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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政務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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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政務調查

      電子政務調查范文第1篇

      關鍵詞:電子汽車衡 偏載誤差 四角誤差 模擬式傳感器 數字式傳感器

      電子汽車衡廣泛用于工貿企業的大宗物料計量和貿易結算,是國家強制檢定的計量器具,其計量是否準確、可靠十分重要。影響汽車衡稱量準確性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偏載誤差(又稱為“四角誤差”)是最常見的故障之一。因此,在電子汽車衡安裝調試或檢定時,對偏載誤差進行調整,使之符合JJG555-1996《非自動秤通用檢定規程》要求,是電子汽車衡檢定過程重要的環節。JJG555-1996《非自動秤通用檢定規程》要求,對汽車衡偏載誤差的檢定,是分別在其承載器上規定的區域(與每個傳感器對應)內放置一定量的標準砝碼(對于承載器的支承點個數N≤4,每個支承點上所施加的砝碼約為最大秤量與最大添加皮重之和的1/3; 對于承載器的支承點個數N>4,每個支承點上所施加的砝碼約為最大秤量與最大添加皮重之和的1/(N-1),測試各傳感器位置的偏載誤差,并判定是否超出允許值。JJG555-1996《非自動秤通用檢定規程》規定汽車衡的檢定分度值e等于實際分度值d;確定汽車衡某一秤量點化整前的修正誤差Ec=E-E0(E為化整前誤差,E0為零點誤差)。而該秤量點化整前誤差E,是在承載器上加放所規定的標準砝量m,待汽車衡的示值I穩定后,再逐個地加放110e的小砝碼,直至該示值開始閃變為止,并根據所累加小砝碼的質量Δm進行計算,即E=I+0.5e-Δm-m。

      偏載誤差主要由下列因素造成:

      1)稱重顯示器本身具有很高的靈敏度。

      2)稱重傳感器并聯電路輸出阻抗低,抗干擾能力強。并聯電路對傳感器來講必須使輸出靈敏度公差要小;輸出阻抗平均偏差要小;輸出靈敏度與阻抗之比要相等。

      3)秤體設計缺陷。

      4)土建基礎承載力不夠。

      5)秤體安裝不當。

      電子汽車衡有模擬式傳感器電子汽車衡和數字式傳感器電子汽車衡。

      模擬式傳感器電子汽車衡偏載誤差調整:用一定砝碼壓角后如有偏載誤差,調整接線盒中偏載超差傳感器對應的可調電位器,以改變其電壓信號輸出的大小,然后按閃變點方法測試實際誤差來檢查調整效果。由于對某個電位器調整時,其他傳感器的電壓信號輸出也會受到干擾,而且調整效果不夠直觀。因此,一般都要同時對接線盒中幾個可調電位器進行不厭其煩的反復調整,才能達到要求。當采用上述方法進行調整時,不僅可以一邊調整接線盒中的電位器,還還一邊觀察顯示器示值變化情況,調整過程十分直觀。調整電位器調節偏載誤差只能補償正負(2~3)個分度值的重量。超出就不能補償了。

      數字式傳感器電子汽車衡偏載誤差調整:一般數字傳感器的靈敏度一致性好,秤臺安裝正確后,只需按說明書手動稍加調整,甚至無需調整,若手動無法調平時,可以通過自動調整來解決。若有稍大誤差,大于一個分度值如(20 kg),首先是查看傳感器的內碼值:

      經檢查內碼為①1290、②2460、③1310、④1240、⑤2520、⑥1180,其中四邊①、③、④、⑥號四個傳感器承重相近,一般差值≤400kg,中間兩個②、⑤號也同樣,但應是四周四個傳感器內碼值的兩倍(近似)。全部6個傳感器內碼值之和約秤臺自重10T。如果發現有傳感器內碼值異常的小或大,則說明秤臺的傳感器安裝不平,必需通過加減墊片的方式把秤臺調平,直至滿足以上要求。

      如果小于一個分度值(如20 kg),則要進行偏載誤差調整。有些數字式傳感器電子汽車衡四角誤差調整分為手動和自動四角誤差調整;有些就是自動四角誤差調整。下面以寧波柯力稱重顯示器(D2002E)為例:用10t砝碼壓角,②號角多了10kg,則按“四角手動”鍵進入角差調整,把②號傳感器的角差系數K值調整為0.99850即可。

      估算公式:

      角差系數K=1-差值/壓角砝碼重量*75%=1-(+10/10000*75%)

      如果壓角少了10 kg,則在公式里為-10

      自動四角誤差調整:用10t砝碼逐一為六只壓角加載,分別穩定后按“輸入”鍵即可。

      任何汽車衡,只要調過角差,在使用時必須重新進行稱量標定。

      參考文獻:

      JJG555-1996《非自動秤通用檢定規程》

      電子政務調查范文第2篇

      Abstract: E-governments are increasingly becoming a familiar fixture. Nations across the world are realizing the importance of e-government, the main objective of most e-government is to better serve citizens. However, citizen’s likelihood to use e-government is low. Lacking of trust has been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most barriers to citizen for engaging in e-government, involving the trust in the internet and the trust in the government.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se two main factors that determine citizen trust the e-government based on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and it reviews relevant studies that investigate the elements of e-government trust. The relation between determinants and initial trust in e-government is presented.

      關鍵詞: 電子政務;信任;技術接受模型(TAM);政府

      Key words: e-government;trust;TAM(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government

      中圖分類號:TP3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1)01-0171-03

      0引言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的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0年6月底,中國網民規模達到了4.2億,突破了4億大關。工業和信息化部網站消息,政府網站普及率不斷提高,2008年,中央部委政府網站的普及率達到96.1%,省市政府網站普及率達到100%,地市級政府網站普及率達到99.1%。有數量巨大的網民,有政府的大力投入,然而公眾很少使用電子政務。據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調查的結果表明,在調查的群體中使用網絡的公眾有85.6%曾訪問過政府網站,但在這85.6%的人群中,僅有28.3%的人經常訪問,57.3%的人偶爾訪問,還有14.4%的人訪問一次后幾乎不再訪問[1]。

