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問題的具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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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問題的具體表現范文第1篇

1三農問題概述

三農并不是一個新詞匯，其基本問題已經由來已久，針對現階段的基本國情來說，三農問題不但沒有隨著社會的發展而得到改善，反而因為經濟的快速發展而越發嚴重。雖然無論是政府還是相關的學術者都對其進行了進一步研究，并且提出了眾多的解決方法。但是就目前的情況來看，這些解決方法大多是治標不治本。并沒有使得三農問題從根本之上得以解決。而由此所形成的三農問題困境，也成了現階段我國社會發展與經濟建設的主要問題之一。對于協調發展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具有著鮮明的阻礙作用[1]。

1.1三農內容

所謂的三農問題主要包含了關于農業的3個方面內容。即經常所提到的農業問題、農村問題、農民問題。而這3個方面的問題，也是我國建設小康社會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如果不能很好地解決現階段的三農問題，就不能做到協調發展，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也就會變成變成一個幻想[2]。

1.2三農問題的基本表現

糧食一直是我國人民賴以生存的保證，也是我國農業事業的中心任務。繼20世紀實行了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我國的糧食存量就在不斷增長。很多人認為，糧食問題在20世紀已經得到了很好的解決，但是在2014年，糧食價格的飛速爆長，使得物價進一步增長。而糧食不足的問題重新出現在了人們眼中。就農業增長問題來說，其主要的表現就是增長緩慢與增長結構不合理。所謂的農業問題其實也就是糧食安全問題與農業增長問題。農村問題則是經濟問題與政府宏觀調控問題。農民的問題主要就是收入問題[3]，一般情況下，農民的收入來源主要為2個方面：家庭經營收入；工資性收入。統計結果顯示，2013—2015年3a間，農村家庭的經營性收入由原本的70%下降到了67%，仍然占據著主導地位[4]。

2四川三農問題的具體表現

2.1典型性

四川是1個人口大省，省內人口近幾年一直停留于全國前3位。而其中的農業人口更是占據了70%以上。但其省內的可用耕地卻十分少，加之四川的農民經濟水平普遍偏低，很多的本地人口都選擇出門務工來增加收入。由此不難發現，四川地區的三農問題十分典型，可以說是我國三農整體問題的一個縮影。

2.2區域性

四川有著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加之當地人民勤勞樸實的性格，使得四川成為我國的農業大省，無論是農作物的產量還是其它糧食的產量上，一直居于我國前列，經濟總量也是西部地區的第1名[5]。

2.3不平衡性

四川是一個多地貌大省，省內的農業產區包含了平原、丘陵、盆地、高原、攀西山5個地方，而這也導致了四川省的各類經濟發展不均衡。并且四川省內的不同區域農民收入差異也較大。成都的居民收入往往高于其它地區。

3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

在筆者看來，四川如果想要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其基本意義不僅僅在于三農問題之內，更在于三農問題之外，不僅僅在區域之間，更在于區域之外。

3.1以工業促進農業

3.1.1從小農經濟到市場化經濟

世界上的發達國家提供了一個發展的寶貴意見。在任何國家的工業發展初期階段，都需要農業的支持，這是一個發展的普遍規律。但應該明確的是，其經濟主體仍然應該是農業。工業的迅速發展并不一定就會對農業的發展進行補償。實際上，就四川現階段的發展情況來說，其所具有的小農經濟市場，在現階段工業化的市場當中都是十分吃虧的。所以只有實現了農業體制市場化，才可能按照市場的基本方式，促進生產效益向農村進行流動。這才是從制度之上實現“以工業促進農業”。

3.1.2農工商協調發展

從傳統的發展角度來講“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這一傳統的發展理念從根本上說明了農工商三者之間的相互依賴性與并存性。而只有做到農工商協調發展，才可以真正地發揮他們之間的優勢。就四川本土而言，其發展過程當中更加的重視工業，雖然并不能說其不重視農業，但是對于農業的發展力度也是十分的有限。而四川發展最為明顯的1個問題就是忽視商業發展。并且四川內部也缺少工農協調的服務業發展。例如城鄉的金融投資渠道與服務，城鄉的土地公開市場等。而這些都是農業市場化所必需的內容，也只有商業活了，農工之間的渠道才會更加的通暢。

3.2以城市帶動鄉村與城鄉一體化

就目前的情況來看，農民的數量要比城市人口的數量大得多，想要在短時間內對農村實現萬象更新顯然是不可能的。但是通過相應的手段實現農村發展的快速進步并不是天方夜譚。因此可以采用以城市帶動鄉村的發展策略，改變農村的發展現狀。但也不能將這種方式的發展流于形式，“見物不見人”。而是應該貫徹落實以人為本的理念，從農民的根本意義上考慮問題。

經濟的基礎決定了上層的建筑，所以農村的土地制度決定了農村的社會制度。要想改變農村發展的基本現狀，就要立足于農村問題，改變農村的經濟制度。而農村的經濟制度說道底就是土地制度。國家根據現階段的農業情況，已經提出了新策略，所以要在新制度與國家的宏觀調控之下，建設新型的農村社會。

4結束語

三農問題關系著我國的未來發展，是我國經濟發展與社會建設的主要問題之一。通過本文的論述可知，三農問題是現階段急需解決的問題之一，但是在三農問題的制度創新之上，其實并不需要太多高深的理論，規劃者所要具有的就是站在一個客觀角度對現有問題進行解決，而不是站在原有立場之上持有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進行分析，并且還要有對于矛盾沖突的必要洞察力。雖然我國現階段的三農問題仍然嚴重，但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應該堅實地走好每一步。

參考文獻

[1]馮佺光.公共選擇下的山區農村經濟協同發展問題研究[D].西南大學，2012.

