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補貼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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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補貼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家電下鄉，財政補貼政策，效應分析

 

為了激活農民購買能力，擴大農村消費，促進內需和外需協調發展，財政部、商務部提出了財政補貼促進家電下鄉的政策思路。自2007年12月起，在山東、河南、四川、青島三省一市進行了家電下鄉試點，對彩電、冰箱（含冰柜）、手機三大類產品給予產品銷售價格13%的財政資金直補。2008 年12月起試點地區擴大為14 個?。ㄊ?、自治區）及計劃單列市，目前下鄉補貼產品已擴大為10 類，摩托車、汽車也名列其中。本文通過分析家電下鄉中財政補貼政策實施的綜合效應，發現其中存在的問題，針對問題提出建議，從而更好的發揮財政政策的杠桿作用。

一、家電下鄉財政補貼政策實施的正面效應分析

1，有利于拉動農村消費，擴大內需，優化我國經濟結構。

擴大農村需求是擴大國內需求的重點，把農村潛在的巨大消費需求轉化為現實購買力，則能為我國日益形成的強大生產力提供有力支撐，為國民經濟提供持久拉動力。從而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優化我國經濟結構，使消費、投資和出口三駕馬車協同拉動我國經濟增長。家電下鄉政策由國家財政安排專項基金對購買下鄉家電給予銷售價格13%的補貼，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少農民的消費支出成本，降低家電的相對價格，從而提高了農民對家電的需求。

2，有利于改善民生，縮小城鄉差距，促進社會公平。

家電下鄉的推行可以使農村的家電擁有量大大提高，不僅有利于豐富農民的文化生活，還能暢通農民獲取信息的渠道，幫助農民了解國家政策、獲取更多市場信息、學習生產技術，促進農民增收。家電下鄉的推行改善農村消費結構，提高農民的生活質量，這是貫徹國家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逐步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實現農村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具體體現。

3，適當的財政補貼可以促進行業的發展，消化家電業產能過剩，幫助家電業渡過"難關"。

受人民幣升值、原材料漲價、勞動力成本增加、能源提價和金融危機影響，我國家電產品在出口地需求萎靡，與美國、歐盟的貿易摩擦也不斷升級。在出口銳減的危局下，轉向農村市場銷售，成為中國家電業避風險、保增長的選擇。推廣家電下鄉，能夠促進家電生產、流通和農民需求的有機對接，有利于消化家電產品過剩產能，為企業調整產品結構、促進行業健康發展拓展了空間。

4，有利于完善農村生產和流通服務體系，實現城鄉協調可持續發展。

國家通過財政補貼降低了家電的相對價格擴大了家電的需求，從而為企業進軍農村市場開辟了道路，在為企業開辟市場的同時也為推動農村家電服務體系的建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此次家電下鄉國家對各生產和流通企業在生產、配送、銷售、維修等方面都提出了明確要求，以引導生產企業設計和生產適合農村消費特點、適應農村消費環境。通過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引導更多的企業關注農村市場，不斷建立和完善面向農村的生產、流通和售后服務網絡，改變長期形成的以單一供給結構面向差別很大的城鄉二元結構的狀況，實現協調可持續發展。

二、家電下鄉財政補貼政策實施的負面效應分析

1，財政補貼手續程序繁瑣費時

目前“家電下鄉”大都是“事后補貼”，購買人先付全款，在購買后30日內，持購買產品的發票及復印件、身份證原件及復印件、補貼類家電產品專用標志、購買人儲蓄存折（或糧食直補專用存折）等相關材料，到鄉鎮家電下鄉補貼資金審核辦公室申報補貼。這種補貼方式需要層層審核，手續繁雜。手續的繁瑣影響了農民對“家電下鄉”的熱情，許多農民往往因為手續繁雜放棄了購買計劃。論文參考網。

2，增加政府財政負擔

適度的財政補貼是必要的,但超過財政承受能力會影響到國民經濟的健康、穩定的發展。財政補貼過多，削弱了國家財力,降低了國家宏觀調控能力，擠占經濟建設支出和其他支出，巨大數額的財政補貼，將影響其他支出事項的安排,削弱了國家宏觀調節經濟的功能,妨礙了稅收、信貸、價格等經濟杠桿的功能、同時影響經濟建設規模和經濟發展速度。

3，“家電下鄉”活動很容易滋生“尋租”行為

目前實行的政府招標、逐層撥款、財政補貼的“家電下鄉”模式,正在淪為又一個權力尋租的溫床。政府為“家電下鄉”設置專門產品，并對家電廠商采取“準入“制度的時候，其實是一種非常明顯的“設租”行為。既然已經“設租”，倘若沒有高強度的配套監管約束措施，那么“尋租”就成了機構和官僚本能的沖動。相對于政府和家電廠商，核心的利益相關者，農民（消費者）的博弈能力較弱，對政府掌握“準入”的機構和官員的監督約能力就更加微薄了。

4，財政補貼的無差別對待

在我國不僅城鄉差距巨大，農村與農村之間的發展情況也存在著很大的差距，中西部農村的消費明顯滯后于東部農村。從財政支出的公平性角度來看，政府應按能力原則進行財政補貼，即購買能力相同的農民享受相同的財政補貼，對不同情況的農民要根據其購買能力高低進行反向調節，以達到財政補貼的公平。

