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態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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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態化論文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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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態化論文范文第2篇

[關 鍵 詞] 大連濱海景觀廊道建設原則生態文明

中圖分類號： P901 文獻標識碼： A

一、研究背景

自20世紀60、70年代開始，人類對生態環境問題的認識不斷深化和拓展，尤其以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2002年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以及2012年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為標志。自90年代中后期，我國生態環境的現實問題己經對政治、經濟等各方面提出了嚴峻挑戰，國內學者紛紛從不同的學科角度對生態文明進行具體的闡釋，期刊論文、專著不斷問世，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首次提出“生態文明”建設的執政理念后，學界對生態文明的研究更加深入，其理論視野更加開闊把對生態文明的研究推向了更高層次。特別是十再次重申“生態文明”，并將它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衡量標準提出來，是我黨科學發展、和諧發展理念的一次升華。可見，生態文明理念已從學術領域深入到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并將在城市生態景觀的建設實踐中起到重要的指導意義。

大連市黃渤兩海岸線總長度約2211公里，是全國海岸線最長的城市，擁有眾多的濱海景觀。在形形的濱海景觀中不乏一些好的設計，但就總體來說也存在眾多的缺陷與不足。尤其在其人工廊道效應不斷強化和提高的同時，其周邊自然廊道日益被擠占，其周邊原有人工廊道及城市景觀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如何對大連濱海景觀廊道進行合理的建設、發展與保護，特別解決濱海開發建設與生態保護的矛盾已成為一個非常迫切的問題。

二、濱海景觀廊道建設主要問題

（1）城市特色缺失

如今城市的發展受到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影響，再加上設計師們追求樸實的建

設原則，其中一些設計原則都是放之四海皆為準，老城市在不斷地更新過程中，

特色也隨之流失，而作為濱海城市，濱海景觀的規劃則是一種繼承歷史文脈的一

種重要手段，所以對濱海景觀設計的特色的探索是非常有必要的。由于大連濱海地帶的特殊性和復雜性，過多保留了沿岸的風貌，使濱海景觀廊道特色不夠明顯，缺乏地域特點，也沒有合理的組織形式，導致濱海景觀廊道面臨著一定的特色危機。

（2）景觀布局缺乏主次

大連濱海景觀廊道在主景和配景的比例分配上基本相同。某些景觀段的功能分區散亂無章，沒有重心，景觀結構組織散亂。所以在進行濱海景觀建設的時候，應首先把功能分區劃定好，然后確定主體，主要在主景上下功夫，次景起到補充作用，二者是互相補充的關系。

（3）景觀元素單一

景觀的表現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彰顯著景觀的個性，功能需要以多樣化的形式來表達需求。大連濱海景觀廊道的諸多景觀要素存在單一問題。以地面鋪裝為例，濱海步道的地面，主要以海特產的具體形象進行表現，缺乏創意；海邊雕塑和鋪裝材料基本是花崗巖，只是起到一種單純的功能作用，缺乏趣味性的裝飾作用。

三、濱海景觀廊道建設原則

3.1人性化原則

創造“以人為本”的濱海景觀，就是要充分考慮游覽者在游覽濱海景觀廊道時對情感、心理、生理等多方面的需求。在建設中可以通過設置人性化的親水平臺、林間步道、觀景臺等景觀設施，提供給游覽者與環境融為一體的機會。

3.2生態性原則

在大連濱海景觀廊道未來的發展過程中，無論是保護、改造或新建，都要遵循生態性原則：強調在不破壞的基礎上，積極尋找方法來保護和提升整體生態環境的質量，并結合人工手段充分開發濱海生態資源；充分考慮地理、地貌特征，合理安排景觀要素，努力營造順應當地生態環境的濱海景觀。

3.3 歷史文脈原則

歷史文脈的演進和發展所賦予濱海景觀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的過程性和過去性，具有不可重復性和不可再造性。在濱海景觀廊道的建設中，要最大限度地保護和突出歷史風貌特色，留出足夠的開放空間并精心設計，讓濱海景觀空間的游覽者，身臨其境感受到文化的內涵和意義，傳遞一種價值觀。

