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財政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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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財政概念范文第1篇

關鍵詞：裁判摘要；概念；特征；功能

一、裁判摘要的含義

裁判摘要，是指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將公報所登載的典型案例的判決理由的意旨予以概括和抽象，選擇、摘取其中的精華、核心，所形成的“微縮判例”。

基于語義的研究，可將裁判摘要分解為以下三個層次的內容構成：“裁判”、“摘”和“要”。

第一，裁判摘要的對象――裁判。裁判摘要是對指導性案例的內容所作的概括和抽象，即“摘要”的對象是判例。所以，裁判摘要不同于判例本身，但它又是判例的組成部分。雖然裁判摘要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但從根本上說，它又依附于判例，不能脫離判例而單獨存在。

第二、裁判摘要的形成――“摘”。摘要是指摘錄下來的著述、話語的要點。作為動詞的“摘”字，具有較強的選擇、提取的意蘊。裁判“摘”要，并非判例之中的核心和要點的自然顯現，而意味著編輯者基于一定的主觀目的性，通過編輯加工而形成、構成的判例核心內容。判決是裁判者作出的，而裁判摘要則往往是裁判者之外的編輯者在對判決的再加工和重新概括而形成的，是對判例的再詮釋、再創作。“摘”字就反映了編輯者在判決的諸多內容之中，對其核心、關鍵所進行的具有較強主觀性的選擇、摘取。

第三，裁判摘要的目的――“要”。美國法學家盧埃林認為，“撰寫摘要的法官學會了一樣東西，那就是：簡結清晰地表達他的論點，在撰寫之前，強調和縮短措辭。當正文完成的時候，有些論點可能需要重新措辭（盡管不應該這么做），但既便如此，這樣仍然是奏效的。”為方便人們了解和把握案例的內容、指導審判工作，對案例的核心和概括實屬必要。在語義上，“要”字既有緊要也有必要的含義。相應地，裁判摘要的“要”字也意味著裁判摘要既是案例的核心、要點，也是案例不可或缺的要件、要素。

二、裁判摘要的特征

1、裁判摘要是主觀與客觀的統一

拉倫茨指出：“解釋裁判的目標只能是：探求法官實際上的法律意見。”作為判例解釋重要方式的裁判摘要，其母體是判例，它是從判例中派生和提取出來的，它必須準確地再現判例的主要內容，具有客觀性；同時，裁判摘要又不同于判例，它是編輯者基于自己對判例的理解，通過再加工和再創造而形成的新作品，是判例的核心與精華，又具有主觀性。

2、全面與重點的統一

簡明扼要，但不能太簡單，也不能過于抽象，要點的概括要具有全面性，裁判摘要是指導性案例的抽象與精華，而指導性案例則是裁判摘要的母體與出處。裁判摘要應當兼顧全面性與重點性，并以全面性為基礎。

3、事實與規范相統一

我國臺灣學者楊仁壽認為：“判例與事實不可分，在英美法系國家固系如此，在大陸法系國家亦無不同，觀諸歐日等國判例匯編，殆多將整個具體案例之事實摘入，當可思過半。故所謂‘判例’云者，應指包括事實在內整個案例而言，絕非僅止于從判決理由中摘錄數句，更易數字，即予‘著成’”。所以，裁判摘要還具有另一個特征：事實與規范相統一。裁判摘要是人們了解、把握判例的一條捷徑，但它代替不了判例本身。裁判摘要是編輯者根據指導性案例的判決書中的事實作出的，是判決理由中的結晶，與案件事實密切相關，但是編輯者又把針對這一具體的事實應用法律而產生的判決抽象為一般的規則。

三、裁判摘要的功能

彌補法律漏洞，促進法律發展。我國屬于大陸法系，主要是以成文法為主，判例和習慣不是我國的法律淵源。法律的成文化和法典化必然有其難以克服的弊端：法律條文與社會發展脫節、法律條文規定抽象模糊。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生活的變遷，法律越來越難以調整復雜多變的社會關系。最高院每年就下級法院上報的疑難案件數目愈顯龐大，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最高人民法院于2005年的《人民法院第二個五年改革綱要》中規定：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導制度，重視指導性案例在統一法律適用標準、指導下級法院審判工作、豐富和發展法學理論等方面的作用。而《最高人民法院公報》無疑就是指導性案例的重要形式，其中公報公布的裁判摘要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判例制度的發展，彌補了法律漏洞，促進法律的發展。