三、對“家電下鄉”的幾點建議

1，簡化補貼領取的程序

要因地制宜、分類指導，對那些地理位置偏遠、經濟發展水平落后的鄉村，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支持物流配送中心建設，著力解決配送成本高、經濟效益低的難題，條件具備的地區可支持建立區域性農村商品采購聯盟。將與財政部門一起研究簡化家電下鄉補貼手續，方便農民領取補貼，同時研究完善監督辦法，防止騙補。

2，加大監督力度、增強“家電下鄉”政策的透明度。論文參考網。

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增強政府官員的服務意識，減少公權使用范圍；把政府官員的自由裁量權降低到最低，最要堅決斬斷挪用、截留財政補貼款的“黑手”。制定權力制度責任制、權力制衡機制,建立完善的社會監督、舉報體系，建立跟蹤商品的抽樣調查機制，實施有效的事后控制，形成良好的輿論氛圍。同時，加大治理力度，制定嚴厲的法律、法規，降低尋租者的收入預期，以監督和嚴懲兩把“利刃”，使尋租者望“租”生畏。

3，強化各項支農補貼措施，擴大補貼范圍，實行財政補貼政策差別化

家電下鄉應針對各地區收入水平不同給予不同程度的補貼，而對于同一地區的農民也要視其個人購買能力而給予差別對待。論文參考網。強化各項支農補貼措施，擴大補貼范圍，增加補貼額度。

要想真正撬動農村消費市場，最根本的是要提高農民的收入，農民的可支配收入不高，給了補貼一樣買不起。因此可通過多種渠道增加農民收入，強化各項支農補貼措施，擴大補貼范圍，增加補貼額度，竭力保證各項政策落實到位，提高財政支農的績效，以更好地促進農民增收，提高農民收入，增強農民的購買力。

參考文獻：

[1] 方筱萍,盧旋. “家電下鄉”政策的實證分析[J]. 經營管理者, 2009, (12).

[2] 郭振宗. 對“家電下鄉”成效的思考[J]. 管理觀察, 2009, (14).

[3] 張少春．創新財政政策推動家電下鄉[J].中國財政，2008，（03).

財政補貼論文范文第2篇

6月28日，“長沙警事”新浪官方微博證實，全球著名制藥公司英國葛蘭素史克（中國）投資有限公司有關高管人員涉嫌經濟犯罪，正在接受長沙市公安機關調查。昨日葛蘭素史克中國區公關負責人向新京報記者證實相關政府人員曾到訪公司。

而在此之前，葛蘭素史克中國公司曾被曝涉嫌賄賂醫生和論文造假。

相關政府人員曾到訪公司

7月1日，記者致電長沙市公安局，該局案件受理中心一位負責人向記者表示，該案件目前尚處于偵查階段，葛蘭素史克有關人員涉嫌經濟犯罪“正在配合接受調查”。他拒絕透露更多細節?！耙驗檫@個案子情況比較復雜，現在還無法公布案情，等有初步調查結果之后我們再向媒體回應?！?/p>

葛蘭素史克中國區方面繼續了前日的口徑，公關部負責人方芳向新京報記者證實，6月27日有相關政府部門人員到訪了葛蘭素史克公司北京和上海的辦公室，但“并不清楚他們來訪的目的”。她表示，目前公司一切工作照常進行。

曾被曝銷售人員賄賂醫生

在這一事件爆發的兩周前，有媒體曝出，葛蘭素史克正根據匿名舉報調查中國銷售人員的行賄行為。報道指出，舉報人匿名舉報葛蘭素史克中國銷售人員大范圍賄賂醫生，并存在“超適應證推廣”行為。

所謂“超適應證推廣”，是指出于商業目的，有意誘導醫院和醫生超出藥品說明書適應證范圍用藥。

媒體報道稱，上海地區有20名銷售人員被卷入行賄之中，均被開除。

此前不久，葛蘭素史克中國研發中心涉嫌論文造假事件曾引起風波，前研發中心總裁臧敬五被公司開除，并有核心團隊成員離職。

“‘超適應證推廣’很普遍”

去年7月份，葛蘭素史克公司因違規營銷處方藥物等被美國司法部罰款30億美元。葛蘭素史克武漢辦事處一位內部人士告訴新京報記者，每年公司都會有大規模的審計，自去年被罰款后管理非常嚴格?！暗痪€員工的一些操作，公司沒法查?！?/p>

他同時承認，銷售人員在拓展市場的過程中，“與醫院醫生之間的‘禮尚往來’肯定是有的。”

“其他一些藥企們都很猖狂。以銷售為絕對導向的公司，這種情況尤為嚴重?！?/p>

對于涉嫌在中國進行“超適應證推廣”一事，該人士表示，在醫藥行業內，“超適應證推廣”早已是普遍現象。“但總的來說，外資藥企在這方面比國內企業已經好很多了?！?/p>

家電騙補審計僅冰山一角 格力默許經銷商騙補

2013年07月02日 02：16 21世紀經濟報道

自審計署公布騙補名單后，大部分涉事企業都不約而同地將責任推至經銷商身上。以2157.76萬元位居騙補首位的格力電器認為，造成“違規獲得中央財政補貼”的主要原因是終端經銷商填報數據不規范、不嚴謹所致。

但有經銷商告訴記者，若沒有廠商的默許，經銷商騙補的空間并不會大。

同時，有家電業內專家認為，由于受限于時間和地域等多種因素，此次審計署公布的數據僅是冰山一角。而國內某知名白電生產企業高管更向本報坦承，騙補已經是業內公開的秘密，相較起節能惠民工程，企業在家電下鄉和以舊換新中的騙補行為更為猖獗，六年下來，財政損失很可能高達上百億元。