3.4整體性原則

（1）濱海景觀廊道是大連市整體的一個組成部分，景觀建設必須從全局出發，切忌將濱海廊道和整個城市分割開來孤立地規劃成一個獨立體。

（2）必須將城市設計、市政設計、防潮防汛設計乃至環保，都要與濱海景觀廊道建設看作一個整體，而不是各自為政。

（3）應避免在缺乏整體構思和指導的前提下，將各個濱海景點孤立地由開發機構進行設計，其結果必然導致整體風貌的雜亂無序。

四、 濱海景觀廊道建設的優化實施途徑

基于以上建設原則，擬提出具體優化實施途徑。

4.1 建立生態濱海廊道網絡

以生態文明建設目標為指引，對沿途區域的生態環境、地域文化、景觀基質作相對系統的調查與研究，并充分保護和利用濱海岸線的生態資源，處理好水、山、土地的生態聯系，探索出切實、可行的生態濱海廊道網絡建設模式。

4.2強化人文景觀與自然環境的協調統一

一個現代化城市離不開自然環境和人文景觀的相互依托，要加快現代化的濱海廊道景觀建設進程，就必須在保護和利用的同時，積極推進現存濱海景觀與人文新景觀的融合，通過人文景觀的創造反映城市的建設進程和時代特色。

4.3實現廊道建設的整體性布局

在建設過程中，要首先從研究廊道的整體環境出發，確定景觀的形式、形態、布局方式及空間尺度，從而構成主景、輔景、近景、遠景的豐富變化，形成和諧的量、度關系，實現局部與整體的相互協調。

4.4 提高親海設施的建設品質

濱海景觀廊道的建設不能僅從觀光角度考慮，還要因地制宜、切合實際，在保證其使用功能滿足的前提下進而完善審美要求，實現舒適、安全、優化的景觀建設目的。例如，可結合曲線的海岸線設置曲折多變的親水平臺和濱海步道，一方面符合生態設計及防潮防汛設計要求，同時有助于整體上呈現一種動態，具有多變的濱海景觀視角，可謂一舉兩得。

在建設生態文明的大時代背景下，大連濱海景觀廊道建設以文化生態學、景觀學為基礎，融合相關學科最新研究成果，很好的做到地域文化的繼承、保護、更新，實現大連濱海景觀廊道建設的地域性特色。分析不同特點濱海區段所適用的景觀特征及其開發過程中可以利用或需要體現的特色；試圖為面向生態文明的大連濱海景觀廊道建設提供相關的策略與手段。

參考文獻：

政治生態化論文范文第3篇

    教學實習包括課程實習和生產實習,是實踐教學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貫徹理論聯系實際的教育方針,是培養社會需要的德才兼備人才的重要環節,是鞏固所學理論知識,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能力,培養創新與創業意識、學以致用和適應社會的能力,增強職業意識、進行基本技能訓練的重要途徑。

    1.課程實習。

    課程實習安排在大學二年級,在培養計劃及課程教學大綱中明確學分(時)數以及實習要求和考核方式。實習場所包括各類自然保護區、生態園區、大型企業污染治理設施、政府環保部門等實踐教學基地。實習的形式包括參觀考察以及專題調研等。

    2.生產實習。

    生產實習是學生完成《環境化學》、《環境監測》、《環境工程學》、《生態學》、《環境微生物學》等專業基礎課和部分專業課學習后的綜合性實習,在大學三年級下半學年進行生產實習。實習單位包括企事業單位、政府環保部門、研究院(所)或在本校進行科研實習等,要求學生上崗實習,直接參與教師科研工作。

    3.實踐教學基地建設。

    與具有良好環境行為、環境績效的研究機構、企業集團、社會團體等組織,以雙贏互惠、共同發展的原則,通過有效科研的合作,建立實踐教學基地,為學生提供一個拓展視野、親身體驗的場所。通過有經驗的環保技術專家指導學生實習,進行現場教育。通過課程實習、生產實習等過程,讓學生深入了解社會需求及自身的不足,明確學習的目的,激發學習的動力,提高綜合素質。

    二、社會實踐

    社會實踐是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環節,對于促進大學生了解社會、了解國情、增長才干、奉獻社會、鍛煉毅力、培養品格、增強社會責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環境科學專業社會實踐應當與專業培養計劃有機結合,根據學校培養目標、學生需求、專業特色、學生成長階段和認知規律,實施分類教育。將社會實踐納入本科培養計劃,規定學生社會實踐的學時數,制訂相應的規范。學生的社會實踐形式包括校園文化活動、暑期社會實踐、大學生社會工作、科技學術活動、青年志愿者活動和公益活動等。

政治生態化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王建革；環境史；生態社會史；水文生態史；景觀生態史