裁判摘要一般采取了演繹、歸納和類推的方法。最高院公報公布的疑難案件涉及的法律條文往往呈現出規定模糊、不確切的特征。人民法院在審理此類案件時沒有明確的條文可依，只能采取類推的方式，找到與案情相關的法律條文，依據該條文適用類推、演繹、歸納的方法進而作出裁決。從裁判摘要的內容來看也體現了以上的特征。裁判摘要是指導性案例的微縮版，其類推、演繹、歸納的過程并沒有凸顯出來，但從裁判摘要法院的審理結論部分來看，就蘊含了這一過程。

裁判摘要不僅適法而且造法。從形式上看，法院是法律適用機關，判例作為法律適用的結果，應該屬于法律適用的范疇；但從實質上看，判例具有很強的造法色彩，也發揮著創設裁判規則、發展法律的重要功能。公報登載的典型案例，絕大部分都不是簡單、機械地適用法律的常規案件，往往具有創制裁判規范的屬性，包含著豐富的造法內容。相應地，作為這些典型案例精華的裁判摘要，則應該抽象掉其中當事人狀況、爭議標的數額等的偶然性因素，把通過具體判例創設出的新的法律原則或判案規則，更清晰、準確地提煉出來。總之，裁判摘要應該是適法與造法的統一，但更應該突出其造法的功能。

對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規制，判例的創制,包括最初創制和再次創制,是在具體案件的裁判過程中進行的。因此，保證判例制度科學合理運轉的另一重要環節是對法官裁判具體案件的司法過程進行程序控制，這種程序控制屬于裁判過程之內的控制，它在法官日常司法過程中每時每刻都起著作用，因而十分重要。此外，我國關于提高法官素質的議論多只重我國關于提高法官素質的議論多只重于專業素質并且主要是法律專業素質，對綜合人文素質重視不夠，而這是對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規制是否有效的根本保證。

保障判決的基本一致，防止司法腐敗的產生。判例制度的最大優點在于，通過遵循先例的原則，使相同的或大體相同的事實情況，獲得相同的或大體相同的判決，而不會出現同樣的案情具有不同判決結果的情況。裁判摘要則是對指導性案例的微縮判例，裁判結果的相同性是保持法的確定性和可預測性所必需的，是符合人類正義性要求的。這樣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司法腐敗的產生。所以建立判例制度，可以使法的安全價值得以實現。事實上，在現今我國的司法實踐中，面對各種新的問題、新的案件，由于司法人員自身的素質及法律的相對滯后，不可避免地要參照判例進行判決，這也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了。不參照判例，便不能決案，參照又違背我國的司法體系，從而陷入司法兩難境地。與其如此，倒不如大大方方地與世界接軌，實行判例制度。

四、適用具體案例來論證裁判摘要

摘取最高院公報中的兩例裁判摘要作為論證對象：1、中國昊華化工（集團）總公司與中企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糾紛案的裁判摘要：當事人在訂立合同中，為了解決可能發生的糾紛而明確約定了管轄法院。此后基于合同形成的債權幾經轉讓，但新的債權人均未與債務人、保證人重新約定管轄法院，亦未排除原合同關于管轄法院約定的，只要原協議管轄約定不違反法律規定，則應認定繼續有效。2、李海峰等訴葉集公安分局、安徽電視臺等侵犯名譽權、肖像權糾紛案的裁判摘要：公安機關在新聞媒體提供偵破案件的相關資料，供新聞媒體用于新聞報道時，應盡謹慎注意義務以保護他人合法權益。未盡此義務導致他人名譽權收到侵犯的，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公安機關偵查行為的合法性、配合新聞媒體進行法制宣傳的正當性以及新聞媒體自身在新聞報道中的過失，均不構成免除公安機關上述民事責任的法定事由。

