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融資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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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融資手段范文第1篇

在我市，除已上市的企業外，面廣量大的中小企業對直接融資的概念還很模糊，通過資本市場直接融資的思路還是空白，企業運作資金的來源還很單一，與現代企業經營的要求還有很大差距，造成這些企業融資難、成本高、發展慢。

為進一步拓寬我市中小企業融資渠道，降低融資成本，改善企業治理結構，加快企業轉型升級步伐，實現企業的快速發展，擬于近期舉辦2013年企業直接融資系列活動，初步方案如下：

第一階段：直接融資洽談會

一、目的意義

邀請國內外直接融資中介機構、交易機構、創投風投企業等來，與我市有直接融資需求的重點骨干企業、高新技術企業、新興產業企業、擬上市企業和重點人才項目進行直接融資洽談。進一步加深對我市經濟社會及重點行業、產業的了解，促成直接融資意向，為的企業打開直接融資新局面。爭取更多的股權投資企業在我市設立分支機構。

二、活動時間

暫定3月下旬。

三、活動地點

在金陵金鼎、光華國際中進行選擇。

四、活動內容

1.宣傳經濟社會發展情況。

2.直接融資洽談。

擬上市企業、發行債券企業、場外股權交易企業、資產證券化項目融資企業與證券公司等中介機構洽談；有股權融資需要的企業與創投、風司洽談。

五、活動對象

1.本市企業

40家以上有股權融資需求的重點骨干企業、高新技術企業、新興產業企業、擬上市企業和重點人才項目，董事長或總經理；

2.創投企業

30家以上證券業中介機構，創投機構負責人或業務人員；

第二階段：企業董事長直接融資培訓班

一、培訓形式

為進一步鞏固洽談會成果，結合多年來針對企業董事長培訓的經驗，防止代培代會、敷衍了事的情況發生，根據2007年、2011年我市企業上市上海復旦大學培訓班取得的經驗和成效，為企業董事長能聚精會神汲取培訓知識，拓展直接融資思路，決定采取送出培訓、封閉式培訓、專題培訓。

二、培訓時間

暫定3月下旬4月上旬，時間3-4天。

三、培訓地點

上海復旦大學。

四、培訓主題

企業直接融資的意義、種類及選擇；企業上市（包括IPO、新三板、股權托管交易）融資；企業債券（包括企業私募債、企業集合債）融資；私募股權（包括風險投資、創業投資）融資，資產證券化融資。

五、培訓對象

組織動員一批有股權融資需求的重點骨干企業、高新技術企業、新興產業企業、擬上市企業董事長，人數控制在40人左右。

直接融資手段范文第2篇

關鍵詞：社會融資結構 社會融資規模 綜合金融服務

一、引言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也是實體經濟良性運行不可或缺的支撐力量。關于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許多經濟學家進行了深入的理論探索和實證研究，比較一致的觀點是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存在著相互促進的關系。1969年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一書中通過對35個國家金融結構和經濟狀況數據進行分析，首次以實證方式證實了金融與經濟發展具有同時且正相關性，經濟快速增長的時期往往是金融高速發展的時期。1973年，Mickinnon，Shaw提出“金融抑制論、金融深化論”，同時建立了M2/GDP-金融深化指標。在早期的研究中，多數學者從金融發展的總量入手，并沒有考慮到金融結構的問題。近年來，隨著我國金融總量快速擴張，融資結構日趨多元化，以銀行為主的間接融資已經不能完整反映金融與經濟關系，也不能全面反映實體經濟的融資總量。2010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社會融資規模”的概念，更加注重從社會融資總量的角度來衡量金融對經濟的支持力度。一些學者結合區域情況，運用數據模型對社會融資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進行了量化分析，張林杰（2012）基于2002-2010 年年度數據，選取代表金融發展的社會融資總量和代表經濟增長的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變量，對社會融資總量和國內生產總值的相關關系和長短期影響進行了分析，認為社會融資總量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且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蔣鵬飛（2013）以東莞為例對信貸投放、社會融資總量與地區經濟增長關系進行研究，認為非銀行信貸融資特別是境外資本對東莞經濟起到了強力支撐作用，信貸投放、社會融資總量對經濟增長的彈性分別為0.0421、0.2429，社會融資總量對東莞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顯著強于信貸投放，社會融資總量每增長1個百分點，GDP將增長0.2429個百分點。

近年來，我國社會融資總量持續快速擴張，但經濟卻沒有保持同步，主要在于非銀行貸款融資的發展導致社會融資結構發生顯著變化，一部分資金停留在融資體系內部并沒有投向實體經濟。人民銀行公布金融數據顯示，傳統銀行貸款在社會融資總量中的占比從2006年的73.8%降至2012年的52.1%，而同期信托貸款和委托貸款的占比則分別從1.9%和6.3%，增至8.2%和8.1%。因此，要實現金融對實體經濟發展的有效促進，既要關注社會融資總量的增長，也要關注社會融資結構的變化。

二、我國社會融資結構的變遷

社會融資結構是指間接融資及直接融資的構成和比例，社會融資結構與金融體制有很大的相關性，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國金融體制開始市場化改革以來，我國金融市場得到了較快發展，尤其是資本市場的建立和發展，為企業直接融資開辟了更多的渠道。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直接融資在社會融資結構中的比重逐步提高。從2002年至2012年數據看，直接融資籌資額（股票籌資額與企業債發行額之和）與同期新增貸款之比逐步提升，截止2012年末，非金融企業境內債券和股票融資占同期社會融資規模的15.9%，比2002年高11個百分點。2004-2007年隨著股票市場的發展和繁榮，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額持續提升，到2007年達到頂峰，2008年受股票市場大幅回調影響，股票融資額占比呈下降趨勢。2010年以來，在經濟快速復蘇刺激下，股權融資明顯回升，債券市場發行規模快速增長，直接融資規模大幅增加。隨著短期融資券的持續快速發行、企業債券發行額度的提高和股票市場融資功能的重啟，資本市場各項功能逐步健全，我國直接融資比重正在大大提高，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結構失衡正在逐步改善。

