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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政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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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政策論文

    貿易政策論文范文第1篇

    一、“對外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一個爭論已久的命題

    1.傳統貿易發動機命題的提出

    1937年英國學者羅伯特遜提出“對外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的命題,其主要著眼點在于闡述后進國家可以通過對外貿易尤其是出口增長來帶動本國經濟的增長。后來美籍愛莎尼亞學者納克斯通過分析19世紀英國與新殖民地區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的經濟發展的原因后,在20世紀50年代對這一學說進行了補充和發展,他認為:19世紀的英國(即他所認為的中心國家)的經濟增長,通過外貿帶動了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即他所認為的國家)的經濟增長,外貿起到經濟增長發動機的關鍵因素,是中心國家經濟增長使得對初級產品需求的擴大,這樣,初級產品的生產國即國家就成為國際分工格局的受益者,其初級產品的出口迅速增加,而高度的出口增長率會通過一系列的動態轉換過程,把出口部門的經濟增長傳遞到國內其它各個經濟部門,從而帶動國民經濟的全面增長。

    傳統的發動機理論把先進國家描繪成了后進國家的“恩人”。它構成了符合西方偏見的發達國家與落后國家經濟關系的框架,受到一些西方學者的推崇。

    2.現代貿易發動機理論的質疑

    從發展經濟學家中產生的現代貿易發動機理論,從發展中國家的角度出發,不但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增長同它們自身的經濟增長密切相關,更著重強調它們的出口增長受制于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

    現代貿易發動機理論的代表人物美國經濟學家威廉·劉易斯在1979年12月接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演說中就指出:“發達國家控制欠發達國家經濟增長速度的主要環節是貿易,當發達國家經濟增長較快時,它們的進口增長速度也加快,而欠發達國家就出口得多。”他還根據統計得出,欠發達國家初級產品出口增長正好是根據發達國家生產增長率所能預測的2/3,不多也不少。

    而以普雷維什和辛格為主要代表的一些拉丁美洲經濟學家從分析貿易條件(指出口價格指數與進口價格指數之比)惡化的角度展開了“中心——論”。他們認為,當今的國際經濟體制是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作為中心,控制著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地帶,國家只能順應中心國家的發展,這種依附關系在國際貿易方面則表現為發展中國家貿易非但不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反而是造成發展中國家經濟不發達的原因,普雷維什還進一步指出發達國家通過貿易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和掠奪。

    3.納克斯的自我否定

    對于傳統命題的質疑從未停止過。歐文·克拉維斯也曾指出:19世紀經濟取得成功的國家幾乎都不是以出口主導型增長為其標志,而經濟發展不成功的國家在19世紀倒有過相當大的出口擴展,其規模不亞于一些溫帶地區國家在20世紀50至60年代的出口擴展。他認為,應該把貿易擴展形容為成功的經濟增長的侍女,而不是經濟增長的自主發動機。也有人認為,對于島國或小國,貿易可能起到發動機的作用,但對于幅員遼闊的大國,外貿對其經濟增長一般只起著相當程度的作用,而非發動機的作用。

    而豐富和發展了發動機學說的納克斯本人后來也改變了看法,他認為,對外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的觀點只適用于19世紀英國與新殖民地區經濟的發展狀況,到了20世紀,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并未導致對初級產品的需求的大幅度增加,這是因為發達國家工業結構由以輕工業為主轉向以重工業為主,生產制造對原材料尤其是初級產品的需求下降,再加上發達國家經濟增長中勞務所占的比重不斷上升,對原材料的需求落后于生產的增加,以及發達國家對工業原材料的節約使用,發達國家農業保護主義蔓延等各種因素造成的,因而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并未通過初級產品需求的增加而帶動發展中國家經濟成長。這一觀點,基于實際條件的變化,實際上否定了“對外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這一命題。

    4.再度流行的發動機理論又面臨詰難。

    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日本、亞洲“四小龍”等亞洲國家和地區通過實行出口導向型戰略實現了本地區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并且先后步入新興工業化國家的行列,“外貿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這一理論再度流行。經濟學家邁耳在《經濟發展中的主要問題》一書中指出,對外貿易尤其是出口的高速增長可以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以下幾個方面的利益:(1)出口擴大意味著進口能力的提高,進口中的資本貨物對經濟落后國家的經濟發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資本貨物的進口不僅取得國際分工的利益,而且可以提高國內的技術水平,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2)對外貿易的發展使國內的投資流向越來越集中在有比較優勢的領域,促進生產的專業化,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3)出口的擴大克服了國內市場狹小的局限性,生產規??梢圆粩鄶U大,從而獲得規模經濟效益,增強國際競爭能力;(4)出口的擴大,特別是加工制成品的擴大,會增加對向出口部門提供物資投入的部門的需求,這些部門轉而向其他供給部門增加需求,如此循環往復下去,不僅帶動所有部門的發展,而且會大大地促進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這一點對經濟運行機制不健全的國家尤為重要;(5)出口的不斷擴大鼓勵外資的流入,這不僅有助于解決國內投資不足的難題,而且能吸收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這對普遍缺乏資本的落后國家日益重要;(6)世界市場的激烈競爭會促使國內出口產業以及相關產業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高質量,從而促進國內產業的發展。