對以上兩則裁判摘要進行評析。1、在以上兩則裁判摘要中，對案件事實的說明往往采取了高度提煉、概括的方法。如在第一則裁判摘要中的當事人就省略了中國昊華化工（集團）總公司、中企國際投資以及工行宜陽縣支行等法律關系主體。“此后基于合同形成的債權幾經轉讓”把該案法律關系的變更用短短十幾個字就充分表達出來了。“新的債權人均未與債務人、保證人重新約定管轄法院，亦未排除原合同關于法院約定的”這也是對案件爭議點的精辟說明。“只要協議管轄約定不違反法律規定，則應認定繼續有效。”該部分明顯省略了法院的說理部分，只明確了法院的審理結論。2、裁判摘要具有法律規則特征，起到法律規范的作用。法律規則一般由三部分組成：假定條件、行為模式與法律后果。以第二則裁判摘要為例，“公安機關在在新聞媒體提供偵破案件的相關資料，供新聞媒體用于新聞報道時，”這是所謂的法律條件，即該條規則在以上情況時，對公安機關的行為具有約束力。“應盡謹慎注意義務以保護他人合法權益”這部分可視為行為模式，即規定了公安機關應如何具體行為之方式或范型。“未盡此義務導致他人名譽權收到侵犯的，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這部分就是該“規則”的法律后果，如果公安機關作出不符合行為模式的要求時，應該承擔相應的結果。由以上兩點充分說明了裁判摘要的地位和作用。作為精縮版判例，對以后中國判例制度的發展可以起到一個里程碑的作用。判例作為中國的法律淵源也將是中國法治發展的一個必然趨勢。

參考文獻：

［1］劉風景：不同意見寫入判決書的根據與方式［M］.環球法律評論，2007年第二期.

［2］劉風景：裁判摘要的原理與制作――以（最高人民法院公報）公布案例為素材［M］.

［3］最高人民法院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編：人民法院案例選［J］.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版,2006年第二期.

公共財政概念范文第2篇

主題詞：公共財政和諧社會

一、和諧社會的概念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論斷，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什么是和諧社會，怎樣實現？正可謂見仁見智，可以從不同的視角做出回答。筆者認為，有必要從該概念提出的源頭及背景上加以考察，“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要適應我國社會的深刻變化，把和諧社會建設擺在重要位置，注重激發社會活力，促進社會公平和正義，增強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和誠信意識，維護社會安定團結。”[1]這是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的論斷。

筆者對和諧社會的認識上，傾向于贊同吳鵬森在《公平：和諧社會的柱石》一文中提及的觀點。和諧社會應包括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宏觀結構的和諧，包括城鄉結構、區域結構、階層結構、民族和睦、勞資關系都要處于和諧狀態。”“第二個層次是微觀結構的和諧。微觀和諧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和諧。”“第三個層次是人與自然的和諧。”[2]

和諧社會應是各方面利益關系得到均衡和協調的社會。[3]“和諧”不等于“沒有矛盾”。和諧社會的構建是以承認社會矛盾為前提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認識到當前社會的種種不和諧現象。和諧社會是社會的各種要素和關系相互融洽的狀態，內涵極其豐富，涉及到人與人、人與社會、公民與政府、人與自然等多重關系。而在各種社會關系中，最重要的一對關系是依賴于法律所調整的政府與公眾、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的關系。利益上的差異和矛盾總是不可避免的，要使這種差異和矛盾不會導致社會沖突，就需要從利益機制上加以調整，不能以犧牲弱勢群體的利益為代價來維護強勢群體的利益。公共財政通過對這種利益關系的調整，一方面維護和促進兩者之間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化解和協調兩者之間的對立和沖突，從而不斷地追求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的和諧一致，實現兩者之間的利益協調。顯然，公共財政的這種價值追求與和諧社會的內核完全相契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和諧社會構建的成功與否。通過財政及稅收法律的引導，保證經濟發展從非均衡策略向均衡策略轉變。一方面要促進產業結構的合理與優化升級。加強農業基礎地位。加強基礎設施和基礎工業，振興支柱產業，大力促進第三產業發展。另一方面要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改變我國東部與西部，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經濟發展越拉越大的局面。這一切都需要加大宏觀調控力度，通過法律機制來調節。

為此，筆者從構建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出發，對公共財政的概念、職能、模式等問題做些粗淺探討，以期拋磚引玉。

二、公共財政的職能、模式

近年來，“公共財政”成為我國學術界和政府所關注的問題。尤其在財政學界展開了一場關于“公共財政”的討論。對其概念也有不同的表述，概括起來說，公共財政是以市場失效為存在前提，是政府以政權組織的身份，依據政治權力，在全社會進行的以市場失效為范圍的，以執行國家的社會管理者職能，為市場提供公共服務的需要為目的的一種政府分配行為。其分配具有公共性和非市場盈利性兩個基本特征，其收支活動主要通過公共預算來體現，主要包括：經費預算和公共投資預算，社會保障基金預算從性質上也應是公共預算性質的，它提供的也是公共服務。[4]

