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監管政策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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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管政策變化趨勢范文第1篇

論文關鍵詞：宏觀；審慎監管；貨幣政策；調控

0 導語

為了保證我國經濟金融發展的安全、穩定與效率，客觀上需要建設審慎的金融監管體系。審慎的金融監管體系不否認金融監管，而是要加強金融監管，這種監管是建立在對尊重市場自主權的基礎之上，是一種審慎的監管。同時要求有更為深入廣泛的金融監管體系，這個體系應更多的從宏觀角度對金融進行管理，尊重市場的調節和金融體系的效率，對市場的不完備進行補充。

1 金融危機與宏觀審慎監管的提出

1.1 金融危機的爆發及原因評析

2007年引爆于美國的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債券市場危機持續升級，影響逐漸加劇，最終演變成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機。表面上看，此次危機爆發于金融體系最完善、金融創新最前沿以及金融理論和人才最豐富發達國家——美國，而且起端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債券市場這一金融創新領域。危機似乎不同于八、九十年代爆發于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的，主要集中在貨幣和銀行的危機。然而，IMF前首席經濟學家羅格夫等人根據有關金融危機的標準研究，通過將此次危機的資產價格、增長和政府債務等指標同二戰以來發生的重大金融危機進行一系列對比，研究結果表明此次危機和以往的危機并無本質差別。

但是在客觀忽略資產價格泡沫極度膨脹的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宏觀經濟理論，以及以資本監管為核心的微觀審慎監管理論的指導下，形成的忽略金融監管的宏觀政策框架，必然催生資產價格泡沫，積聚系統性風險，在金融體系內埋下重大隱患。泡沫一旦破滅，積聚的風險迅速釋放，最終演變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機，給實體經濟造成巨大的沖擊。

1.2 宏觀審慎監管的提出

危機爆發后，國際理論界和實務界都對金融監管進行了深刻反思。為維護金融穩定，金融監管變革在所難免。綜合G20、FSB、BIS和IMF報告文件來看，金融監管改革目的是保證金融穩定，防止類似的危機的沖擊，預防系統性風險。

改革主要集中在六大塊：

（1）增加資本和提高資本質量，同時改善流動性和緩沖機制，緩解資本監管順周期性。

（2）改革薪酬制度，維護金融穩定。

（3）增強會計準則實效性。

（4）改善場外衍生品交易市場。

（5）對具有系統性重要影響的金融機構妥善處置。

（6）加強全球金融監管合作，強化遵循統一監管標準。其他方面還包括對沖基金、信用評級公司和證券化等方面的監管和改革。部分改革已在逐漸付諸行動并進行了效果評估，有些改革尚處在討論和研究階段，監管改革的機遇與挑戰并存。

當然，以往的微觀審慎監管對于保證單一機構安全，從而保護金融消費者（存款者和投資者）的利益有著積極意義。但是由于微觀監管的固有弱點表明了其不僅強化了順周期性并且未能有效防范系統性風險，在保證單個金融機構安全的同時卻有可能最終導致整個金融體系的崩潰。因而需要加強宏觀審慎監管。

“宏觀審慎監管”的概念提出已久，地位也隨著此次危機的爆發顯著上升。“宏觀審慎監管”目前尚無明確定義。據已有的文獻來看，宏觀審慎監管主要是相對“微觀審慎監管”而言，金融監管當局從金融體系而非單一機構的角度實施監管，降低金融危機發生的概念，維護金融穩定，密切關注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宏觀審慎監管同微觀審慎監管在監管目標、最終目標、風險性質的對待、機構間風險暴露相關性的重要性和審慎控制的實現方式上都有著本質區別。

當前，金融監管改革依然處在成型階段。為維護金融穩定，總的改革趨勢將向立足于微觀審慎監管的宏觀審慎監管模式的方向發展。其主要的新特征將體現在逆周期性監管政策工具的選用和宏觀審慎監管框架的構建。

2 我國當前金融監管體系存在的不足與改良

2.1 我國當前金融監管體系的形成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金融業的快速發展，我國的金融監管模式也在不斷變革。總得來說，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84年至1992年的統一監管體制時期，人民銀行履行統一監管職能。

第二階段為統一監管向分業監管的過渡時期。1992年10月證監會的成立標志分業監管的開始，1998年保監會的成立標志人民銀行、證監會、保監會明確分工，分別對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進行監管的分業監管模式初步形成。

第三階段為1998年后的分業監管體制時期。

其中2003年銀監會的成立標志著我國“一行三會”為基本格局的金融監管體系最終形成，即分業多頭監管的格局形成。為加強協調溝通、信息共享，形成安全有效的監管網絡，監管聯席會議制度被引入。2004年三會簽署了《三大金融監管機構金融監管分工合作備忘錄》，在明確各自職責分工的基礎上，建立定期信息交流制度，經常聯席會機制。然而監管聯席會已長時間沒召開，沒有達到預期效果。目前主要由一位國務院副總理定期召開金融旬會來加強監管政策協調。

2.2 我國金融監管體系的不足

盡管我國目前分業監管有利于提升監管專業化水平，有效防止了金融風險傳染效應，但如同大部分分業監管模式一樣，我國當前的監管體系存在不足。錢小安認為我國監管體系不足體現在監管重復與監管空缺并存、監管資源配置低效、監管協調機制較弱等方面。根據引發此次金融危機金融監管方面的缺失，從宏觀審慎監管角度來看，我國金融體系存在三大方面的不足。

首先，缺乏穩健的宏觀審慎分析平臺。系統性風險的有效防范，必然需要對金融體系的數據信息進行整合、分析、檢測和評估，發現金融系統不穩定性的來源，發出風險警示。這就需要一個專門的分析平臺，一方面整合各微觀部門的信息數據，另一方面同時整合分析宏觀部門和微觀部門的信息數據。而目前，我國并沒有搭建這樣一個平臺。 轉貼于

其次，系統性風險防范不足，存在監管盲區。此次金融危機表明，由于缺乏對具有系統性重要影響的金融機構（集團）有效監管，致使這些金融機構過度承擔風險，最終加劇金融危機程度。

最后，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工具不完備。有效的金融監管需要先進監管理念的同時，還需要有效的完備的金融監管政策工具。而無論是在時間維度上的逆周期監管政策，還是在行業維度上的對系統性風險的有效監控政策，我國都存在不足。