    相比傳統的貿易發動機理論,邁耳的論述顯得更為完善。進入80年代以后,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等國家相繼效仿日、韓等國,大力發展出口產業,并且取得成功,成為東南亞經濟圈的“四小虎”,然而1997年一場金融風暴席卷了整個東南亞地區,導致這一地區出現了近年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出口導向型經濟的脆弱性暴露無遺,貿易發動機理論再次面臨詰難。

    二、貿易發動機的實現條件——從爭論中得到的啟示

    不管是傳統的、現代的、還是再度流行的貿易發動機理論,它們的共同點都是孤立地論述對外貿易的作用,忽視了對貿易發動機實現條件的分析。貿易作為經濟增長發動機的原理不會變,但貿易對經濟增長作用效果如何,則完全取決于發動機的實現條件被滿足的程度。

    1.穩定的出口市場是貿易發動機啟動的外部條件

    對于19世紀新殖民地區的國家,國際貿易作為經濟成長的發動機,首先依賴于穩定的出口市場,這是發動機啟動的條件。新技術革命趨勢出現以后,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的進口需求呈現減弱的趨勢,這就使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那種“帶動兼控制”的作用強度降低。對于當展中國家來說,新發展起來的制造業面臨的是激烈的國際競爭,進入發達國家市場的困難遠遠超過當年率先工業化的國家沖破自然經濟壁壘的困難,傳統制成品的生產出口受到發達國家更高科技的競爭優勢的壓力,大量依靠低工資的生產出口又受到各種貿易壁壘的抵御,而且,整個世界經濟并非一直處于繁榮而保持較高需求的,這樣出口市場并不是有保證的,這些原因都使得發動機的啟動比以往困難得多。

    日本及“四小龍”的出口導向戰略之所以成功也得益于良好的外部環境,從50年代起美國出于政治目的采取的對外政策是以犧牲一定的經濟利益為代價的,對東亞各國,美國一直保持其國內市場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進口市場的相對開放狀態,另一方面戰后經濟高速發展的大環境(1950—1974年資本主義的黃金時期)也使國際市場保持了長期穩定的需求,東亞各國抓住這一機遇,成功地啟動了經濟。然而,發展中國家出口相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也會導致國際市場需求相對不足,當東盟四國效仿日本及“四小龍”先后加入出口導向行列后,東歐、拉美等發展中國家也都在加快向出口導向轉化的步伐。對東盟四國而言,出口市場越來越沒有保障,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市場日趨擁擠,這必然會加速東盟四國貿易條件的惡化,其出口導向戰略遭受重創也就在所難免了。而對于當年獲得發展的新殖民地區國家和60年代取得成功的日本、韓國,貿易發動機啟動的外部條件是相同的,即保證貿易發展的穩定的出口市場。

    2.貿易動力的轉換是貿易發動機持續運轉的內部動力

    按照傳統的貿易理論,貿易增長的動力來自于自然稟賦的比較優勢,這樣就會合乎邏輯地推出隨著這種比較優勢帶來的邊際增長收益下降,貿易增長會逐漸減緩,發動機將無法持續運轉的觀點。東盟四國便是一個明證,在經歷了十來年的出口高速增長期后,出口增長開始下滑,而導致出口增長率大幅度下降的原因,就是因為1996—1997年起國際市場電子產品的過剩,出口增長率大幅度下降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外貿逆差增加。所以香港有影響的怡富證券公司報告指出“東南亞各國的對外貿易已從經濟的推動者變成拖地區后腿的因素”。

    建立在自然稟賦的比較優勢上的貿易增長動力會隨著自然資源或勞動力資源優勢的逐步喪失而減弱,貿易增長到了一定時期就面臨著貿易動力轉換的問題。貿易增長動力轉換主要有兩個途徑,一是比較優勢的高級化,即比較優勢由自然稟賦上升到技術、管理和營銷網絡等后天稟賦,二是建立起競爭優勢,這種優勢體現在三個層次上:技術優勢、規模優勢和創新優勢。實現貿易持續增長的關鍵是貿易動力的轉換,創造新的比較優勢。

    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發展中國家的貿易發展往往表現出另一種形態:“貧困化”增長,即隨著建立在原有比較優勢上的出口的增長貿易條件不斷惡化,這事實上是由于貿易增長動力沒有隨著貿易增長階段變化而相應轉換造成的。

    3.貿易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在于促進其結構轉型

    貿易的基礎是現行的價格結構,價格結構的基礎是比較優勢結構,但這兩個結構只有形成貿易和強化現有分工的功能,而沒有使產業結構優化和轉換的功能。

    從發展中國家的長遠利益看,對外貿易的發展應有助于國民經濟及貿易結構的轉型能力,當這一條件不被滿足時,則會付出經濟結構僵化,有增長而無發展的代價。所以不能為貿易而貿易,發展出口的最終目的是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而產業結構的優化和轉換能量來自于技術進步、要素積累以及產業政策所造就的優惠的價格條件。在這里貿易動力的轉換與產業結構的優化是內在統一的。