      在網絡普及率較高的條件下,如何提高公眾對電子政務的使用率呢?缺少電子政務信任被認為是使用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2]。在現有網絡信任、政府信任水平的條件下如何建立公眾對電子政務的信任,是本文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本文主要討論在現有網絡信任、政府信任水平下,建立電子政務初始信任的內在機理。針對沒有電子政務使用經歷的群體,建立電子政務初始信任形成模型,綜合研究初始信任構建的前因和本質,以期為政府構建電子政務信任提供有用的理論支持。

      1理論基礎及研究模型

      本文以技術接受模型和初始信任相關理論為理論基礎。影響公眾對電子政務初始信任的宏觀因素主要來自被信任方,即政府和網絡。政府是電子政務的提供方,網絡是電子政務的運行平臺。網絡信任、政府信任已經具有一定水平,這兩個信任水平對構建電子政務信任的理論基礎是什么?這兩個信任水平對構建電子政務信任那個因素更重要呢?這兩個問題是建立模型的動機。

      1.1 技術接受模型和初始信任技術接受模型(TAM)是在理理論[3](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和計劃行為理論[4](Thoery of Planned Behavior)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根據理理論,人會理性規范他們的態度,而且主觀標準能影響行為意向。這一理論用來解釋用戶采納信息技術非常合適。計劃行為理論拓展了理理論,決定行為意向的主要因素包括態度、主觀標準和感知行為控制。這兩個理論都認為行為意向和實際使用具有高度相關性。由于個體差異對成功實施新的信息技術有很重要的影響[5]。因此,不斷有新的變量根據新技術的特點(如個人特點、系統或組織特點等)加入新的變量。關于個人特點,Davis提出了兩個主要的個人感知構念,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6]。感知有用性是指擬采用的信息技術能幫助使用者完成任務。感知易用性是指很容易獲取使用信息技術的使用方法。近30年有很多文獻引用Davis的觀點,這些文獻都支持TAM模型的正確性和有效性。

      信任是指信任方相信被信任方按照可以預測的方式發生行為[7]。初始信任同樣適用于信任這一定義。不同之處在于,初始信任是信任雙方在沒有前期接觸的背景下形成的[8]。電子商務中,客戶對某個商務網站建立初始信任,更看重網頁本身和公司的聲譽[9]。

      商務網站明確的業務流程和恰當的解釋有利于建立信任[10]。故感知易用性對網站信任有顯著影響[11]。網站既好用又易用是企業能力的見證。這用戶相信企業有這個能力和資源實現企業的承諾[12]。Koufaris等第一次提出并實證分析了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顯著影響初始信任的形成。

      在電子政務環境下,感知的易用性有助于提升不同文化層次的公眾對電子政務的喜好,更加愿意嘗試及使用電子政務。感知電子政務的有用性,電子政務可以使公眾足不出戶了解政府動態,快捷方便的在線辦理有關手續。

      H1: 感知有用性對構建電子政務初始信任有正向影響

      H2: 感知易用性對構建電子政務初始信任有正向影響

      1.2 網絡信任與電子政務信任網絡信任是預測電子服務采納的一個關鍵變量[13]。網絡信任是基于機構的信任。基于機構的信任是指感知機構環境,包括使環境讓人覺得安全的結構和規章制度[14]。Zucker認為基于機構的信任是最重要的信任形式,特別是在沒有共同價值觀的虛擬環境中[15]。

      電子政務主要在網絡中完成,也即在虛擬環境中完成,這一環境因素決定了電子政務必須考慮機構信任。電子政務中,機構信任主要體現在網絡信任。公眾掌握了網絡并且信任網絡,將使公眾更容易認可網上推廣的電子政務。

      H3:網絡信任對構建電子政務初始信任有正向影響。

      在電子商務交易中,信任是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的重要原因。信任可以減少消費者監督和控制環節,使交易便捷。電子政務和電子商務的運行環境是一致的,電子政務同樣以網絡為運行平臺。網絡信任形成之后,可能會覺得電子政務比傳統政務更有優勢。如電子政務可以24小時全時服務。網絡信任形成之后,公眾使用電子政務時,可以減少監督和控制環節的努力,從而正向感知電子政務的易用性。

      H4:網絡信任對感知電子政務有用性有正向作用。

      H5:網絡信任對感知電子政務易用性有正向作用。

      1.3 政府信任與電子政務初始信任政府信任是指公眾感知政府機構有能力提供所承諾的服務。Genfen等認為信任提供服務的機構對采納新技術有顯著影響。政府是提供服務的實體,政府提供的在線服務應該使公眾感到滿意。

      此外,電子政務信任不僅僅是在技術層面對網站的信任,政府和公眾的良好關系是構建電子政務信任的主要因素。公眾期望政府能可靠的提供在線服務。

      H6:政府信任對構建電子政務初始信任有正向影響。

      電子商務初始信任形成過程,消費者更加注重技術和商家(商品或服務的提供者)的信任。政府信任對電子政務初始信任的形成有顯著影響。故可以假設政府信任對感知電子政務有用性和易用性有正向作用。

      H7:政府信任對感知電子政務有用性有正向作用。

      H8:政府信任對感知電子政務易用性有正向作用。

      2研究方法

      2.1 變量定義本研究采用問卷調查的方法對假設模型進行檢驗。問卷包括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關于調查對象的人口統計特征問題,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等。第二部分則是模型中所有變量的測度項量表的設計由已有的文獻改編而來。為避免問卷測度項表述不清,在問卷正式發放之前,該量表發送給三位北京政府門戶網站的用戶和兩位電子政務領域的研究人員瀏覽,請他們提出反饋意見,根據他們的反饋對問卷進行修改,以保證測度問題表述的準確性。為了更好檢驗該量表的信度和效度,30名大學生被邀請參加問卷的前測,結果表明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良好。所有測度項均采用Likert 7點法,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表1給出每個變量文獻來源和測度項。

      2.2 數據采集本文樣本來源于北京市常住人口。首先聯系電信部門關負責人,獲得他們的支持,然后在該公司隨機抽取沒有登陸過政府門戶網站的寬帶用戶,以致電的方式詢問其是否愿意參與本次調查并填寫問卷。對愿意調查的用戶,通過發放電子郵件的方式發放問卷。本次調查共發600份問卷,收回288份問卷。在剔除所有無效問卷過程中,本文僅選擇大于1年的寬帶用戶,以保證樣本是熟悉網絡的用戶。最終采用142份有效問卷。大部分被調查者處于25歲到35歲的年齡段(60.6%),獲得大專及以上學歷99.3%,樣本由92名男性(64.8%)和50名女性(35.2%)組成,樣本有5年以上網齡占83.1%。因此,樣本熟悉網絡。