（二）間接融資在我國融資結構中仍占據主導地位。從下表可以看出，盡管近些年來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間接融資比例不斷降低，2012年人民幣貸款占同期社會融資規模的52%，為年度歷史最低水平，比2002年低39.9個百分點。但從占比上看，仍高于英美國家30%左右的比例。而且如果從廣義上看，銀行體系提供的融資（包括人民幣貸款、外幣貸款、委托貸款、信托貸款和銀行承兌匯票）占比更高。另一方面，從資產結構來看，我國金融機構雖然資產規模龐大，但是結構極其不平衡，根據中國銀監會有關統計，2011年末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為111.5萬億，占全部金融機構資產的92%，保險業、證券業資產占比僅為8%。無論從社會融資總量占比還是金融資產占比來看，銀行業都在我國的金融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這表明盡管近年來我國資本市場發展迅速，市場規模逐步擴大，但直接融資比重仍然偏低，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為輔的融資格局仍未改變。

中國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情況

（三）金融機構表外業務迅速擴大。在人民幣新增貸款占比下降的同時，表外業務、“影子銀行”在社會融資規模中的占比卻在快速上升。數據顯示，2012年，實體經濟通過銀行承兌匯票、委托貸款、信托貸款，從金融體系得到的融資達到3.6萬億元，而在2002年，商業銀行表外業務每年僅有幾百億元。

總體上我國仍是以間接融資為主的融資結構，這種融資結構導致企業融資對銀行信貸的過度依賴，造成宏觀經濟波動風險在銀行體系高度集中，金融體系缺少足夠的彈性，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強烈影響。《金融業“十二五”規劃》指出，到“十二五”期末，非金融企業直接融資占社會融資規模比重提高至15%以上。未來隨著資本市場的持續穩定發展，直接融資比重偏低的局面將逐步改善，直接融資規模和比重持續加大已成為必然趨勢，提高金融對實體經濟支持效率，必須著眼于優化社會融資結構。

三、優化社會融資結構的路徑選擇

（一）對監管機構而言：完善多層次、多產品的資本市場體系，積極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

提高金融市場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對監管結構而言，應積極建立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共同發揮作用的有效機制。一是對直接融資市場與間接融資市場進行差異化定位。對于規模較大、經營穩定、風險較低的企業，應該通過資本市場，以發行債券和股票等方式進行直接融資；對于規模較小，處于成長期，未來不確定性較大的企業，采取以銀行信貸為主的間接融資。二是大力發展直接融資市場。大力發展債券市場，積極推進統一監管的場外市場，規范發展區域性股權交易市場。穩步發展期貨及衍生品市場，形成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通過發揮資本市場功能，從體制上增加長期資金市場的競爭者，增加資本供給，相對減少市場對銀行債務性資金的有效需求。三是鼓勵金融機構創新。創新是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和手段。作為監管機構，要正視我國金融創新滯后的現實，盡快形成市場共識、有效破除體制障礙，積極推動產品創新、機制創新和制度創新，顯著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同時，要以市場導向和服務實體經濟需求為根本，合理把握創新的界限和力度。四是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金融監管模式。積極探索監管頂層設計，對金融業發展進行統一監管，同時發揮好市場化機制的作用，以適度監管競爭確保金融運行活力。

（二）對各級政府而言：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推動多種形式的社會融資

按照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精神，積極爭取金融創新先行先試政策，鼓勵金融改革和創新，提高金融機構經營活力。一是多渠道擴大直接融資規模。加強企業上市后備資源培育，推動更多國有企業、優質民營企業通過資本市場和債券市場進行融資，積極推動債務型融資工具，通過調整融資結構，促使銀行資金更多投向三農和小企業等急需資金的領域，進而做大金融總量。二是創新發展融資服務模式。探索建立并引進產業風險投資引導基金、創業投資基金、種子基金等各類風險投資機構，形成較為完備的風險投資體系，為成長型創新企業開拓融資渠道。引導民間借貸合法化，有效利用社會資源，推動實體經濟健康發展。三是積極運用保險資金。目前，我國可用于投資的保險資金總額接近兩萬億元，地方政府應加強與保險公司總部合作，爭取更多保險資金投資。四是積極培育各類地方金融機構。大力發展中小銀行、村鎮銀行和地方性金融機構，形成各具特色的經營模式，增強金融服務中小企業、民營經濟和“三農”的能力，實現大型銀行和村鎮銀行的優勢互補。五是完善金融生態環境，強力推進誠信體系建設，探索建立資產管理公司，提高各類不良資產處置效率，以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吸引金融資源注入。

（三）對企業而言：積極轉變融資理念，實現融資方式的多元化

近年來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一直是金融業討論的焦點，融資難既有金融體系不發達、企業自身經營管理不規范以及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等方面的問題，也有企業自身融資理念、融資方式選擇的問題。伴隨著金融市場尤其是直接融資市場的不斷發展完善，企業應積極轉變融資觀念，選擇合適的融資方式。一方面，科學選擇融資方式。規模較大、經營穩定、風險較低的企業，可以通過發行債券和股票，直接面對金融市場公開披露信息，以較低成本進行融資；規模較小，處于成長期，未來不確定性較大的企業，更適合一對一、個性化的融資方式，可以選擇貸款融資。另一方面，改變現有融資理念，建立創新型融資理念。既要立足于間接融資，利用擴大股權，廠房、設備等固定資產按揭貸款，應收帳款、存貨、商品、無形資產、林權、土地承包經營權預收收益等抵押多種方式進行融資；也要著眼于直接融資。具體而言，主要包括借助于債券市場，發行集合票據、企業債券；采取融資租賃等新型融資手段；根據多層次資本市場發展，積極探索從代辦系統股份掛牌轉讓系統或新三板進行股權融資；積極引進風險投資、私募股權基金以及產業投資基金投資。