多方聯動騙補

從2007年開始，針對家電行業，國家先后啟動了“家電下鄉”、“家電以舊換新”和“節能產品惠民”三大工程，并輔之以數量可觀的財政補貼。

據本報了解，目前節能補貼的發放流程一般為，消費者購買了相關節能補貼產品，然后由生產企業先行墊付。之后，國家再根據各個企業上報的銷售數量將補貼返還給企業，而在正常情況下，企業一般會根據各個經銷商上報的數字進行匯總。

一位廣東的家電經銷商告訴本報，目前經銷商騙取節能補貼的方法無非就兩種，“要不就是復制條形碼并貼在不享受節能補貼的產品上去賣，要不就虛構用戶信息?！毕噍^之下，前者更容易被發現，因此大部分造假的經銷商一般會使用后一種方法。

事實上，此前已有媒體披露，為了騙取家電下鄉補貼，廠商在給經銷商發貨時往往會多開單據，這些多出來的單據只要配上消費者身份證復印件和發票，就可以到當地財政部門領財政補貼。

據了解，在家電騙補最為空前絕后的時期，企業和經銷商主要通過虛標價格、冒充中標產品、多報銷量等手法進行騙補。就連一些有質量抽檢與貼標許可的協會組織也參與其中，廠商每生產一臺產品，協會就按數收取一臺的費用，而地方政府也往往出于稅收等原因相互包庇。

財政補貼論文范文第3篇

論文關鍵詞：全民醫療保障，醫療改革，城鄉一體化

 

一、珠海市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制度改革的發展歷程

城鄉一體化全民醫療保障制度是指在將城市和農村作為統一的整體進行制度設計安排，通過提供保險、救助等形式向全體公民提供醫療衛生服務的一項醫療保障制度。由于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我國現行醫療保障制度也呈現出二元化、碎片化的特征，在城市有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與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在農村有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再加上不完善的城鄉醫療救助制度，基本上實現了“全民享有醫保”這個基本目標，但二元醫療保障體制的弊端已成為制約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大瓶頸，構建城鄉一體化全民醫療保障制度，

實現全體居民公平、有效的享受醫療保障已成為了當務之急。

珠海由于改革開放，已由一座海濱小縣城發展為如今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珠海在改革發展過中沒有像深圳一樣大量引進外來人口醫療改革，再加上珠海政府對珠海的城市形象定位，珠海一直保持良好的生態環境及較少的人口總量。珠海沒有體制包袱、人口少、經濟發展相對均衡，被選為醫療體制改革的試點城市之一。珠海于1998年啟動醫療保險改革，經歷十幾年的發展，珠海醫改取得了長足的發展，觀其發展歷史，我們可以將其概述了三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初步建立了職工醫療保險制度

1998年，珠海作為醫療改革試點城市為響應國家號召，實施了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確定了醫療保險繳費由國家、單位及職工個人三方共同承擔，以及基本醫療費由個人、社保醫療統籌基金共同分擔的新型醫療保險方式。2000年，珠海作為貫徹醫改試點城市，率先把外來工大病統籌納入社會醫療保險體系，制定了外來工大病醫療保險辦法。同時還把靈活就業人員、失業人員及下崗特困工也納入了醫療范疇。

（二）第二階段：建立了新型農村醫療保險制度

2003年，珠海正式啟動了新型農村醫療保險，截止到2007年全市新農合參保率為93%，形成了嚴密的農村醫療保障網，讓廣大的農民享受到醫療保障的福利核心期刊。該制度在2008年隨著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制度的出臺而被正式廢除。

（三）第三階段：建立城鄉一體化全民醫療保障制度

2006年，珠海率先出臺了未成年醫療保險辦法，打破戶籍限制，外來人口的子女與本市未成年享有同等醫療待遇。

2007年12月推出了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制度，將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外來工大病醫療保險和未成年人醫療保險制度覆蓋范圍之外的城鄉居民全部納入醫療保險范疇，以家庭為單位繳費和政府補貼的方式建立醫保統籌基金，對住院醫療以及部分門診病種（目前為32種）進行醫療保障?；鸬幕I集標準為每人每年400元醫療改革，其中參保人繳費250元，財政補貼150元。參保人住院核準醫療費用最高支付限額為10萬元。[1]根據持續繳費時間確定的參保人醫保待遇限額。

2007年12月5日珠海市政府又《關于建立全民醫療保障制度推進健康城市工程的實施意見》，正式啟動城鄉一體化全民醫療保障制度。而后相繼頒布了《珠海市推行“小病治療免費”實施試點方案》、《珠海市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暫行辦法》及《珠海市實施城鄉醫療救助試行辦法》等三個配套文件。標志著珠海進入了“大病統籌救助，中病醫療保險，小病治療免費”的城鄉一體化全民醫療保障制度的新時期。

二、珠海市城鄉一體化全民醫療保障的現狀

（一） 珠海市醫療保障概述

珠海市人口（包括外來人口）總計145萬，其中參加醫療保險的人數已達120萬人，其中基本職工醫療保險與城鄉居民醫療保險的參保率均達95%以上。全民醫保目標在珠海得到了實現。珠海市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全面覆蓋城鄉居民，推行“大病統籌救助、中病進入保險、小病治療免費”的全民醫保的三角架構模式，涵蓋基本醫療保險制度與基本醫療救助制度。目前珠海市基本醫療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制度，還針對外來務工人員與未成年設立了外來勞務人員大病醫療保險制度、未成年人醫療保險制度。此外還推出城鄉醫療救助制度覆蓋更多的困難群體。形成了“四基本一救助”模式。

