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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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發展范文第1篇
早在18 世紀，亞當•斯密就在《國富論》中指出：“一切改良中，以交通改良為最有效。”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經驗也都證明了完善的交通網絡對促進經濟發展是至關重要的。從美國的稅收發展來作為我國公路稅收發展的參考，我們借鑒其先進的稅收體系，對于我國公路事業的發展有重大意義，對我國的經濟發展也有深遠的影響。
一、中美公路概況
自從1988 年10 月31 日我國第一條高速公路—滬嘉高速公路建成通車, 到2008 年, 我國高速公路建設已經走過20年歷程。20年來, 我國高速公路里程從零的突破增至5.3萬公里, 使我國主要公路運輸通道交通緊張狀況得到明顯緩解, 長期存在的運輸能力緊張狀況得到明顯改善。“十一五”期間, 交通部將著手組織實施國家高速公路網規劃, 到2010年, 全國高速公路總里程將達到6.5 萬公里; 到2020年, 基本建成國家高速公路網, 高速公路通車里程將達到10萬公里。
美國是世界上較早建成全國性公路網的國家，其中9.1 萬公里高速公路連接了全國所有5 萬人口以上的城鎮，形成了以州際為核心的橫貫東西、縱穿南北的高速公路主骨架，占到了世界高速公路總里程的三分之一。美國公路的快速發展正是得益于其完善的公路稅收體系。然而，近年來隨著美國公路支出的不斷增加，為了更好地滿足公路的發展需求，美國在公路稅收領域發生了許多重要變革。
二、中美公路稅收制度的對比
1.我國公路稅收制度
高速公路具有準公用物品的特性。稅收的本質是人們享受國家(政府) 提供的公用物品而支付的價格費用, 若高速公路被看作是純公用物品, 高速公路將由政府財政支出提供, 政府通過稅收形式籌集資金。但高速公路同時又具有私人物品特性, 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和競爭性, 并且高速公路可采取設置護欄、收費站的措施向享受服務的居民收費。目前世界各國收費通行與免費通行的高速公路并存, 在理論上看可以說是公用物品和私人物品性質的高速公路并存。施行高速公路免費通行的國家, 高速公路被看作純公用物品, 純公用物品的供給, 市場是失靈的, 只能由政府財政提供, 政府通過向居民征稅來“收費” 。而如本文前段所述, 我國現有的稅收制度籌集的財政收入, 已經面臨著財政支出的壓力, 無法為高速公路的供給提供足夠的財政支持, 只能將高速公路交由市場供給, 政府通過制定價格機制以確保市場供給有效。而正由于政府保留確定價格的權利, 高速公路行業的供需關系、資源配置的效率不是由市場決定, 而是由政府選擇的一系列政策決定。
毫無疑問, 我國快速發展的經濟有著對高速公路的強烈需求, 從政府制定的高速公路發展規劃中也能感受到政府對發展高速公路的迫切意愿, 然而高速公路行業的供需關系、資源配置的效率不是由市場決定, 因而政府選擇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能否確保高速公路行業發展愿景得以實現的關鍵。政府選擇的直接的制度安排包括財政補貼、批準收費權及收費年限、制定收費價格, 間接的制度安排主要為稅收制度。我國稅收制度有強調收入功能的特性, 具體到高速公路行業也不例外, 雖然有部分稅收優惠政策, 但優惠不夠。
我國現有的稅收制度, 增值稅覆蓋范圍小,大部分的勞務被排除在增值稅的征收范圍之外, 并且抵扣鏈條不完善, 增加了高速公路行業的稅負。高速公路自建設開始到通車以后, 要消耗大量的工程勞務, 而我國現有稅收制度, 對該部分工程勞務計征營業稅, 并且直接轉嫁到高速公路行業的建設成本和營運成本, 而不能作為勞務使用者的高速公路的進項稅額來抵扣其車輛通行費的營業稅, 增加了高速公路的建設成本和維修成本, 對高速公路行業的發展, 高速公路通車后的路面維修, 都起到了一定的限制性的作用。
綜上所述，我們目前的公路稅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公路事業的發展，但同時有很多問題存在，我國現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完善時期的稅制改革階段，對于公路稅收制度的發展要重視起來，才可以進一步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為實現“三步走”偉大戰略打下良好的基礎。
2 美國公路稅收制度
美國公路網絡的發展得益于完善的公路融資體制和融資立法，自19
56 年公路融資改革以來，美國政府先后出臺了許多相關法案，通過運用法律手段對公路資金的籌集、分配和使用進行了較為規范的管理，包括公路資金的來源、稅種的選擇和稅率的大小、各投資主體的責任劃分和具體出資比例的多少，都通過立法的形式做出了規定。長久以來，美國公路融資一直秉承著“使用者付費”的原則，公路項目的資金主要來源于使用者稅。一方面依據“使用者付費”的原則，通過由車輛的使用者承擔道路成本而達到為公路建設融資的目的；另一方面引導使用者的消費行為，通過設置和調整稅目、稅率來促使消費者對各種資源的合理使用，達到保護環境與節能減排的目的。美國公路使用者稅的設計主要是針對車輛的購買、擁有及使用三個階段進行征收的，主要包括來自機動車燃油稅、車輛購置稅、輪胎稅以及初期設置的油稅等。購車階段，車主要辦理各種手續以獲得合法擁有權時所必須支付的稅費，主要包括對貨車、拖車、公共車輛以及摩托車征收的購置稅；保有階段，車主只要擁有汽車，無論是否使用，都必須按月或年交納一定的費用，如重型車輛使用稅；使用階段，包括汽油、柴油、油、汽車輪胎及配件材料與易耗品的消費稅、重量里程稅等。美國公路采用的是公路建設專項基金制，聯邦信托基金是由美國中央政府征收和管理，主要用于州際公路系統和主干道路建設養護的公路專項資金（從1983 年起信托基金的12% 左右會用于公共交通），其資金來源主要以消費稅為主，其中燃油稅所占比重較大。以1957 年為例，征收燃油稅獲得的收入占到了全部的89.4%。到了20世紀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美國公路資金嚴重不足，燃油稅比例在1980 年下降到了57.8%。美國政府為了解決資金壓力，于1982 年通過了《路上運輸資助法》和1984 年的《虧損減免法》，兩部法律提高了燃油稅率，將汽油、柴油稅的稅率由原來的4 美分/加侖，提高到15 美分/加侖，很快燃油稅比例在1985 年上升到76%，此后一直呈增長趨勢，截止2005 年底，燃油稅已經占到了該基金的86.1%。除去燃油稅以外，貨車、公車及拖車購置稅位居第二，以2005 年計算，比例占到了9.1%，其它的超重貨車使用稅以及輪胎稅分別占到了3.3%和1.5%。在美國的州級收入中，資金主要采取以下三種方式籌集，即道路使用者收入、州級普通稅收以及發行公路債。