2.3 我國宏觀審慎監管的框架構建

在前面的章節中我們分析提出了我國在金融監管上存在的不足，因此在我國未來的金融宏觀審慎監管框架的構建中，我們要提出針對性的對策。總得來看，我國宏觀審慎監管框架有賴于宏觀審慎分析平臺的搭建、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工具的完善以及組織合理安排下的政策協調機制健全。

首先，搭建宏觀審慎分析平臺，建立預警機制。宏觀審慎分析平臺的構建，對系統性風險進行分析、評估和預警，對系統性風險的防范具有重要意義。我國在這一環節的構建大體可分為四步。首先確定平臺，即明確微觀和宏觀數據整合分析的職能的具體承擔部門，可以是“一行三會”當中一個也可以新建一個部門。其二，信息數據的收集和整理。平臺構建后，相關職能部門就得強化對系統性風險相關信息數據的收集和整理，特別加強微觀和宏觀數據的有效整合，全面掌控系統性風險變化趨勢。其三，系統性風險評估體系的構建。即從金融體系宏觀層面又從銀行、證券和保險等行業微觀層面加強對系統性風險的檢測與評估，加大各行業微觀層面風險評估對金融體系宏觀層面風險評估的支持力度。

第二，完善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工具，建立危機處理機制。從時間維度上說，我國應完善包括逆周期貸款損失撥備和逆周期的信貸政策等在內的各種逆周期監管政策機制。同時，要加強對杠桿倍數的檢測，從微觀和宏觀角度有效控制金融體系的風險過度承擔。完善相機抉擇機制，有效避免危機擴大和擴散。從行業維度上說，要加強對金融控股集團監管立法，完善對交叉性金融業務的監管政策工具，有效監管金融創新、金融衍生產品。完善危機處理機制，設計多層次的應急處理監管政策工具。加快建立存款保險制度。

最后，合理架構組織，健全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協調機制。組織結構鋪排，各部門政策協調是宏觀審慎監管框架能否成功搭建的最關鍵因素。首先，系統性風險信息的獲得、預警機制的建立、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工具的設定需要各部門明確職責并加強溝通協作。其二，宏觀審慎監管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需要各部門的密切配合。組織架構設定對宏觀審慎監管的效果有極大的影響。我國宏觀審慎監管框架中的組織安排，首先是確定宏觀審慎分析平臺，作為宏觀審慎監管總的召集人；其次是三會要加強對各自監管行業的宏觀審慎監管和微觀審慎監管結合意識；其三，要加強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同宏觀貨幣政策之間的協調；最后，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實施部門要加強同人民銀行、財政部以及發改委等部門協調，制定科學的監管政策并有效執行，提高監管水平和效率，維護宏觀金融穩定。

3 宏觀審慎監管與貨幣政策調控的聯系

在金融監管中，有一項監管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即銀行監管。這是由于：首先，銀行業在金融體系占主體地位。其次，在各類金融機構中，銀行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發金融危機的部門。因此，作為我國貨幣政策執行機構的中央銀行——中國人民銀行的監管必然在宏觀的金融監管中占據極其重要的作用。

而在新的金融機制改革中，基于對資本充足率監管的要求，必然要改革在此前大行其道的硬約束監管機制。但在當前的新的金融運作形勢下，對于資金的過于嚴格的監管可能會導致雁行的信貸減少，進而導致整個社會總投資的下降，這自然不是金融監管希望的結果。

但是在新的宏觀審慎的監管機制下，政府實行貨幣調控政策則可以利用這樣較為完整系統的機制來進行整體的調控，不僅可以提高貨幣政策在有效引導國民經濟向更好的發展方向上進步，還可以在這一較為拔高的視角上有效的規避一些金融風險，更加有效的將我國經濟引導至又好又快發展的康莊大道！

4 結語

金融監管政策變化趨勢范文第2篇

【關鍵詞】金融監管 金融機構 系統性風險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我國整體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已經趨于相對穩定狀態

我國經濟正處于結構調整、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金融發展的難點問題增多，金融體系不穩定因素增加，系統性金融風險已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當前，我國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發展形勢如下：

第一，在宏觀層面，整體系統性金融風險水平在2016年已顯著下降并保持相對穩定。中國金融體系巨災風險指標（CATFIN）①曾因2015年的“A股市場異常波動”而出現急劇上升，并保持在較高水平直到年底；自2016年以來該指標顯著下降，全年保持相對穩定并處于歷史同期正常水平，即我國整體系統性風險相較于2015年下半年的歷史較高水平已明顯減弱，目前金融體系保持著相對穩定狀態。這一方面得益于宏觀經濟呈現探底企穩態勢，多項宏觀經濟指標出現了回暖跡象；另一方面，2016年初開始，商業銀行逐步加強風險管理，嚴控高風險業務，繼而有效地減弱了系統性金融風險暴露；此外，地方政府債務置換計劃的實施，緩解了地方債務問題引發系統性金融事件的可能性。

盡管我國整體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已經趨于相對穩定狀態，但監管層絕不可掉以輕心，而必須持續地關注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動態變化。中國正處在轉型升級、動能轉換的關鍵階段，結構調整陣痛仍在持續，制約經濟發展的風險不容忽視。首先，宏觀經濟保持相對穩定、符合預期，工業企業利潤復蘇，但也需要看到，實體經濟企穩的基礎尚不牢固，工業企業利潤的上升在較大程度上得益于PPI的回升；其次，自2015年末出現的全國性房價上漲在帶動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的同時，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房地產泡沫，這對于商業銀行穩健性運營造成了潛在的巨大壓力；再次，政府債務總體可控，但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需警惕。2016年我國地方政府債券（不包括平臺債）余額除以2016年GDP總額所得比值已經遠超美國地方政府16%的負債率上限，并且該測算口徑沒有包括地方政府其他主要債務融資方式，如商業銀行貸款、城投債、BT融資和偽PPP項目等。為實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等歷史重任，金融穩定是必要條件。

第二，在微觀層面，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和證券公司的系統性金融風險趨于平穩或下降，需重點關注部分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穩定性。自2011年以來，中國金融業的生態發生了兩大深刻變化：一是越來越多資金“跳”出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影子銀行（表外業務）正在野蠻生長，各金融機構之間的相互關聯性增強；二是我國的商業銀行體系借著經濟刺激政策的東風，迅速擴張規模。隨著滬深A股市場的異常波動穩定、實體經濟逐步企穩以及地方政府債務置換的完成，關于中國經濟金融的負面預期顯著降低。需要指出的是，2016年第三季度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持續走低，資金流出壓力增大，加之美聯儲升息政策、貨幣政策的常規化等情勢更加明朗，國際社會對人民幣的未來預期持續走低。但筆者認為，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持續走低并非單一的人民幣貶值，而更應視為美元指數的持續走強，在此期間，歐元、日元和英鎊等國際主要貨幣兌美元的匯率同樣走低。