      2.3 信度與效度分析首先使用最大方差旋轉的主軸因子法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EFA)。可以考察KMO(Kaiser-Meyer-Olkin)值來判斷樣本數據是否適合因子分析。樣本數據的KMO值為0.897,KMO值在0.8~0.9范圍內時,很適合。主成分分析共提出了五個因子,解釋了85.9%的方差。所有測度項都在相關因子上有較高負載,且具有低交叉負載的特點,體現出了良好的收斂效度和區別效度。

      本文采用結構方程模型的兩步法對理論模型進行檢驗:首先,對測量模型進行檢驗,然后對結構模型進行檢驗。對于測量模型,采用驗證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進行測度項的信度和效度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TII、PEOU、PU、TIG和TIE分別表示網絡信任、感知的易用性、感知的有用性、政府信任和電子政務信任。信度反映的是量表的穩定性和一致性,通常采用Cronbach’s alpha (α)值用來測度模型中各因子的信度。本研究中,所有因子的值和復合信度都高于0.7,表明測度項都具有很好的信度 。此外,所有的標準負載都在0.7以上,且都在0.001的水平上顯著。各因子的平均抽取方差都高于0.5,也說明測度項均擁有較高的收斂效度。

      2.4 模型檢驗本文使用amoss 7.0對結構模型進行檢驗。首先要檢查模型與數據是否擬合,模型與數據的擬合程度可以用擬合指數表示。表3列出了相對重要的擬合指標及其推薦值。大部分擬合指標值都位于推薦值范圍內,可見理論模型與數據有較高的擬合度。模型的通經系數如圖1。

      2.5 研究結果討論從模型檢驗結果看,假設2和假設3 沒有通過檢驗,其它假設都獲得支持。網絡信任和政府信任這兩個因素的確是構建電子政務信任的決定因素(R2=0.59)。模型說明了如下問題:

      政府信任在構建電子政務信任過程中起著決定作用。政府信任對電子政務信任有直接作用(0.563),同時政府信任通過感知有用性對電子政務信任有間接作用。

      網絡信任對構建電子政務信任沒有直接作用(H3不成立)。網絡是電子政務運行的技術平臺,公眾信任這一技術平臺,但不會相信平臺上所有網站。公眾更多的還是關注政府本身的服務水平和政府網站的具體內容。

      如何解釋H4,網絡信任對感知電子政務有用性的負效應呢?對于樣本中大部分有5年及5年以上網齡的人來講,已經建立了網絡信任,他們采納了新聞門戶網站、SNS網站、購物網站、搜索引擎、博客、BBS等,已經習慣于這些網站提供的風格、內容,他們關心的新聞、事件可以很容易從非政府門戶網站上獲得,甚至可以從非政府門戶網站上獲得更多其它信息,如形式更加活潑、氛圍更加輕松等。在政府門戶網站提供的服務質量和服務風格不能比其它網站更適合公眾需求的情況下,網絡信任對感知政府門戶網站的有用性的效應應該是負的。這也反映了中國電子政務建設還處在初級階段的特點。

      網絡信任對感知電子政務易用性有正效應。但是感知電子政務易用性不對構建電子政務信任有任何影響(H2不成立)。本文的樣本年齡大部分在25歲到35歲之間,他們的網齡又大部分在5年以上,他們計算機知識豐富,不會在感知的易用性上存在問題。因此,感知易用性不對構建電子政務初始信任產生顯著影響。

      總之,網絡信任和政府信任是電子政務信任的2個決定因素。政府信任是構建電子政務信任的主導力量。網絡信任不對電子政務信任產生直接影響,甚至還影響電子政務信任的構建;但是網絡信任是電子政務信任必須考慮的因素,網絡信任是電子政務推廣的前提。正是因為有廣大網民信任互聯網,才為電子政務的發展提供機遇。

      3小結

      本文討論了電子政務政府門戶網站初始信任形成的影響因素,及這些影響因素的作用原理。本文的主要結論是,網絡信任為電子政務信任提供了機遇(感知易用性),網絡信任也為電子政務信任提出了挑戰(感知有用性);政府信任是電子政務信任的主要來源。

      參考文獻:

      [1]程霞.電子政務環境下提高公眾互動性的策略分析[J].中國市場,2009,(31).

      [2]Codagnone, C. and M. Wimmer, Roadmapping eGovernment Research: Visions and Measures towards Innovative Governments in 2020.

      [3]Fishbein, M. and I. Ajzen, Belief, attitude, intention and behavi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research. 1975. Boston: Addison-Westley.

      [4]Ajzen, I.,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1. 50(2): p. 179-211.

      [5]ZMUD, 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MIS SUCCESS: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Management Science, 1979. 25(10): p. 966-979.

      [6]Davis, F.D., Perceived Usefulness, Perceived Ease of Use, and User Accep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IS Quarterly, 1989. 13(3): p. 319-340.

      [7]Luhmann, N. and G. Poggi, Trust and power. 1979: John Wiley and sons.

      [8]Koufaris, M. and W. Hampton-Sosa, The development of initial trust in an online company by new customers.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2004. 41(3): p. 377-397.

      [9]McKnight, D., V. Choudhury, and C. Kacmar, The impact of initial consumer trust on intentions to transact with a web site: a trust building model. 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 2002. 11(3-4): p. 297-323.

      [10]Kumar, N., The power of trust in manufacturer-retailer relationship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6. 74: p. 92-110.

      [11]Gefen, D., E. Karahanna, and D.W. Straub, TRUST AND TAM IN ONLINE SHOPPING: AN INTEGRATED MODEL. MIS Quarterly, 2003. 27(1): p. 51-90.

      [12]Welch, E.W., C.C. Hinnant, and M.J. Moon, Linking citizen satisfaction with e-government and trust in government.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 Theory, 2005. 15(3): p. 371.

      [13]Zucker, L., Production of trust: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economic structure, 1840-1920.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86. 8: p. 53-111.

