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地扶貧搬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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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扶貧搬遷范文第1篇
我鄉實施易地扶貧涉及2個村，人口2712人，869戶，其中貧困人口1009人。我鄉屬深丘地貌，十年九旱，涉及搬遷人口均為嚴重干旱災害頻發地區，人均耕地0.9畝，且均不通公路，安全飲水不能得到保障。
二、易地扶貧搬遷總體規劃
根據我鄉實際，我鄉易地扶貧搬遷均為就近集中安置。結合我鄉新村聚居點規劃，規劃搬遷安置聚居點3個，可安置搬遷農戶60戶。安置點自然生態條件均得到較大程度改善。根據群眾意愿，搬遷安置點共修建住房5940㎡，附屬設施1980㎡，修建鄉村道路20公里，建集中供水站3個，飲水管渠5公里，建沼氣池60口，垃圾處理池5口。概算總投資1520.5萬元，其中中央易地扶貧搬遷資金118.8萬元，其余整合其他扶貧資金和群眾自籌。
三、實施計劃
全鄉易地扶貧搬遷計劃分兩個年度完成。
（一）2016年完成村聚居點、村聚居點2個搬遷點的建設，計劃搬遷50戶，168人，總投資1189萬元，其中中央易地扶貧搬遷資金100.8萬元。
（二）2017年完成村聚居點的建設，計劃搬遷10戶，30人，總投資332萬元，其中中央易地扶貧搬遷資金18萬元。
四、規劃實施內容
1、村聚居點規劃可修建民房80套，本次共搬遷40戶。建集中供水站1個，引水渠道3公里，每戶建沼氣池1口，共40口，建垃圾池3口，建設公共文化設施900㎡，建公共衛生室300㎡。
2、村聚居點可建民房30套，本次共搬遷10戶。計劃建集中供水站1個，引水渠1公里，每戶建沼氣池1口，共10口，垃圾池1口。
3、村聚居點可建民房40套，本次共搬遷10戶。計劃建集中供水站1個，引水渠1公里，每戶建沼氣池1口，共10口，垃圾池1口。
易地扶貧搬遷范文第2篇
甕安縣創新精準扶貧方式，把“易地扶貧搬遷”作為全縣脫貧攻堅的重要抓手，采取“三策”疊加、“三房”融合、“三保”銜接、“三權”同步、“三創”協同、“三變”推進6條措施，打消搬遷對象搬與不搬的顧慮、解除對基本生活保障的憂慮、謀劃長遠生計的“遠慮”，從而激發搬遷對象主動搬出的意愿，滿足穩得住的心愿，實現致富的夙愿。
打消顧慮
激發“搬得出”的意愿
新房基本上不用自己出錢，搬進新家以后還有政府幫忙聯系工作，甕安縣猴場鎮大田壩村馬滾坡組的貧困戶陳明海做夢都想不到，這樣的好事會落到自己頭上。
陳明海的新家位于猴場鎮木瓜河生態移民安置小區，他掰著手指給記者算了一筆細帳：家里有4人，按照縣里的易地扶貧搬遷獎補政策，每人能享受3.5萬元的宅基地復墾獎補和購建房補助，各項獎補算下來，剛好和這套80平米的新房總價持平，還能余下一點。
陳明海家的老房子在大田壩村馬滾坡組，至今仍沒有通水泥路，從家走到鎮上需要4個多小時。搬遷到猴場鎮木瓜河生態移民安置小區后，居住環境明顯改善，經濟來源也有了保障。“鎮里的包保領導已經為我聯系了一份護林員的工作，月收入1500元左右，參加了相關技術培訓后，就可以正式上崗。”對于今后的生活，陳明海充滿期待。
易地扶貧搬遷政策，讓越來越多像陳明海這樣搬不起家的貧困戶走出窮山溝，實現“搬得出、穩得住、能就業”。在搬遷過程中，甕安縣通過實施“三策”疊加和“三房”融合兩條措施，打消搬遷對象因搬遷負債導致貧困的顧慮，激發搬遷意愿，解決了“搬得出”的問題。
“三策”措施主要針對自愿申請復墾宅基地、精準扶貧建檔立卡戶、獨生子女戶、二女結扎戶的搬遷對象，分別發放宅基地復墾獎補、轉移扶貧補助、計生獎勵補助。
自愿申請復墾宅基地的搬遷對象按200元/O的標準給予補助，對之后在縣城、鄉鎮購房或農村集中規劃點自建住房的，除享有其他住房規定政策外，政府分別補助每戶5萬元、2萬元、1萬元；相對集中連片10戶以上一次性復墾農村宅基地的，每戶再獎勵1萬元。
精準扶貧建檔立卡的搬遷對象除享受宅基地復墾補助、購建房補助外，每戶每人一次性給予5000元裝修補助，最高補助3萬元。屬于獨生子女戶、二女結扎戶的搬遷對象，在享受宅基地復墾獎補和購房補助的基礎上，每戶由計生部門一次性補助房屋裝修費1萬元。