近年來，環境史研究逐漸發展成為熱門學科，來自文理各個領域的學者廣泛參與到環境史討論的隊伍中，逐漸形成一個聯系較為緊密的學術共同體，并在理論界和現實社會中發揮重要影響。環境史研究要求學者立足于生態系統的核心層，即人類與自然相互作用的界面，考察人與自然的相互關系。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的王建革教授，二十多年來一直致力于環境史研究，研究視野從蒙古草原逐漸南下到華北平原，再到江南，先后出版了《農牧生態與傳統蒙古社會》《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江南環境史研究》等著作，尤其是《江南環境史研究》一書，更彰顯了其匯集農學、美學、歷史學、社會學之力打造出的景觀生態史研究路徑，將環境史理論研究推進至哲學層次，同時也使學界看到了環境史研究的現實人文關懷及其對當今生態文明建設所具有的重要理論指導意義。

一、學術背景

20世紀80年代，王建革在山東萊陽農學院學習農學。當時的萊陽農學院農學學科分化并不明顯，農學本科生需要學習土壤肥料學、作物學和育種學等學科知識，這段學習經歷為王建革日后從事農業史和環境史研究奠定了寶貴的學術基石。綜合而嚴格的農學學習，使他更為直觀且深刻地觀察、理解了生物與無機物之間的相互作用。人與環境之間的相互制約與促進，技術作為中間媒介在人與自然關系互動中的作用，以及貫穿其中的能量與物質流動，這些對于解讀農業典籍、思考以農立國的中國傳統社會，是極其有益的。在《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一書完稿時，王建革回憶說：“時光一去二十多年，非常幸運，以前所學的，特別是所受到的農學訓練，幾乎都用上了。我深深地知道，這種幸運不是人人都有的。”①后來他到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今中華農業文明研究院前身，簡稱“農遺室”）攻讀農史研究生。20世紀90年代農遺室的學風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要求學問必須面對現實，即把古農學的知識與農業生產現實相對應；二是重視田野調查。當時人類學尚未興起，農遺室的學生已比其他史W和社會科學的研究生更注重田野工作。當時農遺室許多著名的農史專家，除了李長年和郭文韜等導師外，繆啟愉、王達、宋堪慶等幾位先生也給當時攻讀研究生的曹樹基、蕭正洪和王建革等人上過課。繆啟愉先生擅長立足農業現實，依據鄉村習慣與地方知識體系進行考證，他在研究《齊民要術》時就借用了20世紀50年代大量可見的傳統農業技術，用于解讀中國古代技術。王達先生對《補農書》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亦是將學術研究與實證考察緊密結合的實踐。如今，近九十歲高齡的王達老師對曾與陳恒力先生深入桐鄉農村進行農業調查的情形仍然記憶猶新。在農遺室，王建革先后師從章楷、郭文韜兩位先生。在碩士研究生階段，他以“山東植棉史”為題進行碩士論文研究，對20世紀50年代以后華北的農業生產開始有了系統的了解。攻讀博士期間，他的論文研究方向是人口壓力與農業的問題，其中涉及生態史的一些基本問題。在這個階段，聞大中先生利用《補農書》對古代江南生態系統進行分析，將中國17世紀江南高效循環的生態農業介紹給國際生態學界，引起了很大反響，也給王建革提供了極為有益的啟示。受聞大中和郭文韜兩位老師的鼓勵，王建革嘗試從生態史角度著手展開研究，將生態系統理論引入傳統時代社會，嘗試探索生態―社會史的研究路徑。但由于這方面的研究在當時國內學術界尚無先例可循，國外的生態史學術專著也未大量引入國內，探索之路困難重重。

1992―1995年在南京農業大學讀博士期間，王建革發表了論文《小農與環境――以生態系統的觀點透視傳統農業生產的歷史過程》，這是國內較早的生態史論文。他在文中提出了小農生產的生態性和社會性，因而在物質循環流和產品循環流的水平上，以生態學理論為依據，系統地分析了農業生態系統的產生和發展過程，并結合我國農業生產的歷史實際，探討了小農在自然生態系統以及社會系統之間所處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的歷史過程，進一步揭示了我國傳統精耕細作農業技術的生態學背景。此后，王建革對于人口、資源、農業與社會發展的討論逐漸深入且細化。農業生產涉及自然與人文多方面要素，這對研究者提出了較高的綜合知識背景要求。為此，王建革奔波于國內各大圖書館，查閱分散在相關領域的文獻資料。20世紀60―80年代，國際學界的人類生態學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王建革在北京圖書館讀到了人類生態學著作，并從中汲取了大量的學術營養，為他在生態史中的一系列學術探討奠定了理論基礎。