1、基本醫療保險制度

“四基本”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繳費及待遇標準如下列表所示：

表1：珠海市各醫療保險的繳費標準

 

險種

繳費方式

繳費比例

備注

城鎮職工基本醫療

按月（每人）

按繳費基數：

單位6%，個人2%

參加門診統籌：

統籌基金50元＋個人賬戶50元

外來勞務人員大病醫療

按月（每人）

按繳費基數：

單位2%，個人不繳費

參加門診統籌：

統籌基金安排100元，個人不繳費

城鄉居民醫療

按年（以家庭為單位）

一般居民：參保人每人每年250元，政府補貼150元

參加門診統籌：

統籌基金50元＋財政補貼25元+個人繳費25元

“特殊人群”：參保人每人每年25元，政府補貼375元

參加門診統籌：

個人不繳費，由財政補貼

未成年人醫療保險

按年（每人）

未成年人（包括在校大學生）：每人每年60元

參加門診統籌：

統籌基金50元＋財政補貼25元+個人繳費25元

財政補貼論文范文第4篇

論文關鍵詞：財政支農；農村社會保障

農業財政政策是國家財政通過分配和再分配手段促進解決“三農”問題一系列政策的總和。通過運用農業財政政策，為我國“三農”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財力支持。財政支農政策的存在不僅具有必要性更具有重要性以適應現階段我國農業的發展。而現行的財政支持“三農”政策體系存在一些比較突出的問題，應盡快建立完善的財政支農政策體系迫在眉睫。

一、我國財政支農政策的現狀分析

經過多年來的不斷調整、創新，一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適應，以推動農村全面小康建設和促進農民增收為目標；以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統籌城鄉發展、推進農村改革、加快新農村建設為主要內容的新型財政支持“三農”政策框架體系已經顯現，但該體系還存在比較突出的問題。

一是財政農業絕對兩周增加，相對量趨于下降。表現在我國財政支農支出的比重呈現出下降、徘徊和增長緩慢的趨勢。二是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在兩個主要方面：1．財政支持對象不合理；2．農業內部支持結構不合理。三是財政農業投入體制不完善。政府對農業的投資渠道較多，不同渠道的投資在使用方面、實施范圍、建設內容、項目安排等方面有相當程度的重復和交叉，造成重復投入等問題，這種投入體制使整體目標不明確，有限的資金無法形成合力。四是財政支農力度小一些。這必然造成地區發展不平衡，農民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影響到農業的均衡發展。

二、財政支農政策的完善

進一步完善財政支持“三農”政策，必須立足穩定增強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加快促進農民收入增加這兩個主要目標，不僅要保持必要的支出增長幅度，體現公共財政資源分配向農村傾斜；而且要合理確定支出重點，優化支出結構，有效配囂公共財政資源。

(一)完善財政支農政策的展望

1．切實加大國家財政對“三農”投入的傾斜力度。

加強政府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投資，建立公共財政與WTO框架相適應的農業支持政策體系，切實加大國家對農村社會事業發展的投入。

2．建立規范的支農資金管理機制。

積極推進支農資金的，積極創新財政支持和民辦公主的機制，規范和加強財政支農資金管理。

3．著力深化縣鄉財政管理體制改革。

擴大“省直管縣”、“鄉財縣管”財政體制和方式改革試點范圍，完善縣鄉財政收入體系，加強縣鄉財政管理。

4．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現代稅收制度。

統一城鄉稅制的目標是：強化城鄉稅收協調，公平城鄉稅負，規范和統一城鄉稅收管理體制，徹底消除城鄉“二元”稅制結構，最終實現農業、農村、農民與工商業、城市居民適用稅制的完全統一。在稅收政策上體現對“三農”的扶持，為農業發展、農民增收、農村穩定創造良好的水質環境，為實現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礎。 投入。

(二)完善財政支農政策的具體措施

1．穩定農業投入政策，多渠道增加農業投入。

各級財政對農業的投人，必須建立在用法律、法規進行制約的基礎上，切實做到依法投資，真正落實。同時，各級對農業的投資總額、投資方向、資金匹配額都應制定具體標準和辦法，以分清責任，強化對農業的投入。要積極利用政策作用，引導集體、農民和其他有關渠道增加對農業的投入。

2．改革農業補貼政策。

要建立健全農業補貼的政策法規，使財政對農業補貼成為一項長期穩定的制度。要改變目前國家對農業補貼絕對額逐年減少、相對數明顯下降的狀況，逐步增加對農業的補貼額度。

3．利用好財政貼息政策。

財政貼息作為一種特殊的財政補貼方式，是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相配合的一種形式，它既能彌補財政資金的不足，又能發揮銀行信貸資金的優勢，它是在市場基礎上維持有效率的農業需要。目前，我國的財政貼息只要用于政策性銀行的貸款貼息。但因為政策性銀行的資金是有限的，遠遠不能滿足全部政策性貸款的需要，故還有必要對一部分商業銀行的農業貸款進行貼息。財政通過貼息政策引導社會資金更多地投資到農業上，以解決當前農業投資整體資金不夠的問題。但應注意的是，按照wI’o規則，財政貼息是屬于應予減讓的政策，這一數額不宜過大。