三、促進我國高速公路行業快速發展的稅收政策建議
在我國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 政府選擇強調收入功能的稅收制度安排是其內在的要求。由于制度選擇的慣性, 我國高速公路行業稅收制度沒有給高速公路行業發展提供足夠的稅收優惠, 不利于解決我國經濟社會高速發展同落后的交通運輸之間的矛盾, 不利于實現我國高速公路網的宏偉藍圖。
1 弱化高速公路行業稅收制度的收入目標
弱化高速公路行業稅收制度的收入目標, 提供足夠的稅收優惠政策以確保高速公路又好又快地發展。我國政府應提供更寬松的稅收制度環境, 以鼓勵高速公路行業投資主體、資金來源的多元化發展, 促進我國高速公路發展和財政收入之間的良性循環, 以緩解我國財政支出壓力, 確保高速公路又好又快地發展。
2．構建多環節的公路使用者稅。借鑒國外公路稅種設計，適當降低購置環節的稅費，完善保有和使用環節的稅種，從而構建起多稅種的公路稅收體系，增加政府財力，從而構建起多稅種的公路稅收體系，有利于加大政府對公路的投資力度。
3．合理設計公路稅收的稅率，降低我國在購買環節的相應稅費，同時通過采用差別稅率，如對大型車或高能耗車采取高稅率，小型車或小排量車采取低稅率，從而發揮其在車輛使用者的行為調節上的積極作用，達到節能減排的目的。
4．鑒于我國目前收費公路較多，必須探求建立一種收費標準的動態調整機制，從而能夠及時調整使用者的通行費負擔，提高消費者對收費公路的接受度。
總結：
稅收發展范文第2篇
「關鍵詞以股抵債，債務重組，稅務成本
伴隨著電廣傳媒以股抵債方案的實施，圍繞著以股抵債方式解決我國上市公司大股東占款問題的爭議也無疾而終。的確，對交易合法性的質疑，因我國長期以來的改革就是突破（或者說漠視）法律框框的邏輯而變得蒼白無力；對定價公平性的挑戰，也因觸及為防止國有資產流失而設置的凈資產底線而陷入困境。“次優選擇”似乎成為以股抵債政策的一個無可辯駁的正當性基礎。
然而，這場爭論的雙方都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以股抵債在稅法上可能產生的后果。作為公司的重大財務運作行為，以股抵債不僅是《公司法》、《證券法》下的論題，而且還受到稅法的直接約束。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中，公司的任何財務運作幾乎都離不開對稅負成本的考量。以股抵債交易在我國稅法上究竟引發怎樣的后果？當事人是否需要承擔相應的流轉稅或所得稅義務？或者，其應承擔的納稅義務是否會大幅度增加交易的成本以致挫敗交易的可行性？這些問題似乎悄然滑過人們的視野。考察以股抵債交易的稅負成本，確定它對各利益主體的影響，可能會為包括管理層在內的市場各方重新檢討以股抵債政策的意義或局限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以股抵債交易的稅法視角：債務重組
以股抵債交易是債務人用其持有的債權人公司的股份償還其所欠債務的行為。這一交易的法律性質可以從不同角度考察。
站在債權人上市公司的立場，以股抵債實質上是股份回購。股份回購意味著公司減資，這就削弱了公司對外承擔法律責任的財產基礎，最終損害債權人的利益，因此，《公司法》基于資本維持之理念，原則上禁止公司取得自己的股份。我國《公司法》第149條規定：“公司不得收購本公司的股票，但為減少公司資本而注銷股份或者與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時除外。”大股東償還債務并不屬于《公司法》規定的兩種例外，故此一些市場人士和律師對電廣傳媒以股抵債交易的合法性提出了強烈質疑。本文的主題不在合法性之爭，恕不置評。
從債務人的角度看，以股抵債屬于債務重組，即債務人以非現金資產清償債務。這是稅法關注的問題，因為債務重組通常意味著債權人對債務人給予一定的寬限或讓步，在債務人這一方則意味著獲得了一定的重組收益。雖然我國現行債務重組會計準則規定債務重組收益只能計入資本公積，不得計入利潤，但稅法并沒有遵循會計準則的處理方式，而是依然把重組收益作為應稅所得。國家稅務總局2003年1月頒布的《企業債務重組業務所得稅處理辦法》第6條規定，“債務重組業務中債權人對債務人的讓步，包括以低于債務計稅成本的現金、非現金資產償還債務等，債務人應當將重組債務的計稅成本與支付的現金金額或者非現金資產的公允價值（包括與轉讓非現金資產相關的稅費）的差額，確認為債務重組所得，計入企業當期的應納稅所得額中；債權人應當將重組債權的計稅成本與收到的現金或者非現金資產的公允價值之間的差額，確認為當期的債務重組損失，沖減應納稅所得”。
因此，依照我國現行稅法的規定，電廣傳媒以股抵債交易屬于應稅交易。通常來說，債務重組涉及到流轉稅與所得稅兩個層面的稅負問題。在流轉稅環節，用于抵債的非現金資產——股份——的轉手引起印花稅納稅義務。在所得稅環節，如果當事人從以股抵債交易中實現了收益，則需要依照債務重組所得稅法的規定繳納所得稅，流轉環節已繳納的稅費可以在計算所得時扣除。在電廣傳媒類型的以股抵債交易中，由于用于抵債的非現金資產“債權人自己股份”這一特殊形式，其稅務處理與一般的債務重組有很大的不同，不論是印花稅問題還是所得稅問題都復雜得多。
以股抵債交易的稅務處理
一、所得稅的稅務處理
依照《企業債務重組業務所得稅處理辦法》，債務人以非現金資產清償債務，除企業改組或者清算另有規定外，應當分解為按公允價值轉讓非現金資產，再以與非現金資產公允價值相當的金額償還債務兩項經濟業務進行所得稅處理，債務人應當確認有關資產的轉讓所得（或損失）。另一方面，債權人取得的非現金資產，應當按照該有關資產的公允價值（包括與轉讓資產有關的稅費）確定其計稅成本，據以計算可以在企業所得稅前扣除的固定資產折舊費用、無形資產攤銷費用或者結轉商品銷售成本；同時，債權人還應當將重組債權的計稅成本與收到的現金或者非現金資產的公允價值之間的差額，確認為當期的債務重組損失，沖減應納稅所得。