[2]錢德元.區域發展中的二元經濟結構優化理論研究[D].東北師范大學，2013.

[3]馮獻.長江流域“三化”協調發展水平綜合評價與空間差異研究[D].中國農業科學院，2014.

[4]楊世勇.川渝經濟發展形勢分析與發展目標和發展路徑探討[D].西南財經大學，2013.

[5]崔欣.中國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制度研究[D].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11.

三農問題的具體表現范文第2篇

“三農”問題近年來成為我國黨和政府高度重視的一個問題,從黨的十六大報告到總書記的多次重要講話都涉及到了此問題,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提出: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我們工作的重中之重。這體現了我國黨和政府解決“三農”問題的堅強決心和高度的責任心。不僅政府重視,學術界也同樣高度關注“三農”問題,提出了各種各樣的策略。總結起來,筆者認為其中比較有建設性的有這樣兩類:(1)長遠途徑,也既是政策途徑,改革戶籍制度,降低城市門檻,結束城鄉分割分治狀況,實現城鄉一體化。這類策略主要是根據以往造成“三農”問題的制度原因,改變從前不合理的制度,給農民以公正的國民待遇。應該說這種策略可以從長遠上保證城鄉協調發展,是必須采用的。

但是目前“三農”問題的緊迫性不容許我們靠長時間的自然發展來解決,必須采取更為實際的、在較短時間內改變農業、農村和農民現狀的策略。(2)直接途徑,以增加農民收入核心,以農村城鎮化為目標方式,以科技興農為推動力,通過農民市民化,減少農村人口來最終實現富裕農民的目的。這是最為直接的解決“三農”問題的策略,也是當前最主要的工作。總體看兩類策略,都可以在一些方面解決問題,但是卻都沒有抓住問題的根源,就是“人”的問題。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發展農村也同樣離不開這個核心,就是要首先提高農村人口素質,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水平。這一切,都要靠教育。各種調查研究的結論及成功地區的經驗都顯示,發展農村教育是實施一切舉措的前提。無論是增加農民收入;還是城鎮化,或者是發展農業科技,減少農村人口等等,都要以農村人口素質的提高,農村教育的發展為前提。

一、增加農民收入必須以發展農村教育為前提

一般來說,素質越高,能力就越強,收人水平也就越高。

從某種意義上講,素質和能力對勞動者來說,既是資本,又是生產資料。對當前的農民來說,其收入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農業收入;二是非農業收入。所謂農業收入又可以分為種植業收入,養殖業收入,畜牧業收入幾部分。無論何種產業,提高收入的途徑一靠技術來提高效率增加產量,二靠市場增加效益。因此可以說,高收入的農民都是既要懂技術又要能把把握市場的現代化的高素質農民。筆者在寒假期間曾到山東省莒縣浮來山鎮(筆者故鄉)的花農李某的花卉種植園做過調查。李某作為當地第一家嘗試種植玫瑰花的花農,如今事業已經初具規模,家里住的是二層小樓,還擁有一部小汽車用來代步。當筆者在2005年1月份來到該地的時候,由于天氣比較冷,當地其它花農的花多數都被凍死,而李某家花圃里卻是花團錦簇。原來,李某對玫瑰花的生活規律是非常的了解的,這一點使得他受益匪淺到,他的玫瑰花在情人節前上市時獲得了一筆豐厚的利潤。筆者還解到,李某的銷路也是異常的廣闊,不僅是山東省的各大城市,而且生意已經做到了安徽、江蘇、浙江等省份,可說是生意通四海。同李某的交談中得知,李某現在對知識是十分渴求的,認為自己目前的成績都是來在家中書柜里擺著的幾摞書籍。我們從李某的實踐中可以看出,知識對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重要意義,對農民致富的重要意義。而對農民來說知識的主要來源就是農村基礎教育。

