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公司會計制度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金融公司會計制度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金融公司會計制度范文第1篇

關鍵詞：資產減值會計盈余穩健主義

作者簡介：秦勉(1974―)，女，重慶市人，華南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講師王玉蓉(1950―)，女，四川成都人，華南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

一、引言

資產減值在整體上高估損失、低估資產，增加了會計信息的穩健性和可靠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管理層虛報收益的機會主義行為。為了保證制度的適用性和靈活性，我國的資產減值規范體系同時賦予了企業較多的職業判斷空間，這些職業判斷空間在客觀上為上市公司管理層利用資產減值準備進行盈余管理提供了可能。我國的資產減值制度在較短的時間內不斷強化，經歷了1998年之前嚴格單一的壞賬減值制度、1998年自愿四項減值制度、1999年到2000年強制性四項減值制度和2001年之后的強制性八項減值制度。資產減值制度的大幅度調整，對公司的財務狀況和會計信息質量都產生了較大影響。資產減值會計作為會計穩健計量模式的實施方式之一。將直接影響會計信息的穩健程度。會計盈余的穩健性不僅受到會計準則制定初衷的影響，而且也與公司管理當局在執行會計準則過程中的動機密切相關(Ball等，2003)。我國尚處于發展和完善中的市場經濟環境，管理當局的盈余管理動機較為強烈，因此被賦予了較大職業判斷空間的資產減值制度可能并沒有提高上市公司會計盈余的穩健程度。

二、文獻綜述

在實證文獻巾，基于會計盈余在會計信息中的重要性和代表性，一般通過研究會計盈余的穩健性來考察會計信息的穩健性。近年來，國外實證文獻研究了會計盈余的穩健性(Earnings　Conservatism)，發現穩健原則不僅在會計信息加工中起著重要作用，而且這種作用還在不斷地加強。Basu(1997)發現美國公司的會計盈余存在普遍的穩健性，并且自1980年以來這種謹慎性還在不斷提高。Holthausen和Watts(2001)利用Basu的研究方法對會計準則存在之前的美國公司的會計盈余進行了分析，證實了穩健原則在會計準則存在之前即已存在，并且會計盈余的穩健程度在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期間有所加強。Ball等(2003)在針對中國的研究中，選取了1993年-1997年的1044家A股、141家B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發現中國會計盈余的相關性較好，但穩健性缺乏，1998年之后會計盈余的穩健性明顯提高。李增泉等(2003)針對1995～2000年中國上市公司研究表明，會計盈余對“壞消息”的反應速度比對“好消息”的反應速度快，會計盈余在總體上是穩健的。趙春光(2004)的研究采用不同的模型探討會計盈余謹慎性的變化趨勢，發現我國會計盈余的謹慎性在1999、2000和2001年有所提高。現有的證據顯示我國會計盈余在近年來已具備一定的穩健性，這與資產減值會計的實施時間相吻合，說明資產減值會計的逐步強化是提高上市公司會計盈余的穩健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研究假設

資產減值作為會計穩健原則的具體實施，理論上將會提高會計盈余的穩健性。資產減值會計制度實施以后，所有上市公司會計盈余的謹慎性將會呈現整體上升的趨勢。因此提出假設：

Hl：隨著我國資產減值會計制度的逐步推行。上市公司會計盈余的穩健程度將在整體上呈現出一種相對應的、階段性的上升

在會計盈余穩健性總體提升的同時，還存在局部的非穩健。因為資產減值是由對“壞消息”確認減值的積極方面和對“好消息”不確認增值的消極方面共同組成的。因此，當企業報告盈利時，由于盈利是保守的“好消息”扣除激進的“壞消息”之后的凈結果，從而盈利信息將呈現出更保守(穩健)的特征；當企業報告虧損時情況則相反，由于虧損是激進的“壞消息”扣除保守的“好消息”之后的凈結果，從而使得虧損信息表現出更激進的特征。因此提出假設：