據此，以股抵債交易可以分解為以下幾個部分：
1.在債務人一方。
電廣傳媒的大股東產業中心基于以股抵債需要確認兩項交易：一是按公允價值轉讓股份資產，二是以該股份的公允價值清償債務，然后將重組債務的計稅成本與抵債股份的公允價值（包括與轉讓相關的稅費）的差額確認為債務重組所得。
電廣傳媒以股抵債方案將大股東持有股份的公允價值確定為7.15元/股，并據此計算產業中心所欠的53926萬元債務應折合7542萬股。這也就意味著，抵債股份的公允價值與所清償的債務的計稅成本是相等的，抵債環節沒有產生債務重組收益。另一方面，產業中心“按公允價值轉讓股份資產”時，由于公允價值遠高于其1997年出資折股時的價格，因此產業中心從股份轉讓中實現了財產轉讓收益，按照債務重組所得稅規則，該收益需要納稅。
由此，在債務人一方，以股抵債交易通過債務重組所得稅規則的中間環節，最終轉化成股份轉讓收益的納稅問題。
2.在債權人一方。
當債權人接受非現金資產作為債務清償時，通常的稅務處理有兩項：一是確定所取得的非現金資產的計稅成本，二是將重組債權的計稅成本與收到的非現金資產的公允價值之間的差額確認為當期的債務重組損失。但是，在以股抵債交易中，債權人取得的非現金資產是自己的股份。由于我國《公司法》以及財務會計制度尚未承認庫藏股，因此，這部分股份需要被核銷，而不是作為資產繼續存留于公司中，更不存在確認計稅成本的問題。電廣傳媒以股抵債交易正是如此。實施以股抵債方案當日，電廣傳媒即對抵債股份進行了核銷。至于債務重組損失問題，由于債權人收到的7542萬股電廣傳媒股份的公允價值與重組債務的計稅成本均為53926萬元，因此，電廣傳媒接受自己股份抵債，依照《企業債務重組業務所得稅處理辦法》并沒有產生債務重組損失。
那么，債權人因注銷了抵債的非現金資產（股份）而客觀上產生了損失——體現為所注銷股份的回購價與當初發行價的差額，這一差額是否可以作為一種特殊的損失稅前列支？對于這一問題，現行稅法
上并沒有明確的答案。筆者以為，在債權人接受自己的股份抵債的情形下，債務重組實際上又轉化為股份回購，應適用股份回購的稅務處理規則。在稅法上，股份回購是一種資本易，各國通常都不確認損益[1].
我國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執行和相關會計準則有關問題解答（三）的通知》（財會29號）指出，回購價格與發行價格之間的差額屬于企業權益的增減變化，不屬于資產轉讓損益，不得從應納稅所得中扣除，也不計入應納稅所得。
因此，在債權人電廣傳媒這一方，它既要注銷抵債股份，又無法確認債務重組損失，這其中展現的顯然已經不是債務重組慣常的稅法后果，而是股份回購的稅法邏輯。仿佛是一種輪回，從債權人的角度依照債務重組進行的稅務處理，最終又回到股份回購上來。
二、印花稅的稅務處理
我國目前對股份轉讓的印花稅實行雙向課征，股權轉讓人與股權受讓人均需繳納。不過，以股抵債交易中的當事人，特別是債權人電廣傳媒是否應當繳納印花稅，卻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爭議的焦點在于如何認定以股抵債交易中的股份轉讓與回購。在一些市場發達國家，為鼓勵投資活動，降低投資的交易成本，稅法通常都對公司發行股份或回購股份時發生的股份轉手行為免征印花稅。我國目前也僅對二級市場中的股份轉讓課征印花稅，對公司發行股份或回購股份沒有課征印花稅。
筆者以為，以股抵債交易在稅法上的整體定性是債務重組，而非資本易，對債務人一方來說尤其如此，其股權轉讓只是基于用股份抵債而發生的效果，并非積極參與一項公司股份回購計劃的結果。因此，稅法上將以股抵債交易視為債務人因轉讓股權獲得的資金，然后用現金償債。從這個意義上看，債務人對債權人的股權轉讓與二級市場中股權轉讓沒有不同，其以股抵債行為應作為一般股權轉讓繳納印花稅。
但是，債權人的情形就不同了。電廣傳媒雖然在形式上是股權受讓人，但以股抵債交易對它來說并非一般意義上的股權受讓，其同時也是一種回購股份行為。這在所得稅稅務處理中已經明顯地表現出來。因此，債權人接受股份抵債在流轉稅環節也應作為股份回購處理，免征印花稅。
電廣傳媒以股抵債交易稅負水平的測算
對電廣傳媒以股抵債交易進行稅務處理的結果，只有債務人——電廣傳媒的大股東產業中心實際承擔納稅義務，包括所得稅與印花稅，它們源于產業中心以公允價值轉讓股份的行為以及實現的資本利得。不過，在一定意義上，債權人電廣傳媒也承擔了隱性的稅務成本，其接受自己的股份償債的行為最終適用公司回購股份的稅法規則，即使回購價格高于發行價格，電廣傳媒也不能確認債務重組損失從而降低自己的稅負以及整個交易的稅務成本。
產業中心的納稅義務計算如下：
（1）印花稅。
我國2004年中實行的印花稅率為0.2%，因此，產業中心需要承擔的印花稅約為108萬元（=53926x0.2%）。
（2）所得稅。
產業中心的應稅所得為轉讓股權的收入減除股權投資成本及其轉讓稅費。其中，產業中心的股份轉讓收入比較清楚，其共動用7542萬股償付53926萬元的債務，故轉讓股份的收入為53926萬元。
但抵債股份的投資成本就比較復雜了。產業中心1997年以凈資產1.37億元出資設立電廣傳媒，折股1億股，每股投資成本為1.37元。電廣傳媒上市后進行了兩次資本公積轉增和多次分紅派現，產業中心的股份也增至1.69億股。在市場人士關于股份定價公平性的爭論中，上述分紅派現與轉增都用來攤薄產業中心的持股成本，其最終的持股成本僅為0.27元/股。但是，依照現行稅法，只要被投資企業會計賬務上實際做利潤分配處理（包括以盈余公積和未分配利潤轉增資本），投資方企業都應確認投資所得，而不調整持股成本。因此，只有電廣傳媒的兩次資本公積轉增可以用來攤薄產業中心所持股份的投資成本，由此得到攤薄后的持股成本為0.81元/股（＝1.37/1.69）。這樣，產業中心用于抵債的7542萬股，合計投資成本為6114萬元（＝7542萬x0.81）
扣除投資成本與印花稅，產業中心股權轉讓所得為47704萬元（＝53926－6114－108）。它應全部納入產業中心的應稅所得中。按照一般企業納稅人適用的30%的所得稅率計算，產業中心應繳納的企業所得稅為14311億元（＝47704x30%）。
合計印花稅與所得稅，產業中心為以股抵債交易應承擔的納稅義務為14419萬元（14311＋108）或1.4億元。1.4億元，這也是電廣傳媒以股抵債交易的顯性稅務成本。
以股抵債稅務成本的政策涵義