“三房”融合措施充分整合了國家保障性住房、生態移民房、農村危房改造三大住房政策，推出集中安居房、城鎮保障性住房、商品房等多種房源，滿足搬遷戶不同需求。目前，甕安縣已利用生態移民項目在甕安經濟開發區規劃建設了1000套集中安居房，一期500套即將交付使用。
解除憂慮
滿足“穩得住”的心愿
實施易地扶貧搬遷，“搬得出”只是第一步，“穩得住”才是關鍵。甕安大膽創新，嚴謹破題，通過實施“三保”銜接和“三權”同步兩項措施，解除搬遷對象在基本生活保障與基本權利享受方面的憂慮，滿足安居樂業心愿，解決了搬遷對象“穩得住”的問題。
“三保”措施是統籌城鄉養老、醫療、低保政策，讓轉移人口老有所養、病有所醫、貧有所濟，實現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平穩銜接和過渡，消除群眾的后顧之憂。
按“三保”措施規定，搬遷對象進城固定就業或靈活就業均可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已繳納農村養老保險的可將其繳費金額歸并到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兩者存在繳納金額差額的，由政府補助10%，個人補繳90%。首次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離法定退休年齡不足15年的，可補繳參保前不足的繳費年限。對精準扶貧建檔立卡的貧困戶自愿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政府每人再一次性給予5000元參保補助。
搬遷對象可以自主選擇新農合或城鎮醫療保險，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靈活就業人員，可以選擇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
進入城鎮居住前是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對象的，可轉換為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對象，按月發放最低生活保障金。搬遷對象進城后，享受城鎮居民13類24項有關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權利及待遇。
“三權”同步是將教育、醫療等優質公共服務的權利，農村生產資料補貼收益的權利，選擇梯度轉移的權利同步推進。
為此，甕安縣建立供應鏈平臺和安青創業社，出臺《甕安縣隨遷子女就學管理辦法》，政府投入5000萬元購買教育、醫療等優質公共服務，保障群眾權益共享。
同時，制定《甕安縣國家農作物良種補貼項目實施方案》，實施扶貧搬遷的農戶和普通農戶同等享受涉農資金補貼政策，保障扶貧搬遷戶的公共資源補貼收益和農村生產資料的財產性收入，現已補貼資金587.55萬元。
此外，在尊重群眾自身意愿的前提下，集中在產業園區、城鎮、新農村選址建設安置點，供搬遷戶自愿選擇。截至目前，全縣異地搬遷戶有5379戶搬遷至城鎮，532戶搬遷至產業園區，1358戶搬遷至新農村。
謀劃長遠
實現“能致富”的夙愿
8月18日，驕陽似火。猴場鎮木瓜河生態移民安置小區住戶鄧勝祥忙著和妻子搬運農用三輪車里收來的廢品。“別看收廢品不起眼，只要勤快，每月基本能保持4000元左右的收入，多的時候有5000至6000元。”鄧勝祥說，能把收廢品這個事做起來，全靠換了一個新的環境，自己原來住在猴場鎮金竹村，那里土地貧瘠，缺水嚴重，路也不好走，每日辛苦勞作只能勉強糊口。
搬到鎮上的安置小區后，鄧勝祥租了一個門面回收廢品。不到一年，家里就添置了電視機、冰箱等家電，還買了一輛三輪車，日子一天比天好。“還是搬出來好，要是留在老家望天吃飯，也過不上如今的生活。”鄧勝祥樂呵呵地說。
通過易地扶貧搬遷，許多像鄧勝祥這樣的搬遷對象憑借自己的勤奮和努力，一步步走出貧困。
甕安縣通過“三創”協同和“三變”兩條措施，為搬遷對象消除就業與發展的“遠慮”，實現發展夙愿，解決了搬遷對象“能致富”的問題。
政府創就業、能人創事業、移民創家業的“三創”措施通過發展產業、增加就業、鼓勵創業，著力提升移民搬遷后的自我“造血”功能。