農民的另一種收入是非農業收入,比如,從事非農產業。

農民進行非農業性的個體私營產業經營,政府一直以來是非常支持的。從事非農產業,對生產技術和市場行情的了解要求更高,對知識的要求也就跟高,這里不需多說。對大多數農民來說開辦個體私營企業一時并不是很現實,多數農民還是選擇進城務工的方式來賺錢,這樣既不用原始資金,又不需要承擔風險,對農民來說是比較現實的賺錢途徑。然而,眾所周知,進城務工的農民(又稱“農民工”)所從事的職業都是又臟又累而且收入還低的工作,即便如此,由于農民工數量眾多,這樣的工作對許多農民來說還是不好找。在城市里,“農民工”和所謂的城里人形成了涇渭分明的兩大群體,好的工作都為城里人把持,留個農民工的只有城里人不愿干的工作。之所以有這樣的差別,原因有很多,比如說戶籍制度的限制,居住條件的限制等等,但是這里面最重要的恐怕還是文化水平的限制了。由于體面的收入好的工作都是要求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因此就與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的農民工無緣了。據一份對農民工收入情況的調查顯示,在同一地區的農民工中收入較高的是這樣幾類人,如:“懂一些英語”,“技術比較熟練”,或者是“人際關系比較好的”。對這些人的學歷調查證明,其中受過高中教育的占相當大的比重。從中我們看出,知識文化水平對農民工就業以及收入的影響。

總之,對農民個人來講,知識文化水平是決定收入的最重要原因;對農民整體收入的提高來講,發展農村教育是必然途徑。

二、加快城鎮化腳步,減少農村人口,教育是基礎

解決“三農”問題地另一條基本途徑是城鎮化,讓更多地農民脫離土地,由農民轉化為市民,從而減少農民人口,致富農民。促進農村城鎮化,可以根本上改變有限的土地承載過多的勞動力的矛盾,促進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以較低的成本和較小的風險實現農民在非農領域就業。城鎮化是從農村生活向城鎮生活的升級轉化過程,是農民非農化的過程,也是深化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培育和發展非農產業,對農村資源進行深度開發的過程。城鎮化要求大力發展縣域工業和服務業,并讓農民離開土地,由第一產業轉而從事第二、第三或者第四產業。當然這樣的轉變同時就伴隨著農民本身素質和能力地轉變,因為只有知識水平以及素質能力地提高才能讓脫農以后地“農民”們適應新的崗位,真正實現減少農村人口,致富農民的目的,也就才能真正對解決“三農”問題起到實質地作用。我們不難看出,城鎮化需要的兩個條件,其一是發達的縣域經濟,這是農民脫農以后的承載體;二是農民本身素質的提高,這是城鎮化的必要條件,是保證城鎮化以后新農民們幸福生活的必要條件。前者這里暫且不去討論,至于后者,自然又回到了我們的話題———農村教育———當中。只有發達的農村教育,才能實質的提高農民總體的素質,才能為農村城鎮化創造先決條件。

減少農村人口還有一條重要途徑不應該被忽視,那就是農村學生的升學。如果說城鎮化是從面上減少農村人口的話,那么升學就是從點上一種途徑。不要忽視了這些“點”的作用,因為有時候“點”是可以起到帶“面”的作用。一方面,由于高校大規模擴招,使得大學畢業生在城市的就業競爭非常的激烈;另一方面,國家鼓勵大學畢業生回農村創業,將來會給予很多的政策支持,再加上國家發展農村經濟的迫切,是未來的農村成為有位青年創業的最好的舞臺。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不久的將來我們能看到大批的大學畢業生回故鄉農村創業的盛況。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學生一旦回來,就會給農村地區經濟的發展帶來極大的知識和智力支持,會對縣域經濟的發展起到非常大的幫助。當然,飲水思源,給這些農村大學生打下堅實基礎的是農村基礎教育,是我們現在亟待提高的農村教育。相信農村教育的發展必將會培養出更多更高素質的農村大學生,培養出更多可以帶動全面的閃光的“點”。

三、走科技興農的道路離不開教育的發展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無論對于工業還是農業都是如此。我國農業落后的一大原因就是農業科技的落后。農業科技的落后具體表現為兩種,一是農業科研投入少,導致農業科技創新成果落后于世界農業發達國家;二是農業科技成果的轉化率低,使已有的先進農業科技無法應用到實際中來。對于第一種落后,主要的原因是政府對農業科技的重視不夠,投入少,還有農業科技創新的政策不合理等原因造成的。而第二種的落后直接的原因則是農民自身的問題。由于我國目前農民總體受教育程度低,所掌握的基本的科學知識不足,導致農民群眾從意識上到對科技成果的接受能力上都受到很大的限制。事實證明,我國每年取得的約7000項農業科技成果中,轉化為生產力的只有30%———40%,遠低于發達國家65%———85%的水平,差距主要在智力支撐。有關資料顯示,上過4年學的農民的年產量比未上過學的農民的年產量高13%,即使沒有這些投入,前者也比后者高8%。早在1975年日本農業勞動者平均受教育為11.7年,荷蘭農民大部分達到高級中等專業農校畢業水平,德國的農業勞動力中54%受過至少3年的職業培訓。發達國家農村技術推廣人員與農業人口之比為1:100,我國僅為1∶1200,平均1萬畝耕地不足1名農村技術人員。這些數據的羅列使我們對農業發達國家的差距一目了然,那就是農民基本素質的差距。我們黨和政府提出的科技興農的戰略是針對我國國情的極有現實意義的選擇。然而科技興農的戰略方針得到落實還要依賴一個十分必要的條件,就是農民整體素質的提高。當然實現這一條件,又首先要依賴農村教育的發展。

