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發展史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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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發展史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農戶金融；金融需求；農村金融體系
為更客觀細致地反映當前山東省農戶金融需求狀況，考察山東省農村金融需求的特點，設計了農戶金融需求狀況調查問卷，并利用2009年7、8月份高校大學生暑假返鄉的機會，共發放調查問卷300份，實際收回有效調查問卷261份，范圍覆蓋到了山東省東、西、中部的17個縣市。在此期間就農村金融問題奔赴全省各地進行了大量的實地調研，直接與農戶進行訪談。本文在統計調查問卷數據的基礎上，分析了山東省農戶金融需求的現狀，總結了現階段山東省農戶金融需求的特點，并提出了滿足山東省農村金融需求的措施和方向。
一、有效調查樣本農戶基本情況分析
有效調查樣本農戶戶主平均年齡45歲，戶均人口3.9人，戶均勞動力2.5人，戶均家庭總收入24225元，人均收入6523元，戶均務農收入9688元，戶均打工收入11368元，戶均其他收入2916元。為了更清晰地分析各農戶間的特點，按照農戶間人均收入分成6個組(見表1)。人均收入2000元以下的農戶，占有效調查樣本的9.2％，其戶均家庭收入最低，戶均年齡和戶均人口最高，戶均勞動力最低，因此其人均收入也最低，且戶均受教育程度不高，稱之為貧困型農戶，多分布于山東省中西部地區；人均收入在2000—8000元的農戶有3個組，占有效調查樣本的70.2％，其戶均家庭收入和人均收入逐漸增加，其中戶均務農收入占戶均家庭收入的比重呈遞減趨勢，而戶均打工收入和戶均其他收入占戶均家庭收入的比重呈遞增趨勢，且其戶均年齡和戶均人口較貧困型農戶低，而戶均勞動力和戶均受教育程度也較貧困型農戶高，稱之為維持型農戶，多分布于山東省中東部地區；人均收入高于8000元的農戶，占有效調查樣本的20.6％，其戶均家庭收入和人均收入最高，他們或者是勞動力較多，有較高的打工收入，或者是專業種植大戶，經營效益比較高，稱之為市場型農戶。
二、有效調查樣本農戶金融需求的現狀和特點
(一)借款需求強烈
從表2看，有效調查樣本農戶中，需要借款的農戶占63.2％，說明農戶生產生活中借款需求強烈，而實際獲得借款的農戶占61％，說明有借款需求的農戶基本上都可以獲得借款。其中，有借款需求的貧困型農戶占62.5％，維持型農戶占68.8％，說明貧困型農戶和維持型農戶的借款需求較為強烈，是農村借貸需求的主體，其借款需求百分比與各自實際獲得借款百分比相等，貧困型農戶和維持型農戶的借款需求看似都能得到滿足；市場型農戶中，有借款需求的農戶占44.5％，實際獲得借款的農戶僅占33.3％，說明仍有11.2％的市場型農戶的借款需求沒有得到滿足。
從戶均實際借款筆數看，有效樣本的借款筆數為1.3，其中貧困型農戶、維持型農戶和市場型農戶的借款筆數分別為1.25、1.44、0.83，說明貧困型農戶和維持型農戶的借款次數多于市場型農戶，這也證明了貧困型農戶和維持型農戶是農村借貸市場的主體。
(二)親朋好友借款是主渠道
一般來說，農戶借款渠道主要有兩種：一是從正規農村金融機構借款，包括從農村信用社和從其他正規金融機構借款；另一種是從非正規渠道借款，包括從親朋好友借款和從民間金融組織借款。從表3看，有效調查樣本農戶中，從非正規渠道借款占77％，其中從親朋好友借款占71.3％，是農戶借款的主要渠道，從民間金融組織借款比例非常小，僅占5.7％；從正規金融機構借款占25.2％，其中從農村信用社借款占24.1％，是農戶從正規金融機構借款的主要渠道，從其他正規金融機構借款僅占1.1％。
從不同農戶類型看，盡管從親朋好友借款比例最高，其中市場型農戶更是達到了88.9％，但相對而言，貧困型農戶和維持型農戶從農村信用社借款的比例較市場型農戶高，分別占到了37.5％和29.5％，是其獲得借款的第二渠道，而市場型農戶則沒有從農村信用社借款，但從民間金融組織借款占11.1％，是其獲得借款的第二渠道。調查還發現，農戶生活性借款更多的來自非正規渠道，而生產性借款則較多的由正規金融渠道提供，但即使是生產性借款，也有較大的比例由非正規渠道提供。
(三)借款用途日益多元化，但教育、建房、醫療等生活性借款仍占較大比重
農戶既是一個生產經營單位，也是生活消費單位，既需要生產性借款，又需要生活性借款。農戶生活性借款主要用于子女教育、醫療、婚喪嫁娶、建房、購買家電、日常開支等；生產性借款主要用于購置農機、購買農資、發展養殖業、發展工商業、外出打工等。從表4看，有效調查樣本農戶中，借款最主要的用途依次是子女教育、建房、醫療、購買農資、發展養殖業和婚喪嫁娶，分別占47.1％、37.9％、22.9％、14.9％、13.8％和10.3％，可以看出，農戶生活性借款的比重要遠遠高于農戶生產性借款的比重。此外，由于農戶的生產性需求具有較大彈性，一旦面臨資金約束，生產性資金需求首先被壓縮，因而可能會嚴重影響未來的收入狀況。
從單個項目看，教育支出成為農戶借款的首要原因，醫療支出成為農戶借款的第三位原因，這反映出由于城鄉差距的快速拉大和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的缺失，農戶家庭內部難以平抑特殊消費支出所造成的沖擊，農戶為了孩子的學費和家人的醫療費用四處籌錢的現象較普遍。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民對居住條件的要求越來越高，住房已經成為農村居民改善生活條件最舍得花錢的項目，農村建房熱始終高居不下。農民提高生活水平、改善住房條件無疑是件好事，但其中不容忽視的是農民的盲目攀比之風，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農民消費的不合理性。
從不同農戶的類型看，貧困型農戶借款的用途相對比較少，主要集中在子女教育、醫療、建房等生活性支出上，而且歸還借款的壓力比較大，占37。5％；維持型農戶借款用途和有效調查樣本基本相似；市場型農戶借款主要用于子女教育、建房、發展養殖業，分別占38.8％、38.8％、22.2％，其區別于貧困型農戶和維持型農戶的顯著特點是，市場型農戶借款發展養殖業的比重較高，表明市場型農戶生產性需求相對較為強烈。
(四)借款期限以中短期為主
從表5看，有效調查樣本農戶中，借款期限在半年以內的占29.8％，在一年之內的占55.1％，在兩年之內的占82.7％，在兩年以上的僅占17.3％，說明農戶的借款期限以中短期為主。其中，貧困型農戶或者需要1—3個月的短期借款，或者需要一年以上的中長期借款，這源于貧困型農戶收入較低，或者需臨時陛周轉資金，或者需較長時間才能歸還借款；維持型農戶借款期限的特點和有效調查樣本基本相似，借款期限以中短期為主；市場型農戶借款期限在半年以內的占51.9％，在一年以上的占23.9％，這主要是因為其收入較高，因此僅對短期臨時資金需求較多，而對中長期資金需求不大。
(五)實際借款數額以小額資金借款為主
從表6看，有效調查樣本農戶中，5000元以下實際借款占54.2％，1萬元以上實際借款僅占13.2％，說明農戶實際借款數額以小額資金為主。其中，貧困型農戶實際借款以小額資金為主的特點更為明顯，5000元以下實際借款占62.5％，而且沒有萬元以上借款；維持型農戶實際借款數額的特點和有效調查樣本基本相似，實際借款數額以小額資金為主；市場型農戶實際借款數額也以小額資金為主，3000元以下實際借款就占到了50％。調查還發現，山東省中東部地區由于經濟比較發達，農戶對非農產業投入較大，對資金的需求相對較高；而山東省西部地區由于經濟欠發達，農戶的非農產業投入較少，戶均實際借款數額較低。
(六)小額資金需求基本能得到滿足，大額資金需求不能完全滿足
前已述及，從表2看貧困型農戶和維持型農戶的借款需求似乎都能得到滿足，但按借款金額細分后其期望借款額和實際借款額之間的差距就顯現出來了。從表7看，有效調查樣本農戶中，5000元以下期望借款占49.4％，而5000元以下實際借款占54.2％，表明農戶期望借款數額仍以小額資金為主，且期望小額資金借款需求都能得到滿足。不過值得注意的是，8000元以上期望借款占40.2％，而8000元以上實際借款占34.9％，前者高于后者5.3個百分點；特別是萬元以上期望借款占20.7％，而萬元以上實際借款僅占13.2％，前者高于后者7.5個百分點，說明農戶中有相當一部分大額資金借款需求沒有得到滿足。