中國銀監會2016年第三季度所公布的銀行業主要監管指標顯示，國有大型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已基本企穩并呈下降趨勢，但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和農村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仍保持上升態勢。因此，監管部門需要重點關注中小型金融機構的金融穩定性動態變化。需要強調的是，關于系統性風險指標的監測，不能單純關注金融體系整體系統性風險的變化趨勢，而應做到整體與個體的統籌一致。金融穩定性的監管最終需要落實到單一機構，而更重要的則是這些機構各自的系統性風險指標的走向有明顯差異。比如，2012-2013年期間，部分中型銀行的系統性風險指標值出現顯著上升的情況，但是大型銀行的系統性風險指標值反而保持平穩或者趨于下降，同時保險和證券機構的系統性風險較為平穩。所以宏觀審慎監管主體在把握金融體系整體系統性風險的同時，也需要密切關注單一金融機構的系統性風險走勢。

在當前金融風險逐步顯現、需要重點治理的關頭，金融監管改革不宜采取動大手術的方案

隨著2003年銀監會成立，“一行三會”分業監管的金融格局正式確立，在一定階段符合時展的需求。但隨著金融市場的快速發展，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重要性逐步上升，分業監管與金融機構跨行業經營、金融系統互聯性不斷增強的矛盾逐步凸顯。一方面，系統性金融風險以金融系統整體為對象，最大特點在于傳染機制和放大機制，而分業監管在政策制定和具體監管施行上存在協調性困難等問題；另一方面，金融監管最終需要落實到單一金融機構，而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監管措施需要保證對任何一家機構在內容和強度上而言都是一致的，而各為其政的政策要求容易造成監管無序性。此外，一旦出現系統性事件，對問題機構進行資本或流動性補充，也需要在整體的監管框架下進行。

然而，在當前金融風險逐步顯現、需要重點治理的關頭，金融監管改革不宜采取大手術的方案。首先，大手術方案合適的時機是在危機后（阻力最小），或在金融體系穩健之時。目前我國經濟正處于結構調整、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金融發展的難點問題增多，金融體系不穩定因素增加，大手術方案一旦實施，容易消耗過多的時間和資源，延誤其它金融監管領域改革的進度，還可能引致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進一步上升。其次，分業監管模式與大一統監管模式并非是“非此即彼”的問題。從全球來看，并沒有所謂的最佳監管架構模式。監管改革的重點在于完善監管功能，統一監管標準，加強監管的強度、廣度和深度。再次，分業監管模式固然有政策協調等問題，大一統監管模式同樣可能出現監管過度集中而金融創新不足等現象，監管機構之間的相互制衡和相互監督在大監管模式下將消失。

因此，筆者認為，切實有效的辦法是采用“委員會+一行三會”監管模式，即維持目前“一行三會”格局基本不變，在國務院層面成立金融監管協調委員會，做實日常協調和重大問題的決策和執行。具體措施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強化現有的人民銀行牽頭的部際金融監管協調委員會。該委員會的職責是在綜合分析宏觀經濟形勢的基礎上，明確各部門的監管職能，統一監管標準、政策制定和具體措施。二是金融監管協調委員會應由下列單位的人員組成：中國人民銀行的主管領導；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的主管領導；外匯管理局的主管領導；國家計劃委員會、財政部的分管領導；部分大型商業銀行行長；若干金融專家。三是委員會下可設常設機構，如秘書處和系統性金融風險分析部門，強化金融數據的搜集和分析，為高層金融工作決策提供基礎支撐。四是重點引入宏觀審慎監管政策框架。央行主要負責宏觀審慎監管政策的制定、監督和執行，并對協調委員會負責。五是“一行三會”基本維持目前的框架，但著重統一監管標準，明確監管職能，避免監管真空和多重監管。

（作者分別為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副院長、紫光講席教授；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青年研究T）

【注釋】

金融監管政策變化趨勢范文第3篇

墨西哥、東南亞及東亞危機留給我們的記憶還未曾消退，俄羅斯脆弱的金融體系再遭重創，并且引發了該國、和生活的全面動蕩，凡此種種，無一不令業內人士怵目驚心。如何防范與化解金融風險，成為全球金融界和金融實業家共同關注、樂此不疲的熱門話題。應該看到，金融風險的發生、，存在一個從量的積累到質的飛躍過程。因此，在金融風險的防范與化解方面，防范比化解更為重要，其運作成本也遠低于風險的化解。防范以預警為前提，只有在實質性金融風險形成與擴散之前，在金融風險尚處于量的積累階段時，較為準確地識別風險并采取相關的風險控制措施，才能避免金融風險的形成與擴散。

銀行會計，作為一個向內部管理當局和外部利益相關人提供決策相關性財務信息的人造信息系統，能否在公允地表達其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及資金變動情況的同時，較為充分地披露銀行經營的風險狀況，是能否預警金融風險的重要條件。而銀行會計充分披露其經營風險，僅從理論上而言，至少需要考慮這樣幾個方面的：

（一）信息披露的目標是什么?即應向誰披露信息。銀行不同于一般的公司，后者披露信息的主要目的限于供業主（股東）和債權人正確決策，前者則存在雙重的信息披露目標，即除滿足業主和債權人的信息需求（不妨稱這一目標為一般目標）外，還需要滿足金融監管當局的信息需求（可稱之為特殊目標）。雙重信息披露目標，應同時滿足還是分別滿足?一般而言，通用會計信息對于金融監管當局而言，是遠遠不夠的，而金融監管當局需要的信息，如貸款分類標準及其會計處理等問題，是商業銀行不宜或不愿公開披露的，因而雙重披露目標之前存在著一定的沖突，而調適沖突的唯一可取之策是雙重報告標準，即針對金融監管當局的特殊信息要求另行制定報告標準，這也就構成了應從理論上考慮的第二個問題，即：

（二）信息使用者需要哪些信息，應如何披露這些信息，即如何實現會計目標，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應如何確定。對于一般目標，銀行一般只需要提供通用的財務信息即可，即傳統的三大表及附表、附注，以充分反映銀行的清償能力、經營績效、清償能力與經營成果的安全性（即流動資產與經營成果的現金含量），同時為方便信息使用者根據各自需要調整通用財務信息，還需要披露綜合性或特定要素確認與計量方面的會計政策。關于銀行會計的一般目標問題，國內外理論界已有較多的成果（筆者也曾作過一些粗淺的探討：《試論銀行業財務報告的公允表達》，刊于《財經論叢》），這里不作考察。至于特殊目標信息的披露框架問題，尚待金融理論界和會計職業界的同仁深入研究，這也是本文擬討論的主要問題。

