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法治社會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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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法治社會的理解范文第1篇

各區、縣勞動和社會保障局：

    最近，在本市個別區、縣發現以“西部大開發”為名，從事非法職介活動的現象，在社會上造成了不良影響，嚴重侵犯了求職者合法權益。根據市領導有關要求，各區、縣勞動保障監察部門要在前一階段開展打擊非法職介活動的基礎上，結合近期發現的新動向，繼續加大對非法職介活動監察執法力度，現將有關問題通知如下：

    一、在培育發展勞動力市場的過程中，打擊非法職介活動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各級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和勞動保障監察執法機構要從維護首都的社會穩定、保持勞動力市場健康有序運行的高度予以充分重視，在不斷開展日常的監察執法工作的基礎上，要根據本地區出現的非法職介活動的新動態，加大打擊力度，按照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做到發現一起，取締一起，決不讓其形成蔓延之勢。

    二、根據這幾年我市幾次清理取締非法職介活動的具體情況，處于城鄉結合部地區和部分遠郊區、縣往往是非法職介活動比較猖獗的地帶。各區、縣勞動保障監察機構要根據近時期發現的非法職介活動新動向，結合本區、縣具體情況，尤其是重點地域，要與有關部門相互配合，安排一定時間，有針對性地進行一次清理取締非法職介活動的專項治理。對非法職介活動經常出現反復的地方，要實施不間斷的追蹤執法檢查，決不讓其死灰復燃。

    三、各區、縣勞動保障監察機構要將此次取締非法職介活動監察執法檢查情況于6月10日前上報市勞動和社會保障監察處。

對法治社會的理解范文第2篇

論文關鍵詞 領導干部 法治思維 法治能力 國家治理

領導干部的法治能力是當前國家治理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同志在十報告中強調，要“提高領導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這是執政黨第一次把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寫入行動綱領，無疑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也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黨的十報告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對領導干部的法治能力以及國家治理能力的相關論述是新時期黨對領導干部國家治理能力的的基本要求，是對各級領導干部提升法治能力的新期望，是當前各級領導干部治國理政的行動指南。它不僅對領導干部的國家治理理念、治理方式以及行為準則等方面產生積極深遠的影響，而且對于保持國家長治久安和繁榮穩定意義重大。

一、領導干部法治能力的內涵

按照黨的十報告的基本精神，領導干部的法治能力包括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法治思維強調的是對法治的理念態度，在思想觀念層面提出的明確要求；法治方式是行為準則，在操場執行層面提出的明確要求，二者為實現依法治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指明了方向。

法治思維就是在法治理念的基礎上，運用法律的邏輯分析法律問題和處理法律事務的思維方式。領導干部的法治思維就是強調領導干部要具有用法治的要求觀察、分析、處理問題的思維方式。

一方面，領導干部的法治思維應該建立在法治理念的基礎上，如果沒有法治理念，沒有對法律規范、法律原則、法律精神以及法律邏輯的綜合思考與分析，是不可能形成法治思維的。

另一方面，領導干部的法治思維是對法律問題的分析和法律事務的處理的思維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不僅要求我們對法律規范、法律原則有清楚的理解，為準確適用法律奠定基礎，同時還要有認識和解決相應問題的法律精神。只有有了認識和解決相應問題的具體法律規范、法律原則，確定它們是否與法律精神和法治理念一致，進而才能決定是否應將之作為認識和解決相應問題的依據。

建設法治社會，需要各種社會關系的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相互促進，需要社會各方面均衡發展，共同進步，需要全體社會成員尤其是領導干部的法治思維的提高。特別是在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新的歷史條件下，法治作為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最有力的保障，必然要求領導干部普遍的法律意識和法治思維。它要求領導干部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樹立法律至上觀念，主動地、積極地學習法律知識，自覺、認真地遵守和實施法律，成為學習法律、遵守法律、實踐法律、維護法律秩序的重要力量。