二、華北與內蒙：生態―社會史領域的探索

1996年，王建革到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做博士后工作，也邁出了生態―社會史具體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在這期間，他開始探索從人類生態學的角度闡述我國歷史上社會制度、人口壓力與生態環境變遷之間的聯系，并發表了《人口、生態與我國刀耕火種區的演變》《資源限制與發展停滯：傳統社會的生態學分析》《人口、制度與鄉村生態環境的變遷》《人口、生態與地租制度》等論文。在思考人文與生態關系的同時，王建革也開始著力分析影響生態系統的核心自然因素，如關于土壤肥力的探討等甚是精彩，這些探索為他的博士后研究“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奠定了基礎。1999―2006年間，王建革默默無聞地在學界做一位這樣的學者：嚴密地梳理“滿鐵資料”以及民國調查、筆記小說等文獻資料，又致力于田野考察，圍繞生態與社會展開嚴謹的論證，發表了關于華北和內蒙的三十余篇論文。此后，《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和《農牧生態與傳統蒙古社會》兩本專著的出版則是水到渠成。

方萬鵬在書評中寫道，王建革在“在地域社會的研究中貫穿生態史學的方法……該書的研究視角不存在學術標簽的跡象，而是真正踐行了生態史學的理論”①。全書圍繞生態環境與鄉村社會的主題，探討了傳統社會末期黃河以北、太行山以東、燕山以南的廣大地區的生態環境及其對應的社會特征，這是王建革將生態學理論與思路融入到歷史學、農業史研究的具體實踐，其研究成果展現了人與環境的歷史，既是物質作用的過程，也是心靈、思想和人類整體社會關系對外界反映的歷史。全書從影響生態系統最重要的自然因素開始論述，然后逐個講述諸要素狀態，繼而分析生態系統的運行與調控，可見其清晰的生態系統理念與研究邏輯。首先，不同的水環境產生不同的政治與社會效應。鑒于干旱對華北平原農業的重大影響，一方面，對水的治理衍生出灌溉與社會的問題，從而決定了水利的自然形態與社會組織形態；另一方面，水環境影響著沿河地區的土壤肥力或沙化進程，來自人類社會的農業變遷也影響著土壤的肥力。水土環境是自然體系中最核心的基礎要素，也是該著展開論述的基礎。其次，王建革論述了生態系統中的諸要素狀態，作物、家畜、人是農業生態系統的主體。農作物是人們主要的食物來源，因此耕作技術歷來為人們所重視，并且固化到人們的生活周期中。畜牧業供給人口的能力弱于種植業，且由于取食關系，一個地區所負載的人和動物的數量相對穩定，當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牲畜必然減少，因此在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畜牧業呈現萎縮趨勢。最后，該著進一步分析了生態系統在以上要素基礎上的運行情況。各要素以取食關系建立聯系，保證物質與能量流在系統中往復循環，但人口過度增長，在排斥家畜畜養的同時，也影響了農作物的種植，從而影響了傳統社會末期人們的飲食與營養水平，“三料危機”的出現也警示了生態系統的失衡。而災害是生態系統運行中的重大波動，由此衍生的社會應災機制、聚居方式都與生態文化有關，面對生態壓力，人們也形成了不同的關于人與環境的信仰理念。在該著中，王建革運用投入產出法分析了近代農業生態系統，重新審視了傳統經濟史中關于租佃的一些認識，彌補了此前學者們對近代華北生態關注的不足，也詮釋了環境史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對歷史學發展的卓越貢獻。

《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出版之后受到了學界的高度評價，鄒逸麟先生說：“華北平原是我國傳統社會的主要農業基地，也是災害頻發、社會矛盾較尖銳的地區之一。考察其農業生產、技術水平、鄉村的生態和社會變動，剖析其發展過程中的特點，對了解當今華北平原的農業與社會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作者在滿鐵資料為主的鄉村調查資料基礎上，收集大量方志材料，進行實地考察，歷時十年，寫下了這部專著，使華北平原從清代到民國時期的農業技術、生態環境以及鄉村社會諸方面的研究達到了一個相當高的水平。”②葛劍雄先生也高度評價了王建革的學術研究：“王建革教授是農學博士，在農業開發、土地利用、生態環境等方面有扎實的基礎，又在歷史地理、社會史等方面做了較深入的研究，所以該書既有科學原理的探索，又充分運用了文獻研究、社會調查的成果，資料豐富、觀察細致、論證合理，是一項溝通文理的綜合性研究，在近年來同類成果中居領先地位。”③