從不同農戶類型看，貧困型農戶5000元以下期望借款占50％，低于實際借款12.5個百分點，萬元以上期望借款占12.5％，但這部分需求卻根本未得到滿足，說明由于貧困型農戶還債能力不強，大額資金借款需求往往得不到滿足，而是轉為小額資金借款；維持型農戶5000元以下期望借款占52.4％，5000元以下實際借款占52.5％，不可忽視的是萬元以上期望借款占到了23％，而萬元以上實際借款僅占16.3％，說明維持型農戶的小額資金需求能得到滿足，但大額資金需求不能完全得到滿足；市場型農戶5000元以下期望借款占38.8％，而5000元以下實際借款占61.1％，而5000元以上期望借款占61.2％，5000元以上實際借款僅占38.9％，說明市場型農戶的小額資金供給遠大于小額資金需求，但其大額資金需求卻不能完全得到滿足。
(七)農村信用社借款手續繁瑣、利息高、抵押擔保要求高
從表8看，貸款手續繁瑣占有效調查樣本的54。9％，是阻礙農戶向農村信用社借款的首要原因。向農村信用社借款手續復雜、審批時間長，有些借款審批下來后已經貽誤農時，因此借款手續繁瑣是農戶向農村信用社借款面臨的首要困難。
利息高占有效調查樣本的41.7％，是阻礙農戶向農村信用社借款的次要原因。農業生產周期長，自然災害多，成本高，效益普遍低于其他產業，農業收益率相對較低，而且農村信用社更是可以在一年期借款基準利率基礎上上浮50％～100％。2005年末山東省農村信用社的農戶借款加權平均利息率高達9.93％，較2003年高2.59個百分點，遠遠超過了大多數農戶所能承受的范圍。因此，過高的利息率給農戶帶來了很大的經濟負擔。
抵押擔保要求高占有效調查樣本的30.2％，是阻礙農戶向農村信用社借款的重要障礙。農民向農村信用社借款需要提供可供抵押物，然而農民可供抵押的財產卻“身無長物”。其土地、房屋沒有產權證而無法抵押，至于農機具等用品，金融機構也不會接受。在農村，農民通常通過連保等模式獲得借款，但是要獲得連保也十分困難，因為條件很嚴格，對于許多農戶并不適用。因此，農民通過抵押擔保獲得借款并不容易。
從不同農戶類型來看，貧困型農戶面臨的主要困難是利息高和手續繁瑣；維持型農戶去農村信用社借款困難原因和有效樣調查本基本相似；除手續繁瑣外，抵押擔保要求高是市場型農戶向農村信用社借款面臨的主要難題。
三、解決山東省農戶金融需求的對策分析
通過以上對山東省農戶借款需求、借款途徑、借款用途、借款期限、實際借款數額、期望借款數額、向農村信用社借款困難原因的總體及分類型分析，對山東省農戶金融需求的特點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農戶借款需求較為強烈，貧困型農戶和維持型農戶是農村借貸需求的主體，應是重點服務對象，資金需求以中短期為主，農戶尤其是對大額資金借款需求不能得到充分滿足。為此，應強化商業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郵政儲蓄的支農責任，培育開放、多元化和多主體競爭的農村金融市場，滿足新農村建設過程中對金融服務多樣化、多層次的需求。
(1)調整商業銀行的金融供給，加強對農村經濟的服務力度。山東省農業銀行要扭轉近年來出現的“非農化”傾向，通過機制和體制的轉換，充分發揮農業銀行作為大型商業銀行的系統優勢，利用資金、網絡和專業等方面的傳統優勢，把其在農村吸收的存款的相當比例用于農村信貸，切實提高對農業產業化、農村基礎設施和農村城鎮化建設的信貸支持。同時商業銀行應該根據市場需要；實行更大范圍的利率浮動，以適應在農村金融市場上從事金融活動的需要，提高商業金融機構在農村金融市場上的生存能力，推動商業性金融機構更好為農村服務。
(2)完善政策性金融的支農功能。各級政府部門應列出一部分預算，向有政策性金融業務的機構提供貼息資金和彌補呆壞賬損失，用少量的財政資金引導社會資金流向農業和農村經濟，繼續拓展其業務范圍，加大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科學技術推廣和市場信息等服務體系建設，以及以農村能源、生態農業示范工程和生態資源保護工程為主體的農村生態環境建設的支持力度。
(3)發揮郵政儲蓄銀行的積極作用。郵政儲蓄銀行從其網點分布、業務種類等方面來看，與農村信用社的擬合程度均較高。郵政儲蓄銀行的建立可以成為一個可以與農村信用社形成良性競爭態勢的競爭主體，在滿足農村金融需求的同時，能夠打破農村信用社在農村金融市場“一枝獨大”的壟斷局面，啟動與農村信用社的競爭意識，而這種競爭也無疑將會啟動農村金融市場，改善農村金融服務的品質、提高服務效率。一是引導郵政儲蓄資金以協議存款、購買金融債券等方式向農村信用社、農業發展銀行、國家開發銀行以及農業銀行提供資金，支持農產品收購、農業扶貧、農業綜合開發、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及農村社會事業。二是充分發揮郵政儲蓄銀行在廣大農村的網絡優勢，郵政儲蓄銀行可以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在農村地區的業務以及地方政府扶持農村地區項目的業務。
2從親朋好友借款是農戶借款的主要渠道，農戶去農村信用社借款難，其中手續繁瑣、利息高、抵押擔保要求高是三大主要原因。所以，應繼續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引導民間金融發展，鼓勵、支持農村金融組織創新。
(1)繼續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加強合作金融功能。農村信用社改革作為山東省農村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應該牢牢把握為“三農”服務的經營方向，進一步提升農村金融服務水平，提高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服務的效率。
(2)引導民間金融發展，充分發揮其支農特殊性。農村民間金融與正規金融之間是相互補充的，民間金融對農業增效、農村發展和農民增收具有的積極作用是無可置疑的，民間資金進入農村金融領域不但能有效增加金融資金的供給，而且可以通過民間金融與正規金融的競爭來打破農村信用社對農村金融的壟斷，促進農村正規金融組織不斷深化改革，改進服務質量，使農村金融市場真正按照市場經濟機制運行，以構建競爭性的農村金融體系。因此，應放寬農村金融行業的準入政策，監督和規范民間金融活動，彌補正規金融機構的服務空白。
(3)鼓勵、支持農村金融組織創新。農村金融組織形式單一，基層金融機構除農村信用社外，基本沒有其他金融組織形式。因此，既要穩步推進農村信用社改革，又要根據農村金融需求多樣性的特點，在加強監管、防范風險、總結試點經驗的基礎上，鼓勵和支持適合農村需求特征的金融組織創新。
3農戶借款用途雖然日益多元化，但子女教育、醫療、建房等生活性需求占較大比重，生產性需求比重較小。因此，政府可以考慮加大財政資金投入力度，加快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步伐，以緩解農民的后顧之憂，同時引導農民合理消費，將更多的資金投入到生產性消費領域。
金融發展史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互聯網金融時代;商業銀行;創新發展
近年來，隨著全球網絡經濟的迅速發展，電子商務蓬勃發展帶動互聯網金融業態不斷涌現，對傳統的金融領域產生了深層次的影響。對此，商業銀行應當深刻意識到互聯網金融對自身發展乃至金融行業的影響，為應對互聯網金融帶來的沖擊，商業銀行的創新發展是非常必要的。
一、互聯網金融概述
互聯網金融主要依托于網絡、支付、云計算等互聯網工具為手段或渠道平臺，在業務形態和運作模式等方面區別于現實環境中的銀行、信托、保險、證券等傳統金融領域的新金融模式和現象。目前，互聯網金融模式主要有P2P小額信貸模式、第三方支付平臺、基于大數據分析的金融服務平臺模式、金融理財產品網站等。從互聯網金融性質來看，它并不是互聯網與金融業的簡單融合，而是互聯網精神與傳統金融行業結合所創造的新興領域，其不同與傳統金融之處，在與互聯網金融的業務運行、交易方式等都是基于互聯網實現的。總的來說，互聯網金融是新興領域，有多種運作模式，是在互聯網渠道上實現貨幣流通與資金融通，使傳統商業銀行與現代金融服務在互聯網上得以實現。
二、互聯網金融對商業銀行的影響
(一)商業銀行的金融中介角色被弱化
互聯網金融具有多種功能與作用，在其迅速發展的過程中，逐漸替代了商業銀行的一些功能，使得商業銀行的金融中介角色大大弱化。例如，第三方支付平臺支付寶、余額寶等在互聯網技術的支持下，可以快速的實現貨幣支付，使人們無需到商業銀行排隊辦理。此種便捷、快速的支付方式受到了廣大客戶的青睞。P2P網貸平臺的運作，使資金供需雙方在了解彼此信息的情況下，快速借貸、多種方式還貸，使得企業或個人融資更加便利、安全。
(二)商業銀行經營服務模式面臨有力挑戰
從互聯網金融角度出發來分析商業銀行經營服務模式逐漸顯示出弊端。因為傳統商業銀行經營服務模式主要采用柜臺服務的方式，客戶來到商業銀行是開展經營服務模式的首要條件。而互聯網金融的運行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完成，這給客戶帶來很大便利。所以，互聯網金融的替代作用逐漸凸顯，使商業銀行經營服務模式面臨有力挑戰。