（四）對銀行類金融機構而言：加快推進戰略轉型，提升綜合金融服務能力

銀行業是我國金融業的核心支柱，在優化社會融資結構中要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對銀行類金融機構而言，隨著利率市場化、金融脫媒趨勢愈加明顯以及資本管制的日益嚴格，以貸款為主的盈利模式受到嚴重挑戰，單一金融功能主體已無法合理、高效地配置金融資源，要服務好實體經濟發展，發揮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必須順應我國經濟轉型和金融改革的要求，積極推動業務轉型，由傳統的服務方式向綜合經營服務方式轉變，由簡單的信貸營銷向綜合融資轉變，努力在新一輪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成為“綜合金融服務服務商”。一是牢固樹立綜合融資理念。積極適應客戶融資模式的有效轉變，摒棄將資產簡單等同于貸款的思想，在客戶經營過程中，統籌考慮客戶融資需求，堅持資產業務多元化發展方向，堅持為客戶提供綜合融資服務方案，促進債券承銷、理財產品等業務的協同發展，提升發展內涵。二是積極推進綜合化經營戰略。目前，包括四大行在內的許多銀行都已經或者正在積極介入基金、保險、證券、信托、租賃等領域，初步建立了綜合化經營的框架。未來要通過推進跨市場和跨領域經營，實現業務組合和盈利來源多元化，充分發揮各業務領域的協同效應，進一步提升綜合競爭實力。三是積極把握直接融資市場快速發展帶來的市場機遇，大力發展債務融資工具承銷、股權融資、財務顧問、并購重組服務等投資銀行類業務，提高短融、中票以及理財等直接融資產品在優質客戶融資中的占比，新增融資向債券化、理財化、租賃化、基金化和貸款并重的綜合融資模式進行轉變。

參考文獻：

[1]愛德華?S?肖.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2]林毅夫，孫希芳，姜燁.經濟發展中的最優金融結構理論初探[J].經濟研究，2009（8）.

[3]蔣鵬飛.信貸投放、社會融資總量與地區經濟增長關系研究――以東莞為例[J]. 上海金融，2012（11）.

直接融資手段范文第3篇

關鍵詞：企業債券 中小企業 融資 商業銀行轉型

中圖分類號：F830.9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6-1770(2007)06-031-03

近年來，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化，金融法律法規日趨完善，金融資產規模逐年擴大，金融機構更為豐富多樣，整個金融市場實現了平穩、規范發展。但在發展過程中，金融市場的一些結構性問題也逐步顯現，尤其是直接金融發展的落后和中小企業資金需求難以充分滿足的現象相對突出，引起了社會和監管部門的廣泛關注。如何穩步拓展企業直接融資渠道、優化金融資產結構、推進包括中小企業在內的各類金融市場主體共同發展，成為當前我們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一、發展企業債券市場所帶來的“擠出”效應將迫使商業銀行直接面對中小企業客戶

我國直接金融發展的落后阻礙了多層次金融市場的構建，加大了中小企業融資的難度。隨著2005年人民銀行推出短期融資券和2006股市恢復融資功能，直接融資發展失衡的局面有所緩解，但間接融資的比重仍然明顯偏高。2005年國內非金融機構部門通過股票、國債、企業債券等直接融資的新增規模為6890億元，占融資總量的19.8％，其中企業債發展較快，全年融資量為2010億元，占比從2004年的1.1%上升至6.6%。2006年國內非金融機構部門通過股票、國債、企業債券等直接融資的新增規模為7187億元，占融資總量的18％。在這種以商業銀行為主導、間接金融占絕對比重的金融市場體系中，企業缺乏適應市場變化的自我調整能力，容易導致經濟結構調整的成本很大程度上由銀行承擔，從而帶來銀行不良信貸資產大量增加。在這種背景下，商業銀行出于規避風險和收益最大化的需要，必然將業務發展的重點放在風險相對較小、素質相對較高的大型優質企業上，從而形成了在優質客戶群上業務過度競爭，而忽視中小企業融資需求的局面。直接金融發展落后，成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重要原因之一。發展直接融資所帶來的“擠出”效應將迫使商業銀行必須直接面對中小企業客戶，發展中小企業貸款業務將成為商業銀行自身發展的迫切要求。

傳統的企業融資理論認為，企業補充資金需求的渠道一般遵循內源融資－債務融資－股權融資的先后順序。從美國的經驗來看，從1965－1982年間，美國非金融企業的融資總量中內部積累平均占到61%，債權融資占到23%，而新發行的股票平均每年只占到2.7%。這一數據表明，要提高直接融資的比重，僅僅依靠股權融資是不夠的，必須大力發展企業債券市場，才能有效降低銀行系統的金融風險。從20世紀90年代起，日本和韓國都經歷了企業債券市場蓬勃發展、銀行信貸存量明顯下降的過程。日本企業在1994年－2004年的十年間通過債券市場直接融資的規模從45萬億日元增加到80萬億日元，增長近一倍，而同期銀行系統信貸余額從430萬億日元下降到260萬億日元。企業債券市場的發展對銀行系統的信貸規模產生了明顯的擠出效應。而在韓國，企業債券市場和銀行信貸規模也存在此消彼長的“擠出”現象。在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后，韓國政府加大了銀行系統的重組力度，企業債券市場得到迅猛發展。企業債券的市場規模從1997年的90.1萬億韓元增長到2004年的153.3萬億韓元，私有企業通過債券市場的籌資額在其總債務中的比重也從1997年的16.7%上升到2001年的21.7%。企業債券市場發展對銀行信貸業務的擠出效應，一方面有效拓寬了企業直接融資渠道，減輕了金融風險向銀行系統的積聚程度;但另一方面信貸規模的壓縮也使得商業銀行的盈利空間日益狹小，商業銀行風險管理和市場競爭意識不斷增強。