圍繞著蒙古草原的生態問題，王建革于2006年出版了《農牧生態與傳統蒙古社會》一書。他研究蒙古的機緣來自對華北社會的研究，在查閱“滿鐵”資料時，王建革看到了大量關于對內蒙古地區豐富且詳實的調查資料，這批資料對當時的人口數量、牲畜頭數、牲畜結構和游牧規律、放牧特點等均有詳細的調查，是進行生態史研究的珍貴資料。草原、游牧、農業是蒙古社會傳統的三大支柱，草原上的人、牲畜與作物的關系構成了農牧業生態問題，所以，王建革以“滿鐵”和其他日占時期的資料為核心，輔以舊方志和筆記小說、20世紀50年代的檔案資料，運用生態人類學和歷史學方法，由草原生態和游牧生態的內容進入話題，在此基礎上揭示了游牧生態與蒙古社會的關系，論述了畜群與蒙古社會的關系，以及蒙古游牧社會在漢農業滲透后所發生的重大變化。《農牧生態與傳統蒙古社會》的研究邏輯與《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一書建構在相同體系下，比較而言，前者關注的生態要素略為簡單，但生態系統的層次清晰明了。自然系統中物質與能量流在草原植被―畜群―人之間往復循環，這是蒙古社會生態運行的基礎。蒙古社會中人的經濟與社會地位甚至階級關系均不同程度地受畜群的影響。而在文化層面上，農耕技術滲透的過程是蒙古社會流動性降低的過程，此后，社會結構、文化、制度等發生的一系列變化均是建立在生態系統變遷的基礎上，因此，結合生態系統的變遷來闡釋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互動就更有說服力。研究蒙古社會時，王建革多次到蒙古草原開展田野調查，其著作鮮明的“文理結合”“注重實證研究”“對滿鐵資料的謹慎和靈活使用”①特征多被學者們贊譽。

三、以水文生態為基礎的江南生態環境層次研究

告別了蒙古與華北，王建革將目光投向了江南。不同的地理特征造就了不同的社會形態，水是江南社會的靈魂，理解江南的關鍵也在于對水的理解和把握。王建革汲取了歷史地理學前輩關于水文研究的精華，并結合自己的知識背景，融會貫通地開始嘗試探索各層次生態系統的歷史，并通過《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和《江南環境史研究》兩本著作揭示了生態系統的層次。《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是以吳淞江下游地區為中心區域的研究，其揭示的層次基本在水文、土壤、農業與社會諸方面，而《江南環境史研究》則是以吳江和杭嘉湖為中心地區的研究，進一步豐富了這個層次。

《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從氣候、水、土等自然環境基礎要素寫起，然后到技術、社會組織、結構層面，最后到制度、文化層面展開分析。全書共有九章。第一部分關注基礎的水文環境，根據水文生態原理重新解讀了古人關于三江水文生態的一些理論；考證了太湖東部沒有三江，只有逐步形成的吳淞江，以及周邊的塘浦河網對吳淞江上游河道的形成也產生影響。在江南水鄉，水環境變化往往會引起鄉村社會體制和農田景觀的相應變化，故該著在第二部分分析了大圩時期的河道水環境、鄉村社會體制及農田景觀變化。“水環境與圩田的改制，實是江南許多制度變化的重要原因”②，家、鄉村共同體、豪強對水環境的不同認知影響了他們的治水實踐。李明慧在評論《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對目前環境史研究的啟示時也看到了這一點，說：“……如地方百姓與官府、地方與中央之間在治河方面的矛盾。結合這些社會內部的矛盾來考察或許會使生態環境史研究更為豐富。”③在水環境變化的基礎上，農田景觀隨之改變，繼而導致唐宋轉型期的詩歌呈現出小區域化、微妙化、多面化等特征。在第三部分，該著結合常熟縣的河道與水利社會狀態個案，主要描述了宋以后小圩模式發展，以及水利共同體在內容上的變化。第四部分是關于稻田生態歷史的獨特分析，水環境、農作技術、社會組織都對土壤變化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一部分作為個案研究，作者從水鄉環境和水利入手，接著以肥料和土壤之間的生態聯系為主線，分析了農村傳統農業生態系統的投入產出比，認為傳統時代的農業生態系統的效率遠遠沒有發揮其增產的潛力。第五部分研究傳統生態系統的信息流，涉及一個廣泛的地方性知識體系。在農業生態系統中，人往往發揮著主導作用，傳統時代的農人們對各種環境因子都有著精細的觀察，并依據這些觀察采取相應的決策，這也是后人理解的傳統時代人與環境關系最為關鍵的部分。王建革站在生態系統觀的高度，解讀文集、詩歌及其他關于水文、水利、農業著述等史料中有關水環境與土壤、農業等要素的關系，對吳淞江流域的主要河道和河網形成時期的水環境進行了長時段的歷史考察，圍繞水環境和治水，考察了自然系統與鄉村社會之間的頻繁互動及其構成的多姿多彩的歷史過程。