三農問題的具體表現范文第3篇

關鍵詞：“三農”；產業結構；產業布局；農業生產

一、深刻認識“三農”問題是關系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根本問題

“三農”問題是指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實際上，這是一個居住地域、從事行業和主體身份三位一體的問題，但三者側重點不一，必須一體化地考慮。我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三農”問題關系到國民素質、經濟發展，關系到社會穩定、國家富強，關系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能否實現。

“三農”問題的產生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因素，是我國長期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由于是由半封建、半殖民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農業人口比重過大，經濟基礎脆弱，在制定經濟發展戰略時，優先考慮到工業的發展，由農業為工業提供原始積累，并從戶籍管理、稅收、醫療衛生、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制定了相應的服從于這一大局的政策。從而，在戶籍制度上把人分為兩種，農業人口和城市人口；在統派統購制度上把人吃的糧食分為農業糧和商品糧；在勞動制度上把人分為農民和工人；在福利制度上把人分為可享受福利和無福利保障的人。最后，造成國家對農業的投入長期以來偏低，工農剪刀差逐年擴大，農民的收入水平遠低于城鎮水平。該說，目前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也是造成“三農”問題長期不能解決的根本原因。根據國際工業化的規律，農業提供原始積累促進工業化后，工業化過程也是減少農民的城市化過程，而待工業化起來之后，工業要轉為反哺農業，從而實現農業現代化，由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轉為城鄉一體化的過程。解決好“三農”問題，是各級黨委、政府必須認真面對的問題。

1.“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

首先，這是由我國的基本國情決定盄。我國13億人口，其中8億在農村。占我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生活水平是否提高，將直接關系到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

2.“三農”問題的關鍵是農村問題

農村問題，目前突出表現的是戶籍制度問題。我國現行的戶籍制度將城鄉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鄉之間經濟發展、文化水平的較大差異。

3.“三農”問題的根本是農業問題

“三農”問題的根本是農業的發展問題，在當前以戶為單位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條件下，農戶的分散經營與市場經濟要求的規模經營有明顯的矛盾，市場經濟是以市場為導向、根據市場配置資源的經濟形態，必然要求生產的組織化、集約化程度要高，而解決農戶分散經營的小農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矛盾，根本出路在于形成“產―供―銷”一條龍的農業產業化經營，特別是在當前市場中介組織發育不完善的條件下，黨和政府要在“產―供―銷”一體化的產業化鏈條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為龍頭企業和農民群眾之間找到合理的利益平衡點，保護企業和農戶之間的利益，促進產業化鏈條的合理運轉。只有農業發展了，農民收入才能增加，農村才能穩定繁榮。

二、正確分析“三農”問題在我縣的具體表現

（一）我縣農民問題的核心是素質和增收問題

1.農民的素質不高

在我縣農業人口中，其中小學文化程度21.1萬人，占55.9%；初中文化程度9.75萬人，占25.8%；高中以上文化程度1.89萬人，占5.0%。而在農村成人中，受再教育的機會太少，影響了全縣農民整體科技文化素質的提高，其突出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傳統農業思想根深蒂固，影響了農業新科技的推廣應用。

（2）市場經濟意識淡薄，影響了我縣農業結構的調整和農產品的流通。

（3）法制意識弱化，影響了我縣農村的社會穩定。

2.農民增收困難

農民增收問題，事關農村社會穩定，是擴大內需和整個國民經濟繁榮的需要，是保障新農村建設順利進行的需要，是鞏固我們黨的執政地位的需要。

（1）農業的弱質性決定了農民增收的艱難性。

（2）優質高效農業發展緩慢，影響了農民增收。

（3）農產品銷售難，影響了農民增收。

（二）我縣農村問題的癥結在于城鎮化和組織化問題

1.我縣農村的城鎮化水平低

由于長期受城鄉分割的影響，我縣現有城鎮化水平較低，全縣總人口46萬人，農村人口40萬人，占全縣人口的87.4%，低于全市平均水平，而城鎮化水平低的直接后果是，農民人均耕地面積少，僅0.8畝左右。一方面是人均可支配生產資源少，總生產能力小，增收的空間彈性小；二方面是農村土地墾殖率過高，影響了全縣生態環境質量的改善和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特別是由于城鄉差距的擴大，面貌日新月異的城鎮與面貌變化不快的農村形成鮮明的反差，在一部分農用土地轉變為非農用地時，農民向市民轉化的進程卻明顯滯后，一些農民成為失地失業的人群。