對法治社會的理解范文第3篇

1、公民法制教育的普及率高與法制理念樹立情況不容樂觀之間的矛盾

在法律知識與法律理念普及的問題上，法律知識的獲得并不難，難的是法律理念的樹立和法律素質的養成。我們曾經認為普法就對法律條文的傳授，所以在歷次的普法活動中都只是注重公民學到多少部法律，記住了多少法律條文，而忽視法律理念的植入。我國這種“至上而下”的法律宣傳方式是基于我國公民法律知識缺乏和法律意識荒蕪的現實，這種大規模的普法“造勢”也的確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對法律感覺相對陌生的普通中國人的觀念，讓他們初步地領悟到了法在自己生活中的重要性。然而，這只能治標而不能治本，法律條文再背得滾瓜爛熟，而缺乏必要的認識和理解，對公民法律意識的樹立和法律素質的提高也還是于事無補。

2、人民群眾對法律知識的渴求與法律宣傳內容、途徑、手段過于單一之間的矛盾

隨著我們國家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整個社會的利益關系趨于復雜，各種矛盾也將趨于多發和復雜，人民群眾對于法律知識的渴求也將越加強烈。盡管我們的法律宣傳取得一定成效，但還存在偏差，集中體現在：有些法律宣傳并不貼近人民群眾，沒有把人民群眾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對于與公民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的宣傳教育還不夠；普法教育依然把教育老百姓如何履行法律義務放在首位，較為忽視權利方面的教育；法律宣傳的形式仍然過于單一，依舊以傳統的“擺（擺攤法律咨詢）、講（講法制課）、賽（法律知識競賽）、考（法律知識考試）”為主，而忽視了公眾對普法形式需求的多樣化。

3、全民法制觀念、意識的不斷增強與針對領導干部、國家工作人員普法還有差距之間的矛盾。

經過二十年的努力，全民的法制觀念和法制意識得到了明顯增強，全社會法治化管理水平明顯提高。但與此相對應，針對領導干部和國家公務人員的普法仍然有較大差距，少數領導干部和國家公務人員法律素質依然不高，在嚴格、公正、規范、文明執法方面做得不夠，執法違法、執法犯罪的現象時有發生，造成對社會法律秩序的嚴重破壞，使得一般公民對法律的信任下降，破壞了和諧社會的建立。固然這不盡是普法工作沒做好的原因，但其中不少案件確實反映出少數領導干部和國家公務人員法治觀念淡漠，社會管理機制和監督機制存在漏洞，社會法治化管理程度不高，依法決策和管理的意識不強。

二、如何解決上述矛盾，使法制宣傳更好地適應社會發展，需要我們認真的思考和努力的實踐：

1、要授之以“魚”，更要授之以“漁”，樹立現代法制觀念、崇尚法治這一中心，在社會上真正樹立起憲法和其他法律的權威

這里面的“漁”和“魚”分別指的是法律制度、知識和法律觀念、意識。好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知識不能替代法律意識，普及法律應該涉及更深的層次，既要解決普及法律知識的問題，更應當解決法律素質、法治精神的問題，只有這樣才是讓人民群眾自覺自動地學法守法的根本保證。為完成建設法治國家這一過程，必須樹立法制觀念這個核心。首先要倡導政府依法行政。政治活動應該倡導法治反對人治，堅持依法制約權力，保障權利，根治權力腐敗問題。同時需要人們用自己的行動推動政府行為受法制約。現代法治以權利為本位，也就是尊重公民作為法律關系主體的資格和地位，強調法治的力量和作用就在于充分調動和發揮作為社會主體及法律關系主體的廣大人民群眾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崇尚法治就是要著眼于從人的內在需要出發來規范、調整和引導人的自覺的社會行動和行為，自覺地維護法律的尊嚴。憲法作為我們國家的根本大法，重要性毋庸質疑。因此，我們要繼續通過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積極引導廣大人民群眾重點學習憲法和基本法律，堅持把憲法的學習宣傳作為普法工作的長期任務，著力提高廣大人民群眾學習憲法、遵守憲法、維護憲法權威的意識，樹立憲法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權利和義務相統一的基本觀念，提高依照憲法和法律維護合法權益、參與管理國家和社會各項事務的能力，實現由提高全民法律知識向提高全民法律意識再向提高全民法律素質的轉變，用法治來推進政治文明建設。

