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直接投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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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直接投資論文范文第1篇

眾所周知，外商對華直接投資一直是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力，中國足吸收fdi的世界大國，占了流向發展屮國家fdi總量的三分之-。但另-方面，巾國也是世界資本的-大供給源，雖然口前巾國流出的對外直接投資(ofdi)相比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資(ifdi)規模還較小，但其增長速度不容小視。僅2017年一年，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幅就達到了 32%，中國的很多跨國大企業在國際商務中開始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2017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額達到746.5億美元1，創歷史最高紀錄，位居全球第五。

在全國各省市中，廣東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量位列第一，達到了 116.3億美元。上海位第二，對外直接投資累計額達到60. 43億美元。上海和廣東作為中_經濟的領頭羊，許多行業都是處于全w領先地位，尤其是制造業，而且在實施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中，也還是以制造業為主。

影響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因素很多，有目的國的環境因素、政策因素、中國的市場因素、政策性因素等等。但以上分析都是基于宏觀層而的，這些h益增長的對外宵接投資究竟是由什么樣的企業貢獻的?剔除相同的宏觀經濟環境、不同的行業因素和不同的冃的國的影響，什么樣的企業更容易選擇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生產效率與企業的對外投資行為乂有什么樣的關系?對企業層面的復雜差昇很難由一個籠統的調查闡釋清楚，因此只有通過對企業層面進行嚴謹的分析，才能回答上面的問題。

在國際貿易理論研究中，很長一段時間企業在貿易中的作用是被忽視的。

傳統貿易理論關于企業的描述僅有企業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新貿易理論中雖然將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引入國際貿易分析中，但企業還是同質的(homogeneous)典型企業，即所有企業都從事出u。然而，近十幾年的貿場理論研究表明，企業是異質的(heterogeneous),為什么一辟企業從事出口而另-些企業不從事出口?為什么有些企業選擇通過出口進入海外市場，而有些企業選擇fdi?對上述兩個問題，異質性企業理論從新的角度給予了解釋。

melitz首次通過異質企業模型將上述研究規范化，出現了以企業異質性為特征的新-新貿易理論(new-new trade theory)。

新-新貿易理論是同際貿場理論的前沿，能夠很好的解釋當前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的現實情況，代表了未來的發展思路和研究方向。該理論主要分為兩個研究方向，以melitz (XX)為主導的方向主要探索企業的國際化路徑選擇，又稱為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heterogeneous-firms trade，簡稱hft);以antras (XX)為主導的方向主要研究企業全球組織生產抉擇，又被稱為企業內生邊界理論(endogenous boundary theory of the firm)。而從現有文獻來看，該理論還處于發展初期，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證方面都還不夠成熟和完善，關于異質企業的理論假設需要更加詳細的企業面的數據來進行檢驗。

本文將沿著melitz的研究方向，從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山發，就企業生產率與出口、對外直接投資之問的關系等問題進行分析，通過采用上海和廣東制造業上市公司的企業層而數據，來重點考察企業生產率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本文為我國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微觀層面的經驗證據，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方面研究的空白。

1.2本文的研究內容

本文首先闡述了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的產生及其主要研究內容，為本文的研究奠足了理論基礎。接著論文結合上海和廣東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與特點，進一步探討對外直接投資與企業生產率之間的關系。本文將通過實證分析給出相對明確的結論，為我國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提供決策上的支持和指導。

第1章為緒論，主要闡述了研究異質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背景和意義、研究方法、難點及解決辦法，并對本文的框架和結構做出相關的說明。

第2章是文獻綜述部分，是對相關文獻的梳理和總結，首先簡單介紹了不同文獻對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研究假設、理論框架等相關內容的分析，為本論文提供相應的理論基礎。接著對有關異質性企業生產率與出口、對外直接投資之間關系的論證，進行相應的回顧和總結，在此基礎上提出本論文的實證假設。

第3章是分別對上海和廣東省的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做出了分析，通過對這兩個典型區域的相關研究，來發現這兩地實施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劣之處，從而為我國企業今后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提供一定的借鑒意義。

第4章是本文的實證研究部分，首先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分別對兩地出口企業與fdi企業的生產率進行比較，從而來驗證hmy模型的相關結論，即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然后在此基礎上，重點分析fdi企業的生產率，即為什么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ik，是自我選擇效應還是學效應的結果。

第5章根據實證分析結果，進行相應的分析，對企業生產率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做出總結，并對我國企業制定走出去戰略提出針對性的建議。

1.3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框架

1、文獻研究法第1章的研究動態和第2章的文獻綜述，對相關文獻進行了梳理和總結。

在前期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對企業異質性在主要貿易理論中的體現進行了回顧和歸納，為本文的實證分析提供理論支持。

2、定性分析法

第3章主要運用了定性分析法，通過對相應數據的整理和分析，來說明上海和廣東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現狀及其存在的一些不同之處。

3、實證分析法

第4章是本文的實證分析部分，從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度出發，在己有的研究基礎上，對企業異質性與企業國際化經營選擇的關系進行了相關的實證分析。首先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來驗證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

然后通過回歸分析，解釋為什么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是自我選擇效應還是學習效應的結果。

以下是論文的研究框架：

對外直接投資論文范文第2篇

（一）發達國家的成本論

內部化理論：1976年Buckley，Casson在借鑒Coase交易成本理論的基礎上提出市場內部化理論，在存在著不完全競爭市場的前提下，跨國公司內部化可以規避市場不完全而造成的交易成本偏高的問題，其內部化理論也涉及到跨國公司的區位選擇問題：跨國公司傾向于選擇在內部化成本低于市場成本的地區開展直接投資。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本質是企業管理、控制權的擴張，通過跨國公司的內部機制代替不完善的外部市場機制，達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克魯格曼、赫爾普曼認為，到東道國開展直接投資的一個目的是為了減少直接貿易帶來的運輸成本，繞開當地的貿易保護。Friedman等也認為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地理距離大小直接影響到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績效，跨國公司傾向于就近投資，以降低運輸成本、搜尋成本。