應當說，上文對以股抵債交易的稅負水平的測算，更多的還是一種理論層面的、粗線條的演繹，刻意回避了一些具體的約束條件，例如電廣傳媒大股東的整體盈利狀況。企業所得稅是綜合稅制，以股抵債交易下的收益是否實際承擔納稅義務，還要看公司其他業務是盈利還是虧損——在后一種的情形下，大股東以股抵債下的收益被營業性虧損吸收，最終可能不產生應稅所得。基于公開的信息，我們無法獲得產業中心的完整財務資料，因此難以對產業中心最終承擔的納稅義務給出準確的答案。考慮到侵占上市公司資金的大股東財務狀況通常都比較糟糕，盡管湖南電廣產業中心被譽為國內傳媒產業的排頭兵，也不排除其整體虧損、從而免予納稅的可能性。
一些更重要的、可能會修正上述計算結果的因素還來自稅法本身。我國稅法、特別是公司財務運作方面的稅法規則目前還非常簡略，國家稅務總局頒布的一些規范性文件之間存在矛盾和沖突之處，債務重組與股份回購之間的規則接口還不清晰，諸如債權人接受自己股份抵債的情形下是否應當完全適用股份回購的稅務規則等問題尚沒有明確的解釋，這些都給我們合理預測以股抵債交易的稅務成本增加了諸多障礙。
盡管如此，一個粗略的稅務成本計算依然能夠給市場各方重新審視以股抵債政策的意義及其局限提供有益的啟示：
第一，對于一直反對用以股抵債方式解決大股東占款問題的市場力量來說，以股抵債稅務成本的存在應當是一個令人興奮的發現。在對交易合法性與定價合理性的質疑都難以阻卻上市公司以股抵債的熱情之后，稅法對以股抵債交易的當事人、特別是占用上市公司資金的大股東施加的高昂成本，似乎成為了惟一可行的約束力量。從某種意義上說，它也是對大股東違法侵占行為的一種法律制裁。高昂的稅務成本向市場昭示，以股抵債并不是一道“免費的午餐”。
第二，對于那些意欲步電廣傳媒之后塵的上市公司來說，在面對以股抵債交易中最核心的“股份定價”問題時，它們恐怕需要慎重計算自己與大股東的得失。當不存在稅務成本時，股份作價越高，折股越少，對大股東越有利。一旦考慮稅務成本，回購價與發行價之間的差額越大，大股東基于股份轉讓而實現的所得越多，承擔的稅負也越高。因此，稅務成本客觀上成為對大股東通過股
份高定價損害中小股東利益的強有力的制約。從這個意義上看，確認以股抵債交易中的稅務成本，也將有助于減弱以股抵債定價公平性問題的尖銳對立。
第三，從管理層的角度看，稅務成本的存在無疑使得以股抵債政策的利弊權衡變得更加困難。讓本來就現金匱乏的大股東承擔股權轉讓的所得稅義務，無異于雪上加霜。它是否會刺激大股東進一步侵占上市公司資金，頗值得關注。當然，進行以股抵債的公司可能基于大股東的整體虧損狀況而不會發生實際的納稅義務，或者，即便有納稅義務，管理層著眼于解決大股東占款問題對規范中國證券市場、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重要意義，或許會考慮商請國家稅務總局對此給予豁免。由此來看，實踐中以股抵債交易的最終結果可能千差萬別。值得警惕的是，證券市場可能再次倒逼國家財政出面買單，它與管理層一直強調在以股抵債中“糾正大股東侵占過錯”的政策意圖完全背道而馳。
概言之，稅務成本的引入將改變以股抵債交易中的利益分配格局，它也向我們昭示了我國證券市場中的改革決策不應忽略的一個重要的約束條件。從這個意義上看，圍繞以股抵債交易的爭議恐怕一時還無法結束。
「注釋
[1].EugeneWillisel.（ed.），West‘sFederalTaxation：ComprehensiveVolume，WestPublishingCompany，1993，p18-21.當然，這并不是說回購交易中就不可能產生需確認的收益。美國國內收入法典第311條規定，如果公司不是用現金，而是用實物資產進行回購，所支付的實物財產的作價高于賬面成本從而實現了增值，公司就必須確認應稅所得。但我國現行稅法規則尚未觸及這一問題。在電廣傳媒的以股抵債交易中，公司用于回購的資產是價值53926萬元的債權，這本身就是債權的賬面價值，并不存在資產增值問題，因此本文略過對這一問題的分析。
「參考文獻
稅收發展范文第3篇
近年來，××中心城區房地產業呈現出高速發展的態勢。房地產業的崛起直接帶來了地方稅收的高速增長和地方財力的迅速壯大。首先，房地產業是地稅增收的重要支撐。數據表明，尤其是20xx年和20xx年，××中心城區房地產業產生的稅收，不僅總量大，占地方稅收比重高，而且增長速度快，對地方稅收增收貢獻大。20xx年，房地產稅收總量為1739萬元，占地方稅收的比重為15.5%;20xx年，房地產稅收總量為2621萬元，比上年同期增長50.7%，占地方稅收的比重為19.3%，對地方稅收增收的貢獻率為37.9%，拉動地方稅收增長7.9個百分點;20xx年，房地產稅收總量為4499萬元，比上年同期增長71.7%，占地方稅收的比重為27.4%，對地方稅收增收的貢獻率為65.3%，拉動地方稅收增長13.8個百分點。其次，房地產業是財力壯大的重要來源。近三年，××中心城區房地產業上繳地方稅收8859萬元，占中心城區一般預算收入的比重為17.5%，稅收年均增幅達60.9%，高于一般預算收入年均增幅34.1個百分點。最后，房地產業是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房地產業的關聯度高、帶動力強，推動眾多產業發展，提供大量就業崗位，刺激居民相關消費。一般估算，房地產業帶動50多個產業部門、幾百種產品和服務。市我房地產業的發展，也帶來了其它行業特別是建筑業地方稅收的增收。
二、存在的機遇與挑戰
房地產業發展狀況如何，不僅影響到房地產業稅收，還將影響到相關產業稅收，進而影響到整個地方稅收和地方財政收入。××中心城區房地產業發展，可以說是機遇與挑戰并存。
(一)××中心城區房地產業發展的機遇
一是經濟發展帶來消費結構升級。經濟學家認為：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時，人們消費結構將發生升級，由重視衣、食消費轉向謀求住、行條件改善。世界銀行研究發現，當人均gdp在300美元至1000美元時，住宅的建設與消費進入快速增長階段，并持續到人均gdp達到8000美元左右。世界各國的經驗表明，當一個國家(地區)的城市化率達到30%以后，城市化進程將大大加快，直到城市化率達到70%左右逐步穩定下來。20xx年，我市人均gdp達到840美元，城市化率達到32.5%。我市“十一五”規劃綱要顯示：到20xx年人均gdp達到1580美元，城市化率達到40%。由此看來，“十一五”時期，我市正處于消費結構升級時期，房地產業發展將面臨一個持續快速發展期，房地產稅收也將隨之加速增長。