      [14]Pavlou, P.A., Consumer Acceptance of Electronic Commerce: Integrating Trust and Risk with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2003, M.E. Sharpe Inc. p. 101-134.

      [15]Chircu, A., G. Davis, and R. Kauffman, Trust, expertise, and e-commerce intermediary adoption. AMCIS 2000 Proceedings, 2000: p. 405.

      電子政務調查范文第3篇

      “中國用了十年,走完了發達國家幾十年走過的路程。”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周宏仁表示,十年來,中國電子政務的發展從小到大,逐步縮短了與世界先進國家的差距,加速了政府在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等各方面能力的提升,并在政府網絡基礎設施、政府核心業務支撐、政府門戶網站與公共服務、公共信息資源開發等方面取得了成績。

      實現全職能覆蓋

      從目前電子政務建設的結果看,中國電子政務的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周宏仁介紹說,近十年來,我國各級政府電子政務年度投資規模連續增長,總投資規模從2001年度的292億元增長到2010年的986億元,年均增長率近24%,十年累計投入約6000億元。

      目前,各級各類政府網站普遍具備了信息公開、網上辦事和政民互動三大服務功能,政府網上公共服務體系的框架已經逐步形成。各級政府網站在網站設計、版面布局、色彩搭配、網站訪問、網民體驗等方面都有了很大提升,按照服務對象的實際需求,為公眾和企業提供一站式服務辦理,應用增加,功能增強,服務度、人性化得到了改善,政府網站為民服務能力不斷增強。

      十年間,國家投資建設了金財、金審、金盾、金保、金質、金土、金農等40多項重大電子政務工程項目。根據對40多個部委的調查顯示,中央政府各部委辦公業務信息化覆蓋率從2001年的不到10%,提高到現在的100%。海關、稅務、公安、國土、金融監管、社會保障等有“金”字工程支撐的重點領域核心業務信息化覆蓋率近90%,部分部委,如公安部、科技部等已達到100%。從總體來看,中央部委核心業務信息化覆蓋率約為50%左右。

      其中,多數信息系統已經在政府宏觀調控、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周宏仁表示,目前關系到國計民生的政府行政事務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電子政務的支撐,政府部門履行職能已經越來越離不開電子政務。

      電子政務轉向應用

      在當前電子政務建設中,軟件和服務投入比重從2003年的26%上升到目前的35%,硬件投入盡管仍占65%的較高份額,但比重有所降低。周宏仁認為,這反映了電子政務正在從基礎設施建設為主轉向應用為主。

      周宏仁介紹說,近十年的電子政務建設著重支撐了政府信息能力、監管能力和事務處理能力,部門事務處理能力顯著提升。相關數據顯示,國家電子政務重點工程中,88%的業務應用功能、93%的信息資源和94%的業務訪問量,面向經濟和社會活動提供服務;69%的業務應用功能、66%的信息資源和93%的業務訪問量,面向信息監測分析和行政管理執法業務;76%的業務應用功能、80%的信息資源和94%的業務訪問量,面向支持政府事務處理。

      此外,網上、領導信箱、在線訪談、行風熱線等網上互動欄目普遍建立,公眾通過政府網站參政議政的渠道更加暢通,政府網站的服務水平逐步提高。

      周宏仁還指出,當前電子政務的重要業務應用呈現出數據大集中的趨勢。目前,很多中央部委通過重點工程項目建設形成了以“中央和省兩級集中”為重要模式的信息資源管理模式,數據大集中的趨勢初步顯現,政務業務信息采集、加工、利用和再利用等環節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加強。目前,廈門、廣州、上海、海南等地方政府也在積極探索數據大集中模式。

      “通過數據集中,我國電子政務形成了集約化的建設模式,不僅提高了監管效率和系統部署速度,還為信息共享和業務協同奠定了基礎。”周宏仁說。

      注重可持續性發展

      國內電子政務的發展并不是一帆風順,目前電子政務發展還存在著巨大的供需差距。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公共行政和發展管理司司長錢海燕指出,雖然各國電子政務建設都陸續取得了進步,但是在建設過程中,電子政務的使用仍受到了嚴重的限制,其發展并沒有跟上電子政務建設快速發展的步伐,即便是像美國這樣的電子政務發展迅速的國家,公眾更多地也只是利用政府網站來獲取信息,而不是辦理業務。

      在全球范圍內,電子政務使用率低會限制電子政務的作用和影響,許多在線服務都集中在與金融相關的領域,而像環境、就業、社會福利、醫療和教育等領域的在線服務則相對較少。值得慶幸的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都已經注意到這點。錢海燕指出,目前很多國家都在關注電子政務用戶使用率的問題,日本、韓國等國家在這方面都進行了不同嘗試。目前有66個聯合國成員國提供在線監測體系,來進行補助金申請等在線業務。

      錢海燕認為,中國在發展電子政務的過程中,政府需明確經濟、社會與環境的發展方法和途徑必須適應社會環境,調整戰略框架以促進電子政務的可持續發展。在提高電子政務使用率和用戶滿意度的過程中,政府不僅要提升電子政務整體的使用量,同時也要縮小差距、擴大電子政務的使用領域,從簡單的獲取信息擴展到更復雜的業務服務領域。

      鏈接

      政府一體化趨勢明顯

      3月26日,《2012年聯合國電子政務調查報告:面向公眾的電子政務》(中文版)舉行會,會議由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與國家行政學院電子政務研究中心共同主辦。報告主題是“面向公眾的電子政務”,調查報告對聯合國193個成員國政府近兩年的電子政務發展進行了評估。成員國的評選名次是以電子政務發展總指標為依據,該總指標包括四個方面:在線服務的范圍和質量、電信基礎設施的發展狀況、人力資源開發以及電子公眾參與。

      中國電子政務發展指數(0.5359),排名第78位。報告認為,由于中國的具體國情,使得中國政府在電子政務建設過程中必須比人口少、地域小的國家付出更大的努力。

      此外,報告還指出,各國已經從分散的單一用途電子政務模式向方便公眾使用的“一體化”政務模式過渡。歐洲大多數國家的做法是對信息、服務和參與機構設立不同的門戶網站,韓國、新加坡、美國、以色列、澳大利亞、挪威、丹麥和新西蘭則將信息、服務和公共參與集中于一個統一的網站,它們是采用一站式門戶網站的少數先行國家。

