以，一大批強勢品牌企業(如海爾、海信、澳柯瑪、雙星等)誕生于青島就不足為奇了。
創新不僅僅是大企業的專利，隨著小型企業在全球地位的逐漸增強，小企業創新日益得到關注。根據美國小型企業協會(SBA)的數據，全美55％的企業創新是來自于小型企業，這得益于美國完善的中小企業社會服務體系。美國的中小企業社會服務體系包括技術、行政、管理、金融、診斷、培訓、國際化、信息化和計劃等多方面的服務內容。以美國的中小企業國際化服務為例，美國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促進中小企業的國際化經營。美國貿易促進協調委員會(TPCC)的作用最為突出，TPCC的措施主要包括：(1)對中小企業出口商提供貿易融資。通過對中小企業出口融資性質、范圍等的調查和認識，弄清中小企業在哪些領域最需要資金，以及采取何種方式融資最有效等，然后通過實施簡化的、一條龍的融資服務，使中小企業出口商獲得出口前的流動資金。(2)政府與私營部門密切配合。在政府財力有限的情況下，TPCC意識到需要尋找更多的辦法去籌集資金來促進中小企業出口，尤其是應該與私營部門密切配合。(3)成立貿易信息中心，強化對中小企業的服務措施。(4)組建出口協助中心，并將其擴展為覆蓋全美的出口協助網。這些中心，集中了美國有關部委的服務和計劃項目，開展著范圍廣泛的出口協助活動。從上述一系列措施可以看出，為促進中小企業的出口，鼓勵其開展國際經營，美國政府從資金、人才、信息、機構等方面給予大力支持，這些作法是獨具特色和注重實效的，值得我國借鑒。
三、企業創新的制度環境
我國著名經濟學者吳敬璉認為：制度高于技術。在此可以將美國與日本的發展進行對比，以探討制度環境對企業創新以及發展的影響。上個世紀80年代，日本政府、企業、文化界都陶醉在成為經濟大國的成功情緒之中，美國經濟正陷于困境。現在回過頭看，這一時期正是各自的轉折點。以半導體行業為例，另謀出路的Intel、AMD、TI經歷了一番脫胎換骨后重現活力，而日本半導體企業開始陷入與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的激烈競爭中，四小龍的綜合成本比日本企業更低，日本產品的競爭力開始下降。不幸的是，日本的大企業沒有如美國企業一樣壯士斷腕，而是利用自己與銀行、政府的密切關系尋求保護。銀行降低利率以促進出口，政府想盡各種辦法保護本國產業。這種保護短期內有效，但從長期看，問題會越積越多，難免總有掩蓋不住的一天。而且日本產業經濟的發展狀況決定了無論是日本近代經濟發展史，還是二戰后實現工業化的現展史，都突出地顯示了大企業行動的歷史性作用，眾多中小企業所作出的必不可少的貢獻，也是在以大企業為核心的企業系列化框架下完成的。日本的新經濟的特點在企業層面上的主要表現就是建設以大企業的發展為主要動力的新經濟。作為高新科技產業和新經濟范式典型代表的風險投資，在日本主要是由金融機構的子公司承擔的，間接融資的性質和場外交易范圍較小的特點，限制了其在新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雖然20世紀80年代日本也曾出現過類似美國有限合伙風險投資公司的形式，日本稱之為TSJ。但是，TSJ的數量并不記入日本風險投資公司的統計數字，并且TSJ在日本發展也不快，對日本風險投資的影響是比較有限的。絕大多數風險投資公司是大銀行、證券公司的子公司，它們占日本風險投資公司數量的70％以上。由于這些公司的資金來源于金融機構，投資的相當大部分屬于融資業務，決定了它們勢必將大部分資金投向傳統企業而不是創新型的高技術小企業。積重難返的制度導致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制造業企業不僅拿不出像上世紀70、80年代那樣順應時代要求又具有強大市場競爭力的新產品，以實現產業結構的實質性升級，而且在近l0年的大部分時間里生產下降、失業劇增以至企業倒閉。由此可見制度、體制環境對一個國家的創新發展具有的重要作用。
四、企業創新的法律環境
創新是知識的創新，所以新經濟又經常被稱為知識經濟。探究創新為什么在美國成為一種潮流、如何成為潮流，不可忽視的是美國企業的法律環境。美國是世界上知識產權保護做得較好的國家，不僅在立法上能夠最大限度地保護創新者的權益，而且在全社會形成了一種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識。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我國企業在核心技術上屢屢受到外國公司的起訴，威盛接連遭到英特爾的打壓，國內DVD廠商全面妥協，以及最近發生的思科起訴華為侵權案，無一不反映了我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勢在必行。企業創新的成果，是企業文化的體現，更是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通過法律途徑，對自己知識產權認真保護的結果。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企業勢必將面對來自國內外兩個市場的競爭壓力。知識經濟的到來，技術創新的一個重要戰略目標就是爭奪知識產權。隨著高科技的發展，科技投入也愈來愈大，沒有專利的保護，就不能收回科技開發的投入，更不能獲得高額回報，也就不能為下一輪技術研究與開發準備資金。企業不僅要有創新意識，更要加強利用法律手段實施自我保護的意識。
新經濟政策的實質范文第5篇
關鍵詞：產業政策；全球化；能力建設；國際競爭力