對于自愿參加培訓的搬遷對象，政府除免費培訓外還給予培訓補貼并免費提供職業介紹。培訓后有一技之長的青壯勞動力可通過區域勞務合作，輸送到外省務工。因殘疾、失業1年以上等導致就業困難的零就業家庭、低收入家庭，可優先安排到公益性崗位就業。
對于自主創業者，政府從手續辦理、貸款申請、稅收優惠等方面給予最大限度扶持。在農民工創業園創業的，享受“一免兩優三扶四規”扶持政策，優先享受貸款金額最高8萬元、貼息期限最長2年的農村青年創業和婦女創業小額擔保貸款，優先享受“3個15萬”補助政策；合伙創辦企業的，可提供人均10萬元、最高200萬元、2年以內小額擔保50%貼息貸款。創辦小微企業和營業額在規定范圍內的，同等享受相關稅種免征或減征政策；個人初次創辦經濟實體或從事二、三產業的，自創辦之日起三年內所繳納的地方稅收縣級留存部分，由縣財政據實以獎勵形式返還。
易地扶貧搬遷范文第3篇
貴州省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在移民搬遷安置過程中面臨著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碰撞和矛盾。因此移民的重新安置通常會面臨著社會適應的問題。移民子女是移民群體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處于學齡階段的移民子女，在其社會化過程中，多個主體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如家庭、學校、社區、大眾傳媒等等。移民子女適應情況的好壞直接影響其生活質量、與父母的感情，更會影響他們是否能順利完成社會化的過程。
2.理論意義
從研究對象來看，目前學術界重點關注流動兒童、留守兒童、城鄉移民子女等群體，對易地扶貧移民子女關注不多。本文以易地扶貧搬遷移民子女為研究對象，在一定程度上拓寬了流動人口研究的視野。從研究內容上來看，目前關于易地扶貧戶子女安置地適應問題的成果集中體現在教育學、心理學領域，從社會學角度對易地扶貧搬遷移民子女安置地適應方面的成果還比較少見。因此，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移民人口既有研究的內容。
3.實際意義
貴州省是我國扶貧攻堅的重要省份，其易地扶貧搬遷工程規模巨大，移民人口眾多，移民子女所面臨的學校適應問題也更為突出，亟需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因此，以貴州省為個案，研究易地扶貧搬遷移民子女的安置地適應問題對提高移民子女的教育效果，提升移民家庭整體生活質量，促進移民群體真正融入安置地社區，促進移民社區的發展和穩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因此，筆者選取易地搬遷群體中的小學生群體作為研究對象，分析其在安置地的適應情況，找出其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改善對策，增強移民子女的各方面適應能力，為其更好地適應和融入安置地生活，為其順利完成社會化過程提供經驗借鑒，也有利于推動貴州省移民工程的順利進程。
（二）綜述國內外有關本選題的研究現狀
筆者在文章中所使用的“移民子女”即全部屬于易地扶貧搬遷移民子女。在對易地扶貧搬遷界定后，在本文中針對移民子女的界定也比較復雜，因為在這些移民搬遷群眾當中，有農民工子女、農民子女、隨遷子女以及返鄉農民工子女多重角色等情況出現。
1、國內外有關易地扶貧搬遷相關方面的研究
我國的易地扶貧搬遷政策實施已久，其演變經歷了從試點探索階段（2001-2010），到全面推進階段（2011-2014），最后到現在的脫貧攻堅階段（2015-至今）。隨著易地扶貧搬遷政策的演進，其越來越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話題。許多學者從宏觀政策的視角對易地扶貧搬遷進行研究，關注政策在基層實踐過程中產生的風險，如張世勇（2017）認為易地扶貧搬遷在基層實踐中，由于層層下壓的執行壓力使政策的執行出現偏差，從而產生執行風險。王賽賽（2017）認為易地扶貧搬遷在弱化生活和產生風險時，增加了政治、生態和土地的風險。