      電子政務調查范文第4篇

      1存在的問題

      “十一五”時期,我國電子政務水平邁上了新臺階,電子政務已成為治國理政能力的重要手段。但與先進國家相比,我國電子政務整體水平不高,距離構建服務型政府的要求還相差很遠。

      1.1電子政務基礎水平不高

      據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UNDESA)近幾年對192個成員國電子政務的調查顯示,目前我國電子政務就緒指數僅接近于世界平均水平[3],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很大差距(表1)。

      1.2電子政務公眾參與度不高

      公眾參與是政府網站體現民主、加強輿情引導的重要功能,但長期以來,我國政府網站缺乏群眾參與的互動和交流。國脈互聯《2010年國務院組成部門政府網站績效評估總報告》指出,中央部委網站的公眾參與總體處于較低水平,雖然各網站開辟了互動交流渠道,但由于互動渠道不暢通、反饋不及時、答復率較低等問題,公眾參與效果較差。據UNDESA調查,我國電子政務電子參與度2004年、2005年、2008年和2010年分別排名32、50、20和32位。在亞洲地區,落后于韓國、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家(圖1)。

      1.3電子政務在線服務層次不高

      據調查,我國的地市級網站中,通過網絡提供的服務功能不到其職能的10%,沒有一家能通過網絡提供全程式服務。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CNNIC)2010年報告顯示[4],我國僅有不足0.3%的互聯網用戶使用過電子政務服務,這與我國電子政務服務水平不高有很大關系。根據2010年UNDESA調查,我國政府網站在第三、四階段(業務辦理階段和互聯互通階段)的得分遠低于第一、二階段(萌芽階段和提升階段)的得分,這表明我國電子政務在線服務層次不高,與真正實現“在線辦事”的目標存在很大差距(圖2)。

      2原因分析

      聯合國對我國電子政務基礎水平、公眾參與和在線服務的評估情況,反映出我國電子政務在社會治理理念、電子政務總體設計、建設實施和效果評估方面存在“四大誤區”。

      2.1治理理念上,“重管理,輕服務”

      幾千年的歷史傳統和現有官僚科層的制度環境,深刻影響了我國政府行政管理理念。政府對于公眾處于強勢地位,管制思想相當嚴重,這種重管理輕服務的社會治理理念,影響了政府公共服務水平。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復雜程度增強,社會對公共服務的需求在快速增長,但我國政府重管理輕服務的傳統則與這種現實需求極不匹配。這種治理理念反映到我國電子政務工作中,就表現為不注重電子政務公共服務。不論是國家推動的“金字”工程,還是各部門、各地方自主建設的業務應用系統,從投入規模、應用深度來看,電子政務更多關注社會監管功能,而不是公共服務功能。以政府信息公開為例,北京大學公眾參與研究與支持中心曾對2008年度省級政府和相關部委的信息公開情況進行評估,結果只有29.03%(9/31)的省份和15.79%(6/38)的部委被認定及格。此外,政府信息公開的內容往往帶有選擇性,針對性不強,電子政務提供的服務和公眾需求之間存在著錯位,公眾關注度很高的教育、醫療、社保等內容,以及與企業經營相關的辦事服務相對缺乏。

      2.2總體設計上,“重電子化,輕業務變革”

      在對電子政務進行總體設計時,重視電子政務的技術,忽略電子政務制度建設。這種做法往往是因為將電子政務當成了“以電子形態存在的政務”,因此在實踐中只將現有的政務轉化成“電子”的形態,忽視必要的組織結構調整和政府業務流程優化,在建設電子政務信息系統時對制度障礙繞道而行,對應該簡化的政府業務流程視而不見,信息共享仍然壁壘重重,政府業務流程仍然紛繁復雜,電子政務對政府管理變革的推進作用微乎其微。組織結構和政府業務流程缺陷是造成我國政務信息資源難以共享的根本原因。據調查,2010年全國平均僅28.08%的政務部門向其他部門提供共享信息,31.01%的部門獲得這些部門提供的信息,共享信息覆蓋的職能業務僅占政府核心職能業務的34.5%。信息資源共享率低,導致了許多問題。

      第一,信息重復采集,增加政府成本。許多部門在處理業務過程中本可以采用其他部門已有的信息資源,卻由于該信息未對外提供共享,這些部門就不得不通過自己的信息收集渠道獨立地采集信息,這樣重復采集的過程耗費人力財力,增加了政府成本。

      第二,形成信息孤島,業務無法協同。各部門不對外提供共享信息資源,電子政務信息系統就永遠是相互獨立的信息孤島,部門之間也無法實現業務之間的協同辦理,這不僅降低政府服務效率,還給公眾辦事帶來許多不便,降低公共服務的便捷性。

      第三,難以拓展公共服務內容。一些公共服務必須要通過多個部門、地區之間信息資源共享才能實現,否則就不可能提供這樣的服務。例如,社保醫保信息系統不實現全國互聯互通,基本醫療保險信息不實現交換共享,就難以提供流動人口基本醫療保障關系跨地區轉移接續的公共服務。

      2.3建設實施上,“重硬件,輕軟件”

      電子政務的根本目的不在于表現形式上,更重要的是為公眾提供實用的服務,給公眾帶來方便和實惠。但在實踐過程中,電子政務建設通常被當成“政府形象工程”,由于硬件設施相對軟件、信息資源更為顯而易見。軟件和信息資源的價值難以用肉眼來判斷,不少政府部門熱衷于建設“看得見、摸得著”的信息基礎設施,更好地“應付”評估和檢查,而對軟件、信息資源開發、系統運維不加重視。根據中國電子政務發展現狀研究白皮書統計,我國電子政務的采購額中硬件支出高達80%以上,而對于軟件和信息資源開發利用的投入相對較少。電子政務建設過程中重硬件輕軟件的觀念,導致軟件、信息資源開發利用的投入與硬件投入比例失衡,呈現出高硬件投入、低軟件投入的狀態,巨資購來的硬件設施成為擺設,許多信息資源庫未能有效開發和共享,大量應當成為信息資源的信息流失嚴重,可供共享的高質量信息資源并不多見,而信息資源不足就難以吸引用戶使用信息網絡,信息的流動和共享無法實現,信息資源庫最終成為死庫、空庫,導致政府投資效益遞減。