（二）發達國家的優勢論

1．壟斷優勢理論

1960年美國學者Stepsen　Hymer首先提出“壟斷優勢”理論，70年代后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Kinderburger做了補充和發展。在東道國市場“不完全”的情況下，跨國公司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利用自身的壟斷優勢排斥自由競爭，獲得超額利潤。他們認為市場的“不完全”性是跨國公司利用壟斷優勢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前提。指出“不完全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產品市場不完全，主要是商品性能、商標、市場技能存在差異；生產要素市場不完全性，各種生產要素的性能存在差異；由于規模經濟引起的市場不完全；還有由政府關稅等政策造成的市場不完全。他們認為跨國公司的壟斷優勢主要體現在：市場壟斷優勢，如產品性能差別、特殊銷售技巧、控制市場價格的能力等；生產壟斷優勢，如經營管理技能、融通資金的能力優勢、掌握的技術專利與專有技術；規模經濟優勢，通過一體化生產，擴大生產規模，降低成本；信息網絡技術優勢。壟斷優勢論解釋了跨國公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所具有的壟斷優勢，也從另一個角度解釋跨國公司進行海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的決定因素所在。跨國公司要根據自身的壟斷優勢決定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應選擇在能發揮自身的生產、市場、規模經濟等壟斷優勢的區位。

2．相對優勢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是由美國學者Vernon提出來的。其理論的主要內容是：每一個產品都要經歷創新階段、成長階段、標準化階段和衰退階段，在產品生命周期的各個階段，產品的市場需求、要素密集度、生產區位都是不斷變化的。在產品的創新階段，產品市場需求較小，需要大量的資本、研發投入，產品生產區位位于創新國，有少量的產品出口；當產品走向成長階段時，產品的需求、生產量開始上升，生產企業可以選擇到一些對該產品需求旺盛、技術資金較好的發達國家進行生產投資；當該產品進入標準化階段，產品的創始國放棄在本國生產該產品，因為該產品的國內市場需求接近飽和，將產品轉移到其他國家包括一些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生產；當產品步入衰退階段，產品已經老化，不能適應市場需求，該產品就會完全退出世界市場。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指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應主要基于產品的生命發展周期，在產品生命周期的不同發展階段，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是不同的。

3．比較優勢論：邊際產業擴張理論

邊際產業擴張理論是由日本的小島清教授提出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的主要內容：對外直接投資應從本國已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即邊際產業開始，逐漸依次進行。與以往支持發達國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壟斷優勢等理論不同，邊際產業擴張理論強調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時，應選擇投資國具有比較劣勢的產業，將其投向能將該產業轉化成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東道國，這將引起本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和進出口組成結構的變化，而這一產業將在東道國演變成比較優勢的產業。邊際產業擴張有利于投資國優化資源配置，重新調整產業結構，對東道國而言，接受了投資國的技術、管理、資本，有利于形成新的比較優勢產業。邊際產業擴張理論從產業比較劣勢的角度闡述了投資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依據，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應是本國具有比較劣勢的產業，選擇海外投資的區域應是能把該比較劣勢產業轉化成比較優勢產業的國家或地區。該理論為發達國家跨國公司轉移一些標準化產業到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理論依據，解釋了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的國家之間投資的情況。

（三）發達國家的綜合論：國際生產折衷理論

該理論是由英國瑞丁大學教授鄧寧提出來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在吸收有關國際投資的壟斷優勢理論和內部化理論等的基礎上，結合區位理論解釋跨國公司從事對外直接投資問題。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認為，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跨國公司必須滿足三個優勢條件：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所有權優勢指的是一國企業所擁有的而國外企業所沒有的優勢。如一國企業所擁有的技術訣竅、研究開發、銷售技巧等方面的技術優勢，企業所擁有的規模經濟優勢，大公司所具有的先進管理能力，企業家才能，大公司所具有的金融與貨幣優勢；內部化優勢指的是為避免不完全市場給企業帶來的不利影響，諸如對外交易成本較高，外部買者對技術出售價值的不確定，將其所擁有的資產加以內部化而保持企業所擁有的優勢，它指出了跨國公司內部交易的必要性；區位優勢指的是東道國在投資環境方面所具有的優勢，包括諸如東道國較低的勞動力成本、很好的市場發展潛力，東道國的貿易政策等。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認為跨國公司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時必須將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區位優勢三者結合起來加以考慮。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特別強調了區位優勢對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性，對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具有理論上的指導意義。

（四）有關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理論

美國經濟學家Louis　Wells從發展中國家角度提出“小規模技術理論”，說明發展中國家憑借“小規模技術優勢”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可能性。他認為發展中國家擁有為小市場需要服務的勞動密集型小規模生產技術，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相比，生產成本低，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競爭中取得地位。還有學者從“心理距離”的角度，闡述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決定因素，例如John　Cantwell認為，發展中國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很大程度上受到“心理距離”的影響，其對外直接投資傾向于首先選擇周邊國家，然后是發展中國家，最后是發達國家這樣的區位選擇順序。

