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活動不可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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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活動不可分性范文第1篇
關鍵詞：經濟法；作用；經濟生活
經濟法的產生是基于對市場失靈以及政府功能失靈的反應，這是經濟法產生的前提條件。現實生活的經濟活動是以自由市場進行調節的，然而市場并非萬能的，市場有一定的滯后性、趨利性，當市場調節不了時，就需要經濟法律對其進行干預和調整。經濟法最基本的屬性就是國家在合理的范圍內對現實經濟生活的干預特性，來引導和規范市場經濟的運作和健康發展，促進現實經濟生活水平的提升。
一、經濟法的形成
經濟法是國家管理調控經濟活動中經濟關系的法律體系，對我國的經濟運行有調控和規范作用。它是有以下幾個方面組成的：國家對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和行政管理、市場秩序的管理、現代企業發展結構制度。國家在宏觀層面對市場進行調控和規劃，來引導企業自主經營，自由進行經濟運作，就形成了經濟法的基本范圍。
從經濟法的產生過程可以發現，經濟活動與經濟法律二者是承前啟后密不可分的關系。沒有經濟活動，就不會有經濟法律的產生。沒有經濟法律，經濟就不可能持續健康發展。經濟活動只有在經濟法律的規則引導下才能全面持續健康良性的發展，服務于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政府職能部門要對經濟進行適當的干預也是必不可少的。市場經濟的自身缺陷或者在中國的市場不夠完善的情況下必要的政府干預是合理的和有利的。政府干預針對的是一個國家的經濟運行整體而言的。不是針對某個特定的企業或者某個特定的市場。因此，政府干預表現為市場管理和宏觀經濟調控兩個不同的方面。經濟法的功能和作用于政府的干預具有天然的聯系性，離開政府的干預經濟法不可能順利地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只有通過政府干預市場，經濟法律才能規范社會經濟活動，引導建立公平有序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要達到這個要求，政府治理和經濟法律必須同時發揮作用。
二、經濟法對經濟生活的作用
經濟法是特殊的法律，也是屬于法律的范疇，它的主要作用范圍是人們的經濟生活。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法產生的過程我們可以發現，經濟法就是解決政府和市場二者之間的關系，通過對二者進行調節來形成良性的發展和互動，相互促進來促進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在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進程之中，我國的經濟法律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彌補市場的不足，引導市場有序發展
市場經濟的滯后性和趨利性等特點會導致市場失靈的發生，市場自發調節不能對經濟進行良好的調節，會產生社會問題。而良好的市場秩序是經濟健康發展的一個前提，市場失靈就會導致經濟不能良好發展，就需要經濟法等非市場手段來對經濟進行干預和調節。
經濟法能夠加強經濟活動中的市場時序規范，禁止各類不正當的惡性競爭，最大化地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能夠促進市場效率的發揮。確保經濟發展的驅動因素是良性的可持續的，良好的社會秩序不論對于經濟發展，還是對于構建和諧社會都是至關重要的。
2.促進經濟結構科學健康持續發展
經濟發展不僅要講究速度和總量，也要講究質量和結構。在全面構建小康社會的形勢下，科學而經濟發展結構僅僅依靠市場的自我調節時不能夠做到的，這就需要經濟法的作用來進行正確的引導和規范。我國目前現階段的經濟發展雖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不可否認經濟的結構等方面還有許多的欠缺，比如經濟的發展動力需要轉換、市場規則的不完善以及發展極不均衡等因素。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需要經濟法來進行參與和規劃。我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我國的國情決定了我國的經濟法律所發揮的作用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等具有與眾不同的特殊性。經濟法律政策的制定者要考慮這些問題，來加快經濟的結構轉變，提升我國的綜合國力，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健康有序發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如果我們沒有抓住這次經濟發展的轉型機遇，沒有充分發揮經濟發展的功能，就會失去構建社會主義社會的機遇，甚至會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大局。因此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發揮經濟法的引導功能仍然是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手段和途徑。
3.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維護社會公平是由社會主義的一個基本性質所決定的，也是經濟法和憲法等法律的目標。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進程中出現的一些不和諧因素，需要經濟法來進行規范。不論是出于對法律的本質還是出于解決社會問題的角度出發，維護社會公平正義都是經濟法的重要目標，需要經濟法去完善和改善。
中國30多年的經濟高速發展，帶來了中國經濟的騰飛，這種高速的發展也使得我們付出了一定的代價，比如貧富差距過大、人們價值觀的扭曲，過于追逐經濟而忽視了道德的規范。社會上時有出現一些不和諧因素，對我國社會的公平正義提出了新的挑戰。在過于追求“效率”的動機下，忽視了社會的“公平”。造成了現代社會的經濟活動的不良發展。亟需經濟法來進行規范和矯正，來維護社會缺失的“公平”。
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問題也需要經濟法律的手段來發揮作用，城鄉二元結構，促進城鎮化發展和脫貧工作的開展，公平的二次財富分配都需要經濟法發揮應有的職能。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促進經濟健康發展。
4.促進政府職能和宏觀經濟管理的提升
中國的經濟發展經濟了從傳統的“計劃經濟”到現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變革，政府的職能和宏觀經濟管理水平也需要進行轉變和相應的提升，以適應新的市場化經濟發展。在這場偉大的變革中，政府的職能需要相應的轉變，這對我國的政府的經濟管理體制改革提出了一個重要的任務。政府也做了許多的相關的工作，然而效果卻不大理想，人們的觀念仍需要轉變，擺脫以往的計劃思想，用市場的手段來分配和調節，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
政府機構臃腫，企業需要審批的手續繁雜多樣，不利于經濟的發展。更有甚者一些政府工作人員利用權力來謀取私利，嚴重干擾了市場經濟的運行。造成了黨員干部的腐敗，人民群眾的負擔加重。這些現象的產生需要用制度和法律來彌補漏洞，用道德和理念和自我約束。
政府需要制定合理的經濟法律，簡政放權，放活市場。簡化企業的審批手續、證件資格認定等統一化運作。政府職能的轉變不僅是政治問題也是經濟體制的問題，這中轉變對于我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因此，經濟法的完善和作用的發揮，能夠促使政府職能的盡快轉變，對于宏觀經濟管理水平的提升也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許多社會關系的轉變是涉及多個領域多個部門的參與。經濟法的職能的發揮也必然涉及相關的民法等其他法律關系的配套。
5.經濟法對金融創新的引導促進作用
現代的經濟發展正在經歷著信息化網絡化的沖擊，相關的傳統的經濟法律必須要與時俱進，不拘泥于形式，既要規范現代的經濟發展中出現的電子商務等新事物的發展，也要促進金融創新，不能抑制創新的發展。這就對經濟法提出了新的要求。
經濟法律的作用使得金融創新在一個合理合法的度框架內運行發展，有效地制止了金融欺詐等不良現象。同時，也要把握好度，經濟法的制度約束對不法行為是一個好的約束，但是這種約束不能抑制創新的發展。要在創新與合法合規之中把握好平衡，促進經濟的健康發展。來引導創新產品的健康發展，為創新建立適宜的制度和法律環境，引導新生的經濟模式的發展，來為我國經濟轉型提供新的動力。
結束語
經濟法律與經濟是密不可分的關系，通過經濟法律的規范來引導經濟的健康持續有序發展，進而對現代經濟生活的提高發揮重要作用。經濟法律產生于經濟活動關系，有服務于經濟活動之中。經濟的發展有利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正確認識經濟法對經濟生活的作用能夠幫助人們合理利用經濟法律，促進經濟的健康有序發展。經濟法律要兼顧“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保障社會公平正義，促進經濟結構科學健康持續發展，促進政府職能和宏觀經濟管理的提升。促進金融體系創新和新的經濟發展模式的發展形成，規范經濟運行體系。
總之，經濟法對經濟活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正確認知其功能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發揮經濟法的作用，引導人們的經濟活動在經濟法律的框架內自由有序運行。發展經濟規模的同時，提升經濟結構的質量，又好又快地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作者：徐源澤等
參考文獻：
[1]劉強.經濟法在經濟轉型中的作用[J].現代營銷（下旬刊），2016（08）
[2]何玥.經濟轉型期經濟法的作用研究[J].開封教育學院學報，2017，37（05）：217-218.