      2.4效果評估上,“重經濟效益,輕社會效益”

      為了引導電子政務健康發展,我國政府和從事電子政務研究的機構已經開展了多年的電子政務績效評估工作,但是總體來看仍不成熟,很多地方政府將電子政務當成產業投資來進行評估,在實踐中采取管理經濟的手段來推進電子政務,過分強調電子政務的經濟效益、短期效益和直接效益,以衡量經濟發展的方法來衡量電子政務的成效,忽略了電子政務的社會效益、長期效益和間接效益,這種做法嚴重會低估了電子政務的作用和意義。

      我國電子政務績效評估指標體系對社會效益不夠重視,主要體現在缺乏對社會公共服務便捷性、內容、范圍等方面的考核指標。以某省電子政務績效評估核心指標體系為例,如表2所示,評估體系的主要考核內容是基礎設施建設、核心業務系統建設以及信息資源庫建設等,涉及到便民服務的指標很少,只有服務對象滿意度和政務信息資源社會化利用兩個三級指標,至于如何讓公眾快捷準確得到服務以及提供個等深層次的考核內容則沒有體現。此外,在電子政務績效評估過程中,以專業機構或專家根據評估標準打分或評價的方式,缺乏公眾使用程度和滿意度的實際調查,評估結果難以真實反映電子政務使用效果。

      3發展思路

      要解決電子政務建設中出現的四個誤區,必須準確認識電子政務的本質,了解當前電子政務所處的環境,在新的歷史時期,推進電子政務和政府行政管理改革融合發展,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電子政務新路子。

      3.1電子政務本質上是一種新型政務形態

      電子政務是信息化環境下的新型政務模式。推行電子政務的過程,并非將原有工作方式和內容與信息技術簡單相加,而是要將信息技術融入到政府組織結構變革和政務流程優化的過程中。電子政務發展的過程,是信息技術應用創新與政府管理創新相互融合、互動發展的過程。由于政府管理體制必須隨經濟社會的發展不斷變化,因此與政府管理體制相生相伴的電子政務一旦開始就永遠沒有結束[5]。在我國,電子政務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共同承擔著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重要任務。電子政務促進了我國行政管理改革,同時行政管理改革又支持電子政務發展,為電子政務營造必要的環境,電子政務與行政管理改革在互動中不斷前進,共同推進服務型政府建設。因此,我國電子政務戰略應充分結合行政管理改革戰略,電子政務與行政管理改革結合越緊密,電子政務的效益就越好(圖3)。

      3.2當前我國電子政務建設進入體制革新的攻堅階段

      根據前文論述可知,我國電子政務依賴于行政管理制度,推進電子政務必須加快行政管理改革。回顧我國電子政務的發展過程,從最初提出建設“三金”工程,到實施“政府上網工程”,再到現在逐步深化應用,實際就是傳統行政管理體制為適應新形勢而不斷進行改革的過程。當前,我國電子政務已進入由基礎設施建設為主向深化應用為主過渡,傳統的行政管理體制已不能適應電子政務縱深發展的環境。橫向上看,政府機構設置偏多、分設過細,部門之間職能交叉重疊,基于職能劃分的政府組織結構與基于業務流程的電子政務不相適應。縱向上看,政府組織機構層次過多,信息溝通緩慢,金字塔型的組織結構與電子政務對扁平化、網絡化的組織結構要求不相適應。政府業務流程上,行政審批過多過濫,行政流程不合理,與電子政務簡單、透明的業務流程要求不相適應。改變行政管理體制現狀,是一個長期的多方利益博弈過程,我國電子政務已進入由行政管理改革驅動的攻堅階段。

      3.3必須統籌推進電子政務建設和行政管理改革

      現階段要求將行政管理改革作為深化電子政務應用的重點工作,統籌推進電子政務建設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因此,應在推進電子政務的過程中,利用信息技術促進政府組織結構設置創新,圍繞任務或過程建立組織結構,削減組織層次,打破職能壁壘,使政府由縱向金字塔向橫向扁平化發展,實現從“以職能為中心”向“以任務為中心”轉變。加快業務流程設計創新,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縮小行政審批范圍,簡化審批環節,將原來模糊的串聯業務流程改變為清晰的并聯的形態,提高流程效能,使政府向著規范、透明、服務、高效的方向發展,為電子政務提供良好的政務環境,推動電子政務不斷向前發展。

      4對策建議

      結合當前我國電子政務的發展環境,以電子政務與行政管理改革融合推進為思路,實現電子政務向深化應用全面轉型。現提出以下建議:4.1將政府業務流程優化作為首要突破口根據前文的論述可知,電子政務自始至終伴隨著政府組織結構調整和政府業務流程優化。但是行政管理改革涉及政府組織機構調整和各方利益的重新分配的博弈,不是一朝一夕、一勞永逸的事情,因此行政管理改革是推行電子政務的難點,也是一項長期的艱巨任務。相比較而言,政府流程優化對組織機構和人員編制的變動較少,比行政管理改革容易著手,因此可將政務流程變革作為深化電子政務應用、提升電子政務公共服務的突破口。例如,天津濱海新區以政務流程改革為抓手,整理和規范現行的業務流程,優化審批流程,使之明晰化、簡單化,大力推行限期審批、聯合審批等工作模式,使審批事項減少了46.7%,申請材料減少31.1%,辦結用時縮減了27%[6]。政府業務流程優化,是當前推進電子政務可行、有效的手段,可以作為解決我國電子政務體制機制問題的首要突破口。

      4.2創新電子政務公共服務模式

      長期以來,我國“管制型”的社會治理模式決定了我國電子政務“以政府為中心”的建設模式,電子政務職能多用于社會管理。然而,當前我國建設服務型政府,要求電子政務向“以公眾為中心”的理念轉變,強化電子政務公共服務,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公眾方便地獲取信息、接受服務。具體有以下幾點要求:第一,在電子政務工程項目規劃和設計時,要對企業和社會公眾的需求進行充分調研,將需求最迫切的項目作為優先開展的服務項目。第二,在電子政務工程項目實施過程中,加強政府各部門之間的溝通和協作,將各部門電子政務應用系統建設統籌規劃,對需要跨地域、跨部門、跨層次的公共服務項目進行信息集成,構建一體化的電子政務整體解決方案,為公眾提供方便、快捷的協同服務。第三,重點加強省級以下電子政務公共服務。由于中央和行政級別比較高的政府主要以宏觀調節、政策制定、決策指揮等為主,而行政級別相對比較低的政府更多是為社會提供直接的公共服務,因此對省級以下地方政府來說,要將電子政務應用系統建設的重點,放在為企業和社會與公眾服務上來。