二、研究進展：利用新視角分析

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

（一）基于微觀視角

傳統的有關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理論多把不同類型的跨國公司看作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從宏觀角度來研究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問題。近些年來，有些學者從更微觀的角度來研究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問題。從企業異質性的角度：他們以跨國公司企業間存在異質性為前提，具體分析異質性企業的區位選擇。關于企業的異質性，最初Bernard，etal．通過分析美國微觀出口企業和非出口企業的經濟規模、生產率、資本和勞動密集度等經濟數據，發現出口企業與非出口企業存在異質性；Metliz后利用主流框架研究企業異質性，一般把各企業的生產要素差異作為衡量異質性的主要標準；Chen，M．and　Moore，M．從微觀角度分析了法國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問題。法國各跨國企業生產力的不同直接影響各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法國高生產率的跨國企業更傾向于在那些市場潛力較小，較高單位勞動成本，較低勞動生產率，較低進口關稅的地區開展直接投資。謝冰認為不同性質的企業存在很大的差異，尤其是高新技術企業因其創新能力強、產品生命周期短、定制化程度高而與其他企業相比有著很大的不同，應針對其特點來研究中國高新技術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問題。王方方在經典的企業異質性理論框架基礎之上，構建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動力機制框架，論證企業異質性對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結論證明由企業異質性所帶來的對外直接投資數量、模式的擴展及其企業異質性的空間效應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有直接的影響。

（二）基于跨國公司全球發展戰略視角

20世紀80年代后，隨著世界經濟出現全球化、一體化的趨勢，理論界一些觀點認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要和全球經濟的發展結合在一起，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要考慮跨國公司在全球的生產經營戰略，跨國公司應當在全球范圍內而不是在某一個特定國家內去整合資源，優勢互補，安排生產、銷售，謀求全球長期的、全面的利益。例如，跨國公司要整合全球生產，協調各部分的價值鏈。價值鏈最早是由波特提出，他認為企業的活動分為基本活動和支持性活動，兩者構成了價值鏈，基本活動主要包括后勤、生產、銷售、售后服務等，支持性活動包括人事、財務、計劃、研究與開發、采購等。全球生產價值鏈理論要求企業要綜合全球的比較優勢，安排生產、投資，取得最大的利益，價值鏈理論對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有很大的指導意義。劉偉全認為“隨著全球化的發展，發達國家將一些失去競爭力的價值環節重組到發展中國家，其本身重點關注高附加值的價值鏈環節，低端嵌入價值鏈的發展中國家企業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地理上靠近先進廠商分享技術擴散的好處，實現價值鏈升級。”

（三）基于空間組織發展模式的視角

Porter在闡述其競爭優勢理論時，首次提出產業集群概念，競爭優勢所需要的關鍵要素的地理集中性，直接導致相關產業地理集聚的出現，比如美國的硅谷，英國的拍賣業，意大利的紡織業等。Porter在有關跨國公司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中還建議跨國公司到相關產業集聚的地區投資，便于利用產業集聚帶來的技術、規模等效應。現在，產業集聚已經成為發達國家的主要產業組織模式，也成為引導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一個新趨向，高新技術企業只有嵌入產業集群體系中，才能更好地獲得集群創新資源，這種集群優勢是其他區位優勢難以具備的。Nachum　L．，Keeble．D．等認為，單憑借跨國公司內部獲得知識存在著局限性，跨國公司必須進入集群網絡，因為集群擁有更多的技術、信息和管理經驗，跨國公司子公司開展對外直接投資要盡可能地融入當地集群里，以便于獲得更好的創新資產。Teece　D．J研究外國跨國公司選擇在美國硅谷投資的原因時發現，跨國公司之所以選擇在硅谷進行直接投資是為了利用硅谷集群產生的知識技術溢出效應。

（四）基于投資動因———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視角

近些年，學者為了彌補傳統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不足，提出了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包括影響直接投資的各種直接要素：資本、勞動力、科學技術、管理等，也包括間接要素：文化、制度等。這些要素無論是在投資國還是東道國都成為影響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因素，由此而產生資本尋求型、技術尋求區型等區位選擇動因。尋求影響直接投資的直接要素。如市場尋求動因：Bevan　＆Estrin認為東道國市場規模大，能夠使直接投資者擴大產量，降低生產成本，從而實現規模收益。Braunerhjelm　＆Svenson，Venables認為，東道國市場規模越大，其對外來投資者的吸引力就越大。國內學者江小涓認為更好地貼近海外市場是中國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原因之一。丁祥生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國內市場發育不成熟，隨著企業生產規模的擴大，國內市場已經不能滿足企業發展的需要，企業較好的途徑是開拓海外市場；尋求資源的動因：Dunning認為尋求和獲得持久的生產資源也是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江小涓認為，中國開展對外直接投資以便于更多地參與國外資源的開發；尋求效率的動因：主要尋求東道國相對廉價、充裕的勞動力、土地和其他生產要素。2006年的《世界投資報告》指出，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有三個方面：尋求市場，尋求效率，和母國政府對國有跨國公司的戰略要求；尋求戰略資產：跨國企業到國外進行直接投資可以吸收較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品牌、經銷網絡等戰略性資產以獲得比較優勢。Deng認為，尋求戰略資產（如品牌和市場網絡）構成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因；Buckley，et　al．認為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弱勢企業可以從發達的企業那里獲得技術優勢，彌補自身的不足。尋求影響直接投資的間接要素，包括東道國或投資國優惠的投資政策、制度環境、文化、雙邊協定等非經濟要素。如尋求有利于投資的規章制度：當選擇是否進入一個國家的市場進行投資時，東道國規章制度的合理性與否是投資企業主要考慮的問題。一般來說，投資企業總是選擇那些外資管制制度較寬松的地區進行投資，這使得跨國企業較容易適應當地的規章制度。現有的一些學者的實證研究表明，到有利于吸引外資制度的地區投資（如穩定的經濟政策、保護財產安全、較少限制所有權、較少腐敗）對跨國企業在該國進行直接投資具有積極的作用。鄧明認為，東道國制度因素對于中國企業“走出去”是非常重要的。此外，母國的制度環境也對其企業在海外進行直接投資選址產生很大的影響。Meyer，et　al．認為，中國所具有的與別國完全不同的、不斷變化的制度環境，使得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眾不同。如果中國與引資國的制度差異大，即相對于中國的引資制度，東道國的引資制度較寬松，對吸引外資較友好，那么，中國的跨國企業就會傾向于選擇東道國與中國制度差異大的地方進行直接投資。柴忠東認為，母國在市場轉型過程中存在的“制度缺陷”既促使一部分新興市場企業退出本國市場投資海外以規避高昂的交易成本和風險，但同時也增加了這些企業在與母國相類似環境中從事經營的優勢。因此，制度的差異會導致OFDI選址分布的不同。倘若中國政府給跨國企業制度上的支持，中國跨國企業也會投資于風險較大的地區，進而獲得投資利益。宗芳宇、路江涌、武常歧等認為，雙邊投資協定是促進投資的特殊機制，能夠替代較差的東道國制度環境。發展中國家與潛在投資目標國家的制度環境往往差距較大。制度較差的東道國法制薄弱、政策多變，外國企業的投資很難得到東道國一般性制度的有效保護，外國企業的風險很大，投資協定能夠保護其利益，減少投資風險。Spender＆Grevesen認為，跨國企業海外子公司在東道國需要獲得和維持其合法性，因此面臨當地制度環境的同構壓力；尋求較小文化價值觀差異：東道國已經形成的價值觀、標準會制約著跨國組織行為。跨國企業需要樹立和培養當地的社會認知體系，因其更容易遭受當地利益群體的攻擊，還要面對當地已經形成的各種約定成俗的標準。Kostova　＆Zaheer認為，樹立當地的社會認知體系恐怕比遵守當地的法律制度更困難，因為社會認知已經根深蒂固。Yiu　＆Makino認為，文化差異是主要的海外投資障礙，對投資選址有強烈的影響。東道國與母國的文化差異越大，跨國企業越難獲得東道國的文化認可。因此，從這點來說，跨國企業傾向于在那些與母國文化差異較小的東道國投資。關于文化差異的衡量，現普遍使用Hofstede提供的方法，Hofstede歸納出比較不同文化價值觀的四個維度：權力差距、不確定性的規避、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男性度與女性度。Buckley，et　al．基于1998—2004年間中國企業在世界上49個國家政府批準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數據，發現市場規模更大，與中國文化相似性更強的東道國能夠吸引更多的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