H2：我國全面推行資產減值會計制度后。虧損公司的會計信息穩健程度將顯著低于盈利公司

四、研究設計與樣本選擇

(一)資產減值制度實施的階段性與會計盈余穩健性增進的關系根據當前研究，我國上市公司近年來的會計盈余在整體上呈現出穩健性(李增泉等，2003；趙春光，2004)。為考察我國上市公司會計信息穩健性所呈現出來的時間序列特征是否與資產減值制度的執行有關，本文采用盈余一收益關系度量法測度我國上市公司會計信息穩健性。盈余一收益關系度量法首先假設股價是市場中最及時的信息，然后通過股價與盈余之間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度量盈余反映信息的速度(及時性)。在穩健主義計量模式下，會計盈余對“壞消息”的反應速度將大于對“好消息”的反應速度。因此，如果用股票收益的正負來表示“好消息”和“壞消息”。穩健主義就意味著負的股票收益與當期會計盈余的關系必然強于正的股票收益與當期會計盈余的關系。

本文首先將樣本按減值制度執行的時段分組，分為減值前(1996～1997)、自愿減值(1998)和強制減值(1999～2002)三組。而最后一階段又可分為四項減值(1999～2000)和八項減值(2001～2002)兩組。如果在代表不同強度的資產減值制度的樣本組之間，用盈余一收益關系度量出來的穩健性有顯著不同，并且這種不同還表現出了與資產減值制度變革階段相對應的遞增，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資產減值會計制度的逐步推行是影響我國上市公司會計盈余穩健性的重要因素。如果我國資產減值制度導致了上市公司會計盈余穩健性的顯著提升，根據假設H2在我國全面推行資產減值制度后(1999～2002)，虧損公司的會計信息穩健程度將顯著低于盈利公司。因此，本文又將全面減值制度執行之后的上市公司根據利潤總額是否大于0劃分盈利組和虧損組，利用盈余一收益關系分別考察虧損組和盈利組會計盈余的穩健程度，觀察是否有顯著差異，并且盈利組是否顯著大于虧損組．。參照Beau(1997)和李增泉等(2003)對會計盈余穩健性考察中使用的盈余――收益模型，構建本文的檢驗模型如下：

EPSt／Pt-a0+a1DRt+β1Rt+β1Rt+β2DRt*Rt+∑jβ3+jYearj+E1 (1) 式中EPSt為t年末的每股收益。由于利潤總額能涵蓋資產減值對企業收益的全部影響，因此，采用以利潤總額為基礎計算的攤

薄每股收益。為消除異方差性的影響，用滯后一期的股價進行了修正。Rt為t年的股票累積收益率，Rt=兀(1+Ri)－1,Ri表示第i月的股票收益率，采用CCER數據庫中“考慮分紅的回報率”數據項，以充分考慮資本的機會成本。由于我國上市公司年度報告是在年度結束后的4個月內公布，為避免將以前年度的盈余信息包含在當年度的股票收益中，本文使用從t年5月到t+1年的4月期間的累積收益率為當期相關信息對會計盈余影響的替代變量，同時為避免極端值的影響，去掉了位于娜和1％分位數之外的觀測值。DR為消息類型啞變量：當Rt

(二)資產減值規模與會計信息穩健程度的相關性按照資產減值制度的執行階段對樣本分組的方法，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資產減值制度對會計信息穩健性的影響。因此，本文在前述檢驗的基礎上，用資產減值規模對企業會計信息的穩健程度回歸，以進一步證實資產減值會計的實施對會計盈余穩健程度的影響。參考Beaver．Ryan(2000)對影響凈資產低估因素的討論，構建本文模型如下：

MBRt=a0+β1Rt+β2WDt+β3LEVt+βtSIZTt+∑jβ4+jYearj+Et (2)