二是人氣聚集帶來住房需求劇增。到20xx年，××城鎮人均住房使用面積將達到30㎡，××中心城區常住人口將達到40萬人。而20xx年，××中心城區常住人口為28.4萬人，城鎮人均住房使用面積為26.98㎡，××中心城區20xx年比20xx年凈增人口11.6萬人，城鎮人均住房使用面積增加3.02㎡，由此計算，到“十一五”時期，中心城區新增人口住房需求和原住人口改善居住條件兩項住房需求量為433.8萬㎡。若將城市改造中的拆遷安置需求和投機性的投資需求加以考慮，房地產市場的需求量將更加可觀。可見，××中心城區商品房市場需求量潛力巨大，蘊含著巨大的地方稅源。
三是房價上升帶來利潤空間擴大。房價是否合理，我們通常可以使用“房價收入比”這一指標進行測算。房價收入比是指購買一套住宅所需支出的價費與當地一個家庭全體成員年收入之比，當房價收入比在6倍以上時，經濟學家認為房價過高，存在“泡沫”。據了解，歐美等發達國家的房價收入比為3-6倍，發展中國家要高些，一般為4-7倍。20xx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8230元，平均每戶人口數為3.35人，每戶城鎮家庭的年收入為27570元。按“十一五”時期人均住房使用面積26.98㎡計算，每戶城鎮居民的住房建筑面積約為120㎡，如商品房銷售價格1252元/㎡，則一套面積120㎡住房的購房款約為15萬元，是一個家庭年收入的5.4倍。可見，××中心城區房價還有一定上漲空間，房地產企業還有更多利潤空間，由此也將促進房地產稅收的增長。
(二)××中心城區房地產業發展面臨的挑戰
挑戰之一：國家宏觀調控，抑制房地產業發展。隨著國家對房地產宏觀調控的加強，房地產開發必將趨緩，房地產業發展必將受到抑制。雖然目前還很難判斷國家的宏觀調控能否產生長期效應，但是房地產開發投資方面的即期效應已經顯現。20xx年××中心城區固定資產投資額為202672萬元，同比增長10.5%，但房地產投資額僅為62452萬元，同比下降8.9%，房地產投資的增幅相對于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的增幅出現萎縮。由于受國家宏觀政策調控影響，投資規模萎縮，××中 心城區房地產業難以做大。
挑戰之二：經濟規律作用，擴散房地產業發展。房地產開發具有地域特性，其發展規律是先集中在中心城區，特別是交通便利、土地價格相對較低的地方，然后隨著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大和土地價格不斷上漲，逐步向土地價格較低的周邊縣市擴散。××房地產業也出現了由中心城區向周邊縣市擴散的趨勢：近三年來，××中心城區房地產業稅收逐年在下降,而周邊縣市房地產業稅收在逐年上升(具體見附表)。由于房地產投資具有這種獨特的擴散性，××中心城區房地產業不能像其它產業那樣集中力量做大做強。
20xx年——20xx年××房地產稅收分中心城區和周邊縣市統計表
單位：萬元
年度 房地產稅收合計 中心城區 周邊縣市
稅額 比重(%) 稅額 比重(%)
20xx年 4752 1739 36.6 3013 63.4
20xx年 8724 2621 30.0 6103 70.0
20xx年 15402 4499 29.2 10903 70.8
挑戰之三：地理位置劣勢，制約房地產業發展。××中心城區并不是××行政區劃中心，行政管理沒有優勢。豐城、樟樹、高安、靖安融入省城南昌消費圈，銅鼓、宜豐、奉新、上高因離××中心城區遠也難以融入到同一個消費圈上，所以，××中心城區房地產市場對所屬縣市沒有吸附力。僅僅靠××中心城區居民支撐的房地產市場，是一個發育不完善的市場，××中心城區房地產業難以做大做強做優。
房地產業發展所面臨的挑戰，對我市地方稅收增長造成很大影響。一是稅源不穩定。由于受國家宏觀政策調控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中心城區房地產業未來發展形勢不確定，由此帶來房地產稅源不穩定。二是抗風險能力差。近三年來，地方稅收的高速增長是建立在房地產業稅收過快增長之上的增長，20xx年××中心城區房地產對地方稅收增收的貢獻率達到65.3%，房地產稅收占地稅總收入比例達到27.4%，加上高度關聯的建筑安裝業稅收，比例高達65%以上。一旦房地產業出現較大的波動，地稅收入乃至整個財政收入就可能會陷入困境。今年1-10月，××中心城區房地產稅收僅增長10.8%，對地方稅收增收的貢獻率僅為16.1%，拉動地方稅收增長2.8個百分點，大大低于前兩年，致使××中心城區地方稅收增速由20xx年的21.2%放緩到今年的17.5%。三是征管難度加大。隨著二手房交易的擴大，相關部門如果不嚴格控管，二手房交易的稅收管理難度將進一步加大，同時，房地產企業土地使用稅征收難以到位等。
三、幾點建議
為實現××中心城區房地產業健康發展，促進地方稅收持續、快速、穩定增長，我們要積極規避風險，做到培植稅源、鞏固稅源、實現稅源相結合。
建議一：扭牢經濟發展“牛鼻子”，培植新的地方稅源。經濟決定稅收，經濟發展是地方稅收增收的力量源泉。要不斷加速擴張經濟總量，優化產業結構，進而培植穩定、可靠的地方稅收稅源，降低地方稅收對房地產業稅收的依賴程度，減少地方稅收風險。首先，要加快工業經濟發展，促進工業稅收快速增長。要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加大招商引資力度，通過“推出優質項目、創造優良環境”來引進××境外的戰略投資伙伴;要改變過去“重項目、輕稅源”的觀念，把有沒有稅收貢獻、貢獻大小作為衡量招商引資成效的重要標準，力求招引項目稅收貢獻最大化。其次，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提高第三產業稅收份額。第三產業地方稅收含量高，把第三產業當作地方稅收的主體稅源加以培植，能促進地方稅收持續穩定增長。為此，要繼續加快發展交通運輸業、金融保險業、飲食和住宿業等傳統行業的發展;要重點扶持法律咨詢、中介服務等新興行業的發展;要著力發展文化、旅游、體育產業，培植休閑旅游產業，促進休閑服務健康發展。最后，要加速重點企業發展，做大做強支柱稅源。推行扶優扶強策略，對市場份額大、銷售形勢好的企業，在信貸、貼息、土地等方面實行重點傾斜政策，增強企業資本運作能力和市場開拓能力。大力引進戰略投資者，實施投大靠強，推進開放式重組，不斷擴大企業規模，提高企業競爭力。
稅收發展范文第4篇