有的學者關注政策效果的評估，如寧靜（2019），曾小溪，汪三貴（2017）等人通過實地的經驗研究認為易地扶貧搬遷降低貧困的脆弱性，是一種有效的扶貧手段。有的學者主要集中在地方經驗的研究，如葉青、蘇海（2016）貴州經驗的表達，王曉毅（2017）的寧夏考察，邢成舉（2016）的陜南實踐都注重了地方性的研究經驗。也有些學者關注了搬遷后移民的生計脆弱和恢復，以及移民的可持續生存等問題。如汪磊、汪霞（2016）關注移民搬遷前后生計資本的變化及對農戶增收的貢獻；金梅、申云（2017）通過不同易地扶貧搬遷模式前后的生計資本變動的情況，發現搬遷有利于農戶生計資本的提升。另外一些學者關注了易地扶貧搬遷中存在的問題，如彭瑋（2017）、藍都云（2016）、張建（2018）等人從不同的視角關注了易地扶貧搬遷實踐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對策。
同時，也有許多學者關注到了微觀個體，李宇軍、張繼焦（2017）關注移民能動性的發揮，形成以“以群眾為中心”的政府做風，通過與民工商激發群眾的內生動力，其中部分學者關注到了移民的社會適應問題，如鄒英、向德平（2017）從文化、經濟、身份角色等方面分析移民陷入的市民化困境并提出了分類施策、政策配套和公共服務的適應路徑。袁燕（2011）著重從心理方面研究移民的適應問題，而移民的感知融合更能體現出移民的心理認同和歸宿感（史夢薇，2019）。鄧華麗（2017）從社會工作的視角對易地扶貧搬遷對象開展介入，以解決移民遇到的困難和問題幫助更好的融入當地生活。
易地扶貧搬遷是我國提出的扶貧措施之一，國外沒有對易地扶貧搬遷的直接概念和解釋，而相似的概念則是“生態難民”以及“環境難民”等。1976年，Lester Brown提出了“環境難民”的概念，這一概念指的是遭受到環境因素的影響或者人為因素的影響，即環境的破壞，比如發生核泄漏事故、火山噴發等人為因素或者自然因素造成的影響，并且使人們無法居住在原有的家園，被迫永久搬離家園的人們，稱之為“環境難民”。另外，Diane認為，生態難民的概念是指，由于自然災害、環境的自然退化以及政府人為的因素，導致的原生居民被迫搬遷，這部分稱為生態難民。由于“難民”一詞具有貶義的詞性，專家學者提出了一個新的名詞，將“生態難民”更改為“生態移民”。國際移民組織（IMO）則定義了“生態移民”，指生態環境的突然變化或者是緩慢的變化，導致原著居民無法在當地繼續生活或者生存條件不利的影響，從而被迫或者主動的遷離家園，這部分人群稱之為“生態移民”。
2、有關移民子女適應問題的研究
縱覽國內外學界對適應的界定，國外學界是將社會適應的諸多表現放在文化適應的框架下來談，其落腳點在于習得、適應、融入或者擴充遷入地的文化樣態。而國內研究對于社會適應問題的劃分標準眾多，將社會文化適應看做是社會適應的一種表現。主要分為心理適應、行為適應、學習適應、文化適應與社會環境適應。國內在有關移民子女的社會適應問題主要從移民子女自身和外部影響兩個方向出發，自身適應問題主要還是偏重自尊感、歧視感等知覺方面引起的心理不適，行為偏差而展開討論，通過與同齡的城市兒童的心理和行為狀態進行對比，分析產生心理問題和行為不良的主要表現和原因，而在原因分析上主要還是歸因于自信新,自身對城市環境和文化的包容度，和朋輩群體間交往的密切程度。在外部影響上主要從社會制度層面對隨遷子女的就學情況展開討論，通過實證方法發現打工子弟學校的教學水平，并思考移民子女就學困難的解決辦法，為提升他們的教學質量，享受公平的教育機會展開相關研究。
國外關于移民子女的社會適應問題主要在文化適應脈絡下去討論個體的心理，行為、社會交往的一-系列反應。在社會制度層面重點分析研究社會制度如何有效地接納移民子女，讓他們在社會中實現過渡與融合，減小社會排斥的可能性.為國內移民子女的城市社會適應提供了不錯的參考和借鑒。但是由于易地扶貧搬遷戶及其子女在中國社會中經濟、社會地位、社會角色等諸多的特殊性，讓兩者在概念上無法等同。國外對于我國易地扶貧搬遷戶子女社會適應的相關研究還是比較欠缺。
總得來說國內在對于移民子女社會適應的問題上，解釋分析視角眾多，可以為社會工作介入此類問題，提供借鑒的思路和理論的指導，但是結合具體社會工作介入現實，社會工作服務模式的研究和反思相對較少，大多的社會工作處遇模式都以較為普遍的單方面社會工作方法介入某一特殊問題的方式展開。然而，移民子女處于快速的社會環境變遷和復雜的社會關系中，社會工作介入研究只有回到具體的社會環境、服務環境以及服務對象所處的場域，我們才能理清服務對象真實的想法，不適應問題產生過程中復雜的社會關系，而非只是從單方面的從心理適應角度或者行為偏差角度或者教育公平角度等等進行分析與介入。