（三）如何保證披露信息的質量，信息披露的框架結構從理論上解決了信息本身的質量標準問題，而保證銀行披露的信息條例這些質量標準，還需要建立相應的信息質量保證體系和質量鑒證體系，以避免虛假信息誤導風險控制決策。

二、特殊目的報告體系的框架結構

研究銀行特殊目的報告體系的框架結構，可以從特殊目的的內涵，即金融監管當局的信息需求為起點。《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銀行法》規定：“中國人民銀行依法對金融機構及其業務實施監督管理，維護金融業合法、穩健地運行①”，同時又進一步明確了所謂“業務”主要是指“金融機構的存款、貸款、結算、呆賬等②”。這些規定，大體上界定了金融監管當局的信息需求，亦即銀行特殊目的會計報告的目標——披露銀行存款、貸款、結算、呆賬等業務活動（經營活動）的合規性、穩健性的信息。

銀行經營活動合規性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內涵。在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早期，我國貨幣政策的主要手段是直接信用限額，因此，如實地反映其信息規模的執行情況，是專業銀行特殊目的會計報告的基本框架之一。隨著我國專業銀行逐步商業化和商業銀行自我約束、自擔風險的經營機制逐步確立，直接信用限額控制已經成為，合規性信息的基本框架亦不再限于信貸規模執行情況。關于當前乃至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以后，銀行合規性信息的基本披露框架問題，可從兩個層次上進行。第一，即銀行業務活動遵循綜合性、法規的基本情況，具體而言，《商業銀行法》、《公司法》及各歷史時期貨幣政策③的主要要求對有關業務活動及其會計處理的規定，以及銀行對這些規定的遵循情況，構成銀行經營合規性信息披露框架的第一個層次。第二，銀行遵循各具體業務的有關法律、法規的情況，如《貸款通則》、《貸款分類指導原則》、《票據法》、《支付結算辦法》、有關銀行間同業拆借的有關規定等等，構成銀行經營合規性信息披露框架的第二層次。

關于穩健性信息（即銀行經營風險狀況）的基本披露框架問題，應該說是特殊目的會計報告的主要。由于我國實行嚴格分業經營的金融體制，即將存、貸款，保險，信托，證券等諸金融產業嚴格分開，因此，有效地隔離了各種不同性質的經營風險，同時也使特定的金融風險相對地集中于某一特定的金融產業。如銀行業所面臨的風險主要是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支付風險）和利率風險，同時信用風險也主要集中于銀行業。因此，按照流動性風險、信用風險、利率風險④等分別披露其風險狀況，是穩健性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

流動性風險披露的內容至少應包括：特定會計期間期末流動資產占流動負債的比例，銀行確認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的會計政策，各種流動資產變現能力的差異等，在可能的情況下，銀行還應披露流動資產的可變現凈值及其等。通過這些資料，金融監管當局可以綜合評價銀行的短期清償能力（支付能力），并據以進行不同銀行間的比較。

信用風險披露的內容至少應包括：（l）各種貸款及類似資產的集中程度，包括對特定客戶、特定行業、特定地區（國家）、特定幣種的集中程度，監管當局可以依據這些資料分析和評價銀行的風險分散政策；（2）貸款的主要類別及各類貸款的絕對額與相對額，同時還應披露銀行的貸款分類政策，如每類貸款主要質量指標和數量指標，對貸款進行分類的周期等，監管當局可以依據這些信息對銀行資產風險的一般水平⑤、變動程度進行分析，進行從整體上評價銀行的資產風險水平。

利率風險披露的內容至少應包括：銀行的綜合資金成本（加權平均利率）和邊際資金成本（邊際利率），銀行資產的平均收益（貸款的加權平均利率）和邊際收益（貸款的邊際利率），盈利的安全邊際等指標，及上述諸指標測算依據、計算方法等。金融監管當局可以通過對上述指標的分析，從總體上評價在利率變動的情況下，銀行的經營風險情況。

銀行在向金融監管當局披露上述會計信息的同時，還應定期或應監管當局要求提供有關合規性控制與風險控制的管理政策。具體包括：銀行確保各部門、各分行及其業務主管的經營活動符合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的措施體系；銀行的風險控制目標體系，實際風險水平的計量程度與計量標準，各部門、各分行風險管理績效的評價與考核，風險控制措施體系等。通過了解這些信息，金融監管當局不僅可以評價銀行經營活動的合規性與穩健性，而且還可以了解、評價銀行經營活動合規性與穩健性現狀的成因和變化趨勢，從而，可以更為有效地預警金融風險。三、特殊目的報告體系的質量保證體系

特殊目的報告的披露框架，從上解決了信息的及信息本身的質量標準，然而，銀行報告的這些信息，能否客觀、真實地反映其經營活動的合規性和穩健性，對于監管當局的金融風險預警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失真的信息不僅無益金融體系的風險預警與控制，甚至可能導致金融監管當局風險控制決策的誤動作，從而加劇金融風險，因此，建立銀行特殊目的會計報告體系的質量保證體系，也不容忽視。一般意義上，這種質量保證體系主要包括銀行的內部會計控制體系與信息的外部鑒證體系。

金融監管政策變化趨勢范文第4篇

    論文摘要:在世界金融危機環境下,我國商業銀行必須加大信貸風險管理的力度,將商業銀行自身價值的所有來源包含在管理范圍內,通過分析找出引起商業銀行不確定性的內、外部變量,對其變化趨勢持續地進行監督其,這樣就可以幫助管理層在商業銀行的安全性、流動性、效益性間找到平衡點,使商業銀行躲開前面的未知風險,保持持續健康的發展態勢。

    一、世界金融危機的概念及爆發誘因

    全球性的金融危機是由美國的次貸危機所引起的,從表面上看,次級債問題是由美國低收入者的房貸所引發的。實質上,本次危機是源于刺激經濟的目標下過度的信貸以及信用風險互換等衍生工具的濫用,使狀況愈演愈烈終致危機惡化。而貫穿始終的問題是:無論是監管者、金融機構和個人都存在著忽視信貸風險管理的通病。金融機構特別是投資銀行,在追求業績的利益驅使下,片面的追求業務規模和業務利潤的快速增長,而忽視風險甚至無視風險。從業人員的道德水準與風險管控水平直線下降;另一方面,金融機構對金融衍生工具過分信任,認為一切風險可以通過工具創新轉嫁給別人,忽視了衍生工具內在的風險,最終導致金融風險被成倍地放大。