2、樹立科學發展觀，著力于公民法律素質的提高

科學發展觀是我們黨新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原則，其本質和核心是以人為本。法制宣傳教育工作也應貫徹和體現這一原則，要把提高公民法律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普法教育工作目標之一。在法制宣傳教育的內容上，應把滿足公民的法律需求作為根本出發點，加大與公民生活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的宣傳教育，結合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反映出來的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問題進行有針對性的宣傳教育，切實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以往在普法內容的選取上，往往偏重于新頒布什么法律法規就一味地宣傳什么；或是急功近利的氛圍相當濃厚，出現什么社會問題就向百姓“強行灌輸”與之相關的法律法規。這絕不是我們進行法制宣傳教育的目的之所在。

普法不僅僅是“靜態”的法律條文和法律知識的普及，更重要的是通過傳遞各種法制信息，使社會政治、經濟和人們生活達到“動態”的法治普及。要承認和重視法制宣傳教育對象人群的個體特征，針對不同對象采取不同的教育形式，施以不同的教育內容。因為普法對象層次不一、需求不同、接受能力也不盡相同，因此，普法除了普及一些適用于公眾的普遍的法律知識、法治思想和法治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根據不同對象的層次、不同的文化和宗教背景、不同的受教育程度群體等特點，在現代法律理念引導下，施以不同的法制教育內容。

與此同時，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更應率先垂范。曾在一本書中看到這么一段話，覺得很有道理：“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辦事、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秉公執法的行為就是最好的法制宣傳教育，并且勝過上百次的說教。”對普通的百姓要讓他們知道法律所賦予他們的權利，而不是單純地強調法律義務，充分體現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提升法律的權威和感召力，使人們能切身感受到法律在政治、經濟及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只有這樣，才能使群眾變被動地接受法律教育為主動地學習法律，使學法成為人們生活的內在需求。從歷次普法的實際效果看，宣教內容在過度強化實用性的同時缺乏其應有的針對性。理念的偏差必然導致普法內容的片面性甚至公民法律素養的畸形和社會法治環境的變異。普法教育要以適應于公眾掌握、滿足公眾需要作為檢驗標準。

3、樹立創新思想，創新普法宣傳形式

形式創新是法制宣傳教育工作創新的實現手段，是實現法制宣傳教育工作現實目標的保障。在以往的普法活動中，我們傳統的“擺、講、賽、考”等方式在一定的時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現代社會思想觀念的變化，公眾對普法形式的需求多樣化，普法不應該是單向灌輸，而應根據受眾的需要和心理特點開展普法，善于開發新穎的形式和利用現代科技手段。

對法治社會的理解范文第4篇

的社會離不開法制的保障。因此，研究普法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過程中的功能定位，對于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滿足人們求知求助的需求，全面提高人們的法律知識水平和依法辦事能力，積極促進利益關系、人際關系和社會秩序的和諧，都具有重要意義。

一、普法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一般功能

普法的直接意義在于通過法制宣傳教育，使廣大公民知法守法，樹立法制觀念，學會運用法律武器同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作斗爭，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保證憲法和法律的實施，從而起到傳播法律知識、培養法制觀念、營造法治氛圍、弘揚法治精神的作用。普法在構建和諧社會中具有以下主要功能：

⒈宣傳功能。法作為一種通過規定人們的權利義務來調整人們行為或社會關系的社會規范，從其進入制定過程直到實施，總體上屬于書本意義上的法律，僅存在于靜止的層面上。普法的宣傳功能，就是要使文字化的法律轉移到社會成員的意識中，使大多數社會成員明白什么行為是守法，什么行為是違法，了解自己的權利和義務，明白法律與自身利益的關系，避免因不知法而犯法。宣傳功能是普法最基本、最廣泛的功能。

⒉教化功能。普法的教化功能就是通過對社會成員法律行為的分析、評價、判斷，教育和感化公民對守法、護法行為的認知和贊同，認識到違法的社會危害性，提高對遵紀守法重要性的認識，從而自覺遵守法律、運用法律、維護法律，培養和樹立法制觀念，提高法律意識和法律素質。