三、互聯網金融時代商業銀行的創新發展
互聯網金融的崛起，使傳統商業銀行倍感壓力，唯有創新可使商業銀行在互聯網金融時代突圍，那么，如何在互聯網金融時代下創新商業銀行呢？筆者建議是：
(一)開拓網絡運營渠道
互聯網金融時代背景下，商業銀行創新發展，首先要做的就是開拓網絡運營渠道。通過此種方式的創新，商業銀行在從事線下金融活動的同時，進行線上金融活動。基于此，商業銀行應當在網絡環境中開辟網上商城、融資平臺、金融服務平臺等，打開網絡運營渠道，進行網絡金融活動。
(二)創新大數據產品組合
互聯網金融時代中，商業銀行必然要在充分認識大數據的顛覆性影響的基礎上與互聯網金融產生聯系，而創新大數據產品組合就是實現與互聯網金融聯系的有效措施。當然，商業銀行要想創造大數據產品組合，應當注意加強以下幾方面：其一、商業銀行應未雨綢繆，早做布局，從管理體系建設、具體運用模式方面不斷探索，抓緊解決內部數據挖掘分析，加快人才隊伍建設和技術成果轉化，通過大數據高效應用，加速推進轉型升級和可持續發展。其二、商業銀行應加強與外部資源的合作，如與電商核心企業合作，掌握供應商在支付物流等環節的數據，整合外部數據，對產業鏈上下游進行融資。也可基于重構信息和數據傳遞機制，創新適合客戶需要的大數據產品組合，如訂單+應收賬款轉化融資。
(三)加大個人財務管理力度
互聯網金融時代中創新發展商業銀行，應當注意加大個人財務管理力度。在線上支付寶、理財通、網易現金寶等互聯網理財業務大放異彩的情況下，商業銀行作為線下金融服務主力，應當注意做好與線上互聯網理財業務的合作，同時優化現有銀行業務，使商業銀行線上、線下業務發展良好。而要想達到這一目的，就需要商業銀行結合線上、線下業務運行特點，合理設置個人財務管理，使其可以有效監督、控制業務運用，為促進商業銀行良好發展奠定基礎。
四、結束語
基于以上內容分析，互聯網金融的日益興起，給傳統金融業務帶來深層次影響。對此，商業銀行可采用開拓網絡運營渠道、創新大數據產品組合、加大個人財務管理力度等措施，提升可持續發展能力。
作者:武國榮 劉超 單位:內蒙古銀行包頭分行 中國銀行包頭分行
參考文獻：
[1]巴曙松,諶鵬.互動與融合：互聯網金融時代的競爭新格局[J].中國農村金融.2012（24）
[2]鄭聯盛,劉亮,徐建軍.互聯網金融的現狀、模式與風險[J].金融市場研究.2014
金融發展史論文范文第3篇
一、金融市場的國際化進程
過去十年來，國際金融市場突飛猛進，急速發展。可兌換貨幣間的外匯市場交易規模持續擴張，到1998年4月底，外匯市場日平均交易量持續上升到1.49萬億美元，比1986年上升了8倍，數額相當于所有國家外匯儲備的87.4％。在1984到1998的十五年間，國際資本市場融資累計額的年平均增長速度為12.34%，遠遠超過全球GDP的年平均增長速度3.37%和國際貿易的年平均增長速度6.34%。
在規模持續擴張的同時，金融市場的國際化進程不斷加快，國際外匯市場率先實現單一市場形態的運作，其顯著標志是全球外匯市場價格的日益單一化，主要貨幣的交叉匯率與直接兌換的匯率差距明顯縮小。
在資本市場，資金開始大范圍地跨過邊界自由流動，各類債券和股票的國際發行與交易數額快速上升，整個90年代，主要工業國家的企業在國際上發行的股票增長了近6倍。1975年，主要發達國家債券與股票的跨境交易占GDP的比重介于1％到5%之間，1998年，給比重上升到91%（日本）到640%（意大利），其中，美國由4%上升到230%，德國由5%上升到334%，各國該比重增長最快的時期幾乎都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與此同時，國際債券市場的二級市場獲得了蓬勃發展。債券市場信息傳遞渠道、風險和收益評估方式以及不同類型投資者的行為差異逐漸減小，以投資銀行、商業銀行和對沖基金為代表的機構投資者，以復雜的財務管理技巧，在不同貨幣計值的不同債券之間，根據其信用、流動性、預付款風險等的差異，進行大量?quot;結構易"，導致各國債券價格互動性放大，價格水平日趨一致。
海外證券衍生交易的市場規模有了突破性提高。幾乎在所有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都在進行大量的海外資產衍生證券交住T諦錄悠律唐方灰姿瓤梢源郵氯站?25種期貨合約的交易，也有部分馬來西亞的衍生證券交易；美國期貨交易所的交易對象，更是包括了布雷迪債券和巴西雷亞爾、墨西哥比索、南非蘭特、俄羅斯盧布、馬來西亞林吉特、泰國銖和印尼盾等多種貨幣計值的證券和衍生產品。
二、我國金融市場的國際化發展
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市場一體化潮流中，我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擴大，國際化進程加速。
在銀行領域，1979年起，外資銀行開始在我國設立代表處、分行、合資銀行、獨資銀行、財務公司，到今年年初，共有38個國家和地區的168家外國銀行在我國25個城市設立了252家代表處，有22個國家和地區的87家外資金融機構在我國19個城市設立了182個營業性機構，其中，有32家外資銀行獲準經營人民幣業務。到今年6月底，在華外資銀行總資產達323億美元，其中貸款208億美元。
在保險領域，到去年底，我國共有外資保險公司15家，對外開放城市由上海擴大到廣州、深圳等地。
在證券領域，1992年，我國允許外國居民在中國境內使用外匯投資于中國證券市場特定的股票，即B股。有關管理部門對于B股市場的總交易額實行額度限制，超過300萬美元的B股交易，必須得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批準。1993年起，我國允許部分國有大型企業到香港股票市場發行股票籌集資金，即H股。部分企業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發行股票籌集資金，稱為N股。境外發行股票籌集的資金必須匯回國內，經國家外匯管理局批準開設外匯帳戶，籌集的外匯必須存入外匯指定銀行。進入2000年后，部分民營高科技企業到香港創業板和美國NASDAQ上市籌集資金，標志著我國證券市場的國際化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在債券市場，我國對于構成對外債務的國際債券發行實行嚴格的計劃管理。由經過授權的10個國際商業信貸窗口機構和財政部、國家政策性銀行在國外發行債券融資，其他部門可以委托10個窗口單位代為發行債券，或得到國家外匯管理局的特別批準后自行發債。債券發行列入國家利用外資計劃，并經國家外匯管理局批準。在國外發行債券所籌集資金，必須匯回國內，經批準開設外匯帳戶，存入指定銀行。
三、我國金融市場國際化的前景
隨著加入WTO步伐的不斷加快，我國金融市場正在準備與國際市場接軌，國際化進程將明顯加快。
根據我國與有關國家達成的雙邊協議，加入WTO后，我國金融市場開放將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
在銀行領域，我國將在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等方面對外資銀行進一步開放，逐步允許外資銀行向中資企業和居民開辦外匯業務和人民幣業務。加入WTO之初，外資銀行可向外國客戶提供所有外匯業務。加入WTO一年后，外國銀行可向中國客戶提供外匯業務，中外合資的銀行將可獲準經營，外國獨資銀行將在5年內獲準經營，外資銀行在二年內將獲準經營人民幣業務，在5年內經營金融零售業務。
在保險業領域，加入WTO后，人壽保險公司中外資持股比例可高達50％，加入一年后，提高至51％。非人壽保險公司和再保險公司將獲準在合資保險公司中持有51％的股份，并可在二年內成立全資的分支機構。
在證券市場，中國將允許外資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資基金管理公司從事基金管理業務，享受與國內基金管理公司相同待遇；當國內證券商業務范圍擴大時，中外合資證券商亦可享有相同待遇；外資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資證券商將可承銷國內證券發行，承銷并交易以外幣計價的有價證券。
顯然，隨著金融服務領域的對外開放，我國金融市場將逐步走向全面的國際化。
這種全面的國際化含義是：以資金來源計，國外資本以允許的形式進入我國金融市場，國內資本則可以參與國外有關金融市場的交易活動；以市場籌資主體計，非居民機構可以在國內金融市場籌融資，國內機構則可以在國外金融市場籌融資；國外交易及中介機構參與我國金融市場的經營及相關活動，國內有關交易及中介機構獲得參與國際金融市場經營及相關活動的資格和權力。
四、金融市場國際化的利益
金融市場國際化進程的加快，將降低新興市場獲得資金的成本，改善市場的流動性和市場效率，延展市場空間，擴大市場規模，提高系統能力，改善金融基礎設施，提高會計和公開性要求，改進交易制度，增加衍生產品的品種，完善清算及結算系統等。