“公共財政”不等于“財政”或“國家財政”，它僅是一種存在于特定時期的，有著特定內涵與活動范圍的財政類型。公共財政是指國家為市場經濟提供公共服務而進行的政府分配行為。（1）公共財政是市場失效的產物；（2）公共財政以企業和個人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為分析的基點。[5]這兩點對我國公共財政來說也是如此。正是由于存在著市場失效和追求企業自身利益，才使得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也要有與之相適應的社會主義公共財政存在。

市場經濟要求的是公共財政，只有公共財政才能適應于、服務于并有利于市場經濟的存在和發展，這是數百年來市場經濟在西方的發展歷程所鮮明昭示的。我國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很自然也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公共財政。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出現了向公共財政轉化的趨勢：（1）稅收占預算內收入比重大幅度上升而達90％以上；（2）稅收制度從按所有制成分分別設置，逐步轉向對不同經濟成分實行同一稅收制度上來；（3）經濟建設支出占財政總支出比重大為下降，而同期社會文教支出急劇上升；（4）基本建設支出占財政總支出比重急劇下降。該支出曾是國家計劃配置資源的直接財力手段；（5）財政的基本建設向以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投資為主轉化。[6]

（一）公共財政的職能

公共財政的職能范圍：由于財政是政府實現其職能的財力保證，因而公共財政又從財力上規范和制約了政府這種職能范圍。具體表現為：

1、政府從三位一體（國家政權組織、國有資產所有者、生產經營的組織者和指揮者）向社會管理者轉變。市場經濟下社會管理者的經濟職能是對市場運行的保障、服務、監督功能，即維護市場運行正常秩序（法律法規和行政管理）；提供市場自身不能解決的外部條件（如基礎設施）；對市場進行宏觀調控，彌補和糾正市場機制的缺陷，促進市場的平穩運行，實現效率與公平的最佳組合，對市場機制能有效發揮作用的領域，政府逐步做到不直接干預，或不進入。

2、財政適應政府職能轉變以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步。公共財政從財力分配和資源配置的角度明確了政府與市場的邊界，使財政分配從統包大攬中進一步脫身出來，能夠更加明確、有效地解決財政分配的“越位”和“缺位”問題，更好地抓大事，管宏觀，做好為市場順暢正常運轉提供公共服務，創造外部條件的職責。（二）公共財政的模式

公共財政不等于吃飯財政，不等于財政建設功能的消失，而是財政職能的調整，是財政管理深化與資金投向的深刻變革。財政必須立足經濟大局，下面筆者試提出公共財政新模式：

第一，深化財政改革。一是推進依法理財進程，建立與市場經濟接軌的財政運行體系。二是預算管理進一步法制化、規范化。三是深化財政支出改革，優化結構，提高效益。逐步把不應由財政開支的項目剝離出去。大力推行政府采購制度。

第二，界定和規范財政支出范圍。一方面要根據中央統一部署，不斷提高對科學、教育、政權建設、環境保護等方面的保障能力；另一方面，利用財政支出政策的導向，不斷優化行業內部支出結構，優化事業發展布局結構，推動教育、衛生、文化、體育、廣播電視、農林水利等事業布局結構調整，解決低水平重復設置問題，建立開放型事業發展體制。

第三，調整整建設性支出投向。“公共財政”并不等于財政失去投資和建設的功能，而是要求我們改變傳統的扶持生產的觀念和做法，對財政在新時期財源建設中的地位、作用重新進行認識和定位。財政建設性支出，要從直接投入生產領域，逐步地轉到為生產建設的持續發展創造條件的投入上來，轉向主要搞基礎設施、科技進步、環境保護、公共服務項目，以改善投資環境，促進企業平等競爭。同時，財政投入支持經濟建設，應以反經濟周期投入為主。

第四，廣泛實施規范的政府采購政策和辦法。政府采購是政府機關利用財政資金從社會生部門購買商品和勞務的支出，直接影響社會總需求的增減，調控經濟運行。[16]