      4.3明確信息資源的所有權和使用權

      信息資源共享是電子政務由低級向高級階段發展的關鍵環節和必然要求,深化電子政務應用,要求信息資源實現廣泛的共享。然而如前文所述,信息資源難于共享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基于職能的部門設置及其職能分割產生的利害關系,因此在政府體制難以變革的情況下,可從規范信息資源所有權和使用權入手。具體可采取以下幾點措施:第一,通過立法規定信息資源的所有權。制定法律法規,對信息資源的所有權加以規定:盡管政務信息資源由各部門采集和管理,但采集和管理的過程是履行政府賦予的職責,因此該政務信息資源屬于政府和全社會,而不是屬于某一政府部門。此外,需要對信息資源的管理權、使用權,以及共享范圍、信息安全保障作詳細的規定,為信息資源共享奠定技術和法律法規基礎。第二,建立信息共享經濟補償機制。盡管政務信息資源本身屬于各級政府,但擁有信息資源的部門卻因為信息采集、管理、維護等耗費一定的人力、財力,因此有必要協調信息共享涉及的各個部門,共同建立一套信息共享經濟補償機制,由信息資源接收方給予信息資源供應方一定的經濟補償,這有利于調動信息資源提供方的積極性,確保信息資源的持續共享。第三,通過信息資源共建推動信息共享。協調信息資源共建共享的各部門,明確信息資源的采集、管理、開發、經營等權責,達成信息資源共建共享的契約,形成長效機制。

      4.4發揮績效評估對公共服務的導向性作用

      在服務型政府的建設過程中,公共服務將成為政府改革關注的重點,如何將電子政務的服務導向性客觀地反映到績效評估體系中,對于衡量電子政務社會效益的整體水平、確保電子政務符合人民群眾的要求或期望至關重要。全面發揮績效評估對電子政務公共服務的導向作用,應該做到:第一,在設計電子政府績效評估體系時,其指導思想和原則、指標體系、操作方法和運行程序等都要充分考慮以公共服務為導向。第二,在建立電子政府績效評估體系過程中,對于衡量各級政府的公共服務是否提高了行政效率、降低了行政成本、改進了政府管理以及最大程度地方便了企業和公眾等指標,應當加大評估考核的權重。第三,電子政務績效評估體系必須科學準確地體現出我國服務型政府的建設目標,盡可能地構造出反映我國政務發展程度和公共服務水平的電子政務評估指標體系。

      4.5加強推進民生領域的電子政務應用

      建設服務型政府,重點是加強社會服務、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實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這就要求電子政務發展中需加快推進民生領域的電子政務應用。第一,推進民生領域的電子政務應用應當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過程緊密結合。重點解決廣大人民群眾最為關心的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就業、教育等服務,積極推進科研、文化、社區、公共安全等領域的信息技術應用,提高全社會的創新活力,增加全社會的和諧度。第二,推進民生領域的電子政務應用應當與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緊密相關。最大限度地發揮廣大人民群眾的主體作用,充分確保人民群眾獲得更多的實惠,使得人民群眾能夠方便獲得各種信息,快速辦理與政府部門相關的各種業務。第三,推進民生領域的電子政務應用要圍繞政府部門業務聯動。要建立跨部門、跨地區信息資源共享的長效機制,建立起多層次、多類型、簡潔實用的便民服務體系,充分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個性化的服務需求。

      電子政務調查范文第5篇

      [關鍵詞]電子政務網絡政府

      一、電子政務的內涵及優越性

      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認為電子政務就是:政府通過信息通信技術手段的密集性和戰略性,組織公共管理的方式。旨在提高效率、增強政府的透明度、改善財政約束、改進公共政策的質量和決策的科學性,建立良好的政府之間、政府與社會、社區以及政府與公民之間的關系,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贏得廣泛的社會參與度。世界銀行將電子政務定義為:政府機構使用信息技術,向公民提供更加有效的服務、改進政府與企業和產業界的關系、通過利用信息更好地履行公民權利,以及增加政府管理效能。由此可見,電子政務就是應用現代信息和通信技術,將管理和服務通過網絡技術進行集成,在互聯網上實現組織結構和工作流程的優化重組,超越時間和空間及部門之間的分隔限制,向社會提供優質和全方位的、規范而透明的、符合國際水準的管理和服務。

      電子政務作為電子信息技術與管理的有機結合,成為當代信息化最重要的領域之一。其優越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高效行政是現代市場經濟對政府的要求。電子政務把政府搬到網上,政府通過網絡快捷收集和處理信息,及時做出決策,實行透明、陽光行政,就能極大地提高行政效率。

      第二,提高政府的信息服務能力。政府在網上政策信息,打破時空和地域限制,或在政策文件網頁上開設意見反饋窗口,就能極大地提高政府的信息服務應急能力。

      第三,促進政府職能的轉變。從熱衷于“管、審、批”的干預型政府轉變為致力于“扶、幫、助”的服務型政府;從主要為國有經濟服務的傾斜政府轉變成為整個社會服務的全面政府。