海外金融資本的進入，尤其是外國金融機構和其他投資者對市場交易活動的參與，迫使資本流入國的金融管理當局采用更為先進的報價系統，加強市場監督和調控，及時向公眾傳遞信息，增加市場的效率。越來越多的新興市場國家通過采用國際會計標準，改進信息質量和信息的可獲得性，改善交易的公開性。交易數量和規模的增加，有助于完善交易制度，增加市場流動性。而外國投資者帶來的新的金融交易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衍生產品的出現及發展。建立一個技術先進的清算和結算系統，對于有效控制風險、保持該市場對外國證券資本的吸引力、
五、金融市場國際化的風險表現
金融市場國際化進程在帶來巨大收益的同時，仍然蘊涵著一定的風險，因此，加入WTO后，我國金融風險可能有如下表現：
1.市場規模擴大加速甚至失控的風險。
與國際化相伴隨的外國資本的大量流入和外國投資者的廣泛參與，在增加金融市場深度、提高金融市場效率的同時，將導致金融資產的迅速擴張。在缺乏足夠嚴格的金融監管的前提下，這種擴張可能成為系統性風險爆發的根源。
此外，由于國內金融市場的發育程度較低，金融體系不成熟，相關的法律體系不夠完善，資本流入導致其金融體系規模的快速擴張，而資本流入的突然逆轉，則使其金融市場的脆弱性大幅度上升。
2.金融市場波動性上升的風險
對于規模狹小、流動性比較低的新興金融市場來說，與國際化相伴隨的外國資本大量流入和外國投資者的廣泛參與，增加了市場的波動性。尤其是在一些機構投資者成為這類國家非居民投資的主體時，國內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表現得更為顯著。
由于新興市場缺乏完善的金融經濟基礎設施，在會計標準、公開性、交易機制、票據交換、以及結算和清算系統等方面存在薄弱環節，無法承受資本大量流入的沖擊，導致價格波動性的上升。新興金融市場股票價格迅速下降以及流動性突然喪失的危險，大大地增加了全局性的市場波動。
3.本國金融市場受到海外主要金融市場動蕩的波及、市場波動脫離本國經濟基礎的風險。
外國資本的流入和外國投資者對新興市場的大量參與，潛在地加強了資本流入國與國外金融市場之間的聯系，導致二者相關性的明顯上升。
從國內金融市場與主要工業國金融市場波動的相關性來看，近年來，主要工業國金融市場對資本流入國金融市場的溢出效應顯著上升。國外研究表明，美國股票市場波動性對韓國股票市場波動性溢出的相關程度在1993年到1994年間高達12%，美國股票市場波動性對泰國股票市場波動性溢出的相關程度在1988年到1991年間高達29.6%，美國股票市場波動性對墨西哥股票市場波動性溢出的相關程度在1990年到1994年間高達32.4%。
這種溢出的影響表現為兩個方面：其一，在市場穩定發展時期，資本流入國金融市場波動接受主要工業國的正向傳導，表現為二者波動的同步性；其二，在市場波動顯著、存在一定的恐慌心理時，二者波動出現背離，甚至呈反向關系。
從日本和韓國股票指數的相關性看，從1989年1月到2000年4月，二者股票指數的相關系數為36.52%，而在1989年1月到1992年7月間，該相關系數達89.09%。從92年7月到98年5月，該相關系數下降到44.86%，此后，該系數再度提高到80.65%。
4.本國金融市場與周邊新興金融市場波動呈現同步性，遭受"金融危機傳染"侵襲的風險。
由于新興市場國家宏觀經濟環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外資流入周期及結構基本相同，因此，其金融市場表現具有很強的同步性。
尤其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部分亞洲國家和地區間的股票市場相關系數顯著增大，韓國和印尼股市的相關系數由43%上升到73%，印尼和泰國股市的相關系數由15%上升到78%，泰國和韓國股市的相關系數由55%上升到63%。顯然，在金融危機期間，國際投資者把這些國家的金融市場視為一個整體，同時從上述市場撤出資金，導致其同時崩盤。
此外，由于機構投資者在全球資本流動中發揮主導作用，而其行為特征表現出很強的"羊群效應"，其對新興市場的進入和撤出也具有"一窩蜂"的特點，從另一個角度加強了新興市場表現之間的同步性，這種同步性在金融危機時期表現為危機傳染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或"龍舌蘭酒"效應。
5.銀行體系脆弱性上升的風險
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現代化的壓力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可能大幅度上升。
金融市場國際化進程加深后，外資可能大量流入該國銀行體系，促使銀行資產負債規模快速擴張，尤其是銀行的對外負債增長更為顯著。在一些國家，以銀行對外負債形式流入的資金絕大多數投資于國內市場，導致銀行體系外幣凈負債上升。特別是當銀行的資產負債結構不合理時，大規模資本流入使銀行的流動性出現大幅度擺動，銀行貸款膨脹和收縮時期交替出現，引起影響全局的風險，甚至導致金融危機的爆發。
由于負債和流動性的快速上升領先于經濟規模的增長，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和有限的經濟增長速度，無法為新增巨額貸款提供足夠的投資機會，可供投資并提供高額回報的行業有限，銀行的新增貸款往往集中于少數行業，如在泰國，大量資本流入后，銀行信用發放給建筑和不動產的份額從1980年的8%增長到1990年的16%。大部分新增貸款用于不動產交易。
此外，由于大多數信用等級比較高的企業可以通過在國際市場直接發行股票和債券獲得資金，國內銀行只能向次級層次風險較高的客戶貸款，因此，銀行對于借款企業和借款個人的利潤和信用等級要求相應下調。在外資持續流入、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的前提下，這樣的信貸投放策略通常能夠得以維持，但是經濟形勢突然逆轉及外資無以為繼時，這種循環將被迫中斷，一些行業出現周期性逆轉，銀行產生大量不良貸款。例如，在泰國，1988到1990年的資本凈流入與資產價值的上升顯著相關，即使商業銀行對房地產貸款的土地抵押值超過貸款很多，而房地產價格下降，仍然使銀行資產負債的獲利能力受到很大打擊。
由于銀行體系保持巨額對外凈負債，面臨著很大的匯率風險，可能遭受本幣意外貶值引起的損失。
中央銀行針對外資流入實行的沖銷性市場干預政策，往往導致市場利率的突然上升，從而加大商業銀行面臨的利率風險。而在中央銀行為了維持某一個匯率水平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的情況下，短期利率可能上升到一個非理性的水平，這樣將削弱銀行盈利能力甚至危及銀行的穩定。因此，貨幣危機往往是銀行體系危機的前奏。
在金融市場開放導致銀行體系穩定性下降的過程中，銀行道德風險問題得到不同程度的暴露。在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成因分析中，克魯格曼教授認為，東南亞國家的金融機構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問題，導致了泡沫經濟的產生，而泡沫經濟的破滅則是東南亞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
金融發展史論文范文第4篇
始于的金融海嘯波及世界，學者們紛紛探究其成因，公允價值成為備受關注的焦點之一。目前世界各國會計準則制定機構對于公允價值的定義表述不完全一致。如iasc323號認為：“公允價值是指熟悉情況并自愿的雙方，在公平交易的基礎上進行資產交換或債務結算的金額”。fasbsfasno.157中則認為：“公允價值是在計量當天，市場參與者在有序交易中出售資產收到的價格或轉移資產付出的價格”。我國新修訂的《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對公允價值的定義：“公允價值是指資產和負債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交易雙方自愿進行資產交換或債務清償的金額計量。”
二、金融危機下對公允價值的質疑
美國的一些銀行家、金融業人士以及國會議員指責公允價值是導致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認為金融資產和負債按照公允價值計量的規定，在市場大跌和市場定價功能缺失的情況下，導致金融機構過分的對資產按市價減記，低估了金融資產的真實內在價值，且加速了金融資產價格的下跌。由于巨額虧損和資本充足率下降，金融機構進一步加大資產拋售力度，對加重金融危機推波助瀾。