經濟活動不可分性范文第2篇
人之所以為人，是兼具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人是自然的存在物，對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方面的需求是維系自我生存的需要，追求個體利益、實現生命延續是人之本能。人同時又是社會的存在物，只有在社會共同體中才能得以存續，這就要求自我必須與他人結成一定的社會關系，在利他中實現利己才能解決人的生存、發展問題。人的自然屬性衍生利己之心，利己訴求的多樣性使人趨向分化;人的社會屬性產生利他之心，利他方法的一致性又促使人走向聯合。利己目標多元、動態，利他方法同一、永恒。利己與利他在人的社會活動中相互融合，人是社會之人促使經濟人與道德人走向統一。
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經濟形態由原初的自然經濟發展為集約的市場經濟，每個個體的經濟活動構成了社會經濟活動的總和。從微觀層面看，經濟人從事經濟活動的主觀動機是謀求自身利益，但利己心驅使經濟人通過勞動創造商品滿足他人和社會之需，即在客觀上服務于他人與社會。主觀為自己，客觀為社會，經濟人與道德人實質上是同一個人，兩者在經濟活動中走向融合共生。從宏觀層面看，在經濟社會中人的行為與經濟活動、思想意識密不可分。經濟人創造物質財富為道德人提供生存基礎和生活保障，決定了道德人存在的可能;道德人又為經濟人提供行為導向和倫理支持，賦予了經濟人存在的價值，兩者相輔相成、統一于社會人的本體之中。
經濟人與道德人走向融合是經濟社會建設的客觀需要，也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主觀訴求，但也應當看到經濟人與道德人融合并不是一毗而就，而是在對立中實現統一。作為個體的經濟人在不同時期的利益訴求、作為群體的經濟人在同一時期的不同訴求，呈現出一種動態、甚至是沖突的格局。人的利己心強烈、利他心薄弱，這就需要我們構建多元的方法把經濟人的利己動機及逐利行為調控在利他和惠及社會的范圍之內，在人人互利之中找到平衡。經濟人與道德人和則兩利，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分則互損，經濟衰退、社會動蕩。內、外因共振才能促進經濟人與道德人互利共存，從而推動經濟快速發展、社會不斷進步。
愛己方能愛人，利他才能利己。作為人類發展史上第一個系統地提出市場經濟理論的思想家亞當·斯密，其經濟人、道德人理論至今仍然散發著璀璨的光芒。長期以來，國人深處“鄙薄事功，恥于言利”的文化環境之中，鄙視經濟人，弘揚道德人，在價值導向上以社會價值來取代個人價值;在實踐活動中，以集體利益來壓制個人利益，形成的后果是經濟與道德的激烈沖突，民眾沉浸在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喜悅之時，內心卻又充盈著道德水準下滑的精神之瘍。斯密將利己與利他進行了有機融合，在經濟學中凸顯倫理學的道德維度，在倫理學中又注人了經濟學的價值基因。正如約瑟夫·克羅普西所言:“斯密的教誨是要清楚說明道德與保存自我，而這學理能結出的果，是要讓人從傳統的道德栓桔中釋放出來，讓人活在不繁茍的統治下，可各自按著人的意愿，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f97經濟人、道德人思想根植于市場經濟的制度設計之中，共同推動人類社會文明進程，彰顯和諧社會人的發展軌跡，為我們解決經濟社會中的道德墮落問題給予了可資借鑒之處。他的思想留給我們的重要價值并不局限于破解多少現實矛盾，更為珍貴的是為我們走出當前道德困境提供了一種路徑啟示。
經濟活動不可分性范文第3篇
一、成長經濟、規模經濟和適度規模經營
下面對成長經濟與規模經濟、適度規模經濟與規模經濟的概念和含義作一說明。
（一）成長經濟與規模經濟
所謂“成長經濟”，簡單而言，可以認為是不同于“規模經濟”的一種經濟，即是由于其成長導致的原來沒有利用好的資源更好地被利用的一種“經濟性”成長理論認為，生產過程的“輸入”并不是資源本身，而是“資源產生的服務”。西方農業生產經濟學從微觀經濟研究出發，把農業資源稱作“農業生產資源”，認為一切農產品都是由各種生產資源耦合而成的。并把資源分為土地、勞動、資本和管理。因而農業企業或以家庭為主體的農業經營單位也不例外。
規模經濟，是指長期平均總成本隨產量增加而減少的特性，即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是一種有效且均衡的經濟狀態。規模限制主要有三種情況：一是在完全競爭市場中的市場經營主體模型中，限制被假定為隨著單個產品的額外數量被生產出來后。生產單個產品的成本上升，一般認為是由管理局限（規模太大導致管理成本越大）帶來的；二是在壟斷競爭市場中的市場經營主體模型中，這一限制會通過收入隨著更多產品的出售降低而只能得到部分實現，一般認為是由市場局限（導致銷售收入降低）帶來的；三是除了以上兩種情況，由于不確定性前景（由于搜尋信息的成本和彌補風險的需要）給規模帶來的限制。對于我國農業而言，主要是第三種情形造成的。
成長經濟不同于規模經濟。成長經濟是一種內部經濟，“成長僅為在給定條件下的規模的調整規模只是成長過程中的副產品，沒有‘最適宜’的。”
無論在什么時候成長經濟的獲得都是一個過程，是過程均衡；規模經濟是一種狀態，是結果均衡，是成長經濟的副產品。這一過程使內部不斷涌現出未經使用過的生產或使原有資源的生產得到充分利用。成長經濟可以是規模經濟，也可以不是規模經濟，成長經濟可以存在于任何規模的生產經營主體－－企業或農戶中。因而存在一個悖論：成長經濟與最有效地利用社會的資源是一致的。但過去成長的結果－－任何時候所達到的規模－－可能并不具有相應的優勢。
（二）適度規模經營與規模經濟
一般來說，經濟活動中之所以要求規模經濟主要有兩種原因：一是分工協作。當產量足夠大時，人們可以采用專門化設備與工具來提高效率，可以更好地在勞動者中實行分工，從而有利于改善勞動熟練程度與積累經驗。這實際上是對原有資源內部重新配置以達到對資源的生產的充分利用。二是生產過程中使用了不可分投入。不可分的投入品有一定的最大生產能力，這是一種“最小公倍數”理論的應用，即如果充分利用不可分性的生產資源，經營單位的最低產量應是最小單位中達到最大產出的最小公倍數。在不可分投入品生產能力利用不足的情況下，擴大生產規模可能產生規模經濟，以實現要素的均衡。實際上對于不同的經濟活動來說，最佳規模是不同的。所謂適度規模經營也不一定是規模經濟，伴隨適度規模經營的應該是成長經濟而不是規模經濟。成長是一個過程，因而規模應該是“適應性”的。適度規模經營首先應該是成長經濟，通過成長經濟達到規模經濟。
二、農業經濟成長：基于資源貢獻的分析
我國農業成長經濟可以看成是在穩定的基本經營制度和已有的土地規模下，由于農業投入（主要是資金和科技）的增加，使農業內部資源使用效率（土地生產率、勞動生產率等）提高，從而使農業經濟增長或農戶收入增加而導致的經濟性。這些“經濟性”包括許多農業資源生產的“免費”的利用：土地撂荒減少、土地生產率提高、農業人力資本提高、農戶儲蓄轉化為生產性投資增加、農業資源重新配置和農業投資方向的改變等。在我國農業人均耕地少，農村勞動力富余且勞動力（數量的增減）對農業增長幾乎沒有影響的情況下，現階段影響我國農業經濟成長的主要是土地、資金投入和科技進步。
（一）土地制度與農業成長