4．整合農業稅收政策。

要進一步推進農業稅費改革，建立新的農業稅制，然后做好新農業稅制試點的配套改革。

5．加強財政扶貧開發的力度。

首先以促進貧困地區勞動力轉移為目標，加強對貧困農民的教育和培訓，提高就業能力。然后支持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加大扶貧移民開發力度，支持貧困地區農產品加工、運銷和農業產業化的發展壯大，支持貧困人口教育和醫療衛生。

財政補貼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政治關聯 民營企業 融資約束 財政補貼 尋租

一、引言

近年來政治關聯對企業的各個層面所產生的影響成為國內外學者關注的熱點。國外學者從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研究這一問題，并讓人們逐漸認識到高管的政府背景這一較隱蔽且難以量化的因素如何對企業的各個層面產生影響。而國內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國內外研究表明，政治關聯具有普遍性。學者們普遍認為，政治關聯對公司來說是一種有價值的資源，卻往往忽視其負面效應。尤其是民營企業建立政治關聯的最大動機可能是尋租：首先，融資難是制約民營企業發展的關鍵因素，民營企業可能通過建立政治關聯，與政府建立良好的關系，進而通過尋租活動來為企業的融資提供便利。其次，具有政治關聯的民營企業可能通過尋租來獲得更多的財政補貼收入。然而這種基于政治關聯獲得的融資、財政補貼無助于提高企業績效，反而會扭曲整個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擾亂社會正常經濟秩序，不利于企業和整個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政治關聯的負面影響是巨大的，但學者們對這方面的研究有待繼續深化，為此，本文希望通過梳理近期國內外學者的文獻，理清政治關聯與尋租的內在聯系。本文系統地回顧了民營企業政治關聯與尋租問題的研究現狀和發展趨勢，特別是對政治關聯與融資、政治關聯與補貼收入等問題進行系統梳理和總結，在結合我國制度背景的基礎上，提出預防尋租相關建議及未來研究方向，希冀對民營企業政治關聯的研究有所幫助。

二、企業政治關聯與尋租相關理論界定

（ 一 ）政治關聯相關界定 要探討企業政治關聯與尋租的內在聯系，首先要對政治關聯這一概念進行界定。對于政治關聯的概念，國內外研究并為給出統一界定，學者們基于自身的研究給出了各自的概念。Faccio（2006）認為，公司的大股東或者高管（包括CEO、董事長、副董事長、董事會成員）現在或曾經在政府或者議會工作，或者與政府關系密切，那么該公司就屬于政治關聯公司。吳文峰、吳沖鋒、劉曉薇（2008）認為，政治關聯是指公司與擁有政治權利的個人之間形成的隱性政治關系，包括公司高管曾經或者當時在政府部門（或國會）任職，通過選舉捐款獲得的關系等，但不包括因政府持股而形成的關系。趙峰、馬光明（2011）認為，政治關聯是指企業與擁有政治影響力的個人之間形成的隱性政治關系，即：如果一家公司的總經理、董事長、董事、高管是現任或曾就職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軍隊，或者是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那么這家公司就屬于政治關聯公司。王利平、高偉、張學勇（2010）認為，政治關聯是企業與政府部門或擁有政治權力的個人之間形成的較為特殊的政企關系，表現為企業高層管理人員（董事長、CEO、董事）及大股東有在政府部門任職經歷，通過公益事業及人際關系網絡建立起與政府的密切關系等，但是因政府參股而形成的關系不屬于此范疇。政治關聯不同于政治賄賂，在法律層面上是合法的。筆者認為，政治關聯是指企業的實際控制人、大股東、或者高層管理曾經或者現在就職于政府部門，或者企業與擁有政治權力的個人或組織之間有密切關系，那么這家公司就屬于政治關聯公司。國內外大多數學者普遍認同，政治關聯不同于政治賄賂與政治腐敗，在法律層面上是合法的。正如Faccio（2006）所認為的，政治關聯在法律層面上是完全合法的，它是企業通過政治關聯的高管影響政府部門以獲取其他企業所不具有的優勢。吳文鋒、吳沖鋒、劉曉薇（2008）研究發現，中國民營上市公司高管的地方政府背景在一定條件下有利于公司經營，有助于提高公司的價值。并且進一步指出高管的地方政府背景對公司價值的正面影響要顯著大于中央政府背景。這主要是由于民營企業的經營活動主要受地方政府管轄，而高管的地方政府背景有利于減少地方政府的權利侵害行為和利用與政府的關系獲取融資便利性等好處。政治關聯的正面效應是客觀存在的，有政治關聯的企業能夠利用與政府的關系獲取額外的資源，從而獲得額外的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企業的價值。