2.我縣農村的組織化水平低

農村改革開放，實行了，使農村經濟在八十年代得到了快速發展。但是，在發展的同時，農村的集體經濟組織的發展卻沒有跟上，絕大多數村級集體經濟組織薄弱，農民的組織化程度非常低。一是表現為市場中介組織缺乏，國內外經驗表明，市場農業不管經營規模大小，中介組織都是必要的。而當前我縣農村中，中介組織數量少，全縣僅有竹蓀協會、花卉協會、水果營銷協會、田螺協會、茶葉協會、蔬菜協會等幾個掛靠政府農業行政主管部門的涉農協會，而這幾個協會，還沒有充分發揮帶領農民走向市場的作用。二是表現為基層組織的戰斗力、凝聚力還需加強。在當前情況下，農村基層組織是黨和政府與農民群眾密切聯系的紐帶和橋梁。我縣農村基層組織，總的來講，應該是有戰斗力和凝聚力的，但是，不容置疑，有一部分村級基層組織，還存在著組織渙散，為人民謀利益的責任心不強，干部素質低下等問題，必須在工作中加以解決，轉變工作作風和創新工作機制，為推進我縣農村經濟發展的新跨越作好組織準備。

（三）我縣農業問題的關鍵是產業化和內部結構的優化

1.我縣農業產業化存在的主要問題

農業產業化經營是拉動縣域經濟發展，促進農民增收的有效載體，是把小生產同大市場結合起來的有效途徑，但在目前，我縣農業產業化經營卻不盡如意，突出表現在龍頭企業規模小、帶動力不強、產業鏈短、示范作用不明顯。

（1）龍頭企業規模經營與農戶分散經營的矛盾。

一是農戶分散經營的短期行為，使龍頭企業不易同農戶結成牢固的利益共同體，農戶見好就收、見利就爭、見險就退，隨意撕毀合同，缺乏守約意識，制約了龍頭企業對基地建設的投入，如我縣的紅糧生產，縣內的酒廠寧可調進外省紅糧，亦不愿在我縣訂單收購；二是農戶分散經營的抗風險能力低，農戶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傳統農業觀念根深蒂固，使龍頭企業在基地建設上，不易形成較大規模，在激烈的市場竟爭中，容易錯過發展的良好時機。

（2）龍頭企業經營決策層人才短缺。

我縣龍頭企業的業主，大部分是在近幾年的市場經濟浪潮中抓住機遇發展起來的個體工商戶或農民企業家，整體科技文化素質不高。一方面是舍不得花資金引進人才，二方面是自身又缺乏經營管理方法，造成企業的經營管理滯后，缺乏統籌規劃，規模小、科技含量低、產業鏈短、市場竟爭力弱。

（3）龍頭企業發展資金不足。

雖然在扶持和培育龍頭企業上，我縣各級各部門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力度仍不夠，主要是在投入上支持不夠，特別是新培育的龍頭企業，在廠房、機械設備等方面投入大量資金后，生產原料收購資金短缺，流動資金匱乏，嚴重影響了企業的正常運轉。

（4）中介服務組織發展滯后。

農業產業化，就是要實現“貿工農、產加銷”一體化經營的新機制，而公司、市場直接面對小規模分散經營的農戶，顯得力不從心；而分散的農戶與企業打交道常常處于不利的交易地位。企業、市場、農戶都迫切要求中介組織將農、工、貿結為一體，將產加銷連為一線。而我縣各種專合組織發育不健全，實力較差，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2.農業內部結構急需優化

農業內部結構的優化，涉及種植業、畜牧業、林業、水產等部門，不僅是簡單的各業之間的比例關系，還包含了各業內部品種結構、品質結構的優化，對于建設小康社會來講，合理的農業分區布局和合理的優質農產品供給，是各種資源合理配置的結果，只有這樣，我縣農業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并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強大的物質保障。在現階段，我縣農業內部結構存在的主要問題是：

（1）優勢農產品基地建設的質量需進一步提高。

優勢農產品基地是發揮規模效應，提高農產品商品率的重要途徑。我縣近幾年來，確立了竹類、畜禽、水果、糧食等特色支柱產業，但在基地建設過程中，一是基地建設由于品種不對路，農民栽種后見效慢，失去耐心管理，邊建邊毀；二是基地建成后，由于管理技術跟不上，成效低下；三是由于部分品種市場需求變化快，在產量提高的同時，效益卻在降低，最典型的是前些年種植的羅臍、豐臍等水果品種，近年來效益在不斷下降。由于上述原因，我縣優勢農產品優勢不明顯，基地建設不穩定。

（2）農業區域布局需進一步優化。

優化農業生產區域布局，對調整各種糧食、經濟作物比例，整合農業資源，促進農村小康社會建設具有重要意義。我縣農業區劃工作，在1985年完成后，用以指導我縣上個世紀末的農業生產，取得了明顯成效。但是，近年來，農業區劃工作已趨于停滯，各涉農部門在對農業的發展布局上，對縣域經濟統籌發展的研究不夠，合理布局，從而影響了農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

（3）農業的科技示范園區建設規模需進一步擴大。

農業科技示范園區是帶動農民增收，改革農民傳統種植模式的示范樣板，是促進土地合理流轉，轉移農村勞動力，實現規模經營的加速器。我縣農業科技示范園區，總體規模偏小，質量不高，帶動農民增收，就地轉移農民剩余勞動力的作用還沒有得到充分發揮。此外，在土地的合理流轉，使用過程中，還需進一步規范。