關于土地制度對農村經濟發展乃至農民收入的影響，多年來是一個學術界比較關注的問題。在所發表的文獻中，大體有兩種對立的意見，一種認為目前的土地制度與其他各種可能采用的改革方案（例如耕地私有制或永佃制）比較，對于農村經濟發展的影響不會有顯著差別。另一種觀點認為目前的農地制度有缺陷，非改革不能推動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舒爾茨指出，“在解釋農業生產的增長量和增長率的差別時。土地的差別是最不重要的，物質資本的質的差別是相當重要的，而農民的能力的差別是最重要的。”這里所指的土地差別主要是土地質量的差別。但也包括土地制度的差別。這一點與林毅夫的研究結論相仿，“家庭農場是發展中國家農業增長的更為適當的制度，我國的未來改革應該加強剛剛建立起來的農戶制度的地位。”但根據《中國農村經濟形式分析與預測》，2003～2006年，我國農業耕地對農業經濟增長的貢獻分別為-3.34%、-1.2%、-0.5%、-0.4%，貢獻率逐年提高，主要是政府的耕地保護政策，農村撂荒地的減少使然，但要注意的是一直處于一種負貢獻狀態，這固然與耕地面積的減少（比如退耕還林、建設用地增加）有關，也可能與土地規模過小或者說與有關。因而現行的地權制度對農業經濟成長有不利趨向，適度規模確實是當前農村土地制度研究中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應當創造一個維持農戶適度經營規模的經濟環境，防止農業經營規模小型化傾向。
（二）資金投入與農業經濟成長
據《中國農村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2003～2006年農業資金投入對農業產值增長的貢獻分別為5.0%、6.5%、5.7%、2.6%。農業資金投入對農業產出的增長影響很大，這主要是財政投入或惠農支出增加，刺激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農業要素投入增加使然。但2006年出現大幅度的回落，說明農戶儲蓄轉化為生產性投資有減少的傾向，也說明財政投入方向和結構需要調整，應主要提供有利的可得的廉價的新的生產要素。舒爾茨認為把農業改造為一個比較廉價的經濟增長源泉有兩種方式，一種是依靠政權的命令方式，還有一種方式主要以經濟刺激為基礎的市場方式，但“如果市場方式為了增加可供農民使用的資本量而僅僅局限于減少資本市場的不完全性的方法和措施，那么，它就不會成功最重要的是投資于農民使用時有利可圖的新農業要素的供給。”一旦提供了有利的新農業要素，農民很容易從內部儲蓄獲得所需要的大部分資本。
（三）科技進步與農業經濟成長
“適用于一個貧窮社會的現代農業要素首先應該依靠現有的科學與技術知識來進行‘生產’。”根據《中國農村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2003～2006年農業生產效率對農業經濟增長的貢獻分別為：1.74%，2.4%，3.8%，3.4%，整體來看呈上升趨勢。農業科技進步的貢獻率“九五”期間為45.2%，2007年已達48%，預計2020年達63%。“‘技術變化’這一概念在實質上至少是一種生產要素增加、減少或改變的結果。”舊技術進步等同于全要素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實際上是一種增長余值，它表明如果扣除農業資金和耕地貢獻，農業經濟是否還有一個額外的增長率。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在我國農戶耕地供給固定（穩定，規模既定）甚至減少（撂荒、建設用地擠占）且其對農業增長的貢獻為負、農業勞動力大量富余且其增減對農業增長幾乎沒有影響的情況下，由于農業資金投入和技術進步對農業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正，尤其技術進步的貢獻呈絕對上升趨勢，說明現行的土地帶制度和土地規模對農業發展盡管有不利趨向，但阻礙作用不大。正是由于農業內部資源對生產貢獻的不平衡驅動，農業經濟成長仍有很大的空間，農戶經濟是成長經濟。只要有效供給農業科技，農業資源中未使用的生產就會被有效利用，而這種利用一定程度上具有“免費”的性質，有其“經濟性”。
三、提高農業科技有效供給的具體措施
在穩定的農地制度、土地的生存和保障功能地位沒有根本性變化，以及農業投入尤其是農業科技投入具有正的而且較大的貢獻下，應該承認農業實際上是一種成長經濟，地權流轉“欲速不達”。黨的十七大提出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2008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指出，要根據農業生產需要進一步明確農業科技進步的主攻方向，加強基層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建設，積極探索農業科技成果進村入戶的有效機制和辦法，大力培養農村實用人才。也就是說，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農業科技供給不能唯“高新”是用，必須從我國農業生產的初級資源－－耕地和勞動力的現狀以及農業生產急需和經營單位需求能力實際出發，探索農業科技成果進村入戶的有效機制和辦法，即找到并獲得在生態上適應、經濟上可行與資源稟賦相一致的農業技術及與之相適應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機制和辦法，有效供給可得性、適用性、實用性和便利性技術，促進農業經濟成長。當農戶發現科技投入的成本高于規模擴張的成本，或增加科技投入帶來的收益低于規模擴張帶來的收益時，農戶愿意以有利有償的原則自發加快地權流轉，達到適度規模經營，促進農業經濟進一步成長，如此循環而已。
（一）從我國農業人多地少、小規模經營的基本國情出發，大力供給可分性農業生產技術
一國的土地和勞動力的比例，對該國農業技術變革的實際模式，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國人口的增長，以及經濟增長和收入增加帶來了糧食間接需求的持續擴張。盡管目前糧食供需基本平衡，但很難避免長期短缺的趨勢。為確保糧食安全，我國必須大力供給農業可分性技術，促進農戶經濟成長。
農業生產技術的可分性是指技術可以分散的小規模的使用。可分性農業技術包括農業生物、化學技術和部分小型機械技術以及大型農業機械。生化技術主要是替代土地、彌補土地不足的缺陷，促進農作物生長、提高單產和總產。但兩者又有一定的區別，利用生物技術不僅能增加農作物產量，更重要的是無污染農業。化學技術可能造成生態破壞，要注意有效利用。而小型機械技術，主要是替代勞動，它符合下“一家一戶”的分散經營模式，因其小。對農戶而言是一種可得性而且是便利性工具。當然對一些大農場，應實行機械化大農業，發揮不可分性技術生產的規模效應。
（二）從我國推進城市化的實際出發，大力供給市場園藝農業生產技術，促進農業多樣化、專業化經營
市場園藝農業是為城市提供蔬菜、水果等商業性的農業。有時也稱為商品園藝業。這種農業的興起和發展與城鎮化的速度加快有關，一般在一些大城市的周圍發展起來，為市民提供必需的食物。從事商品園藝業的農民實行的是專業化、集約化生產蔬菜、水果、葡萄等，但不飼養牲畜。
一般來說園藝農業是一種勞動密集型農業，由于我國正在推進城鎮化進程，城市需求增加，失地農民增多，就業形勢較為嚴峻：而且這種市場園藝農業可以是一種簡易的設施園藝農業，如農業地膜、大棚種植、防雨棚栽培等，技術成本不高，操作簡單，比較適合我國國情，能促進農業經濟成長。當然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研究和發展高級設施園藝農業，比如無水、無土栽培等。
（三）從我國農業生產的比較優勢出發，改造傳統生產技術供給現代科學管理，變比較優勢為強勢