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要公共財政

和諧社會是人類自古以來孜孜以求的一種理想社會形態。然而只有當人類進入法治時代，通過建立一整套能夠對各種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加以全面有效調整的法律機制，才能真正實現整個社會的安定有序，在人與人之間形成一種穩定性、確定性和規則性的良好狀態。而在各種社會關系中，最重要的一對關系是依賴于法律調整的政府與公眾、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的關系。公共財政是國家為市場經濟提供公共服務而進行的政府分配行為。公共財政是一種存在于特定時期的，有著特定內涵與活動范圍的財政類型。在調整的政府與公眾、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的關系中具有重要作用。如前文所述，在我國目前的形勢下，公共財政對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積極作用。正是由于存在著市場失效和追求企業自身利益，才使得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也要有與之相適應的社會主義公共財政存在。

（一）社會主義公共財政是政府“公共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和諧社會首先必須是利益協調的社會，但在現實中，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關系既相一致又相沖突。與利益關系的一致與沖突相對應，政府與公眾之間的行為分別呈現出“服務與合作”的互相信任關系和“命令與服從”的斗爭或對抗關系兩種不同的狀態。既然我們應當倡導和促進利益關系的一致性，就決定著政府與公眾間關系應當是一種服務與合作的相互信任關系，而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命令與服從的對抗關系。即強調政府行使職權的目的不再僅僅是為了“管理”，而是使政府能夠更有效地為全體人民和整個社會提供最好的服務。這就要求我們的政府機關應當改變過去那種高高在上的觀念，真正樹立起為民服務的觀念；不要把自己手里的職權看作一種絕對的命令和強制，而要看作是為公眾服務的職責；不要把公眾當作敵人或小偷來防范和對待，而要充分信任我們的公眾，誠實地對待公眾，把公眾當作行政的主人或參與者。只有這樣，才能在政府與公眾之間建立一種和諧一致的良好關系。

（二）公共財政體現了和諧社會“利益均衡”的法律原則。盡管和諧社會追求的是利益關系的一致性，但是利益關系的沖突與矛盾在現實中卻總是不可避免的。在此種情況下，就需要發揮法律平衡利益沖突的功能，遵循“利益均衡”的法律原則。在均衡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關系時，必須遵循禁止過度原則和信賴保護原則。前者要求政府在限制個人利益的手段與實現公共利益的目的之間進行權衡，以選擇一種既為實現公共利益所絕對必要，也為對相對人利益限制或損害最少的手段；后者要求政府在其實施的行政行為對相對人產生了值得保護的信賴利益時，不得隨意變更或者撤銷該行政行為，否則應當必須給予相對人合理的信賴補償或賠償，以均衡協調個人的信賴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間的關系。公共財政充分體現了和諧社會“利益均衡”的法律原則。

總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要公共財政，公共財政的推行，對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注釋：

[1]：參見十六屆四中全會公報

[2]、[3]：吳鵬森《公平：和諧社會的柱石》

公共財政概念范文第3篇

在中國，公共財政在政府管理中作為一個明確概念確立，發生于20世紀90年代后期。在說公共財政之前，需要簡單說一下財政。

在中國發展市場經濟，實現現代化戰略目標，財政怎樣轉型，政府理財怎樣合理地形成一個能夠勝任的框架和型態？回答就是建設公共財政框架。建設公共財政的實質性內容，就是要與時俱進地處理好隨經濟社會轉軌、政府職能轉變而來的財政職能轉變和財政轉型問題。首先應該把公共財政理解為財政轉型、政府職能轉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過程中，從財政角度出發的一種理念和基本導向。我國財政經歷了從原來的供給型財政、生產建設型財政、轉軌過程中探索的財政振興，一步一步轉變成相對成熟的、能夠跟新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和總體社會再生產發展要求相適應、相匹配的一個財政型態。

公共財政顧名思義，關鍵的內在導向就是強調財政的公共性，以滿足社會公共需要作為財政分配主要的目標和財政工作的重心。財政作為國家職能實現的一個理財系統，必須適應這個轉變，越來越多地去體現對公共利益、公共需要的追求和這方面的保證。

公共財政在管理運行上必然要以現代意義的具有公開性、透明度、完整性、事前確定、嚴格執行的預算作為基本管理制度。其實質內容是以制度的合理安排和嚴密性防止公權扭曲，落實公眾利益的最大化。具體要落實在現代意義的預算管理形式上，即所謂“陽光財政”的狀態。