    4.資本要素積累和技術進步是結構轉型的關鍵

    實現貿易和產業結構轉型的關鍵在于生產要素的積累和技術進步。對于勞動力相對豐裕的發展中國家而言,要素積累的核心是資本要素的積累。在平衡的國際收支上,商品出口的順差與資本要素流動的逆差是并存的,商品出口實現的國際價值用來“購買”本國短缺的生產要素、資本以及與資本相伴隨的技術與管理,而降價出口、虧損出口則不利于出口部門的發展和資本要素的積累。

    在經濟結構的轉型和發展過程中,技術進步仍然是基礎。一旦貿易與技術進步兩者間形成良性互動關系,那么必然會對經濟增長形成更大刺激。盡管技術進步不論發生在任何部門對經濟總是有積極作用的,但當技術進步發生在出口部門時,它可能會大大提高本國該產品的出口優勢,為本國創造一種新的出口產品,擴大貿易利益,所以發展中國家的技術進步應當特別注重于出口部門和有潛在出口可能的產品上,以形成貿易與技術進步的良性循環,貿易靠技術進步創造更大的生產能力和出口產品的比較優勢,出口又為技術的進步創造更多的可能性即資金來源。

    如果出口的擴大不能導致技術的進步和生產要素的積累,并進而形成出口增長與要素積累和技術進步的良性互動關系,出口發動機的作用就會大打折扣,而如果出口部門的發展是相對孤立的,或者出口部門是一些低檔次的產業部門,而非高附加值、深加工的制造業,那么出口產業對其它產業的帶動力就很小,出口作為經濟增長發動機的作用就不會很明顯。

    總之,作為經濟成長的總體來說,出口是諸動力中的一種,不是唯一的發動機,外部市場可以利用到何種程度,國家貿易政策在何種程度上促進貿易動力的轉換,以及貿易與資本積累、技術進步是否形成良性循環,都直接關系到貿易作為經濟成長發動機的作用效果。

    三、開放還是保護?出口導向還是大國經濟?——并非貿易政策的本質所在

    提倡“自由貿易”的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從國際分工的角度論述了國際貿易對所有國家都是有利的,但是在貿易利益的分割上,先進國家處于更有利的地位。后進國家參與國際分工當然不能局限于通過貿易獲得的“靜態利益”,經濟發展是發展中國家的根本目標,貿易的根本目的以及貿易政策的實質必須從這一方面進行探討。

    貿易政策論文范文第2篇

    一、基本假定

    (一)產品市場1.供給假定本國是一小國開放經濟,本國有m+1個生產部門,生產m+1種可貿易產品,以第1種產品X0為計價單位,產品X0僅使用勞動要素以規模收益不變技術進行生產,投入產出系數是1。勞動供給足夠保證產品X0的供給,勞動力在本國可以自由流動但是不能跨國界流動。

    (二)政治市場貿易政策的制定過程包括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給定其他利益集團的捐獻計劃和政策的預期決策規則,每個利益集團決定對每個投票人的捐資額度,以最大化集團成員的聯合福利;第二階段,根據利益集團的捐獻額,投票人按多數制進行投票以最大化捐獻額和社會福利的加權值。接下來,我們將通過逆向歸納法求解均衡貿易政策。

    二、結論

    通過在Grossman和Helpman(1994)模型的基礎上引入多個政治人,本文考察了貿易政策制定機構規模對貿易保護水平的影響。本文的貢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現有文獻沒有考察貿易政策決策部門規模與貿易保護水平的關系,而本文分析結果則表明,貿易政策制定機構規模越大,貿易保護水平越低。第二,原始的PFS模型假設只有一個政治人,這不僅有悖于現實,而且無法回答現有文獻提出的質疑,即政府賦予社會福利的相對權重a估計值過高的問題,而本文模型可以解決該問題。

    貿易政策論文范文第3篇

    1從國際貿易政策的歷史演變看貿易政策的保護性

    世界范圍國際貿易政策演變一般分為5個階段:

    (1)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重商主義思想是當時保護主義的理論基礎。

    (2)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自由貿易政策占主導地位,但是同一時期后起的德國和美國,則在漢密爾頓和李斯特的保護貿易思想影響下,基于他們特定的對外競爭條件,主張運用貿易政策保護國內的幼稚產業,特別是制造業的發展。

    (3)壟斷資本主義時期1929年爆發的世界性經濟危機,成為超保護貿易政策的催化劑。

    (4)戰后世界貿易自由化傾向時期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掀起了一股貿易自由化浪潮,但是戰后的貿易自由化傾向與自由競爭時期的貿易自由主義有所不同,并不強調全面的貿易自由,而是一種有保留的貿易自由,它并不完全排斥貿易保護政策。

    (5)關貿總協定(GATT)條件下新保護主義時期1973年的能源危機、貨幣危機、債務危機、高失業率,給發達國家經濟以沉重的打擊,使各國貿易政策開始脫離過去自由放任的思潮,轉向以管理為主要手段的貿易保護主義,引發了全球性的保護貿易浪潮。