（五）基于習慣效應的視角

Scott認為，一種行為被多次重復，會視作習慣。在投資選址中，趕時髦、隨大溜效應會起一定的作用。東道國與母國交易的頻繁性可以通過兩國之間的貿易額體現。大的雙邊貿易額體現了東道國與母國經濟來往頻繁。不斷重復的交易被視作習慣，這會影響投資企業選擇與其母國有頻繁交易的國家和地區進行投資。因為，投資國企業會感到與其有頻繁交易的國家信譽更好，更有安全感。中國學者胡昭玲，宋平應用動態VAR模型和面板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進行檢驗，結果表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存在雙向格蘭杰因果關系，對外貿易和對外投資是良性互動的，這說明，與中國有頻繁貿易聯系的國家越能吸引中國企業的直接投資。

三、評價及展望

（一）評價

1．從多個視角、采用多種方法研究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

從對經濟因素到對非經濟因素的研究。傳統的有關區位選擇理論主要是從經濟因素方面考慮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問題。如成本論、優勢論等。隨著經濟的發展，世界經濟形勢的變化，尤其是世界經濟一體化、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出現后，新理論嘗試從多視角闡述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問題。如從非經濟因素中的投資國與東道國雙邊的制度狀況（雙邊協定、貿易政策，雙邊文化差異等）的角度，探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原因；還有從心理距離、習慣效應、投資動因等角度闡述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如何進行區位選擇的問題。從宏觀到中觀到微觀的研究。傳統理論主要把跨國公司看做是無差異的整體，研究其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問題。近些年來，很多學者是從較為微觀的角度具體研究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問題，如把企業看做是異質性的，研究異質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不同的區位選擇問題；還有基于中觀的視角，研究不同產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問題；還基于全球化視角，把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納入全球的經營戰略，考慮價值鏈的協調整合因素；空間組織模式的創新，認識到產業集聚給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帶來的利益，跨國公司區位選擇和產業集聚聯系在一起。研究方法不斷創新。由于數學的應用，從一般的理論分析發展到實證分析，心理學、制度學等學科也逐漸滲透到投資理論里，理性經濟人的純粹經濟學理論假設前提，逐漸被社會人所取代，投資區位選擇理論更趨向于接近實際，結合心理學、制度學、管理學等學科方法研究投資國、東道國的制度、心理等因素對投資的影響等。

2．現有理論研究較為分散，尚未形成獨立的體系

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套完整的、專門的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理論體系，現有的區位選擇理論主要是主流投資理論的附屬品。相關跨國公司區位選擇依據的研究較為片面、分散。僅僅憑借一種或幾種因素來決定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是不夠的，對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分析應該是綜合的，既要考慮投資主體情況，主體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投資企業的各種優勢、投資動因、戰略導向等，也要考慮東道國的客體情況，諸如制度、環境、文化、市場規模；既要從宏觀上研究跨國公司對外直接的區位選擇問題，也要從中觀、微觀具體分析不同產業、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不同體制、不同性質企業的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問題。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因其研究較全面，還是值得借鑒的，但是該理論主要是指導早期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實踐，無法說明在經濟、文化全球化發展的當今社會里，文化、制度、全球化生產組織模式等新因素對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在現有的研究中，雖然有學者結合制度、心理等學科研究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問題，但是這些研究還處在較邊緣的位置，尚未納入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理論的主流。