《江南環境史研究》在地域上延伸了《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的研究區域，從吳淞江中下游轉至中上游和嘉湖地區。更為重要的是，在《江南環境史研究》中，王建革關注的生態系統要素逐漸增多，且將自然生態系統與人的生境密切結合。該著以吳江和嘉湖地區的水環境，由人與水環境互動而產生的水文與地貌的變化，農業與水生植物的變化，以及士人階層對環境感知的變化為重點，分四部分展開分析。第一部分涉及純粹的無機自然，包括湖泊、河道以及自然的降水與天氣的冷暖。首先分析了吳淞江口的陸淤引起的太湖東部地區水網與地貌形態的變化，然后分析了吳江長橋以西的水環境引起的圩田和地貌變化，特別是分析了太湖沿岸的淤積和湖田形成的過程，最后分析了吳江與吳淞江中下游地區的水旱敏感性。在這里，作者分析了人們長期關注的溫度和降雨在不同地表下的反映的問題，也是環境變遷學者長期關注的問題。水環境豐富時期，水災較少，旱災基本上不發生，而隨著人口增加和開發程度加巨，豐水程度下降，水旱暮υ齠啵吳淞江中下游逐步形成高地，產生了旱災敏感。第二部分分析了與人類關系最密切的那部分自然環境，即關系到生態環境的核心層――鄉村和農田，主要研究了嘉湖地區生態環境的形成過程和桑基農業的歷史發展。歷來關注桑基農業的學者眾多，但是放到農業生態系統中進行考察，王建革是最為精辟的一位，如書中分析：

湖羊飼養所對應的小環境與桑基農業生態環境有天作之合。民國調查報告有：“如果每頭羊全年產肥平均為二千五百斤，那么三要素的總量將是：氮，二十點七五斤；磷酸五點七五斤；鉀，十六點七五斤。而一畝桑地全年對肥料三要素的要求為：氮，二十點二五斤，磷酸四點三斤，鉀十一點二六斤。恰與一頭羊所產的肥料相符合，農民習慣，全年羊肥的大約百分之六十五用于桑地，百分之三十五用于水田，加上蠶沙（用于水田），河泥和其它肥料，可以完全一畝田稻一畝地的用肥量需要。就農村施肥的一般水平言，一頭羊的肥料可以解決一畝田和一畝地的大部分用肥需要。‘以桑養羊，以羊養桑’是這一帶農民的傳統經驗。”生態系統的自循環滿足了小農在小生境下的經營。”①

在人口壓力和農業開發作用下，自然景觀向鄉村景觀轉變，農田景觀逐漸精細且加強。第三部分分析了野外的自然和人對自然的審美，不但講述了水生植物在水環境變化下的變化，也講述了文人對水生植物的審美反應。在這一部分，作者對江南生態系統的分析明顯多了一個重要因素，即野外具有審美意義的植物，這些植物在生態系統中處于關鍵的生態地位，一方面提供了眾多生物的生存環境，有利于保持生態系統多樣性和穩定性，另一方面也是人類獲取生存資料的重要來源。所以，對野生植物狀態的探討，更有助于全面理解生態系統的運行與發展。第四部分是關于人對環境感知的研究。人對環境的反映，一部分體現在社會組織方面，諸如為了適應水環境而產生的水利型社區等，這部分內容較早地引起了學者們的注意，并已經形成諸多討論；另外還有一部分體現在審美方面，涉及人文與藝術，長期以來這方面的研究是不足的。由于這一領域的資料內容主要記錄在文學史或藝術史中，如何將它應用到生態環境史研究中，作者進行了大量的分析和探討。如為了分析不同群體對生態系統的反映，并從認知層面分析環境變化對人的審美的影響，王建革從早期詩賦、中期山水畫到后期江南私家園林的相關內容中旁征博引，論述精辟。從全書的表達來看，前半部分以自然生態系統為主，后半部分側重環境與文化的關系分析，特別是變化的環境對人類審美的影響，系統講述了一個自然與人文互動的生態文明發展過程。