    商業銀行作為專門經營貨幣的特殊企業,具有高負債性和高外部性的特點,這就使其不僅追逐收益性,也必須關注安全性和流動性。而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商業銀行又擔負著“轉型與發展”的雙重使命,這必然使信貸風險不斷積累。在當前的外部環境下,信貸風險管理已不再是對風險的規避和對沖的博弈術,而是一種保值增值的差別化技能。 信用評級機構則在此中扮演了極其不光彩的角色,甚至故意為投資銀行提高其產品的信用等級,某種程度上對金融風險的擴散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從監管者的角度,由于長期的經濟繁榮和市場繁榮,自由主義的理念在監管者的頭腦中占據上風,放松管制、讓金融更加自由化成為這一階段監管者的核心價值觀。比較而言,美聯儲對銀行的監管是嚴格的。而恰恰次級債以及衍生產品均由美國證監會監管,作為長期監管股權資產的機構,對債權資產的利害關系肯定不如美聯儲,監管錯位也可以看作是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

    二、世界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商業銀行可能面對的信貸風險及存在的問題

    1.信用級別管理不嚴及住房貸款比例增大可能導致個人住房貸款者信用風險的集中爆發

    由于信用體系的缺乏,我國商業銀行在實際貸款發放過程中,無法得到借款人的信用保證。相對于美國的信用等級而言,我國的借款人甚至達不到次級信用級別。我國商業銀行在審核個人住房貸款申請時,主要是通過申請者從單位開具的收入證明來審查其收入狀況,導致資信較差的借款者可能憑借虛假證明從銀行得到貸款,進入房貸市場。銀行為了擴展業務規模,按揭成數都比較高,近幾年仍然維持在70%左右,甚至是“零首付”。目前,隨著國家對房地產業進一步進行法規及商業銀行控制風險的要求,2005—2006年按揭成數下降到了60%左右,但是這個數值還是偏高,依然蘊含著很大的風險。

    2. 抵(質)押物的評估價值相對較高且缺乏更新機制致使商業銀行過度放貸

    商業銀行發放的大量貸款中,有部分貸款是抵(質)押貸款,其中有很多抵(質)押物的價值評估是在我國經濟上行時進行的,那時的宏觀經濟背景還比較樂觀,現在經濟處于下行中,銀行的抵(質)押物的價值已大幅縮水。而住房按揭貸款又被我國商業銀行視為優質資產業務而大力發展。行業間的激烈競爭和巨大的利潤空間又促使其不斷降低辦理條件,進而對貸款審查流于形式。許多銀行還通過推出各種優惠業務刺激個人房貸消費,從而搶占市場份額。這種風險意識的缺失使銀行業的風險正在不斷累積。而且,商業銀行對在建工程、未辦理產權證件房屋作抵押的抵押物跟蹤管理薄弱,沒有建立動態更新機制,甚至會出現抵押的在建工程已經完工,還沒有辦理好后續抵押登記手續,使銀行的抵押權“懸空”。

    3. 信貸投放過于集中在國家宏觀調控的房地產業促使風險加大

    根據國際經驗,個人房貸風險暴露期通常為3到5年,而我國房地產行業個人信貸業務是最近4年才發展起來的,也就是說我國銀行業已進入房貸風險初步顯現的時期。基于房地產市場在經濟體系中的重要作用,它已成為宏觀政策重點調控的行業。2006年以來,住房市場的持續繁榮使借款者低估了潛在風險;同時,貸款機構風險控制意愿下降,使行業風險加大,最終導致從緊的貨幣政策出臺。2007年連續加息導致住房開發成本高,同時也推高了貸款買房者的還貸成本。隨著次級債危機影響下的經濟下行,收入預期下降,還貸壓力增大,個人住房貸款者可能選擇提前還貸或斷貸,出現類似美國次貸市場上借款人無力還款的情形。

    三、現階段我國商業銀行加強信貸風險管理的措施

    商業銀行在金融危機背景下進行信貸風險管理,首先要明確信貸風險管理的目的不僅是保護資金的安全,而且還要提升構成銀行經營模式的有形和無形資產的組合水平。信貸風險管理應遵循保本、穩健的原則,保護銀行資產的安全,保證存量資產質量的穩定,這是銀行生存的基礎。對內生不確定性引致的風險,如銀行由于內部的信息傳導不及時、相關制度不完善而發生的操作失誤、貸款抵(質)押物價值沒有及時更新等,可通過加強控制程序和業務檢查力度來實現。

    1.嚴格控制個人住房貸款者的信用級別

    商業銀行必須使用內部控制的標準流程從嚴控制個人住房貸款者的信用級別,嚴格檢查每一筆房屋按揭貸款業務,信貸員必須要與貸款申請人見面,而且必須面對面地簽訂貸款合同。對于新收到的房屋按揭貸款申請,由信貸工作人員到單位核實收入證明,通過核實貸款者真實身份。

    2.增強我國商業銀行自身的流動性

    從宏觀層面看,2007年央行10次上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6次加息、每周發行定向票據,從緊貨幣政策的實施回收了銀行體系內相當數量的流動性。而在 金融 危機過程中,保持自身流動性成為銀行渡過難關的重要手段。

    3.加強金融創新監管

    從美國的次貸危機到全球的金融危機再次印證了金融創新會給銀行業帶來雙重影響。在國際金融市場和交易日趨復雜化的背景下,必須清醒認識到金融監管的重要性。審視次貸危機的爆發過程發現,即使美國在監管體系完善的市場中,仍然存在著大量的監管缺失,尤其是對金融衍生品的監管。金融產品的復雜化導致了對其認識上的盲點和監管上的空白。

    參考文獻:

    [1]葛奇.次貸危機的成因、影響及對金融監管的啟示[J].國際金融研究,2008,(11).

    [2]宋琳,齊騰.次貸危機的傳導及其對中國金融監管的啟示[J].現代商業,2009,(06).

    [3]譚燕芝.美國次貸危機與金融監管—兼論我國最優金融監管模式的選擇[J].江西社會科學,2009,(02).

    [4]姚兵,張樂,任益民.從次貸危機看美國的金融監管[J].金卡工程(經濟與法),2008,(10).