    從歷史上國際貿易政策演變的幾個階段不難看出,國家貿易政策的本質是保護性的。主要4點:一是在GATT前的各國貿易政策無多邊貿易協議的束縛,各國制定的對外貿易政策完全依據本國利益,這樣極易產生貿易保護的做法;二是歷史上盡管若干次保護貿易政策和自由貿易政策相互交替,但保護性的貿易政策在時間上占主導地位;三是保護性是貫穿國際貿易政策歷史演變的一條“紅線”,即使歷史上自由化占主導的時期也仍然有貿易保護的影子;四是20世紀50年代倡導自由貿易,并訂立了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ATT),以約束各國的保護措施,但貿易政策的保護本性沒有因為貿易政策的國際協調而改變。2002年3月,美國對鋼鐵啟動201條款,對來自歐盟、日本、韓國、俄羅斯、中國的鋼材進口征收關稅最高達30%,就是典型的例子。

    2對保護性貿易政策的理論解釋

    2.1國家間貿易得益分配不均,是產生保護貿易的主要淵源

    徐建斌、尹翔碩在“貿易條件惡化與比較優勢戰略的有效性”一文中指出: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的持續惡化和自由貿易下南北收入差距的擴大,使得人們不得不反思基于比較優勢的貿易戰略的有效性。并用擴展后的李嘉圖模型,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惡化現象和南北收入差距的擴大做模型化分析,得出: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雖然確實對貿易雙方都有好處,但貿易雙方因自由貿易得到的好處是不均等的。一般來說,發達國家在與發展中國家的自由貿易中,發達國家得到的好處比發展中國家得到的好處要多。這樣,發展中國家想追趕發達國家,實現本國復興的愿望就很難實現。于是,國家之間在對貿易利益的爭奪過程中,必然會出現保護貿易政策的實行[1]。而且歷史證明,沒有一個國家是一直極力鼓吹貿易自由化的國家,在實現工業化之前也采取了高關稅的保護政策。GATT對發展中國家的例外條款、普惠制(GSP)等一系列的糾正貿易利益分配不公的措施,充分說明了國家間貿易得益分配不均是產生保護貿易的主要淵源。但是,為什么作為發達國家的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出現了新貿易保護主義呢?

    2.2國家內部各行業因自由貿易帶來貿易利益的分配不公,是造成貿易保護的又一壓力

    為了解釋這個現象,以美國的鋼鐵產業為例。作為發達國家的美國,在自由貿易中其得到的利益應該要大于發展中國家得到的貿易利益。那么為什么美國布什政府還要揮舞201條款的大棒,不惜引發一場世界性的鋼鐵大戰呢?原因很簡單:那就是美國各行業在自由貿易體系中得到的利益不均等,甚至有些部門是負的利益。資料顯示,由于在自由貿易下的國際鋼鐵供應商的競爭,1990~1999年,美國鋼鐵制造工業每年有大約5000人失去工作;1999~2001年,美國總共有18家鋼鐵公司破產,有23500多工人失業[2]。按照國際貿易的比較成本說和要素稟賦論,像美國之類資本量較多的國家,應生產資本密集型產品然后進行交換,以獲取國際分工的好處?,F在的問題出在美國出于國內政治和社會的考慮,既要生產并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又要維持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使這些產品的生產已經失去了比較優勢,熊掌與魚都要。畢竟美國的鋼鐵業曾經是他的支柱產業,并有60萬的鋼鐵工人,將他們轉變到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去就業,是需要時間、非常困難的。出于國內政治壓力,布什政府權衡各方利弊,最終決定啟用201條款提高關稅。可見貿易利益對國內各行業的不同影響也會導致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

    2.3貿易政策國際協調不能改變貿易政策的保護性質

    貿易政策的國際協調,促進了貿易政策的國際趨同化。自二戰以來,雙邊貿易政策的協調,區域性的政策協調,尤其是致力于國際貿易體制的多邊貿易政策的協調,使各國貿易政策趨于統一,體現了全球經濟關系的秩序化,給各參加國帶來了巨大的利益。但無論是哪種協調,貿易政策的本質始終具有保護性,即貿易政策的目的——保護本國市場,擴大本國產品的出口市場,促進本國產業結構的改善,積累資本或資金,維護本國對外的經濟、政治關系,沒有根本改變。就拿WTO這一多邊貿易的最高成就來說,仍然改變不了各個國家貿易政策的保護本性。

    (1)自由貿易是個謊言WTO規則的制定,形式上是通過多邊貿易談判回合(MTN)的協商產生,實質上依據國家貿易實力決定分量,由于歷史原因和貿易實力,基本上是美國一手把持。貿易談判(貿易自由化)只是攫取利益的手段,使國家利益最大化(貿易保護)才是貿易談判的實質。

    (2)WTO的例外條款和規則,為國家的保護貿易政策的實施提供了可能和依據由于貿易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利己的,即在最大范圍內保護本國利益,同時最大程度地攫取他國利益。因此,國家貿易政策的目的(在沒有一個足夠有約束力的國際組織的約束條件下),決定了這種例外條款和規則就會必然成為貿易保護的依據。

    (3)在WTO下仍有一些公開的高度保護的行業農業、紡織業,便是各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公開的保護產業。但這些產業恰恰是發展中國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是發達國家中相對比較劣勢的產業。