新一輪稅制改革已經啟動并且取得相應進展.從2004年出口退稅制度的改革,到2008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的統一各類企業的所得稅改革,我國的稅制改革可謂是轟轟烈烈
與稅制改革相比,稅收征管改革卻顯得相對滯后.從以往的實踐來看,我國在1983-1984年、1994年進行兩次重大稅制改革時,都沒有推出整體稅收征管改革方案與之協調.大多數專家學者在研究稅制改革時,都忽略了稅收征管存在的問題.然而,正如維托.坦齊所說"稅收是強調可行性的學問.一種不可管理的稅制是沒有多少價值的.理論上最完美的稅制如果所表示的意圖在實踐中被歪曲,就可能變成蹩腳的稅制".因此,在進行稅制改革和稅制優化時,必須把稅收征管納入其研究范圍,充分考慮稅收征管能力,選擇可操作的"有效稅制",使稅制改革和稅收征管均衡發展
一、稅制改革和優化有利于稅收征管質量和效率的提高
優化稅制理論的精髓是,既然扭曲性稅收所帶來的效率損失是不可避免且可能很大,我們的任務就是要盡量使這些損失達到最小.在最簡化的優化稅制模式中,將效率損失降低到最小就是唯一的目標.而在較為復雜的優化稅制模式中,則應在效率損失最小化與稅收公平、社會福利的社會分配等方面尋求一個權衡點.優化的稅制是理論上的一種理想模式,是各國稅制改革追求的目標.通過不斷的稅制改革與完善逐漸向最優化的稅制結構靠攏,在這一改革過程中效率損失逐漸降低,稅收公平逐步實現,社會福利分配更加公平,使得納稅人的遵從意識不斷增強,減輕納稅人的抵觸情緒.這樣既有利于征集到適度規模的稅收收入,又能降低稅收征管成本;同時,有利于納稅人對政府職能部門的監督,有利于納稅人之間的相互監督.這一切無疑會提高稅收征管的質量與效率
世界稅制改革的實踐表明,許多國家以復雜的稅制去服務于眾多的政策目標,結果實際執行的稅制往往不同于稅法意義的名義稅制,實際效果也大大偏離了政策初衷.這種情況在我國也很突出.因此,試圖利用稅收工具實現過多的社會經濟目標是不現實的.稅收作為政策工具有其局限性,并不是萬能的.如果賦予它過多的額外的目標,本身也不符合優化稅制的思想,反而會使稅制變得極其復雜.如過多的稅種、過高的稅率、過多地對納稅人的區別對待和繁雜的稅收優惠的形式和數量等.都是直接造成稅制復雜的因素.對過窄的稅基征收高稅率不僅違背了有效和公平課稅的要求,而且也鼓勵了逃稅,啟動了過多的稅收優惠待遇降低了納稅人的奉行.所有這些因素都增加了稅收征管的難度,降低了稅收征管效率.反之,擴大稅基、降低稅率、減少繁雜的稅收優惠形式和數量,則會降低征管的難度,提高征管的質量和效率;同時,也有利于稅制優化,實現經濟社會目標
一般而言,稅制本身包含的區別對待特征越少,稅率越低,稅收優惠越簡單,稅收征管中的漏洞和隨意性就越小,可操作性就越強,稅收成本就越低,就更有助于提高稅收征管的質量和效率.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印度尼西亞、韓國和墨西哥就是采取了更寬和更加簡單限定稅基,加上更加統一的稅率結構的稅制改革和優化的措施,促進了稅收征管水平的提高.為此,世界銀行把通過簡化稅基的確定加強稅收征管作為稅制改革的目標之一
二、稅收征管質量和效率提高有助于稅制改革與優化的發展
稅收征管是整個稅收理論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因為稅收征管質量和效率的提高能夠使稅務部門高效率地貫徹和執行稅法,使稅收職能真正發揮出效能與作用.也就是說,如果僅有稅率、征稅對象、征稅依據等稅制要素是不足以使稅收發揮其功能與作用的,還必須有稅務部門的征管行為,才能夠真正發揮稅收的各種職能作用。 稅收征管對稅制改革與優化具有約束作用.稅收制度是通過稅收征管作用于稅收分配的,稅收征管充當了稅收制度與稅收分配之間的中介.嚴密而有效的征管,有利于稅制的貫徹執行,并能及時發現稅制規定中的不完善之處.相反,超前或滯后的征管會成為稅制正確實施的絆腳石,阻礙稅制改革與稅制優化的過程.如世界銀行2006年11月發表的《全球納稅情況總圖》指出,許多國家稅務征管要求過于苛刻,遵從征管已成為企業的重負.如規定公司年平均報送35頁的納稅申報表,每家公司處理稅務事務平均耗時約322小時.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差異較大,巴西的企業填報年申報表要花2600小時,而瑞典的企業平均只需花68小時.復雜的稅收征管體制效率低下,勢必導致稅收收入下滑,無法體現其真實稅負,不能實現稅制改革和優化的目標。
雖然稅制改革與優化會受到稅收征管質量和效率的制約,但是政府的稅收征管質量和效率并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技術進步、法制的健全、稅務人員素質的提高以及管理制度更加科學規范,政府的征管質量和效率會逐漸提高.而政府稅收征管質量與效率的逐步提高則會給稅制改革與優化的選擇提供更廣闊的空間,有助于稅制結構更加合理、更加完善、更能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充分發揮稅收的職能作用
我國目前的個人所得稅課稅采用分類所得稅模式,實行源泉扣繳的方式.它不能就個人各項所得的高低實行統一的累進稅率,難于體現公平稅負,也不利于對個人總收入水平的調節.所以很多學者主張我國采取綜合所得稅制模式.然而,在稅收征管上,綜合所得課稅模式比分類所得課稅模式要求更高.國際稅收發展的實踐表明,綜合所得課稅模式要求建立納稅人編碼制度;準確掌握納稅人各項收入;推行非貨幣化個人收入結算制度;建立電腦管理資訊網路,實現與銀行、工商、公安、海關等部門的聯網.而我國目前尚不具備這些條件,這就造成了部分不透明、不公開、不規范的"灰色"或"黑色"個人收入的存在,妨礙了稅務部門對個人所得稅稅源的確定和稽核管理,而且大量現金交易也使許多個人收入游離于控管之外.隨著我國稅收征管改革以及相關配套改革的完成,征管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我國的個人所得稅的課稅模式會逐漸向綜合所得稅模式過渡,這樣,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制在調解收入、促進公平方面將充分發揮作用,從而使整個稅制結構更加完善,進而促進稅制改革和優化的實現稅收收入是理論稅制、稅收政策導向及稅收征管水平等因素的函數.在其他因素既定的條件下,稅收征管的水平對稅收收入顯得尤為重要.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稅法規定與實際課稅結果都存在差異.如果理想的稅制超越了現存的征管水平,漏征率比重很大,稅收收入大大低于應征稅款,則稅制的目標就難以充分實現.隨著我國稅收征管水平的提高,稅收的綜合征收率已經由1994年的50%上下提升至2003年的70%以上,10年間提升了20個百分點.具體到作為第一大稅種的增值稅,其征收率則已由1994年的57.45%提升到了2004年的85.73%,11年間提升了28.28個百分點.這是我國近年來稅收收入持續高速增長的原因之一.稅收征管質量和效率的提高,使得實征稅款與應征稅款的差距逐漸縮小,當初稅制設計的目標逐漸顯現。