產業政策理論已形成并發展了兩個多世紀，隨著古典經濟學在經濟領域主導地位的確立，產業政策曾一度被視為影響市場機制自由運行的障礙而飽受批判。然而上世紀末，代表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在解決拉美經濟危機及轉型經濟國家的經濟增長中無所作為，人們開始重新反思產業政策在現代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希望通過產業政策來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從而引導并促進各國的經濟發展。在當前全球金融危機的狀況下，各國紛紛推行抵御金融危機影響的產業政策，使研究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產業政策的意義更加重大。
一、傳統意義上產業政策的產生及其特征
產業政策的實質是政府對產業活動的干預，即政府通過對相關產業推行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干預資源在產業內和產業間的配置，并使資源按照不同于市場機制引導下的配置方向重新配置，是解決經濟、社會重大問題的綜合性目標政策，是政府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府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發揮作用的重要方式。傳統產業政策的主要特點表現為挑選贏家、嚴密保護、直接干預三方面。在執行產業政策過程中，政府往往出于一定的政策目標考慮，針對特定產業乃至特定企業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如，在對外貿易方面，為改善國際收支，政府往往會制定進口替代或出口導向戰略，通過選擇征收高額關稅及推行非關稅政策對本國市場實施嚴密保護。早期的產業政策幫助一些國家奠定了工業發展的基礎，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但由于在產業政策的執行過程中，往往會對相關產業或企業產生較為明顯的租金，導致政府及其機構出現普遍的尋租及政府工作效率低下等現象，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深陷危機中的拉美經濟是最鮮明的例證。因此，傳統意義的產業政策遭遇普遍的懷疑，這直接導致“華盛頓共識”的產生。
二、經濟全球化形勢對產業政策的新要求
經濟全球化格局的形成導致以貿易保護為核心內容的傳統產業政策理論的終結。戰后布雷頓森林體系與關貿總協定的建立，促進了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但日本、東亞、拉美等國仍制定一系列產業政策，針對外國產品的進口替代、跨國公司在本國的直接投資、本國資本項目的開放等方面設置種種限制，通過嚴密的貿易保護實現本國經濟發展。然而，在以信息技術為標志的現代科技的推動下，隨著全球經濟相互融合的加速，全球商品市場、資本市場越來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而歐盟、東盟等區域性經濟合作組織的產生，在推動區域協作發展的基礎上，打破了各國在貿易與投資方面所設置的限制。
現代國際貿易發展也擺脫了單純以要素稟賦為標準的傳統理論的束縛，轉而考慮不同國家在新的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與作用。從這方面來說，現代產業政策理論也必須克服傳統的靜態思維模式，而著眼于通過有效的產業政策，促進特定產業升級，實現特定企業面對國際競爭時的動態調整，從而通過創造動態比較優勢，實現現有產業結構的調整，進而提升本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
上世紀末，隨著以信息技術、生物技術、航空航天技術為核心的新經濟的發展，知識、人力資本、組織資本、社會資本等無形資本在生產中的地位日益得到強化，在大規模生產系統中，研發與營銷等非生產環節成為最能創造價值的環節。在這階段，創新與研發、區域集群中企業之間的協作這兩方面在產業政策理論中的地位得到極大提升，不斷產生的各項新的要求，導致近幾年西方經濟學中現代產業政策理論的產生
三、現代產業政策的新特征
科學技術的發展及經濟全球化的推進使傳統意義上的產業政策越來越不符合當前的經濟形勢。尤其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廣泛采用產業政策的拉美國家與東亞諸國先后陷入經濟危機、貨幣危機的困境，這就把傳統意義的產業政策推向滅亡。代表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的失敗及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國家不斷推動新經濟發展的策略，以歐盟為代表的區域合作組織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各項舉措，也代表著現代意義上的產業政策的產生。與傳統的產業政策相比，現代產業政策表現出以下幾方面的新特征：