我國農業生產的比較優勢，就是適合勞動密集型生產而不適合機械化生產的農產品。這些產品的生產一般具有我國區域優勢，或是具有傳統生產優勢，具有很強的國際競爭力。比如在蠶桑繭、烤煙、蘋果、甜菜等勞動密集型的經濟作物和牛奶、淡水魚等勞動密集型的水畜產品生產上都存在著優勢，這些產品的國內資源成本系數大多低于0.85，表明我國通過生產上述產品每創造1美元的外匯收入所消耗的國內資源成本均低于85美分。尤其是對于勞動密集使用并且勞動無法由機械替代的果蔬和水畜產品，它們生產的國內資源成本系數大多低于0.7，比較優勢顯著。
但由于缺乏對傳統生產技術的改造和疏于科學管理，加上國際貿易歧視性壁壘，這一優勢難以保持。必須加大對農民投資。培養農村實用人才，提高其傳統經營經驗與現代科學技術的協整能力，大力發展綠色農業，變優勢為強勢，促進農業經濟成長。
（四）以政府公共供給為主。以農戶需求為龍頭，以農業科技中介機構為中試和推廣環節，提高農業科技成果的轉化率
我國的農業生產主要是以家庭為基本生產單位。全國有2.3億多農戶，每戶平均規模不到0.533公頃。此外，雖然我國也有一些大型農場，但多為國營農場，農業企業才剛剛起步。由于主要農業生產單位（農戶）規模小，農業生產技術又具有較強的相似性和公共性，而且農業與國家的食物安全緊密相關，農業生產和農產品市場價格的波動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社會穩定，因而農業科技應以政府公共提供為主。同時應大力發展民營科技企業，有學者研究認為農業科研投入的回報率大大高于商業銀行的收益率。
農戶抗風險能力低，農戶的科技“試錯”的代價大，因而農業科技的研發必須以農戶需求為龍頭，提供可得性、適用性、實用性技術。創新科技供給機制，積極探索農業科技成果進村入戶的有效機制和辦法，實現潛在生產力向現實生產力轉化。比如科技入股，建立風險共擔和利潤共享機制，同時要大力建設農業科技推廣中介機構和應用示范基地，如農業科技示范園，增強技術的示范性，提高農戶應用新技術的積極性，促進農業經濟成長。
（五）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積極推廣節能環保型農業生產技術，實現技術的經濟效率和生態效率的雙提高
我國長期以來，由于受溫飽問題的影響，加上農戶分散經營和集體經營的雙層經營體制，農戶追求技術使用的經濟效率而忽視技術使用的生態功能，農業發展可持續能力差，
為了迅速脫貧致富，我國農業幾乎丟掉了原先精耕細作和施用有機肥的傳統，種植和養畜分開，大量使用化肥。向土地投放的廄肥和草料大為減少，土地不再精耕細作，土壤的腐殖質受到破壞：廣泛使用農藥和除草劑等化學制劑，農業生態平衡受到破壞：農業灌溉設施“只用不建、只建不養”，傳統的漫灌使水資源浪費較為嚴重。因此，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應該“開發和推廣節約、替代、循環利用的先進適用技術，發展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保護土地和水資源，建設科學合理的能源資源利用體系，提高能源資源利用效率”，促進農業經濟成長。但一定要注意是“適用”的技術，比如沼氣的應用和推廣，而不是發達國家所謂的“精準農業生產技術”。當然，“3S”（GIS、GPS和RS）技術，應該是未來我國農業要學習和應用的技術。
四、選擇性供給農業科技與適度規模經營
有效供給農業科學技術，其目的是在現有農業生產資源狀態下，充分發揮資源未盡的“生產”，促進農業經濟或農戶經濟的成長。隨著農業經濟成長，必然受到諸如農業經營管理能力低、資源耦合性差以及技術規模效益差等的影響，成長空間縮小，因而生產性資源重新整合尤其是地權流轉不可避免。當前，為加快地權自愿有償流轉，實現適度規模經營，必須選擇性供給農業科技：一要增加不可分性農業技術供給，二要加大對農民投資。
（一）選擇性供給農業生產技術尤其是增加不可分性技術投入，發揮規模效益，實現更大的“利差”誘導地權流轉
農業科技投入品的可分性和不可分性對農業經營規模的要求是不同的。農業科技投入從這個角度可分解為兩類：第一類為機械動力性質的資本投入品，如各類農用機械，其實質作用在于替代勞動。第二類資本投入品屬于農業生化性質，如化肥農藥、良種和農用薄膜等，其實質作用在于替代土地。農業生化類科技產品投入都具有良好的可分性，可以分散和小規模利用，但機械類科技投入具有一定的不可分性，對生產規模有直接的要求。當然要注意假不可分性，比如以發展小型機械或出租機械服務的情況下，機械類資本投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可分的。
對于能適合大型機械化耕作、經濟發展水平較好的區域，要加強政策引導，加快土地經營權流轉。土地集中，規模增大，就可以獲得不可分性科技產品的規模效益，降低因小規模經營而產生的成本，使凈收益大于參與土地集中的農戶單獨生產的收益之和，并且使參與地權流動的農戶能分得一份“剩余”，農業就會走上適度規模經營的道路。對于能適合農業機械化耕作但經濟水平不高的區域，要大力發展農機合作組織，扶持發展農機大戶，組織農機跨區作業，探索小規模分散經營與農業機械大規模集中作業矛盾的解決機制，比如，以聯合收割機跨區域收割為代表的農機跨區作業為解決這個難題找到了一條重要的途徑。通過跨區作業，在生產方式上實現了規模化經營。最終將產生示范效應，誘使地權向農業機械等不可分性技術的所有者轉移，實現適度規模經營。
（二）加大對農民投資，提高其傳統經營經驗和現代科技的協整能力，培育新型農民，通過農民的“自我篩選”，實現適度規模經營
經濟活動不可分性范文第4篇
[關鍵詞]生態文化；生態經濟；經濟生態結構；復合生態系統
［中圖分類號］G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6848（2011）06-0050-07
[作者簡介]蓋 光（1956―），男，山東煙臺人，山東理工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主要從事生態哲學與生態經濟研究。（山東淄博 255049）
Title: Ecological culture and structure of economic ecology
Author: Gai Guang
Abstract: Ecological culture is open, consolidatory, basic and organic. It changes our values and cultural being. Economic activities promise whole operation of ecological culture and ecological system, contain great cultural elements, as well as advance construction and promotion of human culture. Ecological structure of economy shows inseparability of man’s economical activities and natural ecology. Human’s way of material production and economical activities must be contained in a whole structure of “natural economical system”, which shows not only particularity of human activity but also necessity of cultural being of human.