鄭路航（2010）以2006年、2007年間我國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實證研究發現，獨立董事政治關聯程度與企業以托賓Q值度量的業績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該正相關關系在第一大股東為國有股的上市公司中表現尤為明顯。指出我國上市公司獨立董事的政治關聯是一種有利于增加企業價值和提升企業業績的至關重要的政治資源。以上研究表明，企業的政治關聯是一種有價值的資源，可以為企業帶來實際經濟效益的流入，對企業價值的提升有顯著作用。但是政治關聯的負面效應是不可忽視的。梁萊歆、馮延超（2010）以2006年至2009年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民營企業為樣本，研究表明政治關聯企業的雇員規模、薪酬成本均顯著高于非關聯企業，并且政治關聯程度越高，雇員的規模及其薪酬成本也越高。因為具有政治關聯的民營企業受到了政府為實現擴大就業、促進社會穩定等政治目標而進行的政治干預，政治關聯的民營企業比非政治關聯的民營企業雇傭了更多的勞動力，并支付了更高的薪酬成本。政治關聯的負面效應不僅體現在增加了企業不必要的成本費用，更為嚴重的是，政治關聯很可能導致權錢交易的尋租行為發生。魏杰和譚偉（2004）分析了企業在影響政府過程中存在的兩種軌道，即“陽光軌道”和“黑色軌道”。所謂“陽光軌道”，是指企業通過一些合法的、不損害其他企業經濟利益的手段來影響政府，在滿足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可以使整個社會的福利得到帕雷托改進的軌道。這正是政治關聯產生的正面效應，對企業和整個社會的發展都產生了積極影響，這種軌道的存在是有益的，有助于促進經濟社會的良性運行。而相對于合法的“陽光軌道”，“黑色軌道”則是指企業通過一些不合法的、損害其他企業和社會利益的手段來迫使政府為其提供特殊服務，進而換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軌道。這種軌道的存在對企業和整個社會的發展都產生了嚴重的破壞影響，擾亂正常經濟秩序，阻礙了社會的穩定發展。這也正是政治關聯所產生的負面效應，其最主要的表現形式就是權錢交易的尋租行為。尋租是一種浪費社會資源的活動，雖然在短期給尋租者帶來了一定經濟利益，但從長期來看，不僅給政府、尋租企業以及其他企業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更在一定程度上嚴重制約著整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 二 ）尋租相關理論界定 尋租作為理論概念是在1974年由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羅賓?克魯格曼（Paul R. Krugman）在探討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形成原因的論文《尋租社會的政治經濟學》中首次提出來的。克魯格曼認為尋租是利用資源通過政治特權構成對他人的損害大于租金獲得者收益的行為。在尋租概念提出以后，諸如詹姆斯?麥吉爾?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波斯納（Richard Allen Posner）、加里?貝克爾（Garys Becker）等經濟學家將尋租理論研究進一步豐富發展。著名公共選擇學派經濟學家詹姆斯?麥吉爾?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認為尋租產生的條件是存在限制市場進入或市場競爭的制度或政策，而這往往與政府干預的特權有關。魏杰和譚偉（2004）認為，尋租是指企業通過向其政府主管部門交租，可以得到政府提供的特殊保護，進而獲得大量的超額利潤，而對于政府來說，部分政府部門或政府官員通過擁有的行政審批權、行政許可權、行政劃撥權等行政權力，進行“設租”和“收租”，可以實現他們的薪水、權力、地位和提升機會的最大化。陶國慶（2011）認為，尋租行為是交易成本極高的非生產性尋利行為，它是典型的“負和博弈”，會導致社會資源的浪費。如尋租者為疏通關系而花費的資源、政府官員“創租”和“抽租”以及為了保護自身而付出的代價，同時還包括政府部門為了對付各類尋租行為而進行反尋租所耗費的資源。綜合國內外學者研究觀點，筆者認為，尋租是指尋租主體憑借政府行政權力以及政府特權，為獲得超額收益進行的利益轉移而造成浪費社會資源的活動。尋租本質上就是一種浪費資源的非合法活動，雖然在短期內給尋租主體帶來一定的經濟利益流入，但從長期看來，尋租給尋租主體、以及其他社會主體造成的損失是巨大的，并且嚴重破壞了整個經濟社會的良性運行。