模型(2)的因變量MBR為凈資產的市值與賬面值之比，用于度量會計信息的穩健程度，該值越大，表明會計信息的穩健程度越高。同樣，為控制極端值的影響，剔除了位于MBR99％和1％之外的觀測值。模型的右邊變量包括影響會計盈余穩健性(凈資產低估)的若干因素。其中WD為本文關注的待考察變量，即資產減值規模，本文采用了兩種方法加以度量，一是減值額的對數變換，二是減值資產比(減值余額／總資產)。根據本文假設，資產減值是導致會計信息穩健性的重要原因，而穩健程度越高，企業凈資產的低估也就越顯著，MBR就會越大。因此WD的回歸系數應顯著為正。為了控制其它可能影響穩健性(凈資產低估)因素，還在模型中加入了R、LEV、SIZE和Year控制變量。其中Rt為股票年度收益率，該數據直接取自CCER數據庫中“考慮分紅的年度回報率”。根據Feltham、Ohlson(1996)，穩健主義能夠導致盈余定價乘數的增加。即會計穩健程度越高，未被會計記錄的企業盈利能力越多，未來未預期盈余的現值就會越高，股票收益率越高。因此，Rt的回歸系數應當顯著為正。LEV為公司的資產負債比，根據穩健主義的契約觀，債務契約是企業穩健主義程度的重要約束變量(Leftwieh，1983)，債務約束越大，企業會計信息的穩健程度將越高。國內上市公司面臨的債務約束雖然在總體上較軟，債務規模還是會影響到企業面臨的財務約束程度，因此LEV的回歸系數的方向仍應當為正。SIZE是公司規模，用年末資產的對數度量。根據西方的政治成本假設，公司規模越大，越傾向于增加會計盈余的穩健性，根據現有的研究結論(王躍堂等，2001；蔡祥等，2004)，該假設并不符合我國的情況。但對于我國上市公司而言，規模越大，越容易出現信息不對稱等人問題(這也是企業規模無法無限擴張的根本原因)。在公司治理或外部市場較為完善的情況下，為降低沖突，公司應當提高會計信息的穩健程度；反之，則會降低會計信息的穩健程度，以滿足企業各種盈余管理的動機。根據我國當前上市公司的外部環境，本文預期SIZE的回歸系數應當為負。Year為年度啞變量，用于固定時間影響。因為國內資本市場一直經歷著監管制度與財務報告制度的不斷變革，造成了股價變量和業績變量的結構不穩定性；當前對國內上市公司價值相關性的研究表明，會計信息對股價的解釋力隨著樣本分布時間的不同而不同，因此需要利用年度啞變量固定時間影響。

(三)研究樣本本文研究區問為1996年～2002年，研究樣本從CCER中國證券市場數據庫中選取，包括在深圳和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并按照如下條件進行剔除：由于外資上市公司與內資上市公司在1999年之前執行不同的資產減值制度，為保持可比性，剔出了同時發行AB股、AH股或AN股的公司(即外資上市公司)，即只以純A股公司(即內資本上市公司)作為研究對象。還剔除了金融公司、當年新上市公司，因為此兩類公司具有較為特殊的財務特征。最后得到1996年樣本公司226個，1997年樣本公司407個，1998年樣本公司603個，1999年樣本公司705個，2000年樣本公司799個，2001年樣本公司931個，2002年樣本公司1001個，共計4672個觀測值(公司年)。由于數據庫中不同數據可得性的限制，在具體回歸時4H"4g型的回歸樣本量會有一定差異，在描述回歸結果的相關表中會給出實際使用到的觀測值(N)。本文所使用的財務數據和交易數據均從CCER數據庫中獲取。

五、檢驗結果及分析

模型(1)的回歸結果。第一行為全樣本的回歸結果。模型的修正R2為7.5％，略小于但接近李增泉等(2003)的9.69％和Baau(1997)的10.09％。β1和β2都顯著，表明總體而言，我