10月，60名美國國會議員聯名寫信給sec，要求暫停采用公允價值計量。他們認為失靈的市場常常意味著沒有什么價格可以作為基準來盯住，如果銀行不必按照市值來給資產定價，金融危機就會慢慢消退。
三、公允價值對金融機構的影響分析
（一）公允價值如實反映市場波動所導致的金融機構經營業績的波動
當市場處于非理性繁榮狀態時，金融機構手中持有的大量以公允價值計價的金融工具價格也隨之飆升，從而產生巨額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反之亦然。以a股市場為例，-，我國金融機構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劇烈起伏（見表1），而公允價值在其經營業績中又占較大比重，如，海通證券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占當年度凈利潤之比為19.44％，中國平安達44.19％，中信證券和中國銀行分別為24.74％和27.15％。因此金融機構的經營業績也隨公允價值劇烈波動。
不能因此而斷定是公允價值的引入引起了金融機構業績異常波動。客觀地說，由于公允價值對利率、匯率、稅率和資產價格的波動相當敏感，公允價值能夠揭示市場變化所導致的金融機構經營業績的波動。
（二）公允價值還可能緩和金融機構的業績波動
以交易性金融資產為例，按照《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的要求，交易性金融資產必須以公允價值作為計量基礎。公允價值在各個資產負債表日的變動必須計入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待出售時再轉為投資收益。因而出售時確認的損益對當期的影響將明顯小于按歷史成本計量的影響。即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通過多次而不是一次反映收益，緩和了經營業績的波動。
（三）公允價值并非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
sec應美國參眾兩院的救援法案要求，就公允價值對金融業的影響進行了全面研究，12月30日提交了題為《studyonmark-to-marketaccounting》的研究報告。明確認為公允價值并非導致銀行等金融機構陷入危機的主要原因。真正原因是信用衍生產品投資巨額損失、金融資產信用質量不透明以及貸款方市場信心嚴重缺失。該報告贊成會計界關于公允價值會計讓投資者認識到銀行資產負債表的真實情況的觀點。
四、公允價值計量屬性是目前經濟環境下的必然選擇
（一）公允價值的產生背景
20世紀70年代，美國會計界和金融界一直對金融工具，特別是衍生金融工具的確認、計量和披露等爭論不休，從而使人們逐漸認識到歷史成本計量屬性的嚴重缺陷，進而懷疑財務報告信息的相關性。由此產生了公允價值的概念。80年代末的美國儲蓄及貸款危機促使fasb廣泛推行公允價值計量模式。90年代后，衍生金融工具產品的大量出現及隨之而來的金融風險，使公允價值成為其唯一被正式認可的計量屬性。
9月，fasb了《財務會計準則公告第157號——公允價值計量》，統一了公允價值的涵義和計量方法。接著又于2月了《財務會計準則公告第159號——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公允價值選擇》，強制美國公司尤其是銀行和金融機構使用公允價值計量特定的金融資產和負債。
（二）公允價值的科學性
決策有用觀認為，會計信息的使用者主要是外部的利益關系人，會計信息應當對其決策有用。公允價值是現行交易中的估計價格，它立足于當前的交易價格，是最貼近資產和負債真實價值的價格信息。從本質上講，資產的公允價值計量符合決策有用觀的要求，能夠提供與決策相關的信息，因此公允價值計量屬性可以提高會計信息的相關性。這主要是因為公允價值計量有以下優勢：
1、能使相似的資產或負債項目產生相似的確認、計量結果，使不同的項目出現不同的結果，增進會計信息的可比性。
2、能如實反映現行條件下與資產相關的預期經濟利益的流入，或與負債相關的預期經濟利益的流出。
3、既能如實地反映繼續持有決策對業績的影響，又能如實反映取得或處置決策對業績的影響。
4、可以比較容易地反映大多數風險管理戰略的影響，有助于風險識別與管理。
5、能夠較好地滿足資本保全尤其是實物資本保全的要求，有利于企業的長期發展。
（三）金融危機后公允價值的廣泛引入仍是大勢所趨
fasb于10月了一項解釋公告，進一步闡明按市值定價的會計準則，該解釋公告允許金融企業對部分流動性較低的資產以高于這些資產當前售價的水平進行定價，這并未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樣取消按市值計價的會計準則。
11月11日，在由美國特許金融分析師提交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一份調查報告中提到，公允價值不是造成金融危機的原因，對于金融市場的信用至關重要的公允價值應該保留下來，并建議加強公允價值相關信息的披露。
，sec副首席會計師stephanie hunsaker表示“sec最近完成了由國會委托的對公允價值會計的研究，該研究認為公允價值會計不應被暫停使用，但需要進一步改進。”
五、公允價值計量存在的問題
（一）公允價值難以體現其公允性
公允價值的應用可以分為三個層次：
1、存在活躍市場的資產或負債，活躍市場中的報價應當用于確定其公允價值。
2、不存在活躍市場的，參考熟悉情況的交易并自愿交易的各方最近進行的市場交易中使用的價格或參照實質上相同的其他資產或負債的當前公允價值。
3、不存在活
躍市場，且不滿足上述兩個條件的，應用估值技術等確定資產或負債的公允價值。就第一、第二層次而言，有時市場價格并非由于市場自身的原因而上下波動，據此確定的公允價值并不具有公允性，很難真實公允地體現產品的價值。而第三層次的公允價值認定，是建立在合理的主觀判斷和準確可靠的估值技術基礎之上的，鑒于無法保證主觀判斷的可靠性，估值技術也存在誤差，第三層次的公允價值計量結果同樣未必公允。
（二）公允價值的可靠性難以保證
公允價值的確定依賴于活躍的相關資本市場，然而當市場環境動蕩不安時，市場交易價格會大幅波動，從而影響信息資源及時準確的獲取。如果不存在相關資產的活躍市場，則運用現值技術等估計，但如果未來現金流量及折現率的信息都很缺乏，公允價值的判斷便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現值的主觀估計成分較大。公允價值的可靠性難以保證。
（三）公允價值計量的實際操作難度大
多種多樣的金融衍生產品增加了市場環境的不確定性，加大了公允價值的彈性空間，增加了獲取公允價值信息的難度，特別是許多沒有相關市場價格的金融工具，其公允價值更不易確定，需要運用現金流量折現法來對公允價值進行估值。而未來現金流量的金額、時點以及折現率的選擇等也是不確定的，在計量操作上同樣面臨著很大難度。
（四）公允價值的計量具有順周期效應
公允價值的的順周期效應，是指市場利好時，以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產品在利潤表上顯示大量浮動收益，價值高估。誘使各大企業管理層滋生片面樂觀的情緒，進而誘使股東增添超額利潤的沖動；而一旦經濟下滑，相關金融資產價值看低，價值低估，金融機構要提高減值準備，這勢必會影響金融機構的盈利水平和資本充足率水平。
六、規范與完善公允價值計量及披露方式
（一）規范公允價值的運用范圍和確定標準
1、明確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的范圍。《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規定：“存在活躍市場的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活躍市場中的報價應當用于確定其公允價值。”而對于非金融資產、非金融負債，其公允價值如何取得，準則并沒有明確的規定。為防止價格操縱導致的公司利潤管理、公允價值會計信息失真，應明確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的范圍。
2、規范公允價值確定的標準。對于已經存在活躍、公開的交易市場的，應由國家監管部門或者行業協會明確其中符合公允價值確定標準的市場，其交易價格可以直接使用，形成相對統一、標準的公允價值信息；如需運用估值技術確定的，由相關部門指定研發機構，制定標準的估值模型系統，集中采集有效的市場數據，同時簡化系統使用者所能調控的要素，以降低主觀因素對估值的影響。
（二）完善公允價值披露模式
市場失靈時，公允價值計量會使資產價值偏離而不是公允。而歷史成本有其優勢，應該綜合利用歷史成本的更具可靠性與公允價值的更具相關性的特點，使兩者有效結合，實施歷史成本、公允價值等計量基礎并用的計量模式。