企業債券市場的發展還將通過改變商業銀行的主要客戶群來從根本上改變商業銀行的經營行為。由于企業債券市場一般具有較為完備的企業債券評級和信息披露制度，進入門檻較高，絕大多數國家的企業債券市場都主要為大型優質企業獲取直接融資服務的。以韓國企業債券市場為例，1997-2004年韓國的企業債市場規模從90.1萬億韓元發展到153.3萬億韓元，增長了70%，而同期韓國中小企業在債券市場上的融資規模從未超過5%。由于企業債券市場融資方式和期限相對靈活、融資成本相對較低，大型優質企業往往采用發行債券的方式彌補對商業銀行的短期資金需求。一方面債券融資在企業融資總額中的占比不斷上升，1997－2001年韓國私營企業的債券融資規模就從121.3萬億元增加到179.9萬億元，增長48%，債券融資在企業總融資額中的占比從16.7%提高到21.7％。另一方面，通過債券融資來滿足企業流動資金需求的趨勢日益明顯。從韓國企業的融資結構上看，銀行貸款的總額和占比仍在不斷上升，但上升幅度低于債券融資增長速度。票據融資的規模和占比明顯下滑，表明韓國企業部分短期融資需求明顯已由債券融資替代。這一點從韓國企業債券發行用途可以得到印證。1997－2004年韓國企業債券中66.7%用于補充營運資金需求，而只有31.2%是用于固定資產投資。韓國經驗表明，企業債券市場的發展將大量減少企業對銀行流動資金的需求，并對銀行中長期貸款業務帶來一定沖擊。

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當大型優質企業開始更多地利用債券市場進行融資時，對銀行信貸資金的依賴程度將逐步下降，商業銀行傳統的、以大型企業為主要服務對象的信貸市場將面臨著漸趨收窄的局面，普遍的流動性過剩、存貸比偏低以及由此導致的資產和資本權益收益率不高等問題逐漸顯現。同時，WTO后保護期即將結束以及利率市場化加速向前推進也將帶來銀行業競爭加劇、對大型企業客戶的爭奪更加激烈，商業銀行未來面臨大型客戶凈利差收窄、利息收益下降的壓力。新的形勢要求商業銀行必須走出傳統業務、傳統市場的圈子，必須進一步面向中小企業，為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服務。目前隨著我國企業短期融資券市場的發展，直接融資帶來的擠出效應已經逐步顯現。截至2006年年底，共有210家企業在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短期融資券321只，累計發行規模4343.8億元。這部分資金絕大部分都用于歸還銀行短期借款。可以預計，隨著企業債券市場中長期產品的推出，企業直接融資將對商業銀行傳統業務帶來更大沖擊，擠出效應帶來的金融市場結構的變化將更為顯著。

二、大力發展企業債券市場是改善中小企業融資環境的重要途徑之一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發展企業直接融資，特別是大力促進企業債券市場的發展，充分發揮直接融資的擠出效應，將有助于改善目前中小企業融資需求難以充分滿足的現狀。擠出效應的充分發揮依賴于兩個先決條件：一是進一步完善企業債券市場，促使大型優質企業在更大范圍內廣泛運用直接融資工具；二是商業銀行體系將外在的市場壓力轉化為內在的發展動力，通過加強機制和體制創新，切實提高風險管理水平，改進和完善中小企業金融服務。

（一）進一步完善企業債券市場，推動直接融資的進一步發展

就債券市場建設而言，一是應鼓勵金融創新，豐富債券品種，適時在銀行間市場推出包括資產支持票據在內的中長期產品，滿足企業的中長期融資需求。二是應構建完善的債券收益率曲線，使企業能夠根據自身需求選擇有利的融資策略以降低融資成本。目前短期利率期限已基本完備，各期限銀行間回購品種、央票和短期融資券利率已經能夠為短期券種的定價提供有效參考，并能綜合反映市場對1年內不同期限利率趨勢和不同風險溢價的預期，充分實現價格發現功能。但是就中長期而言，企業債、金融債和國債的期限品種十分有限，在二級市場交易不太活躍，難以形成完整的收益率曲線，從而使得企業和金融機構無法對創新產品實現準確定價。三是適當擴大投資人范圍。從目前來看，盡管投資者主體的規模和種類正在不斷擴大，但是由于投資者主體的結構較為單一，對投資品種的偏好較為接近，不同投資者之間的風險收益特征并不明顯，致使市場整體的波動性未能得到有效降低。因此應適當擴大投資人范圍，一方面可以引入具有一定的資本實力和金融專業知識的自然人群體參與到銀行間市場上來，另一方面擴大各類理財產品投資銀行間市場的品種范圍。四是建立銀行間市場的產品創新機制。銀行間產品的創新機制主要體現在市場化的監管方式和手段、符合企業需要的創新產品、充分完備的信息披露機制、有效的風險分擔和補償機制以及有利于市場主體創新的激勵機制等等。