今后一個時期在繼續構建和發展公共財政框架的過程中，應該抓住如下一些主導因素：按照公共財政發展的要求在政府和財政的基本職能中收縮生產建設職能，逐步形成中央和地方各級具體而詳盡的事權明細單，使公共財政中的財權配置與事權的配置較好地呼應；在公共財政的框架下合理掌握財政分配順序，在保證國家機器高效能的正常運轉的基礎上，其后應是滿足公共需要即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提供，然后，才是政策傾斜方面和重點建設方面的事項；逐步形成規范的公共選擇機制，財力分配和政策安排不能由少數政府官員決定，必須越來越多地依靠法治化的程序、規范的公共選擇機制來形成決策方案；積極依托“金財工程”等形成公共財政的制度約束、監督體系；努力發展“四兩撥千金”的理財新方式，把政策傾斜中“設租尋租”的可能性壓到最低限度；最后，在公共財政框架下，政府理財方面要形成一個協調配套的復式預算體系。(作者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導)

公共財政概念范文第4篇

關鍵詞：公共財政學；探究性教學；灌輸式教學

一、問題的提出

公共財政學是介于基本理論和應用學科之間的基本應用學科，在學生專業知識建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這門課程沒有引起學生足夠重視，他們往往認為財政學課程不實用、太抽象、不易把握等，不去努力學，為了考試死記硬背。其實，該門課程與純粹的應用學科相比，因涉及較多的經濟理論而顯得趣味不足，但與純粹經濟理論課相比，卻又與現實生活實踐密切相關，具有較大的拓展性。當前，我國公共財政學教學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教學模式問題。傳統的這種“灌輸式”教學模式，教師很累、學生很苦，教學效果還不理想。因此，對當前公共財政學教學的現狀進行考察，對造成這些問題的根源予以剖析，進而提出改進教學的對策，就顯得尤為必要了。

二、公共財政學教學的現狀及問題

1.教學方法仍以“灌輸式”教學為主。當前，公共財政學教學仍普遍采用傳統的“灌輸式”教學法。“滿堂灌”的教學方式不僅是時間上的“滿堂”，也是范圍上的“滿堂”。這種方式雖是面向全體學生，卻不能顧及全體學生。由于學生知識及認知結構的差異，一刀切的灌輸會讓一部分學生因基礎薄弱而聽不懂課，最終導致他們失去學習的興趣。因此，傳統的公共財政學“灌輸式”教學只會讓學生失去學習的興趣，最終影響公共財政學的教學效果。據課題組隨機聽取的一些公共財政課發現：教師上課仍舊是“一言堂”、“滿堂灌”，教師是“主導”也是“主體”，偶有教師隨機提出一些問題，學生并不積極參與，教師只好自問自答。這樣的教學方式帶來了這樣的問題：一是，教師很累；二是，學生很被動。這種“填鴨式”的教學，學生一直處于被動狀態，他們沒有積極性，缺乏主動性，對學習缺少興趣。

2.教學內容仍遵循“知識型”教學理念。傳統公共財政學教學存在的另一個問題是教學內容重知識的傳授而輕能力的培養。這種以知識傳授為主的“知識型”教學，教學的目的是讓學生掌握知識，傳授的內容多以書本知識為主，評價的方式就是考試分數，教學方法也通常采用“灌輸式”教學法。這種重知識輕能力的“知識型”教學，帶來的不良后果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造成學生缺乏運用知識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學生對知識掌握得不牢固。公共財政學是以抽象的經濟學為基礎的應用理論學科，單純的理論知識是抽象的，抽象的知識是難以形成深刻記憶的，學生對這種知識的掌握如果不及時付出實踐會很快遺忘的。因此，傳統上公共財政學“知識型”教學，不僅讓學生缺乏實踐能力，也使學生難以扎實地掌握知識。