    [5]熊維強.從次貸危機看金融衍生品的創新與監管[J].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學報,2008,(06).

    [6]廖岷.次貸危機下美國對于金融監管的最新反思[J].中國金融,2008,(07).

    [7]李娜.從美國次貸危機反思我國的金融風險監管思路[J].時代金融,2009,(01).

    [8]汪思冰,郝登攀.美國次貸危機對我國金融監管的啟示[J].時代金融,2008,(11).

金融監管政策變化趨勢范文第5篇

關鍵詞：金融安全指數；違約風險；國際游資風險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09)10―0047-07

一、引言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引起了國內外各界對國家金融安全問題的關注，而當前的國際金融危機使該問題再度成為了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中國金融業正處于改革與發展的關鍵時期，一方面自2006年11月加入WTO之后，國際金融風險與危機對中國金融體系的沖擊越來越大；另一方面外資金融機構的不斷涌入和非國有金融的迅猛發展，帶來市場結構的顯著變化，使得市場競爭與經營風險不斷加大。同時，國有金融的治理機制正面臨深刻變革，而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又相對滯后，使中國面臨著日趨嚴峻的金融安全問題。

鑒于金融安全的重要性及其影響因素的復雜性，國內外學者已從不同角度對該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從目前所掌握的文獻資料看，關于金融安全實證研究的成果還較少。國內學者劉莉亞等(2003)、董彥嶺等(2009)分別對新興市場國家及全球60個國家銀行危機與貨幣危機的共生性關系及共生因子進行了實證研究；伍志文(2002，2003，2008)、沈悅等(2007)、萬曉莉(2008)等從金融脆弱性、金融安全指數、銀行系統風險方面對中國金融安全進行了實證研究。

雖然國外學者目前還沒有明確提出和界定金融安全的概念，但已有許多學者對銀行危機的成因及其預警和金融安全網的設計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其中的代表性結論是：Fisher(1933)對1929年金融危機的成因進行了研究，發現金融危機是由引發債務一通貨緊縮的金融事件形成的。ICMinsky(1964)gk為，銀行體系自身存在著脆弱性，并且銀行脆弱性、銀行危機與經濟周期變化之間的關系是內生的，政府干預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銀行脆弱性。Diamond和Dybvig(1983)的銀行擠兌模型分析表明，正是存款人的恐慌心理導致了危機的傳染和金融體系的不穩定。Mishkin(1999)通過新興市場國家的研究表明，信息不對稱所引起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導致了一國金融體系的不穩定，并且這種不穩定狀態在外部沖擊下，形成了貨幣危機，再由貨幣危機引起銀行和其它金融機構財務狀況惡化，最終導致金融危機的爆發。Corsetti等(1999)的模型分析表明，形成亞洲金融危機的根源是企業過度投資、高負債及其道德風險與政府赤字融資所導致的不可持續的外部不平衡，因而改革金融體系、保持一國經濟內外平衡，是維護金融體系長期穩定的主要措施。Can(2004)的實證表明，銀行業市場結構與金融穩定性之間存在直接關聯。過度競爭將降低金融機構的特許權價值，引致金融機構的過度風險行為，從而造成金融體系的不穩定。Diamond和Rajan(2005)發現，銀行倒閉具有傳染性，但傳染性并非源于銀行儲戶的恐慌或銀行間的契約紐帶，而是銀行特定的資產負債結構所致；銀行的流動性問題與償債問題相互作用并相互轉化，最終造成了銀行危機。Kane(2001)認為，在金融安全網的設計上，必須明確銀行、納稅人、監管者的責任，確保各方行為的透明度；并且只保持安全網官員的政治獨立性是不夠的，還必須通過制度設計產生私人部門約束銀行的安全網體系。

本文更加關注金融安全及其影響因子的實證研究。該方面的研究自亞洲金融危機后多了起來，代表性成果有：Sachs等(1996)利用線性回歸方法建立了危機預警模型――STV橫截面回歸模型，結果發現實際匯率貶值越高、國內私人貸款率越高，國際儲備／M2比率越小，金融危機發生的可能性就越大。Demirguc-Kunt等(1997)的研究表明，隨著通貨膨脹率的上升，發生銀行危機的可能性也隨之增加，因而通貨膨脹是宏觀經濟因素中能夠預測銀行危機的主要指標。舊Kaminsky等(1998)選擇了過度借貸周期、銀行擠兌、貨幣政策、經常賬戶、資本賬戶、經濟增長等六大類20個指標，對20個國家25年間的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國際銀行體系正趨于脆弱。㈣Berg等(1999)在Kaminsky等人的研究基礎上，增加了M2與儲備比率、經常賬戶與GDP比率兩個指標，并用1995年4月25個國家的橫截面數據，成功地模擬預測了亞洲金融危機。Edison(2003)在Kaminsky等人的研究基礎上，又增加了美國產出、七大工業國產出、美元利率、油價、廣義貨幣與外匯儲備水平值比率、短期債務變動與外匯儲備變動比率、短期債務與外匯儲備水平值比率等7個變量，構建了金融危機預警模型，并成功地模擬預測了1997-1998年問發生在西方工業國家的一些金融危機。Bussiere等(2006)利用多元logit模型構建了一個金融危機早期預警模型，通過1993-2001年間20個新興市場國家數據的實證檢驗，發現這種多元logit早期危機預警模型能夠更準確地預測金融危機。

本文在上述研究基礎上，結合中國實際，選擇微觀金融、宏觀經濟和國際金融市場三大類17個指標，并根據各類指標對國家金融安全的不同影響各賦予了不同權重，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對各類指標進行綜合打分，再結合主觀權重構建了國家金融安全指數。在此基礎上，本文進一步對影響中國金融安全的主要風險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本文的主要創新在于，在金融安全指數的估算上引入了微觀金融穩健經營指標，改變了以往以宏觀因素為主的估算方法，使估算出的金融安全指數更具合理性，也更全面地反映了中國金融安全的實際狀況。同時，本文還進一步對影響中國金融安全的風險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到了威脅中國金融穩定和安全的主要風險因素，為中國有效防范國際金融危機提供了有益的理淪嘗試。