（二）商業銀行應從機制創新入手，改進和完善中小企業金融服務

除了強化外部約束和市場力量外，商業銀行自身的戰略轉型和體制機制創新是從根本上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的關鍵所在。面對中小企業普遍存在內部治理結構不完善、經營管理水平不高、會計統計信息不透明等弱點，商業銀行必須在原有經營管理模式的基礎上，根據中小企業的特點，對經營組織架構、信貸流程、產品及服務手段等進行全面改革和創新。具體而言，商業銀行改革的重點主要在以下方面：

1、商業銀行應加大貸款營銷的力度和效率，關鍵是發現和培訓潛在客戶。針對中小企業在不同成長階段的融資需求，采取“量身定做”的方法提供相應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幫助中小企業盡快完成從創業型、成長型向成熟型轉變。

2、商業銀行應學會合理利用資金定價手段覆蓋中小企業貸款風險。中小企業融資服務的核心是定價，以高收益覆蓋高風險。正在加速進行的利率市場化改革已經將中小企業貸款的利率上浮空間基本放開。商業銀行在與中小企業業務談判中較之大企業更處于有利地位，可以通過風險定價，抵補風險，實現收益。按照風險收益最優化原則和差別化原則，綜合考慮客戶評級、貸款擔保情況、客戶信譽、綜合貢獻等因素，實行差別化定價策略。

3、商業銀行應加強中小企業信貸管理制度改革，包括商業銀行的信貸管理、風險控制、資產處置和后臺監督機制等方面的改革。現有的信貸管理制度主要面臨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商業銀行實行統一法人制度，決策鏈較長，很難適應中小企業貸款期限短、頻率高、用款急的需求。我們認為，商業銀行法人集權管理有利于集中控制風險，是國際銀行業發展的大趨勢，但同時商業銀行應發揮好立足當地、貼近社區、貼近借款人的優勢，盡量減少信貸決策環節，縮短決策鏈條，更好地為中小企業服務；二是中小企業信用評級方法與大企業有較大差異，商業銀行目前“大而全”的信用風險評價體系不能體現中小企業的經營管理情況、會計統計信息披露等特點。商業銀行應加快建立適合中小企業經營管理特點的信貸管理信息系統和風險評價機制，加強在貸款審查、信用評級、抵押擔保程序、資金定價機制、貸后管理等各方面的創新。

隨著直接融資市場不斷發展，大型企業融資渠道不斷增多，商業銀行在外部市場約束力量日益強化的條件下將被迫轉換經營思路、改變競爭戰略，并最終將市場競爭的重點轉移到發展中小企業客戶上來，從而為較好地解決目前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開辟出新思路。我國中小企業不僅數量眾多，且其中不乏經營業績好、誠信度高、成長性良好的優秀企業。這一群體有著巨大的增長潛力，對銀行信貸也有著更大的現實和潛在需求。我們相信，通過大力發展中小企業融資業務，商業銀行信貸資金可以在中小企業領域找到廣闊的市場，中小企業也可以為商業銀行戰略轉型提供廣闊的市場空間。

參考文獻：

1、中國人民銀行：2004年、2005年和2006年第三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

2、中國人民銀行：2006年企業短期融資券市場運行情況；

3、國際清算銀行：2005年國際清算銀行/中國人民銀行昆明研討會論文集《發展亞洲企業債券市場》。

4、中國人民銀行:《2005年第四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

5、 中國人民銀行:《2006年第四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

6、數據來源：中國債券網。

直接融資手段范文第4篇

關鍵詞：政府職能、投資體制、投資主體、資金結構

中圖分類號：F83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08（03）-0010-09

影響投資體制形成的因素很多，包括政府職能、發展階段、發展戰略、經濟結構等等，其中政府職能尤為關鍵。隨著“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和十七大提出的“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新要求”等目標的確立，未來我國政府職能范圍將發生重大變化。政府傳統的經濟建設職能將逐步淡出，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等社會建設的職能將得到不斷加強①。與之相應，投資體制應該也必然會發生重大變化。事實上，盡管投資體制在國民經濟運行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我國投資體制領域的改革一直相對滯后，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中更是明確提出要加快投資體制改革。如何加快和深化投資體制改革，促進社會和諧、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要求，已成為理論界和實務界共同面臨的新挑戰。

投資體制涉及范圍很廣，但大致可以劃分為投資主體、籌資結構、投資調控和投資管理等幾個方面。本文將從上述幾個方面入手，在對有關國家進行國際比較的基礎上，梳理分析政府職能及其他因素對投資體制的影響機制，以期為我國投資體制改革的深化總結一些可資借鑒的規律。

一、投資主體結構的國際比較

投資本身的內涵和外延非常廣泛，本文的投資，從宏觀上講，主要指固定資產投資等形成實物資本的行為和過程；從微觀上講，則是具有價值創造特征的直接投資行為。至于證券投資、理財等意義上的投資，其本質只是微觀主體的一種財務安排。這種財務安排在宏觀上可以看作是儲蓄轉換為投資的各種具體途徑和機制。基于此，本文的投資主體是指在上述投資活動中具備獨立決策權、享有投資收益、承擔投資風險的主體，包括各類法人或自然人。更確切地說，可以稱為投資活動的決策主體①。

投資的決策主體主要是企業和政府。就兩類投資決策主體在整個投資中所占的比重（或結構）來講，各國之間有所不同。一般來講，在市場化程度越高的國家中，企業作為投資決策主體所占的比重應越大，在整個投融資體系中占據基礎性地位；而政府作為投資決策主體，其份額相對較小。上述判斷是否正確還需要實際數據的支撐。有關企業和政府投資份額的數據很難直接獲得，但是通過國民收入核算及財政支出的相關數據，可以大體推算出政府投資占投資的比重，具體如下：（1）收集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財政支出占GDP比重、政府消費占GDP比重這三個數據；（2）將“財政支出占GDP比重”減去“政府消費占GDP比重”，大體可以得出“政府投資占GDP比重”②；（3）將 “政府投資占GDP比重”除以“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便能大體推算出政府投資在總投資中的比重③。