三、存在問題的原因分析

1.“灌輸式”教學法違背了教育激勵規律。公共財政學教學中出現的教師很累、學生很煩、效果不佳及不能顧及全體學生的問題，究其原因是與學生學習中缺乏積極性和主動性有關。根據教育心理學激勵理論，學生主動學習的行為來源于愿意學習的動機，也就是學習的積極性；而學生學習動機主要表現為成就動機。奧蘇伯爾指出：“一般稱之為學校情境中的成就動機，至少應包括三個方面的內驅力決定成分，即認知內驅力、自我提高的內驅力及附屬內驅力。”認知內驅力是指向學習任務本身的一種動機；自我提高的內驅力是一種因自己的能力或成就贏得相應地位的需要而引起的內驅力；附屬內驅力是指一個人為了保持長者們的贊許或認可而表現出來的把工作做好的一種需要。因此，要充分調動與發揮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就必須增強教學內容的趣味性和吸引力，讓學生認識到學習的價值及實現價值的可能性，并及時對學生的良好表現提出表揚。公共財政學傳統的“灌輸式”教學，之所以存在各種問題，主要是這種教學法違背了教育心理的一般規律。一是這種教學法缺乏趣味性。以教師為主的說教，學生被動接受，學生產生壓抑感，并漸漸對教學失去興趣。二是這種教學法沒能使學生認識到學習的價值。缺乏聯系實際的抽象的經濟學理論的講授，無法感知理論對他們的生活會的意義，也就難以產生學習的動機。因此，“灌輸式”教學法是公共財政學教學問題的一個深刻根源。

2.“知識型”教學理念偏離了知識建構規律。建構主義教學理論認為，新知識的學習就是已有知識經驗概念的轉變，是外因通過內因，并最終由學習主體知識重構的過程。“布魯納認為學習任何一門學科的最終目的是構建學生良好的認知結構，而構建良好的認知結構常常需要經過獲得、轉化和評價三個過程。”而獲得、轉化和評價是一種建構能力，即一種學習能力，新知識的學習應是已有知識形成的能力的擴展與構建。因為新知識的學習與構建，離不開舊知識的運用，而對知識的運用其實就是能力的表現，新知識的補充其實也就是能力的進一步提高。公共財政學“知識型”教學，以知識傳授為目標，重知識傳授輕能力培養，不僅使知識學習失去應有的意義，也使知識學習的效果大打折扣。究其原因首先是“知識型”教學的目標無法滿足學以致用的需要。由于“知識型”教學是一個學生被動記憶知識的過程，它不僅無法讓學生實現有意識的觀察、主動的理解與思維及能動的想象，甚至也無法讓學生積極主動地記憶，因此也就無法培養學生的學習能力。

三、公共財政學教學的對策——構建“探究式”教學模式

當前，我們的公共財政學教學仍主要采用傳統的以“灌輸式”教學法和“知識型”教學理念的傳統教學模式，最終使學生學習的效率與效果受到影響。要解決這些問題，就是要實現由“灌輸式”教學法向“探究式”教學法轉變和“知識型”教學理念向“能力型”教學理念的轉變，實現以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以現實生活問題為抓手，以“探究式”教法為主形式，以知識傳授為手段、能力培養為目標的“探究性”教學模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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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萍.高等教育心理學實用教程[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公共財政概念范文第5篇

關鍵詞：西方財政學；財政學理論；理論基礎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財政學僅是經濟學，還是政治學和經濟學交叉學科？

最初的專著性西方財政學是從經濟學角度展開論述的，巴斯塔布爾指出，“從最初意義上看，財政科學是經濟研究的產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漢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財政學大綱》第一章第三節標題就是“公共財政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盡管作者接著于下一節“公共財政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中，也指出了財政學與政治學、歷史學的密切關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關于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觀點。

與這種經濟學觀相反，西方財政學在其發展過程中，開始出現了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觀。道爾頓（Dalton，H.）1922年的《公共財政學原理》一書，第一句就指出，“財政學是介于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一門學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過，由于英美早期財政思想傳統的影響，直至本世紀50年代末為止，認為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財政學中占據了主導地位。這種主張隨著社會抉擇理論從60年代開始逐步被納入西方財政學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社會抉擇論從威克塞爾開始，就是主張政治程序進入財政分析視野的。為此，作為社會抉擇學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財政學：教科書導論》一書“前言”中就指出，財政學是涉及經濟學與政治學兩個方面的學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盡管許多財政學著作不再指出財政屬于何種學科，但由于它們所包含的有關社會抉擇論的內容，總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學的分析。所以，現代西方財政學盡管從根本上看屬于經濟學，但又具有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將其視為純經濟學科的看法，顯然是缺乏說服力的。