三、民營企業政治關聯與尋租問題研究述評

（ 一 ）民營企業政治關聯與融資中尋租機制的內在聯系 融資問題一直是制約民營企業發展的關鍵因素，融資難、融資成本高已成為民營企業發展中的瓶頸。基于此，民營企業更有動機通過建立政治關聯，與政府建立良好的關系，利用尋租機制從而為企業的融資提供更大便利。白重恩、路江涌、陶志剛（2005）研究發現私營企業在財產權受到侵蝕和面臨政策歧視的情況下獲得貸款難度較大，但私營企業在我國的蓬勃發展說明私營企業有一套自我保護措施（即政治關聯）來緩解這種困難，從而降低其貸款難度。胡旭陽（2006）以浙江省2004年民營百強企業為樣本，通過研究民企創始人政治身份與民營企業進入金融業可能性之間的關系，發現在中國金融業進入受到政府管制的情況下，民營企業家的政治身份通過傳遞民營企業質量信號降低了民營企業進入金融業的壁壘，從而提高了民營企業的資本獲得能力，促進了民營企業的發展。羅黨論、甑麗明（2008）通過構建的理論模型論證了民營企業的政治關系對其融資中的作用，并實證研究發現，相對于沒有政治關聯的民營企業而言，有政治關系的民營企業其外部融資時所受的融資約束更少。以上研究表明，具有政治關聯的民營企業更容易從地方金融機構獲得貸款，從而緩解了民營企業融資困難，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民營企業規模的擴大，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企業的價值。由于政治關聯能為民營企業提供融資便利，從而解決民營企業發展的瓶頸問題，因此民營企業更熱衷于建立政治關聯，與政府搞好關系，而往往就會導致尋租行為的發生。李莉、薛冬輝（2011）從尋租視角出發，通過博弈模型推演分析，發現政治關聯因能夠有效降低政府官員的設租風險和民營企業的尋租成本而使尋租行為更容易發生，從而構建了政治關聯對民營企業融資約束產生影響的尋租機制。這種尋租給社會造成了相當大的負面影響，本質上就是一種浪費資源的非合法活動，雖然在短期內給尋租主體帶來一定的經濟利益流入，但從長期看來，尋租活動給尋租者、以及其他社會主體造成的損失是巨大的，不僅扭曲了整個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造成社會不公平，同時巨大的尋租成本還潛在制約著整個社會經濟的良性發展。Khwaja and Mian（2005）實證研究了巴基斯坦上市公司在銀行的長期貸款數據，研究表明有政府背景的企業高管所在的公司借債率高于45%，而違約率高于50%。研究進一步發現，這種“尋租”行為給整個經濟體帶來的成本估計占每年GDP的0.3%到1.9%?？梢?，尋租的成本是巨大的，潛在制約著整個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 二 ）民營企業政治關聯與財政補貼中尋租機制的內在聯系 補貼收入是地方政府對企業的一種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財政補貼也提升了企業的業績。但不恰當的財政補貼也會造成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擾亂企業經營秩序，妨礙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陳曉、李靜（2001）研究發現地方政府財政行為在提升公司業績中的作用，發現地方政府出于資源競爭的需要，對上市公司進行了大面積的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造成社會不公平競爭，極大扭曲了企業財務信息。唐清泉、羅黨論（2007）以2002年至2004年上市公司為樣本，實證考察了政府補貼的動機與效果。研究發現，作為政府干預市場的一種很直接的手段，政府補貼在實現社會目標方面起著很大的作用。從補貼效果來看，政府補貼沒有增強上市公司的經濟效益，但卻有助于上市公司社會效益的發揮。研究表明，具有政治關聯的企業比非關聯企業能夠獲得更多的財政補貼以及稅收優惠。陳冬華（2003）研究發現，具有地方政府背景的董事長在上市公司董事會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席位；地方政府影響越大，上市公司越可能獲得更多的補貼收入。同樣具有政治關聯的企業獲得的稅收優惠的可能性更大。吳文鋒、吳沖鋒、芮萌（2009）以1999年至2004年在滬深兩地上市的民營企業為樣本，實證分析研究表明，在企業稅外負擔較重的省市，高管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司在所得稅適用稅率和實際所得稅率上都要顯著低于高管沒有政府背景的公司。而且，公司所在省市的企業稅外負擔越重，高管政府背景獲取的稅收優惠也越多。這表明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能給企業帶來額外的稅收優惠。因此，民營企業更傾向與政府建立關聯，從而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以上研究結果表明，政治關聯能夠給企業帶來稅收優惠，有政治關聯的民營企業更容易獲得政府補助，但是這種基于政治關聯的補助收入并未給企業帶來長期經濟效益。潘越、戴亦一、李財喜（2009）以2002年至2007年滬深兩市的ST公司為樣本，實證研究發現，民營企業的政治關聯對企業處于財務困境時獲取政府補助有顯著影響。并進一步指出，政治關聯較弱的民營企業獲得的政府補助對企業長期業績的提高作用顯著，但對于國有企業以及具有較強政治關聯的民營企業作用則不顯著。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政治關聯導致了政府補助資金的低效運作。政治關聯的負面效應不僅導致政府補貼金的低效運作，更為嚴重的是，政治關聯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導致政府腐敗、錢權交易的尋租活動發生，對企業和社會的長遠發展危害性極大。余明桂、回雅甫、潘紅波（2010）以我國民營上市公司為樣本，實證研究發現，與地方政府建立政治聯系的民營企業能獲得更多的財政補貼，但這類民營企業獲得的財政補貼與企業績效及社會績效負相關。民營企業并沒有因為獲得的政府額外補貼而承擔對應的社會責任，反而更容易導致政府腐敗、和錢權交易等嚴重的社會后果。因為有政治關聯的民營企業獲得的財政補貼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尋租，從掌握了財政補貼支配權的政府官員手中得到的，而不是因為這些企業真的具有潛力、發展前景或社會貢獻而應當獲得的。由此可見，民營企業通過與地方政府建立政治聯系，利用尋租機制進而得到更多的融資便利、稅收優惠以及政府補貼收入。但這種基于政治關聯的政府補貼并未提高企業的經濟績效或社會效益，反而破壞了社會公平競爭機制，擾亂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造成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更嚴重的是，尋租活動往往容易造成政府腐敗貪污、錢權交易泛濫等嚴重社會惡果，造成不良社會風氣，破壞社會穩定，進而嚴重妨礙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四、建議與展望