三、稅制改革、優化與稅收征管均衡發展的對策
綜上所述,稅制改革、優化與稅收征管存在兩個層面的關系.一方面,完善科學的稅制可以為稅收征管創造良好的實施基礎;另一方面,有效的稅收征管是實現稅收制度政策目標的必要手段和保證.無論從哪一個層面看,客觀上都要求稅收制度與稅收征管相互協調,均衡發展.也正是因為稅收在幫助促進政府政策目標的實現方面雖然可以發揮積極作用,但同時要受到稅收征管能力的限制并存在一定的代價,決定了稅制在確定其政策目標和繁簡程度時,應當以已經或可能達到的稅收征管能力為前提.明確二者的關系,有助于我們充分認識稅收征管對于稅制改革和優化的重要性,它對于我們實事求是地研究制定稅制改革和優化方案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因此,無論是在稅制改革和優化時,還是在優化征管、提高征管質量和效率時,都應該綜合考慮二者之間的關系,使稅制改革和優化與稅收征管均衡發展,更好地實現稅收政策的經濟社會目標。 (一)應對稅制進行改革與優化
稅制改革與優化應遵循法制化、簡化稅制、便利征納的原則.首先,要盡快完成稅收基本法的立法工作.稅收基本法應包括各級政府開征新稅種、調整已有稅種的程序、納稅人的權利等內容,逐步健全稅收實體法,將所有稅種完成立法手續.以維護稅收法律的權威性和嚴肅性;完善稅收程序法,使稅收執法程序法制化.其次,簡化稅制,以便于征收管理.一項法律要得到恰當地執行就必須既適應環境又便于執行.如果將太多的社會和經濟政策目標融入稅法,就會造成稅制的復雜,既不便于納稅人也不便于稅務機關掌握.納稅人如果發現他們難以正確確定其納稅義務,就不會自覺遵守稅法進行稅收的自我評估.同樣,如果稅基設計不合理,或者規定了許多減免和扣除等,就會使執行碰到困難.在健全稅收實體法過程中應盡量使稅制簡化.簡化稅制不等于實行簡單的稅制,更不是說稅種越少越好,而是根據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和稅收的本質、特點及作用,科學、合理地設置稅種.我們應注意兩方面的工作:一是作為具體體現稅制主要形式的稅法,必須全面、系統、協調、簡明、清楚,易于理解,易于執行.在不同稅種和同一稅種的稅法規定中,既不要含糊不清,模棱兩可,也不要拖泥帶水,冗長繁雜,更不能存在自相矛盾或重疊等問題.以免出現年年補充解釋、層層補充解釋和"打補丁"的現象.二是稅種和稅基、稅目、稅率以及計算征收制度等的選擇與確定應具體,符合客觀實際.只有這樣,才能增加稅法的透明度、易懂性,便于社會監督,嚴格執行,減少稅收漏洞,降低征管成本,以充分發揮稅收的雙重作用
(二)優化稅收征管,為稅制改革與優化提供更廣闊的空間
1、改變整個社會征納稅環境.影響稅收征管的除了稅收制度之外,還有文化因素,主要包括:懲治腐敗的制度化程度、公共道德的標準以及對達官貴人遵守法律的態度.盡管這些因素并非一成不變.而且它們對納稅人依法納稅的影響絕不是顯而易見的,但納稅人的遵從行為很大程度上與這些重要的但又看不見摸不著的因素有關.通過改善這些因素可以使納稅人更好地遵從稅法.具體途徑有:對納稅人進行教育,使其相信稅收是支付給社會的公共費用;徹底改變政府形象,使納稅人相信政府征稅是為了改善人民生活而不是增加人民負擔;政府對稅款的使用應該公開、透明,并接受社會的有效監督,使腐敗減少到最小.2、加強稅收征收管理.應借鑒西方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一些稅收征管經驗,加強稅法宣傳,提高納稅咨詢服務質量.應積極開展稅收經濟分析和企業納稅評估,建立稅源管理責任制,嚴格稅務登記管理,深入開展納稅評估,切實加強對納稅人的稅源監控.同時與稅務評估相配合,開展稅務約談和經常檢查,充分發揮納稅評估的作用.應加大稅務稽查力度,它不僅是避免稅收損失、增加稅收收入的有效辦法,而且是加強稅法剛性,確保稅制優化的重要保證.應將對偷逃稅、騙稅、抗稅等違法者的違反稅法行為的處理作為硬指標,以保證稅務檢查雙重目的的實現.同時,稅務部門應與檢察機關、法院配合,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狠狠打擊涉稅違法者,保障稅收法制的權威性、嚴肅性.應積極穩妥地推進多元申報納稅方式,方便納稅人自行申報.通過簡化辦稅程序,減輕納稅人的遵從成本
稅收發展范文第5篇
關鍵詞:財政稅收；體制改革；創新與規范化
根據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特點，不斷完善財政政策和制度機制，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對于財政稅收體制的改革尤為重要，而整個財政稅收體制進行改革是一個系統性的過程，應當站在不同角度用不同的策略去進行創新優化，進而創造出良好的財政稅收環境。當前我國財政稅收制度改革過程中存在有諸多問題，例如財政稅收控制管理力度不夠，財政稅收監督監管的問題等，在當前時展的背景要求下，我們必須站在大局的角度，以我國的實際國情為基礎，實現健康穩定的財政稅收發展，不斷加強我國財政稅收的體制改革。
一、我國財政稅收體制改革面臨的問題
當下，在我國財政稅收體制改革過程中，存在有尚不完善的管理制度以及利用不合理的財政稅收資源，這些問題都從多方面制約著我國財政稅收工作的發展，甚至將對我國經濟的發展產生深遠的負面影響。我們應當從不同角度出發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積極穩妥的推進財政稅收體制的改革，及時發現財政稅收體系中存在的不足并且及時進行改革，真正實現全方位的財政稅收管理[1]。
(一)財政稅收控制管理力度不夠