3．現有理論的研究一般有局限性

目前在有關跨國公司區位選擇的研究中，對發達國家區位選擇的研究占上風，對發展中國家相關問題的研究較少，現有關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區位選擇問題的研究主要建立在西方發達國家相關理論基礎之上，未能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特質，提出開創性理論，原因之一在于發達國家是跨國公司的創始者，其對外直接投資的歷史較長，相關理論研究也較為豐富。關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區位選擇的“小規模”技術優勢論，也不能解釋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對外投資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一些發展中國家由于基礎設施落后，綜合實力不強，其“小規模”技術優勢已經日益被發達國家地方化的跨國生產所瓦解。西方盛行的小規模定制模式也有取展中國家憑借“小規模”技術優勢投資的趨勢，適應時展需要的有關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的特有理論體系尚未形成。由于中國開展大規模的對外直接投資時間還很短，國內學者相關理論研究缺乏創新性。中國在該方面的研究還沒有太大的突破和創新，大多是對西方現有直接投資理論的分析和驗證，他們在西方經典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基礎上，利用單純的截面數據和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分析，所用數據往往忽略了一些個體差異，存在偏差，不能很好地對企業的投資情況展開實地調研，尚不能完全反映現實的有關投資的問題，不能很好地指導中國企業實際開展對外直接活動。國內研究建立在西方有關投資理論的基礎上，忽略本國特有的政治、文化、制度特點，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其對外直接投資有特殊性，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也應該有自己的特點。

（二）展望

1．區位選擇在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中的作用將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

區位選擇是否影響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從實際情況來看，好的區位選擇有利于跨國企業規避投資風險、各種制度缺陷、利用當地豐富的資源、技術等優勢，取得巨大的投資利益，反之，亦然。從現在的研究情況來看，就區位選擇和跨國企業投資質量的關系的研究往往被忽視，實質是“舍本逐末”。重視研究區位選擇和投資質量二者之間的關系，是未來研究的一個趨勢。

2．系統研究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問題

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經濟、文化技術水平等方面還存在著很大差距，完全照搬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等理論來指導和驗證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實踐是脫離實際的。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憑借壟斷優勢、比較優勢理論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并進行區位選擇，而發展中國家自身相對不具備上述的競爭優勢，近年來卻也開始對外直接投資。進入21世紀，新興市場國家①對外直接投資尤其成為世界經濟領域里的一個亮點，這些“后發”企業憑借在母國開發的“非傳統型能力”，更早、更快地開展國際化經營，追趕發達國家的“先行”企業。作為新興市場國家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更迅猛，中國的企業能夠到發達國家開展投資，以劣勢產業收購強勢產業的現象很多。中國的聯想收購IBM筆記本，雙匯收購美國的肉類加工商Smithfield　Food，并購規模達到70多億美元，吉利汽車公司收購了美國老牌汽車公司沃爾沃。跨國并購投資也不再是大企業的專利，中國小企業也開始進行并購投資，2013年10月青島的一家藻業集團就成功地并購了澳洲的一家大的海藻公司。系統研究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為什么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如何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對外直接投資的作用機理是怎樣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有何特殊性等是未來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一個主要的研究方向。

3．綜合、具體地研究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問題

對外直接投資論文范文第3篇

摘要:國際直接投資是以控制企業經營管理權為核心,以獲取利潤為目的的投資活動。加入WTO后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逐步成為我國對外開放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利用外資的實踐過程中,我們必須認真分析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對中國的影響,并積極提出應對措施。

關鍵詞:WTO;投資;中國

1加入WTO后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對我國產生的影響

1.1關于投資規模的影響

加入WTO以前,外商在我國的直接投資一直處于低迷狀態。加入WTO后,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增長1190億美元,比入世前增長了34.2%,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538億美元,比入世前增長23.5%。目前,中國現存注冊外商投資企業23.6萬家,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已超過全國進出口總額的57%;已成為全球最大的FDI流入國之一。

以市場控制為目的的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產業的發展既有帶動和示范的一面,又對其自身和國內產業的成長構成抑制。表現在:國有企業因機制障礙越來越難以適應競爭加劇的形勢,國有部門的萎縮引起城市市場的相對蕭條,最終又限制了外資的發展,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及領導盲目追求招商引資的“政績”,重引資數量而忽視引資質量,相應的代價是,對不能進口或不可再生資源的大量消耗和對生態環境的巨大破壞,使我們引進外資戰略的可持續性大大減弱。

1.2關于產業投向上的影響

與全球產業結構演變趨勢相適應,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也發生了從第一產業和傳統制造業向第三產業和高技術產業的轉變。第三產業中的一些服務業,如金融、保險、不動產、商業等是國際直接投資的熱點。

入世后外商直接投資的領域擴大,給外商帶來了更大的發展機會和空間。另一方面,這種領域的快速擴大,給中國企業造成了不小的沖擊。其次,開放市場后對人才的競爭加劇,人才價格可能水漲船高,盡管這種變化對人力資源利用和培育可以起到刺激作用,但同時也將提高服務業的成本和價格,使其低成本優勢受到削弱。

1.3關于投資地域的影響

入世前,外商在我國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我國的東部地區。加入WTO后我國在積極擴大利用外資,著力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質量的同時,把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與區域經濟均衡發展相結合,加大了對中西部地區利用外資的支持力度,外商直接投資地域向中西部轉移。據不完全統計,世界500強中已有80多家企業在我國西部地區投資或設立辦事機構,比入世前同期上升了85.3%。

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有利于培育全國統一市場,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推動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促進地區經濟協調發展;另一方面,外商加大對我國中西部地區的投資力度,使得一些投資項目并不是我國目前所急需引進的項目,同時也與我國的產業結構相違背。使得在我國產業結構中政策中應當優先發展的部門未能得到發展。