    3WTO條件下國家貿易政策保護性的表現

    3.1“公開型”的貿易保護

    “公開型”的貿易保護,是指在關貿總協定和WTO下的貿易,以及投資自由化的談判過程中還未涉及的領域,或是還未完全展開和達成協議的談

    判的領域,再加上談判達成協議后還沒有履行的承諾,以及協議中的一些規則的例外而引起的保護措施。還未涉及的領域,指某些國家為了維護本國的利益暫時把某些行業的自由化擱置起來不予談判;還未完全展開和達成協議的談判的領域,是指某些“敏感行業”,國家的比較優勢相差懸殊,如果完全放開會導致本國產業的“嚴重損害”,故在多邊談判中暫時將這些行業的自由化程度放低、放慢;談判后還沒有履行的承諾,指根據承諾減讓表現在還未兌現的部分;談判達成的協議規則的例外,是指協議中一般都是作了自由化的規定的,但無論哪項協議,都是由一些規則和規則的例外拼湊起來的,這些規則的例外實際上就是承認這些方面的適當保護。這些保護都是公開的,這實際上也是國際在多邊貿易談判中實力較量的結果。

    一般認為,在WTO下的多邊貿易談判中的“敏感行業”,是自由化較緩慢和最不徹底的行業。如農業、紡織業、服務貿易領域,一直是各主要發達國家“公開型”的貿易保護的領域。

    在WTO條件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公開型”貿易保護的手段有兩種:一是運用高關稅限制進口;二是利用各種各樣的非關稅壁壘。國內的價格支持就是常見的公開型保護措施之一。國內支持的名目繁多,例如國內補貼、價格管理、出口補貼和綠箱(GreenBox)政策等等。

    3.2“隱蔽型”的貿易保護

    在WTO框架下,除了“公開型”貿易保護外,還有十分重要的“隱蔽型”貿易保護?!半[蔽型”的貿易保護是與“公開型”的貿易保護相對應的,以“反傾銷壁壘”為代表,還包括“技術壁壘”、“綠色壁壘”等。這類壁壘的特點是它們往往本著人類的共同利益的原則制定出來的,一般包括了“公平原則”、“保護生態和人類健康”等原則,這些原則本意確實是好的,但現實情況則是它往往會成為某些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制定保護貿易政策的依據。事實上這種“隱蔽型”的貿易保護措施,現在已經成了發達國家保護國內產業的主要工具。

    “隱蔽型”的貿易保護的手段包括兩類:一是征收高額關稅,如加征高額反傾銷稅、反補貼稅;二是禁止進口甚至就地銷毀,這主要是不符合國家的檢驗檢疫標準、環保標準等而采取的措施。

    4構建中國符合WTO規則的保護性貿易政策措施

    4.1制定符合中國利益的貿易法律體系的必然性

    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國際分工處于不利的地位,貿易利益相對較小。無論是過去還是在現在的WTO條件下,各國的貿易政策的本質是保護性的,不能幻想WTO會真正無私地給中國一個穩定的、自由的貿易環境。WTO下的保護更具進攻性、系統化、法律化,更加難以對付。

    加入WTO后的中國,首先,在保護國內市場方面應該好好地向發達國家學習,制定出中國的一套有利于中國利益的貿易法律體系,已成為當務之急。

    其次,對中國國內各產業來講,加入WTO對它們的影響也是各不相同的。作為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協調好各個階級、階層的利益,維護社會的穩定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我們一味地強調入世承諾,而忽視各個利益集團的利益協調,必將產生嚴重的政治后果。而要協調入世對各行業帶來的利益不對等也必須依靠國家的力量,制定相應的行政法律措施,在WTO框架下采取適當保護措施,而且這也是各個國家普遍采取的對策。

    4.2制定符合中國利益的貿易政策體系的可能性

    首先,WTO規則的例外給各個國家制定國家的貿易保護政策提供了合法的依據。因此中國加入WTO后,是有可能制定符合中國利益的保護貿易政策的。

    其次,WTO中的很多協議和規則并不十分嚴密,存在漏洞。這使得國家可以根據這些存在漏洞的協議制定本國的很容易成為保護措施的貿易法律,如反傾銷協議的模糊性漏洞,就成為各個國家貿易保護的工具。中國也可以利用這些協議的不完善來制定符合中國利益的貿易法律法規。

    第三,新型的貿易保護手段(如動植物衛生檢驗檢疫標準、綠色壁壘、技術標準壁壘等),我們的技術水平差并不意味著就不能利用技術手段,也可以利用別的優勢建立起中國特有的壁壘。前些年中國肉雞產業受到外國的極大沖擊,當時就有人提出要對肉雞的進口采取一些限制措施。例如,可以根據規定每只肉雞的雞毛渣平均不能多于500根,因為中國采用的是人工拔毛,剩下的雞毛渣比美國等發達國家用機器拔毛后剩下的雞毛渣要少,這樣的規定對我們是有利的。

    總之,WTO不是一個貿易自由化的天堂,相反,它允許“合法”地保護,而且它使貿易保護更加系統化、法律化。

    4.3按WTO的原則和“例外”條款構造中國“隱蔽型、新型”的非關稅壁壘體系

    在WTO條件下,關稅手段和“傳統”的非關稅保護措施,是要受到限制并最終要取消的,于是各國紛紛轉向“新型”(“隱蔽型”)的非關稅壁壘。加入WTO后的中國也必須順應這一趨勢,按WTO的原則和“例外”條款構造中國“隱蔽型、新型”的非關稅壁壘體系。