首先，現代產業政策把創新能力建設作為其核心內容，教育、培訓與研發成為現代產業政策理論的重要議題。隨著創新經濟學及演化經濟理論的發展，現代經濟學已擺脫傳統的靜態思維模式，而把創新科技發展視為推動現代經濟發展的根本驅動力，通過推行公共教育與提高科研能力，促進產學研合作，加速創新成果商業化進程等，從而增強社會創新能力的提升，進而保證經濟的增長。在這一過程中，政府的作用一方面體現在確立創新發展的制度環境，另一方面，通過加大教育等公共方面投入的力度，扶持一些外部效益較高的創新部門的發展，從而產生全社會性的創新浪潮，保證經濟穩定增長。在這方面，歐盟產生之初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就明確規劃了歐盟各國發展教育與培訓事業，隨后的《博洛尼亞宣言》以在民族國家內建立“歐洲高等教育區”作為其行動的根本目的。“里斯本戰略”的制定更是明確了歐盟各國要通過在創新能力建設方面的合作，最終確立歐盟各國在國際領域的整體創新競爭力，保證歐盟能在發展知識經濟的基礎上，實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而克林頓政府圍繞斯坦福大學等高校發展信息技術的新經濟政策則更鮮明的揭示了能力建設在現代產業政策體系中的作用。
其次，現代產業政策打破了傳統產業政策偏重于供給推動為主要手段的調節機制，而轉向綜合利用供需兩端的政策實現其政策目標。傳統的產業政策主要通過挑選贏家的機制，通過許可證、直接補貼、稅收減免等方式，引導社會投資的方向，改變相關產業的供給結構與供給水平，從而實現對本國經濟發展的方向調整。在傳統產業政策階段，政府采購固然是政府的一項重要職能，但其更多是滿足政府自身的消費需要，缺乏明確的目的性。而在現代產業政策階段，公共采購已成為各國政府推動創新、引導產業結構調整的有效手段。各國政府可綜合運用公共采購手段，消除創新主體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分擔其創新成本，或利用公共采購創造一個自由市場無法在短期形成的需求規模，從而保障企業的創新行為能獲得足夠的經濟利潤，以刺激企業創造行為的發展，推動社會創新能力的提升，進而保持整個社會的可持續增長。
更重要的是，政府利用其所占有的知識存量對某一方面技術的發展趨勢作出一定的預期后，就可以明確向各市場主體，也就是公共采購活動的供應者提出其創新方案的具體功能、成本及質 量等多方面的要求，利用這些要求為企業的創新行為指明方向，引導企業的創新行為。這樣，公共采購就可從需求的角度著手，起到引導創新行為的作用。據國外最新研究表明，在很長的時間內，在許多領域，公共采購比直接向企業提供研發補貼更能激發創新。在目前金融危機之時，各國政府紛紛通過公共采購刺激經濟，保持經濟的穩定發展。在這一時期，利用產業政策手段，從需求角度促進社會創新發展，提升整個社會的創新能力，將有助于各國盡快擺脫危機所帶來的困擾。
再次，現代產業政策更關注在WTO規則的限制下提升國際競爭力。在傳統產業政策框架下，一個國家無論是采用進口替代戰略，還是出口導向戰略，都往往選擇嚴密的措施對本國市場進行保護，鼓勵出口產業的發展，改善本國的國際收支狀況。隨著二戰后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每個國家都通過緊密的商品貿易、要素流動和金融交易與其他國家聯系起來。在這樣的形勢下，任何一個國家想獨立存在已經不再可能。WTO的相關規則也限制關稅、配額等傳統產業政策工具的使用領域。在這樣的背景下，各國就必須在WTO及其他多邊或雙邊協議的許可下，充分發揮全球市場的功能，運用各種政策手段提高本國的國際競爭力，從而提升本國在國際價值鏈中的地位。
在現代經濟發展過程中，區域集群及區域經濟協調已成為推動地區經濟迅猛發展的重要形式。在這方面，歐盟走在世界前列。歐洲的一體化使歐洲形成了一個統一市場，促進具有規模效應的技術交易。同時，歐盟范圍內整體教育水平的提升與教育事業協作能力的加強、公共與私人部門研發行為資源共享性的增強、全歐洲層面金融體系的發展，共同促進了歐洲的經濟增長。像歐盟這樣在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通過國家之間的政策協調與國際產業分工，從而實現整體產業競爭力的提升，也成為現代產業政策的重要研究領域。
最后，在現代產業政策體系內，政府的角色已從傳統的直接管制轉向在健全市場功能的基礎上，通過制定規則，為經濟發展提供完善的制度環境。在傳統產業政策模式下，政府管制的功能往往會使其行為獲得巨額的租金，而一旦政府機構的委托機構沒能得到合理設置，或缺乏足夠的監管機制，就容易誘使普遍的尋租現象，從而降低政府行為的效率，破壞資源的最優配置，這也成為新自由主義攻擊傳統產業政策理論的主要理由。
現代產業政策體系并不否認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有效性，而且在一些市場機制不完善的發展中國家中，還必須依賴政府的引導，來完善市場功能，健全市場機制。在建立相對完善的市場機制后，政府的功能將更多的體現在通過指定具體的保障機制，來為市場機制充分發揮在資源配置方面的作用提供必要的環境保障。
在制度制定過程中，為避免尋租現象的產生，一方面，必須強調對政府公共行為機制的有效監管機制，保證政府行為的透明度和公開性；另一方面，還要更加注重政府與各市場主體之間的信息溝通機制，從而在科學有效的政府運作機制的維護下，協調發揮市場與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雙重功能，最終保證社會資源得到充分和有效的利用，推動經濟增長的可持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