1.4關于投資方式的影響

加入WTO之前我國吸引外商投資的主要方式有合資經營、合作經營、獨資經營、投資控股、合作開發等其他方式。20世紀80年代-90年代上半期,建立合資企業是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中國市場的最主要形式,自入世后外商的新投資項目中,外商獨資項目開始超過中外合資項目,獨資形式在外商直接投資中的比重快速上升。獨資企業比重快速加大將繼續成為今后一個時期內我國吸收外商投資的一種趨勢,并成為我國利用外資的主要方式。

這樣一來,獨資企業的投資方式更便于企業內部的管理和控制,對企業今后的發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平臺。另一方面,獨資企業的這種快速發展使原來合資的一方遭受了損失。各企業被外資控股后,我國參與經營的一方失去了管理和控制企業的權利,東道國的宏觀經濟控制能力會隨之下降,從而可能導致市場控制的失靈并引發經濟動蕩,造成利潤外流。從檢驗結果中可以得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滯后2期時存在一個協整向量，表明中國西南地區的城鎮化和產業結構升級之間存在某中長期穩定的關系。括號中的數值為T檢驗量，可以看出在5％的水平下，該方程通過檢驗。

(五)VEC模型建立

根據前文所述的向量誤差修正模型構建本文的VEC模型：

上面估計的VEC(2)模型，方程(3)和方程(4)下面括號中的數值依次為各系數的t統計量檢驗值。顯然，上述兩方程中所估計的系數大部分在統計上達到顯著。同時方程不存在異方差和自相關，殘差序列具有平穩性且J—B檢驗(P=0．40)表明在5％的顯著水平上，回歸殘差序列均滿足正態性，方程整體擬合度較高，且模型通過平穩性檢驗。同時VEC模型AIC和SC的值分別為-7．13和-6．45，滿足模型有效性的要求，模型整體解釋力較強。

(六)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我們采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檢驗各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如表3(滯后期為2期)。

從因果檢驗關系來看，在中國西南地區，產業結構升級不是城鎮化率提高的原因，城鎮化提高時產業結構升級的原因，二者之間存在單向因果關系。這里有必要結合中國西南地區的具體情況做進一步的原因闡釋。

二、相關結論與政策建議

對外直接投資論文范文第4篇

跨國銀行是指在國外擁有附屬機構、分行或代表處的銀行，是銀行業國際化高度發達的產物。早在13至16世紀，麥德斯（Medici）家族控制的商業銀行就在整個歐洲廣布機構，從事跨國銀行業務，19世紀，英國、比利時、德國和日本的跨國銀行，借助于殖民主義勢力得到迅速發展。二戰及二戰以前，由于受到戰爭和經濟蕭條等因素的影響，跨國銀行業受到嚴重的打擊，基本上沒有什么發展。二戰后，隨著歐洲、日本經濟和國際貿易的逐步恢復和發展，特別是1958年歐洲主要國家貨幣開始可兌換和歐洲美元市場的誕生，跨銀行業又再度活躍，并得到了長足發展，業務數量、內容和地域都有了空前擴展。

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后，銀行業的國際化也得到了很大發展，這不僅包括我國銀行業的對外開放，也包括我國銀行業的海外擴張。截止2004年底，共有38個國家和地區的157家銀行在華22個城市開設了220家代表處，19個國家和地區的67家外資銀行在華設立了11家營業性機構，外資銀行在華總資產累計達到693億美元。就中國銀行業的海外擴張而言，截止2004年底，我國4大商業銀行共在境外設立了44家分行和14家代表處，其國外資產和負債也逐年增加。

全球跨國銀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1981年，聯合跨公司中心（UNCTC）首次把跨國銀行的研究從跨國公司中獨立出來。學術界對跨國銀行的研究也開始逐步深入，出現了關于跨商業銀行的一些重要理論。概括起來，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向：商業銀行國際化經營動因及競爭優勢研究（Grubel 1977,Gray&Gray 1981,Ball&Ttschoegl 1982,Kindleberger 1983,Walter 1988,Heinkel&Levi 1992,Canals 1997）； 跨國銀行組織形式研究（Gold berg&Sanders 1981b,Mutinelli&Piscitell 2001）；跨國銀行經營活動及競爭策略研究（Brainard 1990,Euh&Baker 1990,Guillen&Tschogel 1990）；商業銀行國際化經營對銀行業績及目標市場的影響研究（Weller&Schern 1999,Berger et al.2000,Berger&De young 2001）；跨國銀行國別實證研究（Goldberg&Saunderg 1990,Grosse&Goldberg 1994,Yamori 1988）等。

中國理論界對跨銀行的研究仍不夠深入，既有的成果多數局限在外資銀行競爭策略及其發展對中國金融業的沖擊方面，對商業銀行國際化經營動因、組織擴展模式，特別是從跨國公司理論角度出發所做的理論及實證研究則幾乎為空白。因此，對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的研究，進而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對中國而言顯得尤為緊迫和重要。

二、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理論與實證文獻回顧

1.跨國公司理論的發展脈絡

400多年前，公司開始跨國界經營活動，并逐漸形成了跨公司通過這一經營形態。跨國公司的經營活動隨著世界形勢和經濟環境的變化不斷演進，對跨公司的理論研究也不斷深入。從20世紀60年代海默（Hymer）開創性的壟斷優勢論開始，各國學者紛紛對跨公司和對外直接投資行為進行分析， 建立各自的理論體系。其中最為著名的當屬阿利伯（Aliber）的貨幣匯率理論、維農（Vernon）的產品周期理論、小島清（Kojima）的比較優勢理論、尼克博克（Knickerbocker）的寡頭壟斷競爭反應理論、巴克萊和卡森（Buckley&Casson）的內部化理論,以及鄧寧（Dunning）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等。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并不斷完善，吸收了國際經濟理論、產業組織理論、區位理論和公司理論等各種理論的精髓，能夠較好地對國際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和國際合同安排等行為進行解釋，形成了迄今為止解釋對外直接投資和跨公司生產經營的一種綜合性理論，該理論主要強調三種優勢：即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因此又被稱為OLI模型。