Key words: ecological culture; ecological economy; structure of economical ecology; compound ecological system
生態文化作為人的存在的根本狀態及價值觀的轉向，并不是一種簡單的文化形態，并不限為古代農耕經濟文化和近代工業文化的歷史性延續，而是與物質文化、精神文化甚至政治文化、制度文化等相并行的文化類型；它也不是以雅與俗、貴族與民間、地域與國別以及由歷時性與共時織而成就的文化模式及文化形態，而是“人的新的生產方式，即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生產方式”，“從人統治自然的文化，過渡到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文化”，①是與復合生態系統相并行并使其系統運行呈現文化樣態的文化形態。生態文化不僅將經濟結構調適為生態化、文化性的結構，而且“將人－社會－自然生態系統看作價值系統，因而要求文化價值取向應立足于人－社會－自然復合生態系統，從人、社會、自然的協同發展出發，選擇文化發展方向，規范人的社會實踐活動”。①生態文化具有極大的包容性、整合性、系統性、調適性，甚至是基礎性、有機性、生成性及可持續性，是需要我們改變價值觀、行為方式及文明構成方式才能認同并守持的文化形態。生態文化調適經濟活動為生態化、文化性的基本條件是要呈現經濟的生態結構，需要表現經濟活動與自然生態的不可分離性，進而表現人在生態化條件下生存與發展的可持續性。
一、生態文化與經濟生態結構的文化征象
人類的物質生產方式與經濟活動的存在方式必須納入“自然的經濟體系”的整體結構中，成為生態系統循環往復運行中的一個環節，同時也是呈現生物多樣性與共生性的一種特殊的組織樣式。
在發展理念的促動及經濟利益的驅動下，經濟活動總是會截斷自然和經濟的這種循環，使之處于一種悖論狀態，有時甚至形成難以調和的矛盾。如美國生態學者詹姆斯?奧康納（James O’Connor）所言：“自然界對經濟來說既是一個水龍頭，又是一個污水池，不過，這個水龍頭里的水是有可能被放干的，這個污水池也是有可能被塞滿的。自然界作為一個水龍頭已經或多或少地被資本化了；而作為污水池的自然界則或多或少地本非資本化了。水龍頭成了私人財產；污水池則成了公共之物。很顯然，水龍頭是資源衰竭的一個隱喻；污水池是污染的一個隱喻。”②我們所言的生態文化以及經濟的生態結構要求人類的經濟活動必須是有節制的，這種節制既包括自然生態中資源、能源的有限性與環境承載能力的限度，更包括人類自身發展的限度及“頂級”性的內在有限性，同時還必須存有公平、正義性及代際性關注等多種文化與政治性因素。如拉茲洛（Ervin Laszlo）所言：“人類面臨著一個嚴峻卻得不到廣泛認識的問題，即決定人類存亡的不是外部極限，而是內在限度；不是地球的有限性或脆弱性導致的物質極限，而是人和社會內在的心理、文化尤其是政治的局限”；“世界上許多問題是由外部極限引起的，但根子卻在內在限度。”③“內在局限”的嚴峻要求使我們必須由內而外地通過認識來解決這種局限性，即積極把握外部極限，不斷地清理、凈化“污水池”，并保持及補償“水龍頭”的生態功能，體現其生態節律及永續性。事實上，這多種因素是一致和一體化的，是以系統整體特性來保證人類能夠全面、協調與可持續發展的必要因素。但我們還必須看到，要實現經濟生態結構的這一系列要求，僅靠經濟自身運行是難以完成的，還必須依據社會、精神、文化系統的整體運行，而這種運行又必然呈現生態一體化的運行節律，形成生態文化的整體性風貌。
生態與文化的有機合成既是現實的需要，更是歷史的必然。研究生態系統是現代生態學與經典生態學在研究對象上的一個主要區別，這個區別的核心實際上就是關于人的問題，而只要是涉及人，就必然呈現為文化問題。生態學的歷史性分野既包含如何認識與調控人的存在及人的發展的問題，更涉及如何把握人與自然的生態關系的問題，并且將人的生存與發展同生態系統的存在及平衡性運行節律保持適度性、節奏性、協調性、平衡性及可持續性。經典生態學所關注的主要是生物世界，或者是生物種群、群落本身，以及它們相互間、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問題，而很少涉及自然、環境與人及人類社會的關系，更不可能關注人類社會中的政治、精神/文化等一系列的問題。現代生態學則是將這一系列關系及各種問題進行了全面拓展，它所涉及的整個生態系統，其中就包括人本化、人文性的景觀系統、環境系統及全球系統，更將人類存在系統作為其主要的研究對象，并且它直視人類活動的各個方面、各個領域，關注人類社會、經濟、政治活動以及精神文化活動對整個生態系統產生的各種影響。
如果利用生態學的思想以及拓寬生態學的視野，或者構建生態文化機制及生態文明體制，是完全有可能認識這些問題產生的原因，同時也能夠較為深刻地認識到：生態學及對生態系統的研究應該全面涉及人類的存在問題，需要滲透到人類活動的各個領域，并就此而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由生態文明的歷史特性及現實要求而凸顯的人類文明的最高程度，實際上就是在不斷地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人類的文化存在及生態文明的要求突出了人的存在的系統化、整體性及生態化，表明人這個特殊的“類”的整體素質及其生存與發展的程度必然具有生態化的特點。事實上，人的文明程度的一個重要標志，就在于人類認識和解決生存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各種矛盾的能力，這不僅包括合理調適人類經濟活動結構，合理解決自身社會、政治、精神、文化中的各種矛盾，更內存有解決人類活動所造成的生態矛盾，并祈望生態公平。產生解決生態矛盾的方法并祈望生態公平，不僅是指人對自然的態度、獲取自然資源及財富積累的方法，還應該包括現代人的生存活動對后代人的發展能否有公平的意義指向。人的素質程度所顯示的人類文明及文化征象，還體現在人類對自身的批判性、質疑性、反思性等方面，以及人們以問題意識為價值取向的化解矛盾的能力，以生態文明精神體現人類的自我反省與自我控制的能力。