國上市公司的會計盈余在反映形成股價的信息上具有一定的及時性，并且也具備一定的穩健性。平均而言，會計盈余對“壞消息”的反應速度是對“好消息”的3.52倍(3.52=[0.058+0.023]／0.023)(本文將此倍數簡稱為“敏感性倍數”)。對照李增泉等(2003)對1996～2000年我國上市公司會計盈余穩健性的研究中所發現的值為2。9的敏感性倍數，可以合理地推測，資產減值制度在2000年之后的遞進帶來了更高程度的會計穩健性。從不同的資產減值制度階段看，在1998年實施較為全面的資產減值制度之前，我國上市公司的會計盈余沒有表現出顯著的穩健性(減值前組的回歸系數β2不顯著)；到1998年實施自愿四項減值階段，自愿減值組的回歸系數β2在0.0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會計盈余的穩健性得到了有效的提升；而1999年強制性資產減值制度全面執行后，上市公司會計盈余的穩健程度更是大幅提升，強制減值組的回歸系數β2在0.0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此階段會計盈余的敏感性倍數為5.39倍[5.39=(0.079+0.018)／0.018]，而八項減值階段的敏感性倍數為6.65倍[6.65=(0.096+0.017)／0.017]。在對比所有年度的平均值3.52倍，可以發現資產減值制度的每一步變革都顯著提高了會計盈余的穩健性。在對強制減值階段再分組回歸時，發現其中四項減值階段(1999～2000)的會計盈余并未呈現出穩健性，這與前文的假設不符。因此再分別對1999年和2000年進行回歸，發現之所以未能在四項減值階段發現會計盈余的穩健性。主要是1999年的反常現象造成的。1999年的回歸系數β2顯著為負，說明會計盈余對壞消息記錄的及時性在1999年顯著低于好消息，這意味著會計盈余不僅不穩健，反而是激進的。出現這一反常現象可能與1999年推行強制性四項減值時，允許上市公司利用追溯調整法變更會計政策有關。根據蔡祥等(2004)的研究，上市公司在1999年利用追溯調整盡量降低了資產減值的不利影響，甚至以過度追溯的方式調高了當期利潤。這表明在1999年的盈余(EPS)中，已經人為地(甚至過度)剔除了“壞消息”的影響，從而使會計盈余呈現出激進的特征。因此，到2000年，追溯調整的影響變弱，會計盈余就表現出了一定的穩健性。

上述結論表明，隨著我國資產減值會計制度的逐步推行，上市公司會計信息在整體上呈現出一種相對應的、階段性的、穩健程度的上升。假設Hl得到了支持。根據上述結果，可以認為在1999年我國開始強制推行資產減值制度之后，會計盈余的穩健性有了穩定而顯著的提高。又根據假設H2，將1999～2002年的內資上市公司按照每股收益(攤薄，利潤總額)是否大于零劃分為盈利組(EPS>0)和虧損組(EPS

1998年后，資產減值就成為影響企業會計穩健程度的重要因素，其中1998年減值規模的回歸系數(β2)遠遠高出其他年度，這說明自愿減值制度下的資產減值信息具有更強烈的定價效應。資產負債比回歸結果均符合前文假設，即債務契約的約束將導致企業采取更為穩健的會計報告(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資產規模則與MBR顯著地負相關關系，表明在我國外部約束較軟的環境中，規模越大的企業問題越突出，信息不對稱也越突出，導致了會計穩健性越低。會計穩健主義的存在使企業凈資產的賬面值通常低于市值。但也存在相反的情況。當市賬比小于1時，表明股價低于凈資產，此時可能意味著存在資產虛列，因此對MBR小于1的觀測值單獨進行回歸，發現資產減值規模對MBR失去了解釋力。因此剔除MBR小于1的觀測值后再重復前述所有分組回歸，結果沒有實質性變化。所有的回歸結果顯示，我國減值制度執行之后，上市公司會計信息的穩健程度普遍呈現上升，H1、H2得到證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