2.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實證研究的文獻回顧

哪些因素影響東道國銀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國外實證研究比較活躍。在文獻中國外學者們按銀行業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包含的具體要素進行了實證檢驗，我國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比較鮮見。

(1)所有權優勢

1）銀行規模

有大量研究表明銀行規模與其海外直接投資之間呈正相關關系。Campbell(1980)等學者通過經驗研究發現并證實：規模越大的銀行，通常擁有更多的資金和管理資源，從而有更多的途徑降低不確定性和風險。Tschoegl(1983)通過研究1976年全球100家最大銀行海外經營狀況，發現規模大的銀行更傾向于海外擴張，發現日本銀行在韓國的分支機構數目與銀行的規模之間具有正相關關系。Williams(1996,1998)通過研究外資銀行在澳大利亞的情況，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我國學者王（2005）通過研究跨國銀行在華經營情況，發現銀行總資產和跨國銀行在華設立分行影響顯著，說明銀行規模越大，在華經營的動機越強烈。然而，也有些學者通過研究并未發現銀行規模與其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密切關系（Ball和Tschoegl，1982）。

2）國際化經驗

跨國銀行對海外經營，以及東道國的了解越深入，則越容易在海外設立分支機構，從而享受國際化分散經營的種種好處。Macro Mutinelli和Lucia Piscitello(2001)研究了意大利銀行業1989～1999年間在國外分支機構的變化情況，發現跨國經營經驗豐富的那些意大利銀行更傾向于進行對外擴張。

(2)內部化優勢

1）母國對東道國的直接投資

Sabi(1988)認為，跨國銀行往往跟隨母國客戶到海外設點，以更好地服務客戶，保存現有客戶資源，他發現，對東道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量能夠較好地預示商業銀行的跨國經營狀況。Nigh(1986)等眾多學者也證明，對東道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跨國銀行在該國的分支機構數量之間顯著相關。我國學者王（2005）通過研究發現對華直接投資與在華外資銀行分行數量正相關。但是Seth和Nolla(1998)通過研究外國銀行在美國分支機構數目和制造業在美分支機構的資金來源，發現英國和日本的銀行業并未追隨其在美國的客戶，而其他的國家銀行業則追隨其在美國的客戶。

2）母國與東道國的雙邊貿易額

大量經驗研究表明，由于雙邊貿易反映了母國和東道國商業聯系的緊密程度，商業銀行在東道國的分支機構與雙邊貿易額之間存在著正相關。Goldberg和Johnson(1990)發現，雙邊貿易與外國在美國銀行業直接投資具有密切的聯系。Miller和Parkhe(1998)，以及Yamori(1998)也分別發現，雙邊貿易對美國和日本銀行在東道國銀行業領域的直接投資影響很大。

(3)區位優勢

1）東道國的市場規模及其增長率

對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的研究表明東道國市場規模（以GDP或人均GDP測度）是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顯著決定因素。Brenley和Kaplains（1996），以及Buch(2000)通過研究發現，東道國的GDP總量與該國吸收的銀行業外國直接投資正相關。Yamori(1998)發現日本銀行業更傾向于在人均GDP較高的國家進行直接投資。然而，也有學者通過實證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結論，Sagari(1992)發現，美國銀行業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并不必然地考慮該國的GDP總量。另外，除了市場規模，GDP增長率也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時考慮的因素之一。GDP總量只能表明一國現有的銀行業市場機會，而GDP增長率則在某種程度上能夠表明一國將來可能的銀行業市場機會。Hultmam和McGee(1989)通過研究發現，外國銀行業對美國銀行業的直接投資與美國的經濟增長具有很強的相關性。Goldberg和Saunders(1981)、Nigh(1986)，以及Sabi(1988)通過研究發現東道國相對于母國的經濟增長率對東道國銀行業吸收外國直接投資具有十分明顯的促進作用。

2）東道國的資金成本

當銀行決定是否對某國進行直接投資時，東道國的資金成本也其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存貸利差、東道國對外國銀行的稅收等因素都會影響跨國銀行在東道國的資金成本。Cassard(1994)和Eaton(1994)認為，稅收結構的不同會影響稅收水平較低的國家進行直接投資。Claessens等（2000）通過對80個國家1988年～1995年間銀行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的研究發現 ，跨國銀行更傾向于在資金成本較低的國家進行擴張。

3）文化差異和地理距離

根據Ball&Tschoegl在1982年的研究，跨國銀行在美國加州和日本設立分支機構時，東道國與母國之間距離越遠，成本就越高，設立分支機構的意愿就越小。研究還發現，兩國之間文化差異越大，設立分支機構的可能性就越小。Goldberg（1991）等學者在其研究中證實，文化差別對商業銀行設立海外分支機構的決策影響甚大。Leung(2003)指出，亞洲國家的銀行在進入中國市場方面具有特殊優勢。我國學者王（2005）在研究跨國銀行進入中國的決定因素時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4）東道國對銀行業的管制情況分為外國銀行的準入限制和對本國銀行業的管制情況。一方面，東道國對外國銀行的準入限制顯然對跨國銀行在該國銀行業直接投資是有影響的。Nigh、Cho和Krishman(1986)研究了美國銀行業1976年～1982年間在30個國家分支機構的資產變化情況，指出東道國對美國銀行的準入限制對美國銀行業在該國的經營有明顯的負面影響。Sabi(1988)研究了美國銀行業1975年～1982年間在23個發展中國家分支機構的資產變化情況，其實證結果卻并未表明美國銀行海外分支機構資產與東道國對外國銀行準入限制之間具有負相關關系，這與一般的實證結果不相一致。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東道國對外國銀行的準入限制除非是禁止性的，否則并不對跨國銀行的直接投資活動產生直接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東道國對本國銀行業的管制情況也是跨銀行決定是否在該國銀行業進行直接投資時考慮的一個因素。Focarelli和Pozzolo(1994)研究了外國銀行分支機構在美國各州分布情況，發現外國銀行更傾向于在對銀行業管制較為寬松的州設立分支機構。