從表1可以看出，各國在投資的決策主體結構似乎并沒有呈現前述局面。具體來說表現為以下幾點：（1）各國政府投資比重基本都呈不斷上升的趨勢；（2）無論是北歐及中歐（含德國）等民主社會國家，還是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典型市場國家，甚至是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國家和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等轉型經濟體，政府投資比重都處于較高水平，政府投資似乎與經濟發展程度呈正比；（3）以政府主導為特征的韓國、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等亞洲新興市場國家以及中國、印度，政府投資比重明顯偏低。

上述現狀出現可能有以下幾方面原因：（1）從經濟社會發展角度來看，隨著經濟社會不斷發展，市場失靈領域和范圍在不斷擴大，因此需要政府進行干預和主導的事務也日益增多，政府的邊界也因此而不斷拓展。政府投資領域和比重也隨之增加；（2）發達國家的市場體系更為成熟和完善，其出現失靈和缺陷的領域也已逐步為政府和公共財政所覆蓋，公共投資范圍相對增大；（3）東亞國家的政府主導與政府直接參與并不完全等同，強勢的政府可以引導企業的投資行為，但在統計上并不表現為政府投資；（4）發達經濟體與新興市場經濟體本身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發達經濟體的投資占GDP比重相比新興市場經濟體要低（見表2），這樣就愈發提高了發達經濟體政府投資占總投資的比重①。此外，各國政府投資方面的統計口徑也會存在一定差異。

盡管從表1的數據對比中得出的結果似乎與我們觀念上的判斷有所差異，但無論是典型市場國家還是新興市場國家，企業在各國投資決策都是最為重要的主體。這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政府投資的領域相對企業來說更為局限，大多集中于非市場競爭性的基礎設施、公用事業、科學技術、教育等公共服務領域①。另一方面，既便是對這些領域的參與，政府也會引入私人企業、采取市場運作的方式。因此，政府從某種意義上說只是此類領域投資的共同決策主體。

二、資金來源結構的國際比較

投資的資金來源包括財政資金、銀行間接融資、資本市場直接融資等三種基本渠道。各國的資金來源結構受到投資主體結構、金融體系等因素的影響而不盡相同。

（一）財政資金相對規模的橫向比較

各國財政投資資金相對規模既可以通過“政府投資占GDP比重”來反映②。這樣，結合表1、表2的相關數據，我們可以整理出反映財政投資資金相對規模的表3。

表3反映的情況與前面表1有些類似，大體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1）包括中國、日本、韓國、印度以及其他東南亞國家在內的亞洲經濟體，政府投資占GDP比重普遍較低；（2）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自由市場國家政府投資占GDP比重也處于較低水平；（3）北歐各國政府在公共事務領域的涉足范圍較廣，政府投資比重普遍較高；（4）法國、德國、英國、意大利等西歐傳統資本主義強國的政府投資比重也處于較高水平；（5）前蘇聯地區和東歐各國等轉軌經濟體政府投資相對規模存在較大差別，且總體呈不斷下降趨勢。

（二）直接融資、間接融資相對規模的橫向比較

根據能夠獲取的數據，我們選擇“股票交易總額占GDP的比例”和“由銀行提供的國內信貸占GDP的比例”這兩個指標來衡量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相對規模①。有關數據整理如下表4。

根據表4所列數據，就直接融資、間接融資的相對規模，我們大致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1）直接融資、間接融資相對規模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的發達程度，而金融發達程度與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完善程度又直接相關；（2）不同經濟體制下直接融資、間接融資相對規模差別很大。對比前蘇聯東歐各國和其他歐美國家的情況可以看出，前蘇聯和東歐各國直接融資、間接融資比重較低可能與這些國家轉型過程中實行“休克式療法”有關；（3）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相對規模還受一國經濟傳統和經濟結構的影響。對比法、德、意等歐洲大陸強國、東亞各國及美英等自由市場國家的情況可以看出，奉行自由市場傳統的國家其資本市場及直接融資相對規模要明顯高于國家主導型經濟體；（4）根據各國1992年以來在數據上顯示的趨勢，直接融資的相對規模隨著經濟發展將不斷擴大。

（三）資金結構與政府職能

進一步分析各國在籌資結構方面存在的差異可以發現，一國資金來源相對結構的形成與其政府職能范圍密切相關。

一是預算資金的相對規模和比重與政府職能范圍直接相關。在第一部分分析主體結構特征時我們已有較為詳細的說明。二是金融體系結構與政府干預程度也密切關聯。政府對商業銀行等間接融資機構的影響力和控制力一般要強于對資本市場①。當政府在經濟方面的職能范圍更為寬泛、更為直接時，從政府角度來講，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體系結構更有利于職能的履行。從東南亞各國、法、德等政府主導和干預傳統較強的經濟體，以及政府職能更為廣泛的北歐諸國來看，間接融資的相對規模通常遠高于直接融資相對規模。而對比奉行自由市場原則的美、英、加、澳等國，這些經濟體中間接融資規模就沒有絕對優勢②。

三、投資調控和管理的國際比較

投資的宏觀調控和政府投資管理確切地說屬于政府的兩項不同職能。前者是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政府社會管理者職責的具體體現；而后者則是政府相關部門為提高政府投資效率而采取的各種具體的管理手段。幾個具有代表性經濟體的投資調控、投資管理主要特征整理如下表5。

從表5我們可以看出，各國政府在投資調控、投資管理方面采取的具體措施同樣與各國經濟傳統、發展階段、經濟結構、政府職能等因素密切相關，具體來說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政府職能范圍