對于財政稅收工作進行控制與管理應當從管理機制的角度出發，讓財政稅收的綜合性管理更加穩妥，進而確保財政稅收管理工作的有效性[2]。相關管理人員能夠貫徹落實行政管理以及業務的總體戰略，對財政稅收工作的管模式進行全方位的創新，創造更加良好的財政稅收控制管理環境。而當下的實際情況并不容樂觀，相關的原則性問題，財政稅收管理工作并未深入貫徹，也沒有切實執行相關的法律法規，整個財政稅收管理過程顯得相對松散，財政稅收管理工作的效果也相較低下。因此，相關管理人員應當樹立起良好的責任感以及使命感，確保整個財政稅收管理工作能夠滿足相關管理控制的標準。
(二)財政稅收監督監管機制不健全
在進行財政稅收改革的過程中還應當從不同的管理監督機制出發，以實際情況為基礎推行財政稅收管理模式的創新與優化[3]。而我國當下的財政稅收管理工作的運行卻并非如此，很多財政稅收管理隊伍尚未穩定，相關管理人員的工作積極性以及主動性十分匱乏，財政稅收管理工作相對滯后。因此，在進行財政稅收管理的過程中，還需要積極完善財政稅收管理制度，讓整個財政稅收工作的開展具備良好的規范性，確保財政稅收管理工作的每一個環節都能夠受到實時的監督與監管。
(三)財政稅收民主管理缺乏完善
在進行財政稅收民主管理的過程中，將政務情況進行公開是很有必要的，只有充分透明的政務工作才能夠實現真正的民主管理[4]。當下，財政稅收管理工作還需要在實際的工作中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進行優化，進而為財政稅收工作的管理模式創新改革提供良好的環境。民主理財以及財務公開等制度應當作為財政稅收工作民主管理的出發點，依然要以實際國情為基礎來穩步創新財政稅收體制管理工作，實現財政稅收工作的綜合性管理，將民主的管理制度切實貫徹落實，將民主管理的優勢充分發揮出來。
二、財政稅收體制改革模式創新的要點
財政稅收體制的改革還需要我們站在不同的財政管理思想角度，對財政稅收體制進行創新[5]。
(一)積極建立分級分權財政機制
想要實現財政稅收體制的優化就必須要通過改革對財政稅收工作進行分級分權管理，這樣才能站在不同的角度對財政稅收工作進行管理，只有積極的建立起分級分權的財政稅收管理機制才能夠為財政稅收管理模式的優化創新打下良好的基礎。要將分級分權制度與財政稅收管理模式的改革緊密連在一起，正面當下財政稅收管理模式中存在的不足，用分級分權管理去有效應對，才能夠讓整個財政稅收管理工作符合整個財政稅收綜合控制管理的標準。同時，要以財務管理的壓力控制為出發點展開財政稅收體制的改革，將統籌管理的力度不斷強化，確保財務管理的壓力能夠被財政稅收管理工作有效的應對，監督管理財政稅收管理中出現的各種問題，科學合理的開展財政管理工作。
(二)健全轉移支付體系
轉移支付系統需要不斷健全，以滿足轉移控制管理的需求，創新優化支付方式。財政稅收支付管理的主要內容可以以穩定、可靠的資源為基礎，對相關資金進行管理，在此基礎上確保支付功能可以滿足各種財政稅收工作的需求，助力財政稅收工作的創新，使財政稅后資金的綜合利用水平得以提升，打下良好的合理配置財政稅收資源的基礎。健全完善轉移支付體系還需要依據稅收支付的總體結構，在財政稅收體制改革的過程中還應當建立增值稅分享制度，以資金分配體系的管理要求為標準來創新建設財政稅收體系。
(三)創新財政稅收管理制度
作為一個系統性的工程，財政稅收體制在實行的過程中需要切實有效的責任制度去進行維護，并且以財政稅收支付模式的需求為標準[6]。創新財政稅收管理體系，讓各級地方政府加強關于財政稅收的監管力度，將地方財政稅收管理工作逐漸的規范化，全方位的創新財政稅收的控制和管理。改革應當站在宏觀管理的角度去對財政稅收工作進行改革，只有從制度方面進行創新才能夠實現整個財政稅收工作的創新，在進行改革創新的過程中應當充分把控好大局觀，確保對于財政稅收的改革能夠滿足各項服務管理的需求以及我國的基本國情。此外，財政稅收的優化管理還要與制度體系建設緊密關聯在一起，進而形成一個完整的財政稅收管理機制。同時，互聯網信息技術的高度發達也預示著我們應當在對財政稅收體制進行改革創新的同時建立其有效的信息溝通渠道，為財政稅收優化控制提供保障。
三、財政稅收體制改革模式創新策略
面對當下的經濟新常態的財政稅收改革工作，我們還應當從管理模式的角度出發，建立起有效的管理機制，將財政稅收的綜合管理水平進行逐步提升，創造良好的各種制度規范化運行環境。在整個過程中，綜合控制管理是財政稅收規范化運行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擁有良好的綜合管理控制是財政稅收規范化運行的前提條件，財政稅收規范化管理還應當與管理模式的創新與優化緊密結合在一起，推進財政稅收的長效發展。
(一)財政稅收支出管理規范化，創建財政稅收支付新環境
我們要站在不同角度去應對財政稅收支出規范化管理中的各種問題[7]。首先，我們要高度融合財政稅收支出管理與支付環境，制訂出一個良好的財政稅收管理戰略目標，深入貫徹到財政工作的各項細節中去，讓財政稅收的收支管理在規范化發展的大環境下進行。其次，要對自主性財力在財政稅收規范化發展過程中的作用進行深入的分析，積極推進自主財力控制，創造良好的財政稅收預算資金管理工作氛圍。最后，還要充分融合財政稅收控制管理與財政稅收模式優化，建立起良好的戰略管理環境，進而不斷地推動財政稅收綜合性控制工作，并且要不斷加強對其的引導，確保整個財務管理工作積極穩定的進行，確保財政綜合控制管理的要求能夠被財務模式滿足。
(二)解決財政收支矛盾
對于財政收支之間存在的問題，在推動財政稅收實現規范化管理的過程中應當積極應對，針對性的控制和管理財政收支工作的實施，進而確保相關的運行需求可以被財政收支所滿足，不斷提升財政稅收的綜合管理水準，保障新型管理模式的形成以及創新。在進行財政收支管理的過程中，財政模式的控制應當是整個工作的出發點，以此為基礎來推動整個財政稅收的各項優化工作的開展。加強財政收支兩方面的工作，用增收模式來帶動管理工作效率的提升。在實際的工作中，應當具體分析相關的債務狀況，并針對性的建立起健全的管理機制，將控制債務的能力進行提升，讓每一種稅收類型都能夠形成與其相對應的收支渠道，全面的推進財政稅收工作，逐步實現財政稅收管理模式的創新，確保能夠高效的控制財政稅收的運行。最后，確保財政稅收體制的可行性應當是財政稅收規范化進程中的重點，因此，要保證征繳力度以及方法，確保能夠與社會經濟的實際情況接軌，建立起一種多元化的管理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