⒊糾正功能。糾正的對象可分為兩類，一是意識，二是行為。普法的糾正功能就是通過對法律的講解和個案的分析，讓公民明白什么行為屬于違法行為，會造成什么后果，違法要受到什么處罰，承擔什么責任，從而糾正自己一些錯誤的認識和做法，正確認識違法與守法、罪與非罪的界限，在遇到實際問題時能夠正確運用法律或者其他合法手段解決問題，避免因為不懂法而違法。糾正功能是在對他人或自身因以往的失誤而吸取教訓的過程中得到實現的，因此它更多地表現為自律、自控的特征。

⒋強化功能。公民法律意識和法律素質的提高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體現為一種不斷往復、呈螺旋式發展的運動過程。普法的強化功能，就是通過經常性的法制宣傳，使社會成員從認識到實踐，從再認識到再實踐，對法律知識與法律觀念入心入腦，形成定勢，使全社會都能夠積極主動地遵守法律，按照法律規范行使權利、履行義務，在發生違反法律的行為或后果時，能夠主動而正確地承擔法律責任。普法的強化功能，要求普法主體必須結合實際，主動參予，有針對地加大宣傳頻率，加強宣傳力度，做到“法鐘常鳴、法鐘轟鳴”。

如上所述，法在社會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普法的宣傳、教化、糾正、強化等諸功能的發揮，都在于彰顯法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為構建和諧社會創造良好的法治環境。

二、普法功能釋放的基本途徑

法制宣傳教育是一種有目的、有計劃的社會傳播行為。它傳播的內容既包括靜態意義上的“法制”，主要涉及國家法律體系、法律制度的具體內容，也包括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中動態意義上的“法治”。任何傳播活動都是在一定的時間、空間、場合、背景中發生的，傳播情景對于整個傳播活動具有極大的影響作用。研究普法功能釋放的基本途徑，也就是研究法的傳播途徑，對普法的形式和方法進行基本歸類并加以分析，從而有利于把普法的廣度和深度結合起來，把靜態普法和動態普法結合起來，有效整合資源，實現普法功能最大程度的發揮。依據不同的視角，普法功能釋放的基本途徑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⒈從釋放的對象看，可以分為共性釋放和個性釋放。共性釋放的主要形式有大型的宣傳活動、法制報告會、法律知識競賽等，其特點是影響大、范圍廣、受眾不特定。這些形式適合需要全社會普遍遵守的、規范人們日常行為的法律基本知識的普及性宣傳。個性釋放是針對具體對象進行的宣傳活動，主要方式有對特定人員個性問題的解答以及提供法律服務，對案件當事人關于法理、法條的闡釋等。其特點是針對性強，聯系實際緊密，易于被對象接受。從地位和作用看，共性釋放是普法功能釋放的主要形式，個性釋放則是一種必不可少的補充形式。

⒉從釋放的動源看，可以分為主動釋放和被動釋放。主動釋放指普法主體根據工作規劃和安排，黨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以及群眾的普遍需要，自主進行的法制宣傳活動，比如開展“學法日”活動、對一些新頒法律法規的宣傳等，其特點是從實際出發，有選擇、分層次、有步驟、分階段，合理利用資源，避免面面俱到，確保普法的效能和深度；被動釋放是普法主體由于法律事件的出現而組織的，或者是普法對象上門求助，要求解答法律問題而開展的活動。其特點是由于需要而產生，宣傳內容具體，適用性和時效性較強，非常容易被宣傳對象接受，宣傳效果好。被動釋放要求普法主體抓住時機，盡可能擴大對普法受眾意愿和行為的影響程度，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從地位和作用來看，主動釋放是普法功能釋放的主要形式，其作用是預防矛盾糾紛和違法行為的發生，防患于未然；而被動釋放是應用于已然，是輔助形式，是主動釋放的重要補充。