政府職能可以說是一國投資調控和管理方式最直接的決定因素。一方面，政府對投資的調控屬于宏觀調控的重要組成部分，但調控的目標、干預的方式、具體的政策工具和手段則由政府職能所決定；另一方面，在投資管理方面，政府的介入程度取決于政府投資范圍，而政府投資范圍從根本上說也是由政府職能所決定，政府投資的范圍越廣，投資管理涉及的事務就越多，可能采取的管理手段也會更豐富。

（二）經濟發展階段和發展模式

發展階段和發展模式對投資調控和管理的影響主要在于，不同的發展階段和發展模式下，政府在經濟方面的職能范圍會有所不同。通常欠發達國家在經濟起飛的初期會采取趕超發展戰略，而這種戰略下政府對于經濟領域尤其是投資領域的介入很深。政府實施的投資調控和管理都是圍繞實現既定發展戰略目標而進行的，而且在具體的方式、手段方面可能會不拘一格。相比之下，在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自由市場經濟體中，政府的角色定位為 “市場的守夜人”，這樣一來，政府職能也就非常有限，政府對投資領域的介入也就比較間接。

（三）經濟傳統和經濟結構

除了發展階段和發展模式以外，政府職能在很大程度上也會受一國經濟傳統和現實經濟結構的影響。這種影響傳導到投資領域，就表現為各國調控目標、調控手段及管理方式的差異。例如，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的發展階段和發達程度在全球無疑處于前列，但國家干預的傳統使得日本與美英等國的投資調控和管理同樣存在很大差別。另外一個典型就是法國。在西歐傳統資本主義強國中，法國的投資調控和管理完全是另類。這主要是因為在法國經濟結構中國有企業占據很重要的比重，而且在法國的經濟傳統中，自然壟斷性行業應由國有企業經營。

四、政府職能等因素與投資體制的關系

（一）政府職能與投資體制形成

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無論是投資主體結構、投資的資金來源結構還是投資的宏觀調控及投資管理，都與一國政府職能有著密切的聯系。

首先，政府職能范圍的大小直接影響到投資決策主體的結構。投資決策主體結構是由私人投資和政府投資的相對比重決定的。政府職能范圍較廣的經濟體，通過政府投資來完成和實現的職能通常也更多，最終反映為政府投資比重的提高。

其次，政府職能影響政府投資范圍的同時也影響了財政預算中用于投資方面的支出規模。而投資資金結構恰恰是由財政預算資金、直接融資資金、間接融資資金等構成的。此外，政府為實現特定職能還可以通過影響政策性金融機構進而影響間接融資的相對規模。如各國的政策性銀行，其融資性質屬于間接融資，但其融資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服從政府安排、服務于政府特定職能的實現。

此外，投資調控和投資管理更是與政府職能范圍密切相關。

（二）影響投資體制的其他因素

除了政府職能外還包括經濟發展階段、采取發展模式、奉行的發展原則、歷史傳統以及現行的經濟結構等等。上述因素中，有的也是政府職能范圍的決定因素，并通過對政府職能范圍的影響來進一步影響投資體制的形成。

當然，有些因素本身對投資體制也會產生直接影響，如現行經濟結構。一方面，現行經濟結構直接影響政府投資調控和投資管理的方式和具體手段。當經濟結構中國有企業比重較大時，投資調控會偏重于計劃等直接調控的方式和手段，在投資管理方面更多地體現為政府對投資活動的直接控制；而當經濟結構中私人企業占絕對主導時，投資調控則主要依靠各種間接調控方式和手段，在政府投資項目的管理上也通常會引入市場機制和私人企業。另一方面，在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一國的經濟結構往往也會對政府職能范圍產生影響。例如，當產業結構表現出明顯失衡時，政府便可能將實施產業政策、優化產業結構納入其職能范圍，并因此對整個投資體制產生影響。

（三）投資體制相關因素間相互作用機制分析

經濟體所處的特定發展階段、秉承的經濟傳統、采取的發展模式、現行的經濟結構以及政府職能范圍都是投資體制形成的影響因素，但其作用機制又有所區別，具體來說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1）政府職能范圍的大小影響著投資體制的每個方面；（2）發展階段、經濟傳統、發展模式和經濟結構對政府職能范圍的確定有著直接影響，并進而間接影響投資體制的形成；（3）發展階段、經濟傳統、發展模式和經濟結構之間也存在著一定的因果關系，主要是發展階段和經濟傳統對于發展模式的選擇和現行經濟結構的形成有著很大的影響；（4）經濟傳統、發展模式及經濟結構對于投資體制的不同方面也有著直接影響；（5）投資體制中，投資主體結構、資金來源結構和投資的調控管理直接也存在著相互影響和作用。例如，投資決策主體的結構能夠影響預算資金在資金結構中的比重，而直接融資、間接融資的發達程度也會對投資中介機構、融資機構的組成結構產生影響。

投資體制的形成和確立對于經濟增長和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經濟體所處的發展階段、現行的經濟結構都會發生變化，未來選擇的發展模式也會有所調整。這樣，上述因素在長期動態中就形成了一個相互作用的循環鏈條，如下圖1所示。

五、未來投資體制演變趨勢分析

根據前面對投資體制各方面的橫向比較及投資體制影響因素的分析，對投資體制的演變及未來的發展趨勢，我們大致可以總結出以下幾點。

（一）政府作為投資決策主體參與投資的領域將越來越集中于公共事務領域（包括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這一趨勢是由政府職能范圍的發展趨勢所決定的。隨著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市場機制將得到的不斷完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效率優勢也將不斷顯現。政府職能將逐步退出競爭性領域，并致力于市場缺失和失靈的公共事務領域。