      第四,提高政府的競爭能力。電子政務改造并提升了政府的競爭力,網絡時代的政府競爭力必然基于網絡基礎之上。

      第五,開辟公眾對政府的批評渠道。政府官員可以及時并經常看到各種各樣和各個方面的對政府的批評和建議,這樣可以廣開言路,促進政府與群眾之間的交流。

      在我們看到電子政務這么多優點的同時,我們不能為其優越性所迷惑而不去注意其存在的缺陷。

      二、我國電子政務發展存在的問題

      (一)突出問題是重電子輕服務

      所謂“電子”,主要是指技術手段的實現。所謂“政務”,主要是指政務變革的實現。多年來,我國進行的電子政務建設,主要采取的是以技術為主導的建設模式,建設的重心偏重于“電子”。突出的特點是:建設單位各自為政,將大量的資金投入電子政務的硬件建設。我國是工業化發展中國家,在電子政務建設的初始階段,對電子政務概念和內涵還缺乏全面了解,對信息技術的引用,政府處于被動位置,以技術為主導的電子政務建設成為必然。近幾年,全國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取得顯著的成效,但同時也出現了很多問題。尤其在“政務”的實現方面,遇到了主客觀方面的各種阻力和障礙,推進工作進展緩慢,與電子政務的目標存在較大的差距。通過實踐我們發現,實現電子政務,信息技術基本能夠保證建設需求,技術手段的實現并不困難,而難點是“政務”方面的實現。以技術為主導的“電子型”建設模式已經顯現出問題和弊端,因為擁有的技術手段并不能從根本上實現電子政務建設的目標和績效。

      (二)我國電子政務應用項目發展滯后

      中國社會科學院調查表明:盡管各級政府對電子政務的建設都花了力氣,并且許多單位自認為“滿足了社會的需要”,但從用戶方的調查卻顯示了相反的信息。在“已建成的電子政務應用項目與用戶實際需求二者關系”方面,不同地區的受訪者都不約而同地將“應用項目發展滯后,滿足不了企業和個人用戶的需要”作為首選項,有意思的是西部地區的受訪者對此的反響比東部和中部更大。也就是說,盡管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相對落后,計算機和網絡普及率遠遠低于東、中部,但被調查者中有更高比例的西部人認為電子政務滿足不了企業和個人用戶的需要。

      (三)電子政務應用層次較淺

      我國多數電子政務應用層次較淺,被稱為“沙灘上的電子政務”。對互聯網上的我國電子政務站點進行進一步審視,我們往往會發現,在多數網站上,職能介紹、政策法規、聯絡方式等靜態信息和政府新聞占據主要位置。表格下載,網上申請等為公眾帶來更多價值的在線服務寥寥無機。于是,這些網站在經歷了短暫的熱鬧后,很快便成為遺忘的角落,用戶訪問量少,網站缺乏維護,造成電子政務投資的浪費。

      (四)我國電子政務建設存在的其他問題

      電子政務基礎信息建設落后,網絡的運行速度還很慢,網絡設施的建設普及率還不高,尤其是在偏遠和落后地區更是距離遙遠,整體的物質和技術還遠遠不能適應建設電子政務的需要。此外,我國電信服務的服務價格還較高,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網絡的普及和電子政務的應用。電子政務的發展缺乏統一規劃,也沒有相應的組織機構。電子政務立法滯后,由于我國電子政務發展較晚,目前只是由行政機關對互聯網管理出臺了一些限制性的行政法規,而對于如何促進電子交易、使用電子簽名和電子支付還沒有制定相關的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約了我國電子政務的發展。

      三、如何完善我國的電子政務建設

      (一)借鑒先進經驗

      韓國電子政務發展策略對我國有一定參考價值:第一,電子政務的發展應得到國家高層的立法、資金和資源支持;第二,電子政務的發展關系到全社會的綜合發展,不能僅僅被看作是政府的任務。電子政務的發展不能離開企業界、學術界和社會各方面的全力支持和積極參與;第三,電子政務的發展事關國家全局發展戰略,應從國家戰略發展角度出發,由國家組織政府各部門、社會各階層的精英統籌規劃,全面部署,積極實施;第四,電子政務的實施應與國家當前的各項改革措施緊密配合,在借鑒國外發展經驗的同時,要從我國國情出發,既要解決現實問題,又要面對未來發展需要。

      (二)加強宣傳

      電子政務要真正發展,決不能孤芳自賞,而應該萬民聯歡,共同參與。在加強政府網站內容建設的同時,政府部門最好能夠利用傳統的報刊等媒體對電子政務廣為宣傳,讓廣大百姓了解電子政務,并接受電子政務,讓更多的人參政議政、建言獻策,通過電子政務實現自己的民利。同時,應加強政府網站的互動性、應用性,以更親民、便民的形象吸引群眾。

      (三)主動接受民眾批評

      網絡本身只具有技術性價值,而應用網絡技術建成的“電子政府”則意味著信息的公開透明,意味著政務效能的提升;但最重要的是,“電子政府”利用網絡技術的特有優勢,為政府與公民之間的雙向互動提供了一個開放的空間和自由的平臺,以便公眾表達利益訴求、提出建議意見以及監督政府行政,最終實現政府行政與民意的無縫對接。政府建立官方網站,其主要目的應該是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民眾訴求并及時回應,以更加有效地維護公民權利與增進公民福利。

      (四)完善法律法規

      發展電子政務,立法要先行。立法要從有利于信息技術發展、有利于電子政務開展的角度,解決電子政務發展中亟待解決的問題,如電子簽名、電子支付的合法性,制定電子政務信息技術規范,并及時修改既往法律中與信息技術發展不相適應的部分。

      (五)健全領導機構,統一電子政務的發展規劃

      電子政務既要跨越整個電子信息技術產業,協調各產業部門的發展與利益,同時也要平衡現有的各管理部門的利益關系。推動電子政務的難點在利益的分割上,所以,沒有綜合性的權威部門根本無法實施真正的電子政務工程。必須由國務院設立專門的電子政務領導機構,統一領導、組織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電子政務建設。各級政府的電子政務和管理機構則可先從部門之間協調開始,成立相關小組。

      (六)加強電子政務培訓

      從目前我國政府部門的實際情況看,政府部門的信息化硬件普及率還相當低,政府的各項政策、命令的仍然還是沿用紙張作為傳播媒介,公文的收發、采集和匯總還沒有完全實現電子化。因此,大力加強公務員信息化知識的培訓迫在眉睫,特別是系統化、制度化、規范化的培訓。

      小結

      只有加大電子政務的建設力度,加快建立高效政府,才能在信息時代加快發展,迎頭趕上。相信我國能夠克服在電子政務方面遇到的困難,改善電子政務發展中存在的不足。結合我國電子政務發展的實際情況,借鑒外國先進經驗,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電子政務之路,并在這條道路上越走越遠。

      參考文獻:

      [1]王長勝.中國電子政務發展報告[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化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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