    (1)以加強和提高反傾銷、反補貼的能力建設的核心在利用“新型”的非關稅壁壘(NTB)作為保護措施方面,發達國家早已具有相當高的水平,側重點早已轉向以反傾銷為代表的“新型”的、隱蔽性強的NTB。根據中國加入WTO法律文件,進口許可證、進口配額和進口招標這3種傳統NTB的大部分已在中國正式加入WTO之日取消,剩余部分也將在2004或2005年1月1日取消。因此,在利用NTB方面應以加強反傾銷能力建設為核心。從199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中對反傾銷的規定,到1997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和反補貼條例》,再到最近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條例》,應該說,中國在反傾銷立法方面的工作已經初見成效。但是,中國的反傾銷隊伍還有待加強。

    反補貼也是比較新型的非關稅壁壘,也成為各發達國家保護國內產業的一個重要手段。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在1989~1993年期間發起的反補貼案數目占全球反補貼總數的比重高達93.2%。中國最近也頒布了《反補貼條例》,但是,至今中國的反補貼尚無實際操作經驗,專業人才缺乏的問題也較為突出。

    (2)積極穩妥地建立中國技術性壁壘體系一是制定和完善技術標準。雖然目前中國的整體科技實力還比較落后,但即使只能在個別領域制定出本國特有的、并且是國際領先的技術標準,也將極大地增強中國保護本國市場的能力。另外,WTO允許各國根據本國特點(如地理條件、消費習慣等)制定與別國不同的技術標準,對這一點我們也可以加以利用。二是制定和完善衛生和植物檢疫措施(SPS)。雖然GATT中SPS協議鼓勵各締約國將自己的SPS措施同已有的國際標準或指導原則接軌,但它同時也存在漏洞。由于其技術上的復雜性,這是一種隱蔽性相當強的非關稅壁壘。三是建構綠色貿易壁壘體系,又稱環保壁壘。即以環境保護為理由限制外國產品的進口。中國也完全可以利用ISO14000來抬高國內市場的進入門檻。

    需要指出的是,在WTO條件下在必要時候適當地保護本國產業,任務是艱巨和復雜的,這是一項系統工程,不能說制定了幾部法律或法規就可以有效保護了。它需要國家各個部門相互配合,不僅需要制定法律,也需要培養人才;不僅要制定保護性的對外貿易政策,更需要將它與國內產業政策結合起來考慮。>

    【參考文獻】

    貿易政策論文范文第4篇

    一.我國貿易順差中呈現出的“三個集中”的特點。

    我國的貿易順差除了持續增大以外,另外還有可觀察到的顯著的“集中”特點:第一個“集中”是指中國貿易順差主要集中在歐美地區。預計今年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將超過1000億美元,對歐盟貿易順差將超過630億美元。與此同時,中國貿易逆差主要集中在日本、韓國和東盟地區。第二個“集中”是指中國貿易順差主要集中在加工貿易領域,加工貿易順差遠遠高于一般貿易順差。一般是附加值極低。第三個“集中”是指中國貿易順差主要集中在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外資企業成為中國貿易順差的主力軍,也反映出我國貿易順差快速增長的政策因素。

    二.巨額貿易順差對我國經濟的負面影響

    首先,使我國貿易環境更趨緊張。貿易順差的急劇擴大,容易引起我國貿易伙伴國的不滿,進一步激化貿易爭端。特別是基于戰略利益考慮的貿易摩擦增多。同時,貿易保護的手段也在不斷翻新。其次是推高外儲,造成流動性過剩。第三通脹壓力上升。第四,人民幣升值壓力繼續增大。在中國貿易順差屢屢創出歷史新高的同時,美國的貿易赤字問題絲毫沒有得到好轉,據公布的美國4月份貿易數據顯示,當月美國貿易赤字上升至634億美元,與中國的逆差也上升了13.4%達到644億美元,市場人士表示,這些數據很可能再度刺激美國政治家的神經,從而使一度降溫的人民幣問題再度升溫。

    三.我國的對外貿易順差近期可預測的發展趨勢

    近年我國外貿將保持穩定增長,但貿易順差的規模超過去年的可能性不大。10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僅相當于日本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水平,為什么會導致如此多的人立即發表如此多的悲觀論調?為什么中國有錢不敢賺?基本可以得出的結論有兩個:

    第一個結論是,我們認為中國國際貿易的基本格局已經有了靜悄悄的變化。進口方面未來將進入一個穩定期,順差的多少將主要取決于出口的波動。值得注意的是,隨著近年中國經濟的發展和投資力度的增長,中國的進口,除非政府未來推出明確的鼓勵政策,否則將會維持穩定狀態。我們現在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今天的中國是世界主要商品的供應國而不是需求國。而外商投資增加導致的進口增長,因國內配套能力的加強,今后也很難大幅轉化為進口增長。

    第二個結論是,2006年中國的出口增長速度比今年有所減少。這方面有內因和外因兩種因素在發揮作用。外因是各國對華采取的貿易保護主義活動,將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中國出口的增長。而外商投資的高峰期已過,外資拉動的出口增長也趨穩定;內因是中國經濟增長正在處于不穩定周期內,高油價使得中國出口企業的成本大幅上升,資金也因宏觀調控而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收緊。而人民幣的升值趨勢顯然又抑制了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這些原因都將導致中國的出口會出現一定程度的緊縮。