三、制定優惠政策，認真解決“三農”問題，推進全面小康進程

（一）土地支持政策

重點是扶貧專合社、家庭農場、龍頭企業等新型經營主體，落實《長寧縣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扶持管理辦法》規定，積極對新型經營主體流轉土地面積進行核實和兌現補助。

（二）金融支持政策

1.積極開展農村產權抵押貸款試點，拓寬農業融資方式。加快推進農村土地流轉收益權貸款，探索開展農村承包土地經營權、農民住房財產權抵（質）押貸款業務，在2016年實現貸款投放。同時，積極開展農機具、存貨、訂單、應收賬款抵押等創新業務。

2.健全完善農業融資擔保體系，著力解決農業融資擔保難題。2016年，縣財政安排專項資金累計1060萬元，以資本金方式注入市農業融資擔保公司，在我縣設立辦事機構，為全縣各類農業生產經營主體提供便捷、高效的融資擔保服務。大力支持由全縣涉農中小微企業自發出資設立的互助擔保基金健康發展，2016年再次安排專項資金200萬元注入互助擔保基金，使基金規模達到400萬元，更加有效地撬動銀行信貸資金投入。

3.進一步完善涉農貸款風險補償機制，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農業的信貸投放。全面落實《長寧縣涉農貸款風險補償基金管理辦法（暫行）》規定，對金融機構向縣內各類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發放貸款產生的損失給予一定比例的補償，進一步提高金融機構加大信貸投放的積極性。

（三）社會保險政策

大力開展各項涉農保險業務，增強農業保險服務能力。進一步加強政策性農業保險的宣傳和引導，不斷擴大保險的覆蓋范圍，提高保險金額，增加農業抗風險能力。加大對特色農業保險支持力度，廣泛開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竹蓀、蔬菜、水果、肉牛等特色農業保險，穩步拓寬政策覆蓋面，提高保險保障水平。積極探索開展蔬菜、生豬等價格指數保險，滿足不同層次的農業保險需求。

（四）產業服務政策

1.建立健全質量安全體系。健全完善質量安全保障體系、質量技術支撐體系、質量誠信體系、質量評價體系、質量素質教育體系，盡快建立竹海長裙竹蓀質量標準體系，加快推進蔬菜、糧油加工質量標準體系建設工作。充分發揮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農產品品牌建設中的主體作用，全力打造“竹海長裙竹蓀、竹海優質果品、竹海林下中藥材”等系列品牌，構建區域品牌、行業品牌、企業品牌、產品品牌等多層次品牌發展體系。

三農問題的具體表現范文第4篇

我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大國，農村人口眾多，農村剩余勞動力富余現象突出，而農業生產力水平較低，“三農問題”一直是我國的重中之重，而土地問題又是三農問題的根本，土地是農業最基本的生產要素，又是農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是農業各種問題的核心［1］。筆者研究從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基礎理論出發，結合制度創新和我國目前的現狀，分析影響流轉操作的因素，通過對案例的分析探討，提出一些針對性的對策和措施，希望能為我國農村土地流轉的制度建設和發展有所裨益。

1數據收集

為了深入探尋影響農地流轉的各種因素有哪些，在西鄉縣農調隊普調的基礎上，選取了267個行政村中隨機選取了10個，每個行政村中又隨機選取了30戶，主要運用調查問卷法與面談相結合的方法，采用調查問卷、小組訪談等調查方法，共調查300份調查問卷，其中有效回收問卷280份，有效回收率93．3％。樣本調查采用自行設計的“陜西省西鄉縣農戶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行為調查問卷”為調查工具，共分為3部分：第一部分是農戶個人及家庭基本特征；第二部分是農村土地流轉環境調查；第三部分為該農戶是否參與了農地流轉及具體流轉現狀。

2調查結果分析

2．1農戶個人及家庭基本特征被詢問者有男245人，女35人，平均年齡是48．3歲。高中以上文化水平70人，初中文化水平175人，小學以下文化水平35人。村兩委干部84戶，非干部戶196戶。280戶的家庭總人口是1027人，其中有323人外出打工，年總收入是387萬元，人均年收入是12000元。調查戶的實際耕地面積合計為207．19hm2，戶均333－667m2，其中：轉入面積是101．64hm2，轉出面積是105．55hm2。其中，受教育年限對農地流轉的作用尤為明顯，但與傳統的文化程度越高，農地流轉行為越易發生的觀點不同，卻支持了張文秀等（2005）在成都平原的“倒U”結論，即文化居中的那部分農戶容易發生農地流轉行為，而文化偏低或偏高的那部分農戶由于某些原因不愿將農地進行流轉。因此，我國各級政府和中介機構在推動農地流轉時，可根據文化水平這一指標區分重點服務對象