生態文化與經濟活動具有一致性。一方面，經濟活動為生態文化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成為人類生態活動及生存與發展的基本物質基礎。另一方面，作為基礎和保證，經濟活動也必然內蘊巨大的文化因素，并作用于人類整體文化的構形，對人類文化演進同樣會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如果就經濟本身的特性而言，作為人的一種生存方式及社會運行方式，其本身就包含有多種精神及文化性的存在樣式。國內有學者通過對市場經濟的精神文化特點的分析進行了這樣的評價：“市場經濟的主要文化精神，具體表現為市場主體的競爭精神，內含于市場經濟中的科學技術含量及其經濟活動主體所表現出來的科學精神，以及市場活動主體為了追求經濟效率的科學管理精神和為了維護市場經濟有秩序有規則的運行所體現出來的法制精神。”①經濟活動所體現的這四大精神又必須連接經濟運行的制度與體制，既保證制度與體制建設的基礎，又合理推進制度與體制的發展及完善，由此而形成系統整體性的經濟文化運行邏輯。如果說經濟運行的這一系列精神特性同制度與體制建設相伴隨帶有一定的硬件性及手段性的話，那么，這一切活動方式的實施還必須融入社會倫理道德的軟性機制，從而構成經濟活動的文化征象。倫理道德既是社會生態的構成元素，也是人的精神文化活動的主要構件。在經濟活動的生態化與文化化的機能中，倫理道德作為文化構成元素還必須內蘊這樣幾個方面的意義。其一，既有普泛性，又具有補償性。因為它是所有精神構成要素及經濟主體活動都應該堅守的原則，同時它可以作為競爭、法制、科學等運行方式及手段的合理補償，對這些活動不完善的方面進行補償。其二，既可以顯示精神激勵的功能，又能夠顯示其約束性職能。倫理道德的激勵機制往往不是硬性的及物質化的，這種激勵往往以社會評價及價值評價的形式展開，其中包括制度及體制性激勵，更包括社會公正及正義性激勵。倫理道德的約束性不僅適用于經濟活動的行為主體，同時也適用于政府主體及社會公眾行為。其三，既具有滲透性，又是一種調節器。倫理道德不是獨立于社會運行、經濟活動及人行為方式之外的文化構成要素，而是滲透到社會存在的各個環節、各個層面甚至各個角落，滲透到人們的精神心靈中，是人們一切活動必須恪守的活動原則。它作為一種調節器既調節個體行為，也調節群體行為，同時還要調節社會整體及政府行為。作為體制性道德，它顯然還有調節體制行為的能力。
經濟運行的生態結構有如人的活動，必然需要道德關懷及人文性的注入。經濟活動造成的資源、能源、環境以及人的精神存在自由度的缺失，不僅需要物質性補償，更重要的還需要道德及人文性的補償，這實際上是人的自我補償，也是一種精神生態補償，這是人能否最終獲得幸福感及健康性生存的呈現。道德及精神性補償還體現出人的義務、責任及反饋性，不僅是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反饋，同時還呈現出人的整體活動對自然生態及生物多樣性的反饋。英國生態主義學者布賴恩?巴克斯特（Brain Baxter）就說：“如果自然界能夠盡可能的多樣化，對人類來說，他們的生命活動與自然界之間緊密聯系的選擇機會就越來越多。這些都是增進人類幸福生活的重要因素。要做到這一點，人們就要培育某種重要的道德關懷，以最為廣泛、最大程度地保護自然的多樣性。不過，這是一個人類對于多樣性擁有道德責任的問題，而不是一個按照多樣性在于它本身而進行獨立的道德權衡的問題。”①這既是人類自我的道德關懷，也體現出人類對自然的道德義務，因為“人類是有責任為這個星球上的其他棲息者的權利進行辯護并予以捍衛的道德人。這樣一種權利意味著，人對大自然負有義務和責任”。②
二、復合生態系統中的經濟鏈條
生態系統（ecosystem）一詞是由英國植物學家A. G. Tansley（1871-1955）于1935年提出的。Tansley特別強調了生物和環境的整體性和不可分割性，強調了生態系統內部生物成分和非生物成分在功能上的統一，并把生物成分和非生物成分當做一個統一的自然實體。他認為：“整個系統（具有物理學的概念），它不僅包括生物復合體，而且還包括了人們稱為環境的各種自然因素的復合體。……我們不能把生物與其特定的自然環境分開，生物與環境形成一個自然系統。正是這種系統構成了地球表面上具有大小和類型的基本單位，這就是生態系統。”③
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中曾經界定了生態學中的一些基本用語，其中在解釋“生態系統”時稱，生態系統是“指植物、動物和微生物群落和它們的無生命環境作為一個生態單位交互作用形成的一個動態復合體”。④顯然，這個文獻是就生物多樣性本身而論的，在這個界定中，盡管沒有具體涉及人的問題，但生態系統作為一個“動態復合體”，理應是有人參與的整合體，因為人理應是生命存在的群落，人的一切活動都需要與環境進行物質轉換、能量交換及信息傳遞，這三者就構成了生態系統運行最為基本的規律。作為吸納人來參與并且呈現動態機能的生態系統，它應該具備多層次的特征。正如英國學者馬爾特比（Maltby Edward）等從生態系統管理的角度所進行的論述：生態系統首先是一元、系統整體的，它“將植物、動物、人類社會以及環境整合在一起”，“主要強調一個完整或整體系統的功能”。其次，生態系統是組織、協調化的，它將系統間“各組成要素的等級劃分為了解復雜關系提供了方便，同時有助于數據收集的組織化”。第三，生態系統強調“功能作用”，它注重研究“系統每一組分的因子”間的相互影響。第四，生態系統是一種普適系統，它可以“利用普通系統理論的規則和概念來預測一個生態系統中單一或多個變量的變化影響”。①第五，生態系統是一種文化構成系統。“動態復合體”還應該是文化構成，而且是更加寬泛、更加廣義的文化。事實上，可以呈現我們所探討的生態文化，或者是生態文化的現實化、具體化，這其中更加突出了人的能動作用，突出了人類文化構形的積極作用。