在現有財務報表結構基本不變的情況下，增加報告金額的列數，針對每一具體財務報表項目，分別按歷史成本和公允價值列示。為了增加財務信息的透明度，企業應該披露公允價值會計的更多細節，如計量公允價值所采用的估價技術及依據的假設，期初和期末公允價值余額的變化等，便于使用者分析判斷。
金融發展史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 馬克思 日本 研究綜述
作者簡介：韓立新，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
中圖分類號：A8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874(2011)05－0093－14
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新MEGA)研究”(編號：10JZ130003)；教育部清華大學自主科研項目：“蛆新MECA為基礎的馬克思恩格斯手稿研究”(編號：2010THZ0)。
《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以下簡稱《大綱》)是馬克思在1857～1858年撰寫的一部能夠反映其思想全貌的手稿，在我國又被稱為《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這部手稿在馬克思生前沒有發表。其原文文本最早于1939年(正卷)和1941年(補卷)在莫斯科出版，但由于當時正趕上第二次世界大戰，該版幾乎沒進人流通領域就銷聲匿跡了。二戰結束以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修訂了這一莫斯科版，并于1953年由民主德國的狄茨出版社重新出版，這就是后來在世界上廣為流行的《大綱》。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研究這部《大綱》的國家，同時也是積累最為深厚的國家。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在某種意義上，20世紀60年代以后日本學者對《大綱》的研究，不僅使日本的研究水平取得了突破性進展，而且還使“日本”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范疇登上世界歷史舞臺。
從整體上看，日本學界對《大綱》的研究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1939年至1965年，可稱為《資本論》形成史中的《大綱》研究；第二個時期是1966年至1974年，可稱為資本原始積累理論中的《大綱》研究；第三個時期是1975年以后至今，屬于世界視野中的《大綱》研究。下面，我們就結合日本對《大綱》的翻譯，對這三個時期做一個簡單的梳理和評述。
一 第一個時期：《資本論》形成史中的《大綱》研究
同對其他經典著作的翻譯一樣，日本也是最早翻譯《大綱》的國家。早在1947年，《大綱》中那著名的一節《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Formen，die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 vo-rhergehen，以下簡稱《各種形式》)就已經被翻譯介紹到日本。不過，當時的日譯本是以《各種形式》的俄文版(1939年出版)為底本的。隨著1953年《大綱》修訂版的出版，從1956年起，以經濟學家高木幸二郎為首的12名學者就開始著手，并于1965年完成了最后一個分冊的翻譯。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大綱》全譯本，而且因翻譯質量上乘，在日本享有“名譯”之美譽。
不僅是翻譯，而且在對《大綱》的研究上日本也早于其他國家。20世紀60年代以前，高木幸二郎、杉原四郎、佐藤金三郎等經濟學家就對《大綱》展開了研究。高木幸二郎比較關注《大綱》中的經濟危機理論，發表了《危機理論體系序說》和《危機、再生產、貨幣制度》等著作，開創了《大綱》經濟危機理論研究的先河。另一位《大綱》研究專家杉原四郎在《穆勒和馬克思》、《馬克思經濟學的形成》以及《經濟原論Ⅰ》等著作中，在將《大綱》視為“原資本論”的同時，對《大綱》的“自由時間”理論以及“時間的經濟”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這為日后內田弘等人從這一角度系統地解讀《大綱》奠定了基礎。
在這一時期，最具影響的《大綱》研究當屬一橋大學的文獻學家佐藤金三郎。他在1954年發表了《(經濟學批判)體系和(資本論)――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為中心》一文。這篇論文幾乎是與歐洲的《大綱》研究專家羅斯多爾斯基(R.Rosdolsky)同時，細致地分析了所謂的“寫作計劃”問題，還對《大綱》進行了系統的解讀，提出了一系列的“《資本論》形成史”問題，譬如在《大綱》和《資本論》之間馬克思在方法論原則上沒有什么實質性變化等觀點。他提出問題的視角，對當時的《大綱》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可以說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日本的《大綱》研究基本上處于這一“《資本論》形成史”的視角之下。
從整體上看，他們此時的《大綱》研究還與歐洲同行的研究――譬如施密特(A.Schmidt)的《馬克思的自然概念》(1962年)、1964年霍布斯博姆(E.J.Hobsbawm)為杰克?科恩(Jack Cohen)的英譯本《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所撰寫的“序言”和羅斯多爾斯基的《資本論形成史》(1968年)等――有著差不多相同的解讀框架，這就是從“經濟原論”的角度來解讀《大綱》，把《大綱》看做是《資本論》第一稿。當然，這種對《大綱》的解讀并不為錯，事實上這也是研究《大綱》的一個有效的視角。但這樣做的后果，就是往往會從所謂成熟的《資本論》和單純的經濟學原理角度來解讀《大綱》，從而會將《資本論》中所沒有的、只有在《大綱》中才存在的一些極為重要的概念和視角忽略掉。盡管高木幸二郎、杉原四郎、佐藤金三郎等人也曾試圖突破這一解釋框架，但都未取得成功。
與上述《大綱》研究不同，此時的日本開始涌動起一股突破這一框架的潮流，這集中體現在對《大綱》的一些特定部分，譬如對《各種形式》的研究上。眾所周知，《各種形式》是《大綱》“資本章”中的一節。在這一節中，相對于晚年馬克思對東方社會發展道路的零星敘述而言，此時的馬克思對包括亞細亞在內的共同體能否過渡到市民社會做過相當集中系統的闡述。由于這一內容符合了日本學者當時要在日本建構市民社會的理論使命，再加上該文獻翻譯得較早，結果比較早地受到了日本者的關注。被稱做“大冢史學”的始作俑者大冢久雄在他的《共同體的基礎理論》中將《各種形式》看做是馬克思的共同體理論，提出了本源共同體的三種形式是按照“亞細亞”“古典古代”“日耳曼”的順序，在時間上是繼起的、它分別對應的是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結論。從這一結論來看，大家久雄的解讀和霍布斯博姆為英譯本《各種形式》所撰寫的那篇“序言”有相似之處，與當時的蘇聯教科書體系以及歐洲的《大綱》史學研究也基本上處于同一個水平線上。但是，與此同時，大家還根據他對英國經濟史的研究成果，并輔以馬克斯?韋伯的《經濟史》這條線索，研究了本源共同體內部經濟關系的變化過程，提出了“共同體的解體”和“地域市場圈”等重要理論問題，這里孕育了進入一個新的《大綱》研究階段的可能性。
二 第二個時期：“資本原始積累”理論中的《大綱》研究
第二階段是以對《各種形式》的研究為突破點的。這一突破首先歸功于平田清明。平田清明是日本市民社會理論的開創者高島善哉的弟子，同時也是另一位市民社會理論的創始人內田義彥的朋友。1966年春天，平田清明在日本著名的《思想》雜志上發表了長篇連載論文《馬克思的經濟學和歷史認識――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為中心》。在這篇論文中，他首次提到了以往對《各種形式》或者《大綱》研究的局限性問題。
上文談到，大冢久雄等人將《各種形式》僅僅看做是馬克思的共同體理論。之所以這樣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受到了《各種形式》“單行本”的影響。作為一個事實，《各種形式》雖然是《大綱》中的一節，但它卻先于《大綱》而單獨出版，由于這一緣故，人們在研究它時往往將它同《大綱》的體系割裂開來。此外，當時的“單行本”，譬如1940年出版的俄文版和以此為底本的日文版以及1952年民主德國的狄茨版都省略了位于《各種形式》前后的有關“資本的原始積累”的敘述，都沒有提及《各種新式》末尾的“第二循環的結束”一節。看不到這一問題，就無法發現《各種形式》與《大綱》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有機聯系。