財政學僅屬于微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學兼有？

宏觀經濟學是本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出現之后的產物，在此之前西方財政學是談不上以宏觀經濟學為基礎的。財政政策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之一，隨著財政政策的成功運用，它逐步進入西方財政學中而成為其重要內容，就很自然了。這樣，西方財政學除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之外，同時出現了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財政與預算政策》一書，就鮮明地體現了這點。該書體系分為兩大部分，即“A編：微觀經濟學”和“B編：宏觀經濟學”，前者分析的內容包括稅收、政府支出和預算范圍等問題，后者則分析了經濟結構、經濟穩定與增長、預算與經濟政策等問題。（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紐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財政學引論》指出，公共財政學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務，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穩定，前二者屬于微觀經濟學，而后者即穩定任務則屬于宏觀經濟學。（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溫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財政學：公共抉擇與公共經濟》，也將財政的微觀與宏觀問題分開論述，即該書第三篇為“微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稅收與公共支出；第四篇為“宏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等的財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還有許多西方財政學也包括了財政政策的內容，表明傳統地只局限于微觀經濟分析的西方財政學，已開始接納宏觀經濟內容了。

但與此同時，許多西方財政論著仍堅持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傳統。這點，只要看一看許多西方財政學仍然不包括財政政策的內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遜（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門經濟學》就明確指出：“……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發展，是限制在微觀經濟學理論的知識范圍內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發展，在20世紀50年代使公共部門經濟學發生了質的飛躍。目前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理論發展，應直接歸功于微觀經濟理論。”（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納（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財政學：民主社會中的收支》一書，也將財政學研究對象歸入微觀經濟學中。他指出：“公共財政學的研究有兩個主要分支：公共抉擇和運用微觀經濟學。……運用微觀經濟學，檢驗的是公民個人對公共抉擇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羅森（Rosen，H.S.）的《公共財政學》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將財政政策內容包括在內，并且也如同其他許多主張財政學僅屬微觀經濟學的財政學論著一樣，設有專門的微觀經濟學基本內容的篇章，作為全書的理論基礎。（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財政學屬于微觀經濟學的主張。

進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括宏觀經濟分析內容的許多學者，也仍將財政學的分析基點和重點放在微觀經濟分析上。在西方財政學界有著很大影響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茲（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經濟學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認真地說，（本書）不打算包括穩定和宏觀經濟政策內容。……在穆斯格雷夫時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財政學理論》（1959）中包括210頁的有關穩定政策的內容。然而，自那時以來，經濟學出版狀況變了，人們在文獻中對該問題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們的重點僅放在（政府）目標而不是穩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盡管這段話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含有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將財政學重點和基點放在微觀經濟學上的。對此，米爾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總結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財政學理論》中，他以三個政策目標：配置、分配和穩定等術語，概括了他的主題，……。該書以超過200頁的篇幅研究了穩定問題，即我們現在稱之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問題。在較后的教科書即阿金森與斯蒂格里茲的《公共經濟學教程》（1980）中，宏觀經濟政策問題被排除了。……公共經濟學，甚至公共財政學，被認為僅涉及配置和分配問題。而穩定問題則被留給宏觀經濟學及其教科書。”（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經濟學關于微觀和宏觀的劃分，本身就存在許多問題而爭論不休，這造成了西方財政學的爭論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與斯莫琳斯基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由戴門德（Diamond，P.）撰寫的第八章名為“配置與穩定混一的預算”，資源的配置屬于微觀經濟學問題，而經濟的穩定屬于宏觀經濟學問題，因而該標題清楚表明了作者將宏觀經濟分析和微觀經濟分析兩大內容統一于財政的意圖。（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帶應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張財政也應包括宏觀經濟學內容的西方財政學著作中，其體系內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礎部分仍然是微觀經濟分析。因此，西方財政學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沒有包括微觀經濟學基礎，而在于有沒有包括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

總之，盡管現代西方財政學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從根本上看，它沿襲的仍然是微觀經濟學的傳統。此外，西方財政學在其上百年的發展過程中，還隨著微觀經濟學的變化而變化。早期西方財政學專著已包含了福利經濟學思想，這在道爾頓《公共財政學原理》第二章“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該章中批判了薩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稅收是數額最低的稅收”的觀點，反對了傳統的“稅收邪惡論”，提出了財政和稅收的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為微觀經濟學分支的福利經濟成為西方財政學的理論基礎，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問題的分析，最終落實到社會福利函數所確定的最大效用點上。這使得西方經濟學關于公共經濟學的效率分析，與私人經濟學的效率分析一樣，都統一到福利經濟學基礎上來了。這是西方財政學完全建立于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理論表現。

西方財政學的價值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