生態系統作為一元整體化的、具有自組織功能的“動態復合體”，其基礎實際上應該是由生命的存在系統而組成的，是由生命的運動系統而形成的，因而它必然要呈現為“生生”的動態結構。我們可以將自然宇宙系統和地球存在系統視為巨大的生命體，視為巨大的“生生”運動的系統。在地球生態系統中，不論是植物、動物還是人類社會，不論是人的個體生存還是經濟、社會、文化以及各種精神活動方式，都可以整體化地組合在這個“復合體”中，并使之成為復雜的、動態的、多層次的、立體性的、有組織的系統結構。復合生態系統中社會、經濟、自然鏈條的結構趨向不同，既表現人的活動的選擇、遞進及反饋、循環機制，也顯示出一種價值立場的問題。它會引起我們對自然生態系統和人類生態系統的關系及構成方式的不同認識，并進而引發我們對人類的生產及生活方式或者直接就是人的生存方式的不同的價值體認，從而影響對人類在生態系統中的位置的確證，干擾“動態復合體”對人之生存的意義指向。顯然，這里要涉及系統運行及“生生”節律的兩個方向，即“社會-經濟-自然”方向及“自然-經濟-社會”方向。事實上，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序位排列問題，因為假如序位置換必然會引發人們對自然生態系統與人類生態系統之關系的不同態度，同時也直接涉及我們在認識、理解、把握生態系統時，在從事人類的社會實踐及經濟活動中，如何確立人類在系統中的位置；同時還會涉及一個有關“中心”性觀念的問題，而所謂“中心”性觀念就是指曾經引起人們廣泛爭議的人類中心、自然中心以及生態中心的問題。在我看來，不論哪種中心，人的存在不可能偏離自身的自然特性，人必須通過人的自然存在狀態及生態運行方式確證自身在生態系統中的生態位，這就要求人的生存與發展必須是生態化的，人的經濟、社會、文化活動必須要呈現生態存在狀態。如果破壞及背離生態化，那么人的存在就必定會受到危機的脅迫。由此看來，由“自然-人”而展開的“自然-經濟-社會”的運行節律更符合生態系統的結構本性及演替規則，也符合人的生成性與“自然的人化”的規則及演化節律，同時也更符合人在生態系統結構中尋求、確證以及科學、合理地調節自身的生態位，從而構建人類自身生態化生存的本性。
復合生態系統是人的生態活動的系統，理應呈現為文化的狀態。事實上，我們所言的生態文化，實際上應該是在這種系統構成中的文化。上述分析表明，不論是哪種序列，或者是哪種運行鏈條，經濟活動都是中介，是中間環節。經濟的生態結構在復合生態系統中的這種中介關系還使之起到雙向輻射的作用。作為自然向人的物質轉換機制，作為人的經濟實踐和財富的積累方式，它向社會、精神、文化結構輻射，為人類活動提供源源不斷的物質滋養，表現自然生態對人類活動的服務性及生態支持。同樣這重機制還形成循環、反饋及補償機制，表現經濟活動向自然生態的輻射，這一環節表明人類活動不僅需要通過經濟活動獲取生存滋養，同時還要通過經濟活動將人類活動狀況反饋于自然生態，不論是有益于自然生態狀況的活動還是不利的活動，不論是物質生產性活動還是精神文化性活動，最終都會通過經濟活動作用于自然生態，以體現人類在生態循環鏈條中的可持續性生存與發展。
經濟生態結構作為復合生態系統的重要構成要素，作為人的生態化存在及發展的必要滋養及物質支撐基地，理應以文化的形態體現其職能作用，理應體現與生態文化的一致。其一，經濟生態結構是社會平衡機制的推進力量，并且是生態存在的關系性、動態性、節律性保障機制。其二，經濟生態結構也展示人類文明程度，并且能夠聚集人類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文明成果，由此而支撐生態文明建設。其三，經濟生態結構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及人與自身多重的生態關系的主要支撐結構。其四，經濟生態結構是人類與自然生態建立關系的基本構成要素，也是人類生態存在對自然生態形成反饋機制的主要結構。
三、生態文化促生經濟生態的多重意義
生態文化強調生態整體性，明確人類在生態系統整體中作為一個“類”存在的特性，并認為“人和人類社會是自然生態系統自組織進化的產物，人和人類社會產生以后又作為相對獨立的主體，以自身適應和改造自然環境的活動，參與自然生態系統的自組織演化過程”。①生態“類”存在特性體現了人的生態群落效應，實際上也運行著這種雙重的自組織過程，而這種“類”的自組織演化實際上就是人的社會生態存在結構。
經濟活動在生態文化結構中的存在方式盡管是多樣化的，但總是要體現經濟活動的本性，總是要實現經濟活動的目的性。經濟活動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為人的存在。人的生存與發展使人成為利益存在的主體，因為人必須有基本生存需要。要滿足人的需要，人類就必須從事物質生產活動。人的需要不僅是肌體的、物質的，同時還有社會化、精神性及文化的含義，這就使經濟活動在滿足人的需要問題上，不僅是物質肌體性的，也是社會、精神、文化性的，是多重需要的經濟生態合成。人的精神文化需要的不斷滿足，又會不斷地平衡利益及單一性物質需要，而使經濟生態結構同樣呈現文化品性及樣式。
第一是動力機制。人的生存需要與利益的存在使人的發展有了驅動機制，經濟活動的動力性主要還是由利益取向的最大化來呈現的，而利益取向又時時由人的需要指數的不斷增長、人們對生存質量的不斷尋求所掌控。驅動機制的形成往往使經濟活動顯示出過程性與結構性的統一，而最終由效率指數來展示其結果。在生態文化視野中看經濟活動的驅動性，首先要求這種動力機制必須是生態化與文化化的，同時經濟活動的生態化又要求經濟的過程性與這多重結構必須體現文化特性。經濟的生態化不僅體現為經濟活動過程與結構的生態平衡，還要求經濟活動的入口與出口的生態化。其中入口主要涉及資源與能源的有限性。經濟活動的文化特性或者是生態文化特性所要尋求的入口的生態平衡，主要是解決資源、能源的有限性與人的需要及利益追尋的無限性的矛盾。出口顯示著終端的效應，主要涉及污染問題，生產、生活的廢物及垃圾如何處置，資源、能源能否再利用及再生性等問題。人的利益與需要追尋的無限性往往會促使人們不斷地擴大生產及片面發展，除了極度地占有資源、能源外，在出口方面則是極度地排泄生產與生活廢物而最大范圍地污染環境、危害生態，嚴重影響生態平衡性節律及人們的生存健康。經濟生態構成的生態文化特性就是要我們主動地尋求出口的平衡，既減少及降低污染，構筑循環經濟機制，形成資源、能源的循環利用，又不斷地轉換終端，或者是延長終端。
第二是支持發展。生態文化與經濟生態結構的一致性還體現了這樣的道理：經濟活動效率的高下與物質財富的多寡并不一定就顯示經濟活動的強盛，也不一定就是人類成就的主要表征。經濟活動的生態化要求人們的財富觀念中必須充蘊生態財富。所謂生態財富一方面要求經濟活動的成本計算不可忽略生態成本與環境成本，因此財富的存有就不可能是略去生態與環境成本的財富；另一方面，生態財富要求經濟活動在創造財富的過程中，必須尋求生態平衡，不僅是經濟活動過程與結構的生態平衡，更重要的是引領人們確立發展觀念的生態平衡。事實上，這一切都必須是文化性的。如果不將經濟活動轉換為生態化與文化性的運作，將生態觀念與文化觀念支撐財富觀念，而僅僅以利益需要以及單一效率來支撐、來驅動，那么，經濟對發展的支持就是片面的、非協調性的，因而就難以形成協調及可持續性的發展。經濟活動對發展的支持，除了其物質基礎性和財富性以外，還要不斷地引領人們的消費由片面的欲望性消費、單一的物質與肌體性消費，向充蘊著精神文化性的生態消費、綠色消費轉換，以不斷地形成科學的發展觀及生態化的發展觀。