二、中國金融安全指數的構建

(一)金融安全指數構成指標的選擇及權重設置

1　金融安全指數構成指標的選擇

本文估算金融安全指數的主要目的是客觀描述中國金融安全的狀況及其變化，而不用于預警，故在金融安全指數構成指標的選擇上與以往研究有一定的區

別：(1)本文所選指標均與金融安全呈正相關關系；(2)在具體單個指標的選擇上，未專門采用銀行存款這一廣泛使用的指標，取而代之的是資本充足率、資產收益率(ROA)、存貸比等反映金融機構經營狀況的指標；(3)未將考察重點集中于國有銀行的信貸領域，而是綜合考察中國主要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經營業績及流動性狀況；(4)對經常賬戶類指標進行了精簡，將出口額、貿易條件、實際匯率、經常賬戶余額與GDP之比等指標簡化為經常賬戶余額一個指標；(5)鑒于中國證券市場尚不成熟，股票價格指數并不能客觀反映宏觀經濟基本面和上市公司績效，故放棄了證券市場價格指數這一同樣被普遍采用的指標；(6)考慮中國擁有巨額外匯儲備和相對較少的外債余額，外債償債風險并非影響金融安全的重要因素，因而未考慮外債指標。

在借鑒以往研究文獻的基礎上，本文在金融安全指數的估算上還增加了以下新指標：(1)金融機構內部控制和外部監管，因為這兩個指標的高低對一國金融安全有重要影響；(2)經濟景氣指數，因為該指標直接反映了經濟主體對當前及未來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和預期，也是反映金融市場運行狀況和金融安全的重要指標；(3)資本跨國流動規模，因為中國是外資流入和利用大國，資本大規模的異常流人和流出，會對中國經濟和金融市場的穩定產生重要影響；(4)美國、歐洲、香港三個代表性證券市場股票價格指數，因為該類指標一方面反映了國際經濟、金融的運行狀態，另一方面也會對中國經濟、金融及外資流動產生重要影響。表1詳細列出了本文選擇的三大類17個指標。

2　金融安全指數構成指標的權重設置

鑒于中國自1949年以來未曾發生過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系統性金融風險，故無法通過歷史事件來檢驗各指標在預測危機中的表現。為了客觀準確地估算金融安全指數，本文采取了主觀賦值與主成分分析(客觀賦值)相結合的方法來確定各指標的權重。首先，根據以往相關研究成果和本文對金融安全影響因素的調研與判斷，將17個構成指標分為微觀金融穩健經營、宏觀經濟和國際金融市場三大類，分別賦予0.5、0.25、0.25的權重；其次對每大類中各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提取主成分的標準化值(表示為每個大類中各原始變量標準值的加權平均值)；再根據各主成分的方差貢獻率，對各大類進行加權求和；最后，根據各大類的主觀權重，計算出各年度金融安全指數。對三類指標權重的主觀賦值主要基于以下考慮：(1)微觀金融主體的穩健經營是構成一國金融安全的內在基礎，而宏觀經濟和國際金融環境等外部因素對一國金融安全也產生重要影響，本文認為內因與外因的重要性沒有顯著差異，因而均賦予0.5的權重；(2)在外因方面，中國加入WTO后，特別是2006年11月逐步全面開放金融市場后，國際金融因素對中國金融穩定的影響明顯增強，基本上可以等同于國內宏觀經濟因素對中國金融安全的影響，但目前無法準確區分兩者的差異，所以賦予相同的0.25的權重。

(二)數據來源、處理與金融安全指數的計算

1　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由于1998年之前部分銀行的穩健經營指標數據不完整，所以本文選擇了1998年至2007年間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交通銀行、中信銀行、華夏銀行、光大銀行、民生銀行、廣東發展銀行、深圳發展銀行、招商銀行、興業銀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恒豐銀行等15家中國主要的商業銀行為研究樣本。資本充足率、資產收益率和商業銀行存貸比數據均來源于各年的《中國金融年鑒》，和巨潮資訊網；內部控制機制為虛擬變量，2003年國有四大商業銀行改制上市前為0.5，2003年后為1；宏觀經濟方面選擇了1998年至2007年間GDP增長率、經常賬戶余額、財政盈余、外匯儲備、經濟景氣指數、企業盈利水平、居民收入、房地產投資規模為樣本，數據主要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外匯管理局網站、中國經濟景氣檢測中心網站和各年的《中國經濟年鑒》；監管及信息披露為虛擬變量，2003年“一行三會”的分業監管格局成立及《銀行業監督管理法》實施之前為0.5，2003年之后為1；國際金融市場方面選擇了1998年至2007年間中國外資流人流出規模、美國道瓊斯工業指數、倫敦金融時報指數和香港恒生指數為研究樣本，數據來源于國家外匯管理局網站和銳思金融研究數據庫(見表1)。

2　金融安全指數的計算

用上述樣本的指標數據和SPSS16.0統計軟件，可得到每一類指標的所有主成分及每個主成分對應的特征值、每個主成分的方差貢獻率及累積方差貢獻率(見表2、表3和表4)。

綜合考慮方差貢獻率及特征值大小，本文選取微觀金融穩健經營指標的前兩個主成分、宏觀經濟指標的第一個主成分、國際金融市場指標的前兩個主成分分別為三大類指標打分。計算中，各主成分的權重為其方差貢獻率，各主成分標準化值向量由SPSS16.0生成。計算得到三類指標各年的分值(見表5)。

根據三類指標各年的合成分值，采用以下公式估算出中國的金融安全指數。估算結果見表6。

FSI=MICRO×05+MACRO×0.25+INTERNATIONAL×025

(1) 根據表6的估算結果，可以繪制出中國1998-2007年間的金融安全指數趨勢圖(見圖1)。

由表6和圖1的變化趨勢可以看出，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隨著中國金融市場的逐步開放及金融機構風險意識和風險控制的加強，中國的金融安全狀況總體上逐步得到改善；特別是在2003年開始中國金融安全狀況有了明顯的提升，這說明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及國有股份制商業銀行改制與上市，對中國金融安全的改善起到了積極的顯著影響。另外，2007年中國金融安全指數有較大的提高，說明白2006年底全面開放金融市場后，中國的金融安全狀況得到了進一步改善。

三、中國金融安全的實證檢驗

(一)實證模型變量選擇與說明

本文對金融安全指數的估算，雖然反映了中國的金融安全狀況，但還不能準確判斷影響中國金融安全狀況的主要因素。接下來將通過實證研究，進一步分析影響中國金融安全的主要風險因素。考慮到影響中國金融安全與穩定的主要風險包括：不良貸款比例、游資流動規模、利率風險、匯率風險、資本市場風險及通脹風險，因而選擇該6種風險因素為解釋變量。其中，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比例的數據來自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網站(cbrc.省略)和一些學者的學術論文；游資流動規模變動率的數據來自國家外匯管理局網站(safe.省略)銀行間債券市場七日質押式債券回購利率的月均值標準差和通貨膨脹率的數據來自銳思數據庫；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REER)月均值標準差和中國股票價格指數月均值標準差的數據來自IMF網站(省略)。各變量的代碼、說明及數據來源詳見