（二）即使在由政府主導的公共投資領域，市場機制也將被逐步引入到投資項目的具體運作中。這主要可以歸結為兩方面原因，一方面政府對其投資項目通常會面臨資金不足的問題，引入市場機制意味著私人企業和民間資本的介入，可以有效緩解資金不足的矛盾；另一方面，引入市場機制有利于提高投資項目資金使用效率。

（三）政府在投資的宏觀調控方面將主要采用間接調控的方式。間接調控重在運用經濟杠桿調節市場主體的行為，是符合市場規則的調控方式，也體現了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有限干預的原則。

（四）在投資的融資結構中，以資本市場為依托的直接融資的相對規模將不斷提高，以商業銀行體系為依托的間接融資的相對規模將出現下降。這主要是因為，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的變化取決于金融體系的變化，而未來資本市場的日益繁榮和傳統商業銀行的日漸式微基本是大勢所趨。

（五）財政預算資金相對規模則可能呈倒U形變化。這是因為，財政預算資金相對規模主要取決于政府職能及其投資范圍。而在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和市場機制不斷完善的過程中，政府職能范圍可能出現縮小和擴大兩種趨勢。一方面隨著政府對競爭性領域的退出，政府職能范圍將不斷縮減；另一方面，經濟發展帶來的分工的不斷細化將產生許多新的公共事務，從而拓寬了政府職能及政府投資的范圍。

（六）投資中介機構在投資體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將越來越大。隨著經濟規模不斷擴大，整個經濟系統變得越來越復雜，投資項目涉及到的事務也越來越多，客觀上需要由一些專門的機構獨立出來承擔一些投資服務的功能。與此同時，市場的不斷完善，也為這些機構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這也是經濟發展過程中分工越來越細化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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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融資手段范文第5篇

溫州的金融綜合改革，既要注意發揮大銀行在支持大企業和網絡服務方面的優勢，同時要根據溫州民營經濟繁榮，中小企業眾多的特點，鼓勵大銀行進行金融組織形式創新，如積極設立為小微企業服務的小企業專業支行、為中小企業科技創新服務的科技專業支行、貸款公司等，延伸和拓展為實體經濟服務的領域，并從實際出發拓寬貸款主體、降低貸款門檻、簡化貸款流程、單獨核定信貸額度，為中小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提供多方面的金融服務。

根據當前的金融組織結構現狀，溫州在金融改革中尤其需要加快發展與實體經濟相適應的、與溫州企業生態相匹配的、為小微企業服務的小型金融機構，包括村鎮銀行、農村資金互助社、小額貸款公司等，這些小型金融機構與小微企業互相依存，共生共榮，契合度較高。發展小型金融機構一方面可以吸納大量的民間資本，推動民間融資陽光化；另一方可以促進金融市場競爭機制的完善，讓實體經濟直接受益，提高金融資源的利用效率。要積極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服務領域，鼓勵民間資本發起設立村鎮銀行，鼓勵有條件的小額貸款公司轉為村鎮銀行，鼓勵有條件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建立農村資金互助社，發展為小微企業和“三農”服務的“草根銀行”。溫州應在總結瑞安匯民資金互助社經驗基礎上擴大試點，先在各縣市區各試辦一個，然后在符合條件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推廣。同時要推廣多個農民專業合作社聯合興辦資金互助社的做法，以解決資金季節性供求矛盾。大銀行與小微金融機構也應該加強合作，發揮各自的優勢，使小微金融機構成為大銀行支持小微企業和“三農”的重要平臺。

正確處理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的關系

金融支持實體經濟不僅要拓寬間接融資的渠道，而且要努力開辟直接融資的通道，逐步提高企業直接融資占全部融資的比重，做到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正規金融融資和民間融資的有機結合，提升民間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的能力，實現金融資源與實體經濟的有效對接。在間接融資中，要從實體經濟實際出發，綜合運用信貸、投資、債券、信托、租賃、保險等多種金融工具，提供形式多樣的信貸模式，如采用“銀行+保險”、“銀行+擔保”、“銀行+保險+財政補貼”、“銀行+信托+租賃”等多種融資工具相結合融資模式，形成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合力。要大力發展債券市場，增加債券品種，通過發行公司債券、企業債、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集合債券、集合票據、區域集優債等，以及積極爭取中小企業發行私募債試點，拓展企業直接融資的通道，使債券市場成為發展實體經濟新的動力源。

正確處理金融創新與增殖服務的關系

創新是金融業發展的動力，也是社會責任。溫州作為金融綜合改革的試驗區，應當在金融產品創新和金融服務創新方面為全省乃至全國作出示范，尤其要在完善專注于小微企業和“三農”的金融產品創新體系方面創造經驗。必須明確，金融創新必須根植實體經濟，面向客戶，適應市場，以金融創新產生的社會、銀行的增殖和效果，以及創造出有利于企業增加收入、節省開支、提高服務效率為檢驗標準，堅決制止以創新為名搞“轉型收費”、“貸款搭售”、產品捆綁銷售等不正當做法，減輕企業負擔。當前小微企業不僅缺資金，更缺科技，金融機構加大支持小微科技型企業的支持力度，創新產品和服務，是企業轉型升級，做強實體經濟的當務之急。金融機構要針對種子型、創業型、擴展型、成熟型不同的小微科技型企業，采取針對性的融資模式、信貸產品、服務手段和抵質押方式，量身定做。要制定適合小微科技型企業特點的信貸管理辦法和管理制度，單獨客戶認定與授信評審，建立綠色通道，并單獨予以統計和考核。要創新符合小微科技型企業特點的抵（質）押擔保方式，積極探索以科技型企業的股權、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作為貸款的質押進行融資，探索應收賬款質押貸款等等，為企業融資提供方便。

正確處理金融監管的規范約束與激勵引導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