⒊從釋放的形式看，可以分為直接釋放和間接釋放。所謂直接釋放就是普法主體和受眾通過面對面的交流產生直接互動，比如解答法律咨詢、組織法制講座等。在這些形式中，普法主體和受眾都是相對明確的、固定的，并有一定的范圍。直接釋放的反饋是并時性的，即主體的釋放行為與受眾的反饋行為同時發生。這樣，普法主體可以根據對方的反應對普法的內容和方式作出及時調整，可以收到即時性的顯著效果。間接釋放就是通過報刊、廣播、電視、展覽、網絡、法制主題公園、法制宣傳長廊、普法街頭詩、觀看法制文藝節目、發放法制春聯等形式進行的法制宣傳。其特點是宣傳對象為數眾多而又不特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廣泛，能產生延時性的反饋和潛在效果。這種隱匿在受眾頭腦中的，經過不斷累積、深化和發展才逐步顯示出來的潛在效果，雖然產生效果緩慢，不能立竿見影，但由于長期的耳濡目染，能使受眾在情感、意識層面上產生潛移默化的改變。版權所有，全國公務員共同的天地!

三、從功能定位看普法之基本走向

今后一個時期內，普法的基本走向可作如下表述：

⒈法律知識的灌輸與法律文化的熏陶并重。對法律知識的宣傳是普法最基本的功能。通過年的普法，廣大公民從對法律的無知，到對有關法律知識的耳熟能詳，法律知識水平、依法辦事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他們已經不再滿足于學一點法律條文，而是希望得到更高層次和品位的法律文化教育。法律文化既包含著法律的思想、制度、設施，人們的行為模式、心理習慣等內容，也包含內化在法律思想、法律制度、法律設施以及人們的行為模式之中，并在精神上支配他們的一般觀念、原則和價值體系，是人類追求生活秩序化和社會正義的本質表達。人們有什么樣的法制觀念，習慣上表現出何種行為方式，都有賴于法律文化的培育和支撐。宣傳法律文化的意義在于，人們可以更高地從精神上把握對法律知識的理解，在法律發生沖突時，可以依其作價值序位的排列與選擇；在法律缺失需要平衡時，可以作為自由裁量的內在依據。這些都是具體的法律知識所不及的。法律文化的宣傳有助于培養和提高司法、執法人員的素質和能力，有助于提高全社會的法律素質和水平，能為和諧社會創造良好的法治氛圍和環境。

對法治社會的理解范文第5篇

一、情理法的內涵與關系

情理法三者之間既有矛盾沖突又能統一協調，主要表現在：

1、情理法是相輔相成、辯證統一的。情包括人之常情、人性、人的本能、民情等方面；理包括人與社會共同應該遵循的一些規律，社會共同的行為規范如習慣、共同規則，公共道德或公共利益即公序良俗；法是指國家制定的，具有強制力的行為規范。合理合法、合情合理合法，意味著情理與法可能的一致性；合理的不合法、合法的不合理，也意味著情理與法的錯位背離的普遍性。故意過失、動機善惡等情理因素被吸納為法律原則和原理，提升了人們法律思考的高度，促進了法律的生活化和大眾化。現代社會的大眾倫理，設定的是人們基本的道德義務，“仁、義、禮、智、信”等倫理道德，就是從最基本的地方規范人的行為。法律和道德是在各自領域調整人的行為的重要規范，兩者相得益彰，剛柔相濟。在法治尚未觸及的領域，由道德來維系，良好的法治正是從這種德治轉化而來，不管“法網”如何“恢恢”，總有漏網之魚，不管德治的調整范圍多么廣闊，總有鞭長莫及的地方，從這種意義上說，凡是法治不及之處，皆有德治用武之地。同時，法律的遵守和道德的養成要依靠人的主觀情感。

2、完美的秩序符合天理、人情、國法，是情理法的協調融合。倫理道德是人文精神中的重要部分，也是社會良性發展必不可少的保證。法律是高于其他的任何社會規范，在社會調整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當與道德、情理發生沖突時，法律應該優先，但實踐中有時依法辦事的結果，又往往會讓人覺得法律冷酷無情。因此，在司法實踐中，特別是在解決糾紛處理案件的時候，應充分考慮情理法，當法與人情、倫理道德發生沖突時，應努力尋求三者的合理協調，并盡可能地達到三者的融合一致。