經濟活動不可分性范文第5篇
關鍵詞：審計與會計;區別;聯系
中圖分類號：F239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27-000-01
審計與會計二者相輔相成，共同為經濟的發展保駕護航，但是二者又分工嚴明，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各有不同。會計的作用在于為社會主義經濟的平穩運行創造條件，為提高經濟效益和加強經濟管理建立基礎。而審計與其有著極大的不同，審計是對緊急活動的一種監督機制，既保證所有的經濟活動都是在一定的法律框架內，又在一定程度上杜絕了會計處理過程中的弄虛作假行為。審計與會計雖然職能不同，但是二者最終的目的卻是殊途同歸，共同推動著經濟的發展。
一、會計與審計的不同
1.會計與審計的基礎不同
會計與審計產生的基礎不同，是經濟發展到不同階段的產物。會計本是生產組織的一個附庸部分，目的是為了實現生產組織管理的科學化，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在實現社會資源優化配置的推動下，會計就從生產部門分離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機構面向全社會的企業提供會計職能服務。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企業的所有權就會與經營權分離，為了保證資金的使用效率和有效的監督企業經營狀況，審計的作用得到了發揮。在社會需求的推動下，審查制度作為一種有效的檢查手段被提出來，并且隨著經濟的發展，它所涉及的區域將會越來越廣。
2.會計與審計的性質不同
會計和審計在經濟活動中所存在的區域不同，故而所發揮的作用也有很大的區別。會計是經濟管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主要是對經濟活動的反映與監督。為成本的減少和利潤空間的擴大提供保障。審計隸屬于經濟監督，主要是對經濟活動的財政收入和支出進行合法的檢查，杜絕會計弄虛作假導致公司資產流失的現象。
3.會計與審計的對象不同
會計與審計的對象都是經濟活動，但是二者在時間和范圍有著很大的區別。會計針對的是在經濟活動開辦的過程中，對資金的運轉以及資金的使用進行嚴格的核算與控制。當活動結束后，審計部門就會對經濟活動進行檢查、核對，其中不僅包括資金的使用情況以及實際的收益情況，還包括在經濟活動中的行為是否違反相關的法律法規，活動的與其效果是否達到等等。
4.會計與審計的職責權限不同
會計部門的主要職能是會計核算與會計監督。就會計核算而言，不僅是對經濟活動的資金使用情況進行記錄和校對，而是面向企業的所有部門或者所有的事業單位，通過使用貨幣劑量的形式，對各個部門、各個單位的經濟活動情況進行一個連續、系統和完整的調查，為企業或者事業單位的經濟管理提供完整準確的會計信息，為決策的正確性提供保障。會計監督指得是一切的經濟活動必須符合國家財會制度，如果出現違反的情況下，會計部門可以拒絕提供會計服務，比如拒絕付款、拒絕報銷等。審計部門的職能較為單一，只有審計監督權，這種監督較會計監督相比更加具有獨立性、綜合性。審計部門雖然不參加經濟管理，但是能夠對審計部門的財政收支、經營狀況以及經濟效益等狀況記性審查以及評價。
二、會計與審計之間的關聯
1.會計與審計的工作目標存在著關聯性
會計與審計的工作目標都是通過向利益關聯者紕漏最真實的財務信息，保障他們合法利益的安全性。但是二者使用的方法手段確實大相徑庭，會計通過對交易事項進行仔細的分析，并對其中的資金流動進行記錄與輸入計算機，然后通過計算機自動生成財務報表，為利益關聯著提供最真是的會計信息。審計則與之有著較大的差異，審計是以法律為依據，對相關的經濟行為進行評價，如果有涉嫌違法的行為，進行及時的披露，并向有關部門檢舉，這樣得以杜絕企業資產的流失，維護利益關聯人的合法資產。
2.會計與審計在業務上存在著關聯性
會計與審計的工作對象都是會計資料，其在業務的開展過程中都需要利用雙方的資源。會計的工作內容是是對公司的賬目進行核算以及處理，從而生成詳細的財務報表，對經濟活動記性全面、系統的量化記錄與評價。審計的工作基礎就是對會計制成的財務報表，通過對會計報表信息的審查，對會計使用的核算方法以及經濟信息的真實性、有效性進行準確的評價。所以，會計資料是審計工作的前提與基礎。
3.會計與審計工作借助的方法相同
會計部門與審計部門在開展工作時，都需要運用存貨計價、固定資產折舊、產品成本計以及利潤結算等經濟方法。會計部門需要使用這些方法進行會計信息的核算與記錄，然后生成財務報表。而審計部門則需要使用這些方法對財務報表的信息進行檢查與評價。
4.會計信息化與審計信息化的聯系
會計信息化與審計信息化都是將先進的信息技術與傳統的會計、審計相結合所誕生的一種新型的會計、審計，二者相互影響而又相互聯系。隨著信息技術的應用，傳統的會計信息處理系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信息收集等工作效率顯著提高，并且提供的服務質量也向更深一層次發展。審計信息化使得審計工作的工作質量也有較大提高，能夠快速的篩選出所需要的數據，給查錯糾弊帶來了極大的便利。總而言之，審計會計信息化提高了二者的工作效率，加強了二者的服務質量。為經濟的快速發展創造了條件。
三、結語
經濟活動的開展，涉及到的利益關系廣之又廣，為了處理好這些利益關系，穩定經濟發展的秩序，為企業的健康發展營造一個綠色環境，就需要審計部門與會計部門的分工合作，而又相輔相成。隨著時代的變遷，會計與審計之間的關系發生了微妙了變化，但是二者的目標沒有變，工作基礎也沒有發生大的變化。我們審視二者間關系的基礎上，找二者合作的共同點，為經濟活動的順利開展奠定基礎。
參考文獻：
[1]修麗英.淺析財務會計與審計的關系[J].現代商業，2008（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