平田清明的首要功績，就是指出了“第二循環的結束”一節的意義。所謂“第二循環的結束”一節是指《大綱》第V筆記本的第16頁開頭的一段話，原文是這樣寫的：“資本的真正本性又在循環結束時才表現出來。”這里的“在循環結束時”中的“循環”指的是資本的“第二循環”。問題是在《各種形式》一節中我們找不到“第二循環”的開端，而只有在《各種形式》的前面，即在“我自己的筆記本的提要”中的“剩余資本Ⅰ(44，45)剩余資本Ⅱ(45)領有權的轉變(45)”一節中才能找到。由于《各種形式》被夾在關于“資本的原始積累”敘述的中間，因此《各種形式》就不能單純地被理解為馬克思一般的“共同體理論”，而應該被理解為關于“資本的原始積累”理論。這是對大冢久雄等人的《各種形式》觀的根本性突破。望月清司曾這樣評價說，這一發現“使1965年以前的研究史一下子變成了遙遠的‘前史’，而所謂《各種形式》的‘正史’從此拉開了序幕”。其實，不只是《各種形式》，整個《大綱》的研究也由此進入到了一個新階段。
這一新階段是以“資本的原始積累”理論為主線的。平田清明考察了《大綱》的“資本的原始積累”理論與《資本論》的差異。他指出，與《資本論》第1卷在“資本的生產過程”中對“資本的原始積累”進行說明不同，《大綱》主要是在“資本的流通過程”中，或者說通過將“生產過程”與“流通過程”結合起來解釋資本的積累過程的。平田清明將這一方法論稱為資本的“循環=積累理論”。這一理論的優越性在于，它不僅可以在經濟學上更科學地解釋“資本的原始積累”，而且更重要的，它還能解釋資本主義誕生即從一般商品經濟向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的歷史過程，從而解釋馬克思關于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歷史認識。因此，在平田清明那里，《大綱》就不僅是馬克思的“經濟學”，而且還是“歷史認識”，《經濟學和歷史認識》就是他的主著的書名。其實，早在1969年他還發表過另一部著作《市民社會和社會主義》，在這部著作中他討論了“市民社會和社會主義”的關系，并以“重建個體所有制”為軸心重構了馬克思的未來社會理論。在這個意義上，《經濟學和歷史認識》可以看做是對《市民社會和社會主義》的補充論證。
望月清司是與平田清明同時代的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他對《大綱》的研究有以下幾個特點：首先，如果說平田清明用以解釋《大綱》的核心概念是“循環=積累”或者“個體所有制”的話，那么望月清司分析《大綱》的視角則是“勞動和所有的分離”或者說“城市與農村的分離”。“勞動和所有的分離”是資本進行原始積累的前提，而“城市與農村的分離”則屬于最為典型的“勞動和所有的分離”形式。因為，農民離開自己的土地到城市中來，就意味著與土地所有發生分離。望月清司正是以這一“分離”為標準，討論了“本源共同體”的三種形式：亞細亞、古典古代和日耳曼，提出在這三種形式當中，只有日耳曼共同體才能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從而誕生近代市民社會這一結論。從這一結論來看，他的“勞動和所有的分離”理論與平田清明的“循環=積累理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即都是以“資本的原始積累”理論為核心的。所不同的是，望月清司通過這一“資本的原始積累”理論中構建出了一整套“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人類社會發展必須經歷本源共同體市民社會未來共同體這樣三個階段；只有日耳曼世界靠“內因”能完成這一歷史進程。這是他通過研究《大綱》而得出的根本結論。
其次，望月清司是從馬克思本人的思想發展史中去研究《大綱》的。他研究《大綱》并沒有拘泥于《大綱》，他把《大綱》置于《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識形態》思想發展的延長線上。具體說來，他把《大綱》中的“歷史理論”看做是馬克思早期《巴黎手稿》中的“交往異化”理論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分工展開史論”的直接結果。內田義彥在對望月清司的博士論文即這部《馬克思歷史理論的研究》的《審查報告》中這樣寫道：“這一點是該書對學術界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因為在過去，學術界雖然以《大綱》為中心進行了新的研究，但是這些研究成果并沒有被應用到對馬克思《經濟學哲學手稿》和《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理解中去，從而也就沒能應用到包括《大綱》在內的馬克思全部歷史理論內在形成過程的理解中去。光這一工作，本書在學術界的地位就是無法抹殺的。”這一點的確是望月清司的獨特貢獻，與平田清明只關注《大綱》以及后期的《資本論》是不同的。
從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的研究來看，他們并沒有遵循他們的前輩的解釋框架，而是從“教義體系”已經遺忘的“所有”(eigentum)、“分工”、“交換”等概念出發的。而這些概念又可以歸納為一個范疇，即“市民社會”(biirgerliche Gesellschaft)。因為從內涵上說，所謂市民社會無非是以私人所有為前提的分工和交換的體系，從歷史角度來看，它是馬克思曾經構想過的、一個暫時的但又是必然的人類歷史發展階段。無論是平田清明還是望月清司都對市民社會有這一認識，他們還在此基礎上區分了“資產階級社會”(bourgeoisgesellschaft)和“市民社會”，并以“市民社會”為坐標解讀了《大綱》甚至馬克思的主要理論。正是因為如此，他們在日本被稱為“市民社會派”。
在《大綱》研究上，除了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以外，當時的“市民社會派”還取得了兩項重要成果：一項是森田桐郎和山田銳夫編《解說(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這部著作除了按照《大綱》的寫作順序(《導言》《貨幣章》《資本章》)對《大綱》做了系統解讀以外，還以專題的方式對“貨幣向資本的轉化”(內田弘)、“領有規律的轉變”(山田銳夫)、“《各種形式》研究”(山田銳夫)、“資本的流通和再生產”(山田銳夫)、“‘帶來果實的資本’邏
輯”(吉家清次)、“《大綱》中的人和自然”(向井公敏)、“《大綱》中的異化理論”(沖浦和光)、“《大綱》的編輯問題”(內田弘)等進行了研究。另一項是當時的《現代的理論》雜志組織的有關《大綱》的系列討論。沖浦和光、細見英、望月清司、山田銳夫、森田桐郎等人都參與了其中，其論題涉及“資本的文明化作用”、“大機器生產中的勞動過程”、“自由時間”等問題。從整體上看，“市民社會派”的思想非常活躍，他們還將《大綱》的輻射范圍擴展到當今世界人類所面臨的各種焦點問題上。
當然，除了“市民社會派”以外，這一時期日本還出現許多其他研究成果，譬如花崎皋平的《馬克思的科學和哲學》等。但是，客觀地說，“市民社會派”是當時日本的《大綱》研究，甚至是整個日本研究的主旋律。
三 第三個時期：世界視野中的《大綱》研究
第三個時期是指1975年以后，尤其是指20世紀80年代的《大綱》研究。首先，在《大綱》的翻譯上，這一時期由于刊有《大綱》的新MEGA第Ⅱ部門第1卷第1分冊(1976年)和第Ⅱ部門第1卷第2分冊(1981年)的出版，以經濟學家為主組成的“資本論草稿集翻譯委員會”于1981年和1993年重新翻譯了新MEGA版《大綱》，而且新譯本采取了新MEGA的《大綱》題名《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
與高木幸二郎團隊的經典翻譯不同，新譯本不僅在翻譯質量上對新MEGA《正文》(Text)卷做到了精益求精，而且還將《附屬材料》(Apparat)卷中的“成立與來歷”、“異文”、“訂正”、“注解”等信息也進行了編譯，以“譯者注”的方式置于譯文各節的后面，從而使讀者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大綱》手稿的修改過程和形成過程。在這個意義上，它才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新MEGA版翻譯，而中文第2：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并沒有做到這一點。