2．2對未發生農地流轉的環境因素分析一般限制因素調查表會總結很多影響因素，直接讓農戶做多項選擇，筆者獨辟蹊徑，選擇了如果一些實際因素得到解決，農戶會做何種反映，選項有愿意、不愿意、保持現狀、不知道四個選項。首先，在調查戶中，知道土地經營權流轉的有227戶，不知道的有53戶。其次，在影響因素中能給出明確答復，且對農地流轉有現實指導意義的主要有兩項：①如果沒有戶籍、子女就學等方面的約束因素，愿意將土地經營權流轉的有183戶，不愿意流轉的74戶，有23戶說不清的；②如果農村社會醫療、養老逐步得到保障，愿意將土地經營權流轉的有207戶，不愿意的有51戶，有22戶說不清的。此外，農戶根據自己的土地經營狀況，愿意轉入耕地的有77戶，轉出的有98戶，維持現狀的有70戶，有35戶的情況是要先找到工作才有可能把土地轉出。其他影響因素的雖然沒有形成較為一致的意見，但卻反應了農戶的心聲，因此筆者將其統計結果進行了統計，希望為政府制定更合適的農地流轉政策提供依據。具體結果如下：42戶擔心轉包不合理，54戶擔心轉包費不到位，85戶擔心政策不到位，41戶擔心自己以后無法在自己的土地上發展，其他68戶是根本沒想過將土地轉出。根本沒考慮將土地進行流轉的農戶占總農戶的24．5％，其中前文介紹有53人占總人數的18．9％根本不知道農地流轉占77％。在資訊如此發達的今天，還有人不知農地流轉，反映了我國各級政府對土地流轉政策宣傳力度不足，信息傳播渠道存在很大的改進空間；85戶（30．4％）擔心政策不到位，在四個擔心要素中高居首位，說明要加速農地流轉，必須提供穩定的農地制度和政策，堅決禁止朝令夕改，人為提供讓農戶不安因素；其余三項數據，一方面是對農地流轉政策、農地流轉合同和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不了解或不信任，另一方面反映農戶在城市缺少政策支持，沒有歸屬感，成功立足十分困難。

3影響擴大農地流轉的因素分析

這部分的研究對象是已經或即將發生農地流轉的農戶。

3．1流轉價格、生活是否改善和收益分配因素如果將土地經營權轉讓給別人，農戶意愿收取對方轉讓費用一般價格是100－900元／a左右，這280戶中有即將把土地經營權轉入的133戶，轉出的91戶，沒有打算轉入轉出的56戶。感覺土地經營權流轉的價格較為合理的140戶（71．4％），很合理的35戶（17．9％），不合理21戶（10．7％），低于農戶心里預期價格則不利于農地流轉。土地流轉后生活有很大改善的有28戶，有一點改善的56戶，無變化的有28戶，變差的有14戶，其中認為生活得到改善的占66．7％，變差比例為11．1％，農戶自身和各級政府要深入分析生活變差的真正原因，而土地流轉后生活是否得到改善是影響流轉觀望者的一項重要指標。有95％的農戶認為所在村參與土地經營權流轉收益分配的主體是土地承包人，認為收益分配的主體合理的252戶，說不清的28戶，不公正的收益分配機制將直接影響農戶對農地流轉政策的整體滿意度。

3．2流轉方式、規范化、面積和途徑分析有意愿流轉耕地選擇的方式多數是租賃，其次是轉包，有60％的農戶認為租賃更有利本村的發展，40％的認為轉包更有利本村的發展，要選擇農戶認可的流轉方式來減少農地流轉的阻力。在土地經營權流轉時175戶訂立了書面契約，49戶訂立了口頭協議，說明農戶的法律意識在逐步提高，農地流轉向規范化發展。流轉土地面積占擁有土地面積75％－100％的42戶，50％－75％的35戶，25％－50％的70戶，1％－25％的35戶，共有57．7％的農戶農地流轉不足一半，土地依然被看作是農戶的命根，是農戶最后的依靠，不會全部被舍棄，因而可以將弱化土地和強化社會的保障作用作為今后的方向。在土地流轉途徑的調研中：自己尋找承包方的占140戶，村集體組織的105戶，農村經濟合作組織的14戶，有21戶種植親屬的地，以自己和村集體流轉為主，經濟合作組織對西鄉縣經濟發展拉力不足，帶動效應不明顯。

3．3農地流轉糾紛的處理在土地流轉中遇到問題找村委會協調的252戶，自行解決的14戶，直接找承包方解決的7戶。村委會協調是糾紛處理的最主要，同時最重要的形式，具有極大的自限。我國土地產權的不明晰，法律、政策制定的不完善、不具體，村委會擁有很大的彈性空間，再加上我國村干部整體素質不高，為農地流轉糾紛的處理埋下了隱憂。糾紛處理結果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流轉者和觀望流轉者的選擇。

三農問題的具體表現范文第5篇

關鍵詞：；文化理念；民族傳統文化；民族性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3）38-0281-02