表7。

(二)主要研究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表8報告了主要研究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從表8可以看出，在1998-2007年間，中國不良貸款比例的最大值為41.22％，最小值為6.72％，均值為21.58％，并且該比例呈現逐年遞減趨勢，表明在樣本期間內，中國商業銀行面臨的違約風險比較突出，但逐漸改善；中國游資流動規模變動率的最大值為437.61％，最小值為－212.59％，均值為71.54％，表明資本外逃的增速放緩(存在資本外逃現象的樣本期內)或游資流入的增速加快(存在游資凈流入的樣本期內)，但總體上中國對游資的吸引力在逐年增強；中國債券回購利率的年標準差均值為0.51，說明樣本期內基準利率水平變動不大，風險較小；實際匯率年標準差的最大值是最小值的2.8倍，均值為1.91，說明樣本期內的匯率波動較大：中國股票價格指數年標準差最大值為50.59，均值為11.67，表明中國資本市場波動較大，風險較高；消費物價指數變動率的最大值為4.8％，最小值為－1.4％，均值為1.13％，說明樣本期內沒有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通脹風險較小。

表9報告了各回歸變量序列的平穩性情況。檢驗結果顯示，除了FSI和CMR之外，其它各回歸變量的水平值均通過了平穩性檢驗，均為平穩序列。

為了進一步揭示各風險變量與中國金融安全指數之間的關系，本文對各風險變量與金融安全指數的變化趨勢進行了比較(見圖2)。圖2a比較了不良貸款比例與金融安全指數的變化趨勢，可以看出兩者之間存在明顯的反向變動關系；圖2b反映的是游資流動規模變動率與金融安全指數的變化趨勢，從中無法看出兩者之間的變動關系；圖2c反映的是基準利率波動與金融安全指數的變化趨勢，從中可以看到兩者的變化趨勢沒有明顯的關聯；圖2d反映的是實際匯率波動與金融安全指數的變化趨勢。從中顯示出兩者的變化趨勢之間不存在明顯的變動關系；圖2e反映的是股票價格年標準差與金融安全指數的變化趨勢，從中顯示出兩者之間存在比較明顯的一致性；圖2f比較了通貨膨脹率變動與金融安全指數的變化趨勢，從中反映出兩者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正向變動關系。

(三)模型及實證檢驗

本文首先假設銀行不良貸款比例(違約風險)、游資流動規模變動率(國際游資流動風險)、利率風險、匯率風險、資本市場風險和通貨膨脹風險會對中國金融安全產生顯著影響。基于該假設，本文建立以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

其次，中國利率水平和匯率水平仍然受到政府較為嚴格的管制，利率波動較小，而匯率波動雖然比較明顯，但主要是人民幣升值的結果，是完全可以預期的，因而利率風險與匯率風險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可以控制的。如果風險是可以控制的，風險水平一般較低，不會對金融安全產生嚴重影響。所以本文進一步假設利率風險和匯率風險不構成中國金融安全的主要威脅。本文通過剔除利率風險和匯率風險兩個解釋變量，建立計量模型(3)，并通過與模型(2)的回歸結果比較，來驗證這一點。

本文利用上述樣本數據，采用OLS方法和統計軟件Eviews5.0，分別對模型(2)和模型(3)進行回歸分析，分析結果見表10。

從表10可以看出，無論是模型(2)還是模型(3)，擬合度都較高，不存在序列相關問題。模型(2)和模型(3)的回歸結果高度一致，都顯示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比例、國際游資流動規模變動率與金融安全指數顯著負相關；股票價格年方差與金融安全指數顯著正相關，利率風險、匯率風險、通脹風險與金融安全指數不存在顯著相關關系。該結果表明，銀行業面I臨的違約風險和國際游資流動規模變動所產生的風險構成了中國金融安全的主要威脅；資本市場風險與金融安全指數正相關。這看似矛盾，但事實上是符合中國實際的。中國資本市場經歷了一個較長時期的熊市，其后逐漸開始活躍，再到2007年的牛市，股票價格波動在市場開始活躍及牛市階段是比較大的，因而資本市場風險水平與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存在一定程度的同步性。該結果也進一步證明，本文對中國金融安全指數的估算是合理的。同時，模型(3)在剔除利率風險變量和匯率風險變量后，擬合度進一步提高；而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比例、游資流動規模變動率、資本市場風險指標的顯著性逐漸提高，進一步說明利率風險和匯率風險不構成中國金融安全的主要威脅，支持了本文的后一個假設。另外，在兩個模型中，常數項均不顯著，表明模型沒有遺漏重要的解釋變量，模型設計是合理的。

善起到了積極的顯著影響。同時研究結果還表明，銀行業面臨的違約風險和國際游資流動規模變動所產生的風險，構成了中國當前金融安全的主要威脅；利率風險和匯率風險、通脹風險對中國金融安全的影響并不顯著，而資本市場風險與中國金融安全狀況同方向變動。如果風險是政府可以控制的，那么這些風險不構成國家金融安全的主要威脅。上述結論與我們觀察到的中國現實情況基本吻合，也進一步印證了本文對中國金融安全指數估算的合理性。

根據上述實證結果，本文得到以下政策建議：

(1)繼續堅持穩妥的金融市場開放政策。在風險因素可控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開放金融市場，同時進一步完善微觀金融機構的治理機制和風險管理，加強對資本市場風險的監管，改善中國的金融安全狀況。

(2)高度重視中國銀行業的違約風險和國際游資流動風險。監管當局應盡快完善對該兩類風險的監控系統，加強對外資銀行和金融機構的監管，及早防范和處理可能的金融安全隱患。雖然中國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比例自2000年來有了明顯的下降，但經營環境和社會信用狀況并沒有得到根本改善，并且該指標在近期有上升的苗頭，因而政府仍需要通過信息披露制度和信用制度建設來改善銀行業的經營環境，建立良好的市場信用機制，確保國家的金融安全。

(3)可選擇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比例、國際游資流動規模變動率和股票價格變動率作為預測中國金融安全狀況的風險監控指標，建立中國金融安全預警系統。

(4)編制中國的金融安全指數，為客觀準確地評價中國的金融安全狀況、防范與化解金融安全隱患提供科學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