在這一時期，日本的《大綱》研究在本土研究的基礎上，又開始與世界上的《大綱》研究重新――之所以說是“重新”，是因為第一階段的《大綱》研究基本上與當時世界上的《大綱》一一研究的主題是一致的――接軌，出現了一些綜合性成果，這些成果集中反映在“市民社會派”的兩位后起之秀山田銳夫和內田弘的作品當中。
山田銳夫的《經濟學批判的近代像》是一本關于《大綱》研究的總括性著作。在這部著作中，我們不僅可以找到世界《大綱》研究的傳統主題，譬如“寫作計劃”、“人與自然的物質代謝”和“資本的周轉和世界市場”等，而且還能找到日本《大綱》研究的固有主題，譬如“領有規律的轉變”理論。值得一提的是，他把近代社會分為三個方面，即“市民社會”、“資本制社會”(kapitalistische Gesellschaft)和“產業社會”(industrielle Geseuschaft)，并從這三個方面解讀了《大綱》的內容。他認為，盡管“市民社會”、“資本制社會”和“產業社會”都是對眼前的近代社會的本質概括，但它們的內部都包含了否定近代社會的積極因素。“市民社會”，從它形成的初衷來看，是為了實現自由與平等，因而包含著孕育自由個人的可能性，但是在近代社會的現實中，這一可能性卻流于形式；“資本制社會”雖然剝奪了工人的剩余價值，但是為自由個人的“聯合”創造了客觀條件；“產業社會”雖然將工人的生產力物象化為資本主義的產業能力，但是從長遠角度來看，這一產業能力為自由時間的出現提供了可能，從而在客觀上為人的解放提供了前提。從對這三種社會積極意義的強調來看，山田銳夫的《大綱》解讀是符合“市民社會派”基本精神的，也是對第二階段《大綱》研究固有主題的深化和拓展。
與山田銳夫相比，內田弘的研究則更多地意識到了國際上的研究狀況。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研究》一書中著重討論了“自由時間理論”。他認為，“《大綱》的體系同時也是自由時間論的體系”。對馬克思而言，資本一方面創造出了剩余勞動時間這一形式，為解放勞動者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資本家又將它占為己有，讓它為自己創造剩余價值。但是，隨著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增加，雇傭工人也被要求具備“一般知性”的能力，從事精神勞動，結果他們發現被資本家剝奪的剩余勞動時間其實只不過是自己勞動的結果，于是他們會產生要將剩余勞動時間變為自由時間的要求。
在對“自由時間理論”的分析上，內田弘還特別強調了活勞動在歷史上的變化問題。我們知道，活勞動是資本存在的基本條件。但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活勞動所占的比率會逐漸減少，那么以活勞動為基礎的剩余價值規律會喪失其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礎的作用，再加上雇傭工人自覺認識的逐漸成熟，這將為超越資本主義開辟道路。
1985年，內田弘出版了他的另一部專著《中期馬克思的經濟學批判》。這本書，按照內田弘本人的說法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研究》的“姊妹篇”，是對前書的補充。在這本著作中，內田弘討論了“《大綱》與李嘉圖的關系”、“《大綱》與黑格爾《邏輯學》的關系”以及“《大綱》與后來的《直接生產過程的結果》的關系”。其中，特別是對“馬克思《大綱》與黑格爾《邏輯學》的關系”傾瀉的筆墨最多，提出了《大綱》的“序言”與《邏輯學》的“概念論”、“貨幣章”與“存在論”、“資本章”與“本質論”是一一對應關系的結論。1988年，內田弘又將此部分擴充，出版了英文版的《馬克思的(大綱)與黑格爾(邏輯學)》一書，在歐美世界引起反響。2010年，在漢譯《新版(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研究》一書出版時，譯者又將此部分翻譯并收入其中，從而使中國讀者通過《新版(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研究》中文版就可以看到《中期馬克思經濟學批判》的精華部分。
總之，從內田弘的這兩本書來看，他的《大綱》研究包括了對亞里士多德、斯密、李嘉圖、黑格爾以及這些人物與馬克思的關系，堪稱《大綱》研究的“百科全書”。同時，斯密的分工和交換理論、李嘉圖的生產理論，再加上黑格爾的邏輯學，熟悉歐美《大綱》研究史的讀者都知道，這些也都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歐美研究《大綱》的主題。
在山田銳夫和內田弘以后，日本的《大綱》研究很少有專著出版。20世紀80年代至今，在這一領域有以下幾項著述和事件值得一提：一個是由一些研究新MEGA第Ⅱ部門“《資本論》及其手稿”的專家從《資本論》手稿形成史角度對《大綱》的研究，譬如1997年出版的由大谷禎之介解說的《大綱》手稿的影印版；從歷史學和經濟史角度對《大綱》的再研究。譬如，福富正實和小谷汪之、布村一夫等人根據《大綱》對馬克思的亞細亞觀和共同體理論的重構。另一個是從環境思想角度對《大綱》思想的挖掘，譬如椎田重明、吉田文和、島崎隆、森田桐郎等人對《大綱》中的“物質代謝”以及“自然形成的共同體”理論的解讀。另外，2001年中村哲等人編輯了一本論文集《(經濟學批判大綱)中的歷史與邏輯》。還有，隨著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
的爆發，《大綱》中的危機理論又重新受到了關注等。不過，從整體來看，相對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繁榮景象，90年代以后的《大綱》研究略顯蕭條。
以上，我們概述了日本學者研究《大綱》的歷史。從內容上看，日本的《大綱》研究經歷了從“作為《資本論》形成史的《大綱》研究”出發，到“作為資本原始積累理論的《大綱》研究”，再到“世界視野中的《大綱》研究”三個階段。在這三個階段中，比較重要的是第二個階段，它代表著日本學者對世界的獨特貢獻。因為，從世界范圍來看，這種以“資本原始積累”理論為主線的《大綱》解讀是不多見的。
從以上的介紹中我們可以發現，日本《大綱》研究的成果，譬如平田清明的“第二循環的結束”和“個體所有制”問題、望月清司的“馬克思的歷史理論”，內田弘的“自由時間理論”、山田銳夫的“領有規律的轉變理論”等頗為獨特，是其他國家學者很少注意到的。
而且，無論是在解讀的嚴密性還是思想深度上，這些成果與同時代的西方的《大綱》研究，譬如麥克萊倫和尼古拉斯的研究、施密特的《馬克思的自然概念》、內格里的《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等相比毫不遜色。
日本的這些獨特的成果主要出現在《大綱》研究的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之所以在這兩個階段出現了這樣的成果，與他們確立起了“中期馬克思”概念有關。我們知道，從20世紀30年代起，在馬克思思想史研究中，一直存在著所謂的“早期馬克思(異化論)和晚期馬克思(《資本論》)的對立”一說。而《大綱》的出現，則使兩者連接起來，《大綱》構成了馬克思思想發展的一個中間階段，這就是所謂的“中期馬克思”概念。正是有了這一概念，他們可以解放思想，突破過去將《大綱》納入《資本論》形成史框架的局限，從而將《大綱》的地位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這也為他們進行理論創新提供了可能。
但是，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的《大綱》研究也并非得到了所有人的贊同。我們試舉兩例。首先，是山之內靖對“市民社會派”的批判。作為一個事實，無論是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還是山田銳夫和內田弘，他們都屬于“市民社會派”。而這一派對馬克思的解讀有兩個鮮明的特點：用“市民社會”概念來重構馬克思的學說；將市民社會看做是一個貫穿整個人類歷史的基本概念。因此，他們的馬克思解釋會包含著許多對斯密的生產力概念、黑格爾的辯證法和西歐發展道路的肯定。對此，山之內靖從當今世界所面臨的環境危機、非西歐世界等出發，認為他們夸大了《大綱》中所存在的“西歐中心主義”、“黑格爾的觀念”、“生產力主義”，提出應關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第三手稿》中馬克思對費爾巴哈哲學的吸收，即馬克思的反現代性的自然主義思想以及馬克思的“晚年構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