一、馬克思和恩格斯文化觀對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影響

在中國的蓬勃發展，佐證了作為一種文化理念下的不可或缺的時代性與民族性。馬克思、恩格斯總是在特定的歷史時空與本土文化的涵化或濡化中確定、實現自身的發展，固然要體現其內在時代性與民族性的和諧統一。而這種和諧又是在“活態”中統一完成的，其動因產生于本土文化時代性與民族性兩者地位的非均衡性結構。的文化理念與各民族文化的傳統性在其演化、融合與發展中存在的非均衡結構，勢必導致它們在歷時性而非共時性發展過程中的時間差，由此決定了外來文化現象的與本土民族文化之間的勢位差異體文化。在社會轉型與深化改革中，由于市場經濟及強勢文化的猛烈沖擊，封閉落后的民族傳統文化處于弱勢地位，與時俱進的時代性要求自然而然就會被凸顯出來。文化理念的時代性表征總是通過現實的某種文化形態獲得，其民族性特征也因先進文化的時代性特征而伴隨并且滲入。當與本土文化濡化后孕育出的強勢文化在向外傳播、擴散時，它的時代性規則的實現總要以某種特定民族性的內容為載體，這時，的民族性要求在隨著它的不斷擴散與傳播中得到宣揚和鞏固。當下的濡化新形態與各民族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合的自覺調整，都體現了各自對時代性和民族性要求的時代訴求。

1.以人為本的文化建設思維。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說來的生成過程”，是“人化的自然”，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1]的人本精神在其文化理念中得到深刻體現，真正認識了以人為主體在文化建設中的地位，樹立了文化的中心與目標是人的理念建設，發展觀中的文化建設要科學落實，必須以人為本。與此同時，文化創造與勞動生產力的社會關系是相互的，文化創造了社會生產力，然而勞動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促進了文化創造。文化以人為基礎，而人又因文化而延續。文化中的決定性作用在于人，反之，人又是文化的服務對象。

2.堅持民族平等，尊重不同民族文化。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隨著科技日新月異，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世界各民族國家間相互依賴與彼此往來加深，孤立的城墻日漸被民族間的交流與共榮所沖破，因為日益完善的生產關系使原來彼此閉關自守的原始狀態將不復存在。“歷史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2]經濟基礎、文化建設不外乎也是這樣，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2]民族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在工業革命助推下屹立于“世界歷史”之中，并指明了人類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趨勢與潮流。通過時代期許的規則解脫被世界歷史束縛的民族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實現其時代性、民族性特色在近代史上的表現。馬克思指出，相同的經濟基礎，而在現實生活中可能會表現得千差萬別，那是因為不同的環境因素產生的結果。

3.追求理性科學的文化觀，凈化形式低劣內容庸俗之文化。文化并不是憑空產生的，文化的產生和發展的歷史也是生產力的發展歷史，與轉型期的社會變革密切相關。根據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并達到一定度時，經濟形態也必然發展變革，與此同時，文化領域也必定發生相應變革，這是文化發展的客觀規律。為此，馬克思在研究物質、精神生產之間的關系時指出，“首先必須把這種物質生產本身從一定的歷史形式來考察。如果物質生產本身不從它的特殊的歷史形式來看，那就不可能理解與它相適應的精神生產的特征以及這兩種生產的相互作用。從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見解。”關于文化作用的認識與社會發展規律理解相結合，是我們分析社會轉型和文化發展變遷的正確方法。強調了政治、經濟與文化在社會結構中的辯證關系，同時，恩格斯也特別指出：政治、法律、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但是，它們又都互相作用并對經濟基礎發生作用。并非只有經濟狀況才是原因，才是積極的，其余一切都不過是消極的結果。[3]恩格斯說：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第一步。每一個歷史時期的文化均有自身獨特的時代性，縱觀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化發展和內涵，資本主義時期的文化是現代文化的開端。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的自由交易，為社會文化營造了自由、民主的現代特征，盡管這種文化在內容和本質上是虛幻的，但是其形式的自由、民主的文化內涵為現代文化的發展打開了大門。資本創造的巨大生產力為文化自覺發展提供了動力，為人的全面發展創造了條件。

二、列寧、斯大林關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理論對民族文化的影響與促進

列寧在《關于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一文中也提出“兩種民族文化”的觀點：每個民族文化，都有一些民主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即使是不發達的文化成分，因為每個民族都有被剝削的勞動群眾，他們的生活條件必然會產生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但是每個民族也都有資產階級的文化，而且這不僅表現為一些“成分”，而表現為占統治地位的文化。歷史唯物主義文化觀和列寧的“兩種民族文化”觀點，都為我們論述了文化的階級性特征。而資產階級企圖用抽象的文化觀掩蓋文化的階級特征及其階級差異性，以“歌頌”資產階級超階級的民族文化，達到維護資產階級統治的目的。

由此可見，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每一民族因其歷史形成的獨特的語言文字、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和民族心理等特征差異而有所區別，這些特征構成了民族文化的基礎和內容，而民族差異特征漸漸形成了民族間的文化差異。民族文化是維系民族存在和發展的紐帶。因此，文化以民族的形式存在與發展，具有內在的穩定性和歷史延續性。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6-131.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