3、情理是法律的精神。情理包含廣泛的內容，我國古代把情理作為法律依據和法律精神。一是法律可以人情求之：“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這里的人情，不完全是儒家學說的人情，而是基于利害關系的一套學說，包括人性本惡，人皆有自為心，權術、上下級斗爭等。這是一種對法律的理解，也是司法的一種靈活處理方法，它往往并不斤斤于法律規定的形式要件，而是孜孜于是否符合人情事理。二是法律本于情理而立：“禮律之興，蓋本自然”，“設法止奸，本于情理”，這是一種立法意圖，要求立法要考慮情理。三是法律實施須有情的照顧方為圓滿：“情法兩得”、“情法兩平”、“情法兼到”，鋪陳情理就是挖掘法律的精神。法律的實施須盡法判斷，這是不爭的前提。在中國特別在古代，斷案盡法之外，還得照顧“情”，又是絕大部分司法官的觀念。法得、情得，法平、情平，法到、情到，成了司法者追求的圓滿境界。[1]

4、法的實施離不開情理的維護。法的實施和實現包括公民的自覺守法和執法機關的正確適用。多數情況下法律是靠遵守來執行的，判斷法律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看公民的守法意識。大部分人的良知與守法相互動，現代犯罪的知識化程度越來越高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這些人既不是文盲也不是法盲，他們只是無視人性、人之常情和基本的道德準則，違反人情和道德往往很容易觸犯法律。道德是法律正常運轉的保障。執法要靠執法人員，目前司法腐敗反映出深刻的道德危機，執法辦案人員懂法，但卻沒有道德準則，導致法在運作中存在問題，使法的公正形象受損。

二、情理法沖突引發的原因

1、法律“舶來品”、“拿來”的多。我國的法律，有的不是根據自己的本土文化和傳統而自然產生，而是移植于西方國家，一方面是西方移植來的似乎顯得現代先進的法律概念理念體系，另一方面又是顯得較為落后的習俗傳統以及我國公民基于本土對法律的認識，導致這種移植難以產生西方法律文化那種自然而然的情理和法之間的密切銜接和相互融合。法與情的協調是法律中最具“民族特色”部分，不是可以簡單地從理論到理論就能夠透析。由于照搬了一些不適合中國國情的法律規定，沒有實現法律本土化，導致得不到大家的理解而產生沖突。

2、法律非道德化傾向突出。近年來我國的法律越來越完善，規則越來越多，但也導致了公民對法律法條的盲目崇拜，同時立法與執法忽視或不太考慮道德評價問題時有發生，加速了法律非道德化傾向，致使我們原有的社會結構如社區人際關系迅速解體，原來本就不特別健全的道德體系迅速瓦解，導致道德失范，使法律不得不介入到更多的道德領域，用法律來支撐道德的底線，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過多地強調法律與道德的區別，勢必造成公民認為法律缺乏道德基礎。

3、公民的法律文化現狀與現代法治理念的差距較大。在走向法治的過程中，訴訟程序和司法改革越來越注重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的結合。許多觀點認為，“程序正義”是依法治國的標志，是從人治到法治，從傳統法文化到法制現代化，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過程中至關重要的一種價值。但相對于法律規范中體現的“實體正義”，程序正義強調的是法律適用中操作規程的公平；相對于審判所達到的“結果的正義”，程序正義強調的是審判過程中嚴格和平等；相對于糾紛解決中情理與規則的綜合平衡所追求的“實質正義”，程序正義所強調的是規則所體現的形式合理性。因此，“程序正義”理念是在不否認實質正義或實體正義價值的同時，以程序為本位，強調程序的優先。然而，也由此決定了程序自身的局限性即在貫穿法治運作過程中的法與情理、規則與價值、法律規范與道德及其他社會規范之間的沖突和矛盾。因為對多數受傳統的深厚文化淵源和社會基礎影響的民眾來說，往往容易習慣于根據情理來評價司法的公與不公，多數還是想得到司法實質正義，即看最終的結果是否公正、公平、正義。