四、景觀生態史領域的探索

景觀產生于人與環境相處的歷史過程中，“景觀不是環境中的某種自然要素，而是一種綜合的空間，一個疊加在地表上的、人造的空間系統。其功能和演化不是遵循自然法則，而是服務于一個人類群體……用于加快或減慢自然過程……許多人造的空間組織形成已經與自然環境如此地融合，以至于它們本身與環境已經難以區分、難以辨認。”①由此可見，景觀更是一個地域性顯著的生態系統。王建革從生態系統的邏輯出發，解讀和處理史料，對影響景觀形成的水、土、植物等自然因素和不同群體的觀念等社會因素逐層分析，繼而解釋自然與人文的互動，既在理論研究中取得了方法、觀點的諸多創新，也對生態文明建設有啟示意義。

在對華北與內蒙的研究中，王建革已經關注到了景觀史內容。《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一書中，他對水利社會中政治景觀和棲居景觀的分析是一個突出的案例，村莊形態及分布、社會組織機構的運行都顯著受到灌溉的影響。因此，王建革綜合河流、地形、農業、戰爭、社會習慣等因素，揭示了傳統社會末期華北鄉村景觀呈現出一種內聚的形態。而在內蒙社會，水草是游牧生態基礎，繼而衍生了游牧社會特有的景觀：從逐水草而居到有規律的游牧。在這個過程中，人們結成的游牧單位與界限劃分是本土的政治景觀，而農業滲透之后，村落形態逐漸鞏固，定居加強，畜群放牧也逐漸從夏、冬營地游牧到耕地與耕地之間留下草地，或者村邊保留牧地，無論是政治景觀還是棲居景觀都發生了顯著變化。

轉到江南研究之后，王建革對景觀的分析更為豐富。作者在《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的研究中，在持續關注政治景觀和棲居景觀的同時，對野外空間的探索逐漸增多。野外空間中動植物群落的變化、空間大小的變化直觀地反映著人地關系，但學術界相關研究甚是缺乏。他根據大量文人歌頌自然的詩詞，在史學呈現上復原了唐宋時期的豐水環境下，由河道與河岸上的樹木花卉、野生植被、圩田中的農作物等共同塑造的江南景觀，尤其是對鄉間野生植被的關注與研究，豐富了景觀史研究。另外，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群體的觀念也影響著景觀的形成與發展。宋代以后，在人口壓力與資源破壞的影響下，水與田野環境發生了較大變化，尤其是在小農經濟興起以后，家景、鄉景、野景都趨向微型化。景能怡情，尚可喻志，因此，景觀可作用于人的心靈從而影響文明的進程。“環境不但使人產生了空間感、時間感，還產生了四時循環的感覺和認識”②，動植物的生長變化如何渲染人們的環境審美、時序感、家鄉歸屬感等，在《江南環境史研究》中都有更為豐富的論證。從《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的出版到2016年之間，王建革撰寫了十余篇關于江南水土環境、鄉村景觀的學術論文，一幅幅立體的傳統鄉野景觀畫面逐漸在史學上呈現出來，待《江南環境史研究》出版，便引起學術界一片好評。

在王建革的景觀史研究中，景觀要素豐富且層次分明。在影響景觀的自然要素中，地貌是最基本的因素，而河道等水體又深刻影響著地貌，因此，他的著作分析均以水為核心，之后延伸到土壤，植被；社會因素中，結合歷史進程，考察國家、鄉村共同體和小農在不同階段對景觀產生不同的影響，農業景觀、野外風光、聚落形態構建了景觀的變化。《江南環境史研究》作為一部較為純粹的環境史著作，對上述要素的分析更為詳細，且長時段的考察更為系統。早期的江南，景^中自然成分居多；唐代開始，來自國家的力量加強，農業開發大規模實施，農田景觀豐富起來，但野生花卉及其他植物依然廣泛存在，圩田、樹木、田野與植被立體化風景有序而多態，直到唐代末期，農業開發成熟，村落依然擁有優美的野生植物景觀；五代開始，小農力量增強，在精耕細作體系下，桑基農業景觀增多；宋代以后，在人口壓力下，水面多被大規模地分割開發，逐漸破碎，景觀呈現出更多的人為狀態。