    四.解決我國對外貿易順差的政策建議

    第一,保持對外貿易穩定協調增長,需要從提高我國的國際競爭力出發,加強外貿促進體系建設。要完善出口退稅等財稅政策,加大政策性金融扶持力度;要建立和完善公共信息服務體系,解決企業信息不暢問題;要培育我們自己的跨國公司,提高企業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和開展跨國經營的能力;要有針對性地支持中小企業和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外貿經營,積極開拓國際市場。

    第二,實現外貿增長方式轉變,實質上就是我國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邁進的過程,改變我國目前在國際分工價值鏈中的低端地位,使我國在經濟全球化繼續深化條件下獲取盡可能多的利益,抓住世界產業結構調整轉移的機遇,將自身的比較優勢與國際產業轉移有效地結合在一起。這才是解決我國巨額貿易順差的根本途徑和有效方法。

    在貿易摩擦逐漸升級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頻頻困擾下,我國貿易結構中進口產品所出現的高依存度更令人擔憂。央行此次在報告中指出,一季度對外貿易出口增長回落的主要是一些高耗能、資源性產品,而原油、成品油、汽車、飛機等大宗產品進口則大幅增長。對于進口產品結構呈現出資源性產品品種數量不斷擴大,進口總量不斷加大的趨勢,很多經濟學家都提出過警示,他們普遍認為這樣的進口產品結構有可能影響到我國的經濟安全。一旦貿易不平衡加大,全球經濟失衡發生無序調整,將會直接影響國家經濟安全。好在目前我國已經開始采用擴大內需、降低儲蓄率、增加進口、開放市場以及改革匯率形成機制等綜合政策措施來促進國際收支平衡,減少對出口的依賴,促進了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更為平衡地發展。

    貿易政策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產業;國際貿易;中國貿易政策

    一、中國產業組織政策環境分析

    (一)國內環境分析

    1.中國企業的規模普遍偏小,產業集中度低,產業國際競爭力弱。

    從工業特別是制造業的發展來看,我國工業企業普遍規模較小。產業集中度低,產業自主創新能力缺乏,產業國際競爭力弱。我國主要行業的平均集中率水平也遠低于主要發達國家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水平。我國對外技術依存度高達50%,而美國、日本僅為5%左右,國內企業僅萬分之三有核心技術,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缺乏,產業發展受制于人,產業國際競爭力弱。

    2.跨國公司利用其地理優勢地位,控制市場、克制競爭的傾向初現出來。

    在國內包裝企業訴利樂案中,利樂倚賴其在無菌包裝機方面的壟斷地位。在包裝耗材上實行了不正當的限制性商業策略,控制了絕大部分包裝市場,并且使利樂紙的平均價格在2003到2005年的兩年時間內上漲了大約2倍。

    3.國內行政性壟斷問題嚴重,行政性壟斷產業的改革任重道遠。

    我國的行政性壟斷產業主要包括鐵路、港口、民航、電力、電信、城市公用事業、石油天然氣、有色金屬、特殊行業、郵政、城市公交、煙草食鹽糧食藥品等重要商品以及流通、軍工、鑄幣、銀行保險等金融業,產業部門涉及面廣。行政性壟斷造成了雙重惡果:

    一方面,壟斷地位使得這些產業內的企業一方面攫取了遠高于其他行業平均利潤率的利潤,排斥競爭。損害消費者利益。另一方面由于內部約束機制不健全和發展動力的缺乏,長期以來.使這些產業成本居高不下,產業經營績效低下。行業的特殊性加上國有企業的身份,使得這些產業的改革舉步維艱。

    (二)國際環境分析

    1.跨國兼并成為主體。

    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世界范圍內掀起第五次企業兼并浪潮,這次兼并浪潮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兼并數量急劇增多。二是單項兼并交易金額世界記錄屢創新高,兼并規模日趨擴大。三是跨國并購發展迅猛。四是兼并范圍廣。第五次兼并浪潮是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世界范圍內經濟競爭加劇的結果,為了生存和在全球范圍內整合資源以取得競爭優勢,同行業的領頭企業紛紛走向聯合。同時,第五次兼并浪潮的出現并沒有緩和競爭。它使得世界范圍內經濟競爭更趨激烈,通過此次兼并,在某些產業,只剩下實力超群、為數不多的幾家巨型企業,為了爭奪世界市場,這些企業欲置對方于死地而后快,競爭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波音和空客的競爭為我們提供了最好的注解。

    2.西方發達國家紛紛調整競爭政策,放松規制和提升本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已經成為國際潮流。

    以微電子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的興起和市場需求的擴大改變了傳統自然壟斷產業的性質。競爭政策調整的另一個動向是從對反壟斷的強調轉向扶助本國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當前,發達國家的反壟斷政策對壟斷的認定已從結構標準轉向行為標準。并且還要考察壟斷行為的市場績效,“一事一議”已經成為通行的原則,對橫向兼并等過去嚴格限制的行為已基本放任自流。