（ 一 ）建議 上述表明，民營企業政治關聯與尋租活動存在緊密的內在聯系。但尋租是一種浪費資源的活動，巨大的尋租成本潛在制約著整個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科學合理預防尋租活動是保證國民經濟良好穩步發展的重要條件。陶國慶（2011）認為，徹底防治政府尋租行為要從以下方面加以落實，即扼殺尋租動機、消除尋租機會和加大尋租成本。筆者認為，預防尋租應結合我國制度背景，從宏觀經濟層面來看，我國經濟一直處于高速增長階段，各種復雜經濟現象也隨之出現，相關的法律制度和市場經濟制度還有待進一步完善。完善法律制度和市場經濟制度，可以避免被尋租者利用的漏洞存在，使潛在的尋租者無法變成現實的尋租者；從地區差異和行業競爭層面來看，我國各地區在市場化程度、政府干預、行業管制等方面都存在較大的差異，在這種特殊背景下，預防尋租活動要有針對性。從微觀企業層面來講，我國企業性質具有多樣性，國有獨資企業、國有控股企業、國有參股企業、集體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業等多種企業并存，在這種復雜情況下，預防尋租活動更為困難?？傊?，預防尋租問題需要一套科學有效的制度措施：首先，嚴格公務員選拔制度，加強政府官員的綜合素質培養。杜絕尋租活動要從源頭控制，從我國國情出發，嚴格公務員考試、選拔制度，選拔高素質人才擔當政府官員。因為嚴于律已、公正執法的政府官員才能更好地服務社會，更好地為服務型政府辦事，在人為劃撥資源情況下，秉著客觀中立的態度更為合理地分配社會公共資源，從最大程度上保證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業務素質高的政府官員能夠做出更為科學的決策或治理措施，從而有效避免因政府出臺的相關政策制度不健全而給尋租者留下尋租空間。同時，加強政府官員的綜合素質培養，提高其思想政治覺悟，這樣才能使政府官員自覺主動地抵御尋租行為，發揮個人主觀能動性，從主觀意識上抵制腐敗行為的發生。其次，嚴格制約政府權力，加強完善監管機制，從根本上消除尋租機會。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市場經濟制度，可以有效避免被尋租者利用的漏洞存在，從根本上杜絕尋租的發生，使潛在的尋租者無法變成現實的尋租者。當然最為關鍵的是，嚴格制約政府權力，尤其防止權力集中化。針對這一問題可以采取相應措施將政府權力進行分散化，促使權力機構之間形成相互制衡的局面，同時加強權力機構內部、各級政府部門之間的相互監督、相互約束，從而完善內部監管機制。其次，擴大社會監督范圍，完善社會審計制度，提高新聞輿論的影響力，形成良好的外部監督體系，促使內外監管有效結合，從根本上消除尋租機會，徹底杜絕尋租活動的發生。最后，加大潛在的尋租成本，迫使尋租者主動放棄尋租行為。對于潛在的尋租者來講，只要尋租的預期收益大于尋租的預期成本，潛在的尋租者就會變成現實的尋租者。加大尋租成本就是使尋租行為的成本大于經濟租金，迫使尋租者被迫放棄尋租行為。筆者認為，采取相關措施可以加大尋租成本，如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公務員的薪金水平可以有效防止其尋租。利益問題是尋租的主要驅動因素，提高公務員的薪酬水平能夠讓其主觀意識到尋租的機會成本很高，尋租行為不值得，進而不愿意主動尋租。除此之外，要進一步加強處罰力度，如果政府官員認為處罰力度足夠大以致尋租成本大于預期的尋租收益，在“理性經濟人”的假設下，尋租者自然會放棄尋租行為。此外，中央政府應加大對各地政府官員的監管力度，特別是要加強對非市場化資源配置地區政府官員的監管，特別注意監管具有政治關聯的民營企業。為預防民營企業融資問題上利用尋租機制，各級政府應加大力度對符合產業政策民營企業的金融扶持，以降低民營企業融資約束困難，促進其穩步、可持續發展。為預防民營企業在財政補助上進行尋租活動，中央政府要特別注意監管具有政治關聯的民營企業，減少尋租行為對社會資源合理配置的影響，從而保證社會優化配置資源，維護社會正常經濟秩序，保證社會公平競爭機制的運行，促進整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 二 ）展望 近年來，政治關聯對企業的影響已經得到大量研究的關注，并逐漸形成一個新的研究領域。盡管國內外學者對政治關聯與尋租活動的內在聯系的研究已經取得較為豐碩的成果，但是目前的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有待繼續深化。國內外研究表明民營企業政治關聯與尋租活動存在緊密的內在聯系，民營企業通過與地方政府建立政治聯系，利用尋租機制進而得到了更多的融資便利，大大降低了融資約束；并且政治關聯給企業帶來了更多的稅收優惠以及政府補貼收入。但是這種基于政治關聯的政府補貼并未提高企業的經濟績效或社會效益，反而破壞了社會公平競爭機制，擾亂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造成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更為嚴重的是，政治關聯的負面效應很可能導致權錢交易的尋租行為發生，而尋租活動往往會導致政府腐敗貪污、錢權交易泛濫等嚴重社會惡果，造成不良社會風氣，破壞社會的長治久安，進而嚴重阻礙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盡管國內外學者都意識到了這一問題，但是卻都沒有合理量化尋租成本的方法，大多數學者也通過構建一系列模型來試圖研究尋租機制，但也沒有提出徹底防治尋租問題的有效措施。因此對于這一問題的未來研究可以主要關注在尋租成本的合理量化研究上，以及針對尋租活動的治理措施方面。其次，目前關于政治關聯的多數量化研究僅僅局限于企業高管自身的政治背景，但卻忽略了高管的親戚、好友等社會關系的政治背景，在中國這一復雜的關系網社會中，必然也是政治關聯的重要影響因素。盡管目前國內外很多學者使用啞變量，或構造影響力指數等方法來量化政治關聯，但未對相關政府部門進行進一步詳細的區分，諸如省級、市級、縣級、鄉級等，這往往會遺漏重要的相關信息。因此，針對國內外對政治關聯與尋租的內在聯系問題現有研究的不足，結合我國特殊的制度背景，合理量化政治關聯與尋租成本，以及通過實證來檢驗企業政治關聯與尋租的內在聯系，是未來政治關聯領域的研究重點。

*本文系四川省軟科學項目“四川民營企業發展中的治理問題研究”（項目編號：2011ZR0011）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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