政治生態化論文范文第5篇

【論文關鍵詞】軍隊思想政治教育；生態環境

軍隊恩想政治教育生態環境，是指對思想政治教育的開展及效果產生影響的部隊內外部因素的總和。它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內生態環境和外生態環境。教育的目的、功能、內容、組織形式與方法等內部體系，無不受到外生態環境的作用與影響。但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又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系統，教育內生態環境同樣包含各種分系統及其組成要素。這些要素相互作用，形成教育生態系統所獨有的特點，并對官兵的身心發展和部隊環境的變化產生深刻的影響。因此，我們必須根據生態系統自然平衡、協調進化的思想，營造有利于生態主體發展的思想政治教育生態環境，協調思想教育生態環境的外部因素，建設和諧的內部生態環境。

1　加強軍隊思想政治教育內生態環境建設

1．1物質環境。“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部隊的物質環境是思想政治教育生態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影響思想政治教育生態主體發展的基本條件，它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教育裝備與圖書資料。軍隊教育裝備與圖書資料是思想政治教育生態主體不可缺少的教育、教學和學習、發展的工具。部隊應該落實訓練場地、教室、健身房、課桌椅等營區設施設備的國家標準，對軍隊圖書館藏書的最低限額也應該做相應的規定，并且采用教育督導手段促使其設備配備標準化，以保障思想政治教育生態的運行，并盡可能的使之符合官兵的身心發展特點。營區的設備對官兵的全面成長，特別是對官兵開發智力、培養能力關系很大。軍營只有充實而又藏書豐富的圖書館，才能改變教學的方式和方法，培養官兵的自學能力。二是教育經費。教育經費的合理使用也會對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產生重要影響。教育經費是思想政治教育生態存在、運行和發展的基礎。合理使用教育經費，就是按照思想政治教育計劃有保障的投入，不能把教育經費挪為他用。

1．2制度環境。所謂制度環境，就是指依據部隊的性質、任務和目的，有意識地選擇，對部隊各種工作具有強烈的規范性、層次性、組織性和程序性規定的有機集合。教育的制度環境是有關教育的各種規則與要求。如果教育組織需要得到廣大官兵的支持，它就必須遵守這些規則與要求，要受到既有的已經成為文化和傳統組成部分的各種制度、規章的約束。教育組織對于環境資源的利用程度取決于有關的教育制度安排。而制度安排則是營區環境建設的具體體現和延伸。對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態系統來說，要使各個子系統形成相對獨立的自私、自我約束、自私備爭陽自我激勵的運行機制，在宏觀匕形成規范的教育管理體系和法律體系，以保持制度環境的動態平衡，優化營區教育環境建設，就必須針對政冶初關存在的突出問題，開展有針對性的整頓和治理，從而建立和完善—整套科學、合理和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與管理棚制。

1．3文化環境。軍隊文化環境包括：一是美化育人環境。軍營物質文化作為一種物質的客觀存在，能為官兵的感官所直接觸及，具有直觀形象的特點。良好的、富有個性的軍營建設，一方面可起到美化環境、裝飾軍營作用，另一方面又能以其獨特的物質文化形態影響官兵，起到陶冶情操、凈化心靈的作用。軍營物質文化建設以創建優美育人校園為主要目標，做到環境綠化、美化、凈化、靜化的可持續，充分利用營區空間進行植樹、栽花、種草，將營區辦成“園林式單位”。二是優化管理環境。為了保障軍隊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序開展，應該健全各種發揮宏觀調控作用的中長期管理制度。比如德育管理制度、教學管理制度等。部隊還要在培養目標、各項規章制度及管理制度等方面相應形成嚴密的組織機構，有明確的培養目標，有嚴格完整的規章制度和組織紀律，從而促進軍營制度文化環境建設的規范性、組織性和秩序性。這種具有紀律性的制度文化環境，一經官兵的認同，不僅能促進官兵良好品行和價值觀念的形成，更能凝結為一種無需強制就能在官兵中自然傳承的精神文化傳統。

2．加強軍隊思想政治教育外生態環境建設