由于筆者選取的是易地扶貧搬遷戶子女中的學齡階段兒童這一特殊群體進行研究，本文將從家庭適應、人際適應、學業適應和自我適應四個維度進行分析。當易地扶貧搬遷戶以及其子女整體遷到新環境后，移民子女對家庭環境改變的適應是其在安置地完成社會適應的一一個重要內容。家庭是兒童出生后接受社會化的第一個社會環境，也是社會化的最重要場所，它的教育和影響對個體早期社會化甚至是一生的社會化都具有重要意義。”所以家庭適應的好壞直接影響到移民子女的適應情況,移民子女作為家庭中的一員，作為易地扶貧搬遷中的一分子，其家庭環境的影響不可忽視。
人際適應是移民子女適應新生活的重要方面。學齡期移民子女的人際關系主要分為三種類型，即師生之間的關系、同伴之間的交往關系、同齡群體的交往關系。對移民社區移民子女而言，其師生關系、同伴之間的交往關系對其影響較大。人際離不開兩者之間的溝通互動，移民子女的人際適應離不開與其有聯系的人的互動過程，就如社會學家齊美爾所指出的“社會是通過互動產生的”，他非常強調社會關系和社會互動對社會形成的重要作用。他認為:“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只要有一些人通過互動和相互影響而發生聯系，社會就(在某種程度上)存在著”。
易地扶貧搬遷范文第4篇
一、項目名稱：蔬菜春秋大棚種植
二、項目概況：項目位于東井嶺鄉塔店村池嶺移民新村，由村委會引導自然村易地搬遷戶組建互助合作社帶動貧困家庭發展蔬菜種植產業，擬實施蔬菜春秋大棚種植20棟，每棟約需資金1萬元。
三、水源解決方案：通過提質改造現有蓄水池，可滿足20個蔬菜大棚種植所需水源。
四、運營模式：互助合作社+易地搬遷戶（貧困戶）
互助合作社負責負責蔬菜大棚及配套設施建設，建成后確權給易地搬遷戶；互助合作社帶領易地搬遷戶發展蔬菜種植，并負責日常經營管理；大棚建設及后期運營由村委和易地搬遷戶全程監督。
五、運營管理：
1、流程
（1）村委負責協調流轉土地；
（2）互助合作社負責建設蔬菜大棚及配套設施，并確權給易地搬遷戶。
（3）互助合作社負責蔬菜大棚的經營管理，蔬菜大棚用工優先聘用本項目覆蓋的易地搬遷戶且貧困戶務工比例不低于70%。
（4）互助合作社生產過程中所需農業生產物資（農藥、肥料、地膜、種子等）由其自行負責供應。
（5）為完善大棚基礎實施，確保項目有序推進，由村委負責做好生產用水、用電及道路等建設項目的協調落實工作。
3、其他
（1）互助合作社與村委、易地搬遷戶簽訂三方合作協議。
（2）互助合作社經營過程中自負盈虧，每年須根據合同約定按照扶貧產業項目資金10%比例向村委繳納收益資金，收益資金的全部用于易地搬遷戶分紅。
易地扶貧搬遷范文第5篇
同志們：
根據自治區扶貧開發領導小組扶貧搬遷專責小組的工作部署，以及國家發改委關于“十三五”易地扶貧搬遷全面評估核查抽查驗收工作要求，國家發改委第二批抽查核驗工作組將于2020年10月18日至10月25日進駐廣西開展易地扶貧搬遷抽查驗收工作。為全面做好迎接國家發改委對我區開展抽查驗收工作。今天，我們在這里召開四家班子聯席（擴大）會議，就如何做好我區易地扶貧搬遷國家發改委抽查驗收再進行工作部署。
參加今天會議的人員有：區四家班子領導、“兩院”主要領導，處級干部；區“四辦”主任、副主任；有易地扶貧搬遷任務的后援單位1名主要領導;各鄉鎮黨委或政府1名主要領導;易地扶貧搬遷專責小組全體成員。
今天的會議有兩項議程：
（一）區委區人民政府督查和績效考評辦公室通報易地扶貧搬遷迎檢工作督查情況。
（二）區人民政府區長布置近期重點工作。
（三）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區委書記講話。
下面，進行第一項議程：請區委區人民政府督查和績效考評辦公室通報易地扶貧搬遷迎檢工作督查情況！
…………
下面，進行第二項議程：由我布置近期重點工作！
…………
下面，進行第三項議程：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區委書記講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