    3.網絡經濟的興起,對世界各國的反壟斷提出了新的挑戰。

    網絡經濟是以計算機網絡業為中心以及由這個產業派生出的若干相關產業。網絡產品固有的規模經濟性、網絡外部性(正反饋效應)、技術的市場不相容性和網絡產品技術標準造成了網絡產品的鎖定效應和先行者優勢。從而使得壟斷成為網絡產品市場上的一種必然而普遍的現象。在結構和行為上顯然構成壟斷的廠商,在績效上卻無可指責,結構、行為和績效的脫節將政府的反壟斷政策推入了十分尷尬的境地:反壟斷,意味著績效損失;不反壟斷,從道義上又說不過去。網絡經濟領域的壟斷問題對各國政府的反壟斷政策提出嚴峻的挑戰。從1997年開始的微軟壟斷案,2002年最終以和解的方式解決,和解協議中,微軟并沒有做出多少讓步。

    二、我國調節外匯儲備對中國產業調整的舉動

    2008年12月以來,計有美國、歐盟、加拿大、印度、南非、澳大利亞等國家和地區,對中國出口產品發起了超過10起貿易救濟措施或者法案,而以其他方式抵制中國出口的政策也屢屢出臺。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國出口保持增長的前景更加難測。印度提高了部分鋼鐵產品的關稅;南共市成員試圖將外部共同關稅提高5%,但未獲其首腦會議通過。

    2008年中國進出口總額為2.55萬億美元,貿易順差為2900億美元,吸引國外投資900億美元。2008年底我國外匯儲備余額達1.95萬億美元。我國已連續15年對外貿易保持順差,國外直接投資始終處于凈流人,目前是全球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因此這兩方面的凈流入使近幾年我國外匯儲備數量劇增。其規模已遠遠超出理論界提出的外匯儲備應維持在其外債總額的40%左右的水平上。擺脫“金融恐怖平衡”的枷鎖,是我國政府和學術界急需破解的難題。

    (一)擴大內需。加快產業調整步伐。降低對外依存度

    以國內需求促進經濟增長,降低以凈出口和投資拉動經濟的依賴,這是減少巨額的外匯儲備的根本方法。中國儲蓄率高,除歷史文化傳統等因素外,很大的緣由是居民有許多后顧之憂而不敢消費和沒有能力消費。實施擴大內需政策,政府應加大在就業、教育、養老、醫療、環保等方面的投入。使國內居民的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引擎。同時,調整產業結構,加大對以內需為主的產業政策支持力度,逐步減少對出口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的依賴,尤其是限制初級原料加工出口的企業。擴大高新技術產品及資源性原料進口,從而減少國際貿易順差,降低巨額的外匯儲備。

    (二)謹慎地購買美元資產,逐步加大黃金購買量,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在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下,購買美元資產是擁有外匯儲備國家不得不的選擇。美國國債因其良好的信用、穩定的收益及流動性,是各國政府首選的投資對象。但近幾年美元貶值的狂潮也令各國憂心匆匆,外匯儲備多樣化可以在一定程度的化解風險。同時。除了購買美國國債,還可以考慮購買美國通貨膨脹保值債券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發行的債券等。

    截止到2009年4月,中國已擁有黃金儲備1054噸,在世界各國排名第五。2000年以來,中國調整過兩次黃金儲備,即2001年和2003年,分別從394噸調整到500噸和600噸。但目前中國的黃金儲備價值約占全部外匯儲備資產的1.6%,該比例遠低于超過10%的全球平均水平。黃金在中國總儲備的比重實際上自2003年以來一直在下降。中國黃金儲備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至少應達到10%左右的國際水平。

    但人民幣國際化的道路漫漫,2000年5月亞洲國家簽署了《清邁協議》,開辟區域貨幣合作新篇章。2009年3月中國已經與俄羅斯、韓國、馬來西亞、阿根廷等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議,互換規模達6000億人民幣,與此同時,人民幣貿易結算試點也在香港和內地沿海城市開展,這種“貿易結算+貨幣互換”的模式,是兩國規避美元匯率風險,擴大雙邊貿易的新探索,它對中國政府加快人民幣區域自由化進程,增加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提供幫助,為中國外匯儲備擺脫美元體系的束縛提供了新途徑。

    三、案例分析出口退稅政策對中國產業的影響

    (一)技術密集型的高新技術產業

    高新技術產業歷來是國家重點的關注行業。根據商務部的相關數據顯示,我國的高新技術出口商品共分為十類。在這十類中,出口的主要是計算機類、通訊技術類和電子技術類相關產品,而生物技術和航空航天技術產品的出口相對薄弱。在進口方面,也主要集中在電子技術和計算機類??梢?,信息技術類商品在高新技術貿易方面占據主導地位。

    從我國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口增長率看,2001年至2006年高新技術產品的進出口增長率均超過進出口總額的增長率。但從近期看,無論是外貿總額的增長還是高新技術產品對外貿易的增長,其增幅均有所放緩,特別是2007年,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首次出現低于總體貿易額增長的情況。這也與總體的外貿環境不容樂觀有一定的關聯。即使外貿環境發生如何的變化,國家對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鼓勵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態度始終不變。國家對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大部分都維持在17%的最高退稅率。國家多次調低出口退稅率。雖然使得一些生產效率低的中小企業從市場中淘汰,低端產品規模逐步減少.產業結構有所優化。國家又不得不提高其出口退稅率,以緩解南于產業結構升級所導致的剩余勞動力釋放所帶來的就業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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