4、觀念上存在誤區、偏差。一方面，不少執法者存在社會以法律為基礎的觀念，導致執法思維定勢、犯職業病、教條主義地看待、執行法律。另一方面，多數人強調把法跟國家的強制力緊密結合而往往缺少對法的合理性認識。如當遇到某問題時，往往認為法律規則缺少或不明確，法律不完善，或者說執法力度不夠，而很少考慮這種法律，盡不盡情理，老百姓能否接受。如果不盡情理，老百姓不愿接受，即使規則明確、有力度，它仍然很難執行，也無助于社會中一些問題的真正解決。

三、情理法協調融合的實現途徑

1、努力制訂符合情理的良法。立法要符合社會發展規律和大多數人的利益，遵循人類的共同良知，把人倫、親情、公共的道德準則等社會的一些現實考慮進去。法律要和平常人的良心保持一致，符合人之常情和天地良心。因為法是靠人們的普遍認同、遵守才會發生作用，如果人們在良心上抗拒它，那就只能徒具形式。如法律規定的“正當防衛”和目前證據立法中設計的親屬作證豁免權，就是考慮到了人倫親情，因為在證據立法豁免權之前，往往存在一個情理上的悖論，當對法律負責而為自己的親屬做不利的證言時，就得承擔道德親情上巨大的心理譴責。立法把親屬作證豁免權納入證據制度中，當親屬做出的證言會使自己的近親屬陷入不利的境地時，賦予其作證豁免權，就是考慮了倫理因素。

2、法德并舉，法治不排除德治。法治已成為社會的基本調整方式。然而即使如此，法與道德都是基于同樣的社會經濟條件而產生和運作，都受到物質基礎和社會主體需求的制約，二者協調互動，不能截然分開。第一，任何法都具有道德的內容，二者在內容和標準之間存在很多的重合。例如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乃至誠實信用，都既是道德準則，又是法律規范。第二，任何法律都必須有道德基礎，否則法律就可能導向專橫。即使對表現為法律、法規等形式的國家制定法，也可以進行道德評價，根據其合理性和價值目標作出“良法”或“惡法”的道德判斷。第三，法的實施和實現都離不開道德機制的配合。因此，一要重視弘揚道德的作用，在觀念上克服法律萬能傾向，用道德機制規范行為，形成文化和社會凝聚力。二要完善立法程序和立法審查制度，建立符合社會基本道德及情理的法律體系，鼓勵公民對法律進行道德評價，確保良法之治。三要在完善選任和彈劾機制的同時，用職業道德規范執法人員。四要樹立全社會公民的守法意識。通過公民對法的認同，而不是以法律的威懾創造秩序和法律實現的環境；同時，在法律與道德發生沖突時，努力尋求二者的合理協調。

3、執法辦案要講情理。法律以社會為基礎，而不是社會以法律為基礎。執法者不能只知法律條文，忘卻社會良心，不通情理。也不能表面的、僵化刻板的與教條地理解適用法律條文。在任何案件中，都會有“說法的說法，說理的說理，說情的說情”，法中有理，理中有法，情中又有法，有情與無情之間的尺寸很難分捏，無論是立法者、執法者，還是守法者，都是有情感的，但雷池不可越，在執法辦案中，執法辦案人員要講人情倫理，但又不能有私情，更不能徇情枉法，否則就會綱馳紀毀。立法執法合乎理，則人之有情與法之無情就不會產生太大的沖突。

4、重視糾正情理對法律產生的負面作用。一是法律自身的問題導致跟情理的沖突需要糾正。二是不能因為規則的不盡情理，執法的某些程序不能理解，就作為拒絕守法，拒絕依法辦事的理由或借口。三是必須制約情理的人倫因素對司法活動的負面影響。既完善立法，消除法律的盲區，注意法律的明確性，減少彈性條款；又加強監督，加大懲戒力度。

5、建立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司法訴訟并不能完全解決社會中各種各樣的糾紛，因此，應建立多元化的非訴訟的糾紛解決途徑，加強情理法的協調融合，既解決糾紛，又避免法制的脫離實際而摧毀整個法律的良好基礎，實現法制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