三、現有文獻的不足

1.現有文獻大多僅羅列了一部分可能對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產生影響的因素，然后進行實證檢驗，雖然這些研究所依據的理論基礎基本上是鄧寧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但并沒有進行嚴格的數學證明和推導。

2.現有的文獻大多局限于某一母國銀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或者是實證分析了某一東道國銀行業吸收的外銀行業的直接投資，研究欠系統，特別是缺乏比較分析和研究。

對外直接投資論文范文第5篇

論文摘要:在世界 經濟 一體化的背景下,對外直接投資日益成為各國參與國際競爭的有力工具。本文在分析對外直接投資的效用的基礎上,指出我國應有選擇性地進行各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

對外直接投資指一國的企業作為投資主體,對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產業投資。它主要是指一國對其他國家進行的 建筑 工程、 機械 制造等實業投資,而不是投資于他國的股票、債券等間接的 證券 投資。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對外直接投資已成為一國在全球進行資源配置與產品銷售的一個主要推動因素,成為除貿易之外的另一條國與國之間聯系的重要紐帶。

如今各國都已意識到不能只依靠本國的資金、資源、技術和 市場 來謀求發展,而應理性選擇扶持和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道路,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來獲取相應的市場效應、資源效應、出口效應和國際收支效應,提高本國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具體說來,對外直接投資可以給一國帶來如下的效應:

(一)有利于投資國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是從邊際產業(即在本國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開始對外直接投資,并依次進行,通過這種方式將國內的比較劣勢產業轉移到其他國家。這樣,一方面,投資國減少邊際產業的生產,可以騰出更多的資源擴大比較優勢產業的生產和出口,使投資國的產業結構發生新的變化;另一方面,投資國利用投資獲利來補充、發展本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也能實現其產業結構的升級

(二)有利于資源的合理配置和更好地利用國外資源。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擁有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全部資源,都會遇到資源約束問題。世界經濟一體化要求各國立足全球,把國內外的自然資源、資本、技術、經濟 管理 、人才等有機結合起來,而對外直接投資是一國利用本國和他國不同資源與要素優勢、在國際間實現資源和要素的重新配置與合理流動、獲得更高利益的極其有效的途徑。

(三)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利用外資。無論是政府的對外直接投資還是企業或私人的對外直接投資,均起到了“杠桿”作用,以少量的國內資本來獲得更大數量的國際資本。一國企業到東道國進行直接投資使用的資金,除了本國的外匯資金和設備外,還包括在東道國資本市場和國際 金融 市場籌措的資金,特別是可以利用東道國的優惠政策進行 融資 。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對外直接投資是一種特定意義上的利用外資,是一條新的融資渠道,是在國際市場上主動尋求與外資的結合,是利用外資的深化,所不同的是利用外資的場所在國外而不是在國內。

(四)有利于鍛煉和培養一批跨國經營的專門人才。對外直接投資成功的關鍵之一,是需要足夠數量的精通 外語 、熟悉 法律 、財會、金融等業務的國際化投資管理人才,而管理人才的培養有多種途徑,如利用高等院校和有關培訓機構培養及培訓專業管理人才、吸引留學人才和聘請國外專業管理人才等,但最有效的途徑是投資企業派出人員到國外培訓和直接參與對外直接投資行為。

(五)對外投資有利于促進投資國對外貿易的發展。近年來,隨著國際市場的日趨飽和,反傾銷、技術性壁壘和關稅的提高,已成為影響許多國家出口的主要障礙,尤其是在 金融危機 背景下,各國更是減少進口,而把需求更多轉移到國內。在此背景下,對外直接投資不失為一條帶動出口的有效途徑。對外直接投資首先可以繞過對方設置的關稅和非關稅等貿易壁壘,就地生產和銷售;其次,可以帶動投資國的機器設備、中間產品和技術等的出口;另外,到國外投資辦廠,能夠快速、準確地了解國際市場行情,及時反饋信息到國內,減少出口的盲目性,及時輸出適銷對路的產品。

對外直接投資在給一國帶來產業結構升級及其他眾多正效應的同時,也可能使該國出現產業空洞化現象。所謂產業空心化,主要是指三方面的內容:第一,國內產品競爭力下降,進口品涌入排擠國內產品,在一定程度上國內生產由進口代替;第二,出口不如海外生產合算,生產基地移往海外或增加海外生產,在一定程度上出口生產由海外生產所替代;第三,上述國內生產由進口和海外生產所替代,從而縮小了國內的制造業生產,國內生產資源配置由制造業向非制造業轉移,在一定程度上制造業被非制造業所替代。上述三方面的內容實際上是指制造業的空心化,而實際上空心化不僅包括制造業的空心化,金融業、服務業都可能出現空心化。空心化使國內投資不斷萎縮,就業機會大幅減少,失業問題日益嚴重。

總體而言,對外直接投資可以給投資母國帶來正的效應,只要投資母國能夠把握度,防止出現過猶不及的情況就可以了。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自上世紀改革開放后開始起步,90年代對外直接投資的步伐開始加快,尤其是1998年中央提出“走出去”戰略之后,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迅速發展。在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我們不能盲目進行,而應有選擇性,以便帶來最大效應,并避免出現產業空洞化現象。根據我國的各行業發展狀況以及效應最大化目標,我們主要應在如下行業加